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人心者得天下论文

论“得民心者得天下”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银寿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明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孟子的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在于获得民众的拥护；要想获得民众的拥护，在于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方法是:民众所喜欢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他们头上。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那么，古往今来，中国取得最高权力有哪些途径，这些途径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得民心”呢？第一种途径谓之禅让，指帝王自动地把权力交给别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帝位，年纪大了要选接班人，咨询各部落首领，大家推举舜作继承人。舜经过各种考验后，代行天子职责，尧死后正式即位。舜在选接班人时，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代行天子职责，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人推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推举他的儿子伯益作继位人。关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也为当时人所普遍推崇，特别是儒家，视之为最高权力转移的理想模式。实际上这是原始社会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方式，体现了原始民主。儒家所推崇的“禅让”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禅让的对象是有德之人，表现为作风俭朴，爱民做好事，而且做的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大好事，如大禹治水。二是和平交替，并经过推举——试用——继位三阶段。三是“天下为公”，有别于后世的“天下为家”。当然，这里面含有许多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类似的原始民主制在世界各地各民族早期大致是存在的。这时国家还没有产生，如果笼而统之算有“天下”的话，禅让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儒家据此鼓吹和提倡“内圣外王”的圣贤政治观，认为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才能实行“王道”之治，建设“大同”社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与此异曲同工。第二种途径是用武力夺取政权。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传》)，说的是商王汤、周武王以天的名义征伐暴虐无道的夏王桀、商王纣，并取而代之做了天下的君主。这是进入“天下为家”的阶段社会后，儒家提出的关于最高权力转移的政治主张，认为世袭君王如果暴虐无道，就必须以“革命”方式加以推翻。古代的“革命”与现代的“革命”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武力推翻原来的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自禹之子启杀掉伯益，又出兵打败反对他废弃禅让制的部落而袭位之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都视天下为王或皇帝私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后世也有以“禅让”名义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但受禅者不是已经大权在握，如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三国时曹丕受汉禅建立魏；就是以武力威逼为背景，如司马炎受魏禅建立晋，赵匡胤受周禅建立宋，等等。以武力夺取政权，古代叫做“以马上得天下”，现代则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方式“得天下”，是否就“得民心”呢？一般而论，经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王朝，往往是比较“得民心”的。典型的如刘邦在陈胜、吴广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西汉，刘秀在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东汉、李渊李世民父子在瓦岗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唐朝、朱元璋在红巾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明朝，等等。这个时候，“民心”的体现多如史书上描述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作为回报，新的王朝建立初期会出现一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时期。当然，这类“得民心”是程度有限的，体现的多是地方士绅的意愿，正如禅让制一样，体现的也多是各部落首领的意愿。至于那些纯属军阀性质的武夫之间，经过武力争夺走马灯似地建立的政权，往往是与民心无关的，也往往是不得民心的。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交替，前后170个年头；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代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廷，先后不过54个年头，而且政权争夺纯凭武力，充满血腥，对社会经济文化破坏极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第三种途径是世袭。封建帝王，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靠的是血缘关系。这个时候如果讲“民心”的话，只涉及那些朝廷亲贵大臣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与一般官吏没有多少关系，与广大老百姓更是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兄弟子侄之间为抢班夺权难免一争，骨肉相残的事不绝于史书，但限于皇帝家族内部，本质上不同于武力争夺。这种权力交替方式确定性很强，总体上是和平的，这是其价值所在。其弊端在于任人唯亲，选择的范围狭窄，且偶然性强，不能保证接班人的质量。历史上通过这种途径产生了许多暴君、昏君、庸君，著名的如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宋徽宗赵佶等。有的简直是糊涂虫、白痴，如蜀汉后主刘禅、西晋惠帝司马衷等。还有不少幼稚的孩童，据统计，我国历史上的娃娃帝(10岁以下)有29个之多。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成为导致封建专制王朝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的重要根源。但老百姓对此局面无能为力，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宰制之下，反变得麻木不仁，对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逆来顺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民心”只是在这个时候以“民怨”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纵观夏朝建立以后的中国社会，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无外乎武力夺取与世袭两途。这两种途径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不能保证选贤任能，不能体现人民权利。武力夺取政权破坏性太大，导致社会生产力难以持续积累和发展；昏庸之君太多，带来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家天下”的格局，使大多数人处于附从和被奴役的状态。怎么克服这些弊端，不能说先贤们没有关注过、思考过。比照前述儒家关于禅让制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表达了很有针对性的愿望和理想，但没有探索出有效的途径。中国最后在世界上落伍，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则率先开辟了新的政治道路，由此成就了自身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成就了数百年来主宰世界的霸业。新的政治道路集中体现在比较好地解决了美国开国者提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组织。”(《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解决的办法就是创造了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制度，即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来选择国家领导人。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通过赢得选民或选举人的有效多数票来实现的。民主选举制度对解决传统选任制度的弊端有极强的针对性；有一套公开、公平的竞赛规则和程序，任何一个有被选举权的人都可以按照这套规则和程序去追逐政治权力，不需要也不允许使用暴力方式和其他非法方式；选举方式具有开放性、竞争性，选择的范围比较大，因而能够选贤任能；由于实行普遍选举和定期选举，政治领导人既要顺应民心才可能上台，也要顺应民心做事才可能谋求连任(连任也是有限制的)，这样就能够防止国家权力成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然，西方的这一套选举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由于受资本属性的限制，其效果远不是完美的。至于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方，“水土不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相对于传统选任制度，确有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对于中国来说，民主选举制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方式。这就决定了这一制度的确立及其实施，必定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事实正是如此。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始了通过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尝试。民国时期，在实则由新旧军阀以武力论短长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在中国完全变形走样。比如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不惜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收买选票，并在选举当日派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他当大总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在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直接选举参议员，创造了“识字的人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人用画圈法，不识字的人用投豆法”等实现普选的方法。但建国后选举制度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加以批判和否定，选举法形同废纸。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重要政治职位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是中国走上政治文明大道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如何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使“民心”(选民意志)得以更充分的表达，还须对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比如选举人大代表，要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至向全面实行直接选举过渡。邓小平曾经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个大方向。

这个题目大，所以一般要读，史记，老子，上下五千年，等.........最佳答案检举 “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明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 “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孟子的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在于获得民众的拥护；要想获得民众的拥护，在于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方法是:民众所喜欢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他们头上。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

刘邦任泗水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犯人的绳子统统解开，《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可见刘邦并没把什么职衔放在眼里，也没把什么王法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要保住亭长的差使就什么出格的事都不敢干。只要他认为该干的事，就会去干，没那么多小心眼，也没那么多小算盘。这说明刘邦的豁然大度与性格的豪爽。纵观刘邦手下，真是什么人都有：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平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都能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任贤为能的统治才华；悟性极高，善于纳谏的明君刘邦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能够把大批杰出的人才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比如会带兵的韩信，善谋略的张良，会管账的萧何等等。《品三国前传—之汉代风云人物》的作者易中天概括刘邦的用人之道有八大特点：知人善任，不拘一格，招降纳叛，不计前嫌，坦诚相待，用人不疑，论功行赏，暗中控制。刘邦正是运用了这些管理人才的手腕，成就了自己的帝王大业。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刘邦是懂得领导艺术的，具备当领导的素质的。不错，与贵族世家出身的项羽比，刘邦出身贫寒，但要论资质，刘邦确实无愧于领袖的称号，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具备的素质他都有，而张良、萧何等人给他出的主意大都是针对现实问题和具体操作性的，谋略和战略性建议都有，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沛公已定关中，项王随后入关，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对沛公先入关心有不悦，便使人去讨好项王，欲以求封。项王大怒，欲攻沛公，项王叔父左尹项伯与留侯张良素善，夜驰沛公军中私见张良，具以实情相告，欲使张良活命。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遂又以实相告知于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这一点就连其后世子孙刘备也与之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何其相似乃尔）经张良私下稍一点拨刘邦灵机开窍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因项伯文谕项羽，项羽乃止。一场鸿门兵险就此化解。故刘邦往往是一点就通。这种洞察力、判断力和悟性，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韩信说他“将将”的才能“此乃天授，非人力也”，这并非完全是在恭维，更不是讽刺。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刘邦最大的优点是“知人”。这里所说的知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尊重人才和善用人才，而是懂得人情人性，既了解人性中的优点，也了解人性中的弱点，这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又能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终于运天下于股掌之中。得天下，也就是得人，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刘邦很懂这个道理。他似乎天生就会和人打交道。《史记》说他厌恶读书，却天性聪明，胸襟开阔，能采纳最好的谋略，连看门人和最底层的小兵，一见面都能成为老朋友。除因他性格豪爽大度，不拘小节，易与相处外，还因为他懂得一个道理：“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此他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宝贵的财富和资源，惟恐其少，不厌其多。刘邦在进入秦都咸阳之后，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不杀子婴，优待俘虏。《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详。”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第二件事是约法三章，废除苛法。 “吾与诸侯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史记.高祖本纪》）第三件事是刘邦自己不受犒赏。《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从刘邦所做的这三件事，可以看出刘邦之所以能够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大一统，正因为他头脑清醒，肯虚心纳谏。具有卓越的领导才华。建国之后，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困难重重，形势复杂多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如何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如何保证刘姓江山能够万世永固。这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是每一个开国皇帝所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一个出身平民的皇帝来说，问题似乎显得更为复杂。刘邦建国后，总结秦亡的教训，而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楚人辩才陆贾是最早向他提出这个建议的。以“无为” 、“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既否定秦朝“用刑太极”的政策，又要求汉初统治者顺其自然，对人民采取少加干扰以及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等政策。刘邦以“无为”和“顺守”为宗旨，继承了秦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又进行了某些变革，这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刘邦对社会生产经济的恢复发展，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劳力归农（增加农业劳动人口）、鼓励生育、减轻徭役、薄敛赋税、节约财用、抑制商人、迁徙大姓豪强和安定环境（移民边境）。另外，他和战匈奴，制订和亲政策。刘邦这些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在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建立了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继秦之后的大一统王朝。然而，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是如何从争霸者转化为统治者；其次是如何处理与那些诸侯、功臣的关系等诸多复杂而又矛盾的问题。显然后者是刘邦最为头痛棘手的事情。和许多历朝历代的开国君主一样。刘邦为巩固刘氏政权，对开国功臣大肆屠杀。刘邦在剪除异姓诸侯王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功臣韩信。本文仅以韩信被杀事例为证，作以说明。韩信虽无匹夫之勇，却有妇人之仁。在楚汉战争的最后紧要关头，韩信的地位十分的特殊。用项羽的说客武涉话说，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史记.淮阴侯列传》）用齐国辩士蒯通的话说，是“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史记.淮阴侯列传》）总之，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完全可以独立称霸于一方，与刘、项二王三分天下。而韩信没有听进这些话，原因是他根本就不懂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功高震主”的道理。如果说，妇人之仁使韩信坐失良机，那么，小人之心则使他铸成大错。韩信杀钟离昧以讨好刘邦，至少犯了三个错误。第一，他卖友求荣，在道德上输了一着。第二，他讨好献媚，说明心中有愧，在心理上也输了一着。第三，主动屈膝，说明自己心虚，在战术上又输了一着。其实现在看来，刘邦收拾韩信等异姓诸侯王功臣，那都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刘邦要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刘姓汉家王朝。可以说，刘邦收拾韩信等人，都是一步一步有预谋有计划性的。政治斗争讲究的是“有理、有利、有节”。刘邦深知此理。韩信虽是死于吕后之手，但也是刘邦忍耐已久，暗中允诺的。故当刘邦从平定陈豨叛乱的战场归来，听到韩信被处死的消息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其反应是“且喜且怜之”。好一个“且喜且怜”，实在是刘邦真情的写照，也是他对韩信的欣赏与厌恶、怜爱的复杂感情写照。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倘有，便是“不臣”，就要剪除。刘邦并非杀人狂，他的诛杀功臣，完全是政治需要，或者说是专制政治的需要。因此，刘邦的一连串屠戮，应该说是专制主义杀了韩信、彭越、臧荼、陈豨、卢绾等人，还差点杀了樊哙。不过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后人批评刘邦斩杀功臣和异姓王，并非过错。但是忽视了刘邦必须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作出很多妥协：郡县制虽然是秦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完全废除郡县制，那么只能是回到春秋战国时代，那么汉代的统一就会变得没有意义，国家和社会只会重走老路，汉代将不会是一个统一和稳定的政权，如果施行如同周代的分封制，无论同姓异姓皆封王，虽然可以起到暂时安抚各种政治集团利益的目的，但是无疑埋下一大堆的定时炸弹，内战只是迟早的问题。刘邦的选择其实比较精明，他保留了郡县制，因为他需要郡县制保持全国的统一和中央的权威，同时他也列土封王，但那都是封给自己人，也就是同姓王。刘邦实际上在做着和秦始皇同样的事情，就是一统天下，但是刘邦的手段就要高明的多，他既要考虑到未来政治的走向，又要兼顾时下的政治格局。不能不说刘邦的政治哲学其实已经达到了炉火纯清的境界，这种郡国并行的国家政体，看似非常别扭，实则是中国政治的一大创新，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末，历时两千多年。当然其中的演化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