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新医学杂志旧书

您好，中国临床新医学不在最新的科技目录里，优助已经查过了，所以并非科技核心。因此也更非中文核心。

31年前，1977年4月号的《科学》杂志刊发了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教授乔治·L·恩格尔的一篇长文《呼唤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挑战》，这便是后来成为当代医学观念变革思想旗帜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首次亮相，或许并不像一些医学史家宣称的那样：“恩格尔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它依然不失为当代医学思想史上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次显赫的“精神事件”，一场“观念革命”。当时，刚刚从“文革”梦魇中苏醒过来的中国医学界还处在与世界医学资讯的半隔离之中，未必有多少学者在第一时间读到这篇檄文。一直到1979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该刊是近30年来倡导新医学模式的重镇），“新医学模式”才受到中国医学界的推崇与重视，很快就成为我们医学职业语境中日渐流行的“公共话语”，成为医学变革时代思想激荡的“陀螺”。30年斗转星移，无论医学与医疗格局，医院与医生境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医学模式”的“旗帜”依然高悬，然而，生物医学模式的“堡垒”动摇了吗？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新的“大厦”奠基了吗？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感叹，生物医学模式的“城堡”太精致，太坚实，太雄伟，我们根本无需去“撼动”它，只需在“城墙”脚下，为“心理”、“社会”的医学旨趣搭建两间“偏房”，作为他们闲聊或论争的“茶室”与“咖啡吧”，也成就了恩格尔的“理想”，这种思潮显然是误读、误解了恩格尔的“革命性”志向。理论上也抹杀了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三元属性之间的不相容性和统一性实现的艰难。 也就是说，30年前恩格尔在医学观念上“红杏出墙”的“灿烂”是否转变为当下医学理论与实践上“硕果累累”的“丰实”？呼啸而过的“公共话语”、“观念创新”所树立的“旗帜”怎样才能转化为新的融会于临床和实验过程之中的“研究纲领”？这是一个当代医学思想史的命题，是当下与未来医学“命运”的叩问。医学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的观念与心智也需要时光的磨砺和淘洗。 回溯30年的实践，尽管在许多场合，“新医学模式”尚未能成为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真正的“研究纲领”，但毋庸置疑的是，心理、行为、社会、环境因素对躯体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已成为医学界的共识；尽管目前尚缺乏可操作性的工具与掘进路径，但越来越多的项目和基金投入心理、行为和社会医学研究领域；尽管生物-心理-社会三类学科，在建构医学的证据与理解方面还存在相当的“排他性”，生物学与人文、社会学科在研究主旨及真理向度上也所呈现的“不可通约性”，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图景。有学者对1974－1977年与1999－2001年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及《内科学年鉴》四种重要医学期刊中提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词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论是1999－2001间出现的次数是1974－1977年的100倍。不过，研究者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绝对数上生物医学研究依然保持着强大地优势。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医学模式转变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王：武汉大学哲学教授邓晓芒先生曾经讲过一段有些刻薄却又发人深省的话，他针砭的是整个中国学术界，并非医学界（可以作为中国医学界反思的镜与灯），但读来仍有如芒刺背的感觉。邓先生这样写道：“当今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对于一个几近丧失了原创力的民族来说，由外部输入的任何新鲜东西都是救命的稻草，人们忙不迭地用这些舶来品装点自己贫乏的生活，充实自己空洞的大脑，并为之沾沾自喜······我国学术界似乎根本不存在一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问题，反倒是西方学术界跟不上我们血盆大口的需求，他们的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抖落出来的一个意向、一种动态，在那里还只是少数专门学者探讨的话题，在我们这里就已经炒得有了'焦糊味'了。”，其实，冒“焦糊味”的“锅”里未必盛得出香熟可口的“米饭”，或许是一锅“夹生饭”。恩格尔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中国的命运也大致如此。我们今天对于新医学模式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会议上赶浪头表态，或者是学院派学者重复诠释一些理论“命题”的水平。另一种反响是有人企图消解恩格尔对医学观念的刷新价值，认为只不过是中国传统医学精髓的归纳与复述（古已有之论已经成为一种消解现代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或者是1948年世界卫生宪章中对健康定义表述（健康不仅只是躯体无病痛，而且还应包括心理平衡、社会关系的完善）的阐发，不过是“常识”的“纲领化”，因而不具备“原创性”和“旗帜”与“宣言”的精神价值。无论是高估或是低估恩格尔论文的理论价值，都造成了当代医学理性思考的“悬空”，以及终极思考与关怀的“缺失”。张：这是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医学技术可以简单地复制，但医学思想则不能，新的医学观需要系统地重构，它不仅涉及到对生命、对死亡、对疾病的再理解、再定义，而且还需要真正贯彻到卫生决策、医学教育、临床治疗等实践中。另一方面，用“古已有之论”来与新医学模式对接，只是“貌合神离”，并无智识上的贡献。因此，我们更应当重视从观念引入走向思想重建。

1.《中国三十大发明》2.《科学帮帮忙》3.《永恒的诱惑：宇宙之谜》4.《地质探秘之旅》

医学科普作品获奖对创作的作用[2008-11-09 00:11:37] 2006年1月12日全国科技大会闭幕后，《中国青年报》报道了2005年度国家科技奖励项目中，有7项科普著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普作协理事长杨秉辉教授的科普书籍《杨秉辉谈健康方式》作为丛书之一，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从此结束了科普著作无缘国家科技奖的历史，《中国青年报》在这一新闻的醒目大标题上用了“破天荒”（科普著作获国家科技奖）这三个字,由此可见科普在国家科技工作中的地位与日俱增。 24年来，本人三次荣获科普作品奖：1. 1983年，笔者荣获广州《新医学》杂志“癌症”科普译文一等奖；2. 1991年“战胜癌症的新策略”一文，荣获《祝您健康》杂志颁发的十家科普期刊一等奖；3. 2006年“《科技英语学习》指导，翻译竞赛得头奖”一文，荣获科普杂志——上海交大的《科技英语学习》征文二等奖，（一等奖空缺）。本文结合以上科普作品获奖浅谈科普作品获奖对创作的作用。 一、科普作品获奖对创作初试心理的作用 医务工作者初次写科普文章，往往出于一时兴趣，进行试探性创作。初试作品能够一举成功，无疑能进一步激发创作的热情，会对今后的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 笔者初次投科普文章是在1982年，1982年6月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出版的《新医学》杂志举办了英语科普译文有奖竞赛，题目是“Cancer Is Only Skin-deep”,即“皮肤癌”。这次翻译文章是科普文，文中普通词汇多，专业词汇少，翻译难度大。笔者试译好了上文，又经过几次修改，及时寄出，在1983年第1期《新医学》上，该译文竟出乎意外地荣获一等奖，且名列榜首。 2. 23年后的2006年“《科技英语学习》杂志举行征文竞赛，这是进行科普译文再创作的机遇。笔者总结了《科技英语学习》杂志1980年创刊初期的学习经验，写了 “《科技英语学习》指导，翻译竞赛得头奖”一文，该文荣获上海交大的《科技英语学习》杂志征文二等奖。由此可见，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1983年，笔者的初试科普译文一举成功，荣获了一等奖，这进一步激发了以后再创作的热情。 二、科普作品获奖对创作动力的作用 引发科普创作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创作动机是创作的心理潜能，要使潜能得到发挥、升华，还需要一种启动力量，称为创作动力。创作动力可来自外部，也可来自内部。 1. 外部的动力来自社会的需要和具有社会意义的动机。如学术团体、《新民晚报》、《祝您健康》杂志等的组稿、约稿，以及强化外部动力的科普作品奖励等，皆属于创作的外部动力。1991笔者荣获十家科普期刊一等奖后，把获奖证书和《祝您健康》杂志编缉沈志先生给笔者的贺信，拿给《新民晚报》康健园版的编辑何公心先生看了后，他二话没说，就决定在他主编的版面上，登一篇类似的文章，1992年初我的“新法治癌使她喜获新生”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当时《新民晚报》发行量160多万份，具有第一影响力，笔者的“新法治癌使她喜获新生”一文发表后，病人来诊者络绎不绝，一天要接诊几十个病人，持续多年，这促使笔者对技术精益求精，并用中药和食疗等方法治好了一例肺癌，这种临床实践又成为科普创作的外部动力。 医学知识的领域非常广阔，正如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所说：“每一门科学仿佛都在向我们召唤，邀请我们去专门写它，到处都闪耀着文学还没有接触过的一堆堆最宝贵的新材料。到处标明着文学家们的笔尖还没有走过的道路。”社会需要医学，医学在向医学科普工作者召唤。 2. 科普创作的内部动力则属于作者的自身需要。如自身所开展的工作性质，别人不了解，需要自我介绍或宣传，以及自我的社会义务感与责任感等皆属于自身需要。 自身需要的创作动力，尚需创作知识和医学实践经验及丰富的临床知识。有了这种动力，就会随时留意创作内容，构思创作技巧、创作方法等。由创作动力的推动，医学科普作者就有可能克服创作过程中的某些困难，获得创作成果。而科普作品获奖，正是科普作品再创作动力的源泉。笔者的科普作品获奖后，由于及时得到多家报刊、出版社好编辑的指导、帮助，对在心灵中创作之火的持续点燃，创作心理愿望的持久执著起着积极的作用，此后，本人日以继夜地写了许多科普作品发表，并在上述获奖作品的基础上，8年后的1999年，写就出版了《抗癌新法》一书（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 三、科普作品获奖对创作的责任、义务的作用 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是治病救人，医学科普创作的责任同样是治病救人。一篇好的医学论文，仅在小范围交流，如果把它改写成科普作品，那么就可使更多的人接受医学新知识，对“人人享受卫生保健”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科普创作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积极投入科普创作，是时代的要求。近一时期以来，我国食疗研究风起云涌，食疗书籍犹如汗牛充栋。科技图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和内在质量，在科普作品获奖后，笔者感到有责任编写《食疗治百病》一书，如何使《食疗治百病》一书能够有所创新呢？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大多食疗书的食疗方没有应用实例，对食疗的疗效缺乏观察和证明，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病例介绍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该书自始（前言）至终均介绍了实例。这些病例中不少属于诊疗新经验，令人耳目一新。如一例因喜吃生牛肉，而导致病毒性海绵状脑病（新病种）。另一例老鼠奶头（寻常疣）单用米仁食疗8个月治愈，迄今十多年未复发。食疗理论之树，需要浇灌，从治疗实践中吸取新的营养，才能长出新枝。《食疗治百病》从形式、内容和概念等几个方面均有所创新，从而使它成为食疗理论之树的新枝。该书2005年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出版后短期内该书重印几次，供不应求。 综上所述，科普工作和科技研究开发是国家科技工作必不可少的两翼，科普是科学技术发现、发明和创造的“延伸”和“延深”。科普作品获奖对创作初试心理、创作动力、创作的责任、义务均有很大的作用。继杨秉辉理事长的科普著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后，潘重光先生的《基因宝库丛书》荣获了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他们是大家学习的楷模。笔者深信，在医学科普这个芳草园中，一定会百花齐放，更加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