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原文链接：我国《刑法》第四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新刑法规定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适用法律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无疑是一个重要准则，但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这一原则并非易事，它比实现罪刑法定原则更为艰难，在现阶段，还存在适用刑法不平等的现象，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确立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历史回眸新中国从几千年的封建浓雾里走出，在这一漫长的“人治”里程中，君臣之道、三纲五常、受命于天、君命重于一切等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准则。毛泽东与黄炎培沉重地谈到用“民主”来改变中国“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时，许许多多的人们还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事实上，民主就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意味着法治，与“专制”对立。我国在1954年实现了立法上的平等，确立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法制原则，1954年宪法的诞生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从1957年下半年起，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直到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乱党乱政，使得1954年宪法还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时，就结束了生命，一部有着严重错误和缺陷的1975年宪法在制乱者的操纵下颁布了。这次立宪，可以说是中国立宪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它取消了1954年宪法确认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反映了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轻视。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国进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3月5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1978年宪法。由于当时一些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是非还没有搞清，对极左路线的危害及其批判还不够深人，特别是作为极左路线产物的“文化大革命”还未遭到全盘否定，因而“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仍未在宪法中得到肯定和恢复。因此，对1978年宪法的修改已势在必行。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1982年宪法。重新确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要求任何人都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1978年刑法由于立法的原因，没有明确规定刑法的基本原则。1997年修订并颁布的新刑法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作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并在总则里明文规定出来，是有其自身的特殊内涵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立法体现从一般法理上讲，刑法面前人人平等，首先是立法上的平等，没有立法上的平等。司法平等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首先，就我国刑法而言，总则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从这一规定的精神来看，适用刑法平等原则，所追求的不是多数人或绝大多数人在刑法面前的平等，而是要求一切人、任何人在刑法面前的平等。

建立有限政府应该是宪政的基本精神。这一精神具体表现为两个宪政原则:一是公共权力是人们通过宪法授予的，不得行使宪法没有授予的和禁止行使的权力；二是公共权力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有义务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保障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基本精神为：1、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精神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精神3、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4、改革开放的精神5、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虽然宪法是实施宪政的前提，然而，基于宪法所要实现的理念与精神，以及成文宪法典在内容规定中会呈现出各种矛盾状态，并非全部实施的宪法都能够实现宪政要求。作为宪法学中比较重要的概念而言，宪法精神所反映的是一种国家权力制度在宪法中所呈现出的人本化价值追求，其贯穿了宪法的整个过程，更是对宪法基本内容进行了统率。同时，利用宪法中的具体规定、规范以及原则等内容集中展现宪法精神，此也是整个宪法内容的核心与本质所在。

宪政的基本精神是理解、沟通和包容。

主要是论述法的本质，为什么要有法。为什么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像过去喊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不这样，那会怎样。

【论文标题】论古典自然法思想对近现代宪法与宪政的影响【作者简介】周叶中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胡 伟 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英国学者劳特派特曾指出：“如果没有自然法体系和自然法先知者的学说，近代宪法和近代国际法都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在自然法的帮助下，历史教导人类走出中世纪的制度进入近代的制度。”〔1 〕的确，尽管导致近代宪法与宪政产生的原因很多，但如果从思想渊源上考察则可发现，古典自然法思想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自然法哲学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论以及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而系统阐述理性主义自然法理论的则是西塞罗。其基本观念在于，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自然法则，而且一切个人、国家和制定法都必须遵循。这一理论模式一直为后来的自然法哲学所继承。在此基础上，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派结合当时欧洲各国的政治现实，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崭新政治法律内涵的法哲学体系。这种体系以自然状态为起点，以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原则为理论核心，以社会契约和宪政国家为其政治结论，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论证为自然法的普遍原则，并据此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对未来宪政社会进行天才的设计。正因如此，古典自然法思想在17、18世纪的欧美国家得到了广泛传播，并作为指导理论在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成果的巩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近代宪法与宪政的产生和发展来看，这种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自然法的许多主张在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中都得到了反映。本文试图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主权、法治、三权分立以及最高法等六大方面对此进行一些分析。一、天赋人权：宪法与宪政的起点和归宿近代自然法学家认为在国家产生以前，人类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人人都享有自然权利并受到人类理性所演绎出的自然法的尊重。这些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平等、财产和反抗压迫等内容；国家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相约制定宪法组成政府以保护这些天赋的人权。毫无疑问，自然权利理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描绘和论证了自然状态下人类的权利状况，而在于它从所谓人的理性出发，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政治观念，从而为宪政国家的产生和公民政治权利的保护提供了哲学基础。第一，天赋人权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神学世界观和君权神授说，从而在理论上为宪法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众所周知，奴隶制、封制国家不可能产生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2 〕虽然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形式的原因在此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世界观和政治思想方面也存在着不可回避的障碍。在西欧封建社会，基督教神学思想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他政治思想则以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基本特征就是以上帝为中心来构建国家权力体系。而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政治论者更是强调维护“上帝创造”的社会秩序，即封建的奴役制度和等级制度，而这些制度与宪法所要求的平等、自由等价值以及民主政治制度格格不入。因此，不否定神学世界观的统治地位，宪法也就无从产生。尽管在天赋人权论出现以前，也曾有各种理论对其加以批驳，但都由于没有摆脱神学的哲学框架而不能触动其根基。而古典自然法认为，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直接从人的共同本性中推导出来，并不依赖于神学。这种观念的提出，完全从人的理性而不是神的意志出发来构建政治理论体系，以法学世界观代替了神学世界观，从而最终将神权逐出法学领域，推翻了神学政治论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从此，“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3〕第二，宪法产生的另一障碍是封建专制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君权神授理论维护着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认为国王是唯一的主权者，人民对其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权利只不过是主权者对臣民的恩赐。而自然法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人人拥有的自由、平等权是一种与人的本性联系在一起的天赋权利，在这种天赋人权受到专制的侵害时，人民有权以暴力推翻暴君。这样，自然法学者通过倡导尊重人们普遍享有的生命、自由、平等和反抗压迫的权利，从而不仅预言了封建奴役制度和等级制度的灭亡，而且也为消灭封建专制主义提供了法哲学依据。第三，天赋人权理论不仅为宪法的产生奠定了哲学和思想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对宪法和宪政社会提出了内在要求。首先，人的天赋权利不仅应该受到自然法的尊重，在政治社会中也理应得到切实的保障。而该点是任何形式的专制政治都无法做到的，这就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民主制度；同时，由于天赋权利的神圣地位，所以必须将这种保障天赋权利的民主制度法律化、制度化，并将其提高到特别崇高的地位，这样，确认民主形式普遍化的宪法应运而生。其次，天赋人权表达了一种全新的法律价值观。“古典自然法学派发现了法律与自由、平等价值之间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至少表明，一切压迫性的、专横的规则都是和法律的概念不相容的。”〔4〕 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天赋人权学说的价值内涵注入了理想社会中的法律，阐述了宪政社会下的一系列法律原则，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为了扩大自由，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等等。为了保证这种法律价值观能在政治实践中得以实现，就必须有一种高于一般法律的绝对权威从根本上确定权利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从而确保公民的权利不再象专制政体那样受到法律的侵害。这个权威就是宪法。所以，用人权价值观改造法律的结果之一，就是对具有最高权威的宪法提出了要求。最后，从政治实践来看，只以有宪法为核心，建立科学、稳定、和谐的宪政体制，天赋权利在政治社会中才能得到真正有效的保障。由此可见，天赋人权学说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神学世界观和君权神授论，而且还把保障天赋权利的重任赋予未来的宪法，使这种理论成为反对神权和专制王权的锐利武器，并被写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宣言和国家宪法之中，成为近代宪法与宪政的一项重要原则。二、社会契约：宪政国家的权力基础作为国家组成的学说，社会契约论是天赋人权的逻辑发展。其基本精神是：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在自然法的指引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通过协议建立国家（社会），制定宪法和法律，从而得到一种确定的秩序以保护自己的天赋权利。对于社会契约论，人们大多以为这只不过是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幻想。其实，近代成文宪法就是直接渊源于社会契约（公约）的。1620年由一批移居北美的清教徒签订的“五月花公约”，以及其后出现的一系列协约就是北美各州组建政府的依据，它们成为各个州宪法和美国宪法的最初萌芽和重要的历史渊源。而社会契约论的各项原则更是在近代各国的政治宣言和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尽管在表面上，社会契约只是人民建立政府的方式，但其实质则可深入到国家、政府、政治权力的来源、性质、地位等宪政的基本问题。社会契约论要求重构国家的权力体制，以契约的方式实现自然权利的分离和转换，这正是宪法与宪政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法与宪政领域最基本的矛盾，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始终是贯穿于宪政实践和宪法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二者关系处理得当与否，是宪政实践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中，国家权力无疑占居主导地位，公民权利不是法律保护的对象而是以国家权力附属者的地位而存在，这样的权力体制是由当时的专制政体和统治方式决定的。古典自然法学家在以自然权利解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后，也要求以新的眼光重新认识国家、政府的地位和政治权力的性质。社会契约论则适应这种要求重新构建了国家权力体系。在这种理论中，人们的天赋权利根据社会契约实现了一次分离，其中一部分仍由自己保留而成为政治社会的公民权利，另一部分则交给国家（社会）行使从而转化成为政治权力，这就必然得出两个基本的宪法原理：一是政治权力是人民通过契约（宪法）授予的，其主体根源是也只能是社会的大多数；二是政治权力从根本上讲是天赋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派生物，其目的在于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不是目的，而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工具。这样，社会契约论所表达的政治观念完全矫正了中世纪被扭曲和颠倒的权利——权力体制，理顺了国家与公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是说，权力与权利虽然在表面上是对立的，但在本质上却是同一的，它们同一于自然权利。因此，社会契约论不仅否定了强力创造的权力和专制政体存在的合法性，论证了宪政社会中公共权力的性质和政府存在的法律依据，而且强调了公民权利是宪政国家的根源之所在，在宪政体制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在阐述社会契约的性质过程中，宪法在新的国家权力体制中的任务与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说明。既然宪法是社会契约的法律表现，那么就必然要体现社会契约的根本宗旨，即让天赋权利得到公共权力的切实保障。因此，在政治生活中，宪法必须保证社会契约建立的权力体制真正实现，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进行调整和控制，不仅要使政府的正当权力得到正确的行使，而且要保障公民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尤为重要的是，要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进行合理配置，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使国家权力不致于泛滥到侵犯公民的天赋人权，也使公民权利不致于扩张到不能控制，从而形成无政府状态。毫无疑问，在宪政实践中，控制国家权力始终是宪法的根本任务。而要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就必须使宪法的权威居于国家权力之上，对国家权力的运行起到支配作用。也就是说，宪法的根本任务要求它具有国家根本法的最高地位。另一方面，社会契约实现了天赋权利向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转化，是建立宪政国家和民主政府的根本依据，因而，作为其法律表现的宪法自然成为宪政社会的法律基础和政治运行的枢纽。所以，从自然法的角度来看，社会契约决定了宪法的根本任务和至上权威。在理顺了权利与权力之主从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契约论表达了权利制约权力这一基本的宪政精神。既然公共权力、公民权利都是由人类的自然权利转化而来，那么，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公共权力的膨胀就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当公共权力不能服务于公民权利反而成为其主宰时，社会契约就只能走向瓦解。所以，在宪政体制下，公民权利必须对政治权力进行强有力的制约。从权利的角度来考察宪法，就可以认识到，静态的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人民权利无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动态的宪法则是权利制约权力的体制形成与运作的过程，宪政实践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状况，所以说，近代以来，无论是宪法精神，还是宪政实践，都始终贯穿着权利制约权力这一基本红线。〔5〕 这一精神的思想渊源无疑来自于社会契约论对权利——权力关系的深刻认识。必须说明的是，尽管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是唯心史观，它所提出的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等一整套神奇概念也是“十八世纪流行过的一种臆想”。〔6 〕但由于它从理论上阐明了天赋权利向政治社会的权利和权力转换的过程，正确地说明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以此论证了宪政国家的法哲学依据，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宪政原则，因而这些理论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近代乃至当今的宪法与宪政。从深层次上讲，宪法实际上就是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法律。由于社会契约从本质上解决了宪政社会中权利——权力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一理论构成了宪法与宪政的权力基础。三、人民主权：宪法与宪政的核心人民主权思想是天赋人权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在政治社会的升华。既然国家是人们契约的产物，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那么国家主权自然应当属于人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而公意是人们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体现。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为人民所拥有，并且为人民服务，这是宪政的基本要义，而人民主权则从最高国家权力的层次上表明了这一要义，所以理应成为宪法的精髓。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则最早确认了“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这一原则在以后各民主国家的宪法中都得到了体现。事实上，前面的阐述已经揭示，由天赋人权与社会契约思想必然推导出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而在我们看来，这恰恰是宪法产生的政治原因：一方面，实现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与控制，内在地需要一种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家根本法的调整；另一方面，制定宪法不仅要确认人民的主权者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宪政实践中以人民主权作为根本的指导原则。宪法是国家主权的最高法律表现形式，而国家主权从法律上讲，是不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具有强制性、合法性、最高性的特点。人民主权学说之所以能够成为宪法的核心是因为这一理论为主权的这些性质寻找到了政治理论依据。在宪政社会中，强力不能成为任何权力的渊源，在否定人民权利的时候强调主权的强制性、合法性和最高权威只不过是专制的托辞。而人民主权则从占社会大多数的人民之中探求主权的依据，把体现人民意志和公共利益的公意作为主权的唯一基础。所以，在人民主权理论中，每个公民服从主权的强制，只是服从了公共意志，也就是服从他自己；也只有将主权建立在人民意志之上，它才能在宪政秩序中成为合法的最高强制权力。这样，公意赋予主权观念以革命的因素，对主权概念进行了根本的改造，并把它同各种形式的专制主权论截然区别开来，进而成为宪法与宪政的首要原则。人民主权学说不仅实现了主权所有者的变换，把国家最高权力的根源归结于人民，从而奠定了宪法与宪政的坚实基础；同时，它也表现了主权所有者与国家权力行使者的分离，亦即主权者与政府的分离，认为政府只是作为个人的臣民与主权者之间的一个中间体，即主权者人民为了公共利益而建立的一个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人民把权力委托给政府，政府执行人民制定的法律，是主权者的执行人和人民的仆从。主权者与政府相分离表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在政府不能执行或违反公意时，有权将其取消或撤换。这样，人民主权的意义就不仅在于确定了政府在宪政体制中的法律地位，更从主权的高度阐明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宪政体制下政府的根本宗旨是执行人民的公意，并从中引申出人民进行革命的合法权利。这就体现出了一种与专制主义完全相反的政治价值观，因而是古典自然法的最强音。作为一个政治和法律概念，人民主权虽然相对抽象，但绝不空洞。从一定角度分析，我们同意这样的认识，“为防止政府专制起见，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实较主权的所属问题更为重要。”〔7 〕正是基于这一点，人民主权在西方宪政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相关制度作为其保障，最为突出的是人民主权与代议制度、分权制度和人民参政制度的结合。首先，人民主权思想的发展突破了卢梭所设想的直接民主制，人民主权最终主要以代议制民主的方式在宪政实践中得以肯定。尽管从理想的角度而言，代议制度是现实与理想的妥协，但从民主发展历程来看，则是对民主制的促进。无论从代议制的产生、运作还是发展趋势来看，代议制度都是实现人民主权的重要形式，特别是在代表机关与人民意志体现出同质性时，这一制度就会对人民主权的实现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8〕其次，人民主权与分权制度的结合， 是西方宪政发展的另一特征。分权制度试图通过国家权力的内部控制来维持一种权力秩序，以这种秩序作为重要保障，达到维护人民权利和实现公共意志的目的。这一点将在后文进一步探讨。最后，人民参政制度的完善更加直接地促进了人民主权的发展。“所谓人民主权，是指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能够发挥主导作用。那么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怎样才能得到反映和实现呢？广大公民普遍的政治参与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措施……它是实现人民主权，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权力来源于广大人民的根本途径。”〔9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思想家就提出了人民参政的一系列观念，如人民普选权、人民监督权、人民革命权等等，这些都演变成为近代宪法与宪政不可缺少的部分。当然，从某种角度而言，人民主权思想所得出的许多政治结论，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中同样也能推导出来。但重要的是，这一理论从国家最高权力的高度表达了这些政治原则。它的出现，标志着古典自然法的国家学说从此找到了一个理论核心，其他思想都围绕着人民主权而展开，并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同样也反映到宪法与宪政实践中，并因而使人民主权成为宪法与宪政的核心。四、法治：宪法与宪政的基本原则法治是贯穿古典自然法理论体系的思想。其基本精神在于：政府只能以正式公布和经常有效的法律进行统治；人民拥有立法权；法治意味着自由和平等。这是在总结专制主义和人治主义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开始，它就得到了近现代宪法精神的一致认同。但对它的准确内涵，人们之间又存在着诸多争议。〔10〕我们认为，对法治的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首先，法治是一种以民主内容为核心的法律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强调的是法律尤其是宪法的最高权威，否定的是个人意志的专断。“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是在法律与个人（或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服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11〕可见，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法治的内涵中极为重要。因此，近现代各立宪国家为了巩固和完善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无不重视对宪法权威的维护和宪法法律的实施与监督。继美国确立起司法审查制度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宪法保障制度。所以，法治理论对于法律秩序的需要不仅要求、而且也促进了宪法权威的树立。其次，法治也是一种政治体制，一种有限政府的体制。在思想史上，卢梭最早将法治与民主共和国相结合。其实，“法治不仅是以法律统治老百姓，更是以法律约束统治者。法治就是对权力的限制”〔12〕，“政府的权力也要受法律的限制，这才是法治的实质意义”〔13〕。也就是说，法治要求权力置于法律之下，把个别意志置于普遍的支配力量之下，只有这样，权力才不至于被滥用。按照这种思想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就是有限政府。同时，宪政是个动态过程，它也必须以一定的政治体制为载体，否则其基本原则就无从实现。宪政体制的根本要求，就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植根于体现人民权利的宪法之中，而这恰好与法治的根本要求相一致。从国家权力的角度而言，宪政体制就是建立有限政府，即政府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支配与制约。所以我们说，就体制来看，法治与宪政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第三，法治更是一项广泛的民主原则。“不是任何一种法律秩序都称得上法治状态，法治是有特定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法律秩序。”〔14〕这种价值的核心就是对公民权利的承认和保护。正如古典自然法学家已经表达过的，如果否定了自由平等和人民主权这些法律原则，宪政国家就会褪变成为法律的专制。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一系列贯穿于立法、执法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这些价值的实现，如人民拥有立法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与共和政体相结合等等。从宪法规范来看，对法治这一含义的确认最为明确。“人权宣言”宣布了人民立法权和法律上的平等权，确立了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以及适当的法律程序。这些关于立法与执法的原则为宪法的法治原则奠定了基础，成为各立宪国家的样板并继承至今。可见，法治的民主内涵对立宪行宪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应该肯定，法治是一项内涵非常丰富的制度，从不同角度分析就能得到不同的意义。但无论怎样解释，法律秩序、政治体制和民主原则这三项内容都不可或缺，也正是这三项内容始终贯穿在宪法规范与宪政实践之中，成为民主宪政的基石。五、分权制衡：西方宪政体制的基本模式分权制衡学说是古典自然法发展的重要结论之一，它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这三个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保持互相牵制与互相平衡的关系。分权学说一经确立，就被西方国家的宪法所普遍采用。美国宪法根据其精神确立了典型的三权分立体制，而法国人权宣言更是确定凡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自此之后，分权原则几乎写入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并在其基础上组建了分权政府。尽管其具体形式多有不同之处，但分权和制衡这两个基本点则始终得以保持。如果说社会契约论体现了通过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宪政宗旨，因而是一种纵向制约的话，那么分权学说则通过规范国家机关之间权力的合理分配、行使和监督，以权力制约权力来构建一国的宪政体制，因而是一种横向的制约。这两种制约的相互结合，表现了古典自然法关于宪政运作过程的基本内容，可以从中看到近现代西方国家宪法的大致框架及其所调整的基本关系。所以我们认为，分权制衡乃是西方宪政体制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了西方宪政中以法制权、以权制权的指导思想。而且，与我们的传统认识相反，我们认为，分权制衡不仅没有破碎、削弱国家的主权和权力，相反，通过权力的分立、牵制、配合、平衡，反而达到了强化主权、优化权力结构的结果。可以说，分权制衡从权力结构方面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所理解的“人民主权”，是人民主权得以实现的一种西方模式。宪政发展的历史表明，分权制衡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它对于保证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宪政体制的完善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应该说，这种稳定性首先来自于这种模式中权力的自我限制功能。也就是说，分权模式通过国家权力的适当分立与结合，既保证了政府内部的有机配合，又使它们相互之间互相牵制平衡，从而没有任何机关能够真正掌握绝对的权力，并在总体上将国家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致于产生权力极度膨胀、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局面。所以，这种模式不仅直接控制权力——权力关系，也间接影响权利——权力关系，并从两个方面作用于宪法与宪政，使之能够达到较好的控权效果；其次，这种模式也具有较大的包容量，能够将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的斗争吸纳到体制之中，在体制内将权力斗争予以消化，从而防止斗争的激化。这是其保持自身稳定性的另一重要功能。同时，分权模式也能够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作出适当调整。因此，尽管西方社会几个世纪以来变化万千，并且模式本身也经历了阶级分权的消灭、地方分权含义的增添、政党控制逐步加强、行政权力逐渐扩大等诸多变迁，但从总体而言，它仍然在西方宪政体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而仍然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重要的指导原则。〔15〕六、最高法：宪法地位的集中体现如果说我们前面阐述的五个方面主要侧重于古典自然法对宪法与宪政内在精神的影响的话，那么从外在的法律特征来说，宪法具有的最高权威地位，同样渊源于古典自然法的“最高法”思想。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已把自然法（自然规律）与人定法（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条例、规定）区分开来，并认为自然法是“不成文的神的法律”〔16〕 左右提醒;仅供参考

这个写是挺好写的，首先你要自己你选的题目，是什么方向的，然后你要根据你的题目去分析和研究论文的要点。主要还是要多去看看类似的范文和文献。1.宪政，是对一种良性生活体的建构。它是对真实世界的渐进改革，是对真实世界存在的问题，用通行宪法规则的尺度，重新进行比量和修正。因此，关于宪政的可靠话语，从来就是围绕真实世界“实在”命题而展开；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话语方式，才能在每个具体的社会，和平地找出良性生活的可行方案。2.在现实社会中，危害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不良社会行为、不良公权行为两个方面。对不良社会行为，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制度，规定了惩罚。因此社会行为的合法化监督，已经具有一定的制度基础。3.法律大革命，是设置宪法维护机制和独立司法体系这两种过往缺乏的新机制，实现对立法、行政权力的必要监督。它既是对行政权的必要监督制约，也是对立法权力的监督制约。通常，我们认为立法机关本身是监督机关，忽略了立法本身需要监督的必要性。4.为了实现社会的和平渐进，需要在宪法规则中预设公民权利，将国际通认、我国也承诺的公民权利，预设于宪法规则之中。宪政话语，表象是公民权利话语，其源头却在公平理念。缺乏公平理念，或者历史上稀疏出现过公平理念，但没有弘扬传承的具体社会，要建立宪政制度，精神资源是匮乏的。5.在国际化竞争的时代，适宜采用“效益良好”的具象化宪政话语方式。这就是我们期待的、与清末和民国宪政极为不同、一种宪法完善和宪法监督机制构建并举、积极主动维护人类自然权利、限制无界公权力、人民群众低成本参与、具有现实改造能力的“先进法治文化建设”。它的实质，就是法律大革命。如此宪政，方才可能在纷繁话语世界中，不致于逐渐沉沦。

略论平等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刑法学界关于平等是否为刑法基本原则的争论一直存在。 刑法第四条就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关于平等在刑法中处于什么位置一直备受争议。关于平等在刑法中的地位，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平等是否能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 要正确定平等在刑法中的位置，我们必须澄清三个问题：一是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二是平等是否能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三是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关于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之争议 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一种观点认为，平等是一项法律原则。如有学者认为，人们在探讨人权体系或人权的分类时，平等一向被认为是总则性 (基准性 )人权，是与人格尊严、追求幸福等同样适用于人权各范畴的一般性原则；平等有其他权利所没有的“比较性”特质；平等的性质具有依附性，在没有其他权利作为对象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独立地主张平等权，历史上虽然有“平等权”的称谓，但这是人权相关理论的发展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误用或误解。[1]第二种观点认为：平等是一种权利。如有学者认为，1982年宪法恢复了平等权的规定，使法律平等成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2]第三种观点认为：平等既是法律原则也是法律权利。如有学者认为，现代各国宪法普遍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确认平等权之基本权利的性质。[3] （一）法律原则与法律权利 关于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的争议首先涉及何为法律原则、何为法律权利的问题。 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法律原则是指法律基础性的真理或原理，它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4]我国有学者认为，法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或准则”[5]；法律原则是寓存于法律之中，最初的、根本的规则，是为法律规则提供某种基础或根源的综合性的、指导性的价值准则，是法律诉讼、法律程序和法律裁决的确认规范。[6]这些关于法律原则的定义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得出它们如下的共性：法律原则是基础性、根本性的规则；法律原则是决定法律行为、诉讼、决定、程序的规范。这说明法律原则是高于一般法律规则的规则，它为一般法律规则提供共有的原理性基础。一般法律规则的内容是赋予法律关系主体权利或义务，而法律原则是这些权利、义务的理性基础。 何谓“法律权利”？法律权利是指法律规定的、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以至国家本身）具有自己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或要求他人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的能力或资格。[7]法律权利来自何处？从形式的角度看，法律权利来自于法律规则，正是法律以规则的形式规定了法律关系主体有行为或不行为、或要求他人行为或不行为的资格。 从法律原则与法律权利的定义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权利来源于法律规则，而法律原则是一般法律规则的基础；法律原则作为规则的基础，对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均具有约束力，而权利则是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之间的资格或能力关系，权利主体受义务主体的尊重，也就是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是相对的，有权利就必然有权利主体，也有义务主体（义务主体主要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特定的情况下才是国家）。 （二）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 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权利？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平等在法律条文中的表述方式得出这一答案。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从宪法条文的规定看，它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针对的对象是国家，即要求国家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要求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平等适用，其针对的也是国家；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当事人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是要求国家在适用民事法律时平等待人。众所周知，国家并不是一般义务主体，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家才可以成为义务主体，如在购销合同中，国家作为收购方、公民为作产品的出售方，两者在购销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互为权利义务主体。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如果说这里的平等是公民的一项权利，那么与其相伴的公民的义务是什么？如果平等适用法律是国家的一项义务，那么国家由此享受到的权利又是什么？所以，平等在这些规定中并不是作为一般行为规则作出的规定，它也没有规定法律关系主体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它只是为同一法典中的其他法律规则的适用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所以，我们认为，从这个层面看，平等显然不是权利，而是法律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项法律原则。 实际上，承认平等是法律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法律关系主体获得平等保护。因为，作为一项原则，平等对立法、执法和司法具有全面的约束力，平等是对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的共同要求。正因为如此，立法、执法和司法才有平等可言。如果平等是一项权利，那么权利主体将倚重于义务主体对于自已的尊重，而不可以对立法者提出平等的要求（即使可要求执法、司法机关保障其平等权利）。 而且，从词性上看，平等也不可能成为一项权利，因为平等是一个形容词，它表达的是事物的一种属性。例如，我们可以说，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里平等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属性。如果说平等是一项权利，那么我们所说的“权利平等”如何理解？ 二、平等能否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关于平等能否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争议 法律平等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法学界争议不大。但在刑法修订以前，甚至在刑法修订的过程中，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平等不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理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原则，宪法是母法，刑法是子法，宪法规定的原则，当然对刑法起指导作用，因而没有必要在刑法中重复规定这一原则。[8]刑法修订后，虽然刑法将平等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刑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仍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性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首先，从确立刑法基本原则的标准来看，刑法的基本原则，普遍认为是指刑法所特有的、贯穿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始终的根本准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原则，而不是其他法（包括宪法）所共有的。用这个条件去衡量，就会发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不是刑法所特有的一项原则，它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法制原则的内容。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法律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法律讲究平等与公正，如果法律失去了平等与公正，法律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条件和价值。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与公正，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现代化民主政治对每一种法律提出的客观要求，不仅仅是对刑法提出的要求。既然讲究适用法律的平等性是法律本身的应有之义，那么，作为部门法的刑法自然也应当具备，但应当具备并不等于要将其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9]当然，刑法的修订改变了大多数学者的看法，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平等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理由是：1、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这并不排除在部门法中把这一原则具体化，关键在于是否在该部门法中需要加以规定。事实上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中都规定了这一原则，因为这些重要的部门法有此需要。刑法直接涉及到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岂不是更有必要在其中规定这一原则吗？2、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人们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所以我们虽然强调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人人平等，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还不能真正做到。因此，在刑法中明文规定这一原则，有利于避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超越法律的特权问题。[10] （二）平等为刑法基本原则之分析 存在不一定合理。虽然现在学界基本上承认了平等作为基本原则在刑法中的地位，但均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刑法对平等作出了规定就承认平等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合理性，也不能纯粹基于现实的需要而证明平等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要证明平等是否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关键还在于它是否符合成立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 什么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刑法修订以前，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刑法所特有的、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指导意义和约束力的准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必须符合两个标准：一是，它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和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二是，它必须贯穿于全部刑法，而不是局部性的。[11]但1997年刑法修订后，由于刑法第四条对平等作了明确规定，且该规定是界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所以，刑法学界为适应这一变化，大多数学者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定义作了修改。从现在的主流观点看，刑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的准则。也就是说，“刑法所特有”不再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必备要素。无疑，这是刑事立法引导刑法理论变革的结果，因为如果现在仍然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所特有的原则，那么平等就不可能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平等本就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那么作为某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是否必须为该部门法所特有？我们来了解其他部门法的学者们对各自部门法基本原则的定义。从宪法学的观点看，一般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穿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12]在行政法领域中，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一般是指，贯穿于全部行政法规范，体现民主宪政精神，规范行政关系的全部行政法规范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核心准则和纲领。[13]在诉讼法领域中，一般认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或者诉讼的主要阶段起指导作用，为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诉讼参与人所共同遵守的活动准则；[14]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在内容上具有根本性、在效力上具有贯彻始终性[15]。在这些关于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的阐述中论者均没有强调基本原则是某一法律部门所特有这一性质，只是均强调了该原则对于各自部门法的根本性或最基本的特性。 而且，其他部门法还存在与刑法相同或类似的基本原则（暂且不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例如，行政法中的处罚法定原则不就与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相类似吗？行政法学界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否认其基本原则的地位？ 由此看来，将刑法的基本原则限制为刑法所特有并不科学。既然刑法基本原则不一定为刑法所特有，那么平等就不会因为已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就被否定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的可能性。 不过，笔者虽然主张刑法的基本原则非刑法所特有，但这并不否认刑法基本原则在内容上有着刑法领域的某些特性。例如，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学界均认为平等原则是各领域的基本原则，但在内容上与刑法领域的平等原则却有明显的差异。刑事诉讼法学界认为，平等原则的基本内容有两方面：一是，控、辩平等；二是，控、辩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对抗；[16]民事诉讼法学界也认为，平等原则的完整内容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平等地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17]这说明，在诉讼法领域，平等原则关注的是诉讼权利（即程序性权利）的平等；但刑法平等原则关注的则是刑事实体权利的平等问题。所以，平等原则虽然可以成为不同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但其内容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这正好说明了平等原则在不同部门法中分别具有各自的特性。另外，我们还可以佐以俄罗斯刑法学者的观点加以论证。在俄罗斯，刑法学界关于平等是否应当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也存在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刑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即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来源于宪法，但又不是宪法规范的简单重复。它表现为，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规定了同样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同样的免除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根据、同样的消灭前科法律后果的条件。这是刑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特殊性之所在，也是它存在的价值。因为宪法上的这一原则除了直接作用于社会关系外，还必须借助于部门法的特殊性间接作用社会关系，从而全面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18] 另外，值得探讨的是，作为法律价值的平等能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吗？其实，以平等为法律价值为由否认平等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时，也就否认了平等作为法律（包括宪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因为平等是一切法律的价值追求。但学界对于平等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从来不存疑义。即使从刑法本身出发，我们也较容易否定这种观点。因为，自由是法律（包括刑法）的基本价值，这是得到学界一致认同的；自由是不是刑法的基本原则？答案是肯定的，只是称谓上不是称之为自由原则，而是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为了自由而存在的）。所以，笔者以为，不能因为平等是法律价值而否定其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那么，平等是不是贯穿于全部刑法规范的根本性准则？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刑法平等包括立法平等、司法平等和守法平等，从司法的角度看包括定罪平等、量刑平等和行刑平等。 当然，现实需要并不是平等是否能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理由，它只能说明是否有必要将平等以条文的形式表述在刑法中。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刑法之所以重申这一原则，是因为在实践中确有极少数人存在着特权思想，喜欢搞特殊化，甚至目无国法，滥用职权，或者徇私舞弊，包庇、纵容犯罪分子，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19]刑法对平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有助于司法实务中减少与消除在适用刑法方面的特权现象。[20] 三、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关系 有部分学者对刑法明文规定的三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讨。一般认为，三个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基本原则体系中处于同等重要位置或者轻重程度基本相当，但是有学者认为如果从三个刑法基本原则各自的内涵和作用来看，它们的相互关系应当是：罪刑平等原则（即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其它两个基本原则是该基本原则在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和实现的保障。[21]也有人认为，从立法角度而言，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前提和保障。没有立法上的准确、明朗和公正，就很难做到执法上的合理、科学和公平。[22]这种争议在俄罗斯刑法学界也存在，但通说认为，在刑法原则体系中，“法制原则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原则居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其他刑法原则以这两个原则为基础，是它们的变异和具体化。”[23]在法制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与平等原则的关系上，俄罗斯学者一般又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更具基础地位。 那么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笔者在下文中试图分别加以论述。 （一）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正确处理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前提是正确把握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罪刑法定的价值内涵是什么？看看下列论述或许会有明确的结论：“罪刑法定主义不仅是一定的法律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价值内容……罪刑法定主义是以限制刑罚权，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个人自由为价值内涵的，舍此价值内涵就根本谈不上罪刑法定主义。”[24]“罪刑法定主义乃系以限制国家刑罚之行使为主要目的，而以保障个人自由为最高目标。”[25]“在罪刑法定主义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确定的当初，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刑罚擅断主义的刑罚制度，明确个人自由。”[26]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是自由。由此，笔者认为，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即平等与自由的关系。 1、关于自由 什么是自由？亚布拉罕?林肯曾说：“世界上从不曾有过对自由一词的精当定义。”[27]其实，至今还没有人科学、精确地定义“自由”。从“自由”定义的表述上看，一般认为，自由与强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众多学者均是基于“强制”给自由下一个相对的定义。例如，孟德斯鸠说：“在一个有法律的国家，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28]哈耶克也认为，自由的定义 “取决于强制概念的含义，而且只有在对强制亦做出同样严格的定义以后，我们才能对自由做出精确界定。”[29]据此，哈耶克将“自由界定为强制的不存在”[30]。 2、关于平等与自由 自启蒙时期以来，平等与自由就成了正义的核心内容。从关系上看，一般认为平等与自由既有相互联系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正如乔?萨托利所言：“平等不仅可以贯彻自由，而且可能毁灭自由。”[31]因为，自由是没有强制，是个性的张扬，而平等则强调一致性，它对于个体间的差异漠不关心，从这个层面看自由与平等是背道而驰的。从实现中看，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雅克?巴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达到空前的程度。自由要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平等要求政府管得越多越好。”[32]但自由和平等作为人类追求的价值，并非处于完全的矛盾之中。“如果没有自由，人们甚至无法提出平等的要求。”“使要求平等者得到平等，这不是个平等问题，而是自由问题，因为这涉及到要求平等地摆脱外在压制问题。”[33]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时，“自由”与“平等”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要求而成为其革命口号的原因所在。因为当时自由主要是与专制构成一对矛盾，而平等也首先是具有政治的涵义——摧毁封建贵族的等级制，求得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和决策权。托克维尔更是宣称：“可以设想有一个终极点会使自由和平等汇合并结成为一体”，因为“如无完全的自由人就不能绝对平等，而在平等达到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34]在自由与平等这对复杂的关系中，何者是更为基本的价值？从思想家的立场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更重视人的自由权利，而卢梭更重视人的平等权利。美国学者萨皮罗（J?Salwyn schapiro）似乎认为，自由高于平等，因为他曾就自由主义与平等原则的关系作了概括：“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条原则。自由主义宣布所有人一律平等。”[35]在此，萨皮罗将平等当作了自由的一条原则，即说明平等是自由的一个方面。而自由主义大师霍布豪斯则主张平等更为基本，他曾针对失去了平等的“自由”这样说：“自由而无平等，名义上好听，结果却悲惨可怜。”他还以平等主体间契约订立的自由为例，证明了平等对于自由的重要性，他说：“就契约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缔约方之间大体上平等。如果一方处于优越地位，他就能够强制规定条件。如果另一方处于软弱地位，他就只好接受不利的条件。”[36] 笔者认为，平等与自由虽然都是正义的核心内容，且均为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但两者在重要性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两者中平等是较自由更为基本的价值。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原始社会中，人人生而平等，正是在这种原始的平等中，人人享有几乎一致的自由。当等级出现后，人类原始平等逐渐消失，居于等级上层者享有下层社会无法享受的自由，越是等级突出的社会中，这种自由的差异越是大。可以说，正是失去了原有的平等，下层社会才失去了原有的自由。下层社会为了争取与上层社会享有的自由，才要求与其处于平等的地位，因为他们明白：平等是自由的前提。人类斗争历史说明，不平等是某些等级无法享有其他等级同等自由的根源所在，要获得同等的自由首先就必须取得平等的地位。平等在社会规则中的基本地位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表现得相当突出。 3、关于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既然平等优于自由而存在，平等原则在刑法中的地位就应当优于罪刑法定原则而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 我们也可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出发分析它与刑法平等原则的关系。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罪之法定：即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罪名、各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均由刑法作出明确的规定；二是刑之法定：即有哪些刑种、各刑种如何适用、各罪的法定刑是什么均由刑法作出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无论是罪之法定也好、刑之法定也罢，其针对的对象是所有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这恰恰也是刑法平等原则的要求。刑法平等原则的要求是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中同种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所以罪之法定与刑之法定并不因行为人之间无关紧要的差异而不当地区别对待。 如果说，行为人在刑法上是不平等的，那么，罪刑法定保证的自由价值就无法实现，罪刑法定充其量只是部分人间的罪刑法定。 既然平等原则在刑法价值上较罪刑法定原则更为基本，在刑法条文的表述中，它就应当处于较罪刑法定原则更突出的位置。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现行刑法中的第三条与第四条的内容对调，将刑法平等原则置于罪刑法定原则之前。这就正确体现了平等与自由的价值关系，也能消除现行刑法条文顺序导致的理解上的分歧。 （二）刑法平等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关系 1、关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价值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三者之间保持内在的、对应的均衡关系，罪重的刑事责任就重，所承担的刑罚相应也要重；罪轻的刑事责任就轻，所承担的刑罚相应也就轻。具体表现为：有罪当罚，无罪不罚；轻罪轻罚，重罪重罚；一罪一罚，数罪并罚；同罪同罚，罪罚相当。[37]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源头看，它最早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人类具有一种天生的追求对等性（Recigocity）的本能，而这恰恰是公正的最原始最朴素的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公正的对等性首先表现为‘等价交换原则’，即某人以某种方式对待他人，所以他人也以这种方式对他，或者某人以某种东西与他人交换与之对值的东西。”[38]这种对等性的要求在原始社会各领域都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同样，当一个人受到侵犯时，受侵犯者有权以同样的方式侵犯侵犯人，这也就是原始社会盛行同态复仇、同态报复的原因所在。 即使在开化的社会中，这种同态复仇也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完全归于历史*；而在惩罚犯罪方面，作为一种观念，对等与等价更是从来就不曾从人类的观念中消失。至启蒙时期，一些思想家基于报应的观念，对刑罚力度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刑罚的质和量应当以犯罪为转移，即刑罚的质和量不应当小于也不应大于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刑罚应当以犯罪为尺度。不过，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在如何回报上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康德是等量报应论者，他注重的是刑罚与犯罪之间外在形态上的同一。他认为，任何一个人对他人所作的恶行，可以看作他对自己的恶行。康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报应，实际上是原始同态复仇观念在刑法上的反映。黑格尔则主张等价报应，即他注重的是刑罚与犯罪之间内在价值上的同一性。应当说，黑格尔的观点较康德的观点更为“文明”，但其本质仍然是主张刑罚与犯罪上的对等或等价。 随着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罪刑对等原则亦受其影响，刑罚与已然之罪的对等成了刑罚与未然之罪的相适应。功利主义亦有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之别，前者以贝卡利亚、边沁等人为代表，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后者则以龙勃罗梭、菲利等人为代表，注重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 不过，在折中主义盛行的今天，刑罚目的仍然是以报应主义为基础、功利主义为补充，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中的等价之基础仍然是刑罚与已然之罪的等价。所以，笔者认为，罪刑均衡或罪责刑相适应的价值在于等价或对等。 2、刑法平等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关系 既然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价值在于等价，那么，刑法平等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平等与等价的关系。由于篇幅限制，你可以到这里参考：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