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花》杂志主编

作家西戎原名席诚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故乡山西省蒲县西坡村有三四个青年离家寻找出路，唯有席诚正一人投身中国共产党。席诚正的“席”，与西坡村的“西”谐音，所以席诚正以西戎为笔名。西戎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于1989年秋季专程回蒲县举办创作讲座，以提高家乡文学爱好者的创作水平。他还经常借本县东岳庙会期间回家乡，为庙会题联、作诗、书法，以繁荣蒲县文化。西戎1935年于蒲县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临汾省立第六中学，因家中变故辍学放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4月参加蒲县牺盟会工作团，从事抗日宣传活动。随后转入新军决死二纵队所属吕梁剧社，以文艺演出活动宣传抗日。1940年5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2月随剧社赴延安，在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和部队艺术学校学习。1942年派到八路军一二O师剧社编辑股任干事，开始文艺创作，写出第一篇小说《我掉了队后》。1942年秋天，在晋绥根据地文化工作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44年参加晋绥边区纪念抗日七周年“七七文艺奖征集活动，与人合作编写的秧歌剧《王德锁减租》获甲等奖。同年8月调《晋绥大众报》任编辑。1945年6月与马烽合著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并印刷成书向国内外发行，影响深远。除此还创作了一批小说、散文、剧本等。1949年4月任《晋南日报》记者，在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年底随军南下在四川成都创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随后又调《川西农民报》社任社长兼总编辑。1952年调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任副组长，从事专业创作，有《纠纷》、《麦收》、《宋老大进城》等作品，1955年调回山西任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作协山西分会副主席、《火花》杂志主编，业余创作了《灯芯绒》、《赖大嫂》等一批优秀小说。文革时期受到迫害曾下放到运城西膏腴大队劳动。1975年恢复工作，任《汾水》杂志主编。文革后历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山西作协名誉主席、省老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山西作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以及山西省人大常务委员等职务。在此期间创作有《春牛妈》、《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小说和《叔伯兄弟》等电影剧本以及大量散文。1992年被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离休。离休后笔耕不辍，2001年1月6日病逝于太原，享年79岁。 西戎6岁时入初级小学读书，作文成绩突出，除完成课业外，喜欢听书场说书人说书，爱看戏剧，这对于他后来走上文艺创作道路有着一定的影响。1933年9月，西戎考取了蒲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住在县城当教师的堂兄家就读。堂兄是一位曾在太原上大学时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青年，在他的影响下，西戎课余阅读了大量鲁迅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和《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鲁迅关于故乡的描述，尤其是《社戏》中的情景描写，深刻地感染了西戎；而古典小说中关于人物性格的刻划，让西戎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两年后他高小毕业，考中了设在临汾的省立六中，却因家境窘困，无法再入学读书，成了一个放羊娃。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由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蒲县宣传抗日，对西戎产生了极大影响。不久，16岁的西戎参加了抗日救亡团体牺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有文艺特长，被分配作文艺宣传工作，半年后转入吕梁剧社。1939年底，西戎随吕梁剧社到了延安，进行短期业务学习。他们驻在鲁迅艺术学院所在地桥儿沟，于是，能够旁听鲁艺的课，并接受鲁艺老师的辅导；能够观看鲁艺等文艺单位的演出和电影，这对西戎来说，是一次开阔视野、增长知识的机会。只是这次机会仅有五个月，之后就回到晋西北，继续从事文艺活动，并经历了反扫荡战斗。1940年冬季，共产党的上级组织再一次安排吕梁剧社赴延安学习。这次学习，在西戎的人生与创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了中国国内第一次文代会，之后，即随解放大军参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战斗，年底去了四川成都，筹建《川西日报》，任编委兼副刊主编；一年后又调任《川西农民报》总编辑。他用多年办《晋绥大众报》的经验来办《川西农民报》，把报纸办得通俗易懂，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后来归队到了四川省文联，任创作部长兼《川西文艺》主编、《川西说唱报》社长，培养和发现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学新人。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挤时间写作，有小说《查夜》、《秋收季节》（与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记》（与陈谦合作）以及几篇散文、评论问世。但是，他感觉由于生活环境不同于山西老家，语言不同，很难得心应手地体验生活并写作，因此而陷入苦恼中。他把这种苦恼写信告诉了在北京的老战友马烽，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把他的情况转告了时任中央文学研究所负责人的丁玲。丁玲直接找了中宣部，于1952年11月把西戎从四川调到北京，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辅导组副组长，主要是从事创作。第二年初夏，他回到了山西汾阳县深入生活，兼任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村蹲点搞合作化扩社试点工作。通过深入生活，西戎写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短篇小说，包括：《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行医事件》等。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创作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从内容上看，涉及到了许多农村的重大问题，是建国初期中国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比如《纠纷》表现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一个年轻人》讲述的是传统观念与新思想之间激烈冲突的故事；《麦收》突出了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进城》表现的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变化；《盖马棚》和《行医事件》则反映出干部在农村工作中需要改进的作风问题。《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通过这次深入生活，西戎感觉到继续在北京工作，与自己熟悉的山西农村毕竟有距离。于是，1955年他回到了山西，任省文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副主席，兼《火花》文学刊物主编。这段时期西戎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火花》的编辑工作上。从1956年初筹办、10月出版创刊号，到1966年7月停刊，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尽职尽责，广泛组织稿件，除了对准备发表的作品认真审阅、修改外，还阅读大量自然来稿，从中发现有潜力的文学人才。对于许多来编辑部的青年作者，他总是耐心辅导。在他和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发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达到12万份，成为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杂志之一。《火花》办刊十年，为推动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推动山西的文学创作，培养青年作者，尤其是对于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药蛋派”，都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完成刊物编辑工作的基础上，西戎选择了永济、运城等地作为下乡体验生活的地方，获取创作素材，陆续写出了小说《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亲家》、《女婿》、《两涧之间》、《一头骡子的故事》、《灯芯绒》、《冬日的夜晚》、《赖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岗位》、《丰产记》等；独幕话剧《圈套》，电影文学剧本《兴业春秋》(与李逸民合作)，多幕话剧剧本《青春的光彩》和长篇报告文学《在荣誉面前——植棉能手吴吉昌受奖记》等一批优秀作品。1962年，西戎发表了短篇小说《赖大嫂》。这篇小说既给他带来过荣誉，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小说通过赖大嫂三次养猪的经验，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损公肥私的个人主义，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的问题。作品是西戎长期深入生活，感受到农民固有的小农意识在新时代的表现，了解到中国的政策与农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创作的，所提问题尖锐，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因此，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喜爱，也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中国作协于当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对这篇小说作了充分肯定，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广。然而，到了1964年，文艺界的“左倾”思潮盛行，中国全面开展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西戎的《赖大嫂》成了“中间人物论”的“黑样板”，认为是塑造了落后的人物形象，调和了阶级斗争，被打成“毒草”。到了“文革”中，《赖大嫂》更成为西戎的一大罪状，遭受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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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战争迅速扩大战果，根据地的干部大批南下，接管政权。同李束为在一起的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人，先后去了北京、东北、四川等地，只留下他在山西做文艺领导工作。参加完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他返回山西，担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负责人；不久，山西省文联成立，他被选为主席，并兼任党组书记，主持工作达十多年，直到“文革”开始。李束为主持山西省文联工作期间，正是山西文艺事业繁荣兴旺的时候。他为了让其他作家有充分的时间深入生活从事创作，自己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工作，诸如解决办公住房，安排家属宿舍，要编制，要经费，办刊物，办辅导青年读者的读书班，领导一次次政治运动，指导各地、市文联工作，召开各种会议，等等，都由他挑头承担。有时，他也因杂务工作过多，无法集中时间创作而感到苦恼；但看到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老战友的创作获得很大成就，看到一批青年作家迅速成长，看到他领导下的《火花》杂志办得红红火火，成为全国一流文艺刊物，看到山西的文艺工作蓬勃发展，他就非常欣慰。五、六十年代，山西的文艺创作在全国是一直走在前列，这与李束为的辛勤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承担大量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之余，李束为仍然坚持下乡体验生活，写出了三十多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其中小说《春秋图》、《好人田木瓜》、《老长工》、《于得水的饭碗》、《迟收的庄禾》、《大事业》，报告文学《南柳春光》、《更上一层楼》等，都产生过较大反响，为“山药蛋”文学流派的形成，贡献了很大力量。束为进城以后，生活和工作环境变了，但他仍然对农村情有独钟，关注农村的变革，关注农民生活的状况。看到农村的新变化他高兴，看到农村存在的问题他焦急。他总把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是农村社会进程的艺术记载。从1950年的《春秋图》，经1954年的《初升的太阳》，1958年的《好人田木瓜》、《老长工》和《崞县新八景》，1959年的《大事业》和《于得水的饭碗》到1962年的《迟收的庄禾》，以及1964年的《南柳春光》，都是各个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体现，是各个时期农民思想和情绪的真实展示。《于得水的饭碗》在束为的创作中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这篇小说曾经发表过两次，当时引起过不小的争论。小说反映的是农村兴办公共食堂的故事。第一次发表时，束为“歌颂”食堂化的同时，更多地透露出农村生活的真实情况：农民群众在吃食堂时，深感不大如意、不大称心，连温饱也难以保证，致使农民于得水不得不偷盗集体的山药蛋度日，却被支部书记发现予以没收。到春节时，全家八口人依靠别人送的一点粮食和山药蛋才不致断顿。结尾时，束为还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然而，发表以后，却被一些人扣上“歪曲大好形势”的帽子，一份全国性文艺理论刊物专门组织了批判文章。迫于压力，身为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的束为，不得不重新写了一遍，删去了不少真实的情节，把群众的合理呼声当成坏人的言论；把描写农村贫困状态的文字一笔勾销。第二次发表的《于得水的饭碗》，虽然还是原来的人和事，但立脚点却大不一样，成了一篇宣扬浮夸风的作品。《于得水的饭碗》给束为创作的直接影响是将近三年没有写小说，他认为，与其写那些违背自己愿望、违背农村真实生活的作品，不如不写，由此看出束为在创作上的真诚态度。直到1962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后，心情才顺畅起来，重新写小说，这就是《迟收的庄禾》。 随着“大连会议”遭否定，束为写小说的热情再次冷却，他不愿意总是既矛盾又痛苦地表现双重性格，所以，写完《迟收的庄禾》后，又写了《玉成老汉》等两三篇小说后，重点就放在了报告文学和散文的创作上，影响较大的有《南柳春光》、《革命家训》、《更上一层楼》等。其中的《南柳春光》是当时全国文坛上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这部报告文学真实生动地记载了山西绛县南柳大队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家园的事迹，告诉人们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的道理。《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曾发表了好几篇专门评论《南柳春光》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