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兼并研究论文

探索新形势下建设新农村的新举措 ——对当前我国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几点思考 随着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力度的加大，农村土地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提高，日前，全国各地新农村建设工程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那么，新农村建设究竟“新”在哪里？笔者结合多年的农村基层工作实践和土地管理工作经验，认为新农村建设工程应体现“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相结合的理念，立足发挥县城、集镇、村庄三者的功能优势，彻底改变农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以“村美、民富、班子强”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确保把我国农村基本建设成经济繁荣、农民富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一、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应成为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主要标志。 我国的城乡体制二元结构、身份(农与非农户口)二元模式、土地所有权（国有与集体土地）二元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分离出来向城镇转移，上述二元现状逐渐被打破，已逐步形成了“农到城”、“农到农”、“城到农”、“边远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多向流动”的格局，农村劳动力自发、合理流动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实行以居住地为载体，农民分层次向县城、集镇、村庄流动为原则，以方便生活、量力而行为基础，由县城住宅小区居民、乡集镇小城镇居民、村庄中心村居民为主的三种转移模式，逐步形成“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的社区化管理的新农村建设构建思路。 1、县城住宅小区居民转移模式：必须具有在县城购买住房、适应城市生活能力的农民才能选择这种流动、转移模式。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推进速度的加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迈进，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已是时代发展的潮流。但农村人口不可能全部涌向城市，这就要求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根据农民的生活水平、生存能力和发展趋势，使一部分先富起来、有发展能力的农民流向城市，成为县城住宅小区居民。此类居民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三分之一左右，政府往往忽视对他们的管理，他们的能力与作用因此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乡集镇小城镇居民转移模式：具备在乡镇集镇建造住宅条件和能力的农民都可以选择这种流动、转移模式。一般在乡镇集镇做生意、在乡镇工业园区打工的农民都可以成为乡集镇小城镇居民。此类居民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三分之一左右，政府对他们的管理也没有重视，原有的街道社区和村民委员会对他们的管理是一个“盲区”。 3、村庄中心村居民转移模式：只要有生活、生产、工作能力就可以选择这种流动、转移模式。农民不可能全部流出农村，毕竟在农村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人民生存、发展的必需品。加工小作坊、规模化养殖场应该留在村庄中心村，种养大户、专业户应成为“农业老板”，周边为之打工、劳动的农民应成为“农业工人”，逐步成为村庄中心村居民，他们是村庄中心村的定居主体。此类居民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三分之一以上，这是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重点。 二、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应成为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重要途径。 简单地说，住房的使用价值就是供人居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住房不仅要满足人们“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生存要求，还要满足人们“居者优其屋”的更高层次需求。以前基层政府对农民建房管理是低层次的，只管宅基地这一块，就容易患上农村管理的“近视眼”。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将土地管理与村庄改造、规划建设、土地整理、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等工作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生活能力的人对住房条件的不同要求，实施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发展小城镇建设，大力整治“空心村”、闲置宅基地、空置住宅，逐步实现产业相对聚集、居住相对集中、土地相对集约、农村基础设施各类要素相对集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目标。 1、县城住宅小区居民转移模式的农民可以通过购买商品房等形式获得住房。他们在购买城市拆迁安置楼、经济适用房时应享有优先购买权，在政策扶持上应有所倾向。根据他们的职业、能力、水平完全能够融入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也是人们经常议论的热点、焦点话题。 2、乡集镇小城镇居民转移模式的农民可以通过采取联合、集资建房等形式获得住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乡集镇农民街建设曾对满足一部分进城农民的愿望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一些基层政府的“误操作”，使乡集镇农民街建设“变了味”，小城镇建设“变了型”，因此，受到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限制而逐渐销声匿迹。笔者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法理，比较赞同采取联合、集资建房等形式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村村民申请建房条件的联合建房等形式应该提倡。农村小城镇土地权属性质不变，仍然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在小城镇建设用地管理中可以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出让、统一管理”的“五统一”管理方式，逐步使小城镇建设纳入规范化、正规化、科学化管理轨道。 3、村庄中心村居民转移模式的农民可以按照“规划先行、政策引导、村民自愿、多元投入”的原则实施建房来获得住房。在实施农民聚居化过程中，要打破现有的地域限制，实行组团式、公寓式规划，鼓励建农民住宅小区、农民新村、农民公寓楼。通过村庄中心村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有效保护耕地，彻底改变农村村庄布局散、规模小、建设乱、配套少、环境差、功能弱的现状，真正使农村成为村貌美、环境佳、居住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 三、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和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的有机结合应成为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的现实选择。 1、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能使新农村建设在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博弈中必然获胜。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等一些限制农民流动的政策壁垒消除，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力”和城乡一体化“拉力”的影响下，农民流向县城、小城镇已不再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简单表现，而是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是让农民进城，享受城市的文明，继续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让种养大户、专业户的“农业老板”和以打工、劳动为生的“农业工人”留在农村，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而且，他们的工作能力和生活水平不能满足城市生活要求，他们对农村的感情要比城市的感情深，对农村、土地的留恋要比城市强烈的多。 2、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能使新农村建设更具活力、更加科学。在传统观念上解决住房问题是农民的一生追求，正是由于这种观念才束缚人们发展，然而，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并能最终被人们认可和接受。一部分向县城住宅小区居民和乡集镇小城镇居民转移的农民原有住房的结构、功能、式样、质量都比较好，而留在农村的那部分村民即使再建新房也没有县城住宅小区居民和乡集镇小城镇居民好。因此，县城住宅小区居民和乡集镇小城镇居民的原有住房不一定要拆除，而可以通过购买、租赁等形式置换给留在村庄中心村居民，从而真正做好农民和资源两篇大文章。 3、“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相结合的理念是新农村建设工程的必然追求。新农村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通过对农村人口的流向、动因、需求的分析，新农村建设才能具有立脚点。“农民流向分梯次转移、农民住房分阶段置换”相结合的理念使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目标、分类更加明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化城市功能。农村人口的涌入不仅仅使城市规模扩大，而使城市有更多的建设者。二是完善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应成为既面向农村，接纳农村非农产业和人口，是农业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的综合服务体系；又面向城市，接纳和扩展城市的辐射，是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纽带和桥梁。三是创新村庄建设。农村村庄中心村应当建设成为环境宜人、设施配套的生活区；农村村庄中心村应当建设成为规模化种、养殖的生产区；农村村庄中心村应当建设成为丰富村民业余生活、文化娱乐的公共设施区。

“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南京人。融入的感觉，真好！”李玉连声感叹。来江苏南京打拼七年，她从一线工人成长为销售经理。积分落户政策，让她实现了梦想。“80后”的经济学硕士，毕业不进写字楼，却选择回乡种地。在河北省固安县周家务村，胡世丹和同学共同创办的休闲农庄里，瓜果正飘香。城市吸纳人，乡村吸引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国家的强盛既离不开城市的繁荣，也离不开乡村的振兴。“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之路。这些年我国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城市、乡村并肩前行，融合发展会给城市和乡村带来怎样的机遇？新型城乡关系该如何实现？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看现状——发展要素流动加快，城市向乡村敞开大门，乡村变身城市“后花园”“现在城里机会多哩，只要有本事，收入肯定差不了！”在湖北武汉当育儿嫂的陈月琴正准备考中级育婴师，“这个证一拿下，每月工资7000元打底。”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高坝镇蜻蜓村里，盛放的薰衣草宛如一片紫色海洋。原本在外打工的村民张月富回到村里，和友人合伙开起农家乐，“开张第一天就来了20桌客人，营业额6000元！”两个“小账本”的背后是人才要素在城乡间加快流动的现实。“长期以来，农村各种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严重‘失血’，这个问题不解决，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就无从谈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要推动城乡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看人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农民工已达亿人，其中进城务工人数超过亿人。与此同时，返乡创业人数也在增加。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过800万人回到乡村开启职场新篇章。看资金——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曾衍德说，工商资本已成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工商资本每年投入乡村产业的资金都在万亿元以上。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我国民间投资中，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增速比上年提高个百分点。要素流动加快，带来城乡发展新活力。城市这一头，门户越开越大。就业机会稳定——今年年初，广东和四川首次合作，开通入粤返岗免费专列，1800多名川籍务工人员节后顺利返岗。组织招聘、搭建信息平台……各地的“春风行动”积极为农民工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如今，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过半，外卖、快递、家政服务等成为城市吸纳农民工就业的新阵地。落户门槛降低——在青海西宁，外来务工人员可“租房落户”；在广东广州，城市公共服务特殊艰苦岗位人员可获得单列落户指标；在山东，城镇落户限制全面取消……目前，全国已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仅去年一年，就有近1400万人进城落户。公共服务共享——“拿着居住证，也能享受市民待遇。”来山东济南务工半年的韩林对居住证的含金量很满意。办理游园年票、申办工商营业执照、子女入学、医保报销……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日益健全。城市大门大开，而乡村这一头，面貌也日新月异：基础设施更畅——“足不出户就能购物，生活和城里没两样！”河北保定夜借村村民谭子壮享受着网购的便利，他开的网店红红火火。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在城乡间“无缝连接”，拉近了城乡距离。截至去年底，全国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的乡镇通了客车，95%的建制村连接了4G网络。保障网络更密——“多亏了大病保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城关镇的村民李栓柱因患直肠肿瘤住院，16万多元的医疗费用，报销后只需自付2万多元。近年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截至去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亿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月70元提高到88元，3700万名农村学生吃上免费营养餐。乡村环境更美——“以前村里啊，鸡鸭满地跑、厕所臭熏天，哪留得住人呀。”江苏省淮安市五里镇村民苗华感叹，经过几年的统一规划，现在环境干净多了，亲戚回乡都愿意多住上几天呢。初步统计，2018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1000多万户，近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处理。以前“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现在“室内现代化，室外开鲜花”，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为城市“后花园”。看机遇——扩内需，乡村潜能加快释放；补短板，城乡关系更趋协调当前，我国还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有人提出，是不是把城市发展好，让农民都进城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现代社会里，城市和乡村都不能够单独存在，它们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整体。”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城和乡具有不同的功能，乡村的功能发挥不好，城市也很难发展好。那么如今的乡村又拓展了哪些新功能呢？消费大市场——“刚刚建了新房，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电也置办全乎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下塘村的谭民义笑得很开心。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市场已成为扩大内需的亮点。今年前5月，全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超过万亿元，同比增长，高于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幅个百分点。农村电商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据淘宝大数据平台显示，5月份食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24%。就业新天地——白云深处，福建建瓯市东际村风光秀美。村民游生其返乡创办了生态种养合作社，种养的高山蔬菜、土鸡土鸭走俏市场，年产值500多万元，带动全村农户年增收20%。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农民工返乡创业正由“星星点点”向“星罗棋布”转变。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广德福介绍，截至去年底，“返乡创客”中农民工人数达540万，占70%。返乡下乡人员创办的经济实体带动农户经营收入平均增加67%。产业新基地——四川成都的白领何明喜欢采摘，他说：“亲手摘的水果，恁个好吃。乡村空气清新，风景养眼，一天下来，巴适得很喽！”串联起一二三产业，乡村旅游成为乡村产业新增长点。据测算，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超30亿，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超过3000万亩；主食加工业营业收入达2万亿元……如今，一批彰显地区特色、体现乡村优势、乡土气息浓厚的产业，正在农村成长壮大。从乡村发展的现实看，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不能单纯依靠推进城镇化。有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为95%，农村为22%；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为97%，农村仅60%；城市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为人，农村仅为人。“城乡之间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等方面，表现在资源布局、能力提供和服务质量上，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等短板。”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副司长周南说。我国还有近6亿人生活在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农村还会有4亿多人。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如果一边是越来越发达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缩小城乡差距是带有标志性的硬任务。看前景——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实现城乡发展“一盘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迫切需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会不会耽搁城镇化发展步伐？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直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不意味着应该放缓城镇化步伐。恰恰相反，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置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架构中推进，通过‘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工带农’，实现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下好城乡“一盘棋”，需要多点协调，共同推进。增供给——加大资金投入，优化制度供给，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强大支撑。重庆忠县，35万亩柑橘林延绵在青山绿水间，作为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规划总投入30亿元，建立从“一个柑橘”到“一杯橙汁”再到“一片美景”的全产业链，让22万人走向富裕。支持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用于城乡融合公益性项目；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创新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金融产品提供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让更多真金白银流向农村。2013年至2017年，仅农林水支出科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就超过8万亿元。2018年，农业投资更是比上年增长，增速快于全部投资个百分点。“资金要素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将为城乡融合增添更多发展新动能。”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促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改革，为城乡融合发展打通了堵点。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以300多万元的成交价将村集体建设用地出让，作为酒店用地。“这既解决了企业用地难题，又让村集体充分享受土地增值红利。”酒店负责人赵建龙说。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始终是农村改革的主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农村土地改革，“稳”是基础，“活”是目标，推动农村土地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三块地”改革，实现征地范围缩小、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等，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活力。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三块地”改革在33个试点县（市、区）已按新办法实施征地1275宗、18万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块1万余宗，面积9万余亩；腾退出零星、闲置宅基地约14万户、万亩，办理农房抵押贷款万宗、111亿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截至2018年底，仍有亿城镇常住人口尚未落户城市，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郑风田说，“解决好落户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据了解，目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大城市也已计划放宽落户条件。强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城乡融合发展增添活力。“改种优质辣椒品种，上马辣椒酱加工项目，产品身价实现从每斤1毛5、1块5到15元的三级跳。”在广东雷州，绿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志德带动300户社员靠种植辣椒鼓起腰包。小麦、稻谷继续执行最低收购价预案；把农业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农村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向农民股金分红……一项项好政策充实着农民的“钱袋子”。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由2007年的倍下降为2018年的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国强说，“保持农民持续增收的良好势头，让他们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成熟定型。

——加快建设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稳定和提高商品粮供给水平。不断完善粮食生产扶持制度，完善粮食生产补贴制度，增加补贴数量，扩大补贴范围。探索粮食生产投入品补贴的有效方式，控制种粮成本上升。健全主要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制度，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标准水平。——加强畜禽良种繁育和改良，改善畜产品品质。积极转变养殖方式，提高规模化、集约化饲养水平。加大动物疫病防控力度，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继续实施天然草原保护等工程。优化水产养殖结构，提升水产品质量档次。——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给予支持，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调整农产品加工企业增值税高征低扣的政策。重点推进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和加工专用原料基地建设，形成一批优势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研投入体系。启动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工程，提高农业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组织动员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建立健全种养业良种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动植物保护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等农业七大体系。——优先制定保障质量安全、保护资源环境等农业标准，推动强制性标准向技术法规的转化。大力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逐步实现生产记录可存储、产品流向可追踪、储运信息可查询。——从源头控制入手，加大农业污染防治力度，减少化肥、农药和农膜不合理使用造成的污染。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和资源循环利用为重点，建立起“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主要学术论文有：1、《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代构造》，《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2、《农田水利建设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及强化》，《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1期。3、《失衡的引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之根》，《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6期。4、《村级公益事业投入机制创新的社会动因及实践策略 》，《农村经济》2011年第12期。 5、《农业灾害救助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战略安排》，《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1期。6、《农村水环境保护：监管困境及新行动策略建构》，《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6期。7、《农村社会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依据及其运行困境》，《江海学刊》2010年第3期。8、《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9、《乡村和谐发展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4期。10、《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11、《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与新农村建设的再组织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12、《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6期。13、《村落公共空间演变及其对村庄秩序重构的意义——兼论社会变迁中村庄秩序的生成逻辑》，《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14、《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 主持江苏省教育厅200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村落公共空间演变与乡村社会秩序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04SJD840014）参与2005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江苏防范社会风险预警研究”（课题号05EYA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06&ZD025）主持江苏省教育厅200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庄公共权力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07SJD810007）主持校级研究生科研启动基金课题“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制度演变及其政策选择研究”2007年度 （第二批）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乡村和谐发展与农村基层民主管理体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0702030C）第4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农民经济合作行为研究》（资助编号20080431075）江苏省软科学课题《农村社区建设与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研究》（项目编号BR2009038）河海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课题《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制度安排与模式构建研究》（编号2048/ 4080113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后农业税时代’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投入机制与政策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2YJA84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