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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头绺瘛U庖皇逼诿窀枳艿奶氐闶瞧��绦。�闱槎嘤谛鹗隆D铣�指�4嫦吕吹挠?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参考资料：

建议你可以翻看：包罗宏富的《中国诗学大辞典》该书在海外及港台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丰富、搜罗全面而编排有序，亦为本书特点之一。中国古典诗歌很早就流传于海外，海外学者对它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海外”一词内涵极为丰富，它既包括了一千多年前接受了中国古典诗歌，并对其诗歌创作发生很大影响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也涵盖了近一二百年才接触到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国及东欧一些国家。港台指台湾、香港、澳门等与内地有差异的地区。因此，这一部分不仅涉及内容多，其中差别也很大。在立目、编排、写作上也很难比照其他部分处理，负责这一部分的编委和作者根据海外研究的实际情况，把所收词目分为：一、中国古典诗歌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如中国古诗在日本、中国古诗在西方、中印诗缘、中国古诗与《怀风藻》、寒山诗与美国垮掉派等；二、中国某一部分古诗的海外研究，如《诗经》研究在国外、杜甫研究在国外、元明清诗研究在国外等；三、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海外研究，如中国古典诗论在东方等；四、海外一些学者运用有特色的文学理论对中国古诗的研究，如西方神学观与《诗经》、新批评研究、帕里一劳德理论及其应用等；五、海外研究著作，如《诗境记》、《汉字作为诗歌的媒介》等；六、重要的海外中国诗学专家，如祗园南海、吉川幸次郎、高本汉、艾德林等；七、香港、台湾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状况，如台湾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中国山水诗研究等。另外你可以进这里来看看,很多都是魏晋南北朝方面的研究材料。。。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保存在清商曲辞中。清商曲是我国古代主要的通俗乐曲，许多民歌都配合这种音乐演唱。南朝的清商曲又分为若干类，其中最重要的是“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类，民歌大多都属于这两类。“吴声歌曲”产生于江南吴地，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地带。“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荆（今湖北江陵县）、郧（今湖北宜昌县）、樊（今湖北襄樊市），邓（今河南邓县）等地。这些都是当时的重镇，是商业发达的城市。因此，这些民歌所反映的多是城市生活，和汉乐府之多反映乡村生活不同。“吴声歌曲”和“西曲歌”现存约近五百首，其中大部分是民歌。这些歌在内容上几乎全是表现男女爱情生活的，且又有十之八九出自女子之口。诗歌中生动地描写了少男少女彼此间真诚的爱慕，会面时天真愉快的神情和活动，离别以后沉重而又痛苦的相思情绪。描写得真挚而又深刻，字里行间洋溢着生命的热情和力量，表现了人民群众在爱情生活方面的积极行动和美好愿望。在那个时代，在封建礼教强大的统治威力的笼罩下，男女间正当的爱情经常得不到满足，反而受到许多的折磨和迫害，国而，热烈而又大胆地歌唱男女爱情的这类诗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有些歌词为妓女婢妾所作，其中某些情歌因之含有较浓厚的色情成分和脂粉气。“吴声歌曲”中以《子夜歌》为最著名，一共42首，都以描写少女热恋为题村。它往往运用单纯朴素的语言，自然和谐的音调，来表达少女怀春的心情，委婉而生动，充满着天真活泼的情趣。也有描写因失恋而产生的悲愁和痛苦的，这类诗歌往往通过女子之口说出她们的焦的甚至绝望的情绪。如《子夜歌》：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这诗明白如话，写的是一女子对情人的缠绵思念之情。诗中通过对这女子望着深邃的夜空和皎洁的明月，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的描绘，把其内心世界无法排遣的思亲之情和孤寂之感委婉地透露出来。这女子望着明月，思念着远方的爱人，望得发了呆，想得出了神，朦胧中仿佛听到亲人断断续续地在呼唤自己，情不自禁地答应一声，这乃是虚幻。当她发觉亲人并没有呼唤自己，夜空还是万籁俱寂，看到的依然是高悬的一轮明月，她是多么的失望和痛苦啊！“吴声歌曲”除了写少女热恋，企盼亲人回归与之团聚的内容外，有些诗歌还反映了男子负心，另有所欢，封建社会恋爱不自由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如：郎为旁人取，负攸非一事。缡门不安横，无复相关意。（《子夜歌》）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懊侬歌》）诗中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男的遗弃女的，往往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女的则得不到合理的保障。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中，女的只能在主观上希冀对方永不变心：仰头看桐树，桐花特可怜。愿天无霜雪，梧子（谐吾子，指男的）解千年。（《子夜秋歌》）《华山畿》是写一位少男在华山附近邂逅一位少女，“悦之无因，感心疾而死”。葬时经过华山少女家，驾车的牛停步不肯向前。少女出来唱了一曲悲歌，棺盖忽然应声打开，她跳进去殉情而死了，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男女间没有社交和恋爱的自由，相思的痛苦折磨着他们，甚至牺牲了生命，他们幻想在死亡中获得解放，获得幸福的生活。它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反映了人民对于爱情的强烈愿望。“西曲歌”中的重要歌词，有《三洲歌》、《石城乐》、《孟珠》、《估客乐》、《乌夜啼》、《莫愁乐》、《襄阳乐》等，大都是描写女子的别情。南朝时代，商业发达，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许多城市都相当繁荣，商人阶层生活更加富裕，这就刺激了他们对于爱情的浪漫的追逐，而他们中有些是来往客商，经常离别远行，因而江边送别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歌词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如：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闻欢下扬州，相遇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奠愁乐》）“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在描写爱憎的时候，常常使用了巧妙的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发挥了丰富的想象，使它的思想内容表现得非常生动突出。例如《子夜歌年少当及时》篇，拿霜下草恰当地比喻了青春的容易消逝，使人明白应及时相爱。又如《读曲歌》用突然掉入井里的飞鸟来比方一个刚听到对方变心的女郎的骤然从欢愉转为悲愁的思想情感，刻画得非常贴切。《华山畿》形容女子悲痛落泪时，把泪水夸张得如同江水一般，它可以使身子沉没，不但表现了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很好地表现了女子对于爱情的热烈态度。北朝乐府民歌保存于乐府横吹曲辞的横吹曲中。横吹曲是军队中应用的音乐，要求雄伟悲壮。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的乐曲，由于他们的风俗习惯等原因，常适用于作军乐，而被中原文化所吸收。汉代的横吹曲，相传系张鸯从西域传来，但歌辞没有流传下来。南北朝时代甫北两朝在政治方面形成对峙，但在文化方面彼此还是互相交流的。南朝的吴声西曲，在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即已传入北朝，成为北朝上层阶级常常欣赏的娱乐品。北朝的乐曲，也自东晋时代开始陆续传人南朝。横吹曲中的梁鼓角横吹曲，就是长时期从北入南的乐歌被梁代乐府官署所采用演唱的部分。北朝的乐府民歌，数量上远不如南朝的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像汉乐府一般显得丰富多彩，而不似吴声、西曲那样单调，它真实地记录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状态，从很多方面表现出北方民族的刚强爽直，充满了北方的景色和风趣。在北朝民歌中，描写游牧生活的，以《敕勒歌》为代表作：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诗仅27个字，但自然高妙，浑朴苍茫，艺术地再现了草原风光，全诗纯系自然景物之描写，但这些自然景物又是歌者即目所见，使主人公的形象隐现在茫茫草原之中，使人感受到作者对草原风物的热爱之情。它粗旷之中，杂有豪迈之气，“无我之境”中有“我的形象”，诗中“我”的形象融化在自然景色之中。《敕勒歌》虽篇幅短小，但自问世后一直成为人们传诵不衰的名篇，具有无比的魅力。反映游子飘零的，如《陇头歌》：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域，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它通过“寒不能语，舌卷入喉”的苦寒状况来到画游子飘零的痛苦，写得非常逼真。北朝社会，战争是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整个北朝的历史几乎与战争相始终。由于战争的频繁，兵役和谣役迫使大批人民离开本上，转徙道路，这些反映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就是那种社会现实的写照。描写爱情方面的，北朝民歌也具有独特的风格，如《折杨柳枝歌》中写少女怀春，那种大胆、但白而勇敢地诉说自己的心情，充分显示出北方民族的爽快、质朴的性格，它和江南女儿的那种缠绵婉转的抒情远不相同。在北朝乐府民歌中，《木兰诗》是一篇代表作。诗中通过对女英雄木兰这一形象的塑造，赞扬了劳动妇女善良的品质、勇敢的精神和坚毅的意志。木兰本是一个“当户织”的普通姑娘，在困境中长大。在父亲年老、又无长兄、可汗催征的情况下，她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代父从军，担负起远征的艰巨任务。她买了“骏马”、”长鞭”，大胆地踏上征途，经过黄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万里长征，十年转战，不仅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立下大功。凯旋归来后，她功成不受赏，只希望早日回到久别的故乡，再过其普通劳动妇女的生活，她回到家里，在爷娘姊弟一片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像过去勇敢地换上男装一样，“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丝毫不以功勋卓越的英雄自居，只认为自己还是和过去一样的普通妇女，表现了一个劳动人民的英雄人物的表里如一、质朴谦逊的本色，在木兰身上体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特别是她以女性身分而做出这一英雄事迹，这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是不敢想象的事情。因为在那个社会里，女子是没有行军打仗、转战十年、立功万里而做英雄豪杰的权利的，而如今木兰却真地做出来了，这对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它有力他说明了女子和男人同样有能力做出英雄豪杰的事业，同时也就说明了女子有和男人受到同样看待的权利。这首诗在表现形式上，作者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诸如所用的比喻：“东市买骏马”四句，平列东西南北，用了排比；木兰归家时对爷娘、阿姊、小弟三组人物的描写，用了重叠；对偶句中，工致的如“朔气传金拆，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而像“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等句，却又朴素自然，活脱流畅，颇有情韵；此外，还有语句递接紧凑，生动畅达的联珠句法，如“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等等，使作品繁而有味，人不厌其繁，简能传神，人不觉其简。南北朝乐府民歌，开辟了一条五言、七言绝句抒情小诗的新道路。五言四句的小诗，在汉民歌中虽然已经出现，但为数甚少，也没什么影响。南北朝民歌绝大多数是五言四句，这种刚健清新民歌的出现，对当时形式主义文风起了冲击的作用，因而影响很大。同时，在表现手法上，如口语的运用，对后代诗人也有借鉴作用

（意思）去论文生活的人也在阴间千九，这里的天目行政恐龙走大路中间5:00草原。

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进入了以文人为主、自觉和个性化的时代，诗人之多，诗作之富，诗风之多样，诗歌在表现社会生活与人们内心世界上的开拓与深入，以及诗歌自身形式上的变化和创新，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壮观局面，尽管中国诗歌的成熟鼎盛时代迟到唐代才正式形成，但西汉与魏晋南北朝诗歌可以说是连接中国诗歌开端与鼎盛之间的津渡，明显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这八百余年诗坛本身也是佳作云涌，名篇如潮，无论其审美价值还是诗歌史、文学史上的影响，都值得后人重视。 《魏晋南北朝诗卷》（丁夏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这两个阶段诗歌的两个较有特色的选本。前者选诗始于汉末建安年间的曹氏父子，终于隋末唐初的诸诗人，在突出名家与传名作的同时，注重介绍、分析诗人的创作个性，并通过评析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审美追求与诗坛风尚的嬗变来展示魏晋南北朝的时期诗歌演进的大致轨迹及走向，使读者在贪图这一时期诗坛名作之际，也能从文学史的背景层面体察当时诗歌创作的时代特色。此外，本书力图将诗歌的鉴赏引导和学术研究相融结合，在评价诗人或流派时每每可见选注者阐述已见，其说未必恰切，但不失为一家之言。后一本书初版于50年代末，70年代末经修订再版，是选注者倾注多年心血而完成的力作，流传也较广泛。此书共计四卷，一卷为“汉诗”，包括汉乐府、《古诗》及文人诗，二卷为“魏诗、晋诗”，包括建安年间、魏与两晋的文人诗及民歌；三卷为“宋诗、齐诗”，兼收南朝民歌如《西洲曲》；四卷为“梁诗、陈诗、北朝诗、隋诗”，北朝民歌如《木兰诗》、《敕功欧》等收在北朝诗中。入选诗歌前后虽相距八百年，但均系披沙拣金之作，且每卷各有重点，一卷是汉乐府中的民歌与《古诗》，二卷是曹植、阮籍、左思和陶渊明的诗，三卷是鲍照、谢眺并举，四卷则突出了庚信与北朝民歌。这些重点对读者了解西汉与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精华所在确有帮助。书中对诗人生活经历、创作特色及成就的介绍从简，但书前的《序言》则详细地论述了这两个阶段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发展主线和主要成就，对著名诗人的创作更有较深入的分析，值得一读。

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民歌《敕勒歌》最早见录于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的第八十六卷《杂歌谣辞》，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

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作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

有学者认为《敕勒歌》长短句的句式及韵律，还深深地影响了唐代以后的诗词【1】。

全诗风格明朗豪爽，境界开阔，音调雄壮，语言明白如话，艺术概括力极强，一直受到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的一致好评。对它的学术研究，时至今日也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1]张廷银. 北朝乐府《敕勒歌》研究综述[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51-56.

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注释>1.川：指平原。敕勒川，大概因敕勒部族居住此地而得名。2.阴山：阴山山脉，起于河套西北，横贯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偏西一带。3.穹(qióng)庐：游牧民族所住的圆顶帐幕。4见(xiàn)：同“现”。<韵译>敕勒人生活的原野在阴山脚下，这里的天幕象毡帐篷一样笼罩着辽阔的大地。苍天浩渺无边，草原茫茫无际，每当大风儿吹来草儿低伏的时候，放牧的牛羊就显现出来。<评析>这首古代民歌，歌咏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抒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敕勒川，阴山下”，说出敕勒川的地理位置。阴山是绵亘塞外的大山，草原以阴山为背景，给人以壮阔雄伟的印象。“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环顾四野，天空就像其大无比的圆顶毡帐将整个大草原笼罩起来。“天苍苍，野茫茫”，天空是青苍蔚蓝的颜色，草原无边无际，一片茫茫。诗的前六句写平川，写大山，写天空，写四野，涵盖上下四方，意境极其阔大恢宏。但是，诗人的描写全从宏观着眼，作总体的静态的勾画，没有什么具体描绘，使人不免有些空洞沉闷的感觉。但当读到末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进修，境界便顿然改观。草原是牧民的家乡，牛羊的世界，但由于牧草过于丰茂，牛群羊群统统隐没在那绿色的海洋里。只有当一阵清风吹过，草浪动荡起伏，在牧草低伏下去的地方，才有牛羊闪现出来。那黄的牛，白的羊，东一群，西一群，忽隐忽现，到处都是。于是，由静态转为动态，由表苍一色变为多彩多姿，整个草原充满勃勃生机，连那穹庐似的天空也为之生色。因此，人们把这最后一句称为点晴之笔，对于“吹”、“低”、“见”三个动词的主动者――“风”字，备加欣赏。敕勒族人用穹庐――圆顶毡帐来比喻草原的天空，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讴歌赞美，这样的审美情趣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穹庐是游牧异议的活动居室，牛羊和牧草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对于这些与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相关的事物，他们有着极深极厚的感情。所以我们说，他们讴歌草原，讴歌牛羊，就是赞美家乡，赞美生活；我们并且认为，这首民歌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色彩，原因也在这里。<文学常识>体裁：北朝民歌年代：南北朝作者：北朝民歌作者小传：北朝是指公元4——6世纪，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先后建立的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五个政权所经历的历史时期的总称。北朝人民主要过着游牧生活，有许多民歌流传下来。这些民歌豪放爽朗、慷慨激昂、语言朴实、极富生活气息，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现存的北朝民歌大约有60多首，大都收录在《乐府诗集》中。敕勒族人用穹庐――圆顶毡帐来比喻草原的天空，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色讴歌赞美，这样的审美情趣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穹庐是游牧异议的活动居室，牛羊和牧草是他们的衣食来源，对于这些与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相关的事物，他们有着极深极厚的感情。所以我们说，他们讴歌草原，讴歌牛羊，就是赞美家乡，赞美生活；我们并且认为，这首民歌具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色彩，原因也在这里。

南北朝指从东晋灭亡到隋统一(420～589)的170年时间。这时南朝相继为宋、齐、梁、陈；北朝则自北魏统一北中国(439)起，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又相继为北齐、北周所代，最后均为隋所统一。这个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南朝文人诗歌，其成就远远超过北朝，并成为唐诗全面繁荣的必要准备和过渡阶段。南朝文人诗歌的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刘宋时期是第一阶段。即山水诗逐渐从东晋的玄言诗中独立出来，并蔚然成风的阶段。山水诗在此时的兴盛有多种原因。首先它是文人士大夫崇尚山林隐逸生活的反映。魏晋，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士大夫无论在朝的在野的，大都以隐逸为清高，以山林为乐土，因而在诗歌中描写山水之美，借以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怀。其次，东晋以来，南方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世族地主到处建筑园林别墅，过着游山玩水的悠闲生活，他们的玄言诗里便出现了山水诗句，借助自然山水来表现老庄的哲理，这个变化以东晋晚期的殷仲文、谢混等人为先导，而完成于谢灵运。代表作家有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称为“元嘉三大家”。其中“才秀人微”的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诗的发展与繁荣开拓了道路。齐及梁初为第二阶段，即“永明体”形成、兴起的阶段。当时著名诗人沈约、谢跳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遂形成讲求格律、对偶的永明新体诗。粱中叶到陈末为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的阶段。“宫体诗”多描写女性和宫延生活，风格轻绮柔靡，但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北朝文人诗相对南朝远为逊色。后来，由于北人学南人、南人入北的双向交流，北朝诗坛才有所变化，特别是庾信人北朝之后，心怀屈仕敌国，思念故土的双重悒郁，诗风由前期的绮丽转向刚健，体现了南北诗风的初步融合。一、谢灵运与山水诗晋、宋之际，诗歌中描写山水的成分逐渐增多，如谢混的《游西池》玄言色彩较淡，已较集中地刻画山水景物，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淡乎寡味，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因此，当谢灵运为排遣政治上的失意而写下大量的山水诗时，立刻被人们所接受并模仿。于是，山水诗终于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而谢灵运便是确立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著名的诗人。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晋室南渡后世居会嵇(今浙江绍兴)。他是谢玄之孙，18岁袭爵为康乐公，人称“谢康乐”。谢灵运出自高门世族，青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才名，亦热衷于政治。刘裕代晋建立宋朝后，实行抑制世族的政策，将谢灵运的封爵降为康乐侯，他内心非常不满。永初三年(422)，他出为永嘉(温州)太守，于是“肆意遨游，遍历诸县……所游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后他辞官隐居始宁(今浙江上虞)，并常常出人深山幽谷之间，探奇揽胜。元嘉八年(431)，宋文帝派他担任临川内史，因被人弹劾谋反，流放广州，旋即被杀。谢灵运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山水景物的成功刻画上。他的山水诗大多作于出任永嘉太守之后。在这些诗中，他带着一种高门士人的闲散情调，用富丽精工的语言，描绘了永嘉、会嵇、彭蠡湖等地的自然风光，给人以清新之感。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用拟人的手法写山间美景，云石相依，彼涟互映，白绿两色点缀其间，构成一幅极有层次的动人图画，并从中透出一种萧散、淡远的氛围。又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写暮春的素雅，“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朗”(《初云郡》)，写秋夜的旷远，“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写冬天的寒峭等等。这些散见于各篇中的“名章迥句”，清新流畅，确“如初发鞭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引鲍照语)，体现了作者在刻画景物方面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功。然而，谢灵运诗虽多名句，却较少佳篇。主要是他的一些诗仍不免有借山水以谈玄理(包括佛理)，而其谈玄之处，常不免显得滞重或迂拙。我们可以从他的代表作《登池上楼》中窥见他山水诗的基本模式与风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癫对空林。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巅。初景革堵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萎萎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此诗作于永嘉任上。全诗先记叙官场失意的牢骚，次描绘春天景色，最后写决意隐居的愿望。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为神来之笔，历来为后人所激赏。结束处既写到离群索居之苦，忽又以《周易》中“遁世无闷”的哲理自遣，意似曲折，其实颇不自然。谢灵运山水诗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他以自然山水为独立、客观的描写对象，而不是将它作为主观感情的载体。它不像陶渊明的诗歌那样，把主体情感倾注到所写景物中去，而是对山水进行客观的细致刻画，力求形似逼真。其次，从艺术表现上看，谢诗善于抓住景物特征，进行精雕细刻的描绘，尤擅长写静态画面，往往以精练准确的动词出之，故静而不壅，生动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但由于语言上过分雕琢，追求新奇、对偶和用典，故就整篇而言，存在冗繁生僻的弊病。谢灵运山水诗通常还采取“记出游——写景物——抒理思”的三段式结构，单一面少变化。前后两部分往往枯燥乏味，有价值的主要是中间的写景部分。这样的结构必然带来有名句而无名篇的缺陷。总之，谢灵运是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诗人，他开辟了诗歌表现的新领域。当时和后世的不少诗人如谢惠连、谢庄、汤惠休、谢眺、唐代的王维等，都曾受到过他的深刻影响。同时，他极貌写物和穷力追新的作风，客观上提高了描情状物的能力和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为永明体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嵘称之为“元嘉之雄”(《诗品》)是有道理的。二、鲍照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山东郯城)人。他出身“孤贱”，少有才名，且功名心很强。20多岁时，他为了谋求官职，曾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任国侍郎。后又出为中书舍人，秣陵令等职。大明五年(461)，担任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后刘子顼被赐死，鲍照也死于乱军之中。鲍照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但他的作品当时颇负盛名，尤以诗歌成就最高。他的乐府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充实，刚健昂扬，是对建安文学传统的很好的继承。鲍照诗歌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如《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贤士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这首诗抒发了作为寒士的诗人在仕途中倍受压抑的痛苦。语言质朴，情感激愤。拔剑击柱的动作，丈夫垂翼的呼号，归家隐居的向往，贫贱孤直的感叹，一气呵成，将抑郁奔放、悲愤的情绪变化表现得细致淋漓。悲哀而不颓唐，失望而不消沉，自有一种雄逸豪放的风格，反映了作者愤慨不平而又自尊孤傲的精神状态。鲍照有些诗歌反映了边塞战争和征人生活，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如《代出自蓟北门行》：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雁行缘石径，鱼贯渡飞渠。萧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极明主，身死为国殇。诗歌开头渲染敌军入侵的紧张气氛，中间描写行军途中的严寒艰苦，最后赞扬将士们的为国损躯的英勇气概，堪称一首出色的边寒诗。此外，《拟古》其六写他的农耕生活，抒发他不能施展才能的愤懑，也流露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木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笔力雄肆，感情充沛，音节错综，是的照诗歌的主要特点。鲍照善于用自由豪放的笔调，倾诉自己如火的激情，形成一种震憾人心的气势。此外，他还工于写景状物，造语奇特瑰丽，因而形成了俊逸豪放、刚健凌厉的艺术风格。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赞曰：“俊逸鲍参军”，正是就此风格而言的。鲍照也是大力学习和写作乐府诗的人。他汲取民歌的丰富养料，创造了一批内容充实、形式渐趋成熟的七言乐府诗，为后来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鲍照在学习民歌的过程中，不仅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形式，而且变曹丕的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可以自由换韵，这就为七言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从他以后，七言体就在南北朝文人诗歌中逐渐发展起来。王恺运《八代诗选》卷十二至卷十四，专选齐至隋百余年中的这类诗歌，名曰“新体诗”。因此，后人又称永明体为新体诗。永明诗人大胆对诗歌形式进行探索和革新，表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三、谢眺与新体诗谢眺(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与谢灵运同族，人称“小谢”。他的高祖父为谢安的弟弟，祖、父辈皆为刘宋王朝所亲重，母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谢家世贵重，而少即好学，有美名，故曾历居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和朝廷的重要文书职位，也曾作过宣城太守(故后人常称他为谢宣城)，最后任尚书中部郎，因拒绝参加朝廷大臣和藩五所酝酿的政变，反被诬陷杀害。谢眺诗歌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他的作品继承谢灵运而趋成熟。如他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灞溪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鬓不变?诗人以自然流畅的语言，将眼前层出不穷、清丽多姿的自然景观编织成一幅色彩鲜明而又和谐完善的图画，使读者感受到春天的色彩、春天的声音和春天的气息。而这明媚秀丽的景物，又与诗人思乡的情思自然融合，显得深婉含蓄，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两句，更为历代所传诵。和谢灵运一样，谢胱也有不少写景名句。如“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扛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以游东》)；以及“寒城一以眺，平猛正苍然，(《宣城郡内登望》)等，清新淡远，如同一幅幅水墨画，给人以极大的美感。谢眺的山水诗学习谢灵运，刻画景物细致逼真。但相比而言，谢跳的山水诗更有创新，并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大谢诗中的山水与官场生活是背离的，他往往有意地去寻找山水以忘情世事；小谢诗中的山水却总是与主体情感的抒发相统一，殿阁池榭与自然景物的描写往往与抒情彼此交融。第二，大谢的山水诗总是在记游、写景之后，拖着一条玄言尾巴；小谢的山水诗则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使山水诗达到了比较完整的艺术境界。第三，与大谢诗的富艳精工、典丽厚重不同，小谢诗较少繁芜的词句，形成一种自然平秀、清新流丽的艺术风格。另外，谢腕的诗歌声调和谐，音韵铿锵，词藻秀美，对仗工整，体现了新体诗的基本特点。他的新体诗，对唐代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严羽《沧浪诗话》说：“谢跳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唐代一些著名诗人很重视谢眺的诗，特别是李白，更是多次称引其佳句，故有人称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祯《论诗绝句》)，可见谢跳诗影响之深。但谢腆的诗歌也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的《永明乐》十首，《夜听妓》二首，便是典型的宴上无聊之作。此外还存在钟嵘所说的“善自发端，而末篇多踬”、有“意锐而才弱”的缺点。四、庾信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人，他的一生，以42岁出使西魏并从此流寓北方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期。他在南朝度过的前期生活，正逢梁代立国最为安定的阶段。庾信前期的诗文，有供君王消遣娱乐的性质，思想内容轻浅单薄，是宫体诗的重要作家。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他奉命出使西魏，被留长安，后又就任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他地位虽尊，然屈任敌国，内心感到十分屈辱和痛苦。这种遭遇和经历使他开始把南朝诗歌的丰富遗产和北方文化中比较健康的精神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新趋势。庾信后期的涛作，抒发了诗人深重的故国之思和在忍垢含耻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复杂感情。由于诗人的真情实感，他的许多诗篇尽管用了不少对句，却没有雕琢之痕，而在流丽中具有清新之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拟咏怀》27首。如第26首：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驶，城影入黄河。秋风苏武别，寒水送荆柯。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前四句描写北国景色，萧索而阔大；后四句抒写一己愁怀。沉郁而悲壮。诗中连用送别苏武、送荆轲和项羽自刎三个典故，表达了故国难归的悲痛心情。这正是庾信后期诗歌的中心内容，在许多篇章中都有所表现，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如“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拟咏怀》之七)，”还思建业水，终忆武昌鱼”(《秦和永丰殿下言志》之八)，可谓融事抒怀。孙兀晏《咏庾信诗》曰：“苦心词赋向谁谈?沦落咸阳志岂甘!可惜多才庚开府，一生惆帐忆扛南。”对庾信后期的心境和诗赋作了高度的概括。这些抒写故国乡关之思的作品，是他诗歌中最感人、最有价值的部分。由于思想内容的变化和北方文化的熏陶，庾信后期诗歌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前期的绮艳贫弱变为苍凉悲壮，刚健深沉。如“阵云平不动，秋蓬转欲飞”、“轻云飘马足，明月动弓弦”(《拟咏怀》)，“胡笳遥警夜，塞马暗嘶群”（《和赵王送峡中军》)等诗句，都是南朝诗中罕见的。庾信还善于用典，能贴切而不露痕迹，起到了扩大诗歌容量，启发读者联想的效果。庾信后期诗歌在形式格律上也有所发展。他的七言新体诗从句数、章法、对仗来看，已是唐人七言律、绝的先驱。刘熙载《艺概》曾说庾信的《乌夜啼》“开唐七律”。总之，庾信是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涛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杜甫赞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是对庾信后期作品的正确评价。五、南北朝民歌继《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之后，南北朝乐府民歌是又一批集中出现的人民口头创作。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形成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1）南朝民歌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共326首，西曲共142首。吴歌主要产生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建业为中心。建业是从东晋到南朝各朝的首都，乐府机关就近采集这一带的民歌，加以整理，配上音乐，就是吴声歌曲。吴声歌曲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乡村，但更多的可能来自城市小市民之口，因而大部分具有市民文学的特点。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地区，以江陵为中心，曲调唱法与吴歌不同。此外，西曲的时代比吴歌稍晚，以齐梁居多。现存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因为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自然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商业发达，经济条件充裕，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会产生出怀春之情。吴歌的特色是艳丽柔弱，多表现羞涩缠绵的情态。以《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和《读曲歌》最为重要。《子夜歌》共42首，相传最初是东晋女子名子夜者所造，其内容或表现对于爱情的渴望，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或表现对负心男子的怨恨，如“常虑有贰意，观今果不齐。枯鱼就浊水，长与情流乖”。还有《子夜四时歌》、《读曲歌》，都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感情，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真实地再现了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西曲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风格也比吴歌直率、明快。如《那呵滩》：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男女一唱一和!女子的歌唱，传达出真切的情思和天真的愿 望；男子的对答，则表现出身不由己的遗憾和悲哀。南朝民歌的形式特点，是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清妙的歌谣随口唱出，不雕饰，不做作，将内心深处的缠绵情感表现得真切而细腻。大量运用双关语，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吴歌的显著特点。双关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异字，如以藕双关“偶”，以“莲”双关“怜”，以“丝”双关“思”等；另一类是同音同字，如以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关门之“关”双关关心之“关”，以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苦”等。这些巧妙的双关语的运用，不仅使得语言更加活泼，而且在表情达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南朝民歌的代表作是抒情民诗《西洲曲》，这首民歌曾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间穿插着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点染描绘，对人物内心无尽的相思之情表现得极为细腻缠绵而又委婉含蓄。全诗基本上是四句一换韵，又运用了连珠格的修辞法，从而形成了回环婉转的旋律，这种特殊的声韵之美，造成一种似断似续的效果，同诗中续续相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余味无穷。这首诗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2）北朝民歌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中：鼓角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所作的用于马上演奏的军乐，因为所配乐器有鼓有角，所以才称为“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多半是北魏以后的作品。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北方的歌曲陆续传到南方，齐、梁以后也常用于宫中娱乐，并由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原来大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唱，后来才译成汉语，所以《杨柳枝歌》中有“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之语。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北人直接用汉语创作的，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中杂有少数北方汉人的作品。所以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北朝民歌数量不多，但内容却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鲜卑族为主的北方各民族跟南方人民的生活环境有所不同，北方大多是平沙大漠，草原旷野，所以诗中景象多具北方苍茫雄浑的特点。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短短27字，将苍茫浩翰的草原风光描绘了出来，境界恢宏博大，雄浑壮阔，可谓千古绝唱。北方因长期战争不断，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故诗中还多反映动乱带来的凄苦之音。如：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辞》第四首)“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的景象，在建安诗歌中屡屡可见，北朝乐府民歌在反映乱离方面与建安时期的诗歌相通，其悲吟与呼号，令人心神震颤。北朝民歌中，还有不少反映羁旅行役和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如《陇头歌》：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呜声悲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歌中深刻地反映出颠沛流离的苦痛和思念家乡的心情，千载之下，读来仍不禁令人神伤。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长期不息的战争状态，培养了人们勇敢刚毅的性格和豪侠尚武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诗歌中屡有反映。如：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辞》)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趾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 (《折杨柳歌》)歌中都反映出刚猛激烈的特点，充满大丈夫气概，与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北朝民歌中有不少反映爱情和婚姻题材的作品。这些民歌爽快直露，质朴刚健，与南朝情歌缠绵委婉、含蕴温情的情调大不相同。如：“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地驱乐驭》)“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捉搦歌》)，对待婚姻和男女情爱的态度大胆泼辣。反映婚姻问题，多半是女子希望早嫁，如“老女不嫁，蹋地唤天”(《地驱乐歌辞》)，“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折杨柳枝歌》)。这些歌曲直率而朴素，不遮不掩，毫无忸怩羞涩之态。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是《木兰诗》。此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加工。《木兰诗》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木兰是一个闺中少女，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她挺身而出，代父从军，女扮男装，驰骋沙场十多年，立下汗马功劳；胜利归来之后，又谢绝官职，返回家园，表现出淳朴与高洁的情操。她把对亲人和对祖国的爱融合到了一起。木兰的形象，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她集中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刚毅和淳朴的优秀品质，在她身上，展示了妇女要求平等、要求独立解放的愿望和理想。《木兰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很有特点：首先是描写有繁有简：详处运墨如泼，如出征前购置鞍马的铺排描写和归来后的一段描写，从而制造烘托出忙忙碌碌的情景与热烈而快乐的气氛。而战场上的描写，则以数语一笔带过。其次，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气氛的烘托来刻划人物的心理、性格，将叙事与抒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诗中复沓、排比、对偶、问答的句式，叠字、比喻、夸张的运用，都服务于木兰形象的塑造。虽然经过后世文人的加工润色，但全诗生动活泼，清新刚健，仍不失民歌本色，不愧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