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孔孟荀三者主张不同的论文

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着述。——题记他，一个平凡至极的人。他没有秦皇汉武的创举，他没有商鞅范彝的谋略，他更没有富可敌国的财富，没有位高权重一手遮天的能力，更没有指点江山的霸气。与他们相比他只是繁星中的点点火星，如此的微不足道。但他演绎出了他的史诗，平凡中的不平凡，他便是孟子。他，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体，他认为哲学的思想中最高的范畴是天。他，在那个战火的年代了，在那民贱君贵的不平扥的时代中。他傲然站出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藐视王权的思想。他将所有人无论贫贱，无论高低平等看待，在他的眼中人人平等，“圣人与我同类者”他的傲然如此。他，一个身如草芥之人却心系天下。走访四海，关心民生，面对王权，他无所畏惧，直谏而言道：“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王权至上的年代中依旧无法动摇他的思想。面对高位的诱惑，生死的威迫他依旧保持着本心。与人乐乐而非独乐乐，这便是他的乐。他，如大海包纳以为。他始终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面对不善，他用善去感化，面对不仁，他直言请柬“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他提倡仁政，而仁者无敌正是他的民本思想。他，一介平凡书生，却成为了使人眼中的胜任圣人：他，一位平凡的老百姓，却无视金钱名利的威诱：他，一个平凡的子民，却舍生于直言进谏的艰苦道路上。他，一个平凡的人，却在我们每个人之上，他拥有着天一般的胸怀，一样的淡然。他，瞰破了天道，看透了红尘，他所为的，只是保持本心。

古人对哲学的探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题。第一，孟子和荀子属于不同时期的人。孟子比荀子早几十年，几十年定然有所变化损益。特别那个时期是个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激化。第二，他们的经历大有不同，用现在的话说叫荀子看到的大部分是人性恶的一面。第三，最主要的就是这点了。他们二人都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但孔子主要的思想分两方面，一个是“仁”，一个是“礼”，“仁”主张以博大的心怀关爱世界芸芸众生，所以世人皆有恶性。“礼”主张理性节制自我，孟子的很多书中都谈到这个礼，著名的五伦十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就是他首先提出后经朱熹发展而来的。所以二者的看法才迥然不同，虽都是儒学，但若相同，岂非后人有盖棺定论之谬？无论有多少分歧，对于儒家学派的人物，崇古是目的，也是手段，目的都是维护传统礼教。“忠”，尽力为人谋;“恕”，推己及人。“忠恕”, 简而言之就是“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 ; 从深层次看, 就是“已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决定对人建立仁爱之心，别人才会对你仁爱，自己决定对人豁达、宽容，别人才会对你豁达、宽容。最早将忠恕联系起来的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曾子。他在解释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孔门的弟子以忠恕作为贯通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仁”的具体运用。忠恕成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论从单纯还是深层的方面看, 都是从己出发, 以己之所好, 推及人之所好,以己之所恶, 推及人之所恶。这种推己及人的办法就是“恕”道。所谓“仁者爱人” , 也就是对他人有同情心, 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 要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处境和利益。这些话听起来并不新鲜, 但确是人类长期社会生活关系中道德经验的总结。克己就是克制、约束自己, 复礼是符合于礼。孔子所谓的“礼”是周礼, 是维护社会伦理道德之礼，其中心内容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等级制, 分封制, 世袭制。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要复兴这个周礼。礼与仁的关系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子是用仁来充实礼的, 因此“克已复礼”虽然复的是周礼，但孔子引用这句话, 则赋以新的含义。孔子要求复兴周礼, 但不是完全因袭周礼。因为完全因袭周礼已不在能充分地发挥周礼的作用, 所以, 他对周礼有一定的补充和发展, 这就是他所说的对周礼的损益。孟子对孔子的“仁”有这样的描述：“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恻隐之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仁，首先是“不忍之心”。“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孟子之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每个人的“内在理性”，这种理性不仅是先天的，而且是具体的，即“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说仁，与孔子虽有层次上的不同，大体上还是继承孔子的意义。孟子对义，则比孔子有较多的发挥。孟子常把仁与义连在一起说，如“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又说“仁，人心;义，人路。”又“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在孟子的眼中，仁与义根源是一致的，但义毕竟不同于仁，仁是道德本身、是一切道德的主体观念，义是具体行为的准则与规范，“正路”与“敬长”正是有准则与规范的意义。孟子解释孔子的仁为“恻隐之心”，义为“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仁爱的自然表现，虽然具体，但没有规范意义。羞恶之心，是自我抑制的心理表现，有规范的作用。讲“义”，显然更符合孟子就具体行为探讨内在道德理性的主题。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同样的问题，孟子由“义”来处理。“不为苟得”是指义，“患者有所不避”也是说人有义无反顾的道德之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是说羞恶之心丧失后的情形。反之，人若能遵义而行，则绝不苟活，纵然刀斧加身，又有何惧呢?”

孔子是儒学的鼻祖，生活於春秋末期。他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孟子是战国儒学的代表，被尊称为“亚圣”，地位仅次於孔子。孔孟”的思想足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荀子是与孟子同时代的儒家的另一位代表。 “而荀子亦是先秦孟子之后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他创立了博大的儒学思想体系，也为儒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同是儒家大师，同出儒门，为中国儒家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但三人在教育思想方面的观点却有所不同，我们不能武断地对他们观点的妄然作出对或错的判断，但是通过对三者进行一个比较、探讨，却有可能得出一些于我们有益的结果。一、“德”、“仁”与“礼”——教育价值取向之比较孔子的一生希望透过其学说，改变当时王道衰微，礼乐崩坏的现象，以求恢复周礼，重整受破坏的社会秩序。孔子的思想以“仁”为中心思想，“仁”就是指个人内在修养及感情的蕴蓄。“仁者，人也。”所谓“克己复礼谓仁”（《论语�6�1颜渊》）。“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6�1为政》）还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6�1八佾》）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6�1颜渊》）。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因此，孔子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要按其本身身行事，不能有所僭越。他主张复礼，即恢复周礼。他认为“名不正，言不顺”，只有达到“复礼”和“正名”，便能达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6�1颜渊》）的和谐社会。他主张实行利民的德政，反对害民的苛政。孔子主张在位者须以身作则，躬行礼仪，故曰:“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在上位者若能以身作则， 以德化民， 则不必靠刑罚杀人之方法来求治。为了达到德政的目的，他强调以教育作为施政的手段，要宣传忠君孝亲、奉公守礼，这是教育最为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表现。孔子主张在位者须以身作则，躬行礼仪，故曰:“不能正其身，如何正人?”在上位者若能以身作则，以德化民， 则不必靠刑罚杀人之方法来求治。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不宜只用强制性的刑罚， 而应加强感化性的礼教。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6�1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6�1为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道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6�1颜渊》)用严刑峻法治国，是孔子坚决反对的。他主张以德、以礼去教化民众，这样，“则民耻于不善而又以至于善也”。这是孔子所崇尚的治国必治本的至善之道。孟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和“德治”的思想，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仁”是其整个思想的最核心的范畴，它既体现了人道的原则，同时又为理想人格规定了多重内涵。在“仁”这一总范畴之下，孟子将其展开为仁、义、礼、智等具体的范畴。就其内涵而言，仁、义、礼、智既是主体内在的品格，又表现为行为的规范，它们从不同侧面展开了同一道德理想：仁的基本要求是爱人，引伸为一种普遍的仁爱精神；义表现为一种道德责任感和道德上的自我意识；礼体现的是一种尊重伦理，注重规矩的价值取向；智反映的是理性的判断能力，它赋予主体一种自觉的品格。在这四重品格中，仁是最根本的，而义、礼、智是作为体现仁的精神所必不可少的要素而提出的。孟子将仁爱的精神推广开来，即所谓“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孟子�6�1尽心下》)，体现于社会政治生活，仁道便成了仁政。作为德治的具体形式，孟子将道德的力量(即仁的力量)张扬到极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6�1离娄上》)而且“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6�1尽心下》)。在这里，是否实行仁政是国家兴亡，天下得失的关键所在，在仁道的无敌神威面前，一切非道德的物质因素都显得微不足道。而要推行仁政，就一定要重视用仁爱精神来教化百姓，因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6�1尽心上》)。他最欣赏的以德服人的典型是“七十子之服孔子”(《孟子�6�1公孙丑上》)，其境界真正达到“中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观之，“仁”是孟子整个思想，更是贯穿于其教育始终的价值标准。

孔丘、孟轲、荀况是先秦儒家的三个主要代表，孟子、荀子都极力推崇孔子，俨然以孔子的直接继承者自居。孟轲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乃所愿，愿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讦，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儒效》)。但由于历史上孔、孟并称，后世遂认为孔孟思想完全一致，浑然一体。建国以来，由于受某些政治风潮影响，一个时期在孔、荀之间似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认为孔学与荀学势如水火。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有辩明之必要。 孟学偏离孔学的四个方面就孔学与孟学而言，论者尽管可从许多方面论证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然而却不能泯灭这样一个事实，即孔学与孟学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何以见得呢?让我们先从孔孟“仁”的思想谈起。“仁”在《论语》中主要有四层含义：一、仁是一种涉及个人的道德修养。如：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而已。” (《雍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 二、仁是一种行事准则。如： 子贡问为仁。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 三、仁是一种向往追求的美德。如：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 四、仁是一种理想的统治秩序。如：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但无论《论语》中仁的含义有几种，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仁是一种外在于人、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方能达到的，它并非人天性所然。如第一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思想；第二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标准；第三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境界；第四层含义，可理解为仁的政绩。 我们再看《孟子》中的“仁”。 “仁”在《孟子》一书中也有如下四层含义：一、从“仁”的缘起来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离娄上》)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 就是说，仁是与身俱有，是内在于人的，无须经过人的主观努力，在人的自身中即可找到。 二、仁乃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说穿了，仁即孝：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尽心下》) 三、仁是-种恻隐之心、或曰不忍人之心：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尽心下》) 四、仁是一种理想的政治： 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离娄上》) 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滕文公上》)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尽心上》)。 以上几层含义，关键是第一层，即仁乃人之天性，与生俱有，由此一层推而广之，人自然要亲亲、行孝。由此推而广之，施及自身亲人以外，自然会产生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由此恻隐不忍人之心，施及政事，是为不忍人之政；为不忍人之政而思贤若渴，天下即可大治。因此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告子上》)。所以，从仁的存在，求仁的方式，达到仁的手段，孔孟两人恰好走了一条相反的路线。孔学与孟学的第一个差异就在于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孔孟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有所不同，前者重客观，后者则是主观的、唯心的。 虽然孔子对人的本性问题缺少系统论述(即《公冶长》中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等天道，不可得两闻也”)，但一些只言片语仍值得注意，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论语•阳货》中“性相近，习相远也”的论述。这句话正确解释是：“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但人之所以有高低贵贱之分，君子小人之别，乃是由于“习”，即后天习俗所染的结果。有鉴于此，孔子十分注意后天学习环境对人思想的影响。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均见《为政》)，“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而孟子则与此相反，他的主要观点是人性本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与孔子相比，孟子对后天学习的论述就贫乏得多了，虽然其《尽心上》中有“君子所教者五”，对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有所发挥，然其根本目的是恢复发展人固有的善性，“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以上是孔学与孟学的第二个差异。 论到孔、孟对人之本性的认识，自然也应分析一下他们对修身之道的看法。实际这一方面孔孟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孔子修身，首重客观外界对人的影响，如： 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其次，注重礼的约束作用，如： 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论语•雍也》)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秦伯》) 再次，注重身体力行： ‘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孔子虽亦不废自省，但极少见，可举者仅下面两条： 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 然第一条是与“见贤思齐”相提并论，第二条亦仅从“远怨”角度而提，表现了一种消极避祸的思想。 孟子修身之道所走的路线恰与孔子相反。孟子首重内心自省：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冶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孟子•离娄上》)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又认为，修身之关键乃禁其“放心”：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 他虽然注意到了客观外界对人的影响，但却是从存心养性，使人之善良不致丧失出发的：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孟子•公孙丑上》) 所以他现身说法，以自己不动心、持其志，善养其浩然之气以激励后学： 我四十不动心……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之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此可知从修身的途径、方法，修身所达到的目的，孔孟两人都有重大区别。这是孔孟之学的第三个区别。 孔孟还有一个重要区别，这就是为政之道。孔子为政，首推礼德：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其次，特重建立在人伦基础上的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巩固：齐景公闻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子路》)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为政》) 再次，强调修身正己以达政化之道：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而孟子为政之道的基础同样是人性本善、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仁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智皆扩而充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以此推己及人，行之以不忍人之政，即仁政： 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矣，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 孟子有时亦提先王之政，如：“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然先王之政，实即仁政，两者实为一回事：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从上所引可知，孟子的为政思想，实际不过将人本身固有的善性充分发挥出来，由己及人，推而广之，达到尽孝、仁亲、爱民，进而仁覆天下。虽然他在施政上还提出了不少具体措施，如尊贤使能，注意善教，不得罪于巨室等，然其根本是由此而出发，这与孔子为政首重礼德，注重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显然不同。这是孔孟之间的第四个区别。 孔、孟之不同，实际还可再举出一些，但以上四点也足能说明孔学、孟学并非浑然一体，而是存在相当差异的。 也正因此，荀子在其《非十二子》对子思、孟轲之学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认为他们“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因而使“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世。”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孟子是在先圣先王的旗帜下贩卖自己的舶来品，他们是一伙挂羊头卖狗肉的而已。 关于荀子攻击思孟诸人“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内容，后人有多种猜测，但不管荀子所指称的是什么，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在孟子稍后，已有人认为孟子学说有背孔子思想。以上分析，亦可为荀子立论做一佐证。 荀学复归孔学的四个方面那么荀学与孔学关系又如何呢?从上引荀子言论中亦可以看出，荀子是以孔子嫡派传人自诩，以恢复孔学精神相标榜的。如细读《荀子》一书，可知荀子确也在许多方面反孟子之道而行之，部分地恢复了作为儒学奠基人孔子思想的主要倾向。荀子对孔学的复归主要可归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根据孔子“性相近，习相远”观点，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性本恶思想。其《性恶》一文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据此他认为：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于贪利争夺……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 (同上) 他认为人之本性与外界关系，就如良马有衔辔鞭策及如造父一样的好驭手，互柙配合，才能一日千里，所以“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才能“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如“与不善人处”，只能得到“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的结果。这一点完全与孔子重视后天学习的思想相吻合。从《荀子》首列《劝学》与《论语》首列《学而》也可说明这一点。 荀子复归孔学的另一个表现是关于礼的论述。 如前所述，孔子是十分重礼的，他认为礼是人的完美道德形成的关键，是国治政化的首要途径。然到孟子手里，礼的重要被大大忽视。《孟子》中的礼在多数场合就仅局限于～种朝聘辞受婚丧嫁娶的礼仪，如“其接也以礼”，“其馈也以礼”(《万章下》)，“事君无义，进退无礼”(《离娄上》)，“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滕文公上》)。孟子实际上已抛弃了孔子关于礼在修身治国方面具有巨大作用的思想。而到荀子手里，则公开，亮出了孔子重礼的旗帜，并把礼提到一个十分隆崇的地步。 荀子关于礼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礼的最主要特色是养人之欲，是有别：故礼者养也，刍豢稻梁，五香调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芯，所以养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 二、礼为“人道之极”，是推原先王之道，寻求仁义之本的主要途径：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 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者，斯圣人矣。 (《礼论》)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劝学》) 三、礼是国家治乱之根本。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上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劝学》)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大略》) 这些实际都是孔子重礼思想的具体化。 荀子复归孔学的第三个表现是对孔子中庸之道的具体阐述。中庸是孔子的一个基本思想，就孔子观点而言，中庸主要有二层意义：其一，从修身而言，它指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美德，如：“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其二，在为政治国上，表现为持中执正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舜其大知也欲！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同上)而孟子治身论政，强调收其放心，推其仁心，很少论及中庸。不仅如此，从他的“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激切言论来看，可知其存在不少极端思想，与中庸之道相去更远。程颐评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四书章句•孟子序说》)，也是就这一点而言的。荀子高扬中庸思想，表现了维护孔子学说的坚定立场。 荀子对孔子中庸思想的继承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认为中庸乃修身养心之关键：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辖之以道顺；齐节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修身》) 二、认为中庸乃处事以枢机：主尊贵则恭敬而傅，主信爱则谨慎而赚，主专任则拘守而详……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贪则用节……(《仲尼》) 三、认为中庸乃治政理国之原则：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 (《儒效》)贤能不待次而举，中庸不待政而化。(《王制》) 四、认为中庸与人之日常起居饮食等都有密切关系：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孙诒让：“佣与庸通，犹言常”)，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系川之履而可以养体……(《正名》) 这些方面，都表现了荀子对孔学的有意继承。 荀子恢复孔学传统方面所作的又一努力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发挥。 正名思想亦是孔子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这一思想的提出主要是基于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孔子认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而礼乐征伐之所以自诸侯出，甚至“陪臣执国命”，臣弑君、子弑父不断发生，主要是因当时的“实”与“名”不相符，即实际上的君做不到周礼规定的君之名应尽的职分，实际上的臣也不安于周礼所规定的臣之名所应尽的职分。是现实世界之“实”违反了先王所制的“名”，才引起许多无道反常现象。为了避免社会动乱，首先须正名，让各人重新按照“名”所规定的去做。 孟子明确提到正名问题的言论很少，因孟子判断是非的标准，主要是仁。以这个标准，如果君不象君，臣也不必全尽臣道，因此当齐宣王提到“汤放桀，武王伐纣”，问他“臣弑其君可乎？”他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矣。”(《孟子•梁惠王下》) 荀子的正名愿望，似乎比孔子还要强烈。荀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战国名辩思想蜂起之时。当时的情况是：“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荀子•正名》)。荀子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非常重视正名的重要性，他认为：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正名》) 荀子主张，通过正名，达到“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以正道而辨奸”，“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说行则天下正”的目的。即：使人民认识一致，思想统一，遵守秩序，服从法令，天下归于正道。这一点完全与孔子正名思想一致。以上几点足能说明我们前面所提问题，即孔学和荀学之间，绝非势若水火，判如冰炭，而是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的。当然由于时代不同，荀子对孔子思想发展得更为系统完整，许多亦超出了孔子思想。然就孔、孟、荀三人关系而言，孔与孟的相异程度要远远超过孔与荀的相同处，孔子与荀子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我们认为，孔孟荀生活的时代很值得研究。孔子生活的时代，虽然礼崩乐坏，但毕竟周天子还维持着一个天下共主的名义，因此孔子不惜四处游说，希望各诸侯国能克己复礼，恢复周的统治威权。而荀子生活时代已到战国末期，这个时期趋于统一倾向已很明显。两个时代相比，虽然统一向分裂、分裂向统一，起跑点截然相反，然为统一而努力，却是生活于两个时代人们的共同愿望，所以孔子思想虽然是倒退复辟的，但稍加改造，就会成为新兴阶级建立自己政权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手段，于是形成了孔、荀之间的共同点。而孟子生活的时代，正当战国中期，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连名义也不存在了。这个时期，战国列强都在纷纷寻求领导群雄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孟子的仁义学说，即迎合这种需要而产生。当时分裂局面已成普遍现象，“攻地以战杀人盈野，攻城以战，杀人盈城”，这一状况有别于孔子时代。统一形势未萌，每一国家都暂时不能把其他国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一状况又有别于荀子时代，于是形成了孔、荀学说的接近和孔、孟学说的较大差异。

荀子和孟子二人，荀子主性恶，孟子主性善，荀孟的不同不在于儒家“仁”的思想的差异，也不在于儒家逻辑论证方法的差异。孔孟荀三人所以能并列为早期儒家大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孟荀三人在思想和方法论上的一致。荀孟所以不同，是因为二人在儒学的理想与实践上有着不同的侧重。表面上看性善、性恶正相反对，实际上却更加反映了荀孟二人极为一致的儒家本色。孟子和荀子都认为性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不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所谓性善性恶，先天后天，原也就无所谓善恶，性善性恶只是二人逻辑论证的不同前提而已。孟子的“义”出乎心性，但是“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仁义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先天虽有的，后天也有可能会失去。荀子的仁义虽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伪”，“强学而求有之”。先天没有的，后天也可以具备。所以先天有没有并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后天能不能拥有。所以说，性善论与性恶论是同样归结为儒家“仁政”理想和“求”与“学”的实践原则，在此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孟子和荀子既然一致，为什么会有一人主张性善、一人主张性恶？其原因即在于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对此，司马迁早有指出。《史记》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

1、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年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者.名丘,字仲尼,鲁国人.首先,他提出“仁”的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其次,他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2、孟子（前372-前289）战国时思想家.名轲,字子舆,邹国人.孟子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不可轻视,说：“民为贵”,“君为轻”.他主张实行“仁政”,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的劳动时间,并放宽刑罚,减轻赋税.但孟子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是一种为统治阶级辩护的思想.3、荀子（前313-前238）战国后期思想家.名况,赵国人.荀子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星坠日食,刮风下雨,春生夏长,是自然界的变化,自然界的变化又是有一定规律的.人力能够征服自然,应该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这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它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自然斗争力量的加强.儒家思想的根本“仁爱”思想,共同表现形式“礼乐制度”.三个人都是一致的,其实只要是儒家最根本的思想,这三位的观点都是一致的,要不然怎么会成为儒家最著名的三位大师呢?讨论这三位,重要的应该是不同点,我个人认为：孔子：更关注贵族,士人以上级别的阶级利益,这是儒家思想有等级的“仁爱”思想的体现,本来儒家的政治主张就是维护贵族阶级利益的.孟子：最关注民生,老百姓的利益,可以说孟子是最关注民生的先秦思想家,甚至超过了以“兼爱”为思想的墨子.荀子：是比较有争议的,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法家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比较切合社会实际.荀子有“人性本恶”之说,其实应该是“人性向恶”,两个的差别是,前者是本性是恶,后者说的是有可能向恶.孔子的细想体系的核心是“仁” 和“礼” 主要内容是 仁者爱人 克己复礼 为政以德孟子则是把 仁 发展成“仁政”,而“仁政”的实行必须重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倡导“养浩然之气”先义后利 舍生取义荀子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他认为 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即自然界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也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自然 即“制天命而用之” 他认为人性本恶 主张 性恶论 ,但是可以凭借后天教育使人由恶变善由此而论,虽然他们各自主张的偏重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学说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 仁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推广“仁政”,而荀子重视礼（即人的行为规范）和人的作用,强调后天教育教人向善,这本身也是“仁”的一种延伸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