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研究论文选题

题目:封神背景:姜太公虽然能封神但因贪心而未能成为玉帝,只做了醋碳神,这都是民间流传的说法,但是如果是申公豹打赢了,那历史会怎么样?(如果真的有封神一说的话),申公豹可以说是界立于善恶之间,个人觉得公正就是要不带感情色彩,水至清则无鱼,破坏才能发展,变法不如打破重建,就像东西坏了怎么修都不可能比新做的好!

一、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洪水神话研究 中国神话学研究正式形成之前的传统神话观有二，一是将神话解作史实，并绝对信任神话作为史料的真实性；二是彻底地否定神话，视其为荒诞。[3]迨至晚清，顺应时局的变化和世界视野的展开，思想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神话思想在反思中获得新生。晚清至民国初年，与洪水神话相关的研究集中在历史、传播和比较研究方面。 中国学人对洪水神话的关注起步较晚，19世纪末，唐才常在《各国种类考》中[4]有意识地比较了不同地区存在相似性的神话，谈及中国、印度、泰西[5]、阿拉伯等地的洪水传说具有“不谋而合”的相似性。循西方宗教学说意见，唐才常认为“中、西有人世界，皆自洪水而后”[6]，肯定了洪水的真实性。 1903年蒋智由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7]，其中有部分关于洪水神话的讨论，他不赞成把这一类神话看作史实：洪水之事令人类尽灭，今日的人都是洪水后繁育而生，是“未可措信之事也”[8]，却也不斥之为荒谬：“洪水之事，既为古史所皆载，或亦实有之事”[9]；“《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尽据为典要。顾其言有可释以今义者。”[10]蒋智由文中所涉及的洪水神话，除了较早且详尽地介绍了希腊丢卡利翁神话以外，更提及巴比伦的洪水传说。“且又考之大洪水之说，不仅基督教经典及巴比伦之古书而已也，希腊神话中，亦记洪水之事，与旧约之所记者，迨无所异。由是言之，大洪水之说，或者当日从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迄地中海一带海岸诸国，皆同有此传说，而后记事之徒，乃各据以载之一国古史也。”[11]洪水是上古遗事，我国人种或许和巴比伦、希腊、犹太民族拥有共同的先祖——这是他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虽然论证漏洞颇多，却不失为冲破束缚的崭新尝试，他的研究策略和结论在当时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人种学、地理学和进化论参与洪水神话研究，以及比较、同源的基本思路构成了他的洪水神研究的基本特质，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洪水研究的主要特征。 神话既不能狭义化为历史，又不能将它从历史中剔除。它有一套自己的言说体系，忽视神话自身的言说体系，转而从其他体系定论神话必然会造成错讹，这也是神话学建立前神话研究的普遍问题。较之传统中非此即彼的两类态度，蒋智由的观点距离神话的某些真实性质更近了一步。 自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太古及三代载记》“古代传疑第一”和附录“洪水考”尝试在典籍中寻找洪水记录之后，中国有针对性的洪水神话研究方才逐渐开展。梁启超作《洪水考》[12]，因缘起自西方文化的输入，“古代洪水，非我国之偏灾，而世界之公患也。其最著者为犹太人之洪水神话。”[13]文中论及犹太人、印度人、希腊人、北欧日尔曼人、中美洲、南太平洋群岛等人种和地域的洪水神话，范围无出18世纪西方学者其右，前人唐才常、蒋智由等亦如是。梁启超认为 “惟埃及、波斯、巴比伦，古传记不见有洪水之迹” [14]，同时又说洪水神话“散在五洲，血统不同，交通无路”[15]，相信这证明了泛滥世界的洪水确实属实。虽然承袭中国古史研究传统，采他家之说自证的可能性较大，但其间西方信史研究的影响殆无可疑。史密斯释读出泥板后，当时的亚述学界大多习惯使用“迦勒底洪水”这一名称，而非巴比伦洪水。或可认定他的材料来源自19世纪亚述学研究的可能性较小。然而他提及欧洲长久以来认为洪水神话皆出自《创世记》，主人公之名俱为挪亚的观念现在已被证伪，洪水神话乃各自发生，惟水祸确有其事，明显是受较为晚近的观点的影响。梁启超所论及的五洲几大沙漠是洪水沉淀所成，亦是继承蒋智由等人的学说并予以新论，连同水祸之因取行星彗星说一事，当是植根达尔文学说影响下的诸家理论。 在证史的前提下，梁启超视宗教和神话解释为荒谬，洪水神话无非是古代史实的蜕化。他回溯古籍：“上古有一大事曰洪水。古籍所记，与洪水有系属者凡三，其一，在伏羲神农间，所谓女娲氏积芦灰以止淫水是也。其二，在少昊颛顼间，所谓共工氏触不周山是也。其三，在尧舜时即尚书史记所载而鲧禹所治也。据以上群籍所记，似洪水曾有三度，相距各数百年，每度祸皆甚烈。”[16]文献中洪水有三，依据前文的世界性洪水的铺垫，梁启超力证中国古文献中的三次洪水原属一次——“女娲时颛顼时原非有水，实则皆尧时之水也。”[17]共工及鲧治水不利，民众归罪于他，导致传说变异。 文本方面，梁启超撷取水祸起因和获救幸存两点，比较中国与犹太洪水神话的区别，从文化传统上对二者之别加以阐释，提出天罚水发、天佑水平和天威难撼、人力胜天中包涵文化相异性。较之前述二人，梁启超的某些理念虽说比蒋智由更显陈旧，但是他是三人中对最为直面洪水神话本身，探讨也最细致的一位。 三十年代之前的中国学者在洪水问题的研究上，多不以文学目的为重，例如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的提到的洪水其目的便在于印证中国人种的来源。中国学界一度颇为流行中国人种西来说，“斯说之兴，不过十余年间，起于一二文人好奇心，遂乃染遍全国。”[18] 在中国文明和人种从何而来的问题上，此前西方和日本已有相关研究。其中帕米尔—昆仑山和巴比伦两种西来说得到中国知识界部分知识分子的信从，尤受推崇的是巴比伦西来说，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宋教仁等人都对这一学说青睐有加。巴比伦西来说之滥觞为法国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他的《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和《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巴比伦传统》的核心观点便是中国人种源自巴比伦。后来他的著述被编入白河次郎、国府种德1900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该书译介了拉克伯里的核心主张，并有所附会添加，成为中国学界接受西来说的来源。[19]蒋智由书中所论拉克伯里著述为《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他支持拉克伯里的观点，认为“设令中国种族果由巴比伦来，当属迦勒底之阿加狄人种，而非塞米的种”[20]。五四之后，随着我国考古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发展进步，学界对这一论调开始有所批判，加之疑古派在这方面的推波助澜作用，西来说的质疑声愈来愈多。曾有缪凤林、朱逖先、陈嘉异等先后从不同的角度驳斥了西来假说。例如缪凤林的文章《中国民族西来辨》就认为“乃识其所谓证据者。实大抵诬谬”[21]。之后，中国人种西来说声势渐消。 晚清至民初，对待神话的态度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改变，该时期是一个过渡阶段，思想的破冰得以让神话学获得了独立的契机。对神话的定义仍旧来自其他学科，譬如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等，但也体现出重新审视神话的苗头。这一阶段洪水神话的研究者基本出自改良派学者[22]。总的说来，改良派学者的神话观，一方面反对把神话当作狭义的史实，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使用神话去验证古史、证明自己的观点，神话材料通常是作为历史旁证出现在各种著作中。他们中间有的人在启迪新思的同时仍旧延续了固有传统的思维方式，诸如唐才常、梁启超等人；也有人破除传统的力度更大，例如蒋智由、夏曾佑等。这一派学者的神话思想并不成体系，零散见于各色论著。对洪水神话的研究尚不属专论（梁启超或可例外），研究洪水神话的目的往往也出自其他学科的研究需要。 二、30至40年代的洪水神话研究时至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学者开始介入洪水神话的研究，研究风向与梁启超等晚清改良派学者有所不同，这一批学者受到西方神话学领域诸学科的影响比较明显，开始关注文本、搜集异文，研究角度多元展开。主要人物有钟敬文、芮逸夫、丁山、徐旭升等人。 顾颉刚，其层累学说最初因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萌发，洪水成为他必然的探讨话题，他讨论洪水神话的文章主要有三：《洪水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1930）[23]、《鲧禹的传说》（1939）、《息壤考》（1957）。1923年，顾颉刚正式提出中国历史“层累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4]作为疑古派的旗手，他所引领的古史辨学派引发了疑古信古的辩论，成为中国古史重建的开端。在疑古派看来今人所接受的古史传统，其实是春秋至秦汉时人们的古史观。顾颉刚的层累说之始是尧舜禹的地位，在他看来三者的地位奠定时间在春秋末年，“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25]，他对洪水的考证基本是建立在这种意识之上。“洪水传说及治水等之传说”是关于中国洪水记载的搜集和整理材料。我国古史中的洪水叙述主要是根据《尚书》《孟子》构筑起来的，无外乎：尧时水发、禹时水平，疏导平水；颛顼水发、平于女娲，湮塞平水。顾颉刚整理了史籍中的种种洪水说法，归纳为七项，与洪水情节密切相关的有：“洪水之由来”、“洪水时之情状”、“治洪水之方法”、“助禹治水之人”几项。[26]他认为中国古史的洪水观是以东西周时期人们所相信的禹绩为中心，至战国基本定型，在此信仰之上，禹的人格不断扩大，最终成就了他“地平天成”[27]的伟绩。反过来，如果把禹的传说层层剥开，禹的真相便所剩无几了，作为神话的洪水便是禹人格外衣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顾颉刚的洪水研究绝非针对洪水而来，要了解他的洪水研究的意义所在，必须从他的整体理论入手。 顾颉刚的理论对中国的旧史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对待古史神话材料，晚清改良派多利用神话证史，顾颉刚却背向行之，把历史剥除为神话，然而在疑古的同时，极大地倚重神话文献却是两派异曲同工之处。[28]尧舜禹地位的历历衍变是借助史料建立起来的，又因为短于证据从历史还原为神话。讽刺的是“史料”和“证据”之间的裂罅却在上古史阶段趋向极致，这成为顾颉刚学说难解的症结。针对这一悖论李玄伯和陆懋德等人曾先后主张借助考古学证据才是释疑的根本，由此，中国的考古学借这一问题应运而生。 1931年钟敬文撰文《中国的水灾传说》[29]，“在中国神话学史上，这篇文章是首度系统地梳理和论述中国的陆沉传说和人类毁灭及再造神话，并对中外同一母题的神话（主要是希伯来神话）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30]该文按时间序列分析归纳了不同历史时期水灾故事的不同形态。古代重英雄人物出生的水灾传说，到中世至近代转化为地方传说，以陷湖型传说为主。及至现代增加了普通的民间故事和人类毁灭、再造神话两类新方向，这一时期与洪水有关的传说开始重视故事本身，[31]也“衍成了极具‘原始性’与‘认真性’的‘人类毁灭及再造的神话’”[32]。在中外同类神话的比较部分，作者比较了中国和希伯来洪水神话的异同，认为直到第三阶段（现代）中国和希伯来的洪水神话才相迫近（巴比伦、希腊、法国亦同）。此外，增加了口传故事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此前学者大都拘泥于古籍中各种记述的考证。钟敬文不仅扩大了与洪水相关的其他类型和母题故事，而且采用了新近采录自民间的口传材料，已是成熟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研究论文。 30年代末，有几位学者的研究值得我们关注。丁山的《禹平水土本事考》[33]相信洪水神话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人类史共有的文明序章，把洪水神话看作国史起点。洪水给人类以生命和精神上的重创，创愈深，念愈永，父子相传，口耳相递，“人类历史无不托始于洪水神话”[34]。中国的洪水神话“若非演自巴比伦洪水神话，当亦得自第四冰河时代后之传闻。”[35]于是据《尚书》等古籍之言，把《尧典》所录洪水看作我国历史起点，尧舜为首世之君，且禹的神话起始于殷商。丁山擅长甲骨文研究，他的研究文章最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文字学意义上的考证，例如：龙虬、舞雩。通过文字推导，丁山得出结论：禹平水土的神话演自祷雨神话，主名山川之绩“盖亦演自祷雨山川故事已”[36]。此后，禹的一些其他绩业也被归附至这两点。丁山身上最明显的外来影响是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和世界洪水的人类初史论。文化人类学方面，丁山所受影响主要表现在他的图腾研究，拜蛇礼俗等研究上。初史论方面，受前人人种西来说文章的影响，丁山此文虽未有直言附和人种西来说之论，但在洪水及禹的种种分析上犹见试图把中国洪水神话串联到巴比伦起源下的意图。该文最后一部分是对夏后氏宗禹与苏美尔人所祀恩利尔神格的比较。认定所有禹的神话皆与恩利尔传说同源，“有是因缘，吾人不能不疑禹之一切神话，或与恩利尔之传说，同出一源。”[37]同理，我国洪水神话亦出自巴比伦人洪水神话。该部分采信安特生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作为论证依据，然而当时中国人种巴比伦起源说已渐失势，在1931年，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理论也已经有所动摇，至1945年，夏鼐的考古成果使安特生假说彻底失去实证支持，是为后话。[38]因此丁山的这一结论，未免存留下失当的缺憾。 徐旭生在1939至1941年完成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三章“洪水解”中探讨上古大洪水。他明确反对用看上去共同的神话去证明人类的同源，“实则，人类是否同源是一个与洪水问题没有深切关系的问题。人类即使异源，如果他们处于相类似的环境，仍不妨发生相类似的以至于相同的神话或传说。”[39]洪水的起源问题是复杂的，即便是有相似性的洪水故事，在洪水的发生时间上也存在着绝对时间差，不可一概而论。[40]依照徐旭生的分析，中国的洪水是自发的，不是他来的，存于先民记忆中的大洪水也是地域性而非普世性的。至于中国的洪水传说，发生在我国农耕社会的初始阶段，原来是一专名，“洪”字“浩大”的意思是后来逐渐演变附加上去的意义。洪水的发生原本也是地域性的，禹平水九州的说法是在流传中的扩大化。大禹疏导治水，后导致了凿井技术的诞生。徐旭生所探讨的洪水，表面看来，还是强调洪水神话的中的核心历史因素，然而与五四前的研究者不同的是，他对洪水历史真实性的挖掘是站在反拨却非简单继承的基础上。徐旭生赞赏顾颉刚等古史辨学者的工作，在具体问题上却不完全苟同。他认为顾颉刚等人在疑古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又复失真。[41]《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写作目的之一便是将一部分神话、传说中的历史核心重新打捞上来，“洪水解”便是其中的一步。 芮逸夫1938年的论文《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42]，是我国第一篇专事采集、研究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论文。他所采集和转引的二十余则洪水神话，成为洪水和伏羲女娲研究的重要资料。芮逸夫论文的性质和钟敬文相同，专属于民间文学研究范畴，如果说钟敬文的文章更靠近历史文献、汉民族文化传统，强调时间序列上的演化，芮逸夫的论文就更向口传异文、少数民族传统靠拢，强调横向间的比较。芮逸夫其文另一突出特点是母题的区分和比照，不过与现在常见的母题分析不同，他的母题区分比照很大一部分是在语言层面进行的。传说的生长以故事的母题作为中心，经过口传敷演而致面目改变。究其原因，芮逸夫采纳麦克斯·缪勒的语言疾病说，相信情节的改变是由于词的失解和曲解外加弥缝、增饰造成。语言疾病说的基础是神话的同源，由此，当苗人洪水故事导向汉典的伏羲女娲时，证明二者的同源性势为必然。从影响的痕迹上看，伏羲女娲和苗人洪水故事确实存在密切的关联性，芮逸夫后半的推导以伏羲女娲考证为根，洪水母题为附。认为汉典的伏羲女娲记载与苗人洪水故事同源，并且伏羲女娲及其洪水故事的根源在中国南方地区，兄妹配偶型的洪水神话是以中国为中心，向东南亚洪水神话圈播散。缪勒和其追随者所持语言疾病说的根本弊端之一在于同源性超越语词影响的无限扩大，导致以若干语词的影响作为整个故事的影响源流，这无疑是对情节差异性的视而不见，其可信度是不完整的。芮逸夫虽然借鉴了缪勒的理论，但是同时用弗雷泽等人类学家的成果，将语词的影响分析局限在一个相对适当的范围内，使诸家理论的有效性得以发挥。另外，芮逸夫的研究相当于把中国典籍记载的两次洪水区别为相异的文化传统，这一问题以往并未得到正式的区分，在梁启超时甚至被同化为一次。 除了以上所论数人以外，30至40年代，还有一批学者同样参与了大洪水的研究，包括：闻一多、常任侠、徐松石、徐中舒、吴泽霖、杨汉光、陈国钧、雷雨、乐嗣炳、陈志良、马学良、邢庆兰、庄学本、朱芳圃。这一批学者的研究，不再单纯局限在洪水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上，充分汲取借鉴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令洪水神话研究多向度展开，民间文学意义上的洪水研究也初见成果。 三、“神话”术语的使用 除却蓬勃新鲜的学术气息，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神话的定性尚值得一探，如何界定神话，多少也能反映出该阶段神话研究的某些特点。中国的学界并不像西方长久以来在神话的性质上持否定态度，在神话等词汇的使用上也不似西方学者那般泾渭分明。在20世纪前，西方学者对待圣经中的神话不称其为“神话”，而一概使用“传说”。以洪水神话为例，早期的学者维科、卡特括特等人，都将洪水神话视作信史。19世纪的巴克兰、史密斯、乃至恩格斯等人。不论他们如何看待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在谈及洪水时也都坚持使用“传说”一词。 较之西方学者在“神话”、“传说”术语使用上泾渭分明的态度。我国学者对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则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20世纪初，蒋智由（字观云）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担任主编。1903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第36号），“谈丛”栏目，发表文章《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第一篇神话学论文，在这篇文章里，“神话”一词正式假道日本引入中国。当时日本学者将西方采用的myth一词，译作“神话”，如此译介并引入中国后，却常常被狭义化为有关神的故事。 自晚清始，学者们在最初探讨洪水故事时就常把它当作神话看待。然而“神话”、“传说”等词汇的使用，尚未加以区别、定性，很多时候二者是混用的。鉴于汉民族在非常早的时期，就已经将神话历史化，这大约是导致当时的学人将神话和具有一定历史性的传说等同视之的原因。30年代后，由于西方学科的引进，部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区分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体裁，也有部分出于自己的理论需要，间接定义了神话的性质。 以30、40年代各家的洪水神话研究文章为例：顾颉刚对神话的态度与他的理论相一致，史料与神话成为相对的两个概念，神话的意义偏向于不可证的、虚构的成分。与顾颉刚相类，徐旭生专长历史和考古，他对神话的看法自然也与顾颉刚相似，他特意从西文词汇入手，区分了“神话”和“传说”的内涵，认为“传说与神话是很相邻近却互有分别的两种事情，不能混为一谈。”[43]神话不太可能转化为历史，而 “古代传说是‘口耳相传’的史料”，“这些史料大都有其历史核心，也都有其史实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过的零散材料，应比加工过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的史料更为质朴。我们应当把掺杂神话的传说与纯粹神话加以区别。”[44]因此他才会把上古至盘庚迁殷以前定为“传说时代”[45]，并从中试图择选出历史成分。丁山侧重文字研究，不太强调神话和传说在史料层面上的区别，他基本采用“洪水神话”的说法，涉及文本时或称“故事”，然而与“民间故事”术语所示文类无关。钟敬文和芮逸夫的研究角度都在神话学范畴内。钟敬文通常采用“水灾传说”的说法，但也没有刻意强调区别，例如：“就是这初期的一些‘水灾传说’，是被作为关于伟人产生的解释性神话而出现的。”[46]现代以后的部分多用“故事”一词，并提到了故事与神话和传说的区别。[47] 一定要区分的话，他大致是按照时间划分，把上古的看作神话、中古近世为传说，现代为故事——“第一期的伟人产生神话，……第二期的地方传说……，这第三期的‘民间故事’……”[48]现代的人类毁灭及再造故事也被称为神话。涉及面大了以后通称传说，譬如：“中外传说的比较”“外国的洪水传说”[49]。芮逸夫可能是出于偏重近现代采录的口头文本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他的研究对象多为少数民族的神话，而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往往“历史”的概念并不十分明确，体现出神话与传说混杂的态势。因而在称谓上，芮逸夫索性以“故事”一概而论，并未多予区分。 综合以上可知，晚清直至20世纪40年代，除了后期部分从事民间文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者，或由于学科性质或出于学科需要，在术语的使用上有所留意以外，中国学界对“神话”这一称谓的使用并不固定，大都随意而为。总体上，术语的界定意识不是十分显著，更多地致力于文本内涵和历史性的分析。

真羡慕你能把神话当毕业论文做~~~~个人比较偏向于中国本土的远古神,所以建议你去找找有关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的资料，算是中国最经典的神话了伏羲、女娲、神农、燧人、炎帝、黄帝、蚩尤、祝融、少昊、太昊可以当作题目的神多了去了~外国神本土化最典型的应该算是观世音菩萨了，中国化得够彻底~~叛逆之神的话蚩尤应该算是最典型的一个吧另外《山海经》《搜神记》甚至包括《淮南子》这些书还是可以去翻翻的，说不定能找到一些灵感。12月27号，还有时间，毕业论文定题这种事，急不来的

古希腊文化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比较新颖，参考资料如下：记得给满意答案额！！ 古希腊文化，尤其是其绚烂之至的神话千百年来总吸引着世界各地无数爱好者的目光，对其研究不计其数。本小组欲以今日眼光，重临谬斯的盛宴，浅嗅宙斯的气息，就古希腊神话的现实意义，作一番浅薄的探究，在此小谈所得。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被称做哺育西方文明的两只乳房，所以说，两希文化是了解和研究西方文明的一把开门钥匙。对于古希腊文明来说，它的史诗和神话记载着这文明的丰富信息，因此从史诗和神话开始的探究是研究这种文明的基本的、也是首要的探究。这里我们将讨论古希腊神话和奥林匹斯神统在人类文化学上的丰富内涵，修正长期来人们对于神话的简单化的肤浅的认识，从而管窥希腊神话原有的品格和身份。初拜谬斯望沧海，重识易安聆波澜。起先对此的热爱，源自对其神话本身美好意境的单纯追求。长期以来，一般的人都接受过马克思关于神话的看法，认为神话发育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人类的童年时期，它的瑰丽的故事和充满幻想的思维偏向乃出自原始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高尔基说：“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在我看来，马克思和高尔基们的论述很精辟，他们揭示了神话的本质特点，然而他们的看法似乎还有待于进一步阐述和补充。他们的观点比较注重于神话中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而比较忽略神话中人对自身的精神文化的关系。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人类是社会动物。”人与社会本来就是一体的，研究问题是厚此薄彼难免会有偏颇。这也就是我们此次研究的侧重点。既然神话是人的创造，神话自然也体现人自身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面貌。而希腊神话，作为一个极其复杂完备而又绚烂多彩的系统，具有无可比拟的现实意义。一、现实基础古代希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主要包括现今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各岛屿。此外，他们很早便与黑海沿岸地区的居民交往，向意大利半岛南部沿海和西西里岛等地区移民，足迹远至西地中海和北非。古希腊人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建了璀璨多彩的文化，传下丰富的遗产，神话传说就是其中之一。 古代神话的产生历史久远，它乃是处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时期的远古人类借助想像征服自然力的产物。由此，古代神话必然包括神的故事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冲突的故事，即英雄传说两个方面。神的故事更明显地反映了古代人类把强大的自然现象形象化的丰富想像力，英雄传说则主要是对可能具有某种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及相关事件的崇拜和理想化，反映了远古人类的生存活动和与自然进行的顽强斗争。古希腊神话也是包括了这两个方面。 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形成时期很早，是远古一代代人集体创作的结晶。神话起初口传，后来见之于书面文字。它的最早的传世书面文献当推荷马史诗。史诗中除了主体故事外，还提及了许多其他的神话故事，那些故事显然在当时已是广为流传、普遍知晓的。在荷马之后不久有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的长诗《神谱》，扼要地记述了许多神话故事，并立力图把那些故事谱系化。古希腊悲剧的题材基本都是取材于神话，是作家对那些神话故事的现实理解的戏剧体现。公元前3世纪之后希腊化时期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们在对古典作品的收集和注疏中，对古希腊神话的收集和保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些诗人则在学识性原则的指导下，发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神话典故。 与所有已知的民族神话相比，古希腊神话最为丰富多彩。不仅如此，古希腊神话还具有别的民族神话无法比拟的人性内容和系统结构，构成了它独特的世界景观。这种独特的神话世界景现是古希腊人的伟大创造，但不可否认，它还与前希腊文明即爱琴文明相关，与以克里特一迈锡尼为核心的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文明相关。 从纪元前四——三千年开始，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地区的文明揭开了人类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地区的历史，这就使得地中海地区和希腊地区处在几大文明交汇的优越位置，因而，民俗文化的多元化首先使这个地区的居民及其流动人比印度或中原更具有宽容大度的容纳性。虽然这里各民族，各部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但这是在异质文化的交际之中进行的，而异质多元的文化使这个地区的人民具有开放的心态，由此，在所有的前希腊文明被消灭以后，多元异质的的文明记忆在新的希腊民族心中依然存在，并且还据之以新的历史创造。古希腊神话长久以来被人们当作一种泛灵的表现，或者被当作是梦幻的象征，或者被当作对自然的变形模仿，或者被看成是神明的传言。总之，泛灵论的神秘主义思想和自然崇拜的狭隘唯物主义思想流行多时。然而在前苏各拉底时代，古希腊人却从来没有怀疑过神话与真实历史之间的联系，而在十九世纪后期，随着谢里曼，得费尔德等人古迹发掘和考古工作的展开，线型文字A和线型文字B的发现及对线型文字B的解读与阐释，前爱琴文明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就冲破了历史的黑幕，轮廓清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于是，关于古希腊神话和史诗的内容就成为一种扎根于民族土壤的厚重的历史文化而不是虚幻飘渺的远古梦呓而被人们重新认识。十二世纪多利安人侵入希腊地区以前的历史文化，在兹拉特科夫斯卡雅的小而有趣的著作《欧洲文化的起源》里有引人入胜的介绍。然而关于多利安人侵入希腊地区以后到荷马时代的四百年的历史却杳然而渺茫。然而，从欧洲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来看，这黑暗时代的四百年，却犹如妇人怀胎，孕育了一个人类文明中从没有出现过的怪胎—— 希腊文明—— 逐渐形成了的独特社会民主政治形态 — — 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要是说人类的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了现代，那么我们可以说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的希腊开始。因为过去的一切文明历史，都是王权专制的历史，而所谓现代时代，也就是社会民主政治的时代。虽然希腊罗马以后，人类历史又走进一千几百年的王权专制时代，但是在今天看来，希腊与我们的时代却似乎非常接近。而希腊的神话和史诗的丰厚的人文内容依然是我们今天 “认识你自己”的逻辑起点。二、是神或是人？希腊诸神不似中国的神明般高高在上，而是高度人格化现实化，有其喜怒哀乐和私欲纷争，后人才诧异从中竟看到了原始的人文主义思想萌芽。希腊神话对人对神都作了真实的展现，不粉饰光明，也不掩盖黑暗。对人对神，它都同等对待。不因为他是英雄而遮盖其卑鄙，不因为他是神而掩盖其虚伪。若要略谈与中国神话的差别，大致可概括为三点：1、中国古代神都是，断绝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充满神秘色彩。希腊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因素，也很少有神秘主义色彩。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2、对神的评判标准不一样，中国尚德，希腊更侧重于智慧。3、中国的含有祖先、宗教崇拜成分，希腊的没有。面向海洋的民族开放自由、富有冒险探求精神，而深居内陆的民族则拘谨保守、有自安心态；这在神话中也表现无遗。这既是由当时社会现实和人们真实的思想文化差异所决定，又对这两个世界的统治力量、人们的价值观念起了深远影响。以下浅提希腊诸神，以窥一斑：在奥林匹斯神统中，有数不胜数的各种各样的神，一般认为其中有十二主神，但有不同的版本，其中之一是：1) 宙斯：天神之父．雷电之神，天地间万物的最高统治者，正义而任性、好色2) 赫拉：宙斯的正妻。是女性的代表，掌管婚姻和生育。性格特征嫉妒。3) 雅典娜：起初被视为女战神，后逐渐变为智慧女神和雅典城的守护女神。4) 阿波罗：太阳神，在诗与艺术中表现为光明、青春和音乐之神。5) 阿尔忒弥斯：月神，又是狩猎之神、处女之神，是女性纯洁的化身。6) 狄俄倪索斯(又称巴古斯)：是洒神与狂饮欢乐之神。7) 阿佛洛狄特(又称维纳斯)：美和爱之女神。她的忠实随从小爱神厄洛斯(又称丘比特)手持弓箭，被射中者即跌入情网。8) 波塞冬：海神。9) 哈得斯：冥王。10) 赫斐斯托司：火神和匠神。11) 阿瑞斯：战神。12) 赫斯提：灶神。十二个主神都有鲜明的性格与七情六欲。他们具有人的性格和情绪，具有超人的特殊本领。古希腊除了神的故事以外，还有许多由神与人交媾而生的半人半神的“英雄”。关于英雄的传说，最为有名的是阿喀琉斯的故事、奥德修斯的故事、赫拉克勒斯立十二大功的故事和伊阿宋率领英雄夺取金羊毛的故事等等。这个得到统一的系谱，结束了神与神之间的征战和相互仇杀，每一位神都有他独特的职权及其管辖范围。这个组织起来的新的世界秩序成为神和人在其中活动和安享的宇宙。虽然此后还有提丰等恶神试图扰乱这个秩序，但终究没能得逞。在这个神话系谱里，我们看到，即使是十二主神，他们有管辖天、海和地中冥府的神，也有星宿之神，有管辖人间主要活动领域的灶神，有人类得以自立的火神匠神，有处女神和爱神婚姻女神，有起干戈斗智慧的战神和智慧女神。可见，在各个可能的领域，都有着它的主宰，并且他们相互之间并不老死不相往来，而是频繁接触。奥林匹斯是他们每日欢娱嬉戏的神圣场所。这样的神话观念，可以说植根于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盛极一时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人们的民主观念，又在潜移默化中对希腊人灌输奴隶制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意识。将神人格化，绝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需要；因为这样使人认为，神——或者说它所象征着的权威，并不是不可触及的。用现在的话说：“神之所以成为神，只是因为他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他便成了神。”换句话说，从思想上出现了否定一切权威的倾向。甚至在人之中也出现了英雄，这说明连英雄崇拜也带有“民主”色彩；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引下，西方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特别强烈，这也早早地为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精神土壤。这就不难理解拿破仑的那句经典名言：“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以说，作为一个刚刚从沿海洞穴搬入内地的奴隶制文明来说，在生产力条件落后、粮食油布等生存资料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下，绽放出如此一朵惊艳的奇葩，也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了。这不由得令我们想到了年代相近的春秋战国，也是奴隶社会，也处于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产生的思想和文化也成了中华民族乃至东方许多国家的思想文化源泉，却总能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语句，不住让人感叹历史的相似与迥异。只是正是在这样的时期，也就注定了东西方文化要就此彻底分道扬镳。而神话，就正是一片三秋的叶子，可以“一叶知秋”。三、深远影响及启示古希腊神话里强烈的人本思想不仅为当时繁荣一时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而且成为近现代西方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及民主运动的有力武器。既然神都是有七情六欲的，那么，作为君主，即使像路易十四那样宣扬“朕即国家”的理论，也显得多么苍白无力：那么，作为教会，即使极力宣扬禁欲思想和来世说，又能禁得起多大挑战？所以，当千百年后人们打出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旗号的时候，封建主和教会才会感到无比的恐惧；而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恐惧很有道理。既然人应该有自己的位置和尊严，那么，在这种精神鼓舞下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变革者们才能不惮于前驱，争相在历史的拐角处书写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就对文化本身的影响而言，其作用也是非比寻常的。许多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以之为题材，承袭其遗风。古代西方早有“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归于罗马”之说。希腊文化可以说是绚烂夺目的浪漫主义艺术的源泉。而文化特色与现实意义交汇融合，形成了完整的统一体，寄寓于这些神话之中，更是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瑰宝，让后人忍不住细心凝视，深深陶醉。其文化内核既明显与婆罗门教等强烈的等级观念对立，又与很多声称“人生而平等”的宗教的干涩说教和苍白论调不同。它声言正义而用朴素的语言缓缓道来，其文化魅力和现实色彩让人陶醉不已。这也引发了人们另一个自然的思考：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些什么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决不是教条上“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那么简单。作为文明本身，它兼收并蓄，既继承了原始的穴居文化，又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广泛吸取亚欧非各地的文化精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若能以虚怀而待八方文化，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也一定能发展壮大。而对于思想上而言，发扬以人为本的精神，尊重个人权利和思想自由，既是时代的必然趋势，又是人类漫长历史的一贯追求。所以，古希腊神话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根源在于它既是时代的精华，又是人类永远不朽的宝贵财富。它传达着古人对世界对人生的观点，也启示我们思考对今人应有的对世界对人生的态度。这，就是它真正魅力所在，是它永恒不朽的闪耀光芒。 望采纳，谢谢！！！

不太懂~不过针对某一个细节的内容倒是可以写，比如俚语、成语的使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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