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写的,你可以参考《霸王别姬》影评由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获四十六届法国嘎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影片娓娓地道出一个关于戏、梦和人生的凄美故事。 京戏,或者说京剧,一向是以正宗中原文化的底蕴和外现从徽班进京二百多年以来盛盛衰衰的。所以许多人把京戏视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影片围绕一出《霸王别姬》展现了段晓楼、程蝶衣和菊仙三个主人公在几个时代的悲欢离合,跨度为民国到文革以后。 程蝶衣饰演虞姬时真正达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程度,这种传统文化有一种邪异的魅力,再加上程蝶衣小时的奇特经历,所以程蝶衣真正沉入自己的“戏梦”中,改变性别改变性格地疯狂依恋着京剧、依恋着虞姬、依恋着霸王——他的师兄段晓楼。这种痴迷与忘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在时代的交替中他因戏生祸却因戏免祸,因痴迷忘我却因现实颓废。对京戏艺术的从一而终的外在表现就是程蝶衣对虞姬、对霸王——师兄段晓楼的从一而终。这种忘我的热爱铸就一种飘忽、无奈的凄美人生。沧桑人生中程蝶衣注定是因戏而生,因戏而痴,因戏而死,戏就是他的梦,戏就是他的人生。 段晓楼似乎是个较理智较现实的中性人物,片中的霸王似乎更多地挣扎在现实的残酷中,在菊仙的如火痴情和师弟程蝶衣的“恋兄情结”中他更多地处于两难境地中,如果说在对待戏的态度问题上,程蝶衣是一丝不苟的“人格沉入”,那么段晓楼就更多是的“人格浮出”。如果说程蝶衣的命运与虞姬如出一辙的话,那么段晓楼的命运与项羽的命运也有一种比喻意义的相同或相似。他的性格决定他在历史的轮回中反映迟钝,如果没有菊仙,他也许早就被现实的车轮辗压过去了,段晓楼的戏始终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戏,是一种浮出的戏,他的梦注定是一种理想中的残缺的梦,他的人生是一种写满辉煌写满沧桑的人生。 菊仙的特殊身份决定她是一个永远现实的人,她是妓女,为段晓楼所救成了段晓楼的老婆,所以她时时处处现实地维护着段晓楼,因为如果说戏是程蝶衣的梦的话,那么段晓楼是菊仙的梦,在时代更替中菊仙用她过人的机智维护着她的梦。然而她真正全部地得到了段晓楼了吗?真正保护了段晓楼了吗?没有!段晓楼注定有一半是属于戏属于师弟程蝶衣的。 片中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真可谓出神入化了,张丰毅的表演似乎还有些软,霸气不足。菊仙的扮演者巩俐依旧是不文不火自有一番动人的魅力 电影《霸王别姬》的美学与文化畅想 电影《霸王别姬》改编自香港女作家李丽华的同名小说。具有多年的电影剧作创作经验的李丽华,很善于在多重交错的套层时空结构中,描写那些挣扎在历史与现实、梦幻与真实、生命与死亡的边界线上为情所困,为爱而饱受折磨的小人物。如《胭脂扣》(关锦鹏导演)中为寻找情郎而化为怨鬼的青楼女子,《青蛇》(徐克导演)中为情献身的千年蛇妖,《古今大战秦俑情》(程小东导演)里为了爱人穿越两千年历史而长生不死的秦朝武士,还有《霸王别姬》中人在当代,心在古代,人戏不分的京剧名旦程蝶衣等。这些人物,非“鬼”即“妖”,命运多舛,在他们灵魂深处,充满了道德与情爱、梦幻与现实不可弥合的冲突;这一矛盾性格又继续造就、延续他们的悲剧命运。作者则满怀一腔的迷恋与同情,以奇诡、哀怨而又幽艳的笔触为这些又可悲又可怜的下层或边缘人物谱出一曲曲挽歌。 之所以有那么多优秀电影导演青睐李碧华的小说,大概正是由于李碧华笔下的人物游离于历史之外,他们的道德感与历史感的激烈冲撞,对人世既恋恋不舍又不乏看破世情的超越,以及不知今夕何夕的飘渺怅惘之感,激发了他们深深的共鸣吧。 当然,就《霸王别姬》而言,陈凯歌对原小说做了一定的改动,且在作品的主题寓意方面打上了他本人的鲜明印记。陈凯歌在他的一系列电影作品中,始终关注人物在极限处境下的生存状况,执意表现个体的人生选择:或是软弱妥协,或是奋力抗争,或是慷慨赴死,或是苟且偷生------他的影片中的人物,往往一生下来就被无端抛掷到一个极度拂逆的困境里,身世跌宕无常,有若江上浮萍;他们的性格,大都是让环境硬“逼”出来的,在逆境中饱受苦难,迫使自己在后天形成一种强势人格。而这种强势人格的核心,便化为影片里高度理想主义的迷恋和近于宗教信徒般的狂热献身精神。由此可以看出,陈凯歌是借用了李碧华的人物境况和模糊古今的恍惚氛围,同时又大大加强人物性格的偏执一面,以便令理性化的象征意味得以寄寓其中。 关于影片《霸王别姬》,陈凯歌说:“影片写的是两个京剧男演员与一个妓女的情感故事。这种情感延绵五十年,其中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也经历了他们之间情感的巨变与命运的巨变。------由张国荣扮演的青衣演员程蝶衣,他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做梦的人。在他个人世界里,理想与现实、舞台与人生、男与女、真与幻、生与死的界限,统统被融合了,以至当他最后拔剑自刎时,我们仍然觉得在看一出美丽的戏剧。这个人物形象告诉我们什么叫迷恋。” 基于此,我们就把分析的焦点,集中到程蝶衣这个人身上。 程蝶衣这个只知迷恋的人物的一生,是不断被抛弃、遭背叛的一生。他作为妓女的儿子,先以断指的代价,被生身母亲所抛弃;在千辛万苦的学戏过程中,他为了生活理想不得不背叛自己的性别,甚至彻底抛弃现实,一头扎进戏里,雌雄不分、真假莫辨;他与师兄段小楼多年结下手足之请,也由于后者和妓女菊仙的相爱而破裂;他亲手抚养的孤儿徒弟小四不但背叛师门,而且在文革中借机整他;甚至他到死都疯狂迷恋的京剧在现代戏时代也由于他的固执而将他抛弃,使他不能再上台演出。只是到了他生命的终结处,他才算“自个儿成全了自个儿”:还是在戏台上,还是在“霸王”面前,拔剑自刎,:“从一而终”。 那么,就让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程蝶衣的命运历程,看看命运和历史是怎样造就了他的迷恋性格,而他的性格又是怎样不断地为他造成新的悲剧。程蝶衣的戏剧生涯及其心理历程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一、“学戏”阶段: 这部分作者的笔墨表面上着重在小豆子和小石头在学戏过程中结下深厚的兄弟之情,实际上体现了小豆子的身份转换——从低贱出身引发的叛逆性格到寻得精神理想的归宿——的心理认同的转换过程。母亲用刀砍下他多余的一指,暗示了小豆子由雄化雌的命运,颇有封建文化精神阉割的象征意味:要想生存,要想唱戏,不但得泯灭个性(特殊的六指),还必须泯灭自己的自然性征。低贱的出身,带来的深深自卑,使他愤然烧掉母亲留下的袍子,以向师兄弟们表示与生身母亲“划清界限”。小豆子经历无数苦难,其间也曾有过逃跑的行动,但同行的小癞子由于承受不了逃跑罪名下的严厉惩罚而自杀,使他明白,像他这样出身的人不学戏就真的活不成;关师傅关于《霸王别姬》的教诲,则令他彻底认同了自我成全、从一而终的道理,其实是变相地强化了个人必须归属于集体信仰的神话般的最高意识形态(陈凯歌的早期电影《大阅兵》集中描述的就是个人在集体性权力体系中既有逆反情绪又渴望归属的微妙心理)。之后,小豆子一步步地“悟”戏,“由雄化雌”——从意识到潜意识都逐渐认同自己作为旦角的女性性别/身份,让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屈原有关“香草美人”的自喻。 至于京戏本身在本片里的寓意,众方家大都认为:我国的京剧艺术“融传统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曲艺、杂技与一炉,集中国独树一帜的写意美学体系之精粹于一身”,在影片里“因之就具有中国传统艺术乃到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意蕴”(罗艺军《〈霸王别姬〉的文化意蕴》);另方面,传统京戏《霸王别姬》借爱情描写所歌颂、所宣扬的也正是忠君爱国、贞烈节义等延续了数千年的儒家传统价值观、伦理观,在影片里即使上升到民族精神的层次亦不为过。片中小豆子自然性格、自然性怔的泯灭和小癞子肉体的死亡从某个角度上也有揭露此文化精神内部的虚伪、残暴之意(离开体制、背叛体制者不会有好下场),一如鲁迅所讲的“吃人”的封建旧文化。 戏班子里近乎非人的苛刻训练,以及张太监对小豆子的凌辱都进一步强化了他对自身女性身份的认同,也可说是由倔强叛逆转变为妥协归属乃至全身心奉献给传统文化精神。于是,小豆子终于彻底被京剧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所“化”,从此一辈子也跳不出来。影片是以小豆子学演《思凡》这场重头戏来展现昔日天真苦命的小豆子向舞台上千娇百媚、无尽风流的程蝶衣转变的性别/身份之异化的过程的。由此,我们也看到在旧社会,历史、文化是如何与命运相联手给一个人的人格打下了永难磨灭的烙印。以上是程蝶衣继其低贱的出身后,个人悲剧命运的潜伏和始发阶段。 二、“唱戏”阶段: 此部分以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之间细腻而又微妙的关系变化为主线,以艺术理想和现实生活的格格不入为观照的焦点,可视为程蝶衣个人悲剧的深化。从程蝶衣在三人关系中的言行举止,可以看出其性格/身份的进一步异化。在戏台上,他如鱼得水,已臻“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境界;在台下,他也“不疯魔、不成活”:把师兄当作自己的“霸王”,无比痴恋,梦想和师兄唱一辈子戏。菊仙的介入,使他妒意横生。请注意,尽管从程蝶衣的角度看,段小楼看上别的女人是对他真正的背叛(而这个女人又恰恰和他母亲一样是个妓女),可他恨的不是小楼,而是菊仙。对于小楼,他只是哀怨。这个时候的程蝶衣,几乎和封建社会的弃妇无二,男尊女卑的封建女性伦理意识已嵌入他的灵魂深处。作为一个男人,他竟被封建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伦理意识形态所同化。所以,他对段小楼只是乞怜和怨艾,对菊仙则是类似妻妾间的疯狂嫉妒。进一步看,是菊仙将段小楼小楼从理想化的戏曲舞台拉向世俗化的人生,越来越远离蝶衣的唯美世界,令程蝶衣愤怒绝望,正反照出艺术与生存、理想与现实、坚执与投机的不可调和。 和段小楼分道扬镳后,程蝶衣除了戏便再无所顾:不顾真伪,不顾廉耻,不顾善恶。他抽大烟,和大戏霸袁世卿鬼混,给日本人唱堂会,过起腐朽、堕落的生活。不过,导演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不是简单的判定人物是非,而是赋予人物道德上的暧昧性,把程的一切行为动机都归结于他对小楼的“爱怨交织”,使人物在性格上、情感上更为统一和更加立体。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读解的话,程蝶衣性格本身之中的迷恋部分的象征意义,更颇有值得玩味之处。程蝶衣之所以无视民族尊严、民族气节,去给青木等日本军官唱堂会,表面动机可解释成对段小楼的关心,同时也是缘于在他的潜意识之中早已将京剧艺术理想化,升高到政治权力及意识形态之上,所以他只认“戏”,不认“国”。如前所述,京剧艺术在本片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故而对程蝶衣而言,只要他还是在唱戏,就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再说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作为华夏文明核心的中原地区,尽管多次遭到异族的入侵,政权屡屡为所谓的夷狄之邦夺取,但是在文化方面,从属于儒家文化圈核心的中原地区始终处于向外输出文化的优势状态,每每将异族文化同化,无形中反倒使中国人暗生一种凌驾于朝代更替之上的文化优越感。这一点在影片中关师傅所说的“是人的就得听戏,不听戏的就不是人”的话里是显得相当明白的。因此,由程蝶衣“叛国不叛戏”的逻辑来看,只有唱戏本身最重要,至于到底是给谁唱,似乎已不重要了。程蝶衣在法庭上对“汉奸”罪供认不讳时讲的“要是青木还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去了”、袁四爷为“国粹”所作的辩护,以及影片后部段小楼揭发程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任何人唱戏等内容,都可算作对同一母题的意味深长的旁敲侧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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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提高公安战斗力的途径与方法 摘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各级党委、政府对社会治安和公安工作越来越重视,都把社会治安作为投资和发展环境的重要方面。在人财物大流动的格局下,破案打击、抓捕犯罪的难度不断增加,无打不安,无防不稳,170万公安民警担负着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警力的瓶颈已日益显现,如何在现有的警力中充分挖掘潜力,提高公安战斗力成为各级公安机关迫在眉睫的任务。本文研究的目的,旨在于通过对公安机关现状的分析及对策的探讨,为正在进行的警务模式改革提供参考。 本文根据本人在基层工作的多年经验以及对公安工作的思考,就公安机关战斗力制约要素进行了充分阐述。通过本文的探析,我们认识到,要提高公安机关战斗力,必须通过提高公安民警素质、大力推广和加强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科学整合现有警力,全面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三方面解决,从而提高驾驭和控制社会治安的能力,保证社会政治、治安的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 试论提高公安战斗力的途径与方法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各级党委、政府对社会治安和公安工作越来越重视,都把社会治安作为投资和发展环境的重要方面。新时期,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社会政治、治安稳定的繁重任务,一手抓打击,一手抓稳定,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总体目标成为当前要务。中国刚刚加入WTO,我们还要抓好服务,入世的根本目的是参与以公平有序、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全球市场体系,要求政府在确保法律透明度、统一法律实施等方面履行承诺,作为执法部门,中国警方将在以全球化为背景的舞台上表演。中国警察不仅需要调整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工作模式和警务观念,还要在角色转变之后,探索新的警务体系,为世界警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170万公安民警担负着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警力的瓶颈已日益显现,如何在现有的警力中充分挖掘潜力,提高公安战斗力成为各级公安机关迫在眉睫的任务。多年来,我一直在基层工作,对基层警务制度有着很深的感触,对民警工作、学习、生活有着最直观的了解,本文将就如何提高基层民警战斗力作肤浅探讨: 一、派出所民警工作现状 1、少部分民警的素质与派出所要求的高素质之间有一定差异。 派出所改革中要求民警“一警多能,一警多用”,刑侦民警担负打击犯罪,的要务,社区民警需要“沉”在责任区之中,处理自己责任区内发生的方方面面的事情,工作内容纷繁复杂,是责任区内的“多面手”,因此对民警素质要求很高。如果在配备责任区警力时,搭配不够恰当,势必会影响到该责任区的工作效率和成绩。另外少部分责任区民警可能由于年龄、知识结构、工作能力等多方面问题,分管工作中不能胜任全部工作,着手于办理案件、处理纠纷、布置耳目、上报信息、防范管理尤其是发动群众开展群防群治等工作时感到力不从心,自身工作压力很大。 2、派出所民警普遍存的超负荷工作现象。 超负荷劳动在公安机关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基层派出所民警更是如此。国家规定公务员的标准工作时间为每周40小时,基层派出所中,即使是工作较为规律的内勤也在70小时以上,至于责任区民警加夜班、双休日不休息更是常事,据不完全统计,基层派出所民警年均200余天在所加班。大量的中心工作、阶段性、特急性工作与不确定的工作时间,使我们的民警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由此带来的健康问题也影响了工作质量。当然,超负荷工作除了我们公安工作自身性质决定的原因之外,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个别民警个人效率不高,需加班才能完成任务;另一方面是有些工作事先在警力调配、警力使用上没有很好规划,牵制了一定的警力。 人民警察的素质是公安机关战斗力的关健因素之一,也是体现公安机关作风最基本的因素,人民警察的素质直接影响整个公安队伍的战斗力,因而要提高公安战斗力首要问题是狠抓队伍的素质建设,向素质要战斗力。 二、狠抓各项教育机制的运行 1、以德育警。加强民警思想教育,教育民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做到以德治身、以德树威。同时开展多方位的谈心家访活动,了解民警思想动态,把握民警思想脉搏,确立对症下药机制,同时了解民警的家庭实际困难,并积极帮助解决,保证民警以健康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 2、分类培训。按照“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地加强民警专业技能培训,不搞千篇一律,进一步提高培训的实效性和实用性,使民警能学以致用。 3、逢进、晋必训制。严格进人机制,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从源头上保证队伍的高素质,从源头上把住进入、从警的质量,组织新民警进行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以及各种法律法规,保证新民警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和实战技能,投入公安工作。本着“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凡初次上岗的民警都必须参加专业训练,经考试合格,方能上岗。晋升警衔民警参加相关培训,以更新知识,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 二、从严治警,从优待警 公安队伍是一支纪律化队伍,队伍管理首先要严字当头,具体实施中以《内务条令》为切入口,下大力气抓好从严管理,用制度来规范民警的言行举止,改善公安机关的执法形象和服务水平。其次凝聚警心才能激发队伍活力,有活力才有创造力,公安工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只能激发出了全体人员的创造力后,整个集体才能形成战斗力,做到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同时从优待警也解决了各位民警的后顾之忧,不至于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1、大力推进休假制度,建立民警健康档案。现在各基层单位的民警是超负荷运作,到最后往往是民警成批成次地病倒,造成了工作的盲区;再者,我们所要的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而不是一支疲劳之师,列宁同志说:“不会休息的人也不会工作”,拥有健康的体魄、饱满的精神的队伍才是一支威武之师,所以要合理安排工作,科学进行警力配置,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保证民警的休假、休息,让民警有时间调整一下疲惫的身心,用饱满的精神投入到新一期的工作。同时基层民警基本上都是疾病缠身,建立一份健康档案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实用性,可以每年进行二次全面体格检查,及时了解民警身体状况,合理安排治疗,避免小病拖成大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建立优抚制度。建立“三个一”制度,即一个基金、一份档案、一项联系制度。“一个基金”是指建立立功创模基金,对有功人员实行物质奖励,定期或不定期发放奖金。“一份档案”是指建立功模人员、英烈、遗属、特困民警及家属的档案,每年定期走访慰问并发放慰问金、补助金,帮助解决生活上的问题,解决他们后顾之忧。“一项联系制度”是指建立领导与功模人员、英烈、遗属、特困民警及家属的挂钩联系制度,由领导“一对一”进行扶助,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待遇等给予关心和帮助。同时加大优抚力度,对伤残民警、有功人员(特别是牺牲民警)都能按照规定及时上报特别抚恤,使民警及其家属能尽快得到优抚。 三、大力推广和加强绩效考核的激励作用 强化目标管理考核,形成了以竞争、激励为特色的目标管理体系,经过量化后,形成符合目标管理要求的绩效考核机制,对于绩效考核,无论是派出所的领导还是普通民警都认为很有必要,对此持欢迎态度。绩效考核形成了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环境,通过以考核与物质利益挂钩的方法,奖勤罚懒,激发民警的上进心,形成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良好竞争氛围。 1、长期以来,由于公安工作的社会性较强,工作的量化难度大,民警工作的数量、质量不能得到很好的反映。实行考核,明确了工作的绩效标准,使相同岗位之间有了对比;通过考核,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凸显,有利于相互学习,激励后进。 2、派出所的管理有章可循,日渐规范,对于提高队伍管理水平大有裨益。由于各个工作岗位有了明确的目标责任,每个人对自己岗位都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在激发个人工作主动性、积极性方面发挥了良好的效用。 3、民警绩效考核的实施,在各派出所形成了"工作-考核-再努力工作"的良性循环局面和长效动力机制,促进了民警工作;通过对考核结果运用奖优罚劣,将民警职务行为导向了组织期望的方向,有利于组织合力的形成与加强;“后进民警"的设立,改变了往日只评优,不评劣的倾向,增加后进赶先进的动力,有力地激励了处于中间层次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先进更先进。 但是,现有的民警绩效考核大部分是针对民警个人而言的,许多公安工作都是合作性、团队性非常强的,所以有必要设立相应的指标考核派出所工作的整体,引导民警自觉加强工作中的合作意识,培养民警的集体感。设立整体性工作的考核指标,可以使局机关注意派出所工作产出的整体效果,更容易评价派出所部门的工作情况;也可以使派出所长自觉加强对于派出所整体的管理,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工作质量,从而达到促进工作的目的。 另外,考核实行至今,有些民警的积极性已被很好得调动,也有些民警对于指定责任区的作法存在异议,我们可以考虑实行责任区竞争选择的制度。在选择前,将各个责任区的地域特征、范围大小、工作基础、拟订目标等情况说明,并根据管理的难易程度分类,各类完成目标的奖励亦不相同。然后由民警以类似“招标”的形式自由选择。在规定的考核期限到来后,对责任区民警的工作进行评价。完成预定任务的奖励,未能完成任务的处罚。通过设立这种机制,使民警的工作更具平等性与自觉性,充分调动每个人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提高派出所管理的效果。 四、科学整合现有警力,全面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在人财物大流动的格局下,破案打击、抓捕犯罪的难度不断增加,无打不安,无防不稳,如何保证社会治安的稳定,提高驾驭和控制社会治安的能力,这必然要求警力的投入,如何在有限的警力资源内挖掘潜力,这就要在向素质要警力的同时,我们还要向机制要警力。公安工作如何做到以低投入收到更大的工作效益和社会效益,以稳定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服务促进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全力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当前公安机关的明智选择。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一项以提高治安控制能力为目标,按照各个地区的治安规律和特点,科学整合各种治安防控资源,明确各警种各部门在防控责任区内的职责任务,依靠人防、技防、物防和意识防等各种有效载体,通过协同配合、相互策应、整体作战,实现打防控一体化的系统工程。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对各种防控资源的有效整合,打防并举、以防为主是辩证的统一,打击犯罪可以遏制案件的发生,而防范控制则可以减少案件的发生,并可以提供线索人头,为打击破案服务,形成公安工作的良性循环,从而减轻辖区整体的防控压力,跳出“发案-破案-再发案-再破案”,民警疲于破案的怪圈,提高了社会面的“见警率”、“管事率”和快速反应能力,为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社会稳定”总体目标提供了有效载体。 1、优势互补,有机整合,捆绑作战,形成合力。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有“重打击、轻防范”的弊端,造成刑侦民警忙打击,边打边冒;社区民警搞防范,无所适从,从一定程度上造成警力浪费。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开展以来,对社区民警就社区民警五项职责进行了具体分工与要求,并在不断的探索中完成了可行性论证,形成了以社区民警为主导的社区防范队伍。刑侦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打击破案,要紧抓破案不放,同时利用破案为社区服务,找准刑侦工作与社区工作的契合点,形成以破案为龙头的防范工作,整个工作进入良性循环后,理顺刑侦警组与社区警组关系,通过提高警组工作效率,参加派出所日常值班工作,切实解决派出所警力不足的问题,使更多的警力下沉到社区,加大社区的防范力度,从另一个层面上减轻刑侦工作负担,完成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 刑侦、社区工作有共同的立足点:基础工作,刑侦、社区工作的基础工和形成一张互相交错的网,但以前这张网没有沟通,没有形成结点,存在工作上的盲区,这就给犯罪留下了可乘之机,造成防范漏洞。要真正地防控辖区治安,就要求这两张交错的网形成结点,信息互补、资源共享,刑侦民警提供案件信息,发案动态,为防范提供针对性建议,社区民警通过防范提供案件线索,为打击破案提供人头、线索,从而实现公安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变,解决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传统救火式工作方法,完成由案到人到由人到案的破案模式转变,变被动守候为主动出击。同时在沟通中完善,在互补中互利,从而提纲挈领,全面防范。 单兵作战力量有限,只有诸警种协同配合,才能真正完成全面防控辖区的任务,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开展以来,我所积极探索新思路,采用了挂钩责任区的形式完成刑侦民警与社区民警的捆绑作战。自2002年10月份,我所在的长安派出所积极调整派出所勤务制度,形成了两班制、弹性工作制相结合的勤务制度,并将刑侦民警直接挂钩到各警务站,定时、定点参与社会治安防控,并及时分析通报辖区治安状况,与社区民警相互合作,形成合力。这样一来,刑侦民警进一步了解了辖区情况,社区民警也做到了辖区发案情况了如指掌,避免了盲目防范,双方相互促进,有机组合,大大提高了各警务站战斗力,从而提升了整个派出所的战斗力。 2、全面整合民力资源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人民群众是我们做好公安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源泉。广大社区党员、干部、青年团员、治安积极分子都是社区防范工作的重要依靠力量,推进警务工作的社会化,把民力吸收到警方的专门工作中来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核心内容,也是解决警力缺口的有效方法。 整合民力,发挥群众在治安防范工作中的作用,必须有一定的形式,把松散的群众紧密地组织起来,除开展社区防范宣传、义务护院护弄等传统防范活动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治安志愿者年龄身体条件好、整体素质较高的优势,结合他们的职业特点和作息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安全检查、法律咨询、义务巡逻、便民服务等活动,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特长。同时,对治安志愿者中的好人好事和先进事迹要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大张旗鼓地进行表彰,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充分激发治安志愿者的荣誉感,增强治安志愿者队伍的凝聚力,使治安志愿者真正面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解决警力的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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