金庸论文文献

金庸小说中塑造的叛逆形象不多，但他们个性鲜明的反叛行为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过作为杨康的儿子总是被正教人士戴上有色眼镜来评价，少年的逆反心理和无畏气质强化了他的叛逆意识，使其更加顽皮。在人人敬仰的“侠之大者”郭靖的桃花岛连连闯祸，太师父柯镇恶扬言要离开桃花岛，郭靖只得将其送往重阳宫。还未拜师，因不满全真教道士莫名其妙地骂郭靖“淫贼”，就故意戏弄全真教道士，后来又弄得重阳宫人仰马翻。他从师父赵志敬那里逃了出来，彻底成了．正派人士的“弃儿”。而这种对正派人士的逆反心理和判逆意识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而消解，相反还不断得到强化。因此才可不顾世俗的眼光和其师父小龙女相恋、结婚。环境的逼迫和少年时与生俱来的反叛意识并没有使杨过屈服，他挺起胸膛跟世俗社会抗争到底，终于取得了胜利。大理国王子段誉，生在一个武学兼帝王之家，一个人人学武的环境中，他的父亲想尽种种办法逼其学武，他却用佛家的教义跟他的父亲连辩了三天，“始终不服”，“逼得紧了，只得逃走”。钟灵说他：“武林之中，倘若有人能学到几下你爹爹的点穴功夫，你要他磕一万个头，求上十年二十年他也愿意，你却偏偏不肯学，当真是奇怪极了。”(《天龙八部》)段誉初涉江湖，一心想通过他的“之乎者也”来劝他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说：“平生最不爱瞧人打架”，“这样你砍我杀的，有什么好看?还不如瞧人家耍猴儿戏好玩得多。”他对武功的鄙视其实是对社会主流行为模式的一种反叛，因而他成了一个另类的叛逆形象。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这样一位弃绝武功的“书呆子”反而学成了令人羡慕的绝世武功“北冥神功”和“一阳指”。他是不是因此向主流行为模式屈服了呢?没有。他仍然慈悲为怀，宽容善良，并不以有了“北冥神功”和“一阳指”而放任自己。他仍然坚定着以文道治国的信念。可以想象，大理国在他的治理下定是刀枪入库的和谐社会。令狐冲的叛逆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交友不分教派，只要人好、讲义气，皆可成为朋友。在令狐冲还未正式出场前，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通过他人之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幽默、顽皮、机智的年轻人形象。在正派人士看来，他竟然和“采花淫贼”田伯光称兄道弟，同桌饮酒，还戏弄“青城派”弟子，单单就这两件事他便成了正派人眼中不可救药的人人皆可斥责的“不正经人”。后来，他跟魔教圣姑交往，帮助任我行打败东方不败，成为魔教的红人，华山派的弃徒，更是为正派人士所不齿。而他依然我行我素(虽一直以未能重人师门而耿耿于怀)。在看到曲洋和刘正风即将死于费彬手下，他挺身而出，间接质问费彬：“欺辱身负重伤之人，怎算得上侠义?残杀无辜幼女，怎算得上侠义?如果人人都是这样，那和邪魔歪道又有什么区别?”当看到华山石洞中的刻字，他问自己：“莫非五岳剑派真是‘比武不胜，暗算于人’?”他的疑问进一步加深。风清扬在华山山洞传“独孤九剑”给令狐冲时说过：“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狗臭屁!”“令狐冲微微一笑，风清扬这几句话当真是说到了他心坎中去，听来说不出的痛快。”(《笑傲江湖》)这些想法正是令狐冲平时无人倾诉的真诚心声，没有这种信念，他是做不出那些当时惊世骇俗的事情来的。杨过也好，段誉也好，令狐冲也好，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对当时所生活的环境的一种叛逆。对这些叛逆人物金庸是怀着深深的赞美和敬佩之情的，简直就是他自己生命的象征。这些是在搜索的.应该还有不少关于金庸小说人物的论坛,上面的评论可能会有用,推荐TXT论坛.

“金庸作为一个综合现象，既是文学性的，亦是超文学性的，甚至还有传播媒介、政治及社会伦理的意义。”⑷自80年代初开放以来，大量港台文学及流行文化如电影、电视、流行曲等流入内地，在内地缺少通俗文化的情况下迅速流行。金庸小说能赢得这么多的读者，反映了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文化艺术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能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丰富多元的文化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文化艺术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将文艺视为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机制”⑸，“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取代精英主义的“新文学”而变成了“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的新的文化空间”⑹。 从金庸现象本身来观察，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经营和经典制造的流行文化综合现象。“台湾是“金学研究”的发源地，也是金学研究的重镇。“金学研究”发展至今已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课题，然而它的出现，开始时不过是一个由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宣传促销计划。”⑺所以说金庸小说是非常典型的流行文化。但是，香港通俗小说家，在内地学者眼中，这却成为金庸的“原罪”。王朔在《我看金庸》中说：“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的写武侠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我们的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王朔批判的与其说是金庸小说，不如说是面对“港台文学”的“入侵”所产生的无力感和忧虑。内地流行文化在港台通俗文化的冲击下“全盘沦陷”这便是王朔的忧心所系。”⑻ 严家炎教授高度肯定金庸小说，认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提出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中向前发展的，从文化生态平衡的角度看，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必须存在。他认为由于长期受“左”的观念的影响，禁锢僵化的“高雅”观念多年来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不仅没有使文学艺术真正高雅化，反而混淆了视听，使民族文学和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得不到发扬，给一些貌似“先进”实则与我们的文化实际严重脱离的东西提供了任其肆虐的条件，阻碍了民族文学的发展。雷蒙德·威廉斯认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一样，只是示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其社会功能是一样的，文化乃一整体，并不仅存在于“高”、“雅”文化之内，也不单只涵盖文化中“最好的东西”。“高”、“雅”文化不外乎是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某种形态，“高”、“低”、“雅”、“俗”之间的森严界线亦应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