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中意境内涵的研究论文

观其线条体会其神韵

浅谈中国画教学中国画在初中美术教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国画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美术艺苑中独树一帜。中国画融诗、书、画、印为一体，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修养和内涵，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和骄傲。通过中国画教学，使学生认识中国画、了解中国画、喜欢中国画、会画中国画，产生美的悟性和创造力，是中国画教学的重要任务。在中国画欣赏课教学中，利用作品的创作背景、反映的内容以及作者的爱国名言和爱国事迹，来教育学生、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如《风雨鸡鸣》图是徐悲鸿１９３７年创作的，画面表现了一只站在岩石上的雄鸡，激昂地高声鸣叫，画家喻意唤起人民赶快觉醒，加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表达了画家对祖国的深情，对正义的伸张，对光明的向往。徐悲鸿１９４３年创作的《会狮东京》一画，表现群狮将富士山踏于足下，期望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使学生加深对画的理解和印象，再衬以徐悲鸿事迹简介，徐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积极投入到民族救亡运动中，以自己的画作在国外展售，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救济祖国受苦受难人民，使学生看其画、闻其人，倍感亲切，倍受鼓舞。李可染、林风眠创作的《万山红遍》、《秋》以中国画不同的表现形式，鲜明地再现出秋色之美，浓郁醇厚、明艳诱人。画家用饱蘸深情的笔墨，赞美家乡的可爱，祖国山河之壮美。通过欣赏画使学生对中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迸发出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家乡一草一木的情感。在中国画笔墨练习教学中，墨色的交融，干、湿、浓、淡、清构成水墨淋漓的情趣世界，使学生在这种笔墨的变化中得到无穷的乐趣，这对学生既是一种美的启迪、情操的陶冶，也是一种国画技法训练。通过教师在宣纸上演示以墨撞水、以水撞墨、以色冲墨、以墨冲色、泼墨、甩色、点色、吹色等用笔用色技法，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学生开始练习时，教师要巡视指导，不要求具体绘画内容，只是随意画，用毛笔沾水、沾墨、沾色，使水、墨、色在宣纸上自然交融，再用长短粗细不同的笔触，产生奇特的韵味，使学生在无意之中学到中国画的笔墨技法。待学生对用笔、用墨、用色有了初步的掌握之后，再画简单的藤蔓植物，如：葡萄、黄瓜、丝瓜等。因为藤蔓植物的叶子、藤都有相似之处，只在果实上改动一下即可，有利于学生掌握。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学方法是成功完成国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画教学不仅局限于课堂内，也可以课内课外相结合。例如：定期举办学生的美术作品展览和开展美术第二课堂活动。因为在此类美展中，作者是学生本人或自己的同学，同学们看了倍感亲切。通过美展互相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交流感受，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自信心和成功意识，反馈教学信息都是不可缺少的。中国画博大精深，是我们美术教学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怎样更进一步的搞好中国画教学，使我们的民族艺术发扬光大，后继有人，还有待于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探索、研究，并为之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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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对中国画创新问题绘画是创造性的艺术，绘画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创新。绘画的创新与自然科学中的发明创造没有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绘画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绘画的创新除了能给人带来全新的感官刺激外，其艺术内涵要与观赏者的心灵沟通，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绘画艺术的创新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也就不存在什么价值了，绘画艺术正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向前发展。中国画的发展同样存在着创新的问题，然而，当今的中国画家面对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认识。绘画的创新决定于技法的变化与艺术风格的体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多数画家都倾向于在“术”的环节中煞费心思，其结果，要么是局部的改良，要么是人为的制作，要么是嫁接西方的油画技法。尽管如此，其结果却难以令人满意，面对如此结局，有时连作者本人也为之感到惭愧。更有甚者，为了强夺人意，硬要为其冠以“现代”或“前卫”的名头，实际上恰恰暴露了一些人的浮躁与急于求成的心态。从这个现象中反映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失去理论指导或根本就没有理论作为创新的基础，抑或只刻意在“术”中求“术”的框框中寻求创新，最终只能使中国画的发展走向衰落。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出现了这么多不尽人意的现状，其主要原因是，一些画家虽然深知只有解决了技法这一最基本的要求，才能够达到创新的目的，但是却不知解决技法创新的问题并不是单凭着画家的主观臆造可以获得，中国画技法的创新与变革来自于“理”，没有“理”作为研究技法创新的基础，很难实现创新的目的。创立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技法表现形式是件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因此面对中国画的技法创新问题必须认识到一个事实：要以中国画发展之“理”认识中国画的技法创新问题。这样可以从理论上看到中国画技法创新之根本，产生有理论根据的中国画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表现技法。现在有许多中国画家面对创新问题，很少有人以中国画发展的根源研究中国画的创新，更谈不上以哲学与史学的理念认识中国画的创新问题，这就造成了看不到中国画创新的关键之所在，因此导致一些人忘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而以人的主观臆断、自以为是的心态去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这种既没有理论根据，又没有正确的艺术思维主导的所谓创新，又怎么会达到创新成功的目的？尤其那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无知的鄙视、无原则的失落，这不仅反映出了一些画家由于自身知识的肤浅而造成的偏见，更多的是对自家文化的不负责任，故此也就不难理解当今中国画界出现的那些所谓的“前卫”艺术，为什么会有变相抄袭西方之嫌的问题了。所谓创新应体现出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创新方法，其二是以正确的艺术见解表现其艺术内涵的深度。解决创新方法的问题最重要是要建立起新的艺术体系，使其更加完善，这是中国画建立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技法表现的最基本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以其主观臆想而产生的某种技法与风格都难以成立。只有在符合中国画发展的艺术体系与艺术思维的指导下，才能够产生出全新的中国画表现形式与表现技法。然而，这一切直接触及到的就是如何对待“笔墨”的问题，有人认为过分强调“笔墨”，会窒碍中国画的发展；也有人认为强调“笔墨”，中国画就无法“转型”等等，以至近百年来多数人对此一筹莫展，莫衷一是。事实上这种提法非常主观臆断，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中国画的“笔墨”一直是随着“理”的原则在改变，以中国画之“理”来认识中国画的“笔墨”问题：“意象”之理必然会产生表现“意象”笔墨之方法；“象意”之理必然会产生表现“象意”笔墨之方法；“悟象”之理必然会产生表现“悟象”笔墨之方法。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即中国传统文化，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法表现出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艺术风格。面对中国画创新问题，只有沿着中国画艺术规律而行才能顺利向前发展。中国画家如果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没有深入彻底的认识，那将永远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当今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当然也不可能在中国画界以及中国画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以此理而论，中国画发展并不存在怎么“转型”的问题，实际这种所谓“转型”的提法，完全是由于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匮乏，对西方文化的一知半解而产生的主观臆断。除此，还有人在中国画发展出现问题的今天，提出了中国画应与西方艺术“接轨”的论调，然而他们并未搞清楚，中西方存在着不同的哲学理念。中西绘画无论是哲学体系，还是艺术体系，它们不仅是独立的，而且均体现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性、文化底蕴与思维形式。一些中国画家及理论家面对中国画的前途问题，提出“接轨”的论调是不切合实际的，表现出他们对中国画艺术发展的悲观心态。中西绘画是在两种不同的艺术思维与艺术体系引导下产生的艺术形式，那种不问其“理”，只谈“接轨”的论调，只会将中国画的发展引向歧途。如何以正确的艺术见解表现出新的艺术思想，即表现出艺术作品之灵魂，这是画家们应该认真思索的问题。一个没有成熟艺术见解的画家，不可能创作出具有深厚内涵的艺术作品，更不可能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当前一些青年画家对中国画创新问题，多倾向于所谓的“实验”，甚至一些评论家对此也大加欣赏、极力鼓吹，然而这种实验的结果又当如何呢？事实并不乐观，反而却给中国画的发展与创新带来了更大的困惑。何谓“实验”？“实验”即是一种尝试，或成功，或失败。积极地看，当前出现的所谓“实验”美术，客观上反映出了一些关心中国画发展前途的画家为之做出的努力。然而由于这种“实验”是在一种缺乏理论依据的前提下出现的产物，不可能形成一种体系，更无法表现出更深刻的艺术内涵，因此，这种“实验”无法成功，不乏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就成了一种失去理性的盲动，其唯一可以依靠的理论，即画家的所谓“感觉”或主观臆测，这种缺少理论根基的谬误之“理”，又如何能够成其为“实验”美术的理论支柱呢？因此也就很难达到其“实验”的目的，以及具有理论性的说服力。面对这种所谓的“实验”作品，不难看出一些作者无非是受了当代西方抽象思潮的影响，将西方所谓的抽象转嫁到中国画的宣纸上而已。因此可以断定，这些画家对西方绘画的发展与现状，并未从理性上去认识，只是在表面得到某种偏激的启示，岂不知自己已经跟随西方绘画走向无奈。浮浅的认识带来了错误的理解，错误的认识必然导致不伦不类的作品，其表现出来的东西要么奇丑无比，要么糊涂乱抹，甚至连作者本人也说不清自己在表现什么，对此还能有什么艺术内涵而言，更谈不上以创新而论。虽然有人将这个现状看作是与西方艺术的“接轨”，但是以吾之见，这种所谓的“接轨”实则是在“搭车”，是在步西方早已失去理论支柱的所谓“前卫”的后尘。当前在中国画发展中出现的这种毫无理念与理性，盲从“接轨”、盲目实验的结果，最终导致的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变相否定与放弃，得到的则是非中非西的“夹生饭”，很难产生独立的艺术体系与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国画艺术。另有一种以标“新”的文字游戏而出“新”的所谓“新文人画”，更是令人啼笑皆非，细观其作品，无论从“字”到“史”，从“意”到“雅”，都难以与“文”搭上关系，更不可能与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古代文人画相提并论。甚至有些“文人画”作者标榜为绝句的诗，竟连平仄都分不清楚，还如何谈得上“文”，更不要品其艺术内涵了。真不知如今的“新文人画”究竟“新”在哪里，也不知其中的“文”是超越了古人，还是落后于古人，对此其作者是否真的搞清楚了？无论是“实验”出的作品，还是“新文人画”，为什么很少博得专家的赏识，以及人们的喜爱呢？其原因并不是欣赏者的水平差，重要的是人们需要的是美的艺术，需要的是能与人心灵相沟通的艺术，需要的是有深邃艺术内涵的作品以及货真价实的艺术作品。并不喜欢那种丑陋、脏乱、说文不文、说雅不雅、不伦不类的作品。事实说明，无论丑与美，重要的是与人的心相通皆可谓之美，那些并不知道丑中之美为何物，缺乏理性的以丑为美的所谓作品，只能使人感到一种狂燥与变态的心理在宣纸上的自我发泄，以及江郎才尽的表现。可以说人的意识、学识、心态决定了画家作品中的艺术含义，那种对西方艺术肤浅认识，以及不文充文的半瓶醋作风很难登上艺术的顶峰。中国画的发展越是到高级阶段，所体现出的艺术内涵就应该愈加深刻，这就要求一个画家必须具备真才实学，才可能体现出在当今文明发达的时代中，一个画家所应该具有的艺术深度。自古以来，绘画创新一直是画家通向成功的唯一出路，同时也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这就要求画家必须建立起良好的艺术心态，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才能够在创新的道路上走向成功。然而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画家在这条道路上摔倒，甚至至死不悟，就算是有成就的画家，往往都是耗尽了大半生的精力才获得成功，这足以证明绘画创新的艰难程度。绘画艺术是天才加勤奋的事业，无论谁，只要拿起画笔将其作为事业，就意味着在用自己毕生的精力赌其成败，故切慎之。

清明上河图赏析中国画笔墨意境，一篇300至500字的欣赏文章，

“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其中积淀着中国独有的文化心理因素.在中国古典美术领域,意境不仅是艺术创作原则,同时也是艺术品评的标准.但随着中西艺术的交流与融通,意境一词开始脱离中国艺术的界域,成为评价艺术的普遍性概念.这必然存在着一个问题,产生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艺术概念是否可以准确地概括出异质文化的艺术内涵与艺术魅力?具体到美术的意境问题,我们不禁要问,西方绘画有没有意境?西方绘画的所谓“意境”又是指什么?既然概念的产生源于特有的文化语境,我们也就试图从意境概念的文化渊源与其所承载的审美内涵出发,谈一下这一问题.一、“意境”的文化渊源意境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是在唐代,但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原则和审美观念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文化观念、思维模式所孕育、伴生的结晶.从哲学观念上说,意境所蕴涵的情景交融、物我合一、虚实相生的内涵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易经》中讲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以生,一切物体可以说是一种“气积”.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1]即是中国画中所讲的“气韵生动”,这是形成“意境”的关键；老子哲学中的两个基本思想：第一,“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对于一切具体事物的关照（感兴）最后都应该进到“道”的关照（感兴）.第二,“道”是“无”和“有”、“虚”和“实”的统一,“道”包含“象”,但是,但有“象”并不能充分体现“道”,因为“象”是有限的,而“道”不仅仅是“有”,而且是“无”（无名,无限性,无规定性）.就“道”具有“无”的性质来说,“道”是“妙”.[2]在这里“道”是一种超越具体形象之外的,难以言表的感受和领悟,“道”的体验构成意境审美的生命和实质.这些古代哲学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宇宙观与西方形而上的哲学观念有着鲜明的区别.前者是在有限中包蕴着无限,后者则是超越有限去追索无限；前者是“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得意而忘言”,后者则是在数、比例、秩序中感应着宇宙和神的光芒.因而前者是实践性的,后者则是思辨性的；前者是主体的,后者则是客体的.作为一个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意境概念的产生得益于中国古代道、玄、释、禅的哲学观念及言、象、意关系的辨析,更直接来源于历代艺术理论中关于意与境、情与景、思与境、意与景关系的论述.如南朝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是以纯境固不足以谓文,纯情亦不足以称美,善为文者,必在情境交融,物我双会之际矣（见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 “或触境以生情,或缘情而布境,或写物即以言情,或物我分而彼此辉映,初无定法,要在研讽之时,体会出之耳.”在这两段文字中,刘勰虽未说出“意境”一词的具体概念,但他所提出的“情境交融”的“意象”形态,无疑体现了后来“意境”审美中最一般的美学特征.“意境”作这一个概念形态出现于唐代,这与佛教、禅宗思想的传播、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境”本来是一个佛教中的概念,佛教中把“心”所游旅攀缘者称为“境”.“境”有五种,即色、声、臭、味、触五境.佛教认为五境都是虚幻的,要破除对这五境的执迷,进入法境,才能得道成佛.禅宗的慧能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改变了从印度传来的这种思想.他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使“境”不再意味着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分裂,不再意味着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分裂,而是意味着在普通日常生活和生命现象中可以直接呈现宇宙本体.因此,“‘意境’的‘意’不是一般的‘意’,而是‘道’的体现.所谓‘意境’,就是在感性的（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现象中,直接呈现某种形而上的意味.”[3]意境概念自产生后,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特别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国维、宗白华等人对意境概念的界说,使得这一概念突破了艺术体裁和古典艺术、古典审美的限制,具有了现代美学的品格.尽管如此,意境概念也并没有脱离中国文化的基座,在与西方文化艺术相为映射中逐渐展示出越来越强烈的魅力之光.二、中西绘画与意境“艺术作为艺术而不是文化的其他部门,它就必须同时表现美,把生活内容提高、集中、精粹化,这是它的任务.根据这个任务各种艺术因物质条件不同就具有了各种不同的内在规律.”[4]中西绘画的物质条件不同,因而其表现手法的内在规律也不相同,无需赘述,但它们却用不同的物质手法创造了同样辉煌的艺术之美,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艺术所展示的美虽然是跨国界的,然而,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中的艺术之花所酿蜜的甜美却是不同的.从中西的古典美术来看,同样有情有景、有虚有实、有动有静,但传达出来的画境却有着不同的审美特质.1．“虚”“实”结合中国画家注重“虚实”表现.一是受中国古代殊途同归的两大哲学观的影响：孔孟尚实.孔子讲“文质彬彬”孟子说“充实之为美”.老庄尚“虚”,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生命”.但在虚实观上他们却并不矛盾,要么从虚到实,要么从实到虚,最终都是为了追求一种虚实结合的神妙意境.二是因为中国古代画家特有的的艺术创作观：尚神、尚韵,强调“以形写神”,“真景逼而神境生”；尚空灵虚静,讲“实景清而空景观” ,“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因此,中国画理中有“计白当黑”之说,画面中的留白就是构图的虚,画面的有画与无画处便构成了中国画的“虚实”关系.然而这画面中的空白,不是空而无物,却如“于无声处听惊雷”,绘画中的留白高手,会把留白的手法表现得非常优美.如水、烟云、天空这些实景,在画中被表现成虚的景色,使画面空灵有致,更能在无华无墨之处表现出景物的虚灵与烟云飘动之美妙感觉.这就是中国画独特艺术性的表现.中国画用笔的干、湿、浓、淡,是另一种“虚实”表现手法.从字面上看,好像很浅显,而在实践中却是那么深奥莫测.画理中讲究“应物象形”“骨法用笔”,靠的就是笔墨的变化.水、墨、笔法的恰当运用,表现出画面对人视觉的冲击和感受；表现出景物的形态和神韵；表现出了清新洒脱的个人绘画风格.色彩上,中国画家受老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一学说的影响.玄为黑色.所以,中国画虽有“随类赋彩”之说,但色不碍墨,墨不碍色,色以辅墨,笔笔见骨,却是色彩美的基本形式准则.中国画的用色不是客观的表现,而是主观情感的表达.这是中国绘画色彩的虚实表现.而“西洋文化的主要基础在希腊,西洋绘画的基础也就在希腊的艺术.”[5]希腊人因为希腊文明的与众不同,而具有独特的思维倾向：他们将主体与客体相对而立,把自然放在拷问、追究、分析、制造的对象位置上,自己则置于对象之外.这种思维倾向表现在绘画中即是：注重对客观物象的真实描绘.因此,西方绘画中也注重“虚实”,但他们的“虚实”主要依据自然规律,以透视、构图的形式来表现.西画的透视来自于人的基本视觉规律：近实远虚.表现在色彩上：近处明度、纯度高,远处则低；造型上：近处的大,远处的小,近处的清晰,远处的模糊.构图中虚实的表现是：主体实,客体虚,客体是为了衬托主体而存在,所以总是被安排在画面的次要位置.西画中,自然光影、云雾也可以被用来进一步强化虚实.伦勃朗的《夜巡》就是一个绝好的实例：正午的阳光投射到居于画面中心的人物身上,而城墙的门洞里却光线昏暗,一些人影在黑暗中游曳,光影强化了画面的主体部分,也弱化和消融了次要因素.利用“光影”营造的虚实变化,使绘画中呈现出强烈的戏剧性色彩.另外,主观用笔也是表现虚实的一个辅助手段.总之,中、西绘画的“虚实”取决于不同的哲学理念、思想意识的影响,并以各自特有的绘画语言呈现.所不同的是,中国画的“虚实”是为了追求一种形式的美,是画者的内在气质与气度的表现；而西方绘画的“虚实”是为了营造一种真实的美,是画家对现实的感受以及绘画技巧的体现.因此,最终表现的完全是两种感觉,两种美.2．“动”“静”结合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画家认为：“美,只有超越视觉,使心灵和宇宙精神相融为一时,才能得到充分表现.”[6]因此,“动”“静”结合成了中国画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的山水画家喜欢以高远、深远、平远来表现画面的空间变化.因为,“远”可以使画者与观者“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有限的时空进入无限的时空,从而引发一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另外,他们还用阴阳起伏、开合照应的构图形式营造一种动势；以潇洒自如,酣畅淋漓,充满人情味,体现着天地万物、生死刚正的个性化线条的组合,暗示着物象的骨格、气局、运动与生命之韵律.他们的创作过程是动的.山水画,边走边看,边看边画.“搜尽奇峰,打草稿”,表现的是一个流动的、奇幻的世界.创作的形象也是动的.所画的形象大多来之于“目识心记”,表现的是贮藏在心中的活的花草树木,动的鸟、兽、昆虫,形神兼备的各种人物.不同地域的山水可以组合在一起,抒发胸中逸气；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花鸟也可以组合在同一个画面,传达新的寓意.波兰美学史家塔塔儿凯维奇说,“希腊的艺术家把科学上的追求同审美的追求结合了起来.他们认为,……艺术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为观众带来主观的快感,而且在于使作品达到客观的完美.”[7]西方绘画虽然指向对客体的精确摹写和逼真的再现,但同时也注重画面效果的艺术处理,其中“动静结合”是其追求画面效果的一个重要手段.西方绘画的“动静结合”体现在选景上、构图上、用笔上,以动、静形象的结合,形象与形式的动静搭配,用笔方向的总体趋势来具体表现.中西绘画的“动静结合”均源于对形式美的追求,但中国画的“动静”是画家的心灵以及对人生感悟的体现,而西方绘画的“动静”是为了追求绘画艺术的完美.3．“情”“景”交融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是以“整体思维”作为认识事物的原则,并且以此形成了中国的“方法论”.所以,中国画家以“天人合一”作为艺术追求的理想境界.所以,中国绘画注重“情”“景”交融,以“情”入景,以“景”表情.中国画的“景”并非实景,而是画家心中的“景”,是表达画家情感的符号语言.中国画的形象也几乎被符号化、概念化.中国画在画幅上题诗写字,其目的也是：借书法以点醒画中的笔法,借诗句以衬出画中意境.西方的哲学理念是以“数”的绝对性及“实证”思想作为认识事物的原则,并且以此形成了西方的“方法论”.而西方画家,由于受西方哲学理念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反映在绘画上,是绝对的“具象”和绝对的“抽象”.当然,他们也有“情”“景”交融的追求.西方画家在对自然进行描摹的过程中,为了表达他们的情感以及对人生的追求,他们利用视点的位置不同,艺术效果的感觉也不相同这一规律,从不同的视角描绘对象.使用仰视,地平线上升,主体物高大、雄伟,给人以神圣感；俯视时,地平线降低,使人在看到空间广阔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平视,则会使我们体味到生活的平静与安宁.为了达到“情”“景”交融,西方画家笔下的人物也并非纯粹的真实,而是一种“典型”的汇集.另外,西方画家认为不同的色彩有不同的寓意,不同的色调使人有不同的情感体验,西画的色彩是对自然色彩真实的、概括的表现,也最直接地表达着画家内心体验和情感.总之,中西绘画的“情景交融”都是画家的内心情感通过画面的流露,但所不同的是中国画的情是真实的情,景却是画家心中的景,而非自然之景,西方绘画中“情景”则是真情实景.综上所述,虽然中西绘画都有对意境外在特征追求的表现,但最终却并没有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正如于民先生所说：“境界的达到,走的非‘外通’之路,在形、象上努力,力求逼真；而是将视线内敛,沿着‘内通’之路,或忘形忘我,或穿过形、象、言、音、笔、画,于其外得意.”[8]这种内同之路,就是气之审美,他居于意境审美生成的关键和核心.西画重写实的特点,虽是满足了画者与观者视觉的渴望,却放弃了挖掘绘画深层动力因素的优长,大概也就是西画具有科学的严谨,极工的匠意,但乏韵味、乏诗情的原因吧.因此,西方绘画很难体现出“意境”的真正内涵.我们或许可以说,西方的音乐、诗歌有意境,但我们却不能说西方绘画有意境.

多少字？找个熟悉的画家，从一幅画切入。比较容易些，由点到面。扩展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