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近代化对比论文题目

你可以先写 甲午战争的起因 还有签了 马关条约 对中国的影响 还有中国当时的社会 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对比 对比可以有很多方面 比如经济 军事 国民 下面是甲午战争的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甲午战史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锋芒初露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2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中国军队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太后说，光绪1875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 。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战争过程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崐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发生于9月17日 ，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沟）附近海面。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10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12艘。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睿、赤城、西京丸诸舰。但北洋舰队中致远舰亦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200余人牺牲。下午，北洋舰队10舰中 ，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撤离战场。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金县）。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马关条约》的签订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马关条约 中国与日本与1895年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85年3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大军入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军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占领大片领土。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 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4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要中方明确表示是否接受，不许再讨论。在日本威逼下，清政府只得接受。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两。4．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5．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马关条约》是1860年中英、中法等《北京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加给中国的一个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也适应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愿望。条约签订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中国付给日本“酬报”银三千万两。【附】条约全文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对象，永远让与日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以鸭绿江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及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辽东湾南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亦一并在所让界内。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三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第三款、前款所载及黏附本国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国所约疆界于地形或地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改。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馀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还清，除将已付息金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馀仍全数免息。第五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两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臣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后两个月交接清楚。第六款、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决。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交国见行约章为本。又本国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以两国全权大臣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第一、见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庆府。（三）江苏省苏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见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物，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旅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什派，以及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第七款、日本军队见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第八款、中国为保证认真实行约内所订各款，听允日本军队暂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定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仍不撤回军队。第九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遣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第十款、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第十一款、自本约奉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及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烟台互换。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押印）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芳（押印）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一等伯爵伊藤博文（押印）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押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订于下之关缮写两分。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1）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2）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大借外债，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3）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4）允许在华投资办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十九世纪以前，日本人完全生活在中国文化影响之下。 引人注目的是，盛唐留给日本人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许多在中国早已演变了的古代风俗，却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比如和服，就是唐时衣装。席地而坐，榻榻米，也是唐时风俗。1903年到日本留学的梅景九到了日本，对此颇觉惊讶："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开端，但差别很大1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不学习西方制度，明治维新技术制度一块学，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这是两国最大的不同，2目标不同，明治维新主张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洋务派主张利用洋务运动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3领导阶级不同，明治维新是中下级武士和资产阶级化的新型地主，商人领导的，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官僚地主领导的4结果不同，明治维新是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国家强盛，洋务运动最终失败5性质不同，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洋务运动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

中日近代化之比较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二、传统和改革派的态度 从传统文化及改革派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来看，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由于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历史，统治者素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为“夷”，加上长期的出超，使统治者一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甚至资方的富裕也以来于中国。观念上的自大，一直束缚着统治阶层，改变现存的体制是难上加难。郭沫若曾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崇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文化为夷狄之邦。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然有它的固有文化，有外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些。” 日本民族具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日本曾有过三次学习外来文化的高潮：一次是古代有选择地吸收我国古代文化、技术和政治制度，却没有完全“汉化”；一次是近代向西方学习，从中吸收和引进了近代文化思想与科技，但并没有完全“西化”；一次是二战后全面引进和吸收以美国文化思想和科技、制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化和科技，但仍然未“美化”。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以中国为师的，同时也从朝鲜、印度学到不少东西，幕府时期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仍从荷兰等国学到一些新知识，并形成了要求革新的“兰学”派，兰学家们主张学习西方制度的理论成了明治维新的舆论准备。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为英国所败，1853年，美国佩理舰队打开了日本大门，日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直被日本人作为楷模的中国居然被西洋的船坚炮利所破，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先进文化伴随这殖民主义在古老的中国面前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自此，日本走上了学习西方的道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技术迅速被幕府和诸藩所引进。19世纪40年代后，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为日本关注，并逐步引进吸收。 两国的文化传统对近代化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西方诸国经历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时，中日等国东方国家要从封建时代过渡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唯一途径进是吸收西方文化。因此，对西方文化吸取的方式，吸取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两国的现代化进程。 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历程来看，日本大致经理了“南蛮时期”（1543-1639）；“锁国时期”（1639-1720）；“兰学时期”（1720-1861）；“洋学时期”（1861-年以后）四个时期。这四个时期是日本向西方学习层层推进的进程，其文化一步步西化，国内各阶层都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16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日本，把西方的武器、消费品、文化传到日本，日本西海岸的一些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引进西方的新科技，发展对外贸易，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于是西方问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侵入日本社会的土壤之中，日本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打开了自己的眼界，热心学习传入日本的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而中国只出现过向西方学习的高潮，而高潮之外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学习的中断。因此，中国学习西方文化不连续而且不系统，受到影响的阶层也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统治者由于传统的文化观，对西方较为“漠视”，而下层人民往往对统治者有盲从的习惯，对后来的历次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阻碍。在吸收西洋文化的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中国则是属于“部分摄取型”，日本的“和魂洋才”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在坚持传统、学习西方上是相同的。但“和魂”强调的是精神上的“民族性”，而“中体”所体现的是封建制度，这也就限制了两国所能学习的内容。同样的形式大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三、改革中的比较 在19世纪后办期，中日两国都大力推进了工业化政策。但其结果是，日本在9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20世纪初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未能建立资本主义，进而在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面前，增强了其半殖民地的程度。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近代化文明中的制度、精神越来越成为日本人关注的对象。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政策、人文社会学说的倾向也日益增强。到了明治变革时期，日本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表现出从物质、制度、精神各阶层全面吸收西方。在政治方面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内阁制，由在国会里获得多数票的政党组成内阁；经济上建立西方现代化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军事上，政府聘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的属于割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推行了西方的义务教育制度。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宪政等改革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上起了一顶的积极作用。然而最终都归于失败。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四、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现。

中国在被满清这个异族窃据后，使得其政府本色不可避免地具有少数民族天生的、本色的民族狭隘意识，不可能像汉民族那样充满自信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汉族具有天生的“家国天下”意识。所以满清王朝的本能首先是考虑满洲人的小集团利益，其次才是全国利益，甚至可以不保中华——正所谓“保大清不保中国”，故而满人往往是“防汉”在“制夷”之前。其结果就是造成近代史上，满清一再延误中国起飞的良机。 许多人在总结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像日本那样摆脱民族危机？为什么我们的“洋务运动”终究不及“明治维新”这问题时，都刻意或有意无意地对其核心问题不谈——因为清代的中国政治是由少数民族主导，也许这涉及了敏感的民族感情问题，所以是我们的学术禁区吧！？因为我们不能谈论少数民族一旦主持中国时局，其必然会形成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并进而本能地去压制主体民族，这大概是万世不易之理吧？世界各国概莫免俗（与清同时期印度的莫卧尔蒙古王朝也是如此，不是吗？）。 与晚清在艰辛时局中的挣扎沉沦相对，我们发现：在19世纪60年代崛起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都是单一制民族国家，其崛起都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有关。可是当时满清殖民下的中国，清政府却很害怕民族主义，当然是害怕汉民族主义。他们变本加厉地镇压汉族，其“防汉制夷”政策使得中国最大的民族汉族没有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感觉不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只是奴隶。在广大汉族百姓眼里，西方殖民者和1644年入关的满清没有本质的区别。用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的话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怪事，当我们上岸追赶那些鞑靼人时，我们看到稻田里的农民是在用一种观望的眼神看着眼前的景象，似乎这场战争与他们无关一样。我至今也无法忘记他们眼神中的冷漠，他们似乎在欣赏着发生在眼前的一切……” 看看吧，这就是过度压迫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下场：当中国的汉族人以“旁观者”的心态来观察两个“殖民者”在自己世居的土地上博弈，再加上满清政府的“防汉”意识大于“制夷”意识，这些造成了全中国无法在外敌侵略时形成一种最有效的抵抗精神——民族主义，因为只有“民族主义”才是先天的最有效的抵抗侵略者的精神。至少，我无法想象当英法联军及后来的八国联军杀进北京城时满清会号召国民以苏武、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先烈为榜样去抵抗异族侵略吗？——满清的尴尬身份使它惮于这样做…… 同样的例子，我们发现当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夷夏思想”和“尊王攘夷”思想以及“忠君”意识影响的日本，每当遭遇外敌入侵时都能同仇敌忾——远的如对蒙元入侵的奋起抵抗，近代在遭遇美国柏利将军洞开门户后发奋图强的“明治维新”改革，都使日本在困境中崛起，俗话说的好嘛：多难兴邦。 日本之所以能做到如此，与满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日本是一个单一制民族国家，全国上下都是一个民族——和族。所以，日本的改革者敢于改革，因为他们的束缚相对于满清来说要少很多。当权者与基层百姓既然同属于一个民族，其差异必然小很多，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为什么可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满清却没有那个魄力，非其不能也，乃其不为也…… 记得当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曾经拜访俾斯麦，请教如何使中国强大。俾斯麦直言不讳地说：“学习德国模式当然好，但是不适合中国，因为德国是单一制民族国家，所以上下同心，利益高度一致，而中国是满清执政，如果效仿德国的模式，其结果很有可能是中国的江山将从满洲人手里失去……，相比而言我对日本到是很看好，这个国家与德国一样，都是单一民族国家，而且民族狂热，尚武好斗，有远大的民族抱负。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政府学习欧洲制度化的改革不必有什么顾忌，担心政权会被取代。所以，你们中国最多只是学习欧洲的技术而不敢于学习制度，而日本则以学习欧洲的制度为主，二十年后，中日两国之间肯定会有巨大的不同……” 历史果如俾斯麦先生所料，我们说，旁观者清，作为中立的超脱的旁观者，俾斯麦可以无所顾忌。所以他以自己的睿智眼光洞穿了满清的软肋。

可疑的相似 是啊，中国和日本的相似之处太多了。从外表、文化到精神气质，好多地方都难分彼此。十九世纪以前，日本人完全生活在中国文化影响之下。引人注目的是，盛唐留给日本人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致许多在中国早已演变了的古代风俗，却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比如和服，就是唐时衣装。席地而坐，榻榻米，也是唐时风俗。1903年到日本留学的梅景九到了日本，对此颇觉惊讶："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 两国更本质的相同点，是内在的精神气质。两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都是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禅宗"在中日两国都很流行，两国人在精神发展中都注重克已反省，注重静思默想。日本人在枯山水、日本画、茶道、插花中表现出的简约、淡远、别致和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取向完全一致。两国人的性格都偏于内向，"面子"哲学是两国人共同的处世哲学。为人处世讲究含蓄忍让，说话都习惯于拐弯抹角，"一切尽在不言中"。日本人还发明一个专门的词汇"腹艺"，也就是说有些意思不用说出来仅仅通过感觉大家都能明白。两国人都注重集体主义，倾向于压抑个性。中国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而日本人有一个人人尽知的谚语："出头的钉子要挨敲"。两国人在社会上都讲究论资排辈，这一点，在日本尤为明显，在公司的升迁基本上都是按年龄资历而不是能力。两国社会上都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宴会入席时，大家都会为入席的次序拉拉扯扯，争上老半天：不是争先，而是争后。直到现在，两国的社会机制也惊人地相似：家庭在社会上起着核心作用，三代同堂甚至数代同堂。家庭中都强调长幼尊卑，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大男子主义气息同样深厚。高考一样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最严重关口。入学考试对两国学生同样是一场灾难。"教育制度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培养出来的人只能照章办事，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高中教育主要是为了应付报考大学，而不是为了真正学习知识。例如语文课就是让学生认真准备考试中要遇到的那种复杂语法问题。"这种批评中国人听起来准以为是在说自己的国家。¨¨¨相似性可以无休无止地罗列下去，涉及两国社会的每个方面。可是，这种罗列对解决我们的困惑丝毫没有帮助。如此相同的两个民族，为什么会在炮舰面前的反应截然不同？为什么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两个国家现在差距如此之大？为什么日本人学什么像什么，总能青出于蓝而胜于兰，而什么东西一到中国立刻会被中国特色熏染得面目全非？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思考得还很不够。想明白这些问题也许对我们这个民族至关重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几年以前，中国足球虽然冲不出亚洲，可是对日本队却从来都是信心十足，见一次灭一次。近几年来，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同时重视起足球运动，同样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开展职业化，引进球员，聘请外国教练。几年之后的结果却判然相反，日本队由亚洲三流球队一跃成为顶尖球队，打遍亚洲无敌手，轻而易举地冲入世界杯，冲入奥运会，而且在奥运会上一鸣惊人，击败巴西队。而中国队十年来花巨资到巴西留学，请洋教练，换国产教练，再请洋教练，招术用尽，却依然屡战屡败，甚至比以前败得更惨。如果我们正视一眼这个鲜明的对比，好好思考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距，也许我们的足球事业就有希望了。可惜，几乎从来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在上个月中国队刚刚经历了又一次惨败之后，报纸电视上的评论声音铺天盖地，却没有一个人从中日足球的对比中寻找原因。中国足协智殚力竭，却从来没想过认真研究一下日本的经验。这真是个意味深长的象征。饱经风霜的老人与新发于硎的青年中日两国的差异被相似性深深覆盖，但是挖掘出来之后，却又触目惊心。说到底，民族性格与个人性格是一样的，都是由先天条件和后天经历两方面决定。中国仰卧在亚洲大陆东端，体积庞大，邻居众多，漫长的历史中她经历的事太多了。她的内部展开过反反复复的惨烈争斗，王朝一个又一个频繁更替，历史一遍遍被刷新改写。她和四邻的关系错综复杂，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被征服，经历过无数次发现的喜悦，也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失败，经历过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最伟大的帝王和最昏愦的统治，经历过无数天灾人祸。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见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已经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变得有些懈怠疲倦，反应迟钝。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都难以改变她那迟缓拖沓的脚步，不论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日本民族性的特殊来自于地理条件的特殊。日本列岛孤独地漂浮在大洋之中，几千年里从来没有和外界有过直接接触。世界上没有那个民族象日本人一样从没有被异族侵略和征服过，也没有那个民族的构成成分象日本人一样血统纯正。没有任何国家能像日本一样，几千年来，一直由一个家族统治，从没有发生过王朝的更迭。日本人虽然也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但这份历史好比一份简单的履历，一目了然。一系列的与众不同铸就了日本人独一无二的个性。他们就像一个未经世事的青年，锐气十足，锋芒未损。这个青年从小就是在忧患中长大，由于饱受风霜磨砺，他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众所周知，日本列岛面积狭小，土地贫瘠，自然环境相当恶劣，而且时时刻刻处在地震、海啸、火山的威胁之中。和地大物博的大陆国家相比，日本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只有通过努力拼搏才能生存下去。所以，日本人的物质生活向来十分简朴，他们不重视享受而重视精神力量，重视保持刚健顽强的心态。本世纪之初，许多中国人东渡日本，去寻找救中国的捷径。虽然那时的中国贫困已极而日本已走进富强，可是中国留学生最不能适应的却是日本人生活的清苦。"无论哪一个中国人，初到日本的几个月中，最感觉到苦痛的，当是饮食起居的不便。""房子是那么矮小，睡觉是在铺地的席子上睡的，摆在四脚高盘里的菜蔬，不是一块烧鱼，就是几块同木片似的牛蒡。这是二三十年前我们初去日本念书的大概情形；大地震以后，都市西洋化了，建筑物当然改了旧观，饮食起居，和以前自然也是两样，可是在饮食浪费过度的中国人眼里，总觉得日本的一般国民生活，远没有中国那么舒服。但是住的再长一点，把初步的那些困难克服了以后，感觉马上就会大变起来；在中国社会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得不到的那一种安稳之感，会使你把现实的物质上的痛苦忘掉，精神抖擞，心气和平，拼命地只想去搜求使智识开展的食粮。"若再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令人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而且正因为日本一般的国民生活是这么刻苦的结果，所以上下民众，都只向振作的一方面去精进。明治维新，到现在不过七八十年，而整个国家的进步，却尽可以和有千余年文化的英法德意比比。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话确是中日两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这是郁达夫对他日本生活的回忆与感想。他写此文之时，日本侵华尚未开始，他也绝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死于日本宪兵的暗杀。此时此地，他对日本充满了美好的印象。事实上，大多数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对日本人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颇为欣赏。在日本留学多年的蒋介石回国后虽然位高权重，可是终生生活简朴，每餐只吃一小碗饭，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据说，这是在日本养成的习惯。蒋介石自己说，这样严格的自律，可以保持精神健旺，有助于培养自己的意志力。鲁迅和周作人回国后，也保留了许多留学时代的生活习惯，终生不改。这个青年的第二个特点是高度敏感。由于日本人一直独居一处，和其它民族很少直接接触，所以，他有点孤僻内向。同时，就像日本人普遍身材比较矮小一样，生活在中国身边的日本不论从国土面积还是文化发展上都显得先天不足。在日本人的经验中，外界一直是先进文明和潜在威胁的来源，和日本的生存息息相关，对外界，日本通常是既恐惧又羡慕。要不是灿烂辉煌的大陆文化的强大辐射力，日本人也许至今还生活在蒙昧之中；要不是1281年那股如同从天而降的神风，日本早已被蒙古帝国的铁蹄踏碎。所以，自古以来，日本人就保持着对外界的高度敏感，外部世界的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神经绷得紧紧的。即使在闭关锁国只留长崎一地对外贸易的幕府时代，日本也一直在密切关注外界的一举一动。幕府当局在对外贸易中有这样一个特殊规定：凡是在长崎做生意的外国商人都必须向日本当局报告海外的各种消息，这种报告称作"风说书"，其中来自中国商人的称作"唐风说书"，荷兰商人的叫做"和兰风说书"。日本人向这些商人详细询问一切海外的新鲜事，大到各国的风土人情，小到各地的奇闻逸事，那热心的程度就像一个好打听家长里短的家庭妇女。日本人对外界持续了几百年的注意终于在鸦片战争时得到了报偿。鸦片战争不久，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不少介绍鸦片战争的书籍，详细介绍了林则徐广东禁烟的经过和鸦片战争的场面以及英国的历史地理和现状。日本人立刻认识到，鸦片战争"虽为国外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认为日本"任何事情，均可置之不问，惟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备耳。"正是这种充分的戒备心理，使日本有充分时间为后来的美国入侵做好心理准备并且采取正确的反应措施。这一点似乎是中日两国的最大差异。和日本相比，中国对外界几乎从来都是输出，很少取得。几千年不间断地领先世界，使中国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优越感，漠视来自外界的信息，只是埋头于内部事务之中。这种惯性积重难反，使中国在历史巨变中吃了大亏。直到今天，我们在现实中遇到什么问题，还是习惯于向历史而不是向外界寻找答案。这个青年的第三个特点是唯意志论者。日本人性格中有一种永不服输的倾向。日本从来也没有像朝鲜那样，心甘情愿地以小事大，做中国的忠顺属国。他对中国的臣服从来都是三心二意的。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家元首都知趣地自称"国王"，惟有日本自称"天皇"，不但僭越了中央帝国"皇帝"的名号，而且比"皇帝"还要高一级。日本和中国一样，自称"神州"，而且自称是"日出之国"，在写给中央帝国的第一封国书中，开头写道：日出之国君主致日落之国君主。这个弹丸小国尊心之强十分引人注目，事实上，正是由于他的自卑才导致他的高度自尊。生活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先进国家身边，日本没法不为自己的体型瘦小文化落后感到深深的自卑。不过，就像那些身材矮小的男人常常会把这种自卑当做动力，去使自己更加刻苦努力一样，日本人也从来没有被自卑压倒。相反，他"虽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正是这种先天不足，更激发了日本向先进国家学习的热情，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超过自己的老师。日本的民间故事中许多都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主题，象从桃子里跳出来的桃太郎，手指尖那么大的一寸法师，五分高的五分次郎，都是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最后战胜了庞大的敌人。神话是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的反映，实际上，整个日本民族一直都在梦想着有朝一日，超越自己，战胜中国。历史上那几次不成功的入侵大陆的尝试充分说明了日本人对此的急迫。面对自己的弱势，成功的唯一出路就在于不断完善自我，充分发挥意志力的作用。日本人在这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他们对自己要求极为严苛，甚至到了自我虐待的地步。日本人工作的勤奋是举世闻名的，"过劳死"就是产生于日本的词汇。平心而论，日本人的先天素质并不十分突出，他们的智商不如中国人出色，日本列岛从来没出现过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艺术家。由于血统过于单一，他们的体质也很一般。当中韩等国的体育运动普遍开展起来之后，日本在亚洲体坛的地位迅速滑落。日本人之所以取得今日的成就，几乎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屈不挠的天性。还是以体育为例，当今日本在世界体坛的领先项目，几乎全都是以耐力意志取胜的项目，比如马拉松等等。正是靠着毅力，日本人充分调动起自己的全部潜能，反而取得了比那些先天条件优越的国家更大的成就。不可否认，日本人的这种意志力具有巨大的威力。回想一下甲午战争时的情形，当时的中国虽然贫弱，可是若论国土、资源和军力，还是远强于日本，北洋海军花巨资购建的"定远"、"镇远"两舰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少数国家才能拥有的顶极战舰。然而，日本人坚定的意志必胜的决心和机动灵活的战术弥补了实力上的差距，轻而易举地把中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彻底击溃。而几年后的日俄战争更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战争之初，几乎没有人相信日本会取胜，可是，日本人惊世骇俗卓绝不凡的表现终于让世人对这个小个子国家又一次刮目相看，最终是日本人凭借意志获得了又一次桃太郎式的胜利。可以说，日俄战争中，日本人主要是靠不要命的精神吓倒了俄罗斯。 不过，也正是迷信意志力使日本人最终走向了失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就是凭借意志狂热悍然和整个太平洋沿岸的邻居们开战。这场战争力量对比的悬殊大大超过以往，当时的日本，孤身一人与美、英、中、苏、法、荷、澳等26个国家作战，终于，和现实条件背离太远之后，唯意志论破产了，可是，日本人的意志狂热却依然让整个世界不寒而栗。在战场上，很少有被俘虏的日本兵，他们往往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拒不放下武器。战败之后，日本曾涌过一阵"举国玉碎"--以全民族的生命为代价拼到最后一刻以抗拒投降的全民族的精神冲动。这在其它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战争结束之后，还有许多日本老兵拒不投降，独自一人在东南亚荒野中象野兽一样生活。小野田中尉甚至在菲律宾的一个荒岛上同美国部队孤身战斗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虽然力量悬殊的这场战争最后战败，可是日本并非没有胜机，这才是这个国家的可怕之处。和自卑感与唯意志论相联系的，是日本人的完美主义精神。在意识深处，日本人有一种很深的自卑感。他们把自己和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理解成是自己先天不足。所以，日本人有着强烈的修正意识超越意识，总是努力地改善自己，总是竭尽全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日本人一方面高度自尊，另一方面对外来的东西从不拒绝。这正是日本人的奇特之处。日本人为了完美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明治维新时，日本人雇用了大量的外国专家。为了聘用这些人才，他们花费了大量资金。当时，大政大臣的月薪是800日元，而一位英国专家的月薪却高达2000日元。这个数额和日本一般公务员比，更是天壤之别。当时地方教员的工资多在10日元以下，最少的仅为一日元。可是普通日本人对此却毫无怨言。正是这多达数万名的专家，帮助日本把西方文明全方位地搬运到日本，大到政治方针，小到行为习惯，整个日本从里到外迅速而彻底地变了样。日本人学习什么都非常认真投入，他们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不足，总是试图用外来的先进的东西彻底取代自己体内落后的部分。他们学什么一定要彻底学透才算罢休，所以他们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总是喜欢挑毛病，总是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后，想对外来的东西修修补补，所以什么东西一旦进入中国，总是变得面目全非。在日本生活了多年的鲁迅对此深有感触。1932年鲁迅在辅仁大学讲演时说道："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到一起，倒霉是必然的。"临终前，鲁迅还念念不忘这个话题："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对付过去的。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 孤独者的孤僻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日本民族的每个优点背面，都背负着一个同样突出的缺陷。首先是孤傲。也许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风雨，他少年气盛，心浮气躁，有了一点成就之后就洋洋自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与中国一盛一衰，蒸蒸日上的日本看着中国在列强的欺凌下苦苦挣扎，心中涌起的不是同情而是蔑视。在他们眼里，昔日印象中聪明能干的中国人原来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他们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优秀民族，这让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大国阴影下的他们心中涌起一股恶毒的快意。他们称中国为支那，用这个意思暧昧的词来作为中国几千年前漫不经心地叫他们为"倭"的报复。甲午海战打败中国之后，这种蔑视又进一步发展为毫无道理的仇视。正如幸德秋水所说："在对华战争时，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空前极端地发展起来了。他们蔑视中国人，骂中国人软弱无能，还痛恨中国人。而且这些不只是用言辞来表达：从白发老人直到幼童都对这四亿人满怀着血腥的敌意。"在东京的街头上，中国留学生往往因为衣着发辫而遭到顽童们的追逐嘲骂。民间的印刷品、传说和诗歌充满了对中国的污蔑之词。说什么中国人是劣等民族，天性不思进取，懒惰退化，肮脏污秽，等等等等。更为荒唐的是，他们认为日本民族的一些缺点也都是从中国传染过来的，不是日本人本身所固有。这样荒唐幼稚的说法只能说明日本人性格的浅薄与不成熟。二战失败的挫折也没有给日本人太多的教训。战后经济的迅速崛起又使他们再度张狂自大起来。日本街头曾出现过这样一本畅销书《再见，亚洲》，在这本书里，作者长谷川庆太郎把日本比作高耸入云的霞关大厦，而把其它亚洲国家比作东京湾里的垃圾岛，认为日本继续和亚洲国家打交道对日本已不再有什么好处，只会染上他们的缺点。他主张日本甩开亚洲的穷朋友，把投资重点转向欧美，这样才有利于日本自身的发展。甚至对欧美国家，日本也开始不恭敬起来。他认为英国人气质消沉，法国人过于轻佻，而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墨西哥人降低了美国人的整体素质。马野修二甚至宣布：美国不过是一个由欧洲劣等的下层阶级后裔凑成的移民国家。日本人越比较越觉得自己确实高人一等，日本一些学者通过一系列独特的"研究"后宣布，日本人的大脑、语言、气质乃至风俗习惯都比世界上其它民族优秀高贵。日本开国以来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就是证明。 日本人第二个突出的缺点是自私。由于自古以来很少和外界接触，日本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孤僻性格。他不懂得关心别人的感受，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一切都是从自己这个原点出发，只知道取，不知道予；只知道进，不知道退。每年八月，日本各地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悼念在原子弹灾难中广岛长崎的死难者。全日本上下都沉浸在悲痛和激昂中。走进日本任何一家图书馆，人们总是可以发现关于那场灾难的纪实、回忆、资料数不胜数。日本人至今还要求追究美国滥杀无辜的责任。可是，面对自己在战争中给那么多国家造成的那么惨痛的灾难，面对旅顺屠城，济南惨案，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日本却总是支支吾吾，再三搪塞，不肯真诚道歉，甚至不肯承认。 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精僻地指出："日本人对其它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不论如何，他就是不会对人将心比心，平等相待。在日本眼里，世界是分成三六九等的。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待中国劳工如同对待牲畜，肆意凌虐，毫无人道精神可言。他们对被征服地区的剥削达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对那里人民的极端痛苦视若无睹。即使是现在，我们也经常能听到日本封了本国的山林，却到别的国家去进口木材，或者利用别国的贫困，向他们输送核废料的消息。 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日本，在亚洲却有着吝啬的名声。虽然他在二战中欠了邻居们很多的债，虽然现在他十分富有，可是却鲜有对他国的慷慨之举。他在亚洲没有交下一个朋友。甚至在世界上，他也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它至今也把握不好如何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与自己经济地位相称的作用。 日本人第三个致命的弱点是缺乏绝对的价值标准。 小个子日本总让人想起红与黑中那个野心勃勃的于连，为了达到目的不择任何手段。在战争中，日本人最擅长的就是偷袭。他们更像黑暗中的动物，在角落里默默盯着自己的猎物，选准时机，一扑而上。甲午战争是这样，日俄战争是这样，太平洋战争也是这样。日本海军长途奔袭珍珠港已经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正像山本五十六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袭击珍珠港，是不宣而战，乘敌人熟睡之机，割人首级，不足为取，乃东洋武士精神不能容。"日本人一向乐于铤而走险，渴望走捷径得暴利。在这个民族温文尔雅的外貌后面，是一颗渴望冒险的赌徒的心。 在本国相互间温文有礼的日本人，一旦到了外国，就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在日本时那个听话和善有礼貌的日本青年，随着部队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变成了一头凶残的野兽，任由自己体内被压抑着的兽性恣意流淌。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是"仁"这个最高价值，而在日本，人们却用"忠"取代了仁。只要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可以做。只要没被人看见，就等于没有干过。这就是日本式的逻辑。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青年意味着活力，青年意味着闯劲，青年也意味着不成熟。日本已经为他的不成熟付出过代价，不知道这个代价付得够不够呢？仅仅仇恨是没用的提到日本，每一个中国人头脑中第一个涌出来的词便是仇恨。中国人的仇日情节是这样的强固，以至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任何事物，只要和日本沾边，就有理由加以蔑视和怀疑。是的，中国人有太多的理由去仇视日本，不仅仅为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更为了日本不肯认错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