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为主题小论文200字

中国的形成 任何国家的形成不是因为有的因为某个人，也有的因为谋件事情。中国的教育，使尽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孔子之后比较有自己民族的特点。可是应该想想，除了原始人，没有人能够在每遇任何文化的环境下生存，文化有时候指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情感，社会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感情、信仰，只是从孔子那时候开始，工业兴旺，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文化从他那里得到了肉体。通过文字表现了出来。 秦皇统一了中国，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天下。政法、经济开始兴起了。可不代表之前的政法比那时候要差。不妨想想一下，没有政，可以生存吗？原始人、甚至连蚂蚁，都有自己的分工，自己该做的事情，只是那种政法比较简单，因为蚂蚁的头脑也是一样的。人类就更会有立法，法律造就了这个社会的安宁或不安宁。到秦皇的年代，政法更加书面化了，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已。 汉武之后，中国的领土得到了很大的开阔。然而在唐代等朝代，也打下了一些疆土。所以定，还没有真正的“定”，只不过是以后没有什么大的变革了。

虽然是暴君但统一六国，统一货币，统一衡量度，建造万里长城的功绩不能泯灭!!!!!!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并初步将“大一统”思想灌输给了中国人，为以后的中国统一战提供了依据。李白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耽雄”概括了他的丰功伟绩。 秦始皇，名叫赢政，后灭六国，统一中国，称始皇帝，是秦王朝的开国皇帝。两千年来，对他的评价是很有争议的，那么秦始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 秦始皇励精图治,用“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秦国原有的法律令为基础，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豪富迁至关中、巴蜀，以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12个金人。 然后在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并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统一全国币制。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由于实行严酷法律，引起了士人的不满，纷纷指责秦始皇。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主张严厉镇压这些胆大妄为的士人，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进行焚书。即除了《秦记》之外的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敢再违抗命令，议论政事的人一律处死。如果官吏知情隐瞒不报，也和藏书的人同等治罪。除了少数史书之外，其他的最后只留下了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和法律一样是秦朝暴政的集中体现。只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士人的口，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百姓和士人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对他不利的言论遍布天下。这使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国各地追查，最后抓到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下令一块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也就是活埋。因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焚书坑儒是秦始皇无法抹去的一大污点，极大地抵消了他统一全国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即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二千多年来秦始皇被大多人视为暴君，人们批评他焚书坑儒、修长城、广建宫室，大兴土木；然而亦有人赞扬他为“千古一帝”，肯定他开统一之局、统一度量衡、奠定中华版图之贡献。那么，秦始皇究竟是暴君亦或是千古一帝呢？这个其实是你从怎样的角度去评价他。角度不同评价自然不同，所以才有两个不同的秦始皇。其实，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应该肯定“人”的性格是立体的，即是说性格是多方面的，不可片面下定论，评价秦始皇也一样。我们常说秦皇修长城、建宫室，劳民伤财，然而在秦代那个时代，建筑技术不发达，要建一个如长城般的军事防线，不动用大量民力，行吗？虽然为人民带来痛苦，但却为秦代建成了坚固的防线，抵御匈奴的入侵，也为后来的历代提供了基础，这不可以说是功吗？而秦始皇的其他所作所为，如并天下、称皇帝、废封建、置郡县、销兵器、迁富豪、夷险阻、征百越、逐匈奴、通沟渠、车同轨、书同文、一法度等等措施，对于全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制之创建、中国版图之确立、中国民族之从传承，是有重大之影响的，这方面他可称为“千古一帝”。可是，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不仅使秦朝在统一中国后只历十五年即告覆亡，而且也开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极权统治，使中国老百姓长期过着难以忍受的非人生活。对于秦始皇作为“暴君”的这一面，则不应随便为之辩解。由此可见，秦始皇一方面是首创统一局面的“千古一帝”，一方面是专制独裁的“暴君”正好印证人性是立体的事实。所以评一个历史人物不偏于一面，应多角度探讨，才能还历史人物真面目!!! ◎ 秦始皇暴政篇 1.徵敛无度，赋税奇重：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与工程建设，满足穷奢极欲之生活，始皇不惜对民众课以重税，全国出现『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严重状况，以致民不聊生，百姓『衣牛马之衣，食犬口之食』。 2.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秦始皇急功近利、不恤民情，连年大兴土木、四处征战，为了自己之奢欲，在首都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所耗民夫竟七十万人以上。据估计，当时服兵役之人数远超二百万，占壮年男子三分之一以上。如此重税苦役，实非百姓所 能忍受。 3.严刑峻法，民怨鼎沸：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法令即十分严苛，一人死罪诛及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百姓动辄被罚充苦役或惨遭酷刑。 4.箝制思想，焚书坑儒：秦始皇还把严刑峻法施之於思想领域，大肆统制思想，禁锢思想自由。 五、结论：秦始皇无论在政治、军事、文化上，都有他伟大的贡献，但他残暴的个性，却使人民痛苦不堪，或许这是秦朝灭亡的一大因素吧！ ◎ 秦始皇的生世 自古至今，秦始皇的生世是后世所疑惑且深为探讨的。秦始皇是秦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到赵国，看见吕不韦的一个小妻，因为喜爱就娶了她，生下始皇，於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生下来名为政，姓赵氏。史记简单的说明秦始皇的生世，让后世充满疑窦及推测。有一说法，吕不韦为了控制赢异人，娶了邯郸绝世美女赵姬，等到她怀孕，吕不韦邀请赢异人到家欢宴，故意介绍赵姬给赢异人认识，赢异人看到赵姬神昏颠倒，请吕不韦把赵姬送给自己，赵姬怀孕一年，生了一子，就是秦始皇，就赵姬后来淫乱的生活，不禁让人深深怀疑，秦始皇的父亲除了吕不韦，庄襄王还是另有其人。 ◎ 秦始皇的性格 秦始皇的性格，是残酷且独裁又好大喜功。其实，这只是他人格的特质之一而已。而他的性格和早期未及帝位时有相当关系。因为其实身世不明，到底是否为子楚之亲生儿子，使得他及赵姬遭受许多屈辱。幼时缺父爱，即位时又无实权，而导致他性格冷酷，苛刻寡恩，造成了这个独裁者，亦造就了日后诛杀所有曾和赵姬有仇之人。尉缭说：「秦王缺乏仁爱，而有虎狼之心，穷的时候可礼让下人，得志时也轻易的吃人，不可和他长久往来。」秦始皇勤於政事，而造就了其五帝三皇都未及的政局，由此可见他对於治国积极的态度。但也因他太过急躁，於短短的十来年大兴土木、四处征战，在秦始皇当政的十二年间，其为政之苛暴实非百姓所能忍受。

在这方面，我国历朝历代的领导人做得很好，如我国古代的辽国，当时的领导人~耶律阿保机。他首先实行了“一国两制”，很好解决了契丹人和汉人的关系，我国领导人...

和秦国统一七国有关的论文 一般来讲，现代史学界认为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战略计划是担任秦朝国尉的魏国大梁人尉缭子提出的“先灭韩魏，腰断山东；南北出兵，北灭燕赵，南灭楚越；南北夹击，再灭东齐，一统天下。”即 公元前230年灭韩 公元前228年灭赵 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 公元前222年灭燕 公元前221年灭齐 尉缭子相传是鬼谷先生的弟子，师从鬼谷先生学习兵家之学。当时处于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正如一句话道“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列国之间合纵连横，斡旋捭阖，到了后期，秦国的国力之强，六国之中更是无与伦比，而秦国最害怕的也是六国合纵抗秦。所以尉缭子作为秦始皇手下的第一军事参谋，战略计划制定也十分厉害，而且秦国后来似乎也按照这个战略计划兼并六国，一统天下。这本来无可疑问，可是问题恰恰出在看似没有疑问的地方。 本人以为在尉缭子来秦之前，秦国奉行的是另一套战略计划，而且这套战略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便是秦始皇的仲父，鼎鼎大名的文信侯吕不韦。吕不韦所制定的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战略计划是“出兵上党，占据晋北，夺取河间，切断燕赵；然后南北出击，各个击破。”本人的理由如下： 1“（秦庄襄王）二年，（吕不韦）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 ”《史记秦本纪》这时秦国的战略目标是晋北，十分清楚。其后发生信陵君合纵五国抗秦事件，秦国被迫迎战，遭到失败。原因大概有两条：（1）信陵君五国联军人多势众，而且信陵君贤能，善于用兵。（2）秦军注意力在晋北，而不在河内地区。 “晋阳反。（秦王政）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时秦军战略又移至晋北。八年，长安君成峤与蒙骜攻赵之时，仍是取道晋北。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 2《战国策 秦策五》记载吕不韦晚年欲夺取燕赵边地河间十二县，并且派遣甘茂之孙神童甘罗斗反燕赵，使秦不费一兵一卒夺取河间，这时秦军的战略意图仍是欲切断燕赵之间的联系。 3赵国是战国后期唯一敢于同秦军正面周旋的国家，而且一直与北燕保持良好的政治姻亲关系（据《战国策》《史记》），因为同出三晋，故而韩魏对赵十分警惕，赵则奉行亲燕远晋的外交策略。吕不韦是一代枭雄，自然清楚秦国统一天下的真正对手不是奉行亲秦外交政策的齐国，也不是不堪一击的楚国，而是燕赵，所以他必会首先切断燕赵的联系。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燕赵是秦灭六国过程中抵抗最为顽强的国家，秦军也打的异常辛苦。 尉缭子大概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吕不韦倒台后，他变更了吕氏的战略，结果遭到两次输给赵国李牧的败绩。后来，尉缭子则吸取了教训，认识到赵国的实力，加速了灭赵的进程，使得赵国超过魏国，成为第二个被秦所灭的国家。 秦最初的领地在今天陕西省西部，在当时属于中国的边缘部分。一直到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因此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在春秋时代早期它是一个比较不显眼的国家，直到秦穆公时代方参与中原争霸，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就科学技术，文化等等而言秦在战国初期也比较落后。这个形势一直到前361年商鞅变法才开始改变。从此秦国开始不断强大。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前316年秦灭蜀，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大国。前246年嬴政登基，前238年掌权，开始了他对六国的征服。从前230年秦灭韩国起，到前221年秦灭齐国，统一中国。请参看秦统一中国之战。 前230年 秦灭韩 前228年 秦攻占赵都邯郸 前225年 秦灭魏 前223年 秦灭楚 前222年 秦灭燕、赵 前221年 秦灭齐，秦王政称皇帝，为始皇帝。 自前221年起中...... 关于秦统一六国的论文 按照《六国论》（苏洵）或者《过秦论》（贾谊）翻译成同种格式或者是仿一篇出来 有关于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论文 秦始皇在灭亡六国之后，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王朝。秦始皇一方面创设了影响深远的皇帝制度，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推广郡县制；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如：统一文字、度量衡及货币，销毁兵器，决通川防，广修驰道以及“焚书坑儒”等等。随着进一步北征匈奴、南服百越等措施的实行，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形成。 秦朝的统治极其残暴，无休止的兵役、徭役以及暴虐的刑罚，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特别是到秦二世当政时期，其统治更加黑暗。于是，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终于将秦朝推向灭亡之路。 秦始皇，赢政，赵氏（因生于赵国而取以为氏），名政，生于公元前259年，死于公元前210年，享年54岁。公元前247年，其父庄襄王（名子楚）死，赢政代立为秦王，时年十三，秦王政二十六年（BC221年），秦灭六国而统一全国，秦王政改称始皇帝，定都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秦始皇三十七年（BC210年），赢政死于巡行途中，年五十。二世胡亥嗣立。二世三年（BC207年）八月，宦官赵高杀胡亥玄立子婴（胡玄兄之子）。是年十月（秦历岁首，公历为BC206年），子婴降于刘邦，秦亡。 秦人祖先原为西方古老部落，周孝王时，其酋长非子为周人养马于 、渭之间，被赐姓为赢（又称秦赢）。周宣王时，秦部落酋长庄公及昆弟五人，奉周王命，率兵七千，大破西戎，被称为“西垂大夫”。至西周末，秦襄公始建立奴隶制国家，因其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始被平王封为诸侯，并赐以岐西之地。春秋时期，秦德公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秦穆公时，国势强盛，成为诸侯大国。战国时期，秦孝公任用法家商鞅实行变法革新，为封建制经济和封建政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秦国日益强大，至秦王政，先后灭掉韩、赵、魏、燕、楚、齐六国，统一了全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 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秦朝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陇西，北到长城一带，南到南海，大大超过了 前代。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嬴政统一六国以后，以咸阳为都城，为建立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巩固统 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政治措施。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嬴政规定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称皇 帝，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一切大权都集中在皇帝手里。确立中央和地方 的行政机构，在中央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职，在地方推行郡县制 度，全国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这样，皇帝把统治全国各地的权力也牢牢 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2、经济措施。统一度量衡，使长度、容量、重量，都有统一的标准，便利 了经济的发展。统一货币，把秦国的圆形方孔钱，作为统一的货币，通行全 国，这对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十分有用。 3、文化措施。统一文字，把简化了的字体小篆作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 用。接着，又出现了一种比小篆书写更简便的字体隶书。现在的楷书，就是 从隶书演化来的。文字的统一，促进了文化交流。焚书坑儒，加强思想的控 制。公元前213年，把秦国以外的历史书和民间收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书， 通通烧毁，只有医药、卜噬和种植的书不烧。第二年，一些方士和儒生背后 议论秦始皇贪权专断、滥用刑罚。秦始皇加以追查，最后活埋了460人。这 两件事，历史上叫作“焚书”、“坑儒”。 秦朝建立后，统治残暴，给人民带来了无比的痛苦和极大的灾难。 秦朝的赋税沉重，兵役和徭役繁重，法律尤其严酷。 公元前209年七月，爆...... 秦朝的小论文 5分 《提醒幸福》 作者：毕淑敏 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天气刚有一丝风吹草动，妈妈就说，别忘了多穿衣服。才相识了一个朋友，爸爸就说，小心他是个。你取得了一点成功，还没容得乐出声来，所有关切着你的人一起说，别骄傲！你沉浸在欢快中的时候，自己不停地对自己说：“千万不可太高兴，苦难也许马上就要降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提醒中过日子。看得见的恐惧和看不见的恐惧始终像乌鸦盘旋在头顶。 在皓月当空的良宵，提醒会走出来对你说：注意风暴。于是我们忽略了皎洁的月光，急急忙忙做好风暴来临前的一切准备。当我们大睁着眼睛枕戈待旦之时，风暴却像迟归的羊群，不知在哪里徘徊。当我们实在忍受不了等待灾难的煎熬时，我们甚至会恶意地祈盼风暴早些到来。 风暴终于姗姗地来了。我们怅然发现，所做的准备多半是没有用的。事先能够抵御的风险毕竟有限，世上无法预计的灾难却是无限的。战胜灾难靠的更多的是临门一脚，先前的惴惴不安帮不上忙。 当风暴的尾巴终于远去，我们守住零乱的家园。气还没有喘匀，新的提醒又智慧地响起来，我们又开始对未来充满恐惧的期待。 人生总是有灾难。其实大多数人早已练就了对灾难的从容，我们只是还没有学会灾难间隙的快活。我们太多注重了自己警觉苦难，我们太忽视提醒幸福。请从此注意幸福！幸福也需要提醒吗？ 提醒注意跌倒……提醒注意路滑……提醒上当……提醒荣辱不惊……先哲们提醒了我们一万零一次，却不提醒我们幸福。 也许他们认为幸福不提醒也跑不了的。也许他们以为好的东西你自会珍惜，犯不上谆谆告诫。也许他们太崇尚血与火，觉得幸福无足挂齿。他们总是站在危崖上，指点我们逃离未来的苦难。但避去苦难之后的时间是什么？ 那就是幸福啊！ 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当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需要提醒。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感官的享乐，人却无法天生地掌握幸福的韵律。灵魂的快意同器官的舒适像一对孪生兄弟，时而相傍相依，时而南辕北辙。 幸福是一种心灵的振颤。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地训练。 简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的时刻。它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少。 人们常常只是在幸福的金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的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 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的时刻。那时候我们往往步履匆匆，瞻前顾后不知在忙着什么。 世上有预报台风的，有预报蝗虫的，有预报瘟疫的，有预报地震的。没有人预报幸福。其实幸福和世界万物一样，有它的征兆。 幸福常常是朦胧的，很有节制地向我们喷洒甘霖。你不要总希冀轰轰烈烈的幸福，它多半只是悄悄地扑面而来。你也不要企图把水龙头拧得更大，使幸福很快地流失。而需静静地以平和之心，体验幸福的真谛。 幸福绝大多数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 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摸，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像一粒粒缀在旧绸子上的红宝石，在凄凉中愈发熠熠夺目。 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乔装打扮而来。机遇、友情、成功、团圆…… 它们都酷似幸福，但它们并不等同于幸福。幸福会借了它们的衣裙，嫋嫋婷婷而来，走得近了，揭去帏幔，才发觉它有钢铁般的内核。幸福有时会很短暂，不像苦难似的...... 秦帝国灭亡原因论文选题意义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位，由于他的暴政激起了民变。前209年的中原陷入了一片混乱状态。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他让赵佗代行南海郡尉临时换帅应该是南方五十万军队按兵不动的主要原因 春秋战国至秦朝历史人物论文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制度的本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主要社会制度是农奴制，战国中叶商鞅变法所开创的地主官僚制度之秦模式就是在与农奴制（以及奴隶制残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根几百年间一以贯之的红线，周秦之际的历史变革就好理解和把握了。 一 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在总结孔子一生文化贡献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这里“下至秦缪”一句值得注意。孔子是一意维护西周奴隶制的思想家，经他修编的《尚书》以秦穆公之《秦誓》终篇，一则预见了秦国的走向强盛、代周而兴，一则寓意殷周奴隶制已如那西天的太阳，虽然恹恹不愿下山，却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秦穆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59年至621年；在秦穆公之前，从公元前685年到643年，是有名的齐桓公“尊王攘夷”的事迹。这便是周代奴隶制秩序最后的斜晖一瞥。《论语.宪问》记录了孔子对齐桓公、管仲的评价，他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差不多算是仁了啊，差不多算是仁了啊，这稍微有保留的评语是赞叹管仲在中原大致恢复了奴隶制的王朝礼治秩序，而遗憾之处则司马迁认为是齐桓公称霸而未称王，没能达到重建宗法分封天 *** 系的高度，他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管晏列传》）但西周奴隶制盛时的礼治荣景毕竟一去不复返了。 在西周，土地属于周天子（王）和诸侯（公）代表的氏族集团所有，称为“公田”。天子或诸侯把土地分封给国内的政务官——大夫，叫作“采邑”。士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中下层，是介于贵族和平民、奴隶之间的一个较广大的社会阶层。《国语.晋语》云：“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士也能分得一份公田，参与剥削，以维持他统治阶级的体面，而庶人则是平民中的自由农民，要靠劳力吃饭。 农奴在贵族庄园里劳动，这种现象并不始于春秋，早在西周中叶以前就已出现了。《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嗟我农夫”的叹息，此处农夫便是农奴，他们“为公子裳”、“为公子裘”，他们“献豜于公”、“上入执宫功”，等等；他们不是奴隶，但依附于大小贵族，被束缚在贵族的土地上，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在大量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自由农民生产成本相对过高，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许多破产的农民为了生计，托庇于豪门，成为失掉了一部分自由的农奴。又据《汉书.食货志上》的记载：“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贵族们侵夺农民的土地，使土地和人都变成他们的私属。另一方面，大小贵族在贪欲的驱使下，命人开垦森林、草原，公田之外的私田日益增多，而至迟于西周末年开始应用的铁制农具，大大加快了开辟私田的进程。田地多了，劳动力就显得不足，而奴隶怠工、逃亡等形式的自发斗争不断地发生，贵族们为了保障生产和再生产，有可能改善奴隶的劳动条件，将一些奴隶转化为农奴，以提高他们生产的积极性。 所以农奴的来源是奴隶社会里的农民和奴隶。贵族们的私欲损害了奴隶制政权的公利，私属农奴越多，国家的财税收入相对就越少。到了齐桓公、管仲的时代，列国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变为农奴劳动的庄园经济。但齐国的世卿大族少，奴隶经济还比较巩固。相对雄厚的奴隶经济支撑了桓公的“尊王攘夷”事业，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管仲“与俗同好恶”的施政呈现出改良的特点。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在线等！！！最好有范文！！！ 解析: 先给你一份范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