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的发展进行历史性回顾， 将其放到逻辑与历史关系的视域中去讨论和反思，可 能会让我们发现该学科在中国兴起和发展30年来成 就颇丰的同时,也看到这个学科在演进过程中的弯路 和由此形成的惯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不能奢望 一个学科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就成熟到理论和实践上完 备和完美,但是对医学伦理学这样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学 科进行审视,必须将其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样一个内 史—外史架构上去分析和认识。这样认识的目的就在 于,让我们从该学科的发展进程中看到它在过去30年中， 内史(逻辑)和外史（历史）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从而认 清和选择更有利于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1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逐步走向逻辑与历史统一 的过程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之所以能够作为考察一个具有 哲学特性的学科建构的根据，是因为人类所构建的任 何逻辑体系必须与人类认识史和人类发展史相统一才 可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所提供给中国医 学伦理学进步的基础和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医疗卫生实践伴随中国改革进程的加快而出 现的多方面前所未有的现象和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医疗卫生逐步脱离原有公益化道 路向市场化的迈进，导致诸如‘‘看病难，看病贵”等现 代新的医疗危机初现端倪；生命和健康受到由于社会 有限卫生资源不合理分配导致的不公平日益加剧；经 济利益强大的驱动力量导致的医师职业精神的缺失也 成为新形势下一种医疗行业的顽疾；科学主义和技术 主义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给医疗行业蒙上了一 层“医学非人学”的阴影，如此等等。二是生命科学和 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断产生与30年前的美国同 样的或者类似的生命伦理问题和难题，这些问题不仅 对医务界和生命科学界是一个巨大的道德冲击，而且 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生命道德和生命道德心理都带来不 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界过去只是在学术信 息和理论层面所了解的问题突然变成了身边不断涌现 的现实问题和难题，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界不能不去面 对。三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进程和法治进程的加快， 带来了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进步和权利意识的增强， 这种民主和权利意识从社会层面向医疗卫生领域的延 伸和演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患者自主意识、维权 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升，对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标
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以及患者群体文化和道德素养的参差不齐，带来医患 关系不和谐局面的凸显。四是中国城乡、区域政治经 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卫生经济伦理问题大量出现。五 是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害事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 来的公众健康受损,公共健康伦理成为不可忽视的伦 理问题。六是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的磕磕绊绊 和社会的漫长等待，让公众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表现出的无奈和无助引发的管理层面和政策层面 的伦理问题突出。七是生命科学和技术领域研究进程 和速度的加快，带来的各类研究和试验对受试对象的 保护等一系列伦理问题，甚至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引 发的对动植物生命关注的伦理问题，都成为生命伦理 学的课题。总而言之‘30年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没有 给中国医学伦理学的产生提供孕育和生长的条件。而 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 同样让社会产生了一种对医学道德的强烈需求，因为 当年发生在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同样出现在今天的 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化的问题、现代医疗危机的问题、 医患关系的问题、临床医疗中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 问题、医疗科研商业化的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问题 等等。加上当代生命科学技术在中国医学领域的发展 和应用，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就显得异常突出和尖锐。 当然还要看到，中国社会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制度、经 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其社会转型过程中会产生包括当 年的美国社会在内的其他社会形态可能不会出现的新 问题，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社会医疗卫生 资源分配悬殊过大而产生的不公平问题。如果说30 年前的中国没有提供让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理论和实践 上迅速成长和不断成熟的条件，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 不仅给中国医学伦理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课题和问 题，而且从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到整个学术环境和学 术氛围的不断优化，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未来也许没有 理由再把学科发展的责任推给历史。1
在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年中，学科自身的演 化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不断探索医学伦理学 自身的逻辑结构和学科框架。尽管这个问题到现在还 是没有能够解决好，但是很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积极努 力和大胆尝试,也许初衷并未是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 但是厘清了医学伦理学多方面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概 念,对学科的基本建设不无裨益。二是研究方法呈多 样化发展态势。医学伦理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在研究 方法上呈单一化和简单化，一方面是深受马克思主义 伦理学研究方法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零散编译国外 学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介绍国外一些主要的观点和问 题，因为当时国外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同样起步不久,很 多学术成果尚在形成过程中，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 —162和思想尚不能系统和全面介绍。中国式的研究和对国 外相关思想的介绍构成当时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主 要方法形态。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科发展过 程中，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医 学伦理和生命伦理问题曰益凸显，原有方法无法解释 和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加之国外学者的思想和 一些重要著作的系统翻译引进，在中国对该领域的研 究也不断扩展，多个学科和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 这个学科的进展,根据个人兴趣和知识结构以及工作 环境而选择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开始进入多样化和系统 化的阶段。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学界因为研究方式选 择上的不同，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和学术共同体性的学 术性初期分化,从问题出发的研究开始形成一种学术 力量,特别是与国际学界联系密切的一些学者和组织， 完全采用与国外研究同步的方法，研究国内的问题和 力求解决国内的问题。也有学者注重理论层面的学科 基础性建设，大胆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思想基础 和寻求本体论承诺，将学术研究的重心放在学科得以 成立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根据的构建和探索上，这些学 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试图 能够从区别于现代西方生命伦理学思想的哲学根据的 中国思想传统中寻求思路与方法。
中国医学伦理学研 究不断走向繁荣,也需要多种研究路径的选择和相互 间的协同与交流。三是研究内容的不断拓展和不断深 化。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医学伦理学在研究内容上 日益丰富和广泛，学科已经发展到可以用伦理视角和 医学道德尺度观察和衡量所有与生命和医学相关的问 题,从国家政策层面到个体的行为层面，从医疗卫生的 外围要素到医疗卫生行业内部运行，从精神、思想和理 论的形而上层面到医学伦理的可操作层面，医学伦理 学无不加以渗透和深入。
正如笔者在总结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30年成就 所认为的那样，医学伦理学这个学科因为以下几个方 面的特性，可以被认为具有了初步的学科形态。一是 从对传统的医学与道德关系的关注，扩展为对医学与 伦理、生命与伦理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统摄在医 学伦理学这个学科概念下，而且力求建立逻辑自洽的 学理性的认识和知识体系。二是不断探索和试图形成 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力求建立一整套能够作为学科 体系的哲学、道德哲学支撑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形而上 的理念、精神和思想系统。从学科发展过程看，这种生 命伦理文化构建和理论上的终极承诺所获得的进步在 不同阶段表现为不同程度。三是中国的医学伦理学一 直力求建立自身的伦理公理，并把这种公理用医学伦 理原则的形式通过学科体系表现出来，最大化地让原 则渗透到医学伦理学各层面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中 去。尽管这些原则构建更多的是移植和借鉴，但是对
完善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系统具有重要的过程性价 值。四是中国医学伦理学从没有放弃建立与形而上学 承诺统一起来的医学伦理学方法论的努力。但是因为 如前所述的形而上学承诺本身尚存差距，加之当代医 学伦理学关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研究重心向生命伦理 现实问题的下沉，方法论对层出不穷的具体研究方法 的统摄作用不断被突破，方法论的形成总是处在一个 过程之中而尚未构建成理论系统。五是中国医学伦理 学在发展中越发凸显其应用性，对医学及整个生命科 学领域现实、具体问题的审视和关注更加深入，涉及生 命科学和技术操作的诸多制度和规范越来越多地体现 出伦理精神，诸如伦理审查委员会、医院伦理委员会等 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都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 科建设的肯定。此外，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间，这个 学科的教学已经在各级各类医学院校拥有了一定的学 科地位;学术组织、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学术刊物等 标志学科建设的社会性要素都不断成熟；医学伦理学 概念和医学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医学 界和生命科学界特别是有些具有人文情怀和哲学思想 的学者对这个学科的作用有了较强烈的认同感，媒体 能从医学伦理角度报道相关的新闻事件和典型个案； 公众对医学伦理学知识特别是有关案例通过各种信息 传播方式也开始有所了解和参与讨论。所有这一切都 表明,30年历史造就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基本上构 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形态，1而这种相对的成熟,正是 逻辑与历史不断趋于统一的过程使然。
2中国医学伦理学界需要正视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如何衡量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成就这一问题本身就 需要讨论，因为这个学科是一个跨度大而涉及面广的 学科,可以设定不同的评判标准对其进行评价。我们 可以因为这个学科是具有应用特性的学科，而从其对 医学发展的实际作用上衡量这个学科的成就如何；但 是又应该看到，医学伦理学的道德哲学特性还决定了 对它的评价不能只是具体和实际作用上的，还应该正 视其思想和精神这个层面的无形价值和长远意义。 ‘‘因为医学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从伦理文化、伦理精 神层面到自身的形而上学承诺，再到对现实生命伦理 问题的认识、判断和解决，空间跨度之大和历史纵深之 长，是很多学科无法比拟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 年,不断地将很多的社会责任和科学责任赋予这个学 科，医学伦理学的哲学本性和应用特性,决定了这个学 科必须背负生命伦理理性和伦理精神构建的重任，也 要将这种形而上学承诺连接到可触摸的现实生命伦理 难题和问题上来。1 30年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学术研 究成就和学科的社会和科学作用值得充分肯定,确有 很多极具学术和应用价值的成果问世，活跃在这个领 域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任何一点 贡献，学科发展史都会铭记。但是整体地分析中国医 学伦理学的发展状况,必须承认还有太多不尽如人意 的方面。实际上，这些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新的历史条 件下，医学伦理学自身逻辑上需要调整和纠偏的一些问 题。中国社会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医学伦理学 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条件,学界应该更多地从自身 寻找问题和原因以及思考未来发展的一些问题。
笔者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提出过这样几个方面的看法，概括起来说 就是三方面问题和四种能力的不足。
首先，中国医学伦理学特别是生命伦理学的研究 整体上视野受限、思维不够开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延续了沉淀在中国 医学伦理学界多年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果，以 及生命伦理学最初介绍引进时所形成的零散乃至碎片 化对待生命伦理学方式的惯性，导致中国医学伦理学 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比较雄厚的研究基础和本土化特 征。甚至可以说中国医学伦理学界并没有能够形成一 种对这个学科比较准确和全面的把握与定位。这与中 国学界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主体构成有直接的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界有两种学术力量，一是没 有受到过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传统影响的哲学、伦理 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领域的关 注，这些学者大多从事哲学、伦理学或者史学研究，他 们是因为自身的研究涉及生命伦理学或者研究兴趣偶 然转向这个领域，表现出对某些生命伦理问题的关注 和研究。这个群体分散于中国的综合性大学或者研究 机构，绝大多数人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医学和生命伦 理领域的研究上。他们的研究往往局限在形而上学的 层面,对生命伦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理论论 述和抽象地把握，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对医学、生命科 学没有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不具备与实践对象直接 接触的条件和能力。但是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完善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和思想层面的研究具有观念 的、精神的和理论的价值。再就是一批从中国医学伦 理学多年的学术共同体走来的学者们，很多人的医学、 生命科学背景以及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形成的思维局 限和惯性,使得他们极少关注生命伦理学这个概念之 外的任何背景知识和学术信息，他们拘泥于对生命伦 理学中具体问题的关注，不能将这些具体问题置于一 个广阔的社会、人文和哲学背景中去思考和分析，他们 的研究往往集中在他们所掌握的生命伦理学构成的主 体要素和概念上。
其次，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只是作为学科而 没有跃升至文化层面加以认识和研究。 因此也就不能 确立其在中国应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地位。所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把外来生命伦理文化与该领域的中国化或 者本土化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并没有取得显著的进 展和成就。中国医学伦理学多年来并没有被作为一种 文化现象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学界对知识性和学 理性的强调，弱化了对它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和地位，这 也是该领域研究视野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命 伦理学的文化特征决定了这个学科本土化研究是学科 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领域只有作为中国社会伦理文 化的构成才能完成学科的真正构建和从学科到社会作 用的真正发挥。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并不是没有 完全意识到，但是这个领域自身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 尚不足以以一种能够影响社会和科学的力量被社会和 科学技术领域认可，也没有足够能力在应有的文化层 面拥有话语权,也没有与相关文化领域开展对话的能 力，导致社会整体文化对其认同上还有距离。
再次,受到上述两个方面即思维方式缺陷和文化 层面研究缺失的直接影响，中国医学伦理学所形成的 带有较大惯性的“学术范式”对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 和学科教育等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讨论
中国生命伦理学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 不是否定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术成就；而是学界要清 楚地认识到学科发展还存在的诸多方面的问题，以便 确立起未来努力的方向。笔者认为，中国医学伦理学 是一个走近而没有走进医学的学术状态，至少应该认 为还没有完全走进医学。 应该说走进医学是医学伦理 学的目的，但是走不进医学,不能把责任推给医学本身 的不接纳，还是要从医学伦理学自身几种对话能力不 足寻求原因。从学科或者从领域整体上说，中国医学 伦理学在学科建设上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对话能力上 的不足。一是缺少能够与哲学、伦理学进行直接对话 的能力。医学伦理学毕竟在出身上具有无法摆脱的哲 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的血统，医学和整个生命科学领 域中的问题无论多么具体而微，只要具有道德诉求和 纳入医学伦理学视野，哲学就一定会通过与之相连的 胳带向它输送养分和提供‘‘生命”的支持。中国医学 伦理学在自身不能构建起完整的形而上学承诺的情况 下,就必须学会与哲学和伦理学对话。与哲学的对话 本质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二是欠缺流畅地与医学 直接对话的能力。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必须承认自己是 应用伦理学的构成部分。而应用伦理学只有把“应 用”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将自身的人文特性通过解决 实际问题体现出来，这个学科才有精神见之于现实的 实在价值。医学伦理学必须直面现实的医学和生命道 德问题并试图对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产生影 响，所以医学伦理学的这一实践追求使其在社会生活 中所发挥的作用，又与传统的伦理学相比不可同日而 语，已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医学生活抉择的理智力量。
与医学能够真正对话对医学伦理学的生存具有重要意 义。三是缺少与社会对话的能力。与社会公众的对 话、与科学界的对话、与政府的对话、与各级决策机构 的对话、与高等医学教育的对话、与媒体的对话等等， 这种对话本质上是一种学科依靠自身的能力与社会政 治、社会管理和各种权力的对话，也是一种社会文化对 话。在一定意义上说，在中国进行这种对话甚至比与 哲学、与医学的学科和领域间对话更具挑战性和复杂 性,让一个学科来承载这样多的责任似乎显得不切实 际也不合情理,但这也是医学伦理学具有的应用性决 定的它具有的责任伦理特征的一种社会赋予，因为医 学伦理学同任何应用伦理学的分支领域一样，它的任 务在于分析现实社会医疗卫生和生命科学与技术领域 出现的各种问题的伦理维度“为这些问题所引起的道 德悖论的解决创造一种对话的平台，从而为赢得相应 的社会共识提供伦理上的支持，同时也力求使道德决 断在一种严密的集体性的理性决策程序中获得质量保 障。目的就在于探讨如何使道德要求通过社会整体的 行为规则与行为程序得以实现”。1四是缺少与国际 学术界对话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指整体对话能力，而 不是指个别有能力的学者的能力。应该认识到，中国 医学伦理学对话能力的问题，是一个与对话对象联系 在一起的复杂问题。无论是作为学科的哲学和医学， 还是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及国际学术界，都不是单 纯依靠中国医学伦理学自身能力的提升就能完全解决 对话的通畅、理解、互动、采纳、融入等所有问题的。然 而,所有的对话，又都是医学伦理学依靠自己的精神力 量、道德力量、学术价值、评价能力等对对话对象的一 种渗透、说服、教育乃至征服。
任何学科都没有确定的标准去衡量需要多久的历 史才能让一个学科成熟，中国医学伦理学30年的发展 能够取得如此的收获和成就,还是非常值得欣慰的，第 一代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学者群体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发 展的巨大贡献历史不会忘却，他们留给这个学界的精 神和传统以及丰富的思想资源都将载入史册。对学科 发展的30年进行反思和总结，目的在于通过对学科发 展过程的审视,看到成就,认清不足，明确发展方向，争 取学科的更大进步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