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京派论文范文写作

善待地球，科学发展，就是要正确对待地球自然系统，特别是要珍惜地球母亲赐予我们的自然资源，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深刻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对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这就是：生态文明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充分认识统筹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建立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文明新构架。应当说，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完全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是：肯定人是自然界的相对主体，人类的社会经济必须继续向前发展。同时，要清醒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努力做到在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人类社会的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与作用，包括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与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二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与反作用，包括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对人类的负面影响。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对客观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人与自然的认识有显著的不同。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 人与自然和谐，从理论层面上看，它应是人与自然互相适应的辨证统一、互动和谐；从实践层面上讲，它应有人与自然双方均处于既被改造又应保护的关系之中。历史经验表明，当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互利、和谐关系的时候，自然也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文明是工业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以生态产业（或产业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成的。人不能选择脱离自然的道路，只能选择某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的能力空前提高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和谐。生态文明发展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人类开始了为有效遏制生态危机，为自己重建一个可以使儿孙万代永续发展的绿色家园做了一次有益的伟大尝试。 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已处于主动地位。当人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资源消耗超过自然承载能力、污染排放超过环境容量时，就将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造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因此，人类为了持续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必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人类发展到今天，应该而且已有能力主动调整自身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立生态文明，必须着力培养人们正确的资源观、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点，教育人们保护好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新的生态伦理。 事实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人是生命的存在体，自然生态也是作为“生命存在体”而存在的。一方面，自然生态具有自身不断进化的生命过程；另一方面，人作为客观现实世界的一员，其生命状态与自然生态的生命状态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生态的死亡必然导致人类生命的衰竭。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首先应当是一种生命维系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生态伦理所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质上仍然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行为者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现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在今天，人类再也（下转第93页）（上接第90页）不能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而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和道德规范。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实现的，就是说，它是以自然为中介而表现出来的。生态伦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涵盖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中去，比传统伦理学的内容更丰富了。 针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人口、环境与发展悖论，应该确立一种新的文明即生态文明，也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文明。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的自然观。其次，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 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向前发展，生态文明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观念的核心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即必须认识到：人既是自然的主人，又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既利用自然，又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最重要的是转变环境教育观念。要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度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环境价值观。 生态道德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生态环境的渐趋恶化，需要把生态道德教育提上议事日程。通过这种教育，增强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的道德意识，使之认识到，生态道德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应履行的道德义务与责任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之所以被称为“京派”，因为成员大多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京派的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 新感觉派小说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产生于上海文坛，主要作家有施蜇存、刘呐鸥、穆时英。“新感觉派”小说的根本特点是特别强调作家的主观感觉而不太注重对客观生活的真切描写，其小说内容多表现半殖民地社会都市生活的种种病态和畸形现象。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特点可概括为三点：创作题材多取材于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态生活、注重心理分析和注重小说技巧的创新。 京派和新感觉派在写作特点上有很大不同。在艺术特点上，京派小说多带有乡土气息，具有来自乡野的质朴的美和凝重古久的风格，并由于对本土经验的眷恋和回归的渴望，其文体都具有一种抒情性。以 沈从文的《边城》为例。《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的澄澈纯净。显示了京派小说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的基本风貌和平和淡远、古朴隽永的特征。 穆时英是新感觉派的重要成员，被称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其代表性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运用剪辑组合的方式，通过一个个互不相关的画面，描绘了灯红酒绿的大都会夜晚的种种社会病象：行路人突然被拦截暗杀；富豪的姨太太与前妻之子乱伦；搬运木柱的工人被砸断脊梁而惨死…小说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都市社会的恐怖与繁华、淫荡与悲苦，体现了新感觉派小说反映病态生活的创作特色。另外，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将心理分析作为构成作品艺术形象体系的重要环节，丰富了刻画心理小说的表现手段。

京派求助编辑百科名片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目录概念基本特征京派作家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色研究论文主要刊物京派小说京派聚会展开概念基本特征京派作家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色研究论文主要刊物京派小说京派聚会展开编辑本段概念“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主要是指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后，30年代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地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是强调宽大、强调审美、强调民族文化精神重造的纯文学流派。“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就是京派小说，其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代表作是《边城》《萧萧》《长河》等。编辑本段基本特征京派的基本风貌、特征：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人情美；扬抒情写意小说的长处，熔写实、记“梦”、象征于一炉；平和、淡远、隽永的风格；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与京派相对于的是海派。编辑本段京派作家京派作家基本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20年代末语丝社分化留下的偏重讲性灵、趣味的作家。二是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关系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三是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的师生，包括一些当时开始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其中主要的小说作家有废名、凌叔华、沈从文、林徽因、芦焚、萧乾、汪曾祺等。编辑本段京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京派小说大都疏离政治，与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看重人生，关注平民性，追求静穆的艺术境界。第一，着力描写淳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如沈从文所描写的湘西世界人物，都那么淳厚、真挚、热情、善良、守信用、 重情义，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却那么慷慨好客，粗犷到带点野蛮却又透露出诚实可爱，显示出一种原始古朴的人性美、人情美。京派作家注重人性美、人情美，还表现在他们喜欢用儿童的视角来写成人的世界。从林叔华的《弟弟》、《一件喜事》，林徽因的《吉安》、《文珍》，到萧乾的《篱下》、汪曾祺的《戴车匠》，儿童视角的广泛运用，真切地表现出京派作家的拳拳童心。这既说明他们对美好童年的深情眷恋，也反映了他们对未来人类社会、人性完美的无限向往。第二，京派小说把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乡风民俗的从容隽逸的描述中，形成了一种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这种乡土抒情小说，结构上以舒卷自如代替严谨拘束，情节上以故事的疏淡代替因果的坐实，它把小说的传统特征的一部分让位给诗和散文的因素，因而削减了小说的史诗力度，却增添了小说的抒情神韵。第三，语言上，形成了简约、古朴、活泼、明净的语言特色。既能吸收欧美文学语言的长处，又能吸收古典文学语言的营养，出色地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参考资料：

下文是关于个人故居的，不知道何时吗？ 和谐小区2009-09-16 22:56所谓“小区”不过是镇上原先的一个小学，“和谐小区”的名字是一位老师无意中取的。在麦熟的季节，我们一共十八户陆续的搬到这里。环境还可以，大街北侧一个门洞，往里走十米就豁然开朗，这里是原先学校的操场。有点象《桃花源记》中入口的味道，不过没有桃花，有的是红砖涌路两侧几棵多年的垂柳。涌路的尽头是校区的大门，俩门柱的的顶端各有一个排球大小的柱灯，遥想当年可曾照亮多少学子的求学之路。大门一侧是一个小门，供人少时通行。再往后是几排整齐的教室和办公室，现在已改成了职工宿舍。镇上的领导很体贴我们，在各宿舍门口都新安了自来水管、拖布池和几条整齐的盖板下水道。对我们的新家我是有感情的，因为这里还是我的母校。毕业以后我和同学们相约来过几次，来怀念我们那段美好的时光。教室前的涌路还在，垂柳还在，花池也在，原先的欢声笑语记忆犹新，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新住户们以抓阄的方式是排了个一、二、三，我家东挨着宽阔的红砖涌路，门前是条略窄的石板路，路旁有两颗国槐，大的如碗口，小的如小儿的手臂，她们紧紧的依偎在一起，亲像一对母子。树底下摆了张小石桌，仅可供四个人吃饭、打牌或乘凉。石桌旁是一只抬头凝望的小鹿，儿子时常在上面玩耍。蝉的幼虫可能因为它会变的缘故我们这里叫它 “神仙”，爬到这两棵树上的”神仙”却出奇的多,这成了我家一个意外的惊喜。最高兴的是六岁的儿子，他每天晚上打着手灯在树上总能找到几个，有时小鹿的腿上和小石桌旁边也能找到。于是每隔三两天石桌上就能 端上一盘最新鲜的美味了。小石桌紧挨着一片两张见方的花园，搬来后就种了几样青菜，不为多少收成，只为平常也活动活动。人勤地不懒，竟陆续的有了收入。吃着自己种的东西，那个惬意要比吃烧鸡烤鹅更要可口香甜。我们这里的住户大多都在镇上上班，原先都认识，现在成了邻居，就觉得份外亲热。年龄最大的是一位小学校长——×老师，再过几年他就退休了，可是思想一点也不比我们小年轻的落后。每次他在家总是主动和我们打招呼，不是要我们聊聊就是约我们饭后打上把牌。原先我们去了还有点儿拘束，久而久之，他家门前成了我们的小据点。打牌一般是够级，他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记牌很准，赢了牌高兴，他也大呼小叫的，兴奋得与他的年龄和身份不符。由于我们住户之间没有院墙，邻居间见面就方便的多，这给女人们闲聊提供了机会。女人们的话长，只要开了头没有要紧的事很难刹住，不光刹不住，聊到精彩处说不定哪一个端着饭碗跑出来，生怕错过听八卦新闻的机会。最方便的是孩子们，一个孩子起早了必定找他的玩伴，常常大人们还没起床，孩子们已经在外面叽叽喳喳热闹的如鸟群了。谁家做了好吃的就左邻右舍的送，这时小家伙的嘴最乖，叔叔婶婶的叫个不停。各自菜园收成也相互的送，投桃报李，家家户户的应时青菜就全有了。晚上乘凉的时候我们这里最热闹。孩子们做完作业在涌路边的路灯下尽情玩耍，大人们则拿出马扎子围坐在一起聊天。家长里短，单位轶事，领导升迁，国际形势无所不有，精彩处发出阵阵的笑声。路灯下的牌桌是每晚必不可少的，再有闲人时还可观战，不时为她所关注那家提醒一二。暑意渐退，夜色深沉，才相约散去。年底 ，邻居们有一次小聚，发起人是×老师。大家围在一个圆桌旁，×老师坐在中间，气氛很好，极像一个和睦大家庭。他说上班近三十年了，向我们这里的关系这么融洽的很少。现在上边提倡社会和谐，我们这里简直就是和谐小区。“对，对，对，”他的话引起了共鸣，我们建议，“以后就叫和谐小区得了，你就是我们的区长”。“和谐小区”就这样诞生了。邻居们畅所欲言，尽兴而归。事后，知道有几个酒醉的，少不得挨女人们的一顿唠叨。天有不测风云，这不又到夏天就出了一件事，打破了我们小区的平静。一天天刚擦黑，我们几个人正围在一起打牌，住在小区东北角的×哥急急的跑来，说有贼。我们立刻散了，找了点家伙去堵截。贼受了惊身上却不知什么原因受了伤，我们顺着血迹找到门洞前，血迹却又转了回来，我们知道贼并没有走就四下寻找。不久，110的干警接到报警来到这里，详细问过经过和细节，又搜查了一遍，竟奇迹般的没有找到。事隔几天，警方从邻县的医院里找到了那个人，市里的电视台也做了一期叫《案发现场》节目，讲了事情的经过和处理结果。我们的小区出了名，我们也更加团结。现在我家搬到了县城里居住，小区是正规小区，邻居间却少有往来，偶尔在楼道照个面，也是白眼相对，点一下头算作问候，并不想多说一个字。空闲时无缘无故的常想起和谐小区的老邻居们 ，怀念那段充满人情味的生活。

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京派”并没有正式的组织，只是一种名称的沿用。“京派”作家创作的小说被称为“京派小说”。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贴近底层人民的生活，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浪漫主义的、表现主观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老舍不属于京派。原因：1、他的小说京味浓厚。从他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的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再到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柳家大院》等中短篇小说，他最有特点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关。2、他是京味小说的源头，但不属于京派小说。

美学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派文化是乡土文化的典型象征，具有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对现代性既追求，又怀疑，从而导致对现代性的焦虑；二，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对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消失而感受到了一种挽歌情怀。京派小说家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坚持自由主义，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和制约；二，追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的商品化。在30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中，京派作家无疑是处在边缘的，因为左翼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海派主张文学商品化，而他们的主张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他们对人的尊严、对和谐生命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都具有某种永久的启示意义。李劼人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以方言写作，真实记录成都地区生活百态。李劼人小说中关于川剧的描述甚多，他的“大河三部曲”被称为“小说的晚清川剧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中，往往一段对话，一段场景，就把当年川剧的盛况生动地展现出来。川剧艺术中那简练而经典的对白、丰富的方言以及浓郁的乡土氛围，也都自然融入到李劼人先生的作品中,从而增加了他作品的艺术魅力。李劼人先生一生热爱川剧。他的小说中到处都有关于川剧的描述。川剧研究员蒋维明先生曾化用郭沫若的评语，称“大河三部曲”是“小说的晚清川剧史”。既然是“史”，当然就有对川剧的全方位描写。川剧的演变，川剧、唱腔、演员、观众，川剧演出的环境等等，在李劼人笔下都有生动而亲切的记述。《死水微澜》写邓幺姑对成都的向往就是从川戏开始的：“她知道（成都）有很多会馆，每个会馆里，单是戏台就有三四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江南馆顶阔绰了，一年要唱五六百台整本大戏，一天总有两三台戏在唱。”对于川剧的剧目和演员，作家借书中人物之口，随意就拈出一大串：“悦来茶园三庆会的川班，老角色也多，新角色也好。杨素兰的《大劈棺》，刘文玉、周名超的《柴市节》，李翠香的《三巧挂画》，邓少怀、康子林的《放裴》，蒋润堂的《飞龙寺》，还有游泽芳的《痴儿配》，小群芳的《花仙剑》。这才是高尚娱乐啊，好不安逸！”诸如此类的文字，在《暴风雨前》《大波》中也比比皆是。往往一段对话，一段场景，就把当年川剧的盛况生动地展现出来。一、 创造了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一种新形式"大河小说"。在这个形式中，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大变动，被有声有色地以风俗史的面貌再现出来，而探讨社会历史变动的原因，也成为小说隐含的主题。郭沫若曾经称赞李劼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是东晋时江源（四川崇庆县）人常璩写以四川为中心的方域史，李劼人在民国史还没有问世之时，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地域史料征之于野，集中描绘历史转折时期一个多事的内地省份的政治风云和人情世态，带有地方域史小说的色彩。所以，称他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是恰到好处的。二、 注重细节刻画及环境描写的真实性和整体性，追求客观、冷静地再现现实。这一点体现着对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的借鉴，而与中国现代小说主流现实主义，即不避主观抒情的、表现手法开放的现实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三、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具有福楼拜、左拉作品女性形象刻画的某种特征。《死水微澜》中的邓幺姑，《暴风雨前》中的伍大嫂，《大波》中的龙兰君（黄澜生太太），以及后来写的《天魔舞》中的陈莉华等人一起，构成了李劼人小说的女性形象系列，而在注重女性形象塑造方面，法国文学对李劼人的影响是明显的。总之，在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具体形态中，李劼人代表了一种古典的、法国式的追求客观真实的风格。《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完成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相对于《马伯乐》的未完成而言），是萧红小说创作的颠峰之作。萧红对小说文体的追求，萧红小说风格的建树，都见之于这部作品。而我认为，萧红小说风格最重要的特质，远非所谓抒情的、感性细腻的，而是在于戏剧性的讽刺。适应这种想像方式，萧红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发展了一系列反讽手段，从而建立了她个人的成熟的小说文体形式。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最重要的特质，我们也就忽略了这位女作家孜孜以求的艺术建树，我们也就会错过在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传统中如此可贵的一个新要素。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读萧红的小说，最初最直接的感受便是她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并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维循规蹈矩地写，而是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借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九一八致弟弟书》）。比如《王阿嫂的死》中的首段文字：“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这里，不说霜覆盖了草叶和菜叶。而说草叶和菜叶都盖上霜；不说山上的树黄了叶子，而用一个修饰语来修饰中心词“树”，让它去“等候”太阳；不说太阳被朝霞挡住，而说它“走进朝霞去”。显然，前者都是日常的语言，而后者则多少都超乎规范了。这就给读者带来了一种生疏感和新鲜感——一种“明丽和新鲜”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萧红语言的直率首先表现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这里有《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有《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有《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等，它们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毫不雕饰，秀韵天成。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因为直率，毋庸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萧红在本质上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她认为“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悉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33】正是基于这样的审美意识，自传式叙事方法才成为萧红自觉的选择与追求。在她的小说中，这种自传式叙事方法主要体现在下述的两个方面：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34】。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此外，这种适度的心理距离不但为萧红提供了一种“思索的时间”，而且也为她提供了一个题材与她的情感熟习的时间。萧红也是这样认为的，题材与情感的熟习，“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把握的。”【35】而这里所说的情感不再是简单的原始情绪，而是较高层次上的审美情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