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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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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主要讲的是一个王子为父报仇，杀了他的叔叔的 故事 。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范文 ：试论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摘要：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代英国乃至整个欧洲最伟大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作家。在西方戏剧史和世界文学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作品深刻的反映了16世纪至17世纪的英国现实，集中代表了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学成就，为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悲剧之一代表了莎士比亚最高的艺术成就。本文主要通过对悲剧《哈姆雷特》的创作背景及内容的分析与研究来探索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及其意义。 关键词：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人文主义 一、《哈姆雷特》的创作背景 人文主义的诞生及其发展 人文主义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其中的人本思想和理性精神来自古希腊罗马 文化 ，其平等、博爱的思想来自基督教精神。近代欧洲人文主义思想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也叫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人文主义精神是一种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反对教会的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肯定人的崇高地位，主张一切以“人”为本，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肯定现世生活，歌颂爱情和个性解放，针对封建压迫和封建等级制度，人文主义鼓吹仁慈、博爱，纯真的友谊和崇高品德，提倡个性自由。总之，人文主义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它体现出了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和乐观进取的精神，极大地冲击了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为人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人文主义在意大利诞生以后，就开始不断地向外传播，并且不断的得到发展。大约在15世纪、16世纪传到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同时，也不断地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莎士比亚就生活在这个封建制度开始瓦解，新兴资产阶级开始上升的大转折时期。当时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蒙昧主义思想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日益深入人心，“人文主义”在社会思潮中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莎士比亚写出了悲剧《哈姆雷特》来反映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同封建势力的较量和斗争，大胆地批判封建制度的残酷黑暗及对人性的禁锢，并以先进力量的暂时失败为结局，来控诉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思想的罪恶。莎士比亚的创作为人文主义思想在英国和欧洲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人文主义者反封建思想而不反封建王权，反教会腐败、教会愚弄而不反宗教本身。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思想者都是拥护王权的基督教教徒。他们对《圣经》的原文进行重新认识和解释，从里边找出人生而平等，不分种族，无论贵贱都是上帝的选民和仁慈、宽恕、博爱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发展成最原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伦理道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文主义是对古代文化与中世纪文化的 总结 性继承、发展和变革，是人本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结合。 基于人文主义思想的取材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丹麦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最早见于12世纪丹麦历史学家撒克莱•格拉马提库斯的《丹麦史》中。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贝尔佛莱斯特的《剧故事》中也有类似内容。一般认为《哈姆雷特》是根据托马斯基德的同名旧剧和其《西班牙悲剧》改编而来。哈姆雷特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正处于封建教会势力和封建王权势力统治之下。虽然如此，但是莎士比亚并没有局限于教会和封建势力统治之下，而是通过基于人文主义观点处理原来的题材，运用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娴熟的艺术技巧，把人文主义思想融入到作品中去，用人文主义的观点和思想同封建思想文化和教会势力对抗。把只是单纯为父报仇的故事改编为社会悲剧，使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社会意义，大大深化了故事的主题。 二、人文主义思想在《哈姆雷特》中的表现 哈姆雷特的故事情节 《哈姆雷特》讲述的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德国人文主义思想中心威登堡大学求学，他的父亲突然暴死，得到父王的噩耗后，他立即回国奔丧。其时，叔父克劳迪斯正要登上王位，母亲正匆匆要改嫁给新王。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使他痛苦不已，抑郁寡欢，厌世之情开始在他灵魂深处产生。正当新王与母后举行婚礼的狂欢之夜,父亲的鬼魂在城堡上空出现,向王子诉说自己的死亡真相，告诉他自己是被弟弟克劳迪斯谋杀而死的，克劳迪斯趁他午睡时,将毒草汁滴入他的耳中,毒死了他。 父亲的鬼魂要王子为他报仇。哈姆雷特下决心替父复仇，为证实叔父谋杀父亲的真相，他开始装疯，在众人面前装出一副精神失常、语言癫狂的样子。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克劳迪斯开始怀疑起哈姆雷特，先后派遣哈姆雷特的老同学去试探他，被哈姆雷特看穿识破。一天，哈姆雷特乘一个戏剧班子进宫演出之机，授意他们演出了一出凶杀戏《捕鼠机》，邀请新王和王后一起前来观看。这出戏讲的是在维也纳发生的一个蓄意杀兄案，内容是一个维也纳的公爵被他的一个近亲在花园里毒死，不久这个凶手还取了公爵夫人的爱。他通过这出戏来影射其叔父克劳迪斯的行为，来证实事情的真伪。果然，在观看演出中，哈姆雷特发现新王面容失色、惊慌失措、坐立不安，戏未终场，便仓皇退席。鬼魂的话得到证实，哈姆雷特断定新王确是弑父篡位的叔父!与此同时，克劳迪斯为搞清哈姆雷特“演戏”的意图,授意王后找哈姆雷特谈话,同时派波洛涅斯躲在内宫帷幕后面偷听。哈姆雷特的母亲责备他对克劳迪斯无礼。哈姆雷特反唇相讥，言辞激烈，气得母亲一阵尖叫, 呼喊救命。帷幕后面也跟着发出声响。听到帷幕后的声响，哈姆雷特误以为克劳迪斯在偷听,便拔剑将其刺死。可倒下的却是老波洛涅斯。克劳迪斯害怕哈姆雷特会伤害自己，想出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匆匆派人把哈姆雷特遣送到英国,暗中让他们携信给英主,让英主处掉他。 在去英国的途中,哈姆雷特发现新王的信件,将计就计,改写了文句,让遣送他的人到英国替他送死,自己则借通过海盗的帮助返回丹麦。这时奥菲利娅因父亲被爱人杀死、爱人哈姆雷特被遣离国,伤心过度,精神失常，后溺水身亡。波洛涅斯之子雷欧提斯纠集一伙反叛者要为父报仇。不久,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在奥菲利娅的葬礼上相遇。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雷欧提斯向哈姆雷特提出挑战。阴险的克劳迪斯唆使雷欧提斯与哈姆雷特比剑决斗,他在雷欧提斯的剑尖上涂了毒药,在哈姆雷特身旁放了一杯毒酒，阴谋让哈姆雷特或死于剑下,或饮鸩身亡。在决斗中，哈姆雷特取胜。比剑休息时分，雷欧提斯乘其不备,用毒剑刺伤了哈姆雷特。哈姆雷特顿时警觉, 夺下毒剑也反刺对方。雷欧提斯知道自己不能活命,当众披露了克劳迪斯的毒计。这时王后因误饮了毒酒而死。哈姆雷特怒不可遏,怀着新仇旧恨,用毒剑、毒酒一齐加于克劳迪斯，杀死克劳迪斯，惩罚了这个元凶，报了父仇，同时自己亦毒发身亡。四人同归于尽，哈姆雷特在临死前嘱咐好友霍拉旭继续他未尽的事业让人们认识社会的真实面貌，更好地正视它、改造它。 人文主义在人物形象哈姆雷特中的体现 哈姆雷特算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具争议性的艺术形象。所谓“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概括了这个艺术典型的复杂性。把它视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占主流。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极力塑造的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在《哈姆雷特》中冲突始终围绕王子为父报仇这个中心展开。哈姆雷特出身王室，却在当时新文化中心的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人文主义 教育 ，他接受了许多与传统和教会截然不同的人文主义新思想和新观念。认为人是“了不起的杰作”,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世界则是“一栋壮丽的帐幕”，一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屋宇”，表现出当时人文主义所特有的民主意识与人性光辉。哈姆雷特是个典型的学者型王子，他文武全才，光明磊落，而且作为艺术典型，人文主义的长处和局限在其言行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方面，哈姆雷特观察敏锐，长于思考和分析，具有思想家的全部素质。 他由个人的不幸想到普遍的苦难，由宫廷阴谋看到时代动乱，从而把个人复仇提到重整乾坤的高度。他曾多次问自己：“除了我—倒霉的我以外，谁还能改变这‘混乱颠倒的世界’?这就是哈姆雷特改造社会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过分相信自己，太重理想。虽然，他勇于探索，但往往脱离实际，虽然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却不相信他们，始终使自己处于孤立的地步。在作品中，哈姆雷特说：“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恶毒的秀草”，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这些意象象征性地告诉我们，上帝失落了，而魔鬼却活着，世界变成冷酷的世界，变成一个颠倒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哈姆雷特却是一个处于理想与现实中的矛盾人物形象，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不具备一个王子，未来国王的气度和胆略。哈姆雷特在复仇中一再拖延，错过许多良机，比如在克劳狄斯忏悔的时候，他完全有能力有机会把罪恶的国王杀死，而他却以为克劳狄斯是在向神忏悔，这个时候杀死他不仁慈，会受到神的责怪。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精神，却更能反映他遇事的不果断和缺乏勇气。一个王者通常是不讲游戏规则的，哈姆雷特为他所具的人文主义气质所害，导致最后悲剧的发生。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哈姆雷特》中的人文主义首先体现在哈姆雷特对人类的态度上,还体现在他对人和事物的平等观念上，更体现在主人公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上。 人文主义在内容上的体现 《哈姆雷特》是一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悲剧，在这部悲剧中，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思想者理想的代表人物，剧中他与克劳迪斯的冲突真实地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与英国现实社会的尖锐矛盾，反映了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年的英国现实。 戏剧一开头, 莎士比亚就展现了一幅丑恶的社会画面：丹麦发生宫廷政变,老国王被害,王位被野心家和阴谋家克劳迪斯窃取。在新王的统治下，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外敌压境、民怨沸腾，窃取得来的王位岌岌可危。哈姆雷特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先进人物一样崇尚科学，重视理智，不轻信，不盲从。父亲鬼魂出现之后，他仍然冷静观察，冷静思考，提醒自己“要先得一些比这更切实的证据”。他说：“能够把感情和理智调整得那么适当，命运不能把他玩弄于指掌之间”。在别人眼里，他也是当时多才多艺的人文主义者的典范。奥菲莉娅描述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瞩目的中心。”这样的一个“可爱的王子”，自然会得到民众的拥戴，这点，连他的敌人克劳狄斯都不得不承认。 克劳狄斯一再说：“他是为胡涂的群众所喜爱的”，“一般民众对他都有很大的好感”。但是，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却与丑恶的现实发生了矛盾。他从威登堡回国后所看到的一切使他非常失望，国内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生活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在他认识到世间混乱的同时，他幸福而美满的家庭也遭受了巨变，他所崇拜和热爱的父亲突然死去，他所爱的母亲很快就同他新登基的叔父结了婚，叔父登基后过着“酗酒取乐”糜烂生活，而且还得到朝臣的拥护。邻帮挪威蠢蠢欲动。宫廷腐化堕落，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严重时刻。这一系列事件使他认识到了生活中的丑恶与阴暗，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生活理想，开始破灭了。但人文主义并没有在他身上消亡，而是成为鞭策他的动力。他站在一个人文主义者的高度上，渐渐的认识到他的行动不单单是为父报仇，而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他有责任和义务改造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他的这种崇高的精神，正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在作品中，莎士比亚还表达了他对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尖锐地抨击了社会上层统治阶级的贪婪和残忍。反映了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反封建腐败的思想。 三、《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其意义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展现出来但是他并没有找到变革社会的途径和方式。在作品中，哈姆雷特虽然杀死了敌人，但仅仅是除掉了一个恶人，而不是整个人文主义者整个理想和事业上的成功。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一点，临死前他希望好友霍拉旭把他的故事讲述给世人，让人们认识社会的真实面貌，更好地正视它、改造它。哈姆莱特所处的时代封建势力虽然已经腐朽但仍占统治地位，并有原始积累时期出现的新的罪恶势力与之结合，在力量对比方面暂时还大大超过了人文主义所代表的新生力量。而哈姆雷特所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本身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把社会的斗争看作“善”与“恶”的斗争，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在行动上是孤军作战者。 哈姆雷特是个具有先进理想并勤于思索的人文主义者。他的理想和严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精神的危机，理想的破灭，使他悲郁愤懑，痛苦异常，也促使他不断思索，加深对社会的认识。他从家庭的变故看到宫墙外的社会问题，有强烈的责任感，然而只相信个人的作用，强调思想的力量，因而矛盾重重，思考多于行动，时时感到忧郁、茫然，行动犹豫、延宕。生活在英国新兴势力还处于幼稚阶段的哈姆雷特，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途径，最后他虽然奋然一击，与敌人同归于尽，但忧郁始终伴随着他，伟大的理想并未实现。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身上寄托了人文主义的美好理想，但是哈姆雷特的性格特征和悲剧结局也反映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危机和致命弱点。 哈姆雷特所处的时代和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因此只能孤军奋战，最后被封建的恶势力所吞没。从某种意义上说，哈姆雷特的悲剧不仅仅是一出个人的悲剧，而是人文主义者和整个时代的悲剧。然而，作为一个悲剧人物和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哈姆雷特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成功的消灭了罪恶，改造了现实，重整了乾坤，而在于他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以及缩短这种距离、解决这种矛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另外，他对于人和世界的看法也加深了我们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与精神的了解。 作为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的代表，哈姆雷特以他悲壮的死讴歌了个性的尊严，赢得了对封建的旧制度旧思想和黑暗势力精神上的胜利，鼓舞了后世人文主义思想者的斗争和不屈的斗志。他那崇高的品格、忧国忧民的使命感和热情高昂的思想力量，作为一种永恒的精神财富，也必将为 爱好 正义的人所珍视。 参考文献 莫洛佐夫.《莎士比亚传》.许海燕，吴俊忠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莎士比亚全集》 朱生豪译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年11月 金元浦.张良村等.《外国文学史》华东师范大学 2004年1月第一版 刘念慈.曾繁亭等.《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6月第一版 王玮.李宏图.《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年8月第三版 庄锡昌.刘文明等《西方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6月第一版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简介 《哈姆雷特(Hamlet)》是由威廉·莎士比亚创作于1599年至1602年间的一部悲剧作品。戏剧讲述了叔叔克劳狄斯谋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篡取了王位，并娶了国王的遗孀乔特鲁德;哈姆雷特王子因此为父王向叔叔复仇。《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中篇幅最长的一部。本剧是前身为莎士比亚纪念剧院的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演出频度最高的剧目。 世界著名悲剧之一，也是莎士比亚最负盛名的剧本，具有深刻的悲剧意义、复杂的人物性格以及丰富完美的悲剧艺术手法，代表着整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同《麦克白》、《李尔王》和《奥赛罗》一起组成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创作背景 十六、十七世纪之交，英国正处在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是英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转折。 伊丽莎白统治的繁荣时期，资产阶级支持王权，而王权正好利用资产阶级，两方面不仅不对立，还结成了暂时的同盟。由于政局比较稳定，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这种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虽然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却仍然是依靠残酷地剥削农民来进行的。詹姆斯一世继位以后，专制集权被进一步推行，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抗遭到了大肆镇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秩序，同时为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莎士比亚的创作正是对这个时代的艺术的深刻的反映。 《哈姆雷特》是借丹麦八世纪的历史反映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现实。当时的英国，如前所述，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而《哈姆雷特》正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剧中哈姆雷特与克劳迪斯的斗争，象征着 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与反动的封建王权代表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作品反映了人文主义理想同英国黑暗的封建现实之间的矛盾，揭露了英国封建贵族 地主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殊死较量，批判了王权与封建邪恶势力的罪恶行径。 文艺复兴运动使欧洲进入了“人”的觉醒的时代，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开始动摇。在“个性解放”的旗帜下“为所欲为”，这是当时的一种时代风尚。这一方面是思想的大解放，从而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尤其是到了文艺复兴的 晚期，随之产生的是私欲的泛滥和社会的混乱。面对这样一个热情而又混乱的时代，人到中年的莎士比亚，已不像早期那样沉湎于人文主义的理想给人带来的乐观与浪漫，而表现出对理想与进步背后的隐患的深入思考，《哈姆莱特》正是他对充满隐患 而又混乱的社会的一种审美观照。 猜你喜欢： 1. 莎士比亚的励志故事 2. 名著读后感2000字 3. 哈姆雷特读后感 4. 人教版高二历史必修3第二单元检测试题及答案 5. 《世界的文化杰作》练习题及答案

作文还要抄啊，我教你写吧。设计新颖别致的标题吸引读者文题是文章的窗口，是概括文章内容的言简意赅的语句。读者读一篇文章，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题目。好的题目，如人的眼睛，能传情显神，让读者“一见钟情”，过目难忘。所以，同学们在作文时，如非命题作文，可首先给文章构思一个具有吸引力、冲击力，让读者见之即惊又喜，不肯舍弃下文的标题。如美国作家舒尔伯格的小说《我的精彩糟糕诗作》；还有学生在写作中用过的题目《高贵的施舍》等，都能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且使文章增添了无限光彩。首先，巧用修辞手法添魅力。因为修辞是一项富于实效性的语言表达方式，用得好，可以达到化抽象为具体的效果。如一位同学在《关心》一文中是这样写地球的：“在远古时代，地球就像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绿荫如盖的大地，是她美丽的肌肤……”读这样的文章就像在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其次，善用名言警句。如果我们在写作时恰当地运用它，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画龙点睛之效。选择具有时代精神的语言。如一些反映时代发展的词语——“克隆”、“基因”、“因特网”、“情商”等。如果在有些作文中运用这些语言，文章的时代感也会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