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痛斥国内科研人员论文

□张恒如何让一个小学生就能区分出两个科研学者的成就高低？听起来这是个荒唐的问题，但在中国的学术界却并非没有可能——— 因为我们有SCI评价体系。“SCI”即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它收录了大量国际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的收录数量以及被引用次数，被认为是反映一国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据《人民日报》报道，现在中国的SCI论文数量已经排在世界第二位。若以此为标准来看，中国的科研水平应当已属世界强国之列。在国际学术界，SCI也确实有其重要的价值。该项目的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曾讲过一个例子：30多年前，意大利学术界不正之风盛行，因而无法公正评定科研人员的能力。于是，意大利政府决定使用SCI的数据作为评价的依据，因为SCI是一个国际标准数据库，相比之下，更为客观，可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这也是当初中国引进SCI评价系统的初衷。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引进这一评价体系后，SCI就渐渐成为评判科研水平的唯一标准。高校教师评职称，需要看在SCI中发表论文的数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各级科研项目的最终验收，SCI的论文数量是最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对科研人员的年终奖励，优秀人才选拔，引进人才等，SCI都是绕不过去的核心问题。本应做为一种工具的SCI，却成为国内许多科研工作者唯一的追求和唯一的目的，成为学术界的崇拜图腾。一个严肃的科研问题，就这样被简化成单纯的数字比较。只计算数目，这对一个小学生而言，真不是什么难事儿。在“外行领导内行”的大学或学术机构中，对掌握着科研资源、职称升迁的行政官员而言，这样一个评价标准，就更具有操作性了。数量成为唯一的标准，质量当然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钟世镇本月初曾在公开场合炮轰学术界的“SCI崇拜症”：我国发表在SCI上的论文，有用的不到15%，大批都是垃圾论文。而就在上个月，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教授许跃生也公开斥责：“SCI在中国已演变成一个(学术)毒瘤！”此言并非夸大。2009年，被SCI收录的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发布官方声明称，中国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两位讲师刊登在该刊上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学术上的锦标主义，其实已经成为畸形的竞争。论文造假、论文注水就这样成为许多学术工作者的“追求”，SCI这个学术界的考核系统就这样变了味道。在SCI论文数量逐年飞速上升的同时，我们的科研水平和学术规范，也不断受到伤害和冲击。如果中国真的想成为一个科技强国，真的想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就必须要摆脱这种“数字崇拜症”，改变当下的“唯SCI评价体系”。要做到这些，其实并不太难，国外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在参考SCI等量化标准的同时，也注重同行的业内评估、社会评价、学术研究的现实转化率、为科研在媒体中的普及所做的贡献等等。这样的一个评价系统会更为复杂，但对严肃的学术研究而言，这种复杂却是必须的。

为了保全饶毅的面子和尊严。而且因为开饶毅老师的个人光环，其实就是一名科研人员在网上发文举报另一名科研人员造假，从头到尾也没有提供任何实验数据，却一再要求被举报的同行重复实验以自证清白。

如果这样的操作行得通，所有发表过论文的科研人员都可以期待：在未来某一天会有某一个同行，说一句他/她重复不出来你的某个结果的话，便可以名正言顺要求你重复实验自证清白了。

主要成就：

裴钢利用G蛋白偶联受体变异验证了受体激活平衡态的假说。发现阿片受体（G蛋白偶联）C末端在激动剂作用下发生的磷酸化而导致阿片受体脱敏。揭示阿片受体信号脱敏和负反馈调节在阿片成瘾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科研成果奖励：

截至2009年2月，裴钢先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第一个乱象已经是沦为一个工具，已经失去原来为了科研而科研的意义，第二个乱象是代写的乱象，很多论文，并不是自己写的。第三个乱象是论文水平比较低的现象。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认定王正敏在申报科学院院士过程中，申报论文材料有“不实事求是”行为。造假一论文“一稿多投” 计算学术成果翻倍王正敏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医生，2005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王正敏申报院士的时候，王宇澄正是他的秘书，目睹了王正敏为当上院士论文造假的全过程。王宇澄说，在王正敏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论著目录附件材料》中，被列入的271篇论文至少有57篇涉嫌造假。其论文造假的手法之一便是将自己的专著《耳显微外科》一书的内容，拆分成14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现任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医师的王宇澄说：“他的杂志和他的书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第一章耳聋手术，他这个论文也叫耳聋手术，发表过以后，他又在2005年报院士的时候把它当做正式研究论文放进去，这样有14篇。”王宇澄说，王正敏论文造假的手法之二是“一稿多投”，一篇论文在国内刊物发表了以后，又在国外刊物上发表，这样在计算学术成果时当成两篇学术论文。学术成果 竟然抄袭他人著作王正敏论文造假的手法之三是，把发表在《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的非研究性文章，包括“发刊词”、“专家笔谈”、“我如何做”等栏目的小品文，也列入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论著目录附件材料》。王宇澄举报王正敏依靠违规学术成果当选中科院院士的材料里，还有一项最主要的指控是关于著作抄袭，被抄袭者是王正敏的导师，被誉为“耳神经科学之父”的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乌果·费绪。王宇澄告诉记者，王正敏的第一本专著《耳显微外科》有100多幅耳部手术的手绘图，和乌果·费绪教授专著中的图片相同，但并未注明图片来源，书中参考文献里也没有提到费绪教授的专著。王正敏的另外两部专著《颅底外科学》和《王正敏耳显微外科学》，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抄袭行为。2003年王正敏开始写作他的第三本专著《王正敏耳显微外科学》，王宇澄参与了编辑工作，目睹了王正敏抄袭的全过程。造假二“克隆”国外样机 获国家专利巨额经费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认定王正敏在申报科学院院士过程中，申报论文材料有“不实事求是”行为。不过随着记者调查的深入，隐藏在王正敏院士背后更多的秘密被揭开。2003年，王正敏领衔的技术团队成功研发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人工耳蜗，那么这种人工耳蜗又是如何被研发出来的呢？人工电子耳蜗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项聋人康复新技术，重度听力言语障碍病人植入后，通过言语康复训练以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用听觉和言语与人交流、融入社会。1982年，澳大利亚科利尔22型人工耳蜗通过FDA认可，成为世界首先使用的多通道耳蜗装置。王正敏作为中国最早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的医生之一，他最早提出了研发中国的人工耳蜗。于是，王正敏找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范宝华，让他想办法得到了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的人工耳蜗样机。作为王正敏研发团队的主要研发人员之一、上海听觉医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沈义虎具体负责破解国外人工耳蜗样机的芯片。这位研发人员承认，他们的人工耳蜗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而是模仿了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的产品。沈义虎说，他们通过对科利尔人工耳蜗芯片内部电路的提取、分析、整理，研究他们的芯片技术原理、设计思路、工艺制造和结构机制，然后依葫芦画瓢做出了自己的芯片，这个过程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但为了避免科利尔公司找麻烦，他们在外观和线路等环节做了修改。1997年，王正敏团队研发的“多道程控人工耳蜗”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2004年，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与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对国产人工耳蜗进行产业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为了争取国家、省市科研经费，王正敏研发团队和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以各种名义向有关部门申报项目。记者了解到，仅在2012年，他们就获得国家级项目两个，获得专项经费4000多万，其中，“国产人工耳蜗及临床技术研究项目” 获得国家卫生部专项科研经费2171万元；“上海力声特人工耳蜗建设项目”获得国家工信部经费2138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