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论文参考文献集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中国近六年来的财政政策分析[摘要]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2005年我国实现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变。本文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进行分析，并对今后财政政策的取向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财政政策；中国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6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800万－12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 ，2004年增长％，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和％，2004年则分别上涨％和％。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比上年下降％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比2002年增加了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 、％ 、％ 、％。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79% 、42%、18%和％，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 ，原煤为31％ ，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财务管理论文参考文献怎么写

参考文献规范格式

一、参考文献的类型

参考文献(即引文出处)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标识，具体如下：

M——专著 C——论文集 N——报纸文章

J——期刊文章 D——学位论文 R——报告

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

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①作者姓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原则，具体格式是： 姓，名字的首字母. 如： Malcolm Richard Cowley 应为：Cowley, .，如果有两位作者，第一位作者方式不变，&之后第二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如：Frank Norris 与Irving Gordon应为：Norris, F. & .;

②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如：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English Weekly。

二、参考文献的格式及举例

1.期刊类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

【举例】

[1] 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2004,21(1)：56-58.

[2] 夏鲁惠.高等学校毕业论文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高等理科教育，2004(1):46-52.

[3] Heider, . The structure of color space in naming and memory of two languages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99, (3): 62 – 67.

2.专著类

【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举例】[4] 葛家 澍 ，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

[5] Gill, R. 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 [M]. London: Macmillan, 1985: 42-45.

3.报纸类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举例】

[6] 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 光明日报，1998-12-27(3).

[7] French, W. Between Silences: A Voice from China[N]. Atlantic Weekly, 1987-8-15(33).

4.论文集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

[8] 伍 蠡 甫.西方文论选[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

[9] Spivak,G. “Can the Subaltern Speak?”[A]. In & L. Grossberg(eds.). Victory in Limbo: Imigism [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

[10] Almarza, . Stud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knowledge growth [A]. In and (eds.). Teacher Learn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5.学位论文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

[11]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 1983：1-7.

6.研究报告

【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

【举例】

[12] 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 1997：9-10.

7.条例

【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

【举例】[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Z].1991—06—05

8.译著

【格式】[序号]原著作者. 书名[M].译者，译.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

三、注释

注释是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前面用圈码①、②、③等标识。

四、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与文中注(王小龙，2005)对应。标号在标点符号内。多个都需要标注出来，而不是1-6等等 ，并列写出来

以精读和泛读相结合的方式，阅读和浏览了一些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由于时间有限不可能深入的对每个细节问题进行理解和分析，所以本阶段阅读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公共经济学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体系，考察公共经济学学科所涵盖的主要领域和内容，以及比较各种类型公共经济学方面教材或著作的异同之处，目的是对公共经济学这一理论学科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期对以后深入研究学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一、对公共经济学一般性框架的理解 公共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与私人经济相对应的，政府机构、非营利部门等公共部门经济活动、行为及其绩效的学科。通过阅读众多教材和专著，我试图寻找一条公共经济学的理论分析线索。虽然众多教材都各自有自己的体系和侧重（尤其是国外教材），但我感觉还是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线索可以把握。即：市场万能（亚当·斯密的思想、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市场失灵（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公平、稳定等问题以及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增加（凯恩斯主义、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公共规制）→政府失灵（对第二定理的怀疑、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加强预决算管理、政府采购制度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和市场边界技术划定问题。其中公共经济学学科诞生于政府大幅干预经济时期，即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期，并且现代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是公共经济学诞生、发展前提基础。 此外，在公共产品范围界定问题上还引出了对政府间财政分权和财政关系的探讨；对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的否定，引出了对公共经济效率问题的关注，因此公共经济主要方面的效率也进行了深入地展开研究：在公共支出方面引出了对各种支出项目的深入研究和预决算体制管理的研究；在公共收入方面引出了税收原则、税收负担、税收转嫁、公债以及最优税制问题和税收结构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公共规制方面引入了基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问题的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公共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可描述为：先以市场效率（帕雷托效率）和福利经济学基础入手；再分析市场失灵问题，包括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对称信息、自然垄断、公平、稳定等问题；随后重点分析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提供的局部和一般均衡模型等各种公共产品提供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直接民主:各种投票理论和规则、间接民主：利益集团和寻租问题）；随后针对公共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各具体项目的考察以及支出成本收益和支出政策的研究）、公共收入（税收原则、税收负担、税收转嫁、公债以及最有税制问题和税收结构问题）和公共规制等问题进行展开分析；最后涉及公债、财政分权、预决算管理等问题。这是我理解的公共经济学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由于公共经济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学科内容还很难清楚地界定，因此以上框架只能基本涵盖主要或主流公共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而对某些深入具体的公共经济问题可能有所疏漏。二、对各类型公共经济学教材或专著的比较和认识 现在中国出现的公共经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两大类、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国外编著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又分为有中译本的和英文原版的两种类型。一般而言，有中译本的国外教材或专著是比较经典的、主流的、名家所著的或国外普遍流行的教材或专著，如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加雷斯·迈尔斯的《公共经济学》、布朗和杰克逊的《公共部门经济学》等；而我国发行的英文原版的教材或专著则一般是以作为辅助性或扩展性的阅读材料来使用的，如约翰·利奇的《公共经济学教程》等。 第二类是国内编著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其中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国外主流教材的逻辑体系框架为基础，将经典理论以中国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重点在于对西方主流思想的引进，较少的涉及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公共经济实践，较注重一般理论的介绍，如大多数国内编著的公共经济教材；另一类是立足于中国实践和具体国情，结合国外的经典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公共经济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在体系和内容上都与国外教材有很大不同，有很大的原创性，如吕炜教授所著的《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和王延杰所著的《中国公共经济理论与实践》等。 下面分别以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约翰·利奇的《公共经济学教程》、杨志勇、张馨的《公共经济学》和吕炜教授的《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为例来介绍四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是一本较正统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教材，遵循了一般性的分析体系框架，对大多数公共经济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述。同样从福利经济学入手，引出市场失灵和公共经济存在的必要；然后着重对公共收支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用了很多章节对许多具体的支出和收入项目进行了展开分析，使这一部分成为了全书的重点；最后以深层次问题为名对财政联邦制、财政分权和赤字财政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没有对公共规制方面的内容加以分析论述。在分析的体制背景上，本书完全以美国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民主体制为基础，进行分析研究，是一部市场化和民主化背景下的公共经济学著作。在分析方法上，本书也是深入浅出，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和专栏案例等方式对问题进行了阐述，较少的运用数理推导的方式。因此本书体系完整、内容翔实全面、通俗易懂，是一本很好的公共经济学方面的教材。 约翰·利奇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在体系框架和内容侧重上与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有一定的差别，侧重于由福利经济学两条定理的局限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问题，用较多篇幅分析了市场交换和市场失灵问题，如公共产品、外部性、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等问题都以整篇多章的形式来展开论述。同时对税收和再分配问题也有较多论述，也涉及了公共规制问题，但基本没有系统的论述公共支出问题。在分析方法上较多的运用了数理分析和代数的方法，但难度相对较低，不需要许多数理知识就能看懂。这本书在内容和体系框架上与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有很大的互补性，对某些斯蒂格利茨的《公共部门经济学》中没有涉及或较少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是一本深入扩展和辅助阅读的好教材。 杨志勇、张馨的《公共经济学》基本以国外正统公共经济学框架为基础，体系较完备、内容几乎涵盖了现阶段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内容多是介绍性的，比较通俗易懂，但某些问题过于简单，没能深入展开把问题讲清楚。分析方法上，多以论述为主，数理推导证明较少，或有一些也不规范、严谨，看起来比较费劲。在所关注的实践对象上，多以中国实践为例，使读者能更易理解，但所关注的只是从西方理论框架下中国相应问题的一些方面，没有系统深入地分析中国公共经济问题的现状和发展问题，没有过多地考虑中国体制上的特点和差异。总体上看，更像是一本西方公共经济理论的理论综述。但对于初学者而言，是一本不错的入门教材，对许多公共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都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了简单介绍。吕炜教授的《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是一本以全新视角研究和探讨中国公共财政和中国公共经济问题的著作。本书取名虽为公共财政，但所涉及的内容与众多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几无差异。这本书以西方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立足中国经济转轨实践的宏观背景，在探讨了不同体制、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情况下的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书在内容和体系框架上以一种循序展开的分析框架论述了中国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的定位、结合公共财政发展的一般规律考察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转轨国家，以及中国的公共财政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并且紧扣中国经济转轨实践探讨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财政体制公共化两个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问题，最终以大量的实践数据比较分析了国际间的公共财政实践问题。在分析方法上，运用了大量的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公共经济问题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详细分析论述。 我认为西方著名学者的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学教材和著作多是以西方政治社会经济体制为背景来研究公共经济问题，其对公共经济问题研究的框架体系主要是涉及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经济问题，而较少的涉及不同体制、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水平情况下的公共经济问题。因此，西方学者对于公共经济问题分析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可以借鉴，但在具体的内容和所应关注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更加以中国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当前大多中国学者所编著的关于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方面的著作多是直接以西方学者研究分析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简单的以案例或小结的形式涉及一些中国的类似问题，但没有真正立足中国经济转轨实践，从中国背景去研究考察中国的公共财政和公共经济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上述各种类型的公共经济方面著作的代表的特点作出以下的一些判断： 特点著作 难度 体制背景 分析方法 内容、体系 著作性质 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 较易、较少数理证明 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 规范分析，多图表和专栏，较少数理推导 正统，侧重公共收支的分析 主教材 约翰·利奇：《公共经济学教程》 有数理推导、但不需太多数理知识 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 规范分析，多数理、代数和图形 与主流互补，侧重对市场失灵问题的分析 辅助教材 杨志勇、张馨：《公共经济学》 通俗易懂、但部分章节介绍过于简单，难以理解 成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社会，但引入一些中国案例 规范分析，多引用国外数理推导，多专栏、图表 较为全面、按主流框架展开，但没有深入分析 入门教材 吕炜教授：《我们离公共财政有多远？》 有学术论文性质，需认真体会 以不同体制为背景，着重强调了中国的转轨体制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较多数据与图表 不同于一般体系，侧重不同体制比较分析，立足中国实践 学术专著扩展阅读 对其他教材特点的一些看法： 加雷斯·迈尔斯的《公共经济学》：较多数理证明和推倒，属于中级难度，涉及内容和问题较深，需较强的数理和微观经济学基础。 布朗和杰克逊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内容介于中级与初级之间，需一定的数理和微观经济学基础，涉及内容较为正统，但偏重于税收问题。 拉本德拉·贾的《现代公共经济学》：属于中级教程，有较多的数理推导和证明，内容正统和主流。 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的《公共经济学》：属于中级教程，版本较老，内容主要关注了税收问题而忽视了公共支出问题。 但上述四部教材都不涉及公共规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