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答辩论桃花扇的艺术构思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的内容是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通过画家杨文?表示愿代出资促成侯、李的结合。李香君怒斥马、阮，侯方域受到李的激励，亦对此事加以拒绝。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军移食南京，朝野震动，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诬以私通和做内应的罪名，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迎立福王，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准备强逼李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时，血溅侯方域所赠的宫扇。杨文?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李香君遂将桃花扇寄与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于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共约出家。孔尚任企图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描写明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桃花扇》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离合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兴亡历史，即“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为后人提供历史与人生的借鉴。这里的“感“，包含着家国兴亡之感和人生悲剧之感两重意义。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例证，后者是前者宗教和哲学的引申和归纳。就其艺术成就，简单概括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桃花扇》既忠于历史，又善于对历史事件进行适当的加工，以符合剧情和人物塑造的需要，从而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这《桃花扇》是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如在侯方域《李姬传》等素材的基础上（《壮悔堂文集》卷五），根据李香君“侠而慧”、“风调皎爽不群”的性格特征，不仅增饰了《却奁》、《守楼》的情节，更无中生有地虚构了《寄扇》、《骂筵》、《选优》、《归山》、《入道》等情节，生动地刻画了李香君的鲜明的政治立场，高昂的政治热情，清醒的政治头脑，刚烈的斗争意志，和深沉的忧国情怀，塑造出一位具有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的女性形象，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形象画廊中别具一格，光彩夺目。二、丰富多彩的人物塑造《桃花扇》的人物个性鲜明，决不重复。《桃花扇》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艺人歌妓，有姓名可考者就达三十九人之多。他们之间既有主次之分，也有褒贬之别，即使是同一部的人物，作者也注意写出其性格差异。如马士英和阮大铖同为魏阉余党，一个贪鄙而无才略，一个却狡猾而富有才情；柳敬亭和苏昆生同是江湖艺人，一个机智、诙谐而锋芒毕露，一个憨厚而又含蓄。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起陪衬作用的次要人物，作者都精心设计，细笔勾勒。李香君是此剧中光彩照人的正面形象。她色艺非凡，身为秦淮名妓，却出污泥而不染，注重气节，很有政治远见。她和侯方域的结合，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憎恶魏阉余孽这一共同的政治态度上，《却奁》一出，歌颂了她鲜明的政治觉悟和刚烈性格。她的不幸遭遇也就由此开始，刚烈性格也愈来愈鲜明。田仰强娶，她拒媒守楼，血染桃花扇；福王选妓，她不畏强暴，怒骂阮大铖。如果说“守楼”主要表现她对爱情的坚贞，那么《骂筵》则说明她已经成为正义的化身来鞭挞邪恶。在李香君身上，坚贞的爱情和疾恶如仇的政治态度紧密相连，因而她的经历中爱情的不幸遭遇和国家的覆亡命运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三、精美绝伦的结构艺术首先，以主要人物的爱情悲欢作为铺演全剧情节的基点。全剧40出，分上、下两本。第二十一出《媚座》总批云：“上半之末，皆写草创争斗之状；下半之首，皆写偷安宴乐之情。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侯方域一线连接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王朝及朝臣和秦淮歌妓艺人。虽然情节起伏多变，结构却浑然一体，不枝不蔓。其次，以典型道具为贯穿全剧的主线。全剧情节纷繁复杂，却以侯方域和李香君的定情物桃花扇贯串始终，一线到底。孔尚任《桃花扇凡例》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桃花扇经历了一个从赠扇、溅扇、到画扇、寄扇，最后撕扇的过程，由此串连起各色人等和诸多事件。“桃花扇”的象征意义。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桃花”常代美人之面，拟妖娆之态，系情爱之念，喻婚嫁之欢。桃花而加纨扇，其色最艳，其怨最深。桃花命薄，秋扇怨多。“桃花扇”既是李香君红颜姣好的写照，又是她薄命违时的隐喻，既是侯李爱情旖旎香艳的表征，又是这一爱情悲凉凄惨的暗指。它的一体两面性，构成了《桃花扇》的凄艳境界。第三，以中介人物作为联结正邪双方的纽带。这个中介人物就是杨龙友。从身份上说，杨龙友既是马士英的亲戚，阮大铖的盟弟，又是侯方域的好友。从立场上说，他与阮大铖同属阉党，但与之又有不同，他有怜香惜玉之心，有时也良心发现。身份和性格上的二重性，使他左右逢源，往返于尖锐矛盾的两派人物之间，在人物关系中起粘着穿插的作用。四、体制的创新在全剧正文40出以外，孔尚任特意添加了四出戏：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下本开头加一出《孤吟》，代替“副末开场”，这是上、下本的序幕；上本末尾闰一出《闲话》，是上本的“小收煞”，下本末尾续一出《余韵》，是全本的“大收煞”。这四出各有起讫，又统一联贯，揭示出“那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第十出《修札》）的哲理，表达了孔尚任对历史上盛衰兴亡的逆转的深刻认识。五、典雅亮丽的语言风格《桃花扇》曲词刻意求工，典雅亮丽，以淋漓酣畅，悲凉沉郁见长。说白整练自然，雅饬顺畅，均极见功力。但是作者以作词之法作曲，少用衬字，少用俗语，所以“典雅有馀，当行不足；谨严有馀，生动不足。剧中许多曲词，我们在书房里低徊吟咏，真觉情文并茂；而搬到舞台上演唱，不见得入耳就能消化，这实际上表现了明清之间文人剧作的共同特征。”（王季思《桃花扇·前言》）而且，孔尚任于音律毕竟还未精通，所以也招来“有佳词而无佳调”（吴梅《曲学通论》）的讥议。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叹通过江南才子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以及他们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描写明朝灭亡给国人带来的冲击和苦难，抒发作者历史兴亡的感叹，控诉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表达作者对故国的怀念。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叹

《桃花扇》是中国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作者是孔尚任，是他经历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完成的。通过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王朝覆亡的历史。用一曲戏来揭示明代300年历史提出的问题，前此未有。该剧剧情是：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下了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吴三桂为了一己之私，引清兵入关，这年五月，福王建立了南明王朝。当时南方各省都还完好，清人兵力仅有十多万，占领的地区也不过辽东以及关内部分洲县，力量的悬殊很大。然而，仅仅一年的工夫，清兵南下，扬州失利，南京沦陷，南明政权就这样土崩瓦解。一个新的政权，瞬时消失，原因何在？《桃花扇》为我们揭示了这个原因。因为：南明王朝上层的腐朽和政治的黑暗。阮大铖、马士英等阉党余孽拥立昏庸荒淫的福王即位后，就不顾大敌当前，中原未复，一面卖官求爵，捕杀东林党，并且排斥史可法等元老重臣，一面做好投降清兵的准备。至于将领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互相争斗，大打内战，以致江防锁钥大开。作者在剧中，正具体而形象地揭露了这班昏君乱臣的荒淫无耻，并由此让观众看到了南明的江山是怎样断送在这班昏君乱臣之手的。剧中塑造了互不雷同的人物形象，曲词流畅。曾被改编成多种剧目，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此剧表现了明末时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为代表的清流同以阮大铖和马士英为代表的权奸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南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和衰亡原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总结明朝300年亡国的历史经验，表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在艺术结构上，以侯、李爱情为线索，组织了多方面的社会矛盾，严整紧凑；另外，其曲辞亦流畅优美，富于文采。侯方域在南京旧院结识李香君，共订婚约，阉党余孽阮大铖得知候方域手头拮据，暗送妆奁用以拉拢。香君识破圈套，阮大铖怀恨。南明王朝建立后，阮诬告侯方域迫使他逃离南京。得势的阮大铖欲强迫香君改嫁党羽田仰遭拒，香君血溅定情诗扇。友人杨龙友将扇上迹点染成折枝桃花，故名桃花扇。后，南明灭亡，侯、李重逢。但国已破，何为家？他们撕破桃花扇，分别出家。作品在暴露和谴责南明上层统治集团的同时，热情地塑造了许多下层人物的正面形象，如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他们虽然地位低微，但与“肉食者”恰恰相反，在民族斗争中，头脑清醒，爱憎分明，并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其中，李香君的形象最为光彩照人。她既不同于因春思情、渴望爱情的大家闺秀崔莺莺、杜丽娘，也不同于工于心计、泼辣能干的赵盼儿、杜蕊娘。她沦落风尘，却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深明大意，能在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辨别出清浊忠奸，坚持正确的立场；她身为妓女，以色艺倾动妓院，名噪秦淮，但并不追欢卖笑，而是忠贞于美好的爱情，不为利诱，不怕威胁；尽管她弱小到微不足道，但她光辉的形象足以关照千古。《桃花扇》在结构方面亦为人称道。作者巧妙地以侯、李的离合作为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细针密线，连环相牵，互相发生。侯方域一线连接史可法与江北四镇，以及长江上游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线则牵动朝中权贵与秦淮妓院中的各色人等。侯李的结识、定情，写出了复社文人与阮大铖的斗争。侯李的由合到离，牵出了左良玉引兵东下、侯方域修礼、柳敬亭投辕的事件。最后，在江山易主的情况下，侯李又由离到合，此时儿女之情比起亡国之痛，已微不足道了。两条线索，南北交插，情节起伏多变，却又能做到不枝不蔓，全景式地映现了南明覆亡的历史。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桃》剧并不单纯是一部爱情剧，它更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是它重要的艺术特色，全剧是以候。李爱情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展开戏剧冲突，推动剧情变化发展的。看过《桃花扇》的人都知道，候、李二人的爱情从一开始就被渲染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候朝宗科举失意，盘桓金陵，在杨龙友的撮合下，梳拢了秦淮名妓李香君。而梳拢之资，却出自臭名昭著的魏党余孽阮大铖，目的是想笼络清流名士候朝宗，替他在复社诸生面前美言，洗脱阉党恶名。候不知是计，乖乖钻进了阮、杨所布的脂粉罗网，媚香楼上，与李香君朝飞暮卷，恩爱非常。这可算是发生在《桃》剧中的第一桩政治阴谋。正是这次事件，使女主人公李香君的个性形象得以在《却奁》一折中第一次确立丰满起来。走笔至此，以下的篇幅，我想把人物形象以及随剧情发展而不断变迁的背景结合起来谈。候朝宗在作者笔下的个性形象是复杂的。他身为复社名士，经常和同道一起议论国事，批评时弊，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可他亦有软弱、摇摆、浮躁的一面。科场失意，国事萧条，他便去寻花问柳; 为了些小恩小惠，他险些中计作了奸人的工具，毁了一生名节; 遭权奸迫害，大难临头之际，他恋恋于儿女私情，认不清前途方向。作者对他这些性格上的弱点，都作了善意的批评。但观在《修札》、《阻奸》中的候朝宗呢。他意识到左良玉将要采取错误的军事行动，便托父名修书予以劝拦，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政治灾难; 崇祯死后，南明从马士英。阮大铖为代表的一帮误国之臣为邀拥立之功，要推福王登位，候朝宗劝服史可法，以“三大罪，五不可立”的理由义正词严地书辩群奸。这时的侯生泾渭分明，不畏权奸，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决不乏正义之气。那么，或许会有人问，到底侯朝宗是好是坏呢? 人性是多面的，世上岂只黑白二色。不同八个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他们心中只有阶级情感，革命斗志，光辉形象的标志者，即使略去他们的性别也是无关紧要的，反正要的只是他们的英雄模式。而侯朝宗他却是个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人。正因为他所具有的多面性，才显出这个人物的生动，真实。阐述候朝宗人物形象的多面性，并不就是说我反对塑造一面倒的正面人物，只是想强调多面性人物形象同样具有的现实意义。看过《曹操与杨修》的人应该对既爱才，又妒才的曹操; 既才华横溢又恃才傲物的杨修留下了深刻印象。谁能说他们不具有两面性，可谁又能说他们不是可爱的，活生生的? 这恰恰说明了多面性人物形象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桃花扇》是写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剧。作品以侯方域、李香群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集中地反映了明末腐朽、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即作者所说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是全剧的主题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构思。作者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桃花扇小引》)这就说明作者所说的兴亡不仅是南明王朝的短促命运，同时还企图指出明朝三百年基业为什么会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后人的借鉴。那么从《桃花扇》所展现的故事情节里，我们是怎样看到明代三百年基业的覆亡的呢?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下北京，清兵乘机入关的时候，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馀孽勾结四镇迎立福王。他们忘记了中原未原，大敌当前，买妾的买妾，选优的选优，完全是一派腐化堕落的现象。为了私人派系的利益，他们不仅丝毫没有想到上下一心，团结对敌，反而假公济私，自相残杀，最后甚至调黄、刘三镇的兵去截防左良玉，致清兵得以乘虚南下，成立刚刚一年的南明王朝就跟着覆亡。马士英、阮大铖对于调黄、刘三镇截防左兵的后果不是没有想到的。由于他们"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拜坛》)，认定了向北兵投降比向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让步好，就悍然采取了这一着。作品中关于这方面的大量描绘，鲜明地揭示了南明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确是有它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它使我们从一连串舞台艺术形象里清楚地看到当时南明统治集团里那些最腐朽黑暗的势力怎样由生活上的苟且偷安、腐化堕落，一步步把国家民族推向覆亡的道路；又怎样由政治上的把持权位、排挤异己，一步步走向了投降敌人的道路。其次作品还通过侯方域的活动表现当时统治阶级里另一部分文人的生活态度和政治面貌。侯方域是著名的复社文人领袖之一，在继承东林党人的事业，反对阉党余孽的斗争中，表现他政治上进步的一面。然而正当国家内外危机深重的时候，他却沉醉在歌楼酒馆之中，这就决定他在政治上的动摇态度，不可能担当起挽救南明危亡的历史任务。"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作者在侯方域第一出上场时唱的［恋芳春］里就语含讽刺。后来又写他沉迷声色，几乎为阮大铖所收买，到最后更通过张道士的当头棒喝，指明他的迷误.最后作者还为我们描绘另外两类人的精神面貌。一类是以史可法为代表的爱国将领。作者以极大同情，写史可法怎样激励将士，死守扬州，并终于沉江殉国.李香君成为我国戏曲舞台上最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柳敬亭、苏昆生原来都是阮大铖的门客，当他们看到了复社文人的《留都防乱揭》，知道阮大铖是魏阉的党羽，就拂衣而去。后来左良玉不顾大局，要领兵东下，柳敬亭就不辞辛苦去劝阻。阮大铖逮捕复社文人下犹，苏昆生又主动去向左良玉求救。到明亡之后，他们宁愿归隐渔樵，不愿做清朝的顺民，他们的坚强性格和阮大铖之流形成鲜明的对照。特别是柳敬亭，他的豪爽、侠义性格和一个民间艺人所具有的幽默、诙谐相结合，表现了高度乐观主义精神。然而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使他们只能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将领和复社文人身上。当复社文人失败了，爱国将领牺牲了，他们的希望也跟着落空，结果就入道的入道，归隐的归隐，一个走向消极避世的道路。从《桃花扇》里这一系列的描绘看，它确是通过了侯方域、李香君的儿女之情，表现了南明王朝的兴亡之恨，使读者或观众痛恨权奸的误国，叛将的投降，惋惜复社文人的沉迷，同情城市下层人民的反权奸斗争和爱国将领的宁死不屈。作者在作品里从爱国思想出发所表现的爱憎也基本是分明的。然而决定于作者的封建正统观念，他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剧中骂起义军是流贼，还把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左良玉当作像史可法一样的爱国将士来歌颂。左良玉哭祭崇祯时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疆场不猛"，就是骂那班文臣武将镇压农民起义无能。同时作者虽然怀着对明朝兴亡的遗恨，表现了一定的爱国思想，但由于本身是清朝的官吏，又加上清朝统治的严酷，作者对当时的民族矛盾就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不仅称赞清兵"杀退流贼，安了百姓，替明朝报了大仇"(《闲话》)，还讴歌康熙圣朝的祥瑞；不仅回避了清兵血洗扬州的惨剧，在结局里还掩盖了侯方域的变节，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作品的思想成就。文学史上原有不少传奇通过男女主角的离合悲欢，串演一代兴亡的历史故事，但《桃花扇》的出现，却使这类创作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它把侯、李的离合之情与南明的兴亡之感结合得更紧密。与它同时的《长生殿》比之以前的作品如《浣纱记》、《秣陵春》等算是结合得较好的。然而《长生殿》是通过兴亡之感来突出李杨的爱情，而不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样，《长生殿》在下本里就有部分情节离开了现实形势来颂扬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而《桃花扇》写侯、李的爱情是始终紧密结合明清之际的历史形势展开的。由于侯方域本身是参加过复社文人反阉党的斗争和史可法幕府的人物，通过他的一连串舞台活动就有可能比较集中地反映南明王朝内部的各种矛盾。李香君是秦淮名妓，通过她，又正好从侧面反映出南明王朝的苟且偷安、腐化堕落。传奇《媚座》出总批(注：《荀学斋日记》说《桃花扇》评语是孔尚任自己的手笔。《桃花扇本末》则说，"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然而批语中有些完全是作者的语气，在《桃花扇本末》中，作者也认为这些批语"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至少他是完全同意这些看法的。)说："上半之末，皆写草创争斗之状，下半之首，皆写偷安宴乐之情。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的艺术构思。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里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原书有《考据》一篇，列举传奇中许多重要历史事实所根据的文献资料。这种忠于客观史实的精神，在明清传奇中，除《清忠谱》外，是没有可以和它比拟的。然而作者又说："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如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这就说明作者不仅忠于历史事实，同时是通过精心的艺术创造，如排场的起伏转折，情节的前后照应，角色的分配，曲白的分工等等，使它成为一部优秀的传奇作品，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较好的结合。《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两方面，从作品的凡例、批语看，它是作者创造性地总结明清传奇作家创作经验的成果。此外如人物的描绘、语言的运用，也有它独到的地方。如《侦戏》中［双劝酒］："前局尽翻，旧人皆散，飘零鬓斑，牢骚歌懒，又遭时流欺谩，怎能得高卧加餐。"以独唱抒发阮大铖的牢骚，表现了他一副可怜相。"可恨身家念重，势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门，便入儿孙之列"一段白，似乎也不无反悔之意。但接着悄语："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啊!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终于露出其奸邪、阴险的豺狼本相。这样唱词和宾白的配合，惟妙惟肖地刻划了阮大铖的形象。《馀韵》中［哀江南］套曲更是传诵的名篇：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榻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跑。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离亭宴带歇指煞］然而，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上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典雅有馀，当行不足；谨严有馀，生动不足。这实际是许多文人传奇戏在语言上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