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杂志的起源和意义

轩辕黄帝问道广成子仙师

中医的起源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对于疾病和医疗的探索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时期。在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等文明中，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草药和手术治疗疾病。然而，这些治疗方法并不像现代医学一样经过科学验证，而是基于人们对自然的直观感受和经验总结。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也在中国大约5000年前诞生了。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据传说，中医的创始人为黄帝，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传说中的帝王和医学家。《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经典之一，被认为是中医理论的基础。另外，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医学家和中医大师，如张仲景、李时中、华佗等，都在中医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医在古代中国被广泛使用，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中医的发展也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天文历法、气象学、草药学等密不可分。在中医理论中，人体被视为一个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医治疗强调对整体的调节和平衡，而非针对某一病症的局部治疗。

总之，中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时期，其发展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哲学思想、草药学等紧密相连。在中国历史上，中医成为了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并在不断发展和演变中为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名医陈修园，在《医学三字经》中，一开头就指出：“医之始，本岐黄”。就是说，中国医学起源于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 5000年前的黄帝，是“人文初祖”。黄帝时代的生活条件还非常原始，人类经常遭受野兽的袭击而负伤，黄帝为无法医治部落子民的伤痛而经常忧心忡忡。在一次狩猎中，黄帝用弓箭射伤了老虎的背部，老虎仓皇逃跑，大家都以为老虎必死。可是，后来人们偷偷瞥见那只受伤的老虎吃了许多长叶草，伤口痊愈如初了。人们把这个消息报告了黄帝，黄帝很兴奋地说：“看来，野兽有时比人还聪明。它们受伤后，知道吃草治伤，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道理”。于是，黄帝命人去采回许多长叶草，专门为受伤的人们疗伤，收到很好的效果；黄帝手下驯养动物的能手叫王亥，一次，王亥不慎打伤了一只母熊的一条后腿，按说应该将受伤的母熊宰杀吃肉。可是，王亥希望母熊再生小熊，便听了大家的建议，把它放回到了山林中去了。后来，有狩猎者发现这只母熊很特别，使劲用前爪挖掘黄土地里的白色草根。每挖出一撮，就放在嘴里嚼一阵，然后吐出来，用前掌轻轻涂抹在后腿的伤痕处。猎人感到奇怪，没有惊动母熊，就把母熊挖草根治伤的事报告给了黄帝。黄帝从这两件事情上，知道了自然界有许多东西是可以用来治病疗伤的，就命令雷公和岐伯，经常留意观察和搜集飞禽走兽、草木花卉的治病疗伤情况，进行研究、作出试验，直到最后，确认什么东西治什么疾病。然后，由黄帝亲自把它整理出来，刻制成医书，名曰《祝由科》。 从此，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一部雏形医书诞生了。随着医学知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后世对相对粗糙的《祝由科》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增删补遗、纠偏矫斜等一系列加工整理，逐渐形成了后来的《灵枢》、《素问》两部医书。把《灵枢》、《素问》合在一起，就叫《黄帝内经》。也有人把《祝由科》中的药物部分，进行整理挖掘和编辑，编写成为后来的《雷公药性赋》。所以，《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书，《雷公药性赋》是中国最早的药书。医药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成为两门不同的学问。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氏，是少典之子，因生于寿丘、长于姬水，所以也姓姬。黄帝的时代，正处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中，在“三皇五帝”中，黄帝是功勋最为卓著的一位部落领袖，所以被誉为“人文初祖”。于是，中国医学的起源，与东方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中医，不仅是古人赖以治病疗伤的医疗手段和技术门类，它还代表着东方人类的文明，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重要文化遗产。 中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扁鹊——秦越人。他徒步跋涉，遍游列国，悬壶济世，治病消灾，医治了众多的疑难病症。所谓“入蒯之诊”、“望齐候之色”等，都表现了他在看病、治病中，高超的“望诊”能力。他还以《灵枢》、《素问》为基础，总结自己的临床实践，编纂了一部大书，叫《难经》。故陈修园先生说：“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从《难经》开始，中国医学就成为了有医学理论、有医学典籍、有医疗实践的古代正式医学科学。 东方文明社会的哲学理论，是远古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国医学，也是以阴阳五行的古代朴素的哲学为核心理论，进行辨证论治的。所以，中医学理论，是与当时的社会哲学理论相一致、相吻合的。中医学把人的身体，置于天地人“三才”之中，强调天人合一和天地人三者相应、统一的原则，运用阴阳互换、五行生克、营卫气血理论，结合人体的五脏六腑，阐释、应对人的生老病死。为人民治病消灾，驱除病患，恢复健康，做出了卓越贡献。 到了汉代，湖南南阳的张仲景，坐了长沙太守。有一年，张仲景的府上，数以百计的家人遭受了病魔之患。熟读医书，深谙医学之道的太守张仲景，经过对众多家人病情的守候、观察、试验、治疗和深入思考，发现和验证了人体存在的“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他把“六经”分置于人体上下的手和脚，泛称“十二经”。他发现，“十二经”都与人的脏腑紧密相连。比如“手太阳”为“小肠经”，“手少阳”为“三焦经”，“足太阴”为“肺经”，“足厥阴”为“肝经”等。他发现了“中风”、“伤寒”等不同病邪的不同属性。发现了病邪在脏腑、经络中的传播条件、变化规律、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以及治疗原则。在治疗上，他创建了“桂枝汤”、“麻黄汤”等众多处方，经过引申和辨析，确立了桂枝汤、麻黄汤中的药物品种和剂量，辨析出了进行配伍、禁忌、汇合、替换以及酌量加减的规律和法则。并且写出了《伤寒杂病论》，简称《伤寒论》。在这个基础上，张仲景又对“外感风寒”之外的内科病症，按照“六经”理论予以研究，写成了千古名著《金匱要略》。 《伤寒论》和《金匱要略》，都是中医学的经典著作。这两部经典，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在经络与脏腑的关系上，在理法方药各个方面，都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把中医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张仲景本人，也被后人尊为“医圣”。后来，医界把《伤寒论》、《金匱要略》中的处方，给与命名，取张仲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称为“景方”。比如，现在我们常用的、对提高人体免疫力非常有效的“六味地黄丸”，就是根据张仲景创造的“金匱肾气丸”演变而来的代表性“景方”。同时，张仲景的《伤寒》《金匱》还传到了朝鲜，又飘洋过海走进了日本，被日本人称作“汉医”，作为主流医学，为日本人治病消灾。 自张仲景以后，历朝历代的医学家层出不穷，各种医籍也相继问世。其中，三国年间的华佗，是人们最熟知的最大医学家。相传，他发明了“麻沸汤”，可以将人麻醉，予以开膛、破肚以至开颅做手术，治疗疾病。假若这都是历史的真实，那么，张仲景之后的中医学，一定会出现一次新的巨大转折，获得迥然不同的重大发展。而且，中医的后来走向，也会受到重大影响，有可能会像现在的西医一样，把做手术视为重要的治病方法。而且华佗，也会成为继张仲景之后的又一个“医圣”或者“医贤”。 但是很可惜，华佗的精湛医术被无情的岁月所掩埋，被匆匆的历史所遗忘，中国人没有能够把他的医术传承下来，使他的医术当代断根，所留下来的，只有一堆堆幻影般的谜团。到现在，成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巨大残缺和遗憾而无法挽回和弥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华佗，除了“神医”的名号外，就是虚幻的神奇故事、“麻沸汤”的历史传说和《三国演义》中，以小说的笔触对他的医术进行的艺术夸张和愿景描绘。 华佗以后的著名医学家和医学著作，各朝各代都有许多。比较著名的有：魏晋时期的王叔和，著有《脉经》。王叔和为中医的脉学理论，进行了精到的研究，做出了具体的阐释，成为中医脉学第一人；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发现一些新的中药品种、明确性道、功效、巡行脏腑经络的前提下，对中药的配伍禁忌和配方，提出了新的、明确的理论，著有《大医精诚》、《千金方》等，为世代流传。此后，百姓敬称孙思邈为“药王”。直到现在，中国的许多名山大川中，还保留着一些祭祀孙思邈的“药王庙”，那里面供奉的，就是药王孙思邈。 金元时期，中医学、中药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了著名的医学“四大家”。“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认为“胃是仓廪之官，治节出焉”，认为饮食不节、伤害脾胃，是危害整体健康的根源，所以他专门著述了《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宝秘藏》等，对后来医学有一定影响；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从古老的阴阳学说中，明晰了“肾水亏损”是某些疾病的根源，悟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对一些虚弱病症主张“滋阴补肾”。著有著名的医学典籍《格致余论》； 明代的李时珍，首先是一个空前的中药学家，他把几乎所有中药，全都编进《本草纲目》，对其形状、性味、药性、功效、所入经络脏腑，作了详尽的说明。其次，他还是一位继王叔和之后的又一位著名脉学家。他著述的《频湖脉学》，对王叔和的《脉经》进行了发展，发现和补充了一些新的脉象。为便于学习掌握，他的《频湖脉学》，用文学的、诗词般的语言，生动地阐释脉象，使其非常形象而逼真。比如他对“浮脉”描述道：“浮如木在水中浮。如循榆荚，如捻葱叶，如水漂木。”又以“体状诗”的形式写道： 浮脉惟从肉上行， 如循榆荚似毛轻； 三秋得令知无恙， 久病逢之却可惊。 李时珍之后，明代还有一位大名医叫张景岳。张景岳出身富贵，博学多才，出任皇家御医，主要为皇室和王公贵族诊病。所见病机多为虚损，所以他喜欢用滋补之剂，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中的疏漏和偏颇之处，进行再研究，创立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新学说。同时，他还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著有《类经》、《景岳全书》等； 到了清代初年，名医吴掬通有了新发现。他发现病邪的侵入，不仅仅是从外到里在六经中“循经横传”，还常常可以从口鼻而入，形成“纵传”。他把这种病邪“纵传”于人体而酿成的疾病，叫做“温病”。他著述的《温病条辨》，创立了许多治疗温病的方剂，其中最常用的有“桑菊饮”、“桑杏汤”等。有人认为，吴掬通的瘟病方剂，可以与张仲景的“桂枝汤、麻黄汤”相得益彰。于是，中医在治疗外感风寒之类的病患方面，出现了新理论，开辟了新途径。 就在吴掬通先生创立“纵传”理论的时候，西方的现代医学已经摆脱了“经验医学”的旧模式，走进了“试验医学”的殿堂，以显微镜发现微观世界为标志，发展成了日趋成熟的现代医学。当时的西方医学，虽然早在明朝晚期就有所传入，但其治疗效果远不及本土中医，所以影响不大。西医真正大量传入中国，还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列强们揣着觊觎贪婪之心，仗势着坚船利炮的威力，把西方医学野蛮地搡给中国。从此，就有了与中医相对应的西医。这时，我们才发现，吴掬通先生的“纵传”理论，由于不使用仪器，不注重微观世界，没有与西方医学接轨，依旧没能发现诸如人体细胞、细菌之类的微观世界。宏观的中医与微观的西医成了“两张皮”，不能沟约，不能对话，似乎永远都无法真正“汇通”。 所以，中医、西医，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各的道，各走各的路，就连互相借鉴，都是不可能的。

zhōng yī yào kān wù

中医药刊物是系指有关中医药学的定期或不定期的继续出版物，是中医药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工具。中医药期刊出现于近现代，据统计，截至1949年10月以前，我国的中医药期刊约有四百余种。清代唐大烈主编的《吴医汇讲》11卷，（1792～1801年），其编辑大旨是“奥词显义，统为求教，长篇短节，并曰无拘”，内容已包括有当时41位作者的94篇文稿，所叙有内、外、妇、儿各科及历代医家论述，经义诠释，随诊笔记，读书方法，药物真伪鉴定等。从编例及内容而言，《吴医汇讲》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医药期刊的雏形。

中医药期刊开始较多出现是在辛亥革命（1911年） 前后。现知较早的中医药期刊有上海医学公报社蔡小香等所编的《医学报》（创刊于1904年4月），神州医药学会绍兴分会何廉臣等所编的《绍兴医药学报》（1908年6月），广州梁慎余等所编的《医学卫生报》（1908年7月），宁波徐友函等所编的《卫生杂志》（1911年），神州医药书报社余伯陶等编的《神州医药学报》（1913年5月）等。当时的中医药期刊反映了中医药学界锐意革新的思潮，在内容上则中西兼备，在研究探讨中医学术的同时，对西医学知识也多有介绍。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中医期刊编撰者有蔡小香、丁甘仁、周雪樵、王问樵、梁慎余、唐乃安、袁桂生、顾宾秋、丁福保、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徐友函、余伯陶、包识生等。

“五四”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以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遍开展，以及由于中医药学界联合起来反对对各届 *** 所采取的歧视、压迫、消灭中医等政策的坚决斗争，在斗争中中医药学界学术风气活跃，中医药期刊也显著增多。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医药期刊在250种以上，其中在上海出版者最多，达90余种，其次则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当时中医药期刊发行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学会所编的《中医杂志》（1912年12月），上海中华医药书局所编的《医界春秋》（1926年5月），杭州三三医报社所编的《三三医报》（1923年5月），广州杏林医学社所编的《杏林医学月报》（1929年1月），山西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所编的《医学杂志》（1921年6月）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国也多办有中医药期刊，如《医药月刊》（新加坡）（1930年2月），《菲律宾医药会刊》（1930年4月）等。这一时期的中药医期刊，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中医药学术团体机关刊物，如中央国医馆及各地分馆所编的《国医公报》;神州医药学会各分会所编的《神州医药学报》以及中医院校所编的院刊等等。

这一类期刊多为各学术团体人撰稿。论文学术水平较高，且多报告了各团体的机构、成员、沿革及动向等。其二是中医药界同人刊物。如上海中国医学月刊社所编的《中国医学月刊》（1928年10月），广州岭南医林一锷社所编《医林一锷》（1931年1月）等，这类期刊的内容广泛，思想较为活跃。其三是中医普及性刊物，如上海中医书局所编的《家庭医药杂志》（1930年1月），健康报馆所编的《学医门径月刊》（1930年5月），广州大众医刊社所编《大众医刊》（1931年4月）等，此外，当时各地报刊如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多编有医学卫生副刊，其中亦有特刊中医内容者。这类期刊的特点是宣传中医药卫生知识，读者面大，影响广泛。这一时期中医期刊的内容，一般都是有社论或言论栏。多反映当时中医界讨论中西医关系，如何整理中医学术，中医教育，医学道德等问题; 学说栏多连载篇幅较长的著作和讲义;药物栏介绍各种中药的研究;医讯栏报告各地医疗法令，医学团体情况;问答栏多解答读者学医、治病的各种问疑; 此外还有随诊笔记，医林文艺，杂俎等。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编撰者有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樵铁樵、陆渊雷、周学海、章臣鹰、张赞臣、秦伯未、范行准、祝味菊、杨 *** 、刘民叔、余无言、赵燏黄、陈邦贤、陈无咎、张山雷、吴汉仙、陆士谔、谢利恒、张锡纯、朱仁康、杨志一、张子英、杨医亚、朱振声等。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新出版的期刊大约有六十余种。除上海及江浙等沿海各省外，各地新刊的中医期刊增多。如重庆出版有《国医月刊》（1939年4月），成都出版有《国医改进月刊》（1941年3月），桂林出版有《复兴医药杂志》（1941年4月），西安出版有《平民医学周报》（1943年6月）等。由于时局动乱，此时中医药期刊一般刊行年代不长。较有影响的是北京出版的《国医砥柱》。

古代东方医学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

这四次大瘟疫，导致欧洲数以万计的人染病身亡，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医学的重要性，要知道医学发展史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人类对疾病的抗争史。

在经历这四次大灾难后，西方医学技术与理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西方人卫生健康观念。

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哲学与艺术上意识领先，医学与生理学也出现较早，并且在当时得到较大发展。

在《荷马史诗》中，就有关于战争中医师治疗战士伤口的描述，在希腊神话体系中，也有对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描述。从各种史料文献来看，当时古希腊对医生是比较尊敬的。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除此之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

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2018年10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

中医起源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习惯上中医指汉族的医学，而中国传统医学还应包括藏医，蒙医，壮医，彝医等等。中医的特色是：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经络，脏腑，气血为形态功能基础，七情六淫为病因，阴阳失调，邪正相争为发病主要矛盾的独特理论体系；以药物内服外治，针灸，推拿，气功等为内容的丰富多彩的治疗手段；以及体现中医整体观点，包含理，法，方，药的“辩证论治”临床治疗原则。中医在日本称为汉医或东洋医学，在朝鲜，越南称为东医，已成为这些国家具有其民族特点的传统医学。中医起源很早。在成书于战国到泰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中，中医的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中医辩证论治原则。以后，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有所发展。以中医分科为例，《周礼·天官》记载当时宫廷医生只分食医（相当于营养师），疾医（相当于内科），疡医（相当于外伤科）和兽医。到明代，太医院设十三科，即大方脉（相当于内科），伤寒（即热病），妇人，小方脉（相当于儿科），口齿，咽喉，眼，疮疡，接骨（或正骨），金创，针灸，按摩，祝由。清初，从小方脉中更分出痘疹科。但近代，由于西洋医学的输入和旧政府对中医的歧视和排挤，中医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而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后，阻碍才得以消除。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建立中医院，创办中医高等学校，提倡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医学。80年代，进一步提出中医现代化，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多学科，多途径研究和发展中医。中医辩证学是正确认识和辨别中医“证”的一门学科，是中医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之间的桥梁。所谓“证”，是症状和体征的集合，是疾病的临床综合表现，但又与“综合症”不同，它是中医特有的概念。“证”是客观存在的病理状态，是中医病机的反映，表现了疾病过程中邪正相急和阴阳失调的情况，比较接近疾病的本质。如临床表现为黄疸，肋痛，发热，口苦，尿黄赤，舌苔黄腻，脉弦滑数等，可辨为“肝胆湿热证”，是指湿热病邪蕴结在肝胆病位，邪气盛而正未衰，属于实证。一种证可见于多种病，一种病的不同阶段也可出现不同的证，这就是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理论依据。中医辩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其中“治病者，取有余而益不足”的记载，可看作是辨虚，实证的萌芽。《黄帝内经》中有“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等论述，可认为是中医辩证学最早的理论基础。该书“风论”，“咳论”，“痹论”等篇已有脏腑辨证。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其外感病部分，建立了一个外感热病的六经辨证体系，并创造了汤方辨证法；其杂病部分发展了脏腑辨证的内容。汉朝以后，历代医学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又发展了脏腑辨证，创造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并使八纲辨证，气血辨证，病邪辨证逐渐明朗化，具体化；汤方辨证则受到日本汉方医学家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对中医辨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突出的代表是蒲辅周氏从临床角度总结的治“乙脑”的辨证经验：例如1956年暑天，石家庄地区久晴无雨，当时的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属暑温，用白虎汤获效；1957年同期，北京地区多雨，湿热交蒸，同样是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为湿温，用白虎汤无效，改用通阳利湿法，收效甚佳。由此，中医辨证的优截止性得到公认。到了80年代，重点转到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辨证，使之客观化。某些证（如血虚证，肾阳虚证，阳虚和阴虚证，阴虚火旺证，脾气虚证，心气虚证，肝阳上亢证，寒热证等）的客观指标的研究已趋成熟，初步制作了部分证型的动物模型，并创立了微观辨证的理论。“辨证学”这个具有哲学含义的名称是于此时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