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族医药学历史论文

回族服饰是回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回族服饰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绚烂多彩、积淀丰厚的宝库。回族服饰的发展变化及多种形态，潜移默化地受到时代、地域以及周边兄弟民族习惯等影响，但在根本上或者说整体上，是受到伊斯兰文化对回回民族形成的深厚影响。人类服装史权威、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布兰奇·佩尼曾深有感慨的表示：“对服装历史的研究，可以说，等于从事一项探险活动，它涉及的领域很广，而且饶着有兴趣。”由于回族服饰是半随着发展的节奏，就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回族历史发展的主脉。回族服饰的研究没有局限在衣饰、头饰等直观服饰的层面上，而是拓展视野，把回族的鞋饰、佩饰、婚礼与丧葬服饰、舞台表演服饰及学生样服都收纳到考察范围之内，从而丰富了回族服饰文化的研究内容。各民族服饰这所以千姿百态，除了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变革的牵动，还由于各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文化、科学技术 回族人民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很大，对祖国的文化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元代，回回不仅带来了西亚的天文学、医学、建筑学、音乐等方面的科学文化成就，而且在学习和传播汉族科学文化技术方面也十分突出。中国的重大发明如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都是经回回商人的介绍传播到欧洲大陆的。回族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于至元四年（1267年）向元世祖忽必烈撰进《万年历》，颁行全国，并在北京建立观象台，制造浑天仪、叙纬仪、平伟仪、地球仪、方位仪、天球仪和观象仪等七种天文仪器，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在钦天监里仍设有“回回历”专科。回回人亦黑迭儿丁是元代著名的建筑学家，他是元大都（北京）宫殿和宫城的设计者和工程组织者，为以后北京故宫以及整个北京的城市建筑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回族航海家郑和，7次率领庞大的船队远航，先后到过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比哥伦布的远航早半个世纪。航行中绘制的《郑和航海图》，是早期海洋地理学的珍贵地图。 医学 回回医学也相当著名。回回医术在外科和药物使用上都有显著疗效。其医药也有自己的体系，回回医学家收集改订名医药方，著有《瑞竹堂经验方》5卷，“以惠斯世”，流传至今。 文学、哲学、音乐、书画 在文学、哲学、音乐、书画方面，回族也有许多创造。元代著名回回诗人、词人，著有《雁门集》、《萨文锡逸诗》、《西湖十景词》等诗、词集，在当时十分有名。元代学者赡思不仅通经学、文史，还钻研天文、地理、水利、算学等，被当时称为百科式的学者。李贽是明代著名的回族大哲学家、思想家。他在哲学上认为世间都是实在的，宇宙以物质性的阴阳二气为基础·经过无数变化，生出万物来，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社会伦理道德上，他公开向封建伦理挑战，批评男尊女卑思想，反对道家宣扬的“伪道统”。在文学上还提出“童心说”理论，主张创作抒发己见，反对复古摹拟。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代大家。 回回的音乐，在元代十分流行。回回乐与西夏乐、中国乐一起，构成了元代宫廷音乐。在发展中，回回音乐成为中国音乐的一部分。元代著名曲作家马九皋，是当时著名散曲家八人之一，与关汉卿齐名。回族画家也不少，著名的有元代高克恭，清代改琦。他们的存世作品被视为稀世珍宝。 “花儿”是甘肃、青海等地流传的民歌，过去当地回民常用“花儿”控诉黑暗、憧憬未来倾诉爱情，现在“花儿”增加了新内容，更为回民所喜闻乐唱。

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去翻翻本草纲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