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利的使用研究论文

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中国都会认同这样一个信念：崇尚民主与法制。这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依法行使政治权利，依法履行政治性义务，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从个人生活的内容来看，我们能够通过丰富的民主形式，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因为，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同时也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的政治性义务。国家以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享有的神圣权利，公民则有义务关心国家和社会，负有履行义务的责任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是我们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社会公共管理的内容：我国有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等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有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意义：我国的政府是人民意旨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它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政府工作的改进，决策的完善，政风的廉洁，效率的提高，都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尤其是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参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这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追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是政府的廉洁。只有人民参与，才能监督干部达到廉洁的水平。标志之二是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今世界是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和发展，国际社会的竞争与合作对每个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只有认识世界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就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参与政治生活必须明确政治生活的作用。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生活更多地涉及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如果每个人都对政治生活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受损害的必然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我们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也必然受到影响。因此，认为政治与我无关、蚕不参与政治生活无所谓的想法是不对的，幻想脱离政治的想法更是幼稚的。参与政治生活必须明确政治生活的作用。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生活更多地涉及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我们在明白参与政治生活意义的基础上，要培养关心社会事务和国家大事的观念，增强公民的责任感、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激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自觉地投身于政治生活之中参与政治生活，需要学习政治知识。学习政治知识有助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提高明辨是非能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助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助于树立“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国家观念；有助于增强民主和法制观念，培养公民意识；有助于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增强主人翁应有的政治责任感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参与政治生活，贵在实践。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是多样的。如参与选举活动、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活动，参加政治社团活动等对于中学生来说。参加学校的时事政治学习，养成阅读报刊、收看广播和收看电视新闻的习惯，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参加共青团活动等。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重要的是实践。因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通过政治实践，可以激发我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素养；培养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增强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的理解，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使我们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关注我国国情，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是什么：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以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为基准的。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公民与国家形成了新型的关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利来源于人民。国家赋予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规定公民履行应尽的政治性义务。公民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表达意愿的权利和自由，就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础。含义：公民依法享有的选举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的权利，是公民的选举权；公民被选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的权利，是公民的被选举权。选举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并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行使这个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基础和标志。人民参与政治生活，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表现。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相对性：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任何政治权利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 自由与权利和法律是统一的。世界上没有脱离法律的绝对自由，法律是自由和权利的体现和保障。公民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形式政治自由和权利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也是公民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重要保证，因此，每一个中国公民（包括台、港、奥）都应当自觉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第二、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相统一的体现，是公民的根本行为准则和应尽的义务。第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保证，是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第四、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依法行使政治性权利，依法履行政治性义务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1.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①基本内涵：指公民平等地享受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适用法律，即在守法和司法上平等，而在立法上是不平等的。②原因：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是公民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这项原则表明公民平等地享受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适用法律。2.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①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第一、二者不可分离。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关系上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和途径；公民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义务的主体；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确保权利的实现。第二、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国家保障公民充分享有和行使权利，使公民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更加自觉地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公民自觉履行义务，必然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公民享有和行使权利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③从个人生活的内容来看，我们能够通过丰富的民主形式，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因为，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同时也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的政治性义务。国家以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享有的神圣权利，公民则有义务关心国家和社会，负有履行义务的责任。P12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职责、程序、要求，就能确保有序地参与。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依法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自觉旅行公民义务。③人大代表的选举实行差额选举。举方式。公民要不断提高参与民主选举的素养，即参加选举的态度和能力。只有提高民主选举的素养，才能选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人。公民应积极参加选举、认真行使这一权利，不断增强公民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增强公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公民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力，培养政治素养，在在周全考虑、理性判断的基础上，郑重地投出理性的一票。我们能够获得很多机会，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尝试参与民主管理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民主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体验民主管理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在民主实践中逐步增强和提高自己政治参与的责任意识和实际本领。广大农民群众在村民委员会的带领下，实行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管理村务的本领，切实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在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居民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反映居民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方面，居民委员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居民自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居民参加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推荐于 2017-10-13TA的回答是否帮助到你了?能够帮助到你是知道答主们最快乐的事啦!有帮助,为TA点赞无帮助,看其他答案查看全部2个回答高一政治必修二知识点_提高高中生成绩的方法根据文中提到的政治论文为您推荐高一政治必修二知识点，高中生提分技巧，高一到高三教你如何突破成绩考高分!首先要掌握高考的“四九法则”，即考点里40%的常考题型，就占了90%的高考总分广告宁波 高中政治补习班一补课电话，和老师1对1沟通根据政治相关内容为您推荐政治补习班高中政治补习班学大-20年辅导品牌，1对1补习/3-6人小班授课。专业老师，马上咨询，马上抢占!高中政治补习班，6对1服务，免费陪读。全国550补习中心，就近入学。老师有限，马上咨询!广告求高一政治论文，1000字左右。专家1对1在线解答问题5分钟内响

《“权利”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跨语际实践》 刘小妹 来源：中国法学网 【关 键 词】“rights” 权利 民直【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与西方原生的权利观念相去天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式去解读这种“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差异”的历史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希望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形成的研习，尽可能做到摒弃“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或“传统－现代”的范式[1]，力图从具体的“语境”[2]出发，进行客观的解读。即便客观解读，也有不同的角度。笔者曾经在《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特质研究》一书中，对中国近代民权、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发生及特点进行过初步的考察，那时的关注角度偏向于对“差异”本身的解读，即对差异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差异的具体内容的认识。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转向对权利发生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准确的说，是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这是受到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启发。因为，无论是过分地强调“差异性”，还是极力地坚守“中国性”，按照海外后殖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著名汉学家周蕾（Rey Chow）的观点，它都或多或少地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重复了它所摒弃的西方的“霸权”色彩，[3]因为它都暗含着以西方为参照系，或者视西方为权威性典则。因此，只要着力强调呈现“差异”，那么无论文本如何小心地避免对中西进行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类的价值判断，阅读的受众仍然很容易在差异与优劣之间建立想像的关联。所以，本文拟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即将“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视为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以此解读权利翻译和权利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历史的话语空间”。[4]一、对“right”的翻译“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5]由是，本文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考察便始于对西文“rights”的翻译及选择过程。（一）《万国公法》对“right”的翻译：权利近代政治法律词汇大都是假日文而译，而恰恰“权利”这一重要的法律术语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来的。首次用“权利”一词对译西文“right”的是1864年刊印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的《万国公法》，这已为学界取得共识。[6]然而，丁韪良本人在1862年翻译《万国公法》的过程中，曾对“right” 这个词的译法有过长久的困惑，并直言以“权利”对译“right”仅是权宜之计：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7]此处一个“不得已而用之” 体现了丁韪良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和他的翻译团队都熟谙古汉语，深知“权利”一词难以准确地传达出西文“right”一词的精神意蕴。如此，要贴切理解丁韪良对“right”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及古汉语中“权利”一词的具体含义作些简要探究。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的考察，西方的权利观念经由了一个从“自然权利”向“人的权利”、从“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过程，[8]因此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自然正当性，即在道德和价值领域，权利被等同于“正义”和“善”；第二个层面是人的自主性，即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相对于国家具有优先性；第三个层面是利益的合法性，即在法律关系中，合法的利益和诉求受到国家的保护。从词源学上看，古汉语中“权利”一词是个合成词。“权”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秤、秤锤，标准、尺度，权衡、衡量，[9]这是基本字义；其二是通权达变，即与“经”相对的“权”。[10]“利”是一个与“义”相对的范畴，指利益、收益、好处等。在儒家的“经权”之别和“义利”之辨中，虽然并不全然否定“权”和“利”，但在价值评价上确乎是重“经”而轻“权”、重“义”而轻“利”的。尤其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设定下，“利”的追求在道德评价上丧失了正当性理据。[11]合成词“权利” 在先秦经典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依然牢固确立了“权势与货财”的基本含义。[12]秦汉以降，“权利”一词在经典性文献中已是随处可见了，其基本含义却是沿袭先秦而不改，比如《史记》中数次使用“权利”一词，其基本含义均为权势和利益。[13]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 的基本含义“权势””、“威势””、“货财”以及“利益”等，在道德评价上均含有贬义，带有较强烈的否定性意味，这在体现汉政治统治理念发展方向的重要典籍《盐铁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4]可见，无论是单词“权”、“利”，还是合成词“权利”， 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都是在与儒家道德理想相对立的语境中使用的，因此都不含有“正当性”的意义。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在道德语境中产生的权利观念可谓大异其趣。熟知西方宪政文化精义，对古汉语亦造意非浅的丁韪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中西差异的不可化约性，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取舍：即将权利的道德正当性打包封存，以便尽量将《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置于法律的层面。综上，《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的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15]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这与近代西方对权利的理解相别甚远。而西文中“right”本身所含有的道德正当性，正是严复所难以舍弃的。（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民直虽然丁韪良本人对“权利”这一翻译并不十分满意，并留下了一段“不得已而用之”的说明，但现实中，随着《万国公法》的流行，“权利”一词亦广为人们接受。直至20世纪初的严复，他重遇了丁韪良翻译“right”时的困惑与无奈，并对“right”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正当性难以割舍。由于《万国公法》对“权利”的翻译影响甚远，严复早年在翻译《天演论》时，虽然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但依然沿用了“权利” 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此后，在 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严复再度思考“rights”的译法，并专门致信与时人梁启超探讨：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职…… 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为铁案不可动也……rights字，西文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16]在严复看来，西方rights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括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宜”的因素，即“正义”；同时这一概念也包括表层性的显在意义，这就是古汉语“权利”一词所传达的内涵。两层含义中前者是基础性的因而是制约性的，是“体”；后者是受制约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是“用”。[17]基于“体－用”的分析结构，对rights的翻译应首要表达“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经过反复求索，严复终妙手偶得一“直”字，是以“直”在古今中外都含有“正当”之谓，便决意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并在密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 。[18]二、对“权利”一词的接纳丁韪良和严复对西文“right”的理解都基本准确，只是在right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中，在所谓体用之间，基于两难的困境而作出了不同的取舍。前者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舍弃了right的“体”，即道德正当性，故而以“权利”之“用”表达法律意义上的权益；后者基于对学理的真诚，回归了right的深层结构，即正义、正当、善，是而以“民直”之“体”为right的基本含义，辅之以“权利”之“用”表达right的复杂内涵。惜乎“民直”这个译法并没有传播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被“权利”的译法所淘汰。单纯从学理上来说，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应该是更为准确，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选择用“权利”来代表rights呢？要说严复近乎语义学的翻译在实践中未被选择，是因为众人皆蒙昧而不解rights之真义，怕是不妥。[19]在中国的近代，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都是“开眼看世界”的饱经之士，对中西两造都有相当的智识，对right含义的理解也是丰富而精准的。举如，严复写信与之讨论rights翻译问题的对象梁启超，他在严复至信的同年，即1902年，开始《新民说》的写作。[20]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概念的思路，即自主性意义上的权利、竞争所得的权利和良知意义上的权利，这三种思路预示着三种不同的权利现代性观念，即自主性的权利现代性、竞争性的权利现代性、良知性的权利现代性。[21]梁启超对“权利”三种含义的交织使用，说明他是基本理解right之意的，他无疑也能理解严复“民直”之意，但是他没有采纳严复的意见，依然选择了“权利”一词。为什么呢？将代表正义、正确、应当、适宜等等含义的Rights以带有强力、强制、权势等等含义的权利来翻译，确实造成极不妥当的混淆。因此，在严复和梁启超之后，对“权利”的检讨也一直存在着。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清史专家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极言“权”与“利”合成一词之害，他说：“今使明明利字，冒以权字冠其上，而导人以争”，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他深刻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经典已经给“权利”两字赋予了无法逃脱的固有的本土化之意义。在中西之间，被权利的道德性问题纠缠的，还有与严复共称中国自由主义两代领袖的胡适，他在一再对“权利”进行阐释后，不仅得出一个与严复相当近似的结论：“其实‘权利’的本意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22]而且还和严复一样在儒家典籍中对这种“义权”的观念进行了引证。如果本文的前述判断是正确的——即从丁韪良到以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准确理解了right的含义及其道德性语境，而且对“权利”的中西之别体悟甚深，对民直、义权等概念亦进行过严格的考辨和审慎的思考，对“权利”一词所造成的极不妥当的混淆也有深刻检讨——那么，对“权利”一词的集体性地选择原因何在？意义何在？ 三、对“权利”涵义的重构中国近代对“权利”的选择原因很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都交杂缠绕其间。因此，它远不是一个翻译用词的问题，也不单是对西方权利理念的截取、误读或选择性吸收问题。“权利”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和艰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无意考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西方的权利哲学，而是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操纵”权利这一西方话语来构建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权利”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创造，以及“权利”如何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23]简言之，本文考察的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利的“误解”，而是暗含深意的重构。而且，这样的重构体现了中国近代权利话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质。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那些致力于革弊图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极度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以特有的深沉和担当。这样的历史舞台，这样的时代责任，使他们在接触西方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哲学时，不得不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体用”范式以及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操纵”式的转化。（一）个人与国家关系权利观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近代中国，都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生发并被理解、接受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权利观念源起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界定，因此接受了先验的“自然权利”观念。同时，权利成为个人对抗国家的阵地。但是，对于近代中国，虽然时代主题也是“对抗”[24]，但对抗的双方不是个人与国家，而是中国与西方。在以国家为整体对抗西方的语境下，民族观被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被嵌进了民族意识，即个人与国家之间是“黏结关系”，而非对抗关系。[25]个人与国家之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黏结关系，使得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权利观念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转换。第一个层面是权利主体从个人向国家的转换。权利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权势和财货”，而这正是民族中国欲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独立自主性所急缺的。因此必须对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进行必要的裁剪和改造。首先，是摘除权利的“自然正当性”涵义。原因很直白：自然正当性是西方基于自然法传统而对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的一种理论预设，是先验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把权利的主体置于国家之上后，在殖民与被殖民的现实威逼下，正在丧失家园的我们，不可能认为国家之间存在什么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恰恰相反，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人世间，国家的权利要靠我们每个国民为之奋斗和争取，绝非什么天赋的、自然正当的。其次，是对“人的自主性”涵义进行改造，即拓展“自主性”的主体范围。对此，金观涛、刘青峰有过分析：法律意义下的权利只要没有进一步赋予道德含义，从合法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推出某种范围内权力和利益的拥有者的自主性为正当的理念。例如一个国家享有国际法给与的正当权力与利益，这也意味着它在有关领域中有自主之权。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26]因此，在近代中国享有自主性权利的主体不惟是个人，还有国家和人民。与之对应，权利概念亦衍生出国权、民权和个人权利三个概念。[27]最后，是对“利益的合法性”涵义的消解。虽然，中国人最早接触的便是丁韪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下，国家作为权利的主体其利益是“争”来的，而非法律赋予的。而这一“争”字又恰合“权利”在古代中国所固有的本土化涵义。第二个层面是将权利中“人的自主性”涵义置于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之下，即手段与目的的转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解，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西方权利中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但是这里的个人权利只是把个人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毋庸赘述，这与西方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政治设计相别天壤。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金观涛、刘青峰在《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一文中对权利的“个人自主性”涵义的考证结果，也不否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国家及民族主义话语即将被利用来控制个人的焦虑，[28]但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下，这些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被置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等级关系中，即“小我”与“大我”[29]的价值位阶中：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一个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再加上“大我”的概念赋予国家一种成熟的、主体性的形象，使它在话语层面上取代“小己”作为权利的代理和运作场地。的确，在“小己”和“大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同义词之前，个人已更加紧密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由此对个人拥有更加绝对的占有权。[30]可见，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获得自主性；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家庭的、宗族的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再把人交给国家，以帮助国家“争”得自主性。如此，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的黏合关系下，权利的主体和内涵经过上述两层转换，国家的权利、个人的权利、正当性的权利、自主性的权利、利益性的权利交织组合，造成了中国近代文献中权利一词涵义的含混和漂移；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权利主体与权利内涵的交错搭配，通过在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内涵之间的游走，知识分子群体为民族中国编织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可行之路：赋予个人以自主性，以便将他们从传统关系中解放出了；赋予个人以追求合法利益的权利，并鼓励他们“争”各自所应得之利益，以便国家集结个人之力量、个人之利益谋求独立与富强。（二）社会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西方的宪政与权利理念深深地植根于其社会契约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土壤之中，因此，这些先验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有的，国家（政府）就是为保护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构建的。但是，这样的预设和逻辑都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在近代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也没有天赋人权，有的是与西方暴力遭遇后的国弱民辱。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的生命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又何谈财产与尊严。显然，中华民族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权利都不可由“天”赋予，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因此，严复作为引入西学的一代先师，他放弃了洛克，也没有眷恋于卢梭，而是将几乎全部的认同置于穆勒、斯密的功利主义以及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因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社会进化论，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都对“公众幸福”保留着一份关怀，严复只需富含深义地将斯密等人对“公众幸福”的关怀，转移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国家力量的关心和考虑之上，便可利用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力达到集体的目的。同时，严复也很关心对利益一致的观念的培育，他以“一国犹如一身”的比喻说明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能做到“击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31]相反，将保卫国家的重担落在了“北洋一隅”。既然严复认同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又认识到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甚而将个人自由视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剂良药。这样的严复，是如何从《天演论》到《群己权界论》，萌生了对rights从“权利”到“民直”的转变？我想是出于两本著作的题域限定以及严复本人对学术的尊重。《天演论》涉及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之下，国家如何于竞争中生存的问题，虽然他在此也不满“权利”的译法，但是在民族国家的题域下，缺乏与西方个人权利的对比平台，因此他暂时搁置这个翻译问题。《群己权界论》则不同，它讨论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个题域与西方权利观念中个人与国家关系是比较贴近的，因此，在不涉及民族国家问题时，严复得以将自己的翻译更多地置于纯学术的考虑，也就有了“民直”的译法。严复如果先翻译《群己权界论》，或许他在《天演论》中也不得不放弃“民直”。综上，出于对进化论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选择和推介，严复及其同时代人的权利观念具备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遇到民族国家问题，就必需对西方权利的原生涵义有所取舍和改造。二是，中国及中国人的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竞争来的，即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谓的“竞争性的权利”。当然，这里的“争”不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必须将争得的利上下一致地统于国家。（三）“体用”范式“体”、“用”是朱熹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是本质，用为功用，一事有体即有用，体用不二。内在本体与外在功用是相互联系的，只要体真正存在，那么功用就会自然而又必然地显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体用”范畴表达的不再是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功用的关系，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关心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其运用于社会的有效性、有用性。“权利”正是在这一“体用”范畴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用”以培育民族国家之“体”的。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一方面重视了rights的“体”、“用”之辨，即“直”（正义）视为rights的“体”，将“权利”视为rights的“用”，并强调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相对于古汉语“权利”涵义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忽视了“中体西用”的体用大背景。其实，在近代中国对权利的移植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或构建适合中国之体的用，而不是寻求什么是西方的权利之体。因此，对于严复所找到的西方权利之体“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表达了西方权利之体，而在于它是否能为中国之体所接纳，以及是否对中国的民族国家之体有用。然而，“民直”一词无论是在权利的主体上，还是在权利的内涵上，都限定得过于严格，因此无法在权利的三层涵义间游走操纵，也无法接纳从人权向国权的转化。综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主性的权利、竞争性的权利、良知性的权利的交织使用，绝非“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32]，而是有意通过操纵权利话语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国需要在权利主体、权利内涵及其搭配组合上给予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有效地借助权利话语实现从个人自主性向国家自主性的转变，才能为民族中国的构建提供路径。因此，“民直”的翻译没有被历史选择，不是因为它的正确性遭到了质疑，而是因为它有碍于对国家权利的伸张，因此不能参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 另有：《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我总算找到了,抹把汗先.正文题目:谁是纳税人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认为自己是纳税人，尤其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吃的、用的都依赖于父母，我还要交什么税呢？难道年年的一千几百块的压岁钱还要交税？他会很肯定地说纳税这“义务”与我没什么关系。起初的我也曾抱着这个观点，谁是纳税人？近几年来，越来越多地从报刊上看到“我是纳税人”“是纳税人的钱养活了你，你就得为我服务”的看法。但也有报刊发表的文章表示相反的观点。这把我搞糊涂了。今年春节，一件事提醒了我——我们就是纳税人，春节前，花街上摆满了卖应节物品的地摊，而且有不少是放假的学生开的。我哥的一同学也开了一档，邀请了哥和我去帮忙。刚铺开摊子，就来了个“要钱”的人——据说是管理部门的，每摊子要收50元。他解释说：来收的50元地租里，还有百分之多少是属于地税的。事后又从哥哥口中得知我们卖的小玩意在批发的时候，价格低，经过了几个中间环节才变成现在的出售价格。也就是说再出售的价格里或多或少都包含一些税款的成分，而买这些东西的消费者等于间接地交了税，换句话说，买卖商品消费者或经营者都直接或间接与纳税发生关系。说了大半天，原来大多数群众都是纳税人，你是，我是，他也是。纳税人有权利亦有义务。人的认识过程总是从“不认识到认识再到深入了解，”经过学习，我进一步了解到：每个人都与税收有密切的关系。每个人早上一起来就与“税”打交道，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税收。你所在的学校，喜爱的电视台，上至国家机关的经费，下至失业者所获的救济金均来自财政支出。而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占全部财政收入的90%以上。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税收的惠泽。由于我国在零售环节方面实行价税合一的标准方法，使消费者意识不到自己是纳税人。我们是纳税人，就应该有纳税人的权利。既然交纳了就不能让那些不称职的人把我们的血汗钱白白花去。权利与义务使统一的。从个个上看，或许现在我们所纳的只是少量的流转税，但有一天我们有数以讯计的收入，你还会光荣地去交个人所得税吗？闻说经济发达的国家的人以纳税为荣、不能纳税为耻。我国呢？我国逃税、偷税的企业和个人又怎么想呢？朋友，你现在虽然是纳税人，但当你是高收入的话，你还愿意当一个纳税人吗？我会的！你呢？

《权与利 情与法——《暖秋》观后感》 阳光明媚的八月，在我党支部的组织下，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观看了《暖秋》这部影片。短短一个半小时的剧情，我和同事们无一不为其“权与利”的交错而震撼，无一不为其“情与法”的碰撞而落泪…… 电影《暖秋》是一部反腐倡廉警示片，主要讲述了英雄后代出身的年轻干部陈立生，在党的培养下，凭着自己的勤奋苦干，被提拔到某市交通局长的位置上，但在各种诱惑面前，他对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认识不足，对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的艰难估计不足，对自己身边的人要求不严，对妻子的非法敛财行为，由宽容到放纵；对自己的下属女干部在公与私、原则与情感上不能加以区别，一步步蜕变为腐化堕落的犯罪分子，一个现代幸福美满的家庭破碎了，一名勤奋苦干的国家干部终成阶下囚，他因抗不住手中的权力和美色的诱惑，营造了一个多事之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到中年，正是年富力强，施展才华的黄金时期，而陈立生却用权力交易金钱、交易美色，他上对不起谆谆教导的老父亲，下对不起活泼可爱的儿子，他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自己捞取不正当收入的资本，作为满足自己私欲的筹码，他从受贿之日起就一步步的为自己掘好了走向地狱的坟墓，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的审判。陈立生离开了他无限眷恋的世界，走了，身后，是父亲的疲惫憔悴，是妻子的身陷囹圄，是孩子的痛哭之泪，是自己家庭的破碎，也是遇难者家庭的苦痛和破碎。剧中父子情、夫妻情、母女情、母子情、爷孙情以及组织与个人之情都表现得真切感人。父子情，即陈立生与老父亲之间的光明与阴暗、正直与私心的较量；夫妻情，即陈立生与妻子之间爱与恨、情与法的较量；母女情，即陈立生妻子与岳母之间的相互贪婪、相互纵容之情；母子情，即母亲对儿子的忏悔之情，儿子对母亲的依恋之情；爷孙情，即爷爷对孙子的教育和关爱之情。还有当陈立生落入法网又贫困交加之时，市纪检委书记带着党组织的重托，带着同志们的关怀，来看望陈立生时，组织与个人之情。 陈立生本来是个很有作为的好党员、好干部，但是，在各种诱惑面前，他未能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一步走错步步错，最后成了人民的罪人。他的失足堕落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也给家庭和亲人带来了不可愈合的创伤。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牢记党的宗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所有家庭、父母、妻子、儿女都要远离亲人的权力。 《暖秋》是一部思想性极强、教育意义深远、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人心的影片。观后感动至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不为剧中陈立生腐败判刑后保外就医（肝癌晚期）时痛不欲生而感伤，却为年迈的老父亲在身心倍受煎熬、疲惫奔波中而潸然泪下；我不为唯利是图的陈立生之妻鎯铛入狱后而惋惜，却为幼小的儿子在高墙外那撕心裂肺般地呐喊而痛心疾首。影片中哀婉的唢呐声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父亲那无奈的眼神让观众限入深思……一个完美的家庭倾刻间支离破碎，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下属为情断送了前程，一个精明能干的贤内助为利毁灭了家庭，一个才华出众的领导干部未能抵御金钱与美色的双重诱惑，最终在中秋月圆之时将有限的生命托付于清天，让它来代以洗礼污浊人间的灵魂…… 陈立生的教训告诉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以及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不要忘记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力，要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不移的维护和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一切国家公职人员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共产党的宗旨。一切领导干部都要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守好自己的门。如果爱你身边的人，那就让他们远离你的权力。”我们每一个党员一定要树立执政为民意识，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权力变成私人权利，甚至以权谋私，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精神，自重、自醒、自警、自励，模范地遵纪守法，将党纪、国法内化为自觉行为，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的侵蚀，经受住严峻考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志存高远，心底无私的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我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将时刻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永远保持一份共产主义的神圣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