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医学杂志

谢敏晋，1913年8月26日出生于北京一书香门第。其父先后在清朝邮传部和国民政府交通部任职，为人正直，知识渊博，熟读古文，遍阅史书。谢毓晋不仅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且还养成了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百折不挠的毅力。1929年，16岁的谢毓晋离开北平师大附中，随家迁回原籍苏州，就读于东吴大学附中。在其父“科学救国”的思想熏陶和影响下，谢毓晋接受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古训，立志学医。不久，他的哥哥、嫂嫂因患肺结核先后去世，妹妹又染上肺结核，当时没有特效药，中西医治疗都不见效。这些事更加坚定了他学医的决心，并决心研究威胁千百万人健康和生命的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问题。1932年，他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实现了从医的原望。他学习勤奋，成绩优良，组织才干出众，很快就被选为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他参加过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收复东北失地的赴南京请愿活动，主持了轰动上海医学界的内容十分丰富的解剖学展览会。193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医学院前期。1937年1月，他和几位同学远渡重洋，前往德国富来堡大学医学院自费留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业余时间经常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七七事变后，其父母被迫逃难他乡，其经济来源断绝。但他经受住了学习和生活上艰苦的考验。因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忘我学习，深受导师乌尔曼博士的赞许，不久获得了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奖学金。在26岁那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在论文答辩会上，五位主考教授轮流提问，不管考题多么难，谢毓晋都能对答如流，论文获得通过。毕 业后，谢毓晋接替导师乌尔曼博士担任了富来堡大学内科医院细菌血清室代理主任。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在德国著名的《免疫研究与实验治疗杂志》上发表了五篇有价值的科研论文。为了能在德国期间获得更多的知识，他先后在以科赫命名的柏林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和马堡贝林研究所，进修沙门氏菌血清学、狂犬病预防、结核菌免疫等。随后，他被聘为布拉格德国大学内科医院细菌血清检验科主任，除完成日常工作之外，还埋头于实验研究。1941年5月，中国驻德大使馆转来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的电报，邀请他回国参加抗日后方的防疫工作。他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返回祖国，赴兰州任卫生署西北防疫处技正。在这里他与一位苏州姑娘江能霞结为终身伴侣。这以后，在他几十年的科学生涯中江能霞成为他的得力内助。1942年12月，他离开兰州，回到当时迁到四川宜宾的母校——同济大学医学院，任细菌学教授兼细菌学馆主任，这一年他才29岁。两年以后，他获得了教育部审定的教授证书。随后，谢毓晋又转任上海医学院细菌学教授。他对提高这两所医学院的微生物免疫学的教学水平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年，35岁的谢毓晋受聘担任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已迁回上海）院长兼免疫研究所所长职务。当时由于受连年战争的影响，医学院教育质量显著下降。他冲破老同济大学的医学派别成见，亲自到各地聘请包括所谓英、美、德、日各派的教授来校任教。在教学中，他注重医学基础课的实习，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补充了一些教学设备，千方百计地提高教学水平。在致力于教学的同时，1948年，他和校友外科教授袭法祖、内科教授过晋源等人主持创办了享誉全国的《大众医学》杂志，并担任第一任总编辑，还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谢毓晋创办了民生实验治疗研究所，在短期内就试制出类毒素、抗毒素、菌苗、诊断试剂等十几种生物制品供防疫使用。当时中国的传染病预防任务十分艰巨，即使像上海市这样的大城市也未形成一个完整的防疫体系。谢毓晋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亲自带头在上海市各地区采取自来水标本，检查其污染程度，同时还检查棒冰、汽水、橘子水三种冷饮的带菌情况，为加强上海市的防卫生工作作出了贡献。1952年，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聘请他到武汉担任当时号称东亚规模最大的中南生物制品实验所（后改称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担任总技师。从此，谢毓晋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指导生产，全力开展科研工作，并悉心培养专业人才，使这个新建的生物制品研究所很快地走上正轨，为中国生物制品的研制和免疫学的发展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贡献，并先后发表了百余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1913年8月26日出生于北京。193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1939年毕业于德国富来堡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39—1940年任德国富来堡大学内科医院细菌血清室代理主任。1940—1941年任布拉格德国大学医院细菌血清检验科主任。1941---1942年任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西北防疫处（兰州）技正兼检验科主任。1942—1944年任同济大学医学院（四川宜宾）细菌学教授。1944—1947年任上海医学院细菌学教授。1947—1949年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兼教授、免疫研究所所长。1949—1952年任上海民生实验治疗研究所所长。1952—1983年任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免疫研究室主任、总技师、副所长、名誉所长等职，并兼任同济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免疫学教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预防医学专业组成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卫生部生物制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微生物免疫学会理事，湖北省微生物免疫学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副主席。1983年11月23日逝世于武汉市。

达瓦翁嘎--亦称克什米尔学者·达瓦恩嘎。公元三世纪时喀其（现今克什米尔）名医。自幼通学百科，尤精医术。依据洛本巴乌（马鸣大师）所著《医学八支论》、《入八支论》、《八支集要》、《杂惹迦集》等众多医学著作，用个人的智慧和独到见解，依理分析，著有《集要广注·词义月光》及《药名释词》等书。是当时天竺医学界的顶珠，其医著译成藏文，刊行于世。

杏林”作为医界的别称，由来已久。但是，为什么单单将“杏林”作为医界别称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在三国时代，庐山有位名医叫董奉，他医道高明，技术精湛，据传有起死回生之术。他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收取病人的报酬，但是他对找他看病的人有个要求：凡是重病被治好了，要在他的园子里栽5棵杏树；轻病被治好的则栽种1棵。一年年过去了，经他治愈的病人数不甚数，他园子里的杏树也已聚棵成林，每到杏子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一片繁枝绿叶中，累累红杏挂满枝头，煞是好看。后来，董奉又告诉人们，凡是到他的杏林来买杏的人，不要付钱，只要拿一些粮谷放在仓中，就可以去林中取杏。于是，每年董奉用杏换来的粮食堆满了仓库，他又拿这些粮食救济了无数贫民。董奉去世后，“杏林”的故事一直流传了下来，明代名医郭东就模仿董奉，居山下，种杏千余株。苏州的郑钦谕，庭院也设杏圃，病人馈赠的东西，也多去接济贫民。明代的书画家赵孟(兆页)病危，当时的名医严子成给他治好了，他特意画了一幅《杏林图》送给严子成。后来，人们在称赞有高尚医德，精湛医术的医生时，也往往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高手”等词句来形容。近现代的一些医药团体、杂志刊物也常以“杏林”命名。“杏林”，已成为医界的别称。有关“杏林”的佳话，不仅成为民间和医界的美谈，而且也成为历代医家激励、鞭策自己要努力提高医技，解除病人痛苦的典范。

探寻中国现代整形外科学的源头，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那就是倪葆春。他是中国现代整形外科学的最早开拓者，也是在医学院校建立现代整形外科学科的第一人。1899年10月，倪葆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1916年，他以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清华学堂。寒窗苦读，负笈西学，几乎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医学大家们的必经之路。1921年，倪葆春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又经5年求学，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6年，他在洛氏奖学金的支持下，师从当时著名的整形外科专家约翰·戴维斯教授，开始从事整形外科研究。1928年，倪葆春学成回国，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校医和人体解剖学的助教。1936年，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仁医院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整形外科。在此期间，像北京协和医院外科董秉奇教授等一些在西方学习过整形外科的中国医生，也在尝试着开展唇腭裂修复、眼鼻改造等整形美容手术。1949年，倪葆春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报道了用肋软骨移植治疗鞍鼻的研究成果，这是中国国内医学杂志最早刊登有关现代美容外科的论文。此后，精勤不倦的耕耘者们在这个全新的领域里探索实践，为整形外科日后的发展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除在整形外科领域有开拓性的成就外，倪葆春在医学教育事业上更是贡献卓著。他深知，中国的医学事业不能靠一个人孤军奋战，唯有教育才能播撒医学的种子，才能把薪火代代传承下去。倪葆春坦率地说：“在我60岁之前，我的学生能超过我，比我们许多人做得更好，这就是我的希望。”正如他说的那样，教书育人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就算在战火频仍的时代，他依然不辞艰辛。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上海虹口的同仁医院无法维持，不得不迁到九江路圣三一堂北部学舍。1931年10月初中国军队西撤时，倪葆春和其他相关人士一起出面交涉，租下了长宁路中山花园对面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将其改造为同仁第二医院，收治难民、伤兵，并作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1939年，倪葆春调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副总队长，并兼任昆明办事处主任。圣约翰医学院的部分医生、护士组队，在倪葆春的率领下负责云南等地的战时医疗救护工作。1947年1月，已从滇缅公路回到上海的倪葆春出任上海圣约翰大学代理校长。同年11月，倪葆春担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院长。就任后，他在给美国基督教在华高校联合董事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当和平降临时，我们大多数人当然回到上海，但我们发现同仁医院暂栖于福建路，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东西，包括书籍和病例档案，但宏仁医院却保持了大部分设备。所以，现在我们把两个医院都合并在宏仁……目前我们有154名学生，在56名教职员中有44人搞临床……”在战火纷飞的艰难时局下，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宠辱得失，而是时刻顾念着医学院的生存安危和发展前景。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3座著名的医学殿堂合并组建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倪葆春接受了毛主席、周总理联合签名的任命状，出任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兼广慈医院院长。为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倪葆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上世纪50年代初出版的《沈克非外科学》一书中，倪葆春撰写了有关整形外科的章节。1980年，垂暮之年的倪葆春发挥余热，将杨之骏等编著的《烧伤治疗学》译为英文，于1982年在西德出版。倪葆春秉性平和，晚年更是超然物外，将名下的一幢花园别墅捐赠给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年逾古稀之时，他主动填写了遗体捐献书，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医学事业和医学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