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垣医学论文集

1、《医宗金鉴》公元1739年，清朝乾隆皇帝诏令太医院右院判吴谦主持编纂一套大型的医学丛书，吴谦征集了全国的各种新旧医书，并挑选了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70多位官员共同编修，共历时三年，终于编辑完成。全书采集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清时期历代医书的精华，图、说、方、论俱备，并附有歌诀，《医宗金鉴》书名由乾隆皇帝钦定。后来，该书被《四库全书》收入，并逐步成为中国医学教与学的必读书2、《目经大成》为清代眼科名著之一，黄庭镜(1704～?)著，于乾隆六年〔1741〕草成此书，此后四易其稿，但未付梓。弟子邓学礼(赞夫)得悉此书后于嘉庆十年刊行，更名为《目科正宗》，刊行九年后被黄庭镜之孙得见，遂以家藏旧本相校后刊印，悉还原貌。嘉庆二十三年(1818)问世，全书共23万余字，居历代眼科专著之魁3、《医学源流论》徐大椿撰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此书堪称为“徐大椿医学论文集”，共收其评论文章九十九篇。上卷为经络脏腑、脉、病、方药，下卷则治法、书论(并各科)、古今。纵横捭阖，触及之处，每有新见，发前人之未发，言常人所不敢言，尤针砭时弊甚多，论述道理深湛，中医史上正缺如此大手笔之评论家也，大椿实古今第一人4、《本草纲目拾遗》十卷，赵学敏初撰于乾隆三十年(1765)，又续加补订而毕于嘉庆八年(1803)，至赵学敏死后，于同治三年(1864)方得初刊。以后则有多次重刊5、《张氏医通》为综合性医书，十六卷，清·张璐撰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此书前十二卷论病，包括内、外、妇、儿及五官等科，分门分证，征引古代文献及历代医家医论，每病先列《内经》、《金匮要略》之论述，次引后世如孙思邈、李东垣、朱丹溪、赵献可、薛己、张介宾、缪仲淳、喻嘉言等诸家之说，同时结合个人临证经验发表议论，但大抵不外折衷成综合诸家观点，无多创见。不过，整体医学思想，比较与薛己、张介宾相近，并阐发“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论甚力。自中风至婴儿共分十六门，每门又分子目，体例实取法于王肯堂《证治准绳》，而选辑更为精审。后四卷论方，共分94门,祖方一卷，专论方祖源委，分析其配伍、功能与治疗之证。另三卷为专方，以病证分门集方，并有方解。6、《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 于康熙中期，诚亲王胤祉命进士陈梦雷编《古今图书汇编》历十余年而成，康熙帝命改名《古今图书集成》，其部六千有余，其卷一万，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集经史诸子百家之大成。原隶此书“博物汇编、艺术典”下之“医部汇考”，共520卷，分类辑录自《内经》至清初120余种医学文献，有古典医籍的注释，各种疾病的辨证论治，医学艺术，记事及医家传略等，记述系统，分门别类明确，各科证治有论有方，引证材科均一一详注出处，标明书目、篇目和作者，便于查对原书，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医学文献参考书。7、《外科证治全生集》，又名《外科全生集》，1卷，刊于乾隆五年(1740)。五维德整理祖传秘术及生平经验而成《外科全生集》。此书后经清末马培之重新分卷并作评注，以前集三卷、后集三卷流行。王氏书先总述痈疽病因、证候、诊法并列症29种。按人体上、中、下三部分论外科病证治疗，并兼以内、妇、儿各科病症治疗经验，计外科效方75首，杂病验方48首。另介绍200余种外科常用药之性能及其他炮制，复附有作者治验之案，甚便于临床施用8、《本草崇原》三卷，约始撰于康熙十三年(1674)，著者张志聪殁而书未成，后由弟子高世栻续成。继而王琦访得副本，校刊后刻入《医林指月》丛书，时已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后续有翻刻。此书摘录《本草纲目》中本经药233味，(另有附品56种)，作“崇原”之论，自序云“诠释《本经》阐明药性，端本五运六气之理，解释详备，”有探讨药性理论之意，药分上中下三品，从药物性味、生成、阴阳五行属性、形色等入手，结合主治疾病之机理，阐明功效，崇本求原思想，对徐大椿、陈修园等影响颇大。9、《证治汇补》八卷，康熙二十六年(1687)刊，李用粹(字修之，号惺庵，十七世纪浙江鄞县人)撰。此书分为提纲、内因、外体、上窍、陶隔、腹胁、腰膝以及下窍八类，已与过去诸书不同，以内科杂病为主，论述复见集中。介绍八十余种较常见疾病病证，每症列为一章，每章又分数节，先引《内经》，后选诸家并注明出于何书，分析原因、外候、辨证、脉象、治法、用药、附证、方剂等，均为详而不繁，备而不见。深为临床医家使用所称便。10、《本草备要》8卷，汪昂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刊，本书可视为临床药物手册，亦为医学门径书。主要取材于《本草纲目》和《神农本草经疏》。卷首为药性总义，统论药物性味，归经及炮制大要：卷一草部药191种，卷二木部药83种，卷三果部药31种，卷四谷菜部药40种，卷五金石水木部药58种，卷六禽兽部药25种，卷七鳞介鱼虫部药41种，卷八人部药9种，共计478种。每药先辨其气、味、形、色，次述所八经络、功用、主治，并根据药物所属之“十剂”，分记于该药之首。后世刊本又增附药图400余幅，更臻完善。此书刊本亦多，流传甚广。除了以上著作之外，清代还有许多医学著作传世，如张志聪的《素问集注》以及王昂的《素问灵柩类纂约注》等著作都是比较著名的医学名作，为后世医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杲，字明之，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卒于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他家世代居住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因真定汉初称为东垣国，所以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学医于张元素，尽得其传而又独有发挥，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是我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

李杲自幼天赋聪颖，沉稳安静，喜爱读书。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辈们也都是崇文好读之人，与当时的名流雅士有密切的交往。他家是当地的豪门望族，富有钱财，李杲虽生在富贵人家但生活严谨，行为敦厚，令人敬重。李杲二十岁时，母亲王氏患病卧床不起，后因众医杂治而死，李杲痛悔自己不懂医而痛失生母，于是立志学医。当时易水的张元素是燕赵一带的名医，李杲求医心切，不惜离乡四百余里，捐千金拜其为师。凭着他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李杲“尽得其学，益加阐发”，名声超出老师，成为一代医家大宗。病人来看病，他总是先诊脉，辨明脉象，而后进行诊断，告诉病人他们患得是什么症，然后从医经里引出经文，加以分析对照，证明自己的诊断与医经的论述完全一致，直到把病人说得心服口服了，才拿起笔处方。经过多年临证，李杲的医技日益精湛，各科疾病均能诊治，当时的人都把他当作神医来看待。

李杲虽非易水学派之起始人，然因在老师张元素的影响下，颇多创见，著述甚丰，故在易水学派中，影响较大。其著述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东垣试效方》《活法机要》等。另有《伤寒会要》、《保婴集》、《伤寒治法举要》、《东垣心要》、《万愈方》、《医学辨论》、《用药珍珠囊》、《五经活法机要》、《疮疡论》、《医方便儒》、《药性赋》等，有些已亡，有的系依托之作，故真伪尚待考。

李杲医书，唯《内外伤辨惑论》，为其生前手定。余皆由门人校定。或据其有关资料所整理。

李氏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是人身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突出强调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数者，皆饮食入胃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也。”意思是说，元气虽然来源于先天，但又依赖于后天水谷之气的不断补充，才能保持元气的不断充盛，生命不竭。从而进一步深入认识到脾胃之气与元气的关系，认为胃气是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人身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或来源于先天父母，或来源于后天水谷。而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其唯一来源则在于后天脾胃。可见，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之得到补充亦充盛；若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基于以上观点，李杲诊断内伤虚损病证，多从脾胃入手，强调以调治脾土为中心。

李氏认为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精气的输布依赖于脾气之升，湿浊的排出依赖于胃气之降。这样，李氏对脾胃升降作用的认识，从单纯对消化的作用扩展为对精气代谢的作用。人身精气的转输升降，依赖于脾胃的升降来完成。脾胃的升降作用对人体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如果脾胃的升降失常，将会出现多种病证，“或下泄而久不能生，是有秋冬而没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这里，李氏将内伤病归纳为两种病变，一种是升发不及而沉降太过；另一种是久升而不降，而其根本原因均在于脾胃的升降失常。这样，脾胃升降失常则成为内伤病的主要病机之一。对待升降问题，李杲又十分重视生长与升发的一面。因为人的健康，生机的活跃，生命的健壮，主要是正气充足的原因。保护正气，必须重视脾胃之气的升发作用。李氏认为，只要元气充足，则百病不生，而元气虚损，多因脾胃之气不升而致。

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 *** 。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脏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同时，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脾胃来调和濡养、协调解决。但他绝对不主张使用温热峻补的药物，而是提倡按四时的规律，对实性的病邪采取汗、吐、下的不同治法。他还十分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可犯虚虚实实的错误，这样就使得他的理论更加完善，并与张子和攻中求补，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了。

李氏重视脾胃，探讨脾胃内伤病的病因病机，强调了脾胃气虚，元气不足，阴火内盛，升降失常是产生多种内伤病症的病机。因此，在治疗时，李氏将补脾胃，升清阳，泻阴火，调整升降失常作为其治疗大法。补中益气汤是他创立的名方之一，也是其遣药制方的代表。全方由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当归、炙甘草组成。在用药上有三个特点，其一，人参、黄芪、白术等补脾胃之气，以助肺气固皮毛；其二，用升麻、柴胡，引清气上升，助长脾气升发之力；其三，用炙甘草既可补中又可泻火热，以防止阴火炽盛耗伤正气。其中益气升阳为主，泻火为辅，适用于以气虚清阳不升为主者。若阴火炽盛之象较为明显，李杲又补充说：“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

对于苦寒泻火，或解表散火诸法，李杲有时也不放弃，甚至单独应用。但其应用是十分慎重的，认为不可久用，因为寒凉大过，可以耗损阳气。而苦寒太过，更易于伤胃，可导致脾胃更虚。而且非阴火炽盛时，不可选用。其选用泻火之法的目的，是用泻火之品将炽盛的阴火清降，以防止过炽的火热损伤元气，具有保护照顾元气的作用。选用泻火之品使浊阴下降，又有利于脾胃之气的升发。当然，选用时—般应适当加入益气和中之品，使人身正气有所补充。李杲在治疗时围绕益气升阳泻火三个方面遣药制方，但具体选用时又根据不同临床表现有所侧重，其目的却是为了保护和恢复元气，使之充盛，体现了其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为健康之本的指导思想。

李杲对脾胃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诸方面，形成了个人独成一家的系统理论，故而后世称其为“补土派”。由于其学说来源于实践，具有重要的临床念义，故后世宗其说者大有人在。传其学者，不仅有其门人王好古与罗天益，明代以后私淑者更多，如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人，都宗其说，而又各有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李杲的学术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为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李杲为易水学派的中流砥柱，他学医于张元素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在元素之上。朱丹溪虽为河间学派的三传弟子，但其学说在某些方面也受李杲学说某些启示。明代以后，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医家都曾对李杲的学说敬仰、研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自成一家。此外，龚廷贤、龚居中、张志聪等均受李杲学说很大影响。尽管李氏学说的继承者们己经明确，医学史上仍不失为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一名伟大的医学家，他将永远名垂史册。

李东垣，名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以号行世。河北正定人。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公元1182年)，卒于蒙古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享年69岁。为金元四大著名医学家之一，“补土派”的代表人物。历代流传的署李果之名的书籍很多，今根据任应秋先生的意见，将确为李东垣的七种著作汇编一册，包括《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活法机要》《医学发明》《东垣试效方》和《脉诀指掌》。另外，在本书原著后还附有“李东垣医学学术思想研究”论文一篇，以及“李东垣医学研究论文题录”和“李东垣方剂索引，非常方便读者学习、研究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