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篆刻发展史商对于印章的起源,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早在唐代,杜佑在 《通典》上曾有"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之说,然而未有实物可证之前,却难以为据。比较通常的说法认为,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其根据,首先是殷商已有书契刻制,另外;当时还出现过一种类似印章的"字范"。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什么"范",而是工匠在制作器物时,按压在初成的器壁或底部的印记,印记的内容多为陶工名,或者是主人的姓氏。其实,这些留置在陶器上的印记,即是人们常称的"印陶"或"陶印"。而真正以陶瓷作印材刻制的陶印瓷印,在唐宋以后方始出现。这些印子的文字简陋粗率,尽管大体上已具备了我国印章的某些表现特征,但由于实际应用范围狭窄,社会涉及面也极其有限。因此,参照流传和出土的印章实物,印学界一般多认为印章出现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已普遍使用。春秋战国人们一般把秦代以前的印章归称为古玺,现存古玺大多为战国时代的遗物。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诸侯列国各霸一方。各国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自发展,尤其在文字书体上不尽相同,形成了战国玺奇古诡异、天真烂漫、变幻莫测的基本格调,因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当时,社会各阶层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印章的应用相当普遍,"尊卑共之"。就是说,统治者与百姓庶民均可拥有和使用,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和等级之分。各国诸侯摆脱周王室的依附她位,各自称王,逐渐形成割裂局面,最初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国君在行使权力时,军事上一般使用"虎符",而在政治经济上则使用"印玺"了。秦印章,从广义上讲就是篆刻。它的起源,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印章的出现,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称为"印章"的,而是称之为"玺"。到了蓁代,始皇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尊严,立出规定----只有皇帝所用的可称玺,而平民百姓所用的,只可称为"印"。于是,便又有了"印"这个名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印章即被法定为代表当权者权益的信物。其制规定天子之印称"玺",其材用玉;其余的只能称"印",且限用其他印材。自此,印章的名称、质料、钮制,甚至绶色,都有了相当严格的界定。秦始皇所制的螭虎钮"六玺",开了后世封建帝王玉玺制度的先声。秦统一中国之前,东方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使用的文字并不完全相同。尽管都是同源汉字,但由于地域差异,它和现今能见的最早汉字----甲骨文有许多不同,和钟鼎器物上的铭文差异也相当悬殊。反之,它和当时东方六国流通的货币文字以及兵器、陶器及木简上的文字却十分相近。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介于甲骨文、钟鼎文和秦小篆之间的六国古文,有时也将它归入大篆的范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命令丞相李斯改革文字,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废除与秦国不相同的文字,并将繁复的文字简化,使文字整齐划一;又因社会发展需要,增加了一批新字,编制成一套统一的文字,下令让全国通用。这就是著名的秦小篆,它在形体结构上更趋规范化,虽还保留了部分文字象形的意味,但已经趋于符号化,是上承甲骨钟鼎上古文字和下启隶楷现今文字的重要文字形式。小篆在秦印中的表现,也是有明显特色的。在印材质地上,仍是铜质居多。在制作时铸造和凿刻都有,从现存的古印来看,秦时印章凿刻的较多。印钮比较简单,一般多为鼻钮,是战国古玺印钮的沿用和继承,只是钮体略为高耸而已。印面则也多方形、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印文也是朱、白文兼有。方形印都刻有田字界,长形或圆形印,多加日字界,以隔开印面文字,这是秦印玺印文的特定格式。印文字体都取秦小篆,齐整秀丽,凿刻圆润,笔势挺拔有力,刀法纯熟,耐人寻味。印面的切分并不成等比,使印面结构天然浑成。隋唐隋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高度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落以后,并未再次出现复兴的高潮。其原因,似乎与纸张的大量出现关系密切。隋唐时期的官印和私印,一般都称"印",只有皇帝才称"玺"。武则天称帝后,认为"玺"字与"息"字读音相同,而息又和息灭、死亡有关,因此在改制后的延载元年(694)将"玺"改为"宝",而官租印章申特有的"记"字也出现了。宋宋代官印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印文多用"九叠篆"。其笔划来回曲折重叠,叠数不定,或三四叠,或七八叠,多的可至十叠。九叠篆的运用能使印面饱满,整齐雅致,但笔折繁复,难以辨认,有预防伪造的作用,正因为此,宋、元、明、清官方印章,大都仿此不疲,如"教阅忠节第二十三指挥第三都朱记"、"通远军遮生堡铜朱记"等,都是典型之例。另外,此时已有以楷书入印的,如"州南渡税场记"、"壹贯背合同"(使用于纸币)等。元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灭南宋后人主中原,推行歧视汉人的蒙古族政策,在官方文书和官印中多使用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帝师八思巴奉命依据藏文字母创制的蒙古新宇,并于至元六年(1269)通过法令颁行。元人在沿袭汉印制度的同时,将八思巴文用入印章,如"管军千户印"、"隆镇卫亲军都指挥司经历司印"和"威州军兵千户印"等。由于灿烂的汉文化的影响,八思巴文不可能取代汉文字,又由于汉人不认识也不愿识八思巴文,使元人在行使权力时感到极大的不便。因此又在八思巴文背刻上汉文楷书供人辨识,有的则直接换成了汉文。元末画家王冕(字元章),首先创用浙江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由于花乳石脆软适于刀刻,致使文人们可以不依赖专业刻工而自由创作。当时人们纷纷仿效,使篆刻艺术得以迅速普及和发展,秦汉印章风范得以发扬光大。壬冕自刻章有"王冕之章"、"王元章"、"文王子孙"和"会稽佳山水"等。明印章的发展在汉代之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的"低潮"时期。到了明代,随着石质印材的大量发现和广为应用,文人自篆自刻印章蔚然成风,以往只有印工治印的漫长历史宣告结束,真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从此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元末明初人王冕(1287一1359,字元章)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发现了一种质地松脆、易于镌刻、当时被称为"青田花乳石"的石料,于是把它引作篆刻,由此受到了篆刻界的普遍青睐。这一发现,为日后文人相继登上印坛和光大篆刻艺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国印坛从明代中叶文彭、何震起,至晚清吴昌硕、黄牧甫,出现了一个堪与秦汉媲美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印坛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流派纷呈,形成了中国篆刻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作为这一时期的开山人物,明代的文彭和何震所创的印章艺术流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彭(1498一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他是明朝书画大家文征明的长子,诗文、书画、篆刻无一不精,对六书研究尤深。他主张篆刻以六书为准则,以秦汉印为宗师。文彭篆刻以小篆为主,圆劲秀丽,古朴醇正;白文印直追汉意,方正平稳,流丽浑厚,颇具新意。他的双刀行草边款独树一帜,为后人所效法。何震(?一约1604)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山人,江西婺源人。与文彭同时而年稍幼,两人亦师亦友,常在一起切磋印艺,关系密切。何震在继承文彭的基础上,强调取法秦汉的艺术主张,讲究人印文字的正确性和严肃性。 吴昌硕 纵观我国印学史,自流派印章崛起以来,凡在篆刻艺术上能独树一帜成大家者,无不诗、书、画、印俱精,清末民初的吴昌硕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其书画艺术本文不作赘述,这里只介绍他的篆刻艺术。吴昌硕(1844一1927)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缶翁、苦铁、破荷、大聋、老缶等。浙江安吉人,后定居上海,他是我国近代印坛上最为显赫的代表人物之一。缶翁刻印,初学皖浙两派,早期曾对吴让之、钱叔盖用功较深,所以作品大多留有皖浙两派踪迹。中年后上溯秦汉,并从石鼓、封泥中汲取养料,从而渐渐摆脱了皖浙派的影子,印风转为厚实苍劲,个人风格初见成熟。由于他有精深的书画功底,并能将之融入印中,晚年作品日臻完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最终开创了浑朴苍莽、气势恢宏的吴派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