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方法论文2000字

自然科学论文2000字篇二 探析主流心理学追求自然科学化的原因 摘要：主流心理学采取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论，试图将自己变成一门自然科学。作者从历史、社会、经济、时代精神、学科建制的背景下，分析了主流心理学选择自然科学取向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自然科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历史性影响，自然科学具备成熟的方法论和有利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的实践性优势，社会需求对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促进，主流心理学研究者的心理因素，以及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关键词：主流心理学;科学主义;自然科学取向 分类号：B84-06 1引言 心理学中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对立的流派。代表前者的构造主义、行为主义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接受“原子论、还原论、客观论、决定论、量化方法五个原则”(高峰强，2001)，，以较大的影响力，在心理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主流心理学借鉴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理学、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以机械自然观为基本世界观，以实证主义为基础方法论，吸收了经验主义、客观主义、操作主义、价值中立等自然科学原则，并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技术、设备和成果，建立了类似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来指导自身的研究。这种自然科学取向，尽管促进了主流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造成了“心理学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社会责任的迷失”(Bakan，1996)。 那么，为什么主流心理学选择走自然科学之路呢?近20年来，尽管不少学者对这一取向的不合理性进行了批判，但是对于它产生的原因，尚未做深入分析。作者从历史、社会、经济、时代精神、学科建制的背景下，考察了主流心理学选择自然科学取向的原因，其中包括：历史上自然科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影响、自然科学具备成熟的方法论和有利的时代精神、自然科学的实践性优势、社会需求对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促进、主流心理学研究者的心理因素，以及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作者提出，随着心理学科的成熟、社会的发展和科学观的演变，人文社会取向的心理学研究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 2自然科学对主流心理学的历史影响 自然科学帮助心理学独立 人类心理一方面作为哲学思辨的主体和过程，另一方面又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种主客体的双重角色，使得心理学同哲学相互交织，难以分离，无法跨出哲学思辨式的研究方法，始终无法独立。近代自然科学首先提出了独立的心理学研究的要求，并贡献出方法论、仪器和测量手段，帮助心理学摆脱了附庸哲学的地位，实现了独立。 19世纪初期，天文学家被反应时间差异所困扰。贝塞尔总结了“人差方程式”，提出了反应时间这一研究课题。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神经生理学、感觉生理学、脑机能研究涉及到了心理学领域。以医学家布洛卡、维尔尼克和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为代表的研究者们，研究了大脑机能、神经冲动和知觉等，创造了临床法、切除法和电刺激法，促进了生理心理学的产生。19世纪30-60年代，生理学家韦伯研究了物理刺激与心理感觉之间的关系;物理学家费希纳利用物理学和数学方法，创造了均差法、正误法和最小可觉察法，创立了心理物理学。1879年冯特借鉴自然科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研究终于具备了客观性、实证性、经验性和可操作性，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自然科学推动主流心理学发展 主流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成果。艾宾浩斯以实验方法控制记忆条件、观察记忆结果，首次研究了高级的心理过程，推动了实验心理学的发展。铁钦纳吸收经验主义和联想主义，秉承原子论，对注意、联想、情绪和情感进行了研究，创立了构造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采取实证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还原论，吸收了条件反射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以刺激一反应模型对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实证性研究。新行为主义接受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和物理主义，采用数学和逻辑语言来描述人类行为。认知心理学吸纳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把人的思维看作物理符号系统来进行研究。尽管它反对行为主义对意识研究的忽略，但仍然继承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原则。当今的主流心理学出现了生物神经学化的趋势。它吸收了认知神经科学、生物遗传学、习性学的研究成果，从生物决定论的视角，以基因、神经和激素等生物层面上来解释心理现象。 如此看出，在心理学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科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创立和发展，相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比较晚。加之这些学科本身就不够成熟，其对于心理学的影响也较为次要。 3自然科学成熟的方法论和思想基础 原则和方法论优势 自然科学方法论建立在决定论、机械自然观和客观性原则上，追求普适性真理，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较，自然科学具有原则和方法论的优势。 1)决定论：决定论假设存在着普遍的因果规律。这就意味着，一旦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人们就有能力对事件进行预测和控制。因此，决定论是科学研究和社会控制的前提。与决定论概念相对的是自由意志，它较多出现在人文社会研究当中。自由意志排斥因果关系，然而没有因果关系，学科的实用性就大打折扣。 2)机械自然观：机械自然观把宇宙比做精密的机器。这种世界图景具有简明性、精确性、规律性、可预测性和可控性，有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和研究成果的应用。人文观点承认心理的主观能动性、复杂性和易变性，这就造成了研究的困难。 3)客观性原则：自然科学家坚持客观主义，尽可能地排除研究者主观态度、信念和偏见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以期发现客观真理。客观性原则还树立了一元的真理标准，有利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和对成果的评判。 4)普适性：自然科学追求普适性的真理。自然科学家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思维方式，来探索个别现象和普遍真理的联系，这种方法有利于理论的产生、检验和推广应用。 5)实验方法：在实验方法中，自然科学家通过控制变量来确定相关或因果关系，产生的结果具有必然性和较高的可信度。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论具有较大的或然性，可信度较低。 以上原则和方法的应用使自然科学具备了客观性、普适性、准确性、一致性、可观察性、可重复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方法论体系。 有利的时代精神 科学的发展是特定的社会阶段和时代背景的产物。因此。“对心理学发展史的理解必须考虑这一学科进化的背景，考虑学科中的流行观念和那个时代的文化，以及时代精神或时代的思想氛围”(Schultz&Schultz，2007)。近几个世纪的多数哲学思潮、时代精神都是有利于自然科学的。 唯科学主义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的地位。自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开始，天文、数学、物理、生理、医学等自然科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科学取 代宗教成为最为突出的理智的权威，成为文明世界的世界观的定义者、审判者和护卫者”(Richard，2007)。唯科学主义随之诞生，它认为自然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其他知识都是不可靠的。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主流心理学作为新兴的、具有争议的学科，采取自然科学的定位是明智的选择。 从物理属性来阐释人性的机械主义人性观也随着科学革命而盛行。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生产方式，“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机械化，工业化和技术化代表了机器变成社会中心这一过程”()。在机械主义人性观和机械化社会的影响下，主流心理学走自然科学的道路，是符合社会思潮和需求的。 19世纪开始流行的实证主义崇尚理性，强调经验，提出科学研究必须采用假设、演绎、验证和数学方法，以揭示事物运动的规律。这些思想是与现代科学精神相一致的。通过这些主张，实证主义提高了自然科学的权威，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围。 经验主义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它主张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自然科学正是通过经验性研究来实现的。与之相对的理性主义否认经验的可靠性，也就贬低了科学的价值。在两种哲学思想的交锋中，经验主义自13世纪开始占据上风，直至今天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现代工业文明由理性文化主导，这与自然科学的理性前提是一致的。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管理等基本活动都体现了理性精神，这一精神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创造了有利于自然科学的文化氛围。 除了刚提到的唯科学主义、机械主义人性观、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文化之外，西方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联想主义、客观主义、身心交感论、物理主义、操作主义，以及达尔文主义等哲学思潮，都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吸引了主流心理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相比较之下，人文取向的思潮，如解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则影响力较小。 4自然科学的实践性优势 与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具有较多的实践性优势。这些优势即吸引了主流心理学，也成功地推动了主流心理学的发展。 研究对象的性质 从研究对象的性质来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具有客观性、机械性、普便性、同质性和易操作的特点。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自然科学家能够找到同质的研究对象，进行重复验证。因此，自然科学易于积累、比较和评判研究成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发展性、异质性、历史性、文化性、伦理性和不稳定性，操作性也较差。人文社会学者很难找到同质的研究对象：很多人文社会现象随着历史推移而变化或消失;伦理性原则束缚了对研究对象的控制：社会现象、文化和人类个体较难被操作化研究。 从研究对象与外界联系来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孤立的，较容易确定因果联系。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则处于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交互错杂的关系当中，较难寻找到规律。因此，主流心理学偏重研究具有自然科学品性的心理现象。 研究方法 实验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实验方法有固定的程序，通过控制变量来确定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容易得出较明确的结论。因此它也赢得了主流心理学的青睐。在《四十项改变心理学的研究》一书里，40项心理学研究中，有28项采用了实验方法，其他研究方法――观察法、调查法、临床法、总结性研究和思辨方法全部加起来，才占了12项研究(Hock，2004)。 自然科学应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统计和分析，以求客观性、精确性和可操作性。主流心理学追随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化趋势，以对其重要思想进行严密的阐述(Thurstone，1986)。数学方法的引用为心理学带来“简洁精确的形式化语言，数量分析和计算方法，推理工具和逻辑证明工具”(陈宏，2006)。相比之下，人文取向的研究则较少采用数学量化方法。而采用定性方法时，其定性的标准又多为主观，难以确定。结果就造成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难出成果，却更容易产生理论分歧。 另外，技术、设备的应用帮助自然科学家更好地观察、测量和控制研究对象。主流心理学采用了大量类似的技术和设备：从记忆鼓、棒框仪、闪光融合器到迷津、斯金纳箱、测谎仪，再到磁共振成像技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事件相关电位研究技术等;近年来还出现了计算机化的研究趋势。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使自然科学成果产出稳定，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较难应用技术、设施来辅助研究，故显步履艰难。 研究成果的物质转化 自然科学与物质进步直接相联系，多数研究成果可以迅速投入到工业生产、生活消费当中，社会贡献是外显的。在实际运作当中，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和农业、生产制造业、商业等联系在一起，以研究成果换取资金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则更多是非物质和隐性的，不直接贡献于物质资料，较难投入商业运作，只能应用到政府、管理、学术界、艺术等有限领域，获得的资金、政策支持也比较少。 社会认可度 自然科学研究具备客观性和精确性，为社会作出显而易见的物质贡献，因此比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更多的社会重视。从社会心态来看，由于自然科学距离生活常识较远，大众缺乏专业知识对自然科学进行批判。而人文社会科学贴近现实生活，大众经常凭生活经验对其进行批判，因此，它在大众心目中的权威性不如自然科学。 5社会需求对自然科学取向的促进 科学的发展受社会需求的推动。“科学已经有意识地并直接地指向具体的领域，而且这些具体领域的选择已经越来越不由科学家决定了……科学研究工作越来越多……受科学以外的机关或团体――工业和政府部门所组织起来的研究机关或团体所控制”(Mason，2005)。心理学的独立和发展历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大战、信息化、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这种社会经济状况对心理学的需求，更多表现在物质建设的层面。工业、商业、教育、医疗、军事、科学等领域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和心理测量等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发展。 独立的心理学研究的必要性，是由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提出来的。主流心理学回应自然科学的需要，强调人的机械性和生物性，先天地与自然科学联系到了一起。为了解决狗的腺体分泌遭遇干扰的问题，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转向了对条件反射的研究。行为主义建立在条件反射原理上，与生理学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1903年法国政府对智障儿童的关注，1905-1913年欧洲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时大量征兵，都需要检验人们的心理素质和能力(Gregory,2006)，有力地推动了心理测量运动。现代社会的多个领域――教育、医学、企业、行政、学术研究等，都大量应用测量技术对人的心理进行评估。 美国工业革命完成后，大量涌入美国的移民需要接受训练，以适应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不同地区、群体之间的思想分歧需要被调和，以巩固统一的国家观念;工业的迅速发展要求培训工人，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使得强调行为塑造、社会控制的行为主义被广泛应用，占据心理学统治地位长达几十年。 二战后，战争的推动、计算机与航天科技的发展，都要求对人类认知进行研究。随着西方国家从工业社会迈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发展壮大，推动了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车文博，2007)。 纵观历史，心理学独立之时，正是工业化、社会化生产蓬勃发展及社会制度完善的时期。工业社会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的目标，而非人文的、精神的关怀。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中，“心理学服务于这些机器的设计，使得机器最大程度地符合人的能力和特征，同时确保人最有效地使用这些机器”(Denis，2007)。国际竞争造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般倾向：“工业不大发达的国家总是在大力开展工业方面的科学研究，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则把大部分拨款用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Mason，2005)。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迎合了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需要。 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挑战工业文明和理性主义，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当中的人的生存状态，为人文取向的心理学开拓了空间。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将更加重视自身文化性、精神性的存在。人文取向的心理学也会随之发展。 6研究者的心理因素 研究者的学术偏好 库恩指出，科学中的一些决定并不是出于逻辑思考。而是基于个人的喜好、价值、政治信念和科学共同体中的共识(Kashdan&Steger,2004)。Karl Lashley和Gregory Kimble分别提出，心理学家的学术取向更多是出于性情和世界观，而不是理性思考(Hergenhagnn，2004)。Lashley把心理学家划分为柔性思想和刚性思想两种，以此解释了他们选择不同学术取向的原因：“这些纯粹是由性情决定的。是基于性情而不是理性的选择”(Lashley,1923)。Kimble选取APA成员和大学生进行调查，得出结论：不同分会的APA成员、不同学术水平的人士分别倾向于不同的学科取向(Kimble，1984)。 主流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取向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学术队伍组成的影响。在心理学早期的学术队伍中，大批著名的心理学家，比如冯特、铁钦纳、詹姆士、高尔顿、卡特尔、麦独孤和伍德沃斯等，都是从医学、生理学或物理学转向心理研究的。在心理学研究中，他们把大量的自然科学方法和成果带入了主流心理学。在后来的发展中，主流心理学也大量吸收了生理学、医学、计算机、数学等领域的人员。即使在今天。很多大学都鼓励有医学、数学或计算机基础的学生报考心理学。接受自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人员，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人文社会取向的研究者，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主流心理学向自然科学方向的偏倚。 研究者的顾虑 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将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成为了无数研究者的梦想。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心理学诞生艰难，科学地位不巩固，以至于研究者对心理学的合法性缺乏自信心。由于心理现象的主观性和内隐性，早在17世纪，伽利略就指出心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由于心理现象在过去不能被实证研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拒绝把心理学列入科学的名单。由于不能采用量化研究，康德也认为心理学无法成为科学。心理学是否属于科学的问题，至今仍在争辩当中;近20年还出现了关于心理学合法性的危机论。 根据流行的英美科学体系，只有自然科学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科只能勉强算是科学，而人文研究则只是“学科”，不是科学。因此，为了确立心理学的科学地位，多数心理学家选择了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取向。很多心理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心存顾虑，于是尽力遵循自然科学方法论：“以方法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一(马斯洛，1987)。 哲学式的思辨成了主流心理学研究的大忌。Teo指出，“在20世纪，对哲学式思辨的指责成了对心理学家的死刑宣判”;在建立自己理论的时候，冯特、华生、斯金纳和乔姆斯基纷纷批评前人对哲学思辨方法的依赖(Teo，2008)。为了避免哲学化之嫌，华生否认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心理现象还原为肌肉活动和腺体分泌的物理、化学现象。在斯金纳的激进学说中，理论研究甚至被完全抛弃(Hergenhagnn，2004)。主流心理学家服从自然科学的权威，忽视了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造成了自然科学化的取向。 7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 早期的自然科学取向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复杂的属性：物质性、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并存。这四个范畴之间有依存性和时间性的递进关系：在依存性上，序列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由前者演进而来。在时间上，存在无机物、有机生命、社会、意识先后发生的时间关系。由于这四种属性中占据前位的相对客观、机械、静止和外显，所以研究起来比较容易。这就决定了学科自下而上的发展规律。学术研究从基础性的对象开始，这样不仅有利于进行根源性的探索发现，也有利于知识在由低到高的层次上积累和发展。另外，这种研究顺序也符合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规律，从而顺应了社会需求。 由于人类机械性与主观能动性、生物遗传与社会文化影响、物质性与精神性并存，心理研究面临很大困难。刚诞生不久的心理学不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对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展开全面研究，只能从低级的心理现象入手。所以，机械性和生物性的心理现象受到了主流心理学的青睐。 未来的整合趋势 主流心理学选择自然科学取向尽管是明智之举，但是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理论和方法通过忽视不能被数量化的现象来获得流行”fLalvor,2003)。心理学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规律：从机械性到能动性，生物性到社会性、精神性，静止到动态，外显到内隐，由片面研究到整体研究，决定范畴到自由王国，功利追求到审美追求，从服务经济到以人为本，从关注人的生存需要到发展需要。当心理学逐步成熟时，人文社会取向的心理学将获得较大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进行整合。Henriques指出，心理学面临的困难是整合关于人的不同层面的知识的困难，并且提出了一个与上述观点相似的树形知识结构(由四个维度：物质、生命、思维和文化组成)，来整合知识系统，从而解决心理学分裂的问题()。 洪晓楠从科学哲学角度阐述了科学与人文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科学只是揭示了人的生活世界的一个维度或几个维度，……人对世界的把握并不仅仅限于科学认知，意义的追问和探求总是多向度的，这就需人文的探索和揭示来完成。只有科学与人文的互补整合，才能完整地表达人的存在的全面性和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洪晓楠，2008)。主流心理学将人机械化和生物化，忽略了人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维度，是不足以穷尽心理现象的丰富内涵的。一个更为宏观、整合的范式才可以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全方位的探索。 8结语――个宏观的范式 由于以上原因，主流心理学在发展初期走自然科学化的道路，有其必要的学科建设意义。但是“近年来，我们已经观察到逐渐上升的对科学心理学方法论，以及其相应的理论思考的不满”()。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被批评为“解答问题的方法论与所提出的问题之间的不匹配”(Toomela，2007)。心理学中有很多问题并非经验性问题，而是关于意义、理解、道德、文化等宏观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因果关系的描述上(Stam，2006)，自然科学模式不能完全满足心理学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科学方法论是由哲学规定的，并且在提出假设、建构理论和解读数据的时候，哲学思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哲学思辨不应该成为心理学的禁忌。 心理现象的复杂属性要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取向的结合，和客观试验与主观经验研究模式的结合”(燕国材，2007)。随著心理学走向成熟，从机械、片面、静止的研究向生态、整体和能动方向发展，它提出了对宏观范式的要求。社会的进步将使人们强调自身的文化性、精神性存在，也将呼吁心理学展现更多人文关怀。 近几十年来理论心理学、科学哲学、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都有利于人文主义心理学。但是唯科学主义势力余波仍在，尤其在中国，摆脱唯科学主义思想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范岱年，2006)。实证主义也依然拥有较大影响力。心理学界自身的努力尤为重要，心理学家们应该以研究对象的性质为根本依据来决定研究取向，这样才能实现心理学的健康发展。 看了“自然科学论文2000字”的人还看： 1. 2000字自然科学论文 2. 关于科技论文2000字 3. 大学科技论文2000字 4. 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范文 5. 科学技术论文2000字(2)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分析了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对归纳逻辑的反对、反对方法、当代科学方法论 家的自悖、元方法论的困境以及对评价规则的质疑，指出认清这些困境的目的在于寻求科学 哲 学更深层的理论变革和发展机遇。【关键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反归纳/逆归纳/自悖/元方法论标准/无合理性原则【正文】综观整个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方面，许多不断涌现的新观念和新理论 ，尤其是以波普尔的否证论、库恩的范式理论为代表的一些科学方法论既为科学哲学本身带 来 勃勃生机，同时又表现出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成功地应用于数学、经济学、管理学、社 会学、法理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历史、政治、文化等研究领域，使这些研究展示出全新 的分析与境或视野；而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哲学却开始走入低 谷，成就平平，反响一般，往日的辉煌似乎已不存在。科学哲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萧条的情 况？这已成为当今科学哲学家十分关注的论题之一。在笔者看来，这种境况的原因，在于科学哲学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中陷入了重重困境，一 时难以摆脱。然而，正是对这些困境的深入分析，有可能孕育科学哲学理论变革和发展的新 契机，就象19世纪末的物理学危机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一样。因此，目前关键的问 题 是，困境在哪里？我们应如何认识这些困境？本文即意在对当代科学方法论的五种重要困境加 以讨论，（注：鉴于学界对困境1、困境2、困境5的一些内容比较熟悉，在此仅对这三种困境只作简要的 补充性说明。）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的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建 立在证据的基础上。”[1]伯特兰·罗素的这一精辟论断道出了标准的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 在。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构想，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一是含有正统的意思，最符合人们思想 中科学方法的“本来面目”或经典模型；二是这种构想往往能把其它方法论吸引过来，并成 为这些方法论所仿效的对象。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科学方法之用方显科学本色，科学 方法是科学活动的标志，是科学合理性的保证。凭借科学方法，科学家的认识活动就可取得 成功。这里的科学方法是具有程式性或规范性的实证法，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发展与科 学 证明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产生于20世纪初）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包括像罗素在内的逻辑原子主义者、逻辑实证主义者、逻辑经验主义者、一些科学家及社会科学家等），并统治了人们的思想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受到挑战。许多的 方法论之争都是针对这种标准的科学方法论而发的。困境1：对归纳逻辑的反对与辩护继20世纪初“剑桥发明”（注：“剑桥发明”一词是拉卡托斯用来指在经典的归纳主义之后发展起来的“或然性归纳逻辑”。它始于，后来与出席Johnson举办的讲座，并发展了他的思想。）之后，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归纳原理对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赖欣巴赫说：“这个原理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从科学中排除这个原理就等于剥夺了科学决定其理论的真伪的能力。显然，没有这个原理，科学就不再有权利将它的 理论和诗人的幻想的、任意的创作区别开来了。”[2]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他们建立的概 率主义归纳逻辑成为了众多科学哲学家努力探究的核心。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波普尔首先立足于他的否证哲学进行有力的批评，力图重新 解决“休谟问题”（归纳问题）与“康德问题”（划界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按拉卡托斯 的看法，“波普尔的名声就在于它对归纳法的批判”，但波普尔竟对什么是归纳都从未明晰 地说明过，并且前期与后期哲学在归纳问题上很不一致。拉卡托斯认为，归纳逻辑的原始目 的是“从怀疑论中拯救科学知识”，存在着某种归纳原则或拟归纳原理可以把“实在论的形 而上学与方法论的评价、逼真性与确认性联系起来”。[3]自称是反归纳队伍中“一名上尉”的沃特金斯()认为拉卡托斯的归纳进步观站 不住脚，因为确认评价只报道过去业绩，而逼真评价仅包含将来业绩，我们无法从确认评价 推进到逼真评价。他拒绝所有的非演绎推理，认为一切非演绎推理都具有非转化性。科学知 识可分为多个层次——层次0（感觉报告）、层次1（简单陈述）、层次2（经验概括）、层次3（精确的经验规律）、层次4（科学理论），其中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从低级层次到较高层次的“归纳 上升”。但从层次0到层次1将包含一个“跳跃”。艾耶尔曾提出，这种“跳跃”可由某种非 归纳性的并能为人们接受的推理来实现。沃特金斯把艾耶尔的这种推理称为“某种拟归纳推 理”[4]，并认为波普尔令人遗憾地走向“彻底的”或极端的怀疑论[5]。对于归纳问题，沃 特金斯试图提供一种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案，并宣称这种方案要比他在《科学与怀疑论》中提 出的论点更为简单和更好。[6]为摆脱归纳逻辑的困境，(1)赫斯(Mary Hesse)、亨迪卡(Jaakko Hintikka)等自20世纪80 年代对卡尔纳普传统进行修正和完善，赫斯提倡以枚举逻辑作为科学推理最基本的形式，用 它来重新阐释其它形式的归纳逻辑（如科恩的消去式归纳逻辑）。她坚持一种比卡尔纳普允许 更多随条件变化的并处于有限形式中的归纳逻辑，“归纳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对综合性理论 系统的研究没有保证获得实用主义知识的最佳途径。”[7](2)科恩(Jonathan Cohen)提出了 非概率主义归纳逻辑。他认为，许多科学哲学家只注意培根归纳的方法论意义，却忽视了它 的逻辑方面——证据的性质及命题之间归纳支持的逻辑关系，他力图用一种成熟的现代逻辑 形式重建培根的归纳。这种新培根式归纳逻辑包含了两个主要因素：(A)相关变量的方法， 该方法表明归纳支持因不同的证据而有不同的等级；(B)一般模态逻辑，“它可以达到对非 外延性的多个等级的形式化”，[8]因为二值等级形式捕获不到非外延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这种模态逻辑可把归纳支持的等级表示为通向“近律性”(Legisimilitude)的阶梯。赫斯、科恩等人还试图为归纳逻辑提供广泛的成功应用，如科恩出色地将自己的新归纳论 应用到如医学、心理学等一些领域中去，并得出结论：非标准形式的归纳推理也具有与其它 归纳相同的结构([8],)。对上述争论，牛顿-史密斯()指出：“完全抛弃归纳的波普尔与勉强使用 归纳的拉卡托斯都不能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方法论与科学目的之间的纽带”[9]，在波普尔的 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否证法与逼真性之间的二难困境。牛顿-史密斯着重阐述了包含“在最终 检验中所需要的其它特殊因素”的“元归纳”(meta-induction)观。([9],～225)困境2：反对方法和方法论危机科学历史主义的兴起促成了这样一种新观念：科学哲学家必须正确对待科学的历史。这种 观念挑战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两个最有影响的方法论钢领（即归纳主义和波普尔纲领）。库恩 本人虽然提出几种评价标准（精确性、简单性及有效性等），但他把这些标准“比喻为像‘深 思熟虑而后行’之类简单而无用的格言”[10]，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取决于主观因 素与客观因素的混合，取决于共同标准和个人标准的混合。费耶阿本德质疑以往的科学方法研究在实际科学中的可行性，认为探求一种指导科学家从 事理论选择的规则系统的努力虽然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却是失败的。他展示了一幅比库恩更 为激进的图景：(1)“逆归纳”，他认为逻辑经验论的“证明”式归纳与波普的“证伪”式 归纳是归纳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提出了“逆归纳”(counter-induction)的概念，其中count er-意指在与归纳相对立的方向上行进，在此归纳仅是一个参照物而已。“我们可以通过逆 归 纳法来推进科学”，这就要求我们做两件事：一是提出与公认的并得到高度确证的理论不一 致的新理论（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坚持，新假说必须与公认的理论相一致。费耶阿本德反对这种一致性条件，譬如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伽利略自由落体定律并不一致：重力加速度对前者来说是一个变量，而对后者则是常数。一个科学家要想使自己的观点包含更多的经验内容，就必须引进其它的理论观点，采取理论多元论的立场。），反驳一个理论的证据往往不是借助于事实，而在于提出新理论。理论的进步 并不是一个一致理论的系列，而是一个“日益增长的互不相容的各种可取理论的海洋”。他 认为，专家和外行业余爱好者、诚实者与说谎者一起参与争论会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 荣。二是提出与充分确凿的事实不一致的假说。一个理论所以与证据相冲突，不是因为它不 正确，而是因为证据被污染。要批判这种证据就应当发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第一步跨出 这一循环，或者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体系，如一个新理论，它与极小心确立的观察结果相冲突 ，并挫败了最合情合理的理论原则，或从科学之外，从宗教、从神话、从不胜任者的思想， 或从疯子的思想漫游中引入这样一个体系。这一步又是逆归纳的，可见，逆归纳既是一个事 实——离开它科学不能生存，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合法的且又非常需要的行动。”[11](2) 说服人的技巧。库恩曾以“常规科学”意指知识发展中平稳的和逻辑的间歇。费耶阿本德则 干脆否定这种“常规科学”的存在，认为科学决定的作出、理论的接受是一种说服人的事情 ，包括理论支持者的威望、年龄、及参与争论的技巧等（注：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伽利略的成功并不在于他的观察和实验(在《恒星的使者》中对月球的描述自相矛盾，用望远镜观察月球的演示是失败的)，而在于他宣传自己学说的技巧，他说：“伽利略这个善于耍滑头的人比起我们通常对这位肃然起敬的、执着的‘真理探索者’来说是一个远为有趣的人物”。([11]，)）。因此，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实际上是反对科学方法的唯一合法性，并不是取消方法。他坚持各种方法平等的多元方法论。此外，奎因、普特南、罗蒂、哈金()等人根据各自的理由坚持，人们所能做的只 不过是描述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容许我们去发掘具有规范性特 征的方法论的余地。在这一系列质疑之下，标准的科学方法沦陷于危机。困境3：当代科学方法论家的自悖科学方法论危机“令人沮丧，但要取消方法论还为时早了点”[12]，科学方法论者们试图 拯救和重建科学方法论，但结果处于自悖的困境中，这里仅以其中三位为例来说明（参见[19 ]，）。1.拉卡托斯的自悖拉卡托斯(A) 拉卡托斯力劝科学家作出新颖的预见：如果预见正确，就认为你的理论是进 步的；如果错误，就进行拯救理论硬核的活动；如果不能作出长时间跨度的任何成功预见， 那么你的研究纲领是退化的，应当抛弃。如何知道哪一种方法论是进步的呢？拉卡托斯认为 ，一种方法论应说明“伟大科学家的价值判断”，而要满足这种说明就必须对方法论作出某 种合理的重建。他指出：“在撰写一种历史性案例研究时，一个人应采用下列程序(1)给出 一种理性重建，(2)尽力将这种合理性重建与实际历史相比较，并批判缺乏历史性的合理性 重建及缺少合理性的实际历史。”[13]人们不必关心特殊反常的价值判断，拉卡托斯更“强 调科学研究纲领与方法论研究纲领之间深远的类比，并且强调像‘经验陈述’可被推翻一样 ，规范的‘基础论断’也可被方法论推翻。”[14]即通过规范的方法论来重建科学史，以便 使科学史尽可能合乎理性的目的。这里，拉卡托斯强调的是方法论的规范性、重要性和优先 性。拉卡托斯(B) 拉卡托斯曾对波普尔的试错法不屑一顾，但他对研究观领中硬核的解释却是 “实际上硬核并不是一出现就是全副武装的……它通过长期的预备性的试错过程而缓慢地发 展。”([13]，)这样，我们如何通过襁褓中的硬核来确立研究纲领的存在？如何理解硬 核的无 错的硬性？又如何通过硬核来形成对其它因素或成分的规范力量？对于一个研究纲领 比另一个研究纲领更进步的情形，拉卡托斯认为我们无法接受其中一个研究纲领，进步并不 意味 着 接受；相应地，我们无法凭借方法论来得知科学家接受或抛弃哪个理论，因此拉卡托斯的方 法论已失去了它的规范能力。2.劳丹的自悖劳丹(A) 在《进步及其问题》(1977)中，拉里·劳丹提出了与吉尔(A)不同的观点。当在 阐明历史与方法论的相互关系时，劳丹采取了一种直觉主义的方式：“(1)到了譬如1800年 ，接受牛顿力学、拒斥亚里士多德力学是合理的；……(6)在1925年之后接受广义相对论是 合理的；……我将要主张的是存在着一组广泛的人们所坚持并相似于上述情形的规范判 断，这组判断构成了我将称之为我们偏爱的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分析直觉(PI)。我们关于这 类情形的直觉可用作评价不同的规范的合理性模型的试金石。”在劳丹那里，这种前分析知 觉的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它成为方法论的一种根基。劳丹(B) 前分析直觉本身毕竟是变化的，受制于一些历史条件。劳丹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 开始抛弃他的前分析直觉标准，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摆脱对直觉的任何依赖；而致力于建构一 种联结规范性与描述性的规范自然主义(normative naturalism)。3.吉尔的自悖吉尔(A) 自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派兴起以来，标准的科学方法论在衰退，但仍有其忠实的 斗士。吉尔就是突出的一位。他坚持科学的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关系不是紧密的，而是一种 基 于利害关系的结合(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他提出了许多反对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 切相连的观点，譬如，他认为循环性问题对理论选择标准的任何历史途径而言都带有尖锐 的挑战性。他说：“设想……历史对理论的理性选择提供经验证据。在这一情形中，这一说 明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结论，或广泛地说是一种理论。但要在历史证据的基础上选择一种关 于理论选择的理论，一个人就必须总是具有某些理论选择的标准。”[15]这里，吉尔坚持从 历史中获取准则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论证，结果只能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吉尔(B)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自然主义激流勇进，吉尔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其中。起初作为 历史反对者的吉尔现在却是历史的一位知心朋友。吉尔在《走向一种统一的科学理论》(198 4)一文中明确指出，方法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是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这种标准关 系”[16]。按吉尔的自然主义，科学对经验世界建构理论，哲学则对科学世界进行理论化。 这两种理论化遵从相同的方式，都具有历史性的特征。对上述的自悖，科学哲学家大多采取了批评的态度。拉卡托斯在(A)中对历史的理性重建无 疑受到许多科学历史主义者的反对，如霍尔顿(Gerald Holton)认为拉卡托斯的这种观点令 人难以接受。库恩则称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是历史，而是制作实例的哲学。”而拉卡托斯在 (B)中对方法论规范能力的取消无疑是较(A)更加远离科学方法论。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认为，劳丹、吉尔提出的自然主义经不起推敲，因为自然不 会欺，不会犯错误。而科学家却不然，他完全可能这么做。再如，引力理论不允许一个真 实的逆实例的存在，但在合理性的正确理论之下却可以存在大量不合理行为，正如在我们 正 确的道德信念（即谋杀是错的）之下仍存在着谋杀者的谋杀活动一样。吉尔从(A)到(B)的转变 表明他从对科学方法论的坚持变为对历史因素的侧重。与吉尔相反，劳丹从(A)到(B)的转变 则说明他进一步疏远历史而亲近（方法论的）规范性。困境4：元方法论层次上的困境与无合理性原则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方法论的重心开始向元方法论转移。什么有资格构成科学方法的标准？这一问题是促成科学方法论重心转移的核心问题之一。西 格尔认为，要为科学方法寻求一种确定的唯一程序是错误的，不存在确保科学合理性的程序 ，而只有对证据的承诺。[17]多数当代科学方法论者对元方法论研究的必要性确信无疑。但 出人意料的是，劳丹否定元方法论存在的价值。他认为，历史主义学派的元方法论是，对一 种科学方法的评价要依据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把过去科学家的选择再现为合理的，而这种元方 法论没有正确对待这样的事实：科学家的目的和背景信念都因人而异，尤其在不同于我们的 科学时期时就更是如此。如果科学家的目的在某些重大方面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就没有理 由 希望用我们的方法去衍涵关于具有不同目的的活动者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任何东西。无论 合理性是什么，它都具有特定的活动者与特定与境。劳丹认为，元方法论就是方法论的认识 论，它如果存在则不应视为绝对命令，而应看作假言命令，我们在竞争的方法论中进行选择 的方式与我们在竞争的经验理论中选择的方式完全相同。因此，我们不需要关于方法论的一 种 特殊认识论。([12]，)劳丹虽然宣称否定元方法论，但事实上仍建立了自己的元方 法论（注：对此许多科学哲学家都给予了肯定。西格尔(1990)、沃勒尔(1988)、多普尔特(Gerald Dopplet)(1990)、列普林()(1990)等对劳丹的元方法论作出了各自的评论。）。劳丹建立的网状模型理论本身就是对一种元方法论理论的建构，并引起了元方法论 层次上的一系列争论。沃勒尔尖锐地指出，劳丹的网状模型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二难困境： “或者存在着一个方法论原则的不变的核心M[*]，或者一切都是变动的。有这样的一介M[*] ，网状模型则是旧的塔式模型的一种精致论述或注释性变换；若没有这样一个M[*]，该模型 陷入相对主义。无论那一种方式，劳丹的‘第三’选择都作为一种独立的、具有竞争性的立 场而被排除。”[18]罗伯特·布朗认为元方法论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1)公正地对待历史，(2)公正地对 待概念性东西。”[19]他认为，劳丹与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都试图对(1)给出必要而充分的 条件；加伯()及其他先验的方法论者集中于(2)。他们都是片面的。基于科学的实 际 历史，布朗提出了如下的一种规范的元方法论标准(R)：“若(其他方面都相等)某方法论使 其理论性重建与规范性重建符合最多的科学史片段，同时与相关的独立的社会理论相谐调， 那么该方法论是最好的。”([19]，)布朗认为，上述标准作为评价相互竞争的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元标准。这种标准具有许多值 得我们赞赏的优点：首先，这一元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即科学史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被 认为是理性的。该标准使科学史中的合理性扩大到最大的程度。其次，布朗宣称该标准(R) 克服了劳丹的前直觉观点的所有弱点，如，非比较性、基础主义、对直觉的依赖性、历史在 检验中的无地位性。第三，这种元标准在形式上相似于宽容性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 。宽容性原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真理性，而(R)则试图最大程度地扩大合理性。第四，这 种 元标准被一种无合理性原则所支持。无合理性原则(arationality principle)是一种类似于宽容性原则的方法论原则，即从人 类活动的可能选择性解释中选择一个更好的解释。无合理性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 当面临在一项活动的合理解释与其它解释（如心理学与社会学说明）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应 选择合理性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一种活动原因，是一种好的理由，譬如，对为何爱因斯坦 在1905年抛弃牛顿的理论，我们有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一是认为爱因斯坦这样做是因为他 的狭义相对论更好的符合有效的证据；二是认为爱因斯坦抛弃牛顿理论是因为他要反叛他的 前 辈，并推翻其最基本的概念，即父子之间、代代之间冲突的情景。对这两种解释，无合理 性原则告诉我们应选择理性的那一种，即爱因斯坦依据第一种理由去活动。第二层，无合理 性原则并非坚持惟有心理——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而是说人们通常对一定活动找不到理性的 解释，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必须诉诸于心理——社会（或其它“外在的”）的原因。在布朗看来，元标准(R)与无合理性原则都试图最大程度地增大合理性，这是两者的共同之 处。因此，元标准(R)可以从无合理性那里得到支持。但两者又不能完全等同；元标准(R)是 一 种在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无合理性原则却假设了一种特定的合理性。困境5：质疑“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就像弗雷格等人建立演绎逻辑的有效不变的通则一样，20世纪初卡尔纳普等逻辑经验主义 者及迪昂、鼓加勒等法国约定论者都极力寻求归纳逻辑的不变原理或统治科学理论评价的恒 定规则。这种规则不包含任何容易引起争论的关于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假设，同时又必须是 普遍存在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无论是归纳推理还是演绎推理，都可能有时是无效的，科 学评价有时也是错误的，甚至某种不正确的评价可能贯穿于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但这些无效 的推理过程却不能危及到推理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同样这些不正确的评价过程也不能危及评 价规则的正确性。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则是先验的，并不因经验的不同、过程的不同、时间 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构架之下的理论评价规则的恒定性论题。针对这一恒定性论题，亨普尔()提出质疑。他认为，某些方法论规则在时间上是 相对的。譬如，正如已摈弃宇称守恒定理一样，我们也应抛弃麦克斯韦关于时空定位缺少因 果效用的原理，这些准则及其时间相对性取决于我们的世界观。亨普尔得出结论：“必须抛 弃合理性理论选择的一切标准都无时间的观念。”[20]劳丹在《科学与假设》(1981)中通过 追溯假说方法的历史演进，批评了科学方法永恒不变性观念，他既坚持科学方法的共时性， 又坚持科学方法的历时性（即可变性、历史性）。综上所述，上述科学方法论的五种困境都在各自不同的层面或在不同的理论进程中与科学 合理性的“二难困境”[23]发生着某种关联。譬如，困境1是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呈 现的必要前奏，困境5则是这种“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规则与历史之间关系上的一种反 映，没有困境1和困境5的出现就没有科学合理性对历史因素的内在要求；而困境2、困境3、困境4都是这种科学合理性的“二难困境”在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内在逻辑与历史之间 关系（不谐调的、矛盾的）上的一种体现。以上概述的五种困境仅仅是对科学哲学困境的初步 探讨，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论点摘编科学的“真”与生活的智慧/柳延延/《中国社会科学》/以西方现代理性精神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尤其是发展到20世纪，这 已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这表明，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现代理性主义 思想方式，向人类敞开了对人类生存极具意义的一个方面，即科学的“真”是人类能够更好 地生活于世的基本保证，体现出可贵的生活智慧。但是，科学的“真”并不等于生活的全部 智慧，它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不能为人类提供这种生活何以值得过下 去的理由。从这一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天人类面临的困境表明，一方面 ，科学技术已不可抗拒、无可避免地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启蒙之光的核心也有 一片黑暗，当代文化批判的重要任务就是不懈地揭示这片黑暗。【参考文献】[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6页。[2]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3]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nd G. Curre(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4] and University Pre,1984.[5],"Hume,Carnap and Popper",in Lakatos(ed.)The Problem of Inductive Logic,Amsterdam:North Holland,1968,.[6],"A Neo-Popperian Advance on popper?",in & Jiang Tianji(eds.)Popper in .[7]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er Press,Sussex,1980,.[8],"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in Poznan Studies in the Philo soph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9] Rationality of .[10]Larry Laudan,Science and of Californina Press,198 4,.[11] Left Books,1975,.[12]Larry Laudan,"Progress or Rationality?The Prospects for Normative Naturali sm",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13],"Falsification and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Lakatos and Musgrave(eds.),Criticism and Growth of 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

人们习惯以“体育科研方法”称之。这种称谓本来并无大错，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常常 引起极大误解。来听“方法”讲座的人，多急于学得一个二个甚至更多个成熟的、完整的、有效的科研方法； 而讲授科研方法专题的人，也总是尽力地按自己的理解对有关教材资料巧加增删扩简，以图满足学员的所需。 这样的供需心态，似乎亦属正常，然而，如此运作的结果每每却是，学员越来越没有耐心去听那些初看上去与 “方法”系列似无关联的内容，越来越率直地要求教员立即给出现成的、实用的、甚至“拿来就能用，一用就 见效”的具体可见的方法；而敢来讲授科研方法的教员，也都自称备有速成的、可靠的、并且适合于每一位学 员或大多数学员也适合于每一个体育项目或许多体育项目的具体可摸的科研方法。——这里的破绽是显而易见 的，遗憾的是，一遭遭期待落空和承诺无效，并没有使人发觉是认识偏差在做崇，大家仍旧不知灰心地一回回 重新期待和承诺下去。 为什么“体育科研方法”这个称谓会导致认识偏差？对“体育科研”一词暂无须究诘，因为它只是指一个 待发之矢。问题的症结只在于“方法”一语。以往至今，无论将“方法”释为门路、程序，还是将“方法”说 成方式、手段，只要是挂在嘴上或印在纸上的方法，无论是成熟的、完整的、有效的方法，还是现成的、实用 的、普适的方法，其实均属预先给定的方法，而任何预先给定的方法，毫无例外地都是未赋生机活力的方法， 需有人的参与才能予以激活，也恰恰就在“需有人的参与才能予以激活”这一关键环节近前。人们止步了。这 并不奇怪，这是相对论思想尚未普及而经典时空观仍居主导的社会环境中的必然现象。既然看不到人的参与在 方法激活上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此类讲座的主题醒目标明是讲方法，那就怪不得在科研方法讲座中大家一同“ 炒买炒卖”具体方法，尽管紧接着的就是无从兑现的怨尤。 那么，回避使用“方法”一词是不是可以纠偏矫枉呢？有人做过尝试，例如用“体育科研新论”、“体育 科研元理论”来取代“体育科研方法”作为讲座标题。但是，讲座标题中若没有“方法”两字，讲座主题的属 性还能算是明确的吗？所谓新论，能维持多久？讲过1、2次之后的内容还能算是新论吗？所谓元理论，原是指 以研究现象世界的科学自身为研究对象的理论，虽然“体育科研方法”本身也具有体育科学无理论的意义，但 若启用这样一个更为概括更为抽象的术语，是不是会徒劳地增加一层理解负担呢？而且，元理论概念的引入， 还会激发无限上溯的意识，元元理论，元元元理论会相继提出，这于基础建设时期的体育科研理论的基础构建 又何益之有呢？所以，思辨磋磨再三，回避使用“方法”一词，并非上策。 方法讲座确实容易产生治学误导，但细细忖度，误导产生的根源却不在“方法”词语本身，那是一个更为 深层的理论课题，我们将另文专论。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不论如何称谓体育科研专题内容，其真实内含只能 是对一般科研方法的深入认识，而一切具体方法均不过是无可原样重复但可供适当参考的实例。作为教员，一 般都无暇真正了解众多的学员，即便达到真正了解的程度，真正负责的作法，也只能是讲清楚他本人对体育科 研方法的认识，用以启发学员，以有助于学员最终也能形成属于学员自己的方法认识体系，然后再由学员自己 去运思筹划其独自的具体方法的操作。在讲述方法认识的时候，作为教员，理当列举他自己具体运用特定方法 而成功完结科研课题的实例，其目的仍在于启发学员的思路而不是提供成熟方法的模板。特殊情况下，作为教 员，也可能一对一地帮助学员从事科研活动，例如导师与研究生，但只要不是包办代替的作法，那么，教员也 只能更多地在某些具体方法的运作方面提供更加细微的参考意见；假如学员自己尚不具备相应的认识水平和方 法积累，这种帮助或任何帮助都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如此强调对于方法的认识，其实已经进入方法论的语境。在体育科研讲座中，方法一词既回避不掉又 易致误解，如果将讲座主题改称体育科研方法论，很有可能，这个两难问题即刻迎刃而解。从方法论的视角望 出去，体育科研方法连同一切其它方法，都只能是最终产生于求学者的自身而不是从外部被给予，正如吃进食 物长出肌肤而不是贴上馒头人可变胖。从方法论的视角望出去，每一个体育工作者连同其它领域的人士都自有 或将有一个属于个体的方法库，库中的所存不论是盈多还是匮乏，均不可让与他人，不是风格之高下所致，恰 是存在于个人知识结构中的方法储备的不可让与性使然。从方法论的视角望出去，在方法求索道路上的大块误 区便晰然在目，略转位向便不难跳离。当然，虽说不难跳离治学误区，但若干必要前提的思考功夫还是不可缺 少的。 2 问究科研其事 何谓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同于一般劳作，它是专为高效助推一般劳作而进行的对于事物本质的深入思考 。与科学研究相对应的是技术操作，技术操作是按一定程序运用一定手段对事物状况进行改造的表层活动。技 术操作属于一般劳作，只是它有特定的程度和手段。为了认清科研其事，将技术操作用来对照比较，是为简捷 办法。 科学研究在整个实践活动中总是处于更为基础的深层，故而对实践的进展常常更具制导作用。技术操作则 基本处于实践活动的表层，故而也更容易为人们所关注并发挥可见可感作用。科学研究和技术操作各有所长及 所用，绝不能相互取代，也不能相互贬抑，不过，更为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不宜将科学研究和技术操作等质齐 观。在人类史上，科研和劳作这两类事物并不是从来就有且同时产生的。早在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人类没有 余力去做那些与其果腹御寒眼见无关的事，因而也不可能允许存在科研其事；劳作，劳作，为了生息繁衍，就 只有紧紧把握劳作。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且当人类社会的局部基本达到不再为隔夜粮 遮身衫而忧心忡忡的境界之时，那些与吃饭穿衣全无直接关系的科学活动以及艺术活动才得以萌芽。科学事业 的发展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技术操作的立见功效与科学事业的久蓄缓发，形成鲜明反差，时时都在影响着 人们对科学事业的予夺取向，靠远见灼识而大力支撑科学事业的情况毕竟不多。但是，科学事业自从萌发问世 之后，就再也不能回到其与经济实力直线对应的因果律上去，而总是凭倚人的意志努力在顽强地寻求生机。当 然，科学事业最终也确以其巨大的精神及精神变物质的力量真实地回报着那些敢于投资于它的人。科学事业每 前进一步，技术操作的效率就成倍地增进一层；而技术操作的有效成果，又为实现一次次社会分工铺平了道路 。由于社会分工的进步，社会实体已经越来越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脱离技术操作层面而去专门从事科学研究活 动，所以，是科学事业而非技术操作的发展程度，事实上已成为一个社区领域发达程度的突出标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