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倞医学论文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的本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农奴制，战国中叶商鞅变法所开创的地主官僚制度之秦模式就是在与农奴制（以及奴隶制残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根几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红线，周秦之际的历史变革就好理解和把握了。一 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在总结孔子一生文化贡献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这里“下至秦缪”一句值得注意。孔子是一意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思想家，经他修编的《尚书》以秦穆公之《秦誓》终篇，一则预见了秦国的走向强盛、代周而兴，一则寓意殷周奴隶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阳，虽然恹恹不愿下山，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秦穆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从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迹。这便是周代奴隶制秩序最后的斜晖一瞥。《论语.宪问》记录了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差不多算是仁了啊，差不多算是仁了啊，这稍微有保留的评语是赞叹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复了奴隶制的王朝礼治秩序，而遗憾之处则司马迁认为是齐桓公称霸而未称王，没能达到重建宗法分封天下体系的高度，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管晏列传》）但西周奴隶制盛时的礼治荣景毕竟一去不复返了。在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王）和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团所有，称为“公田”。天子或诸侯把土地分封给国内的政务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是介于贵族和平民、奴隶之间的一个较广大的社会阶层。《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参与剥削，以维持他统治阶级的体面，而庶人则是平民中的自由农民，要靠劳力吃饭。农奴在贵族庄园里劳动，这种现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叶以前就已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嗟我农夫”的叹息，此处农夫便是农奴，他们“为公子裳”、“为公子裘”，他们“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等；他们不是奴隶，但依附于大小贵族，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在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生产成本相对过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生计，托庇于豪门，成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农奴。又据《汉书.食货志上》的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贵族们侵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变成他们的私属。另一方面，大小贵族在贪欲的驱使下，命人开垦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迟于西周末年开始应用的铁制农具，大大加快了开辟私田的进程。田地多了，劳动力就显得不足，而奴隶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发斗争不断地发生，贵族们为了保障生产和再生产，有可能改善奴隶的劳动条件，将一些奴隶转化为农奴，以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农奴的来源是奴隶社会里的农民和奴隶。贵族们的私欲损害了奴隶制政权的公利，私属农奴越多，国家的财税收入相对就越少。到了齐桓公、管仲的时代，列国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但齐国的世卿大族少，奴隶经济还比较巩固。相对雄厚的奴隶经济支撑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业，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管仲“与俗同好恶”的施政呈现出改良的特点。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源头），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他的政策一方面强化了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机器，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一方面反映了领主庄园经济的要求，采取了“四民者勿使杂处”，世代“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国语.齐语》）的固定身份的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农业奴隶就逐渐转化为国家的农奴。齐桓、晋文之后，中原诸国无力阻挡楚国的北进。楚庄王之时（公元前613～591年），“观兵于周郊”（《楚世家》），问周王朝鼎之轻重。公元前608年，鲁国的襄仲杀嫡立庶，由文公次妃之子俀继位，就是宣公，这以后鲁国渐渐“公室卑，三桓强”（《鲁周公世家》），鲁桓公之族孟孙、叔孙、季孙三家渐渐把持了鲁国的政权。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初税亩”，《春秋》讥之为“履亩”。按田亩实际面积征收租税，势必要重新丈量土地、整顿庄园。这时，鲁、宋、郑、陈都归顺了楚庄王。宣公此举一来是为了限制三桓的势力，加强奴隶制国家的君权，二来也可能是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财，以便向楚国输送贡纳。宣公向三桓争夺权力的斗争似乎并不成功，司马迁在《鲁世家》里甚至完全没有提到宣公十五年的这件大事。软弱无力的斗争等于承认“存在即合理”，使用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形态日渐取得优势，奴隶制就要为农奴制所取代了。公元前572年，晋国的栾书杀了厉公，立了襄公的曾孙周，就是悼公，这以后晋国“大夫稍强”。公元前546年，即晋平公十二年，赵武（文子）当了正卿（《赵世家》），这年晋、楚订立弭兵之约，此后四十年内两大强国之间没有发生冲突，而中原诸国内部公室和大夫的斗争上升成为主要矛盾。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晋世家》）在齐国，“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发放粮食）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田敬仲完世家》）田氏取得了平民和农奴的拥护。公元前539年，齐国的晏婴使晋，跟晋国的奴隶主贵族叔向私下里交谈。叔向说：“晋，季世（末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晋世家》）晏子说：“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国家的量器，小斗）权（交换）私（私家的量器，大斗），有德于民，民爱之。”（《齐太公世家》）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责备他为政不以礼，子产答复说：“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在晋、楚之间，被迫时而朝晋，时而朝楚，有朝不保夕之感，子产为了补奴隶制之天，在列国中首先发布了成文法典，来应付深重的社会危机。这样做大概最终还是归于徒劳，所以此事《史记.郑世家》也未见记载。到了公元前526年，晋昭公死的时候，晋国开始“六卿强，公室卑”（《晋世家》），六卿是韩、赵、魏、范、荀（中行）和智氏。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为政，“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赵世家》）第二年，赵鞅（简子）、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制定有利于庄园领主的法律，这和23年前子产铸刑书的用意已经完全不同。公元前491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赵世家》）公元前488年，齐国田乞胁迫诸大夫拥立跟他私交好的阳生，就是悼公，杀了景公生前喜爱的宠姬之子荼，于是“田乞为相，专齐政”。（《田敬仲完世家》）田乞死后，简公之时，其子田恒“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换取人心。公元前481年，田恒杀简公，立平公。田恒相齐，谥为成子。孔丘在鲁国听到了田成子弑君的消息，这时他已经70岁了。孔丘请求哀公讨伐田恒，哀公让他找三桓。孔丘只好去请三桓发兵，三桓拒绝了他。奴隶制的礼治秩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过了两年，孔丘去世。二 战国前期公元前458年，“知（智）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赵世家》）公元前453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晋世家》）这时，“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赵世家》）至此，三家分晋的格局业已形成。魏桓子的孙子就是文侯，公元前445年为魏文侯元年。在《史记》中，李克（悝）是一个帝王师的形象。公元前429年，魏国拔取了中山国，翟璜举荐李悝为中山之守。吴起“闻魏文侯贤，欲事之”（《孙子吴起列传》），文侯在用吴起之前询问过李悝对吴起的看法，可见吴起向文侯求将当在公元前429年以后。公元前421年，翟璜回顾说，他还曾举荐吴起为西河守，则吴起到魏国是在公元前421年以前。就在这一年，文侯“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魏世家》）。魏文侯举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贤才，使魏国摆脱了落后局面，强大起来。据李悝说，魏成子为文侯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公元前429年，“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若子夏此时在魏，年已78岁（他比老师孔丘小44岁），则“文侯受子夏经艺”多半在此之前。我认为子夏等三人有点像汉初的商山四皓，名望很高，文侯师之，以示敬老尊贤，至于治国则主要靠李悝、吴起、西门豹。有人说李悝、吴起、商鞅出于子夏门下，但李悝径以“卜子夏”称之，司马迁记吴起“尝学于曾子”，而非子夏，所以子夏不是李悝、吴起的老师。商鞅的年代还要晚得多，更不可能。《晋书.刑法志》说：“……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商君受之以相秦”，其说晚出，不可信。章炳麟说过：“法家者流，则犹西方所谓政治家也，非胶（固着、局限）于刑律而已”，商鞅变法，因时而变，治国之策不必从书中来，亦不必沿袭前人。不能因为商鞅在魏国做过官，就把他和李悝扯上关系。而李悝著《法经》云云，亦恐系伪托。李悝自有其贡献，《汉书.食货志上》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勤于农业，多产粮食）之教……又曰：籴（买米）甚贵伤民（除农民以外的其他平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指人心离散），农伤则国贫（指粮价太低，农民不愿种粮，国家粮食不够充足），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善平籴（平衡米价，指官籴）者……使民适足（正好够吃），贾（价）平则止。小饥（歉收年）则发小孰（熟，丰收年）之所敛（敛藏），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卖米，指官粜）之……取有余（丰收的年成）以补不足（歉收的年成）也。”此时魏国商业已甚发达，市场粮价波动很大，为了平衡粮价，就由官府发挥调节作用，在丰年多收粮食，在歉收之年少收粮食，保持市场粮食供应和价格稳定；又在荒年卖出官府于丰年敛藏的粮食，解决粮荒价高的问题。班固撰《汉书》在东汉，所言“农”乃自耕农，而李悝那个时候的农业劳动者仍以农奴为主。这段话的意义在于指出李悝发明了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办法，保障了中小农奴主的利益，也有利于平民阶层，由此奠定了农奴制魏国富国强兵的基础。“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孙子吴起列传》）公元前395年，文侯的儿子武侯即位，先后以田文、公叔为相，公叔怕西河之守吴起夺了他的位子，就设计使吴起离开了魏国。公元前391年，齐国田恒的曾孙田和把齐康公迁谪到海上，仅“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武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次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田完世家》）公元前391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楚世家》）魏、齐都在上升，楚国的国力相对减弱。吴起离魏后到了楚国，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就要来了。“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捐弃）不急（急需）之官，废（废止）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破除）驰说之言纵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孙子吴起列传》）吴起的改革远比李悝激烈，他以强军为中心，摒弃空谈，裁汰闲官，削减贵族，用节省下来的财物扩充军队、赏赐将士，造成了许多人利益、地位、命运的急剧变化，因而吴起相楚可以说是商鞅变法的先声。但吴起的变法没有触及生产关系领域，也还不是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公元前381年，悼王死，吴起被宗室大臣杀害了。当春秋、战国之交，商业和列国之间的贸易愈益繁荣兴旺，范蠡、子贡即是经营商业成功的典范。庄园经济的发展，早已破坏了奴隶制的“经界”；商业的崛兴，又使土地这种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最终也成了商品。在战国早期，土地的自由买卖很可能已经大量出现了。土地的迅速流转，使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贫雇农。土地被卖掉了，农奴也被领主抛弃了。商鞅变法，是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商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耕农的利益，冲击着旧贵族的既定秩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下令求贤，商鞅从魏国西入秦。两年后（《秦本纪》），经过辩论，“卒定变法之令”（《商君列传》）。有军功者授爵，宗室无军功者革除贵族身份。此外，“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据有）田宅”，实际上创造出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而且“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华贵）”。更重要的是，“僇力（尽力）本业（农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恢复自由之身）；事末利（弃农经商）及怠而贫（游手好闲，以致家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官奴，指劳改）”。“复其身”三字《集解》、《索隐》、《正义》均未解释，《荀子.议兵》有“复其户”之语，杨倞注为“不徭役”，颜师古注《汉书.刑法志》引文时释为“免其赋税”，因而有人以免其徭役或免其赋税来理解“复其身”。其实，“复其身”是使农奴或奴隶从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农民，在上段话里“僇力本业”和“事末利”相对应，“复其身”和“举以为收孥”相对应。这样，自耕农的数量就大为增加，国家的赋税和兵源变得更加充足。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发布“为田、开阡陌，封疆”的法令，两年后，“初为赋”，“而赋税平”。我认为，“为田、开阡陌”即《商君书》中“垦草”之意，指大面积开荒种地；“封疆”是指在田地周围植树，作为所有权的标志。所以商鞅垦草令的基本内容是鼓励开荒，开垦的田地归私人所有，并且前两年不收赋税，第三年开始征收，但赋税适度、稳定。这项政策培育了一个富足的自耕农阶层，使商鞅的变法拥有了更加广泛的阶级基础。因而军事官僚的地主化、贵族化和自耕农的中产阶级化，构成了变法后秦国社会的两大支柱。在古代，农业是国家富强之本。商鞅为了尽快实现强国的目标，采取了重农抑商的做法。《商君书.垦令》中记：“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由国家来掌握粮食的流通；又“重关市之赋”，提高市场上的交易税，降低商人的利润率，等等，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农业劳动力、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于是，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在经济上就以重本抑末为其特征。商鞅变法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公元前354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公元前352年，“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公元前340年，秦、赵、齐一起伐魏，商鞅“虏魏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魏世家》）。由于“秦用商君”，领土向东达到了黄河，且魏国几次被齐、赵击败，而魏国都城“安邑近秦”，于是魏惠王（魏武侯的儿子）就迁到大梁建立新都。农奴制的魏国在同为农奴制的齐、赵等国和地主官僚制秦国的夹击下，接连失败，“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难以复振。公元前338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秦国的旧贵族集团杀害了商鞅，43年前吴起的悲剧重演了。商鞅死了，但是他首创地主官僚制度秦模式的功绩，却永不磨灭。三 战国后期在中原诸强国中，魏惠王第一个称王，魏国第一个衰落。迁都到大梁之后，人以粱惠王称之。惠王因“数被于军旅”，就“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当齐国邹衍来到大梁的时候，惠王曾经亲自“郊迎，执宾主之礼”（《孟子荀卿列传》），表示求贤若渴的心情。惠王卒于公元前319年，而邹衍“适粱”以前已经“重于齐”了，所以他最晚当生于公元前350年。邹衍深入地研究了历史和社会，他在著作中“先序（叙述）今（现在）以上（上溯）至黄帝，学者所共术（述），大（大而至于）并世（天下）盛衰，因（于是）载其禨祥度制（天人感应的法则），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考察）而原（推究）也。……称引天地剖判（剖分）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应验）若兹。”他从茫远往古以来的历史兴衰中总结出社会依循五行变化的规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过是迷信罢了，在当时，却可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历史哲学。邹衍又细致地观察了自然和地理，他在著作中“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之内的九州算不得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才算是真正的九州）。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合中国等九州为一大州）。如此者九（九大州），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他依据已经掌握的地理知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作了天才的猜想。他说中国只占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过去所说的《禹贡》九州算不上九州，整个中国也才不过一州而已。这一观点极大地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并且隐寓将来的中国统一不会再是过去那种联合国式的“九州攸同”的王政，而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已经呼之欲出。黄帝。中国。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达成共识，以黄帝来代表华夏民族共同的宗祖，以中国来称呼华夏民族共同的疆域，所以黄帝就成了天下一统的象征。宣王之时（公元前319～301年在位），“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在稷下，慎到、环渊、接子、田骈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可见赵人慎到和楚人环渊是稷下学士中的健者。《汉书.艺文志》列《慎子》四十二篇于法家，篇数仅少于《韩子》（五十五篇），颜师古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所以慎到的法治思想大都为韩非所吸收了，而慎到自身的学问反而散佚无闻。郭沫若推测环渊整理了老子的遗说，其上下篇即《道德经》；其说可从。黄老道德之术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君主治国的经验和智慧。因为在当时研究这类学问的目的是统一中国，所以就冠之以黄帝之名；因为两百年前的老子阐明了这类学问最精要的东西，即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学，所以称之为黄帝老子之术，简称黄老，也就是黄老道德之术。《老子》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道，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德，是指君主合于道的品格，所以道德即哲学和伦理学的统一。实现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设置对立面”，具体来说，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辱”，如“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又如“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老子》代表了农业劳动者的愿望，抨击了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抒发了乱世里的人们对于桃花源式的自由、朴实、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请参考拙著《老子寻绎》及文章《老子的道德智慧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老子》的思想超越了那个地主官僚制和农奴制、奴隶制相互斗争的残酷年代，也超越了之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丰富而深刻的启迪。《老子》由楚人来整理和完善，不是偶然的。就在稷下群贤毕至的同时，在楚国，屈原为了变法图强而孤军奋战。怀王时代（公元前328～299年在位），是楚国命运的转折点。如果商鞅式的变法成功，联齐抗秦的策略成功，地大物博的楚国就有可能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最终统一天下。《离骚》和《老子》都在这个年代问世，证明这时的楚国产生了政治革新和文化振兴的迫切要求。“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贾生列传》）。楚怀王昏聩无能，贵族集团抵制变革、陷害忠良；当权派管理国家犹如儿戏，一再被“虎狼之国”轻易欺，“兵挫地削，亡其六郡”，楚怀王最终“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燕召公世家》），齐军大败，乐毅统治齐国六年。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不久，屈原“自沉汨罗以死”。一个文化上星汉灿烂的时代结束了。公元前265年，秦昭襄王“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吕不韦列传》）。阳翟大商人吕不韦得知了这个消息，就说动在赵国作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用千金帮他讨得了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的欢心，支持他结宾客、造声望。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投机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登上了王位，就是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秦三川郡，汉易名河南）雒阳十万户”。子楚享国日短，三年后，太子政代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此时吕不韦至少当在50岁上下。吕不韦吩咐门下宾客集撰了一部书，自以为囊括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仿照200多年以前孔丘编写《春秋》，叫做《吕氏春秋》。这说明孔丘是他心底最佩服的人物。孔丘“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吕不韦就称为文信侯；孔丘梦想“吾其为东周（在东边做出西周那样的事业）”，吕不韦就把雒阳（周朝的东都）一带作为自己的食邑；孔丘赞赏管仲，吕不韦就自命“仲父”，等等。吕不韦鼓吹统一国家下实行分封制（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违背了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历史潮流。战国末年的列国，奴隶制的残花早已零落，所以吕不韦的政略究其实乃是一种广土众民的领主封建制，而《吕氏春秋》则是他要在全天下推行领主封建制的政纲。吕不韦“家僮万人”，驱使奴隶从事商业和手工业，那么他的政策也决不会排斥奴隶制。因此，吕不韦这个投机商是农奴制及奴隶制在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利用一切思想资源，包括稷下的黄老之学，来点缀他的《吕氏春秋》。他为了显示自己一言九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演了一出“一字千金”的话剧。如果嬴政想延续商鞅以来的政治路线，他和吕不韦的斗争就势不可免，发觉嫪毐与太后私乱之事不过导火索而已。公元前237年，免去吕不韦相国职务，让他到三川郡去，这年嬴政22岁。过了一年多，因为列国诸侯、宾客的使者相望于道，来拜访吕不韦，嬴政担心变乱将作，就赐书吕不韦，严辞相责：“君何功于秦”，“君何亲于秦”，吕不韦饮毒酒自杀。嬴政用李斯之策，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并灭了六国。公元前221年，秦军最后攻破齐国，完成天下一统的大业。此后十年之间，始皇扫除农奴制和奴隶制的残余政治势力，将地主官僚制度的秦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还曾在边地对秦模式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略作调整。乌氏蠃用织物交换戎王的牲畜，巴寡妇清拥有丹砂矿的富厚之利。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汉书.货殖传》），又礼遇巴寡妇清，“为筑女怀清台”。这和商鞅的政策比较起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地主官僚制度的汉模式亦可说发端于此。公元前210年，49岁的秦始皇在出巡路上病逝。

商鞅—中华帝国的元勋之功

这篇绝对可以应用，呵呵，稍微改几个字就行，资源共享吧。 论中国传统美德与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养 摘 要:人格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甚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传统美德博大精深,其具体的内涵和修养的方法对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传统美德;人格培养 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特色,以人为中心,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属伦理型文化。中国的伦理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对于中国人道德境界,理想人格的培养,对于中国家庭、社会的稳定,对于中华民族的延续、发展,都曾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中国文化有世界上最发达的伦理学说和人生哲学,这些伦理学说和人生哲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系统的美德,这些美德在封建社会被称誉为“君子之德”。所谓“君子之德”就是中华民族古代理想人格所必备基本品德、基本素质。我们对于这些传统美德给以创造性的转化,给予现代的科学解释,使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就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美德,从而也就成为我们今天培养21 世纪大学生的理想人格的基本追求、基本素质。 一、人格的内涵 所谓人格,既是伦理学概念,也是心理学概念,它是对人的气质、涵养、价值的一种概括,其基本内容包括人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价值追求、知识结构等重要因素。毫无疑问,人格是以一定的文化与伦理为基础,渗透着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精神与导向,而表现在人的行为方式与交往关系中。所以,人格与人类的活动,与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与推进人类文明息息相关。 二、中国传统美德概述 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美德,这些优良的美德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丰富源泉。这些优良的传统美德,概括起来主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树立远大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 中国文化是特别强调理想和境界,境界也就是理想、儒家为中华民族设计了“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和“天下为公”的理想,道家设计了“道法自然”“、小国寡民”和“无君论”的理想,墨家提出厂“兼爱非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理想。秦汉以后,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过程中,或者用时代精神解释了这些理想,或者提出了新的理想。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就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他认为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学说就是符合大同理想的。毛泽东也很欣赏“大同”理想,他把共产主义称作“世界大同”,并为在中国实现“大同”理想奋斗终生。人各有志,都应当建立一个远大的理想,憧憬一个美好的境界。 (二)加强修养,发扬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美德。 注重人身修养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的自律性、反躬修己的性质。孔子提倡:“君子求诸己,小求诸人。”意思是说,有修养的人,经常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修养的人,才苛求别人。所以他又告诫人们:“躬自厚,而薄责二十人,则远怨矣! " “躬自厚”,是多做自我批评,“薄责于人”,是少批评别人多做自我批评,少责备别人,就可以减少对立面,减少怨言。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把孔子严以律己、注重自己身心修养的思想总结成一条指导人生的格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梁漱溟在论述中西文化的区别时说道: 中国文化是向内用功夫的(强调自我修养) ,西方文化是向外用功夫的(提倡认识物性) 。重视人生修养不但是中国文化之特点,也是中华民族之美德。普通的人通过修养,提高自己的素质,才可以取得事业的成功,中国文化总是把做人、修养放在首要位置。 (三)强调关心国家利益、他人利益,以人民利益为先 孔子的仁学,仁者爱人,忠恕之道,墨家的兼爱非攻,都是以爱他人,关心他人利益为重。按照“忠恕之道”,主张“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对待别人的慈爱之心,也就是“推己及人”,亦即平常所谓“群体和谐”精神。北宋开明政治家范仲淹更把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概括为脍炙人口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流芳数百年,激励开明政治家去关心人民利益的传统美德。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也以此为高尚的道德标准,为民兴利,为国除害。 (四)坚持发愤忘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国文化始终以人为中心,强调人对自然的积极主动精神,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周易乾卦传•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说天道运行刚健有力,君子法天,自强不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正是《周易》所反映的中国文化精神,也是数千年积累起来的传统美德。孔子正是遵循这种精神奋斗了一生,把自己铸造成为人类的伟人。他在晚年面对自己的弟子述说自己永不止息的奋斗精神时说:“其(指自己)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 曾参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的观点。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从此,君子“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激励着数以千万的志士仁人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终生奋斗。 (五)发扬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美德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向来被认为是志士仁人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坚持理想与信念的高尚品质和传统美德。这种美德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伟大事业,也在中华文化的史册上谱写了新的动人乐章。 (六)发扬孝敬父母、尊师重道的美德 孝敬父母、尊师重道是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中华民族之传统美德。有人称中国文化是“孝文化”,这是有道理的。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孝道”,我们当然应该进行分析、鉴别。但是,孝敬父母的基本思想,则是数千年调整、和谐家庭关系所积累起来的伦理规范,成为中华民族历代所认同的传统美德,今天仍然应当继承和发扬。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另一个重要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向来有“天、地、君、亲、师”并列的提法,这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又说明了“尊师重道”的传统。 四、借优秀传统,塑理想人格 理想人格是具体的、现实的。儒家有儒家的理想人格,道家有道家的理想人格,墨家有墨家的理想人格,古代有古代的理想人格,现代有现代的理想人格,东方有东方的理想人格,西方有西方的理想人格。现代的理想人格,一定是在继承古代理想人格优秀遗产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西方理想人格的可取成分的条件下,融合、转化而成的。这是对古代理想人格的创造性转化,完成对古代理想人格的创造性转化,才能成就现代的理想人格。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志士仁人”的人格,成为体“仁”的人也就是理想人格,即所谓“圣人”人格。“仁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他能够做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能够“泛爱众”“博施于民”的人都是“仁人”。“泛爱众”“博施于民”就不容易做到。其中最重要的是“克己复礼”“忠恕之道”,“克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具体的要求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忠恕之道,要求做到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比,也就能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矜而不争”。这些理想人格的文化、道德素质,在古代看来已经很理想,今天看来就很不够了,它只是一个侧面而已。_ 道家的理想人格是能够“体道”的人格,也就是“真人”或“至人”的人格。所谓“体道”或“真人”的人格,即是能顺乎自然,“无欲”“无争”“知足长乐”的人格。这在道家看来己经是很理想了。但是,今天看来也是很不够的,都缺乏现代意识、现代精神。 现代新型的理想人格,应该是既有传统的美德,又有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又有现代科学及管理知识。现代意识与时代精神,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竞争意识,创新意识,风险意识,全球意识。实事求是地说,这四种意识都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所缺乏的。我们培养跨世纪人才,造就新型的理想人格,必须在继承、发扬传统美德的基础上,与现代意识、时代精神相结合,掌握现代的科学与管理知识。在此条件下,建立新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这种人格,善于调处个人与环境、个体与整体、需要与奉献、欲望与现实等等的关系,既表现为自尊、自爱、白律、自信、自强、自进的精神,又具有开放、创新、竞争、奋斗品质,既有忧患意识,又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既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又有“公天下”“天下为公”“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理想。这就是我们要造就的21世纪理想人格。 如何培养新型的理想人格呢? 也就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方法问题。孔子称作“为仁之方”。他在《论语》中讲了许多内容,概括起来,不外乎学习、笃行、内省三种方法,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借鉴与启发意义。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说:“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些都是学习好的品德的具体方法。孔子要求其弟子除了学习之外,强调实行,怎样实行呢? 他主张效法身边的榜样去身体力行。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已。”何谓“能近取譬”呢? 就是效法身边的榜样,以身边的仁人为榜样去实行仁德,这便是实践仁的方法。儒家最重视内省的修养方法,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下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儒家提倡做人要有修养,有修养的核心在于能经常用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去做自我反省。儒家的基本经典《大学》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什么这样强调修身呢? 《大学》一文解释得非常明白:“意诚而后心自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原来,修身可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效果。《中庸》一文则将这种修养方一法叫做“慎独”,所谓“君子慎其独也”。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有修养的人,常做自我批评,自己扫除心灵上的尘埃。以上儒家的修养方法,今天看来,虽然有脱离实际之处,但是,它那种自尊、自重、自律的精神对我们今天仍有教益,仍有启发。希望青年朋友们,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增强现代意识,造就新型的理想人格,站在世纪之交的制高点,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推进人类文明多做贡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__

去看百家讲坛的春秋五霸，对春秋时期的各个主要人物都有介绍。特别是管仲的评价很高，还有救是秦穆公。

1传统武术娱乐功能的历史寻绎2从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的不同论传统武术的发展战略3传统武术生存与发展的文化视角4武术概念阐述5论传统武术锻炼的价值6休闲视野下太极拳价值取向探讨7对传统武术师徒制的文化分析8浅谈传统太极的“意”9唐代杨倞之技击注释考辩-兼谈射与技击的关系10武术文化的地域忻特征探讨：武术与文化的互动

慎，顺也、重也、思也、诚也，认真之意。两端之间须“慎”。慎有谨慎，慎重之意，但“谨”与“重”之间还是有微妙差别。先儒多把“慎”训为“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坤部》云：“慎，假借为顺。”顺之中又有“重” 的意思，也就说看重乃是顺遂的前提。（2）“慎”训为“重”，是有来历的。《荀子·非相》：“宝之、珍之、贵之、神之。”杨倞注“神之”：“不敢慢也。” 《尔雅·释诂》：“神，慎也”。郝懿行《尔雅义疏》引杨倞注：“不敢慢即慎矣”。“不敢慢”正是看重、认真的意思。可见“慢”乃“慎”的反义词。王念孙就是以“贵之、重之”解释《荀子·非相》所说的“贵之、神之”。（3）《尔雅·释诂》：“神、弼、崇，重也”。王念孙等学者认为， “重” 即尊重之重、轻重之重。（同上）可见以“重”训“慎”是没有问题的。（又敬慎常常连用）所谓的小心或者谨慎，其前提必是看重。“慎”又从“心”从“真”，以“认真”二字解释最贴切不过。这并非笔者的杜撰，而是可以引经据典的判断。《玉篇·心部》：“慎，思也”。《方言》卷一：“慎、思也，秦晋或曰慎。凡思之貌亦曰慎。”“思”本身就是认真、谨慎、慎重的态度，但侧重于“心”，也就是侧重于认识方面。而“慎”又有“真”或“诚”的一面。《诗·小雅·巧言》有“予慎无罪”、“予慎无辜”之语。毛传：“慎，诚也”。俞樾《群经平议》：“慎、真，古通用。”《论语·学而》载曾子之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尔雅·释诂》：‘慎，诚也。’《说文》：‘慎，谨也’。‘诚’‘谨’义同。”《礼记·檀子》又载曾子之言：“丧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这都是在说“慎终之事。”即对入殓和下葬等丧葬事宜要认真对待、诚心诚意，而不能繁衍了事、虚情假义，这样老百姓的德行就能变得厚道了。“思”与“真”（“诚”）合而言之，即“认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