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口流动论文范文写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迅猛。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的对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处于弱势境地，并且我们可以找到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对于改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对策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量较少，而且资本的质量不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家庭教育资本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中存在优势的方面，比如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好、坚强、乐观的品质，但是，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总体情况十分令人堪忧。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以后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只能从事一些劳动时间长、生产环境差危险、报酬低的工作。导致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时间短，甚至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资本不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局限于老乡和亲戚，基本没有其他寻求支持的渠道。家庭中与子女互动不足或者由于沟通方式不当导致子女的叛逆甚至是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父母多采用控制性和干预性的互动方式，支持性和引导性的互动方式运用不足。父母在寻求教育支持网络时感到非常无力，他还是保留非常保守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要自己来管，家长很少与学校主动联系，他们认为包括学校学习在内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要自己来教育，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社会的，几乎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办法教育的时候借助于社会资源和一些专业的咨询机构来寻求帮助。等到子女真正的出了问题，触犯了法律交给有关部门来管理，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家庭文化资本非常有限。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很多母亲不识字，对教育的内容和采取方式认识有偏差，这些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不利。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等。

(二)家庭教育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

由于父母在获得经济资本时的流动性的特点、职业的特点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很多流动儿童有被寄养的经历导致亲子关系不够亲密，引发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不足，导致父母教育的无力。不知如何和学校配合共同面对子女出现的问题，也不知如何取得社会教育资源网络的支持。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局限于公有和老乡，同质性强，而且处境类似，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太大的作用。

由于父母的文化资本不足对教育观念存在一些偏差，强调父母的权威，家庭互动缺乏平等沟通的氛围。流动人口家庭互动围绕学习和花钱的问题展开，互动多为控制性互动和干预性互动，引导性互动和支持性互动不足。导致孩子在心理上远离父母，在行为上出现问题。在家庭教育的价值观上，流动人口家庭普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行动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流动人口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赌博等不良的娱乐方式。

总之，由于家庭教育资本处于劣势导致家庭教育的运作情况不佳，需要其它力量的介入来共同关注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

二、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收入低、危险、技术含量低、经常面临失业困扰的、工作时间长的工作，消费能力有限，直接表现为住房面积狭小，流动儿童没有学习的空间，客观化文化资本占有较少，工作时间长使得家长与流动儿童互动时间少，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

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范围局限于亲戚、老乡和工友，获取对流动儿童教育支持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独自面对。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制度安排之外，流动儿童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就学，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使我们看到一些正规学校在逐渐接受流动儿童，但是据笔者了解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他们也只能接受极少的流动儿童入学。子女没有好的学校入学也使得家长对于子女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信心不足，但又无能为力。

三、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措施

(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资本

韦伯利用“封闭”这个概念来描述把人们置于次等地位的过程，透过此过程，一个群体垄断了优势地位，向它界定为下层的或不合资格的外部人关闭机会。任何方便的、看得见的特征，例如种族、语言、社会背景(social source)、宗教、以及缺少一份特殊的学校文凭，都可以被用来把竞争者宣布为外部的人。通过限制获得机会(opportunities)和资源的获取(access)，封闭容许集体把报酬最大化。群体内部的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和身份，并因而分享使排斥合法化的规范。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匮乏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应该从反对社会排斥入手，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处境才能真正改变流动儿童的处境。

1.规范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对雇主的不良行为进行规避，促进新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对在长期失业者中招募工人的企业的财政刺激、对低技术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改善、意图在失业者和潜在雇主间建立联系的临时就业，处理妇女特殊需求的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对小业主给与支持和政策倾斜。城管和小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上演已久，小贩大多是流动人口和社会低收入阶层，流动儿童心思细密，对于父母被追赶的情景十分不解和感到愤恨，从而引起他们对于执法者和整个社会的误解，小小的心灵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还会被驱赶，为什么来到城市会受到如此的对待，这个城市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反社会的情绪会在幼小的心灵开始萌芽。因此，对城市的小摊贩运营进行合理的规划，给流动人口一定的自主谋生的权利，对他们的劳动给予一定的尊重是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现状的重要环节，也是改善流动儿童处境的措施。 2.提升能力

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 增加就业能力。很多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自主创业没有资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危险，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长。进行培训后部分流动人口有可能从事一些技能性的工作，提高家庭收入从而改善流动儿童的境遇。

3.收入支持

收入支持这里是指社会保障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流动人口面临受伤或者失业的情况下，有一笔资金作为临时性的救助，以防止家庭经济条件迅速的恶化。目前，流动人口由于户口以及工作单位的临时性原因，很多流动人口都没有社会保险。很多流动儿童也由于户口的原因没有保险，无论生病还是出现意外伤害，损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父亲，家里的顶梁柱遭遇到不测，家庭就坠入无限的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把流动人口纳入其中，使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无论整个家庭陷入何种境地都能使流动儿童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地域扶持倾向

这种尝试的理念是，特殊的城市贫民区或受剥削的地区，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针对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的行动(Rodgers， 1995b)。

2005年以来，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庆市南岸区采取“因地制宜、政府投入、社区管理、以寓养寓”的模式，投资250多万元，在各街道建设“阳光公寓”。只需“一人一天一元”的低费用，农民工就能住进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公寓房。截至2007年7月，南岸区已建成7个“阳光公寓”，入住农民工5000多人。政府在能力的许可下，可以参考重庆的做法，建设流动人口公寓。给流动人口家庭安身立命之所，给流动儿童一套学习的桌椅和一盏点燃希望的台灯。

(二)发挥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功能

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所传递的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遗产。学校运用支配阶级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将其文化定义为合法的文化资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符号暴力过程强制性地传递。由于被支配阶级的文化与支配阶级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的子女常常是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失败者，无法取得足够的、支配阶级定义的合法文化资本。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结构，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资本的循环传递与阶级关系的循环传递。

教育的再生产功能是否意味着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公平的机器?是否意味着教育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知道，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自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选拔机制以来，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给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社会上层阶级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社会的地位世袭，使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教育给大众提供了平等竞争的舞台。

在打破这种循环使得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议题上，科尔曼报告给我们增加了信心。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处于弱势的学生，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低，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在流动儿童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儿童都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学习差强人意，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能读到高中，考上大学的流动儿童是少数。

科尔曼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因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佣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这种措施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的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善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公平合理的教育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因此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至少它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向较高的社会地位去努力。有些国家一经独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教育的改造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当它一旦传播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利的阶层，改造的趋向便是平等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流动儿童摆脱贫穷边缘的社会地位，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三)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去除身份区隔

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也在不断制造着依附于身份的城乡分割，以有没有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在教育领域来说，正是城乡户籍的存在，造成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儿童同样受教育的权利。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

消除户口的社会附加功能，切断户籍身份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制度。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消除身份歧视

在流动人口特别集中的城郊结合部，要提高公立学校的招生能力，或者增设新的学校，来解决局部区域内农民工子女入学紧张的现象。

社区和学校牵头，办好农民工子女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教育子女的能力，使流动人口家庭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3.发挥学校教育与社区的教育的功能增加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

学校主动与家长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只是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职责家长的错误。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加强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互相交流教育心得，营造好的教育气氛。把同质性较高的家庭分成小组，如单亲家庭小组、多子女家庭小组，学校负责讲解这些家庭的子女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子女出现问题的征兆对症下药进行解决。

4.发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

团委、妇联、青少年研究机构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可广泛挖掘社区教育资源，为流动儿童提供文化资本。比如，妇联联合街道与大学，让大学生进入流动儿童家庭，与流动儿童结成对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对流动儿童提供学习帮助;团委、街道等机构可以培育义工、志愿者队伍，鼓励退休教师、大学生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成为义工或志愿者，广泛开展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指导流动儿童的学习，帮助他们实现学业进步。

总之，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是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有责任帮助流动儿童家庭充实家庭教育资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善亲子互动，有责任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

参考文献：

[1]重庆：农民工住上“阳光公寓”

[2]周海玲：《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化的策略――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9月

[3][法]雅克・哈拉克：《投资于未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49页。

[4]昆明城乡一体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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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困境是我为大家带来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希望可以帮到你。

摘 要：中国自城镇化以来，大量农村人口走出了农村，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及其配套政策的残缺，他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流动”成为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理由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瓶颈和关键。

通过分析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面对的困境及其成因，另辟蹊径地提出发展县域经济，以小城镇为过渡的化解策略。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困境

2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4 260美元，首次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2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这两个“首次”作用重大，标志着中国开始由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中国经济社会和城镇化进入新发展阶段[1]。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亿，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是指空间上的转移，更重要的是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然而目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的诸多理由成为了制约这一目标实现的瓶颈，保证流动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中之重。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困境

(一)流动人口的涵义及变迁

对于流动人口，目前中国尚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界定。

在中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指的是离开常住户籍所在地，跨越一定的行政辖区，因故前往它地滞留暂住并不时回返的人口[2]。

主要包括乡村—城市、城市—城市间流动的人口，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乡村—城市的流动人口。

中国流动人口的结构、流向和利益诉求是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迁的，其流动状况与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

城镇化初期，流动人口的迁移呈现“候鸟式”的.特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流动人口的迁移步伐也会趋于平稳。

目前城镇化率已过半，进入攻坚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他们有着较强烈的融入城市意愿，流向主要是大城市，但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事务等方面的参与程度比较低、参与渠道比较少。

因此，必须转变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减少城镇面积的单一、盲目扩张，从增强城镇化待遇和推动人口城镇化方面入手，保障好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员的权益，把实现流动人口的城镇化作为下一步城镇化工作的重点。

(二)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困境分析

基于特殊的历史和国情，中国目前社会保障实行的是城乡二元机制。

城乡之间、城镇中不同职业人群之间的社会保险在种类、缴费方式、待遇水平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在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下，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状况可以概括为缺、乱、损[3]。

“缺”表现为占流动人口总数80%的农村流动人口中，大多数几乎是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城市的高危工作大多由他们从事，社会保障的缺失增加了风险。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就业稳定是一种低收入、缺少保障的低层次稳定，他们中有每周没有一天休息日，每天工作时间在9小时及以上。

在承受长时间连续工作的同时，他们的劳动保障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1/3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养老、医疗、工伤保险的参保比例仅为、、[4]。

“乱”表现为目前各地流动人口社会保障试验混乱，缺乏全国性的统一指导，各地政策五花八门，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也为日后社会保障全国统筹和各地区之间的接续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难。

针对外来流动人员的社会保障理由，青岛、天津等地对流动人员实行了无社会保障的超低成本的用工;北京、上海等地实行与本地职工有差别的社会保险制度;而珠海和海南等地实行与本地人口一样的“市民待遇”政策 [5]。

这种政策上的差异导致了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与状况的地区差异。

据调查，201**年，西藏、宁夏等14个省养老保险参保比在10%以下;建设兵团、内蒙古、安徽等10个省养老保险参保比在10%～20%之间;北京、上海等8个省参保比在20%以上[6]。

流动人口社会保险的这种“乱”象，不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损”主要表现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权益受损方面。

整体而言，目前中国流动人口处于一种以牺牲权益换取城市工作生活机会的状态。

面对着就业技能低、用工不规范、居住条件差、医疗卫生难保障、子女教育难解决等诸多困境。

教育方面，根据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16～18岁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中，就读高中的只有，就读中专/职高的仅有，不在学的比例高达，过早的就业使随迁子女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

在就业方面，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质量低，仅有的流动人口签订了劳动合同，仅有31%的流动人口接受过技能培训;在医疗方面，2012年仅有的流动人口享受本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家庭租房生活，由政府提供廉租居住的比例极低，只占，覆盖流动人口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尚未建立[6]。

二、当前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困境的理由分析

相对于流动人口庞大的规模和他们对中国各方面发展的巨大作用而言，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是十分落后的，这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造成中国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困境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1.立法落后，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低

中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流动人员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国家所有的立法中对流动人员社会保险方面的规定也都是比较笼统的。

不少地方出台了一些法规，但都是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法律效力较弱，也不适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2009年底，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都制订了社会保障的省级统筹的制度，但由于各省之间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实际执行中还有很多地区仍是县级统筹层次，要实现真正的省级统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要说实现国家级统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在频繁的战乱中,各个政权及势力集团为了削弱敌方的实力,保证和扩大自己的兵源,增加劳动人手,往往乘机掳掠大量人口.如建多年间,三郡乌桓就曾“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前赵刘曜派军袭仇池氐族,“弗克,掠三千余户而归”.至于为了政治、军事的需要而强制迁徙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军事重镇的情况,更是大量经常地发生.三国时曹魏多次强迁氐人至天水、扶风、京兆、南安、广魏等郡,每次人口数千户至上万户不等11.后赵石勒曾徙氏、羌15万落于司、冀.北魏拓跋珪迁都平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四十余万口以充京师”.与此同时,各政权统治者还“诱谕招纳”,招引边疆民族迁入内地.如曹操就曾通过并州刺史梁习,从“胡狄”中“礼召其豪右”,“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逃避战乱、灾荒和赋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第三个动因.东汉末年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避战祸迁往辽东者日多,到永嘉之乱后“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流入辽东人口等于“旧土十倍有余”.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为张氏父子统治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出土的爨佉卢文简书也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各地都有汉族移民.但这一时期中原的汉族迁徙规模最大的还是南方地区.建安年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益州数万家”.西晋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的汉族大规模迁往江南,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及南朝亦有大批北方汉人南渡.这时还有部分汉族迁入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刘宋时始兴郡不少汉人因“遏接蛮俚,去就益易”而逃入俚区,以躲避苛重的赋役.另据《宋书·夷蛮传》载：“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由多种动因所促成,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又有着迁徙民族多、迁徒范围广、人口迁徙数量大、迁徙方向呈多向性等特点.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多居于中原政权沿边地区.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北起大漠以北、贝加尔湖畔,南至福建、广东、海南岛,东起长白山、松花江流域,西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广阔地域内,空前数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其中既有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如汉族（华夏族）、羌族、氏族、匈奴、越族,也有较为年青的乌桓、鲜卑、俚等民族,还有在魏晋才兴起的柔然、敕勒、吐谷浑、爨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的迁徙范围较大,分布较广,如汉族从黄河流域大量迁移到淮河、长江流域以至珠江流域；鲜卑族从东北的呼伦池及辽西地区迁移到河套阴山一带的“匈奴之故地”,及至晋、冀、豫中原腹地和河西走廊地区；蛮族则有不少从湖南、湖北逐渐北上,及至进入河南中部.有些民族迁徙的范围则较小,如山越基本上是在江南从山区出居平地；匈奴是从塞外迁移到塞内诸边郡及黄河流域；柔然、敕勒的迁徙范围则大体上是漠北、漠南地区.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的因素促使诸多的民族在空前广阔的区域内迁徙,这一时期民族迁徙在人口数量上也是空前的.这时域内各族迁徙人口的总量由于资料的缺乏而很难掌握,但从史料中所记载的部分数字来看,这个数目应是相当大的.如三国时期内迁的南匈奴有3万落（户）,以每户7口计,即有20余万口.西晋初年内附之塞外匈奴又有20余万口.仅此二者匈奴内迁人口即约50万.这时奔附曹操的乌桓人先后有两万余落,以每落10口计算,即有20余万人.再加上被俘约10万人,总共有30余万乌桓人被迁至内地.故有人认为内迁的匈奴、羯、氐、羌、鲜卑、乌桓等“人数远超二百万”.而中原地区的汉族又大量南迁,其中建安十八年（213年）“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10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以每户5口计算,仅这一次南迁人口就近60万之多.西晋末年至刘宋之际,又有90余万北方汉人南迁江南27.估计南迁汉族人口之总量不会低于北方内迁之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另外,南方北迁的蛮族也有不少,仅《魏书·蛮传》中有数字记载的即有16、7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有80余万口.我国历史上魏晋以前各个时期的民族迁徙方向,除了汉代的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的西迁外,总的来讲是以周边向内迁徒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华夏族）虽因战争被俘、掳掠贩卖,屯垦戍边等原因也有向外迁徙者,但较之内迁者为数颇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则不同以往,不仅有数以百万计的周边民族人口向中原迁移,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原汉族人口向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以外江南、华南、辽东、河西、陇右、蜀等地区迁移.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人口因一些具体的原因而向其他方向迁移.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先后出现了汉、匈奴、羯、鲜卑、卢水胡、氏、羌等民族建立的政权,各个政权都曾大规模掳掠强迁异族人口集中于都城或重镇.然而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统治中心不断转移,强迁的人口也随之辗转流徙.如匈奴刘汉政权攻陷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后掠万余人归于长安,及晋军围攻长安,又“驱掠士女八万余口退还平阳（刘汉都城,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来石勒攻平阳,“平阳大尹周置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石勒将他们徙在自己控制的司州诸县.后赵建立后,石勒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徙平原乌桓展广、刘哆等部落3万余户于襄国,石季龙又徙雍、秦二州华戎10余万户于潼关以东,徙秦州3万余户于青、兖二州诸郡.到后赵政权瓦解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民族人口往来迁徙之状可想而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从迁移方向上看,周边少数民族是以由沿边向内地迁徙为主；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是以由北方向南方的迁徙为主；同时亦有着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大量人口的南北西东方向的往来迁徙,从而呈现出人口迁移多向性的显著特点.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是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民族关系的产物,它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相关联的.其中许多民族的迁徙是被迫的,是被异族强制进行的,伴随着的是战争、掠夺和征服.因此,这时的民族迁徙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消极的因素,但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它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主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改变了我国原有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在此以前,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基本上是分族聚居的格局,即汉族（华夏族）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则分别集中分布在周边各个地区,各民族在特定地域的聚居长期得以稳定,造成了聚居该地域的民族在社会组织、经济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各方面的民族性和地方性特点,这种长期稳定的聚居状态是保护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藩篱.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汉族逐渐分布于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河西地区,分布范围更加广泛.内迁后的各少数民族除一部分融合于汉族以外仍聚族而居,但分布地区却十分分散,各族间往往形成犬牙交错的状态.同一地区常常居住着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同一个少数民族又错居在好几个不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亦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于是冲破了民族界限,打破了民族隔绝的状态,使我国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开始由原来的分族聚居变成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通过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在历史的长河中汇流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这种内聚力量,最终结合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整体.而正是空前的民族大迁徙,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中华民族“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使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由游牧生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等族在进入中原内地之前,社会结构以部落组织为主,社会经济以游牧业为主.进入中原后,在汉地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由游牧而定居,多数从事农耕业.魏将郭淮镇陇右时,让羌人“家使出谷,平其输调”；雁门太守牵招,曾表复乌桓五百余家的租调.让这些少数民族交纳租调,他们自然是已进入农耕阶段.十六国时羯人石勒在家乡武乡,因为沤麻与邻居李阳争夺麻池.常互相殴击.他为了报答郭敬、宁驱的资赡,还“为之力耕”,说明羯族已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结合在一起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通过政权的力量促进这种转变.如苻坚在前秦境内大力劝课农桑,他亲自耕籍田,其妻苟氏则“亲蚕于近郊”,以示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重视.北魏建国后,拓跋珪下令息众课农,使东平公元仪在五原至棝阳塞外屯田,并在代京周围置立八部帅劝课农耕.拓跋嗣击败越勤倍泥部后,徙两万多家到大宁州,分给他们农器,计口授田,使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迅速转为农业生产.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拓跋部已成为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因而在太和十八年（494年）下诏“优复代迁之户租赋三岁”.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转为农业经济后,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封建关系已占支配地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组织也相应地进行调整,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采用了魏晋的官制等,促使各族本身的社会形态得到跃进,从而推动了北方社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迁徙为汉族输入了新鲜血液,使它增添了活力,不断壮大发展,而且还使汉族汲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这一时期迁徙到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及卢水胡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几个政权,虽然此兴彼衰,存在的时间都比较短,但这些民族并未迁回原地,而是在与汉族错杂居住之后逐渐融合于汉族.前后赵灭亡后,匈奴和羯族大批与汉族融合,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也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前秦亡,本与汉族发展水平相当接近的氐族共同体大为削弱,接着建立政权的羌人、卢水胡、河西鲜卑、关陇匈奴等,也陆续处于解体过程,到北魏后期至隋唐,早期内迁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大多消失,融合于汉族,南迁的柔然,敕勒和西迁的吐谷浑亦有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合.而自东晋南朝以来,南方的蛮人逐渐从山谷出居到江、淮、汝、颍之间,山越、俚、僚出居平地.这些民族在与汉族杂居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接近汉族,经济、文化和生活风俗上的差异也逐渐消失,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雍州蛮“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我们从史书记载可看到,西晋太康时户数为245万,北魏正光前户数为500万,北周大象中户数为359万,到隋大业五年,户数已达890万.这除了管辖范围扩大,检括户口及自然增长等因素外,也是与大批少数民族编户齐民融合于汉族密切相关.这种以民族迁徙为开端的民族融合,不仅给汉族注进了大量新鲜血液,使之生机勃勃,更富有创造力,而且使它自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得以丰富.其表现之一是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生产品种、技术乃至一些农产品传入中原地区,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载了牛、马、骡、羊等牲畜饲养和役使方法,以及兽医术、相马术和畜产品加工技术,如制毡法、做酪法、作酥法等等,其中有不少方法和技术来自少数民族.农业上也引入了胡谷、虏小麦等等.其表现之二是汉族在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胡戏等的流行,给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色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使我国的经济区域呈现扩大趋势.在边疆地区得到开发的同时,北方经济得到复兴,南方经济得以明显发展.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族为避战祸大批迁往辽东、河西等边疆地区,使当地的劳动人手大大增加,甚至流人多于“旧土十倍有余”.徙往边疆地区的汉族劳动者还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传播到边疆,在他们同各族人民共同耕耘下,东北、西北边远地区得到开发,这对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面貌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频繁的战乱,使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十六国时石勒虽明令使用钱币,“而钱终不行”.当各少数民族过渡到农业生产后,北方经济开始高涨起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到北魏中期,孝文帝开始铸造货币,使商品经济得到活跃,中原这一古老的经济基地恢复了活力.而这一时期大批汉族的南徙,为原来经济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和带来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这无疑会加速江南的开发.同时,江南地区社会比较稳定,东晋、刘宋等王朝也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因而使南迁的汉人有可能和江南土著及山越、蛮、俚、僚、爨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促进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农业生产有所提高,纺织业、矿冶业、造纸业、制船业、制盐业、制瓷业以及制茶、漆器等手工业都有显著发展.商业贸易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南朝都城建康和东南沿海地区更成了全国文化中心和发达地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也使中原汉族文化和南方原有的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六朝文化”.这一切都为日后隋唐的繁荣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与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