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医学杂志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自1955年创刊至今已经40年了。40年来，她既是我国神经精神科学事业发展的客观记录和里程碑；又是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领域中，传播科学信息，记录科研成果，开发智力资源，促进人才成长的高级专业学术刊物，对推动我国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回顾40年来的历程，总结经验，将更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发挥更大的作用。 时间：(1955～1966)解放前，神经精神科学事业未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专业机构很少。因此，从事本专业者寥若晨星，神经精神科学成了我国医学科学中薄弱的一环。建国后，党和政府特别关心和重视广大人民的疾苦和健康，神经精神科学事业逐步发展起来，并于1951年8月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此期间有少量的神经精神科论文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随着神经精神科学的发展，专业队伍的壮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怀着满腔的热情，急于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他们渴望获得新知识、新理论、新技能，不断提高医疗水平，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为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于1954年7月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决定创刊我国神经精神科专科刊物——《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随后组成了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穆怀珠任专职编辑。经过全体编委和专职人员的积极筹备，《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号于1955年3月13日问世，为季刊，每期80页，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由当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傅连暲题写了刊名。办刊方针是以神经精神科医师为主要读者对象，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普及对危害人民健康严重的疾病知识，如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肿瘤、癫痫、神经症、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防治方法、研究心得，要求医学研究密切结合实际，以更好地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创刊初期编辑室设在中华医学会内北京东单三条胡同，1957年迁至北京东四西大街新建的中华医学会办公大楼，创刊初期，编委会议都是在协和医院神经科许英魁和冯应琨教授的办公室内召开，参加者经常有许英魁、冯应琨、魏毓麟、赵葆洵、王芷沅、穆怀珠等。到60年代，则转到中华医学会会议室召开，参加人员有许英魁、冯应琨、黄克维、赵葆洵、王芷沅、谭铭勋、伍正谊、沈渔邨、许迪、陈学诗、王忠诚、张继志等。在50、60年代，在京编委会经常是在星期天或晚上召开。当时编委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陈学诗、张继志还经常来学会帮助加工稿件、撰写编者按语等。外地编委张沅昌、夏镇夷、陶国泰、于清汉等也很关心杂志工作，帮助组织稿件。1958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精神病防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精神病人实行三级管理制度，由卫生、公安、民政三个部门组成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并组织实施；提倡对精神病人实行开放管理，即不要把精神病人关闭或关锁在病房内。这次会议对我国精神病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各地通过各部门的协作成效显著，其中以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杭州、苏州做得比较好。如上海成立了精神病防治领导小组，办起了多所精神病工疗站，使精神病的复发率下降了3/4以上。外出伤人毁物者也大大减少。这次会议的纪要及会后各地开展工作的经验介绍，该刊从1958年第4期起陆续报道，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从1959年起改为双月刊，第1期84页，以后每期68页。从1959年起开始刊登英文目录，从1959年第三期起刊登主要论著英文摘要。1960年6月4日根据上级通知，该刊与医学会办的所有期刊一起停刊，检查浮夸、泄密和“修正主义”问题，同时也有纸张困难等原因。至1963年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经改选组成以许英魁为总编辑，冯应琨、伍正谊、王慰曾、张沅昌、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二届编辑委员会，增加11名年富力强的新编委。专职编辑仍由穆怀珠担任，1965年增加了陈秀华。经积极筹划于1963年5月25日复刊，为季刊，每期84页。并改由中华医学会出版。1963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会议交流了许多有价值的临床经验和科研资料，包括应用神经病理、生化、生理等实验研究方法，对神经病理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发病机理和治疗原理等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学术探讨，反映了建国以来我国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和精神病学的成就和进展。本刊从1964年第1期起改为104页，较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大会的内容。重点介绍了有关脑血吸虫病的病理，脑血管疾病的临床、病理及外科治疗，颞叶癫痫的临床、脑电生理，颅内肿瘤快速显微诊断和手术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脑脊液转氨酶测定，不典型内因性精神病的生化代谢紊乱，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生物因素调查、生化代谢及心理学的研究，以及神经衰弱的综合治疗等方面的论著。正当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及其专业刊物蓬勃发展之际，出现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本刊与几乎所有的期刊一样于同年9月又一次被迫停刊。直停至1978年。从1955年创刊至1966年9月停刊，共刊出10卷、39期，刊登文章1366篇，平均每期35篇文章。从1955年至1960年每卷末期附有总目录，从1963年复刊改为文题索引。每期印数从4030册上升到7658册。本阶段特点： 刊出内容以实用为主，较多地报道常见病的临床分析和临床诊治经验总结：建国初期，我国科研机构尚少，科研设备有限，所以回顾性临床分析文稿较多，也很需要。过去我国的有关教科书和参考书，各种疾病的流行情况、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多引用外国的数据，与我国实际情况常不尽符合。因此，陆续发表大量的临床分析文稿，颇受广大读者欢迎，也为我国撰写有关教科书、参考书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同时，还经常刊出“临床病理讨论”，对锻炼临床思维、准确诊断疾病、妥善地治疗护理大有帮助，因此，成为读者喜读乐看的栏目之一。 在初期，译文和译文摘要(文摘)所占比例较大：在50年代，每期译文1～4篇，译文摘要1～14篇；译文和文摘多来自苏联，部分文摘来自英美。从1958年开始设“综述”栏，对国外的有关进展予以综合报道。由于我国神经精神科学基础很薄弱，50年代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较多地引进外国的经验和成就来充实自己，还是很有必要的。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文章较少。本阶段共刊出论著605篇，其中基础研究15篇(占)，临床研究95篇()，该两类文章绝大多数在60年代前期刊出的。50年代的基础研究以大体解剖学、病理学研究较多，而生化、生理学研究在60年代开始增多。 神经外科论著较少：在50年代刊出很少，6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所占比例仍较少，在此阶段刊出的605篇论文中有关神经外科者仅44篇(占)，其原因是我国神经外科起步较晚。本刊编委会对神经外科的发展一直很重视，经常优先刊出神经外科研究成果的文章。 充分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资料：本刊编辑委员会十分重视学术会议的报道，认为学术会议是展示各地有关经验总结和科研成就的大课堂，是沟通信息、开阔眼界、启迪思想、切磋学术，促进科学发展、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途径，因此，本刊编委、编辑积极参与并组织稿件加以报道，使未参加学术会议的广大读者也从中受益。 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受当时政治影响，特别是1966年，本刊登了不少政治性文章，有时每期占一半版面。两次停刊(1960年和1966年)均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1966年停刊长达12年之久，对神经精神科学事业的发展影响很大。此期间各地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很少，零星的成果只能刊登在文革后期复刊的《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华内科杂志》上，专职编辑陈秀华先后参加上述两杂志的编辑工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大会发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并在改革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影响下，激励我国广大神经精神科学工作者奋起追赶国际神经精神科学发展水平，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形成兴旺发达的繁荣局面。为迎接这一局面，1978年初卫生部同意上报经国家科委批准复刊《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中华内科杂志》编辑部调出陈秀华负责筹备复刊事宜。在京原编委冯应琨、黄克维、陈学诗、赵葆洵、谭铭勋、王芷沅、沈渔邨、王忠诚、张继志等多次召开筹备会，讨论编委会人选和复刊计划。复刊后的编委人选原则上是上届编委中身体状况较好者建议继续聘用，有的省缺少编委请当地医学会推荐人选，最后由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聘任。组成以冯应琨为总编辑，伍正谊、王忠诚、张沅昌、黄克维、夏镇夷、陶国泰、陈学诗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适逢当年7月4～10日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大会，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三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冯应琨、陈秀华在会上分别介绍了杂志筹备情况和提请审议的编委会工作条例草案、审稿原则草案和组稿计划。会上讨论热烈，各地编委表示将努力为杂志组审有关稿件。随后，在同年9月5日杂志正式复刊，仍为季刊，每期64页，并开始在论文参考文献前刊登论文英文摘要。从1983年起改为双月刊，每期64页。1988年起论文英文摘要改在每期后部集中刊登并取消论文英文目次。1993年起则将论文英文摘要放在中文摘要之下，并恢复论文英文目次。本刊从1980年起被纳入美国的《医学索引》，亦被纳入我国《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中国医学文摘》。编辑室专职人员由1名编辑增加到3名编辑，1名编辑干事。复刊后，本刊除针对当前防病治病的需要，组织相应稿件外，特别注意报道有关学术会议的内容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求。1984年4月10日国家科委批准创办《中华神经外科杂志》。1985年《中华神经外科杂志》正式创刊后，该刊不再刊登神经外科稿件。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领导下，进行了第四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1986年5月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会批准组成以陈学诗为总编辑，夏镇夷、周孝达、陶国泰、史玉泉、谭铭勋、沈渔邨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调整了1/3编委，遴选50岁左右、专业水平较高的专家取代身体不好的65岁以上的老编委，并保留部分身体尚好的老编委作咨询编委。1986年6月3日至7日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四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由陈学诗总编辑介绍编委会改选经过，陈秀华汇报了本刊1978～1986年工作报告以及编委会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审稿办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通过。并围绕如何办好杂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求把神经科和精神科分开办刊物的呼声较高。为了使读者了解本专业的最新信息，从1986年开辟了“精防动向”栏目，介绍国际学术会议情况，国外神经精神科发展状况。为了加强思想导向，开辟了“人物述林”栏目，介绍老一辈神经精神科专业工作者艰苦创业、刻苦钻研、治学育人的业绩。1991年初进行第五届编委会改选筹备工作，经过反复酝酿于1991年4月组成了以陈学诗为总编辑，沈渔邨、郭玉璞、姜佐宁、江德华、张明园、陆雪芬为副总编辑的《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1991年5月在吉林市召开《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第五届编辑委员会全体会议，陈学诗总编辑报告编委会改选经过和1986～1990年杂志工作总结。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解决杂志压稿时间长和脱期问题；部分编委再次提出本刊应分办神经科和精神科两本杂志的建议。由于本学科专业的杂志在各地相继创办，如《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等20余种，同时这期间，纸张、印刷、邮局发行费用不断涨价，本刊每期的定价从1986年开始突破了多年的每册元，逐渐上涨，以致发行量逐年下降。从1980～1993年每年平均每期印数为22294、20066、19297、19617、20445、18193、17876、17330、13569、13593、13485、13270册。到1988年，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在物价上涨的压力下，经济状况陷于低谷，于1988年7月1日起停付作者稿费1年，9月1日起收取稿件处理费(1991年1月1日起对中华医学会会员停收稿件处理费)及发表费。自1991年开始封面加印中华医学会会徽。根据出版署的规定，从1993年第2期起停用傅连暲会长题写的繁体字刊名，改为简体字刊名。从1978年复刊到1994年底共刊出17卷，90期，刊登文章3106篇，平均每期篇。本阶段特点： 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增多：自本刊1978年到1994年底，发表的论著共1379篇，其中基础研究82篇()，临床研究541篇()。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所占的百分比为50～60年代(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的1倍多。这是可喜的改变，是这些年来各单位加强科研工作、推行研究生制度的结果。基础研究论文对我国医学科学有促进作用。多数临床研究有利于基层专业人才的成长，促进神经科和精神科防治工作的开展。 神经外科论文迅速增多：这阶段神经外科发展迅速，从1978年复刊至1984年底，共刊出论著472篇，其中神经外科162篇，占，与50年代神经外科仅占(5/292)、60年代占(39/313)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表明我国神经外科的蓬勃发展，已能用手术方法根治或明显改善多种颅脑、神经疾病，同时也表明已有可能创刊神经外科专业杂志。 重点号和专辑增多：重点号和专辑的专题是编委会根据来稿和有计划地组稿，尤其是结合专题座谈会和有关学术会议组编的。本阶段刊登45个重点号和13个专辑，两者共58个，平均每年3～4个。这是由于自1978～1993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成立14个专业学组，专业学组均举办各种专业学术会议，加上本刊组织的专题座谈会，总计有29个(不包括本刊编辑部未参加的会议)，其中神经科19个，精神科10个。本刊除了报道这些学术会议水平较高的论文外，多数专业学术会议和专题座谈会都写了富有指导意义的会议纪要及相关的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判定标准等。这些纪要和方案标准(详见附表)较充分地反映了会议各种内容和各种见解，并发挥了学术导向作用，颇受读者欢迎。 增辟栏目，活跃版面：本刊原有栏目有述评、论著、论著摘要、病例报告、讲座、综述、临床病理(例)讨论、学术动态、书讯，本阶段增辟了学术讨论、技术改革、国际学术交流、精防动向、读者*作者*编者、人物述林等，以充实内容，活跃版面。 加强编辑规范化：从1986年起，加强编辑规范化工作，严格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同时加强对图表、统计学符号、参考文献、名词术语及版面设计等的规范化，贯彻各种有关编辑出版的国家标准。 该刊创刊40年来，贯彻卫生工作方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实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努力不懈地工作，因而不论在提高防病治病水平，保障人民健康方面，还是在促进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育方面，都做了重要贡献，兹简要分述于下。 普及推广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建国初期，我国神经精神专业队伍很小，随着各地专业医疗防治机构的建立和发展，专业人员迅速增多，但多系从内科队伍分流出来，专业知识不足，且有关专业参考书缺乏，为适应这一需要，本刊创刊后，特别注意针对这些需要进行组稿，除了通过论著介绍我国各地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外，用较多的篇幅以译文、文摘形式，继之采用文献综述形式及时介绍国外的新理论、新技术、新经验，起到没有围墙的全国专业性继续教育大学的作用。 促进各种常见的神经精神疾病的诊疗规范化工作：为了统一各种神经精神科疾病的诊断、治疗、疗效判定的依据和标准，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14个专业学组和本刊召开的学术会议、专题座谈会都十分注意分别就有关疾病制定“分类”、“诊断标准”、治疗方案”、“疗效评定标准”，本刊均及时在有关重点号、专辑中予以报道，以便各医疗防治单位推行应用。对于加强医疗机构的管理、建立健全医疗质量和科学研究的规范化，均起到了促进作用，受到广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的热烈欢迎。 反映我国神经精神学科的新成就，推动学科发展：本刊是我国第一本专业高级学术期刊，肩负着反映我国这一专业的先进水平的重任。建国后，我国神经精神科工作者意气风发，越来越多地开展科研工作，其研究成果大量投寄本刊，本刊总是力争及时地严密审查后择优刊出，尤其是1980年召开了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后，研究报告迅猛涌现，多种先进的诊断手段和新技术的应用，如CT扫描、数字减影、磁共振成像、多普勒超声检测、核素造影、红外热图、脑地形图、诱发电位等；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基因定位、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等基因工程技术的应用以及神经化学、精神药物药代动力学等的研究工作；各种实验性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等动物模型的建立；神经组织移植，如垂体移植、胎脑组织移植、肾上腺组织脑内移植等；各种常见的神经和精神疾病的流动病学调查报告等；众多的新成就的报道传播，推动着学科的迅速前进。 促进临床医生的诊疗思维锻炼：本刊创刊不久就设立了“临床病理讨论”栏，先后刊出了59篇。由于其内容与读者日常工作密切相关，可以启发读者从临床难题中独立思考，有力地进行诊断思维锻炼。 该刊创刊40年来，编委会和编辑部一直努力贯彻党的卫生工作方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并侧重提高，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服务的方针，做出了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 充分发挥编辑委员和审稿人的作用，做好审稿和组稿工作：本刊的编辑委员和审稿人大都是我国神经科和精神科界有名望的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是本学科各地的带头人，在审稿和组稿工作中能够严格筛选把关，提供恰当有力的组稿线索，促证了杂志质量。特别是在创刊初期，老一辈编委曾牺牲个人大量休息时间，为本刊审阅和修改稿件，经常星期日或夜晚参加在京编委会，不管刮风下雨，酷暑寒冬，他们都按时出席，认真讨论每一篇文稿。继续充分发挥这样一支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有权威的专业编审队伍的作用，是搞好杂志的根本保证。 充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新成果和新动向：本刊始终将反映国内外神经精神科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动向放在首位，通过良好的总体设计与导向，使广大专业人员获得新知识，扩大其眼界，提高其医疗水平和科研层次，进而促进我国神经精神科事业的发展。 充分报道学术会议的内容，扩大其社会效益：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及其后来的14个学组，早年每隔几年召开一次学术会议，后期每年总要召开2～3个专科学术会议或专业学术讨论会。并就有关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专业学术讨论会是针对本专业中各有关方面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组织的学术讨论会，除公开征文外，根据主要议题特邀专题报告和综述报告，这些会议结束之前，会议领导小组总要根据报告的论文和广泛讨论的情况以及与会人员对会议的评价意见，认真总结，指出主要的收获、学术争鸣情况，取得一致认识的意见和尚有不同认识的几种意见，以及今后应努力探索的课题等，委托一位主持人向大会作总结报告。本刊为了充分发挥学术会议的效益，除了选登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外，组织有关专家写出会议纪要。会议纪要要求不要套话、空话，要求在会议总结报告的基础上，把会议的重点议题所涉及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来，纪要应达到使未参加会议的读者读后感到象参加会议一样真正有所收获。有关这些学术会议的重要论文、会议纪要、综述，加上述评，形成一个重点号或专辑，以使广大读者全面了解会议内容，获得效益。 有计划地组织专题座谈会和重点号：举办专题座谈会是一种重要的组稿形式。选题是由编委会制定下年度编辑计划时确定的。选择当前急待讨论的问题，并提出各有关分题的中心发言人、特邀综述报告人以及拟约请参加讨论的专家或单位名单。对于一些涉及多学科的问题，可邀请多学科专家参加讨论。座谈会一般以50～100人的规模最好，讨论范围明确，人数少，但均是专家，便于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充分交流和争论，达到讨论深入。会后将座谈内容整理，写成充分反映会议内容的纪要刊出，可使读者增长知识，开阔思路，提高认识和诊治水平，促进研究的深入。同时选登一些有关研究报告和综述，约请对该专题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撰写一二篇指导性述评，对有关问题提出看法，指出方向，集中刊出这些文章，就可形成一个很受欢迎的重点号。 加强读者、作者和编者的联系：本刊1992年、1993年两次在杂志上刊出启事征求读者对本刊的意见，有不少读者和作者就本刊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批评和希望。这些意见很定贵，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对策，并认真改进、落实，对杂志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大有好处，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读者、作者的联系，除不定期公开征求读者意见外，还要通过编委、座谈会多方收集读者的要求、希望、批评、建议，及时改进杂志工作。 由于作者、读者、编辑的密切配合。《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从1978年复刊后，认真抓好编辑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杂志社主管社长、总编辑、编江部主任对每期稿件认真核查及签发。刊出稿件质量是较高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以来本刊发表的1379篇论文，有101篇获国家、部、全军科技奖，58篇获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科技奖，31篇获优秀论文奖(附件2)，共有190篇获奖，获奖率达，我们衷心感谢全国广大作者对《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的大力支持。 处理好神经科和精神科的关系：创刊以来，该刊在处理两个学科的稿件上是基本协调的，基本按1∶1的比例编辑的，1990年一度出现的精神科稿偏少的现象已得到纠正。尽管如此，由于近几年来神经科和精神科事业发展迅速，队伍不断壮大，县级医院已有专科医生，两科均有上万名专业医务工作者，来稿逐年有较多的增长，稿件积压日趋严重，虽曾采用增加页数、出版增刊、部分论著改为论著摘要等措施加以缓解，仍存在压稿时间较长现象，今后将更进一步加强这些努力，力争1年内刊出率达到70%，消灭来稿2年登不出的现象。鉴于1994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已分成两个学会，分别成立了中华医学会神经科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将本刊分成《中华神经科杂志》和《中华精神科杂志》已提上了议程，可望在1996年得到实现。

xī yī yào kān wù

本条简要介绍近代多种西医药报刊在中国的创办、发行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逐渐侵入我国沿海和内地，伴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西医药知识相继传入我国。到十九世纪末叶，国内开始印行西医药刊物。

早期的西医药刊物，出现在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较深的广州、上海两大城市。1880年（清·光绪六年）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 （ Kerr）主编的《西医新报》，是我国最早的西医药刊物，由广州博医局发行。因种种原因所限，仅历时两年，出版八期即停。1886年尹端模在广州创办《医学报》，是国人自办最早的西医刊物（国内未见藏本）。此后，西医药定期刊物陆续创办。在早期（1880～1910年）出版的十余种刊物中，有我国留日医学生主办的《医药学报》、《卫生世界》，广州梁慎余的《医学卫生报》，叶菁华等编的《光华医事杂志》，以及上海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学报》等等，对传播西医药知识都起了较好的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着教会医院、医学校的增多，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医药刊物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1912～1937年，这二十五年间出版近130种。其中上海几占一半，广州、杭州、北京等地次之。影响较大的有《中华医学杂志》、《广济医报》、《卫生月刊》、《医药评论》等多种。《中华医学杂志》于1915年11月由中华医学会主办，分中、英文两部，1932～1934年先后与《齐鲁医刊》、《博医会报》合并，是我国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医刊，至今仍继续出版，名闻中外。《广济医报》原为苏格兰教会医师出资，于1914年在杭州创办，1924年由广济医校同学会筹集自办，改名为《广济医刊》，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卫生月刊》是卫生教育的刊物，1924年3月由中华卫生教育会创办，后与上海卫生局联合主办。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数年，后曾复刊，历时亦近二十年。《医药评论》于1929年1月创办，以评论专著、译述为重点，提出了改良医学教育制度、社会卫生化、医学科学化等问题，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此外，在数十种医药院校校刊中，以《同济医学》历时最久，1918年9月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创办《同济》，后来同济大学医科先后改办《同济杂志》、《同济医学月刊》、《医学及文化》、《同济医学季刊》等刊物，翻译大量西医著述，介绍世界医学知识。以上刊物绝大多数为时不长，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者达18种之多。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年），医药书刊的编印出版困难重重，国民党统治区新出版的西医药刊物不足40种，以西南地区重庆、贵阳、桂林、成都稍多，其中除卫生刊物、校刊而外，历时达两年以上者仅有《现代医学》、《西南医学杂志》、《华北医药月报》、《药学季刊》、《新中华医药月刊》等几种。加上沦陷区（如上海、北平、沈阳等地）少量继续出版的刊物，实属屈指可数。

随着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学术团体。学术团体的成员定期聚会,讨论学术问题,公布自己的研究或实验成果,会上的发言常被记录下来,然后印成若干副本分发给团体内外的成员。有些科学家则用交谈或通信方式相互交流信息。这就是期刊问世前科学家交流信息的主要手段。到17世纪中叶，随着科技活动规模的扩大，一种新的学术工具──期刊在学术通讯和学术会议的基础上诞生，使学术思想和知识的收集、交流和传播进入一个新时期。历史最久享有盛誉的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学会于1662年建立，1665年创刊（至今仍继续出版）的《皇家学会哲学汇刊》和同年法国出版的《学者周刊》(1665～1938)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杂志。早期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一般都是综合性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知识的涌现，科学门类越分越细，于是分支学科的学术团体和出版物逐渐产生。公认最早的医学期刊，首推1679年法国出版的《医学新进展》。中国的中医药杂志约有 400余种。清代唐大烈主编的《吴医汇讲》11卷(1792～1801)，内容包括41位作者的94篇文稿，所叙有内、外、妇、儿各科及历代医家论述，经义诠释、随诊笔记、读书方法、药物真伪鉴别等。从编例及内容而言，《吴医汇讲》可说是近代中医药期刊的雏形。早期的西医药期刊，19世纪中叶出现在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较深的广州、上海两大城市。1880年（清光绪六年），美国传教医师主编的《西医新报》，是中国最早的西医药刊物，由广州博医局发行。《博医学报》创刊于1887年，后于1915年11月由中华医学会主办，是今天中文版《中华医学杂志》及其英文版的前身，也是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医学刊物，至今仍由中华医学会总会编辑出版。随着科技的发展，刊物增多，文献量增大，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往往从本专业的少数期刊中难以窥察某项研究课题的全貌，于是把原始论文收集、浓缩和排序的摘要、提要、题录等形式的期刊出现了，这就是二次文献，即检索性期刊。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文摘杂志是德国1769～1776年出版的《各学院优秀外科论著摘要汇编》。文摘杂志在报道和交流科学成果的同时，又可作为检索工具，使科技情报活动获得新的发展，又可视为科技情报诞生的标志。由于文摘简明扼要，且包含原文提供的主要信息，深受医务工作者的欢迎，因此发展较快。中国的医学文摘分为两大系列，一个是报道国内文献的《中国医学文摘》，分为16个分册和《中国药学文摘》；另一个是报道国外文献的《国外医学》共分44个分册，这些分册覆盖了医学大部分的专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