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发展毕业论文

第一点先从多个城市的建筑雷同说起，有效地发挥地域文化特色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建筑师等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建设者、发展商、城市居民的细小处入手。举例一个写的不错的论文给您借鉴下。引言：在江浙一带的旧宅第中，如小桥流水一般的园林景观不胜枚举。然而说到木雕、砖雕、堆塑和彩绘的集大成者，就要首推浙江东阳的卢宅了。到过卢宅的摄影界人士都可能不会忘记，那鬼斧神工的精雕细琢实在是让人留连忘返。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走进了东阳卢宅。从全国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浙江义乌回北京，只有周一和周五有火车，而我正好在周三就办完了事情。偷得浮生半日闲，我迫不及待地搭上了到东阳的的士，奔向那个让我神往已久的江南旧宅。东转西拐，的士终于停在了一条颇具意趣的老街面前。下了车猛抬头，但见黛瓦粉壁，清淡高雅；封火山墙，错落穿插；卵石铺路，曲径蜿蜒。看来这条绵延数百米的，就是著名的卢宅老街了。卢宅本非宅，而是一个完整的雕刻艺术建筑群落老街并不是卢宅的全部，只是它的主体。卢宅，实际上是位于东阳市城东的这个古建筑群的统称。它是一组集江南民居之精华，融东阳木雕、石雕、砖雕、堆塑和彩绘等艺术于一体的经典建筑群，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1988年，国务院新公布了多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卢宅就是其中之一。卢宅的整个村落以卢氏大宗祠为中心，由复荆堂、肃雍堂、树德堂三条轴线延伸出去的几组建筑呈拱月之势围绕周围。长500米的卢宅老街和东西两条雅溪形成了卢宅的交通干道。共40多处园林、书院、寺观和26座牌坊点缀其间，不仅让卢宅的建筑形式愈加多样化，更给卢宅的整体风格平添了几分秀丽和雅致。卢宅总共占地23000平方米，比起规划严谨气势恢弘的云南大理董家大院、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等大型古建筑群的规模，它似乎是小巫见大巫了。但若论建筑群的华贵典雅、建筑构件的雕刻细缕之精美绝伦，则任何一个建筑群落也难与号称“百工之乡”的卢宅相比。卢宅的主要风格是明清民居风格。据《雅溪卢氏家乘》记载，卢氏源自河北涿州（古称范阳），原是齐太公姜尚（即姜子牙）的后裔。据传，姜太公第11代孙卢员甫于南宋初年(1127年)由河北迁往浙江，并在东阳建宅。明朝景泰到万历年间(1456—1607年)，卢氏的第19代孙卢洪澜及其子扩建卢宅，方使其初具今日之雏形。历时近千年，卢宅大部分仍保存完好，足可见当时建屋者功夫之一斑。卢宅的主人诗礼传家，建筑规制处处以士大夫府邸为典范卢氏家族尊师重教，诗礼传家，登科及第者绵延而不绝。涉足仕途者众，跻身学林者多，它的规制就不同于普通的江南民居，属山东曲阜孔府一类的士大夫府邸。走过卢宅老街，就见路南是一个五开间三进深的砖雕磨砖大照壁，这就是卢宅主体最外侧的入口了。因为照壁把门街与房屋主体完全隔开，所以它又被称作外照壁。照壁内卵石铺地，青石须弥座，8个石雕望柱，石栏杆内有两根留作节日悬挂灯笼之用的高高的木杆。照壁上镌刻着“双狮滚绣球”、“鲤鱼跳龙门”、“文房四宝”等造型，这是为卢氏家族世世代代的秀才举子们祈福，均有祥瑞之意。从照壁向北是两座明清时盛行的四柱三间的石牌坊，上书“大夫第”。“大夫第”门楼以北的照壁与前面的外照壁围合的主要入口空间呈“〔〕”形，此寓意为“藏风纳气”，就是说保证卢家的文风和官气，以便仕途能永远春风得意。过了“大夫第”的石牌坊，转上一条卵石铺地的甬道，才看到了卢宅真正的大门——“捷报门”。此门建于明景泰年间，门上原明代所书“捷报”匾额已毁，现为今人所书。“捷报”匾上用小字记载了卢氏家族从明朝到清朝光绪年间共中8名进士、2名解元、29名举人的历史。过了捷报门举目回望，门框恰好框住了南面的一座远山，山形酷似一个直立的笔架，因此得名笔架山。而卢宅的东西两侧又各有一条雅溪——这一切就好像是特意为卢氏子孙安排的“面山环水”的独特风水，保佑着他们世代出仕。这种祈福的建筑形式还表现在卢宅的几个大厅堂中。跨过第二道“国光门”，是一个约400平方米的跨院，同样是卵石铺地，院子一角有条2米宽的曲尺型廊道，向北与肃雍堂连接。到了卢宅，肃雍堂是必到的，因为这座建筑是明清古建筑群卢宅的核心建筑和主轴线。“肃，肃敬也，礼之所以立也；雍，雍和也，乐之所以生也。”《诗·周颂·有瞽》中曰：“潘厥声，肃雍和鸣”。堂名因之而来。据说肃雍堂是为祭祀第14代卢榕之妾金氏所建。肃雍堂呈工字形，朝南成三开间，开间面阔25米。从第一进仪门开始，一条全长320米的中轴线贯穿南北。这条中轴线上布置了9幢大小不一的建筑（即九进），又分前四后五。前四总长180米，作为礼仪场所，可议事、迎送和祭祀等等，这里一向不允许女人进入。后五进总长140米，为生活区，如住房、厨厕、库房等。另外东西两侧还有几间厢房，取名“雪轩”，当年是卢氏家族的“三味书屋”，供族内弟子上学之用。肃雍堂尤其独特的是，它的前四进中有可分合的移动式石库门，大厅的双跨顶上还有一防水的天沟，整个建筑排水极为畅通。倘若遇到暴雨，水位达男人额顶，雨住后只要半个小时就能全部排出大厅。除了肃雍堂这条轴线外，南北向还有树德堂和复荆堂两条轴线，房间也十分众多。看来无论是面积或先进设施，肃雍堂都可谓全国民居之最了。若拿建筑群比绘画，卢宅是一幅以细腻见长的工笔画在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中，我常常因卢宅建筑一些细微之处的巧夺天工而驻足。卢宅的建筑结构形式多种多样。主厅大多是抬梁式木构架，雪轩则是穿斗式构架（穿斗式构架即立柱细且多，柱间用串穿接成整体，每柱上顶一檩条，用料较少且能争取较大空间，极为方便），又如肃雍堂是五架梁连穿枋结构，墙身用空斗砖墙，延长了进深。总的来说，卢宅的建筑以单体建筑为单元，形成了独具艺术魅力的空间序列，显示了丰富的内涵和意趣。若拿建筑群比绘画，卢宅就可以比作以细腻见长的工笔画。光是屋顶，卢宅中就分重檐、单檐，檐顶的形式有卷棚、硬山、悬山等等。在卢宅的每栋建筑中，都明显地突出浙江民居风格的风火山墙、高耸的垂脊和起翘多变的屋面，使整体建筑的风格婉约与刚猛融为一体，并呈现出南方民居清淡、典雅、含蓄的艺术特点。卢宅虽是一个士大夫府邸，但因为它采用了大木小式，且青瓦粉墙，卵石铺地，处处透着平易、隽永的亲切感。最值得赞叹的还是卢宅的雕刻工艺，无论是建筑上的斗、拱、昂、梁、雀替、牛腿或隔扇，还是家具的设计和制造工艺中，都体现了全国木雕之乡的浓郁特色。在一片片不起眼的隔扇、裙板和绦环板上，我就看到了《八仙过海》、《水浒》、《百寿图》、《姜子牙遇文王》等多种透雕浮雕，或人物、或山水、或花鸟鱼虫，无不雕工精细、形态传神，实在使人叫绝。难度更大的是牛腿上的多层雕刻，只见那人物神态自然，花鸟活泼动人，祥兽栩栩如生，留神看去，恍若神品。东阳木雕最早起源于唐贞观元年(627年)的立体圆雕木俑，只可惜已失传。现存实物最早的是北宋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尊善才童子佛像和一尊残头佛像。据说，清代中期仅浙江东阳和嵊县就有400多名木雕艺人去北京紫禁城从事雕刻，可见东阳木雕的闻名。卢宅不仅是各种雕刻艺术品难得的珍藏库，而且还见证了东阳木雕的兴衰与变迁。明代以前，冶金技术有限，雕刻作品的形象多严谨生动，线条粗犷、豪放。而清代以后，木雕工具迅猛发展，刀具就达300余种，而且开始分凿翁型和钻条型。钻条型工具最大的有5厘米宽，而最小的小针凿只有发丝般粗细。而且从清初开始，木雕的彩绘技术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二者充分结合，使卢宅的木雕开始呈现出华丽、精致，更富艺术感染力的最佳状态。除此之外，卢宅的石雕、砖雕和堆塑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卢宅的园林虽谈不上著名，没有同里和周庄的轻灵俊秀，但是却留下了众多文人墨客的赞许和佳话。这是因为卢氏家族重交往，当年“吴中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清廷重臣刘墉等都是卢宅的座上客。明代以后，江南战乱减少，大户贵族大兴造园之风，卢宅也先后建成了牡丹园、金谷园、芙蓉园等20多处园林、亭榭、轩阁，这些园林艺术品也是卢宅不可缺少的风景。希望这个美丽的古建筑群能永远保存完整。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尤其重视村落的“水口”，建构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水口园林。徽式宅第结体多为多进院落式集合形式（小型者多为三合院式），体现了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点。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讲求风水价值。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厢房，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间。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泽典雅大方。装饰方面，清砖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使房屋精美如诗，堪为徽式宅第的一大特色。徽州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形式。村皆有祠，祠一般均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散缀各地的各式牌坊，则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一直保持着其融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徽派建筑工艺特征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两端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徽派建筑还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虫鱼、花鸟及八宝、博古和几何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月梁头上的线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栏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内容广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及八宝、博古。题材众多，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手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其表现内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异。这些木雕均不饰油漆，而是通过高品质的木材色泽和自然纹理，使雕刻的细部更显生动。石雕主要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塔、桥及民居的庭院、门额、栏杆、水池、花台、漏窗、照壁、柱础、抱鼓石、石狮等上面。内容多为象征吉祥的龙风、仙鹤、猛虎、雄狮、大象、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和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质朴高雅，浑厚潇洒。徽州古建“三绝”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号称“古建三绝”。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建筑方面有严格的区分，不能随心所欲。一般都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牌坊以石制为主，仿木结构，有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种式样，造型雅致。根据功用可分为旌表坊和题名坊两类。旌表坊必须经朝廷颁旨才能兴建，只有官绩显赫、孝行义举突出的人以及贞女烈妇，才有资格享受。题名坊一般建在府邸、书院、祠堂、墓门道前，作为庄重、权威的标志。民宅的形式一般俗称为“三间屋”，有明三间、暗三间、回廊三间之别。徽州境内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热量丰足，雨水充沛，土脉厚良，因此石材、林木、土壤资源都很丰富。如石材有黟县青、茶园石、庙前青等；而土种多样，有鸡肝土、黄红土、紫色土、猪血土等；至于木材则种类更丰，目前仍存有千余种，如银杏、樟树、黄松、赤松、金叶松、马尾松、杉树、柏树、樽树及椴树等。徽州三雕正是取材于当地的这些材料用于雕刻。徽州三雕都是在一定的材料上雕刻物体，因此雕刀是其基本工具。徽州三雕采用的刀具形状大同小异，刀头形状有大有小，有尖有圆，但所用材料不同。三雕用刀以前都是用钢打制，现在除了木雕外，砖雕和石雕的刀头大多用钨钢制成，这种刀头硬度大，耐用，不容易磨损。徽州三雕的雕刻类型大致有线雕、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镂空雕等，工艺流程也大体相同。一般包括备料、放样、粗胚、细胚、修整等几个阶段。民间艺人在进行三雕创造时，就如同用刻刀来作画一样，而作画是很讲究笔法的，象提顿按挫、钩回曲直、刚柔疾徐等，同样用刀方法也多种多样，如直人刀、斜人刀、切刀、冲刀、涩刀、轻刀、迟刀等等，不同的用刀，会产生不同的刀力，如冲、切、削、铲、刮、挑、凿、划、疾、徐、迟、顿等，便能在材料上雕出不同特点的形象，这点在砖、木雕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徽州三雕题材广泛，工艺精巧，形象细致生动，而且层次丰富，少则几层，多则十数层，尤其是清朝三雕鼎盛期的木雕、砖雕则更显突出。这就要求三雕艺人在雕刻时，尤如画家、书法家创作时讲究章法气韵、笔墨意境一样，更要讲究刀法的运用，要将各种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