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围城》的讽刺艺术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创作上匠心独运,自成一家。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是其一生的代表作,最能体现他机智隽永,才情横溢的艺术风格。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表现了这群由那个腐败的社会造就的知识分子腐朽、空虚、虚伪的灵魂,描写了他们因为缺乏进步的社会理想而导致的精神上的彷徨、苦闷和困窘。小说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造成这类人物悲惨命运的污秽社会环境,从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即将结束。此部小说一问世,钱种书便以光芒四射、才情横溢的笔墨震惊了读者,震惊了像他一样正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行。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时态,调侃“芸芸众生”。常以平易的笔触,在貌似嬉笔中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下面就《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试作分析。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处没什么用,但是像针灸似的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得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事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并以机智的幽默、渊博的学识、辛辣的嘲讽,对当时社会种种丑恶的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道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钱钟书融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具有机智的风格,妙语连珠,新意迭出,善用比喻和典故。使一种睿智的幽默得以成立,成为独具一格的讽刺作家。凡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用两个字说,就是“幽默”。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尤其是形象巧妙的譬喻的成功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有人统计,《围城》中精妙的譬喻多达数百条,这些巧妙的譬喻,夹带着机智俏皮的讽刺,在行文中来得是那样自然妥帖,仿佛不期而至。如:方鸿渐的父亲不赞成他与苏文纨的婚事时说的一句话:“人家不但留学,而且是博士呢。所以我怕鸿渐吃不消她。”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样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比喻幽默,回味悠长。再如:方鸿渐与鲍小姐在回国途中上岸到西菜馆吃的一顿饭中“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两人吃得倒了胃口,谈话也不投机。把西菜馆的饭菜质量用诙谐的比喻描绘得淋漓尽致。究其原因,来源于钱钟书作为文学家丰富的想象力和渊博的学识。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副副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及,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饶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会中西,联类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弛向更广阔思维空间讽刺幽默笔墨,能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库府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公自欺人的阿Q精神。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子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从中看出方父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边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热的肉公开列陈: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及中国国体。“讽刺的对象相当广泛,无所不包,集中、概括、典型的对知识阶层进行强烈的讽刺。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序)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有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索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术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 。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之卒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也要戏谑一番,如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重庆途中所乘的车就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描写: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撒依买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先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像这样拟人化的调侃,读过之余,每有会意,一种舒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在行文中,《围城》通篇都是嬉笔。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化,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出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种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有谈得来得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然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沾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绘状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买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了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真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地揭示真相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战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忌之情。结果让方鸿渐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战,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 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 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睛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睛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 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 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围城》是一部读来回味无穷的书。读《围城》,不但可以感受到沿途邂逅的惊喜,体会到妙趣横生的比喻,更能咀嚼蕴含深意的象征。它时而让你笑,时而让你哭,在妙趣横生、妙语迭出的幽默外表下,深藏着令 过来人低徊轻叹,令少不更事惘然若失的悲剧底蕴。《围城》所表现出来的进步的思想倾向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不仅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同时奠定了钱钟书在中国现代小说作家群中不可忽视的地位。正如钱夫人—杨绛女士所说,钱钟书的“稚气”,使《围城》更富于真实性和戏剧性。钱钟书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都包涵在《围城》之中。
1,社会反映的层面第一层我用比较常见的社会学的批评,也就是常说的反映论。中学语文老师都喜欢让同学概括,这是必要的,是一种训练嘛。概括是“通过什么什么,反映了什么什么”,它的主题是表达了什么什么。这种批评的方法来看,《围城》确实有它写实的一面,就是说它有反映生活的一面,它的生活描写呀,确实能够体现40年代中国战争时期社会生活的一些情景。确实,我认为通过读《围城》,是可以了解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教育界的情况,比如说城市里面的情况,知识分子的状态。就是说它描写了现代中国的一些生活的情景。其实呀,钱钟书在他小说的开头序言里面就说了,他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那就可以说是世态人情嘛。这是我们读《围城》时应该注意的。有个批评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围城》所写的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漩涡,曲折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社会的一个角落,是行将崩溃的社会生动的写照,是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抗议。对这种说法现在有的年轻的评论家可能不以为然。其实我认为《围城》是有这层意思,就是说《围城》它有揭露性的一面,就是写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社会上那种陋习,精神上的落后,有些描写呢,是非常真实的。如果我们从社会学批评这个层面理解,《围城》确实是有认识的作用,这个层面叫生活描写的层面。生活描写层面可以帮助了解现代中国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有认识历史的价值。通常我们说“通过什么反映什么”,比如通过这个描写反映了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这个话大家不要一听就讨厌,它还是有它的道理。这种批评以前是主流批评,有它的功能、特色,比较重教化,重意识形态,把作品看成是一个镜子,就是社会学批评经常容易导致的一种状态。它有它的功能,刚才说的,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这是这类批评的一个常见的公式,第一个层面可以用社会学的批评来认识。这个《围城》确实有对中国社会40年代那种落后、闭塞、混乱的提示,这是读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的。但是这个生活描写的层面,一般小说都有,是比较浅层的。比较好的小说,比较深的小说,可能还有第二层,第三层,甚至是无数的层。《围城》起码还有二层,那么第二层是什么呢?是文化批判的层面。2,文化批判的层面《围城》所构筑的文学世界,包含有钱钟书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带有他的文化立场的。他写这个小说,有他的出发点,或者叫“视点”,好的小说,往往都有独特的“视点”。钱钟书是以他的视点来构筑这个文学世界的,那就是文化批判,或者批判文化。钱钟书更多的时候是批判文化,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化,不管是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还是从外国进来的新文化,是老的还是新的,是流行的不流行的,一概批判。而且批判是非常辛辣。他把他的《围城》,整个写成是一个“新儒林”。我们知道古代有个《儒林外史》的小说,揭露科举制度丑恶的现象。那么钱钟书写的《围城》第二个层面,实际上是新的“儒林”。“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英雄,先躯桥梁,是社会发展的先知先觉的人,知识分子位置是很高的。但是《围城》里面不是这样,《围城》里面知识分子是处在一个被讽刺、被批判的位置。钱钟书的批判呢,确实有他的特色,他的批判对象都是新式的知识分子。他写知识分子的困境、弱点,他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新”,来看他们身上最旧的、最可怜的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他这个“新儒林”是怎么来写的。他主要通过人物的文化心态剖析,第一号人物就是方鸿渐。方鸿渐不见得是一个坏蛋或者不好的人,他挺善良的。他也人,但是好像是有限度的,他挺老实,不切实际,聪明而没有勇气,没有什么用处,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有句话叫博闻识浅,他知道的东西太多,能侃,但是没有自己的见识;能言善道,没有自己主意,碰到什么事都优柔寡断,所以很多人都可以来批评他。像苏文纨批评他,说他大地方玩世不恭,小地方挺认真。赵辛楣是他的好朋友,所谓“同情兄”也批评他,说他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另外有一个人叫刘东方的批评他说,本质太坏,人还算伶俐。他的老婆孙柔嘉呢,批评他说,喜欢自做聪明,但是最终弄巧成拙。总之,方兄是善良而没有用处,聪明但是优柔寡断。在生活面前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怯懦,碰到事拿不定主意,喜欢乱说,所以呢他不断地失去机会。方鸿渐上大学的时候,看到新式恋爱他很羡慕,但是老父亲一吓他,就缩回去了,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他对苏文纨的态度也这样:不喜欢苏文纨,那就明说好了,但是他非常怯懦,结果自己落到那个套里边了。小说里边写一个情节,说方鸿渐虽然并不喜欢老姑娘苏文纨,但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就跟苏小姐约会,在花前月下,不能自持啊,就吻了苏文纨。吻的面积非常小,轻轻地一点,就像清朝,场面上喝大盖碗的大碗茶,轻轻地拿嘴在茶杯的边上这样碰一下,表示意思了。明明自己不愿做的事就别做了,做了就要负责,结果呢,方兄就落了这个套了。最终苏文纨知道了真相,就在方鸿渐所相思的另一个女孩子唐晓芙跟前中伤方鸿渐,把方跟唐晓芙的关系给破坏了。但是不要把它看成就是一般的三角恋爱,并不只是青年男女玩过家家,里面有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批判。方鸿渐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出于一种文化。在钱钟书的心目中,就是中西文化的合璧,结晶了这样的一个方鸿渐,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另外对方鸿渐的一些描写,很显然钱钟书是批判的。比如说方鸿渐非常懒,不想做事,喜欢得过且过,自我安慰,有点像阿Q,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的惰性呢。我想这个是钱钟书的看法,认为传统文化再加上西洋文明,结合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慵懒的性格,名份上很新,也喝牛奶喝咖啡吃面包,跳舞,但骨子里很旧,或者说是新旧杂拌,实际上就带有批判。钱钟书笔下很多人物啊,都可以找到文化批判的意图,像船上疯玩“杯水主义”肉欲游戏的那个鲍小姐,钱钟书明显在批判,方鸿渐当然更是一个批判的中心了。方鸿渐对传统文化是看不起的,但又很留恋,所以说他的心态啊实际上是中外文化冲突所产生的那种矛盾的心态,无所依持,没有主心骨。我读这个《围城》也联想到,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里面,现在好些人的精神状态啊,有时又多少有点回到方鸿渐,也好像无所依持,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挣钱就是目标吗?钱挣到以后又觉得没意思,方鸿渐就是这样的。钱也是一个“围城”啊。比如说我现在没钱,在做梦,梦到哪一天我有一百万,二百万,买房子买车子,也许我就成为天下最快乐的人。但目标都达到以后,可能你快乐的程度还比不上现在。无所依持,没有生活的目标,方鸿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在方鸿渐的身上呢,就带有钱钟书对文化的一种思考,一种批判。所以说钱钟书他这种批判呢,是很个别的,很尖刻的。他不像当时一般作家,认为反正是“五四”所带出来的一切都好,个性解放就是好的,民主就是好的,西方来的就是好的,他不是这样看的,他都有批判,写方鸿渐实际上就是写一种文化现象。另外小说里面大量地描写那些最新式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带有某种乡村都市化特点,所谓落后的时髦。现在北京不也看到很多乡村都市化吗?钱钟书用一个比喻,也是很“损人”的,他说就像是一个中国的裁缝做了仿造的第一件西装,乡村都市化,什么都学外国,但学的又不像;表面上还去批评人家西方,事实上又不断地滴水穿石,学了又不像。钱钟书在小说里对这个有批评。这种批评当然主要是针对40年代的,但对现在也还有启示意义的。比如他讽刺的那些假博士假文凭,在这种讽刺的背后,就带有钱钟书的一种批判的眼光。干嘛什么事都要崇洋呢,崇洋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当然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文明科学技术,一些好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但一切都好,往往学的又是一种皮毛的东西,那么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是乡村都市化的心态。这都是批判,对方鸿渐包括他周围的那些人物都带有这种文化批判。下面我还要讲到一个人物,我认为是小说里面写的最成功的人物,就是孙柔嘉。在孙柔嘉身上,钱钟书又带有他很深刻的思考。本来这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是钱钟书眼中啊,把这个小女孩写得特别的老练,特别有城府。方鸿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孙柔嘉这个人物是左右了方鸿渐一切的。小说一开头就写这个少女啊,是那么的柔弱,那么天真,那么温顺,怕生得说一句话脸腾的就红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做作,矫饰。钱钟书对此给予尖锐的批评。结婚以前哪,孙是很温顺的,很柔弱的;结婚以后完全换了一个人,就变得非常专横,妒嫉自私,很刻薄,不容许方鸿渐跟外面任何人结交。不光是不能跟女的结交啊,连跟男的结交也不行。从心理学来分析呢,也可以谅解,但是钱钟书是从文化批评角度来写的。孙柔嘉本来也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教育,但是骨子里面是很旧的,她也不是什么东方女性美,完全是刻薄的,在家庭生活里面纯粹是一种占有欲。这个人物写得非常成功。但是我又觉得作者是否有点过火,女孩有时候有点撒娇啊,是特定身份的一种显现,也许在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长辈看来这是很正常、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虽然有点做作。但钱钟书不能容许。钱钟书是为了作文化批判,所以我说有时候他也写得有点过火。但是总的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写孙小姐呢?就是一种文化反思,像方鸿渐、孙柔嘉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生活区中普通的人物,是“非英雄”。回顾我们的现代文学啊,“五四”以后英雄太多了,写英雄的人太多,所以说为什么一看到钱钟书的小说我老想起老舍。老舍先生的笔下呢,也是很多“非英雄”,“五四”以后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笔下呢都“非英雄”化了。这“非英雄”带有一种新的文化视点,一种批评,这些“非英雄”,这些普通的人呢,就构成了作者所要审视批判的新的“儒林”。实际上是在新旧文明、中外文明的冲突之下的这样一群人物。刚才我们讲了“视点”,就是写作的视点,钱钟书的视点很特别,他要通过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大学生,通过对他们的心态的刻画,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同时对新文化也进行批评。他认为新文化也有很多毛病,特别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这种角度跟其它作家不一样,是批判,但并非巅覆一切。这跟当下的王朔也不一样。王朔什么都批,无所不批,钱钟书当然也是无所不批,但是站得比较高,写作比较从容。王朔呢他自己说他是“码字”,一天要码五千字,都是计算好的,什么都写,他有时写电视剧也可以,写得很好,老百姓也可以接受,但不断地向前卫向精英挑战、骂人。现在连鲁迅也骂了嘛,这不见得是什么文化批评。钱钟书确实是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写作角度,刚才也说第一层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批评来看钱钟书作品里面写到一些什么生活表面情况,有没有揭露性批判性,有没有认识价值。那么第二层就比较深了,他通过这群人哪,写他们骨子里边的东西,写中外文化,确实有钱钟书自己特殊的眼光。3,哲理思考的层面那么还有没有第三层主题或作品意蕴呢?还可以往下挖,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试图在挖一下,就挖到第三层。第三层就是哲理思考的层面,抽象一点,是哲理性的思考,很特别的。透过前面两层可以挖到第三层,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挖呢?刚才说第一层用社会学批评,第二层用文化心理的批评,那么第三层我们试图用一下结构主义,或者符号学的方法。当然这不是一个很本色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而是变通一下,看能不能部分地用在我们读《围城》上。我们先说一下结构主义的方法,这个结构主义是不考虑具体描写的细节,这里描写怎么好啊,怎么抒情啊,怎么讽刺,他不考虑这个。对人物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心理活动,它也不考虑,它是把一部作品啊非常粗略的、宏观的进行来分析,看它里边有几个组成部分,化繁为简,充分地简化,非常简练地把一部作品最基本的元素给抽离出来,然后看作家他要写什么?他的盲点是什么?这是结构主义的大致的方法,我是用一种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讲的这种方法,就是说结构主义有时候跟西方符号学也有关系,只关注作品里边的基本元素,不太考虑艺术性怎么样啊,思想是不是深刻啊,不考虑这些。我们现在用的并不是本原的结构主义,只是取其一点,可以说是仿结构主义,或者仿符号学,来试一试能不能挖掘《围城》第三个层面。刚才我们述介《围城》的故事,如果把它展开来读,是没什么意思的,很平淡的,很琐碎的,没有什么英雄,没有很大的冲突,也没有像武侠小说那样激烈的血淋淋的刀光剑影和传奇的东西,只有很平凡的一些人,都是吃饭啊,婚姻啊,结婚啊,离婚啊这些;而且所有人都“失败”了,都无可奈何了。到底钱钟书要写什么,如果你读完这个小说以后,把它充分的简化,抽出几条来,我想呢可以注意两个词,或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呢叫“进城”,一个动作叫“出城”。这两个动作反复出现的,进城然后又出城,然后又进城,再进再出,整个小说就写这个。所以如果说把《围城》的结构,简化成类似于一个公式,那就是方鸿渐=进城+出城+进城+出城……。小说一开头那条船实际上就是围城。四周围都是大海,就剩下一个船在海上,坐船的人希望下船啊,坐累了以后都希望早点靠岸,从船上下来,是不是出城啊?到了上海呢又进城了。再说方鸿渐在上海待不住了,他又到湖南,到内地乡下去,他不是出城了吗?那么到了这个三闾大学一看哪,比上海差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那又进城了。所以说整个方鸿渐的这个动作啊,他的经历啊,就是进城出城,出城进城。再说他们的爱情婚姻也是,方鸿渐没有结婚的时候想结婚,当然孙柔嘉不太理想,苏小姐是不太理想的,唐小姐理想但是没成,最终还是与孙结合了,没有结婚想结婚这是正常人的愿望。结了婚又后又想离婚。而且小说里很多这个描写,没有结婚想结婚,结了婚以后想离婚。那么婚姻在小说里面也变成一个围城。在外边的人想进去,进去以后想出来。西方有一个批评家说《围城》就是写了婚姻、爱情问题上的人性的弱点,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不完全同意他这个意见,因为很多婚姻也很美满啊。不过,不美满的婚姻的确也很多,所以结婚以后就想离婚啊,或者虽然没有离婚,总是想着城外的事,这大概可以说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所以整个《围城》啊就是这样,进城、出城、进城,好像呢这种进和出啊,不断重复的这个动作都是盲目的,受一种本能支配的,甚至可以说神差鬼使的,进来又想出,出去又要进,那么就是三个字:“无用功”。好像人生哪,往往就是这样:无用功。整个小说给人的一种感觉呢,如果你往深里分析,就说人生处处是围城,城外的想进,城里的想出,冲进去又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整个人生啊,处处都是围城,但是每个人都是本能的驱使,要去寻找,要去寻梦,每个人都在寻梦,到哪一天你完全没有梦了,什么梦都没有了,特别清醒了,清醒得简直是那个境界一般人达不到,我看这也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整个《围城》呢,如果把它抽象、高度地概括性,结构化,那就是发现写的实际上就是两个字叫“围城”。一般人读这个小说啊,不太注意的,以为这个围城区抗日战争被围之城,当然这也是一个生活的场面。实际上看完以后啊,小说的秘密,就写在这书的封面上,就是书名。要看完整本书以后,透过刚才说的那两个层面再来思考,才发现钱钟书是一个智者,他有对人生的思考,就写了《围城》。事实上钱钟书在该书一个情节描写中已点明了这个小说的含义。有一天,方鸿渐呢,跟朋友们一块喝酒,方鸿渐这个没有酒量的人,喝一点就先醉了。他就渐渐觉得好像灵魂啊离开自己的身子在说话,他同时也听到别人说话。有个哲学家叫褚慎明就说,关于你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她谈过,我想引用一句英国的古话说,结婚仿佛是一个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子里边的鸟想飞出来,结果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苏小姐呢也描上一句话,她说法国也有这样一句话,不过说的不是鸟笼,是困境,是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出,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方鸿渐这时已经喝醉了,不知道,对这些谈话糊里糊涂的。其实这里呢就点明了整本书的秘密,所谓密码藏在这里,不仔细阅读,不透过刚才那两层,可能发现不了,这是更深一层哲理性意蕴的挖掘。这小说确实写出了作为人都有弱点,说来也就有一种苦涩感,就是活着干什么呢?是不是就是做无用功啊,就是进城出城啊,人是不是就是受这个本能的支配,老是要做些什么事?当然这种世界观不一定对啊,但钱钟书确实进行了比较深层的思考。他不是讨论政治问题,或者讨论一般的做人哲学问题,他在更深地思考人类的某些弱点,人类的盲目性。所以看过这部小说,有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种苦涩感,一种隔膜感。当然在座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孩子,我们不希望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读懂了《围城》的第三层面,你们读第二层就差不多了。这个《围城》主要不是写给年轻人看的,它是中年人的小说,它要有一些人生的历炼以后,才能有体会。刚才我讲了三个层面,三种批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呢,可能还有,比如刚才我说,心里分析批评,甚至现在很时髦的女性主义批评,可以不可以用来分析《围城》?我想都可以试试。不过如果用女性主义批评呢,这个《围城》就可能站不住了,为什么呢?钱钟书的写作姿态在女性主义看来,就是非常典型的大男权主义,你看看他写的小说啊,方鸿渐周围围着他转的,唐晓芙、苏文纨、孙柔嘉等等,还加上鲍小姐,好像这周围都是为他而存在的,这是不是男性中心呢?如果他方鸿渐比较能够有一种对妇女的酋重,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不会那么糟糕吧?望采纳~~~~(>_<)~~~~
摘要:本文拟从《围城》这部小说讽刺特色的角度分析它的语言艺术,以此来表现钱钟书先生博学睿智的才识,以及他精辟辛辣、幽默隽永、细腻婉转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围城》;语言艺术;讽刺特色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从它的艺术价值看,是中国现代文学少数可以传世的佳作。它的创作基调是讽刺,其语言的独特性在于强烈的讽刺性,他崭新的创造在于通篇作品中没有用说教来揭露他所看到的社会弊病,而是活用讽刺来展示各个侧面的丑恶。 一、讽刺手法在《围城》中灵活多样 《围城》中的语言独具特色,无处不闪烁着幽默、讽刺、智慧的火花,《围城》中活用讽刺恰到好处,可谓新奇巧妙,充分体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术。 一是善于运用文言文语句进行讽刺。钱钟书先生接受过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在《围城》中,钱钟书灵活地运用了文言词语对人物进行刻画与讽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写到方遁翁时,就有如下描述:“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要洋人娶要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鸿渐,我这话没说错罢?这跟‘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一个道理。”这里的“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是一句文言文,作者通过这一句话,讽刺了方遁翁的男尊女卑的思想,也讽刺了他卖弄学问的本质。还有点金银行周经理的这样一段话:“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遮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有荣焉。”这段话整段都是文言文,作者就利用文言文的作用让读者与自己产生共鸣,讽刺周经理的虚伪、虚荣、市侩的嘴脸。 二是借用英文进行讽刺。一般来说,行文中,现代汉语能表达清楚的,就不需再借用外来词语了,胡乱地使用会有反效果。然而,钱钟书先生在小说中运用了英文,却是达到了讽刺人物的效果。如:张吉民接待方鸿渐时所说的一段话“Hello! Doctor方,好久不见!”“Sure!have a look see!”“Sure!值不少钱呢,Pleny of dough。并且这些东西不比书画。买书画买了假的,一文不值,只等于Waste paper。磁器假的,至少还可以盛菜盛饭。我有时请外国Friends吃饭,那就用那个康熙窑‘油底蓝五彩’大盘做Salad dish,他们都觉得古色古香,菜的味道也有点Old-time。”在这里,作者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张先生那种崇洋媚外的丑态,讽刺了他善于卖弄自己,炫耀自己的走狗身份。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常常利用谐音在人名、词语的翻译上做 文章 ,以达到讽刺的效果。例如李梅亭在自己的名片上将“李梅亭教授”译成英文“professor may din lea”(五月,吵闹,草地),钱先生还假借赵辛楣之口将“梅亭”与“mating”(交配)联系在一起,饱含讽刺之意,使假道学李梅亭的好色本性再一次自然地流露出来。 三是巧妙活用词语进行讽刺,使得语言有别样的异味,给人一种新的感觉。例:“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中立”作者在这里分拆开来变成“中不中”“立也不立”“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这几种思想,滑稽地嘲讽了英美两国的无能。其中“并肩作战”也属于词语的超常用法中的变异方式。 此外,《围城》中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重复、比较、推理等手法处处见锋芒,达到近乎完美的讽刺效果。 二、讽刺对象在《围城》中无所不包 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讽刺的对象相当广泛,无所不包,他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 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 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走卒之辈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事物也要戏谑一番。如“桌子就像《儒林外史》里范进给胡屠户打了耳光的脸,刮得下半斤猪油”,写的是乡村小旅馆里肮脏的桌子:“侍者上了鸡,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写的是西贡酒家里坚韧异常的“佳肴”;“这不是煮过鸡的汤,只像是在里面洗过一次澡”,写的堂堂的三闾大学系主任宴请宾客的清淡如水的鸡汤;“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经登陆了好几天;肉像 潜水 艇士兵,会长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这一串不相宜的事物写是方鲍二人一整天“什么都别扭”的倒霉相,作家撷取人生中富有讽刺喜剧色彩的片断,调色画像,渲染加工而进行的轻松的幽默。 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作者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仲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那么下面各例则是作家刻意用他那支战斗的笔,对当时社会上的政治群丑、无聊文人的丑态所制作的活画像:“可是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人造战略上的撤退’”。借方鸿渐的表现批判了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政策。又如把方鸿渐一行人在泥泞路上鞋底上沾满的泥巴比作“抵得贪官刮的地皮”,把店里长久销售不掉的半生不熟的肥肉的颜色比作“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锋利而贴切,逗人发噱。这些脱口而出的比喻,看似漫不经心,实质包含着作家对那些食人者无情的鞭笞和批判。对书中刻画的那些道貌岸然、整日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标榜自己,招摇过市,实则不学无术的无聊文人,作家同样地用他那支辛辣的笔触,借用讽刺性的比喻,将他们的面纱揭去,还之以本来面目。 三、讽刺艺术在《围城》中显赫地位 一部优秀的小说应描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金曾说过,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传统的小说一般比较注重小说的思想内容,讲究 故事 情节的完整性和曲折性。而《围城》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倒不是作品的主题、故事情节,而是钟书先生那种所特有的对社会、人生独特的、辛辣的嘲讽。小说虽也有一个较为明显地主题,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主题、情节不被读者所重视,不是因为作品的主题,情节没有什么社会价值,而是因为钱钟书先生那种对生活独特的、辛辣的讽刺艺术特别突出抢眼,引导读者眼光由社会朝心理病态及丑恶灵魂的挖掘转移,不以激烈的矛盾冲突取胜,而以精妙有趣的讽刺艺术感染读者。 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地位是非常明显的。不似传统小说借助典型的环境加以渲染,而主要是通过各种讽刺的艺术手法刻画人物。作品虽然也注重描绘时代背景,并使其成为作品的重要内容,但在处理它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上是无法比拟的。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柯夫的作品辛辣讽刺,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仲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这种讽刺绝不同于新文学史上其他类似的讽刺小说家。 正如黑格尔所说: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现实的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则采用高明的讽刺艺术。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通过讽刺的多样性的使用,让人们感受到讽刺背后对方方鸿渐等人的一些同情。钱钟书先生冷眼旁观,忽冷嘲,忽热讽,出尽了那些庸俗知识分子的洋相,表现出知识分子对悲惨命运的那份无奈,让人于幽默中体会到潜藏于后的悲剧意味以及对生命的无奈。 总之,《围城》的讽刺艺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里对社会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鸿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钱钟书先生独特的讽刺艺术,不仅在《围城》中独占鳌头,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 章晓俊.浅谈《围城》的讽刺艺术特色[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s1). [2] 裘新江.投向人性丑恶的理性之光——吴敬梓与斯威夫特之讽刺比较[J].滁州师专学报,1999(1).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lanaguage characteristics of Wei Cheng in the perpspectvie of its satiric characteristics, hoping to show wise and learned ability and insigt of Mr. Qian Zhongshu and his incisive spicy, humor meaningful and exquisite language style. Key words: Wei Cheng; language style; satiric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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