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胡适1000字论文的题目

胡适白话文体影响探析论文

在各领域中，许多人都有过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你知道论文怎样写才规范吗？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胡适白话文体影响探析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

胡适以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他拒斥了承载着封建伦理的文言文体，建构了以白话语体为表征的文学符码。胡适的现代白话新诗割断了同古典诗歌的本质性关联。在戏剧领域，胡适革新了传统戏剧中的劣质文化因素，确立了戏剧直面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胡适以其严密的理论建构诠释了传统文学现代化的转型路径。

关键词：

胡适；白话文体；现代新诗；现代话剧；文学转型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白话文体，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现代新诗，为白话文学的可行性建立了标准的范例，他从欧洲戏剧界引入易卜生主义，揭开了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序幕。胡适以多元化的文学体系建构颠覆了传统的话语形态，扭转了民族文学的书写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

1.文言文体向白话文体的转型

胡适推动了中国文学在形式上的转型，他否定了传统的文言体式，构筑了现代白话的表意符码。他在进化论视域中探讨文体形式的变革，他认为，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语体形式也应不断更新，新文学场域亟需白话文体的理论支点和空间架构，“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详细阐述了弃文言倡白话的理论依据，文言是“半死的语言”，文言词汇大多已废弃，僵化泥古，与生活语言相去甚远，缺乏实用性；在句法上，文言讲究对仗、用典、平仄等，固定的格式束缚了常规的思维表达；文言作为传统文学的语言载体，被赋予高雅的品性，普通民众由于教育背景的缺失而丧失了文字表意的权利，文言阻滞了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延宕了民族的进化。

白话文契合了转型时代的需求，是“活的语言”，“活”体现在“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可说又听得懂。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白话文的阐述方式清晰明确，契合语言的自然逻辑法则，有效规避了文言的语法拘囿。胡适在二元对比的思维模式中拒斥了承载着封建伦理的文言文体，建构了以白话语体为表征的文学符码。文言文体诘屈聱牙，晦涩难懂，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其高蹈虚无的姿态架空了民众与文化的紧密关联，导致了民众的文化断裂。胡适强调以白话代替文言，运用浅显明晰的语言创作具体文本，将生活化语言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增强了语言的实用性，扭转了文言“华而不实”的格局，颠覆了传统语体伪饰雕琢的文化特质，建构了平民化的言说范式。

民间话语形态的书写强化了文本的可读性，开辟了全民阅读的有效路径，解构了文言时代知识阶层的话语霸权，清除了窒碍社会进化的羁绊，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普及。胡适在新旧语体的比照中，抵制了封建伦理思想，宣扬了西方文明理念，构筑了平等对话的舆论空间。

2.古典诗歌向现代新诗的转型

中国的文化长河曾涌现出无数经典的古典诗歌文本，古典诗歌追求含蓄朦胧的审美效应，格律严谨，体式固定，文法拘仄，贵族化刻板化的创作模式影响了传统诗歌的长足发展，从宋代以来，古典诗歌逐渐走向歧路，形式奇险怪癖，内容阿谀颓废，晚清后期，古典诗歌的弊端展露无遗，诗歌内容脱离现实，形式上更加注重华丽的文体，语言奇崛晦涩，文字拘谨生硬。胡适打破了古典诗歌陈旧僵化的语体格式，率先尝试用白话创作自由体新诗。

“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要完成现代转型必须要以白话俗语入诗，改变诗歌言文脱离的状态，在内容上应积极反映时代生活和个人的独特体验。《尝试集》中的《老鸦》摆脱了传统诗歌堆砌粉饰的缺陷，语言通俗浅显，以白话文体阐释了独立不移的坚定立场。《白话诗八首》中的《蝴蝶》语言自然清新，晓畅通达，传达了作者孤独的思想状态。胡适在其诗歌理论中强调，诗体要得到解放，不仅要改变传统的语体，还要打破固定的诗歌样式，创作一种自由的诗歌形态。

作品《一念》建立了开放灵活的文本形式，句式长短不一，字无定数，节无定律，诗歌的节奏遵循作者情感的起伏，规避了古典诗歌拘谨的韵律。《一颗遭劫的星》摆脱了韵脚的羁绊，以自然的语音韵律来抒发悲愤的情感，诗句纯朴简约，感情自由流泻，突破了古典诗歌呆板的格式束缚，富有散文化的审美特质。胡适不仅对古典诗歌的文体形式进行彻底的革新，还强调诗歌内容要立足现实场域，顺应时代潮流，抒发真情实感。

“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越有诗意诗味。”《乐观》的写作背景是《每周评论》因抨击时政而被查禁，胡适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每周评论》的声援，书写了革命终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一颗遭劫的星》是根据当时封建军阀把《北京国民报》的主笔逮捕这一真实事件创作出来的，作品以极大的愤慨揭露了反动势力穷凶极恶的嘴脸，讴歌了报刊界不畏权暴的正直品性。《尝试集》蕴含了个性解放的意识和自由民主的观念，具有积极的反封建意义。白话诗《人力车夫》第一次把社会底层民众写入诗歌中，文本采用清晰浅显的对话形式表达了“客人”对少年车夫悲惨生活的同情。

作品《你莫忘记》展示了封建军阀对人民的烧杀抢掠，揭露了社会的兵匪之祸，对承受灾祸的民众寄予深深的同情，彰显了民本主义的人性诉求。胡适的现代新诗颠覆了古典诗歌的书写范式，他以白话俗语入诗，彻底改变古典诗歌文言脱节的不合理状态，拒斥了传统文学虚伪的道德内涵，建构了诗歌写实主义的创作倾向。胡适的白话诗以人道主义思想否定了封建等级意识，割断了同古典诗歌的本质性关联，使中国诗歌步入到世界现代新诗的同步运行系统中。

3.传统戏剧向现代话剧的转型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洪流中，戏剧被誉为“国粹”，深受民众的认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封建政治体制的熏染下，传统戏剧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传统戏剧讲究程式化表演，舞台演出要求服装统一化、动作规范化，模式化的演出压制了演员的自由意志，泯灭了主体的文化精神。传统戏剧的人物形象多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内容上宣扬善恶相报、忠君报国的封建意识，结局往往以大团圆的乐观主义告终，内容空洞虚无，与时代生活严重脱轨。中国传统戏剧思想上的糟粕和形式上的僵化已经阻滞了新文化的传播，传统戏剧的现代化转型已迫在眉睫。

在戏剧领域，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作为中国话剧运动的理论宣言，首开中国话剧理论批评史的.先河，胡适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上的首部话剧剧本《终身大事》，他立足于历史进化论的观念，强调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戏剧要废弃戏曲自身的“遗形物”，输入西方近代话剧，以开放的姿态摄取外域营养，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和完善。《易卜生主义》确立了话剧创作领域的写实主义观念，胡适倡导戏剧直面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号召剧作家观察理解人生，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

在易卜生文化观念的引导下，胡适注重人格塑造过程中自我价值的实现，树立了人格内向的自我解放意识，他强调了少数天才超群的意志与力量，发掘出个性本体的独特价值，对传统戏剧中萎靡不振的颓废文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针对传统戏剧的乐观主义大团圆结局，胡适提出了悲剧美学思想，他在《文学的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阐释了悲剧美学的特征，悲剧是文学艺术真善美的最高表现形式，揭示了心灵和意志的高尚旨趣，昭示着普遍的真理，深具人道主义情怀。

胡适充分借鉴了易卜生的美学理念，革新了传统戏剧中的劣质文化因素，彻底清算了戏曲中的封建文化余毒，以开放型思维探讨了现代话剧的转型之路。《终身大事》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诞生。《终身大事》有正式的剧本，演员严格遵守剧本情节，用对白和形体动作表达人物情感，演出更具规范化。

作品塑造了反封建女性田亚梅的形象，胡适借助田亚梅的形象揭穿了传统道德观念的虚伪性和欺性，抨击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包办婚姻习俗，对守旧势力发出强有力的挑战。《终身大事》及时捕捉了敏感的社会问题，呼应了当时社会上的妇女解放运动，从婚恋视角抵制了封建伦理观念，讴歌了个体的独立意识，言说了现代文明理念。胡适的理论体系和文本建构突破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樊笼，清除了文以载道、歌功颂德的传统观念，彻底悖离了封建纲常伦理，重塑了文学的书写形态。民初胡适的变革举措契合了时代的需求，使中国文学告别了古典主义时代，汇入到世界现代文学的宏观体系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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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 文化 运动的领袖之一。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胡适生平 事迹 ，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胡适人物简介 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绩溪县人。出身徽商之家，1910年 留学 美国，1915年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常识渊博，曾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揭开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第一页;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并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接替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 方法 论，在全国影响极大;提出过“全盘西化”论点;抗战期间曾出使过美国，代表蒋介石签订《中美互助条约》。政治上追随国民党，学术上是一代宗师，著述丰厚，治学方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 胡适故居坐落在绩溪县上庄村内，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屋南向，砖木结构，二进三间两厢，“回”形通转楼。占地208平方米，建筑面积350平方米。门面二柱单门一楼式，上嵌砖雕、鸱吻。门前黑底金字“胡适故居”木牌，当代书法家沙孟海题。前进堂前摆设“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钱君陶书。东西分列茶几、靠背椅，壁间挂胡适直系亲属图表。西部是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房间，房内有木床、桌、椅、橱、凳等。前厢房是胡适童年读书处。东部房间连厢房为胡觉(胡适二兄)使用。正厅两厢房展出胡适家书手稿和部分著作、胡氏宗谱、海内外名士所赠字画、诗词和胡适“全家福”照片。后堂堂前挂胡适父亲铁花画像，东侧有胡适生母冯顺娣照片。堂上高悬朱底金字巨匾“持节宣威”四字，为邑人程东屏书，款落“绩溪县长朱亚云赠，民国三十一年”。当时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这四字意在勉励他衔命持节，不忘国威。故居内12扇落地隔扇门阴刻兰花，4块窗棂板刻花草题字，为墨模高手胡国宾作。其中有一幅题有“兰为王者冠，不与众草伍”。故居还陈列有胡适各个时期的照片，胡适手书范缜《神灭论》立轴，张之洞赠胡铁花帽筒，胡铁花七星剑、诰命箱及从台湾带回的海螺。 胡适的人物生平 1.个人经历 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 教育 ，打下了一定的古文基础。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 1904年，他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 文章 ，后任该报编辑。 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庚款官费留学生只取前二百名，考试两场，文章和杂科(政史地物理化生等)，头一场文章胡适扬扬洒洒一篇得了一百分，如此可见他的文章造化!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 1917年(25岁)夏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且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初步设想。“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逾两年;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 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他兴趣广泛，著述丰富，作为学者他在文学、哲学、 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寄居美国，致力于《水经注》的考证等工作，后来去往台湾。 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7年，出任台湾“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2.任职经历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 1946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11月15日开幕，代表总额2050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12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12月25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 报告 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学术研究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才能救中国，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pragmatism)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 1.儒学研究 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 柔道 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荐》《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2.哲学成就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虽然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但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 3.古典文学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红楼梦》研究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胡适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科学与民主两大思潮逐步深入人心。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其科学精神在古典文化领域的重要实践。胡适研究《红楼梦》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考证方法。他指出《红楼梦》应当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从作者、作者家世以及《红楼梦》的版本进行研究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情况，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大概在乾隆初年到乾隆十三年。通行一百二十回本中后四十回是高鄂所作(当然这一观点还值得商榷)。诸如这些现在已为常识的问题都是胡适研究考证出来的。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意义重大，其使红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成果极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为代表的题咏、评点派红学，也超越了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将其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胡适红学研究的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贯》、《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石头记>一材料》，此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胡适热爱《红楼梦》，可以说他有着深深的红楼情结。1949年他即将离开陆时，许多珍贵藏书顾不上带走，但却将甲戌本《红楼梦》视若珍宝，催促周汝昌尽快还回以便带走，后来他从台湾到美国又将其远渡重洋带到美国。自1921年3月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到1962年逝世，胡适终生关注、追踪红学研究，胡适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1962年2月20日“致金作明”)，还是谈《红楼梦》的。无论是研究红学，还是研究胡适，都不可轻忽“胡适红学研究”的价值与地位。 4.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 辩论 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慧能法衣”的 故事 只是慧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5.《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社会影响 1、新文化运动方面的影响 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 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20世纪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梁实秋并帮助他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胡适纪念明信片 毛泽东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校“湖南自修大学”就是因为胡适的提议和倡导。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季羡林不是胡适的学生(他的老师是陈寅恪)，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林语堂在其留学中，清政府取消对留学生资助，林语堂是靠着胡适的资助继续在国外读书的，等他回国从飞机场下来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毛钱。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连胡适 胡适诞生百年纪念邮票(台湾地区发行) 专家周质平也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于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了乾嘉考证的老路。 胡适既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大家。他还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蒋中正的挽联对此进行了高度概括“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斯大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 2、不畏权贵的人生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即使是对被软禁的封建帝王，也能报以人文关怀。胡适对已经退位十年有余的溥仪不卑不亢，与皇帝之间分庭抗礼，“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即使卷入舆论的漩涡，他也能风骨犹存，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甚至不惜以身试险去劝说袁世凯、吴佩孚、段祺瑞等多名军阀。在人们狂热的打倒一切的革命旋风中，依然能保持自己的 理性思维 ，并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一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一生，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希望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总统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出新的总统。当然这些话语，却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看了“胡适生平事迹 ”的人还看了： 1. 杜甫的生平事迹介绍 2. 国学大师黄侃的事迹 3. 陈寅恪个人事迹介绍 4. 胡适学术成就探因论文 5. 近代史人物论文胡适

（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和回忆文字整理而成。）胡适终其一生，获得35个荣誉博士的帽子，但自他1917 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返国后，他的博士帽子问题就引起学界与坊间关注，内在的悬疑直到今日仍未搞清。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这一问题又成为研究者疑惑、考据、争论的热点。 1919 年2 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蔡元培推荐，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署名“胡适博士著”，蔡元培亲自为之作序。 蔡氏在序中说胡适是著名的绩溪大学问家“三胡”的后代，并云：“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后世有一种说法认为，蔡元培明知道胡适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且不是绩溪大学问家“三胡”的后代，但在《大纲》中有意加上“博士”二字，以抬高胡适的身价。 而在序中有意移花接木向“三胡”靠拢，为的是彰显其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震慑当时北大气焰嚣张的保守派和反对派。 亦有人认为，当时的蔡元培对胡适这路英雄的家底并不熟悉，关于“博士”与“三胡”问题，是受胡适巧妙的蒙而稀里糊涂地落入圈套的。 也就是说“蔡氏固不明胡氏的底细，而胡适明知而照登在书前，直到后来有了《南‘安全感’后，才说（自己）原非出自汉学世家的绩溪胡氏”。（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载《读书》，2005 年第2 期）到底哪种说法更具历史的真实，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考证。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胡适于1917 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时并没有戴上博士帽子，而是光着头，空甩着十个手指头归国的，直到10 年后的1927 年才获得博士学位。 有争论的是，胡氏为何毕业10 年才得以戴上他梦寐以求的那顶博士帽子，其中的奥秘何在？ 金岳霖晚年曾写过一小段关于胡适的回忆文章，叫作《胡适，我不大懂他》，其中涉及胡氏毕业论文事。 金说：“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胡适答不出来。那位考官先生说：‘《诗经》上的记载“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 年出版） 老金说这话的时候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若干年，当年老成持重的金岳霖已变成了老金头，记忆力明显衰退，回忆起往事也就免不了有一些失误。 其实，胡适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1922 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英文刊行，底稿的中文本标题是《先秦名学史》。1983 年上海学林出版社以《先秦名学史》书名出版了中译本。 金岳霖对胡适的学问向来有轻视意味，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金氏却说胡“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余世存《非常道》），又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等。 从老金表示对胡适不太懂的文章中还曾举过几个小事例，其中一个说：“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necessary 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又说：“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 通过这些小事例，看出金岳霖对胡适这位哲学博士的疑义，同时也隐约透出金氏怀疑胡适当年在博士学位考试中没有合格的信息。 这个信息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见仁见智不同的评述，相信者有之，否定者亦不乏其人。 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籍华人，著名史家唐德刚就曾明确指出：“金岳霖先生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所长！’这就很明显的是一种‘文人相轻’的心理在作祟。”“但是在中国哲学界里像金氏这种能够和胡氏‘相轻’一下的‘文人’也实在不多啊！在文学、史学、宗教……等各行各业，其情形亦复如是。相轻者既鲜，剩下如我辈的芸芸众生就只有‘爱而且慕’了。这也该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所以能为举国上下一致接受的主要原因吧！”又说：“加以胡氏气味好，有所为，有所不为；深知自重，因而纵使‘批胡’‘搞胡祸’的专家们也断难信口雌黄，骂胡适之‘无聊’‘无耻’‘无行’。他们如果以三‘无’中的任何一‘无’来加诸胡适，也就会‘不得人心’了。无聊、无行乃至无耻之人，在今日世界里，真是滔滔皆是！但是，凭良心，不是胡适！”（《“我的朋友”的朋友》，载《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出版） 为此，唐德刚给胡适当年的博士问题辩诬，专门用功费力做了仔细精密的考证。 按唐的说法，胡适时代的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博士学位研读过程是：研究生修毕规定学分之后（胡氏在康奈尔研究院的学分，哥大是承认一部分的），还要考过一道笔试、一道口试、一门欧洲语。门门及格，这样才算是“博士候选人”。既为候选人便可选择题目，撰写“博士论文”了。论文完毕，再来一道“防卫口试”。防卫口试是最后一道关，也是最容易的一道关。但是尽管比较容易，考后仍有三种，通称“三栏”或“三柱”的不同结果。其分别如后：第一柱，“小修通过”。“通过”之后，由主任论文导师监督，“小”事“修”改就成了。第二柱，“大修通过”。“通过”之后，要另组考试委员会监督“大”加“修”改。这是件极麻烦的事。论文“大修”之后，还要回校参加“补考”。第三柱，“不通过”。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不许补考，博士告吹。 还有，哥大当年博士论文一定要出版成书，缴入大学100 本（今日用缩微胶片），才算有正式学位。所以不论你考得大修、小修，至少要一年半载以后才能算真博士。加以那时美国出版太贵，中国学生论文频多带回上海交商务印书馆一类的出版商代印，然后以100 本寄回哥大，才算大功告成。 所以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不管考得哪一“柱”，甚至没有考，一旦回国，都迫不及待地以“博士”自居了。 所以那位疑胡派诗人张子英先生说的“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那时几乎个个博士都如此。张诗人如把他的《西江月》里的“先”字改成“都”字就更贴切了。不过有的“先用”一年半载，有的三年五载乃至十载。“先用”一辈子的也不是没有的。 夏（志清）、富（路得）二教授认为胡公先用了10 年，别无他因，只是“论文缓交了”就是了。 夏、富二先生都“有疑处不疑”地认为他考得第一柱——小修通过。如此，则胡氏的论文便立刻可以在上海出版，1917 年底便可拿得哲学博士学位了（哥大博士学位是论文随缴随拿，不以学期为限），何必等到1922 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1927 年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 事实上，胡氏在1917 年口试上所遭遇的困难略同于后来的“二柱”。考入第二柱在普通情况之下，便非返校补考不可了。那时中美之间又无喷气客机，返校补考，谈何容易！所以他就只有“拖”之一途了，一拖就是10 年！ 杜威来华讲学归国后，以杜氏当年在哥大的地位，配合胡氏本身在中国和国际间的声望，从大修改小修，自然就没有补考之必要了。如果杜威遗札尚存，哥大记录犹在，“胡适学位问题”的官司也就不必再打了。（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释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出版） 唐德刚之说遭到了胡颂平、余英时等人的反对与责难，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编者按”中引述了唐德刚在《胡适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年出版）中的一段记述。唐说：“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 年）。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required residence）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所以胡适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 对此，胡颂平为胡适辩护说：“照《胡适杂忆》的话，似哥大不应授予胡先生博士学位的。但哥大授予胡先生博士学位乃是事实，若非唐君推断有错误，则是哥大办理博士学位授予的人有错误。” 按史家余英时的说法，“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全无问题，除了因‘论文缓交’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它可疑之处”。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只是“手续未完”而已。 为证明这一说法，余英时根据胡适日记、往来书信与《口述自传》等材料，列举了几项与此相关的事例加以论述，认为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两年已修够了哲学史和哲学课程，所以加上哥伦比亚的两年，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一共是四年，“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胡适两年内在哥大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便丝毫不必诧异了”。（《重寻胡适历程》，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出版。下同） 余氏还指出，在已出版的《胡适秘藏书信选》续篇（台北：远景出版公司出版）中，有一封1919 年9 月7 日朱经农给胡适的信，文曰：“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决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设法‘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 据史家余英时考证，这“昔日好友，今日雠仇”乃指与胡适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这是当年“谣言”的策源地，但朱经农显然知道问题的症结在于胡适的博士论文没有印出来。 1920 年8 月9 日，朱经农在致胡适函中附注说：“又，你的博士论文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 根据这两封信件，余英时认为胡适的论文终于在1922 年刊出，与其有一定的关系。按唐德刚的说法，如果胡适在哥大不是在考试时遭遇了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胡氏何必等到1922 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1927 年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胡适口述自传》） 余英时认为此说比较荒唐，当时哥大“博士论文‘口试’是‘最容易的一道关’，这是唐先生也承认的。除非‘哥大纪录’中有关于胡适从‘大修’改‘小修’的明确记载，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考官中有谁故意和杜威过不去，一定要挑剔他所指导的论文”。 余英时的解释是：“胡适1917 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紧接着又是1919 年的五四运动。在最初四五年中，他活动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我们只要一查1919—1920 年《日程与日记》残本（《全编》第三册）便可见其一斑。这一段时期内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论文、拿学位证书的念头。 那么他为什么终于在1922 年出版了这篇论文呢？除了与上引朱经农的信有关外，另一原因是他一度动念，愿意应哥大之聘，去教一两年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这应该是他决定将论文付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完成学位的最后手续；另一方面也可用为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材。 不但如此，1923 年6 月他还有赴美参加教育会议的机会。所以论文不迟不早，就在1922 年出版，决不是偶然的。后来这两个远行计划都取消了，因此拖延到1926—1927 年才有欧美之行。……总之，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重寻胡适历程》）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并在该校任教授，后出任过香港新亚书院院长与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余英时——这位钱穆的追随者，一向自视甚高，号称海外研究胡学的权威人物，虽没有到当年傅斯年“目空天下士”的份上，但也牛气哄哄，不把其他史家放在眼里。因而便有了痛责海外史学界大腕唐德刚的“义举”。 不过与“天子门生”唐德刚相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不是一个等级，英时堪称小字辈，无法与修炼得几乎成精的唐老夫子对阵匹敌。就唐德刚而言，英时只不过是个娃娃，无须与之较真，面对责难乃避而不言，一笑了之。 但英时的“犹大之吻”却惹恼了与其年龄相当的台湾史家汪荣祖，汪氏同样出于看不惯唐德刚遭受问责的“义举”，像大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说的一句政治术语一样，“自己跳出来”挥刀弄棒地对余氏进行了一番痛击。 汪说：“余氏澄清事实的主要依据就是胡适的日记，根据胡适日记所载来纠正一些有意的误传与谬误，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胡适日记的权威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除了日记常因事后追记、补记而失真外，胡适由于成名甚早，而又爱惜羽毛，他的日记明摆着是要公之于世，给别人看的，不免因谨言慎写而掩遮真相。换言之，胡适的日记并不全是胡适的私密空间，像他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陈寅恪就是记性好’‘雷海宗就是笨一点’‘马寅初每天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见何著《读史阅世六十年》）等‘真情表白’全无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是找不到的。”（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载《读书》，2005 年第2 期。以下引文同） 在谈到胡适“博士问题”的关键点时，汪荣祖说：“大力捧胡而又出版《犹大之吻》来痛骂唐德刚的苏雪林，也承认她当年上胡适课时，胡适用的就是印有‘胡适博士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她引胡适的话说：‘我向来不喜以学位的头衔炫人，这胡适博士著数语，是出版商弄的花样。’所谓不喜炫耀学位，乃表示有学位不炫耀而已，至于出版商又如何能擅自弄此花样？ 如苏雪林所引不误，反而显示胡适的不诚实。当年北大并没有非博士不能当教授的规定，若非胡适尚未取得学位时已自称博士，就不会有识者所谓‘老胡冒充博士’的反应，朱经农也没必要在一九一九年的信里提醒胡适，并希望他赶快将论文印出，以释群疑。 胡适在此压力下，并没有尽快将论文印出，取得博士学位，却等待了十年之久，当然可疑。 余氏的解释是：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换言之，胡适无暇去印论文、拿学位。然而，如果学位考试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通过，论文既不需要大修或小修，但须交给书商印书，则所谓‘没有时间’或‘没有念头’（在朋友们质疑下念头应该很强），就难成理由；剩下的理由没钱印论文，恐怕也难以成立，其中必有蹊跷。 唐德刚曾告知笔者，胡适博士论文未于一九一七年通过的档案资料仍存哥伦比亚大学，他曾取阅过，也曾当面与胡适谈过；不过，现在这些档案非经家属同意，不再能够调阅……” 汪荣祖最后说：“胡适的缺点在余氏的笔下可以成为优点，甚至是‘健全的榜样’。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要我们从何说起呢？’” 近来又看到余英时新近发表的一篇名为《胡适“博士学位”案的最后判决》。（见《余英时文集》，第5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余氏在文中称自己又发现了几条新证据，足以彻底解决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并举例说明，以“作为全案的最后判决”。 余氏所得新证据为胡适的一篇“略记”和一封信。“略记”写于1922 年1 月，是胡适为亚东版《先秦名学史》所写，内中说：“这部论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发展的专著是我在1915 年9 月到1917 年4 月旅居纽约市时期写成的。它已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接受，作为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一部分要求。……过去四年中我曾渴望能有机会，对这篇论文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但工作的压力使我无法达成这一愿望，这是此书迟迟未能出版的原因。在华的英、美朋友读过此书原稿的，都一再劝说我将四年前的旧作照原样刊印出来。我现在决定这样做，虽然很有些勉强……” 就这一“略记”，余英时得出结论：“我们由此确知两个基本事实：第一，1917 年他的博士论文呈缴后，当时便已为哥大哲学系所正式接受；第二，1922 年亚东刊本，除‘略记’和‘导论’之外，与1917 年呈缴的论文原稿完全相同，并无改动。1926 年12 月[ 胡适]《日记》记：‘发电亚东，请他们寄《名学史》一百册到杜威处。’可知他1927 年正式取得博士学位即是凭着1917 年写成的论文定稿。这一事实必须建立在一个绝对性的前提上面，即1917 年5 月22 日的论文口试已顺利通过。” 第二个凭证是，1917 年4 月13 日，胡适有一封长信给韦莲司，信末说：“我还在写论文的结论。我把写好的部分给了杜威教授，他对我所写的非常满意，并给了我许多鼓励。我估计再一星期就可以整个写完了。” 余英时得信后，认为“这真是一条铁证，可以摧毁任何关于论文口试未通过的妄测”。针对唐德刚一段“极其生动而有趣的‘想象’，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当然在于指导教授杜威对它的评价如何”。 因而余英时认为：现在“我们已确实知道，杜威读过了除‘结论’以外的全部论文初稿，感到‘非常满意’并且给予‘许多鼓励’，那么所谓‘口试未过’的推测已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根据……指导教授杜威既已肯定了论文的价值，任何奇峰突起的意外是不可能在这一场最后的口试中发生的。” 因而，余氏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迟拿了10 年的根本原因就是论文迟交的缘故，其他的解释和猜测都是妄言。“八十五年来的一件疑案终于完全消解，再也没有争论的余地了。”余氏所做的这个结论是否就是真正的结论，在这一悬案破译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奇峰突起”的可能？且等历史的检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