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吐蕃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数万将士保疆土，忠魂永留石堡城 文/杨永春 (一) 石堡城也称“铁仞城”。坐落于今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西南25公里处的日月藏族乡莫多吉，石堡城就建在高约300米的东山上，其顶部海拔3600米，地势相对平缓，东、西、南三面为悬崖绝壁，构成了三角形状的天然城堡。只有一小径通其顶部，极其险要，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而石堡城再向南15公里，就是日月山，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叠合区，是青海省内外流域的天然分界线，划分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 莫多吉村，蒙古语为森林多的意思，恰好就是石堡城山角下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据史书记载，隋朝五年（公元581年），隋军在石堡城（今莫多吉村），修建石堡城设戍屯兵。1983年体制改革更名为日月藏族乡莫多吉村。全村总户数为261户，总人口为1040人，有汉、藏、土、蒙古族等民族。总面积为4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为平方千米。农业以种植青稞、油菜籽为主。主要经济来源为养殖业、外出打工等。 别看莫多吉村不大，但该村辈辈出英才 ，代代有能人，特别是解放后，莫多吉村受传统思想及文化教育的影响，每年考上大学的人数不胜数，毕业后走上领导岗位及投身教育事业的人大有人在。 改革开放后，莫多吉村人材流失严重，大部分人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而定居在县、市及外省城市。现在留守莫多吉村的村民只占原村民的60%左右。 上初高中时我曾和小伙伴们几次去莫多吉村北面的石堡城玩，那时候从大人们口中知道它叫方台，还不知道方台还有个小名叫石堡城。更不知道它还有个别名叫“铁仞城”。 去石堡城玩不为别的，只为像其他人说的那样，里面有许多古钱币（麻钱），可我太贪玩，虽去了几次，却一枚铜钱都没找到，只捡到几片瓦罐或砖的碎片。 另外还有一个想去的理由就是上石堡城的石缝里有条锈迹斑斑的铁链，这里怎么会有铁链？是谁放上去的一直是个迷。少年时往往经不住诱惑，为了一探究竟，我们就相约去爬石堡城。 每次去石堡城玩都是瞒着大人们偷着去的。因为大人们都说那里是“死人沟” “万人台”。石堡城下面埋了无数的死人，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吱吱唔唔地也说不清楚。当然，有时我们也会从那里发现一些大骨头，可我们并不害怕，相反总认为那是从山顶上摔下来的牛或其它动物的骨头。 直到高中毕业后才知道，原来那里是古战场，方台原名叫石堡城， 历史 上这里发生了无数次的争夺战，死伤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最大，最残酷的一场战争是由哥舒翰率领的唐朝军队与土蕃守军的较量，此次争夺战，死人数万，石堡城下的山沟里血流成河。当时，石堡城山下还没有人居住，这里自然就成了哥舒翰临时驻扎的兵营。 如果你有勇气攀登上石堡城山顶，你就会发现，山上有大小不一的两个平台，北边为小方台，长宽均约40米，南部为大方台，长约50米、宽约15米，两平台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山脊相连。台上还有两个石砌小高台，据传是烽火台，紧邻悬崖边上有残存的房屋基址，周边放布着大量的砖瓦残片。 考古工作者曾在大小方台上采集到唐代开元通宝钱币。在附近的照壁山上有兵行道，山下有料瓣台、点将台、万人坑、马场台、马场弯等军事遗址。 传说石堡城这座军事要塞是隋朝五年（609 年），隋炀帝统兵西征吐谷浑时依山构筑，“石城门峻谁开辟，更鼓误闻风落石。界天白岭胜金汤，镇压西南天半壁”。这首隋朝名将史万岁笔下的《石堡山》诗，可以验证石堡城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 唐开元五年（717年）为吐蕃所据。 从开元十七年（729年）起，唐朝与吐蕃在这里开展拉锯战，双方反复争夺此城。唐军占领石堡城后，曾在此城设振武军、神武军、天威军。 (二) 后来，石堡城又被吐蕃军队占领， 占领石堡城后，即派重兵把守，并以此为前哨阵地，屡屡出兵，攻扰唐河西、陇右等地区。为此，唐朝视石堡城的吐蕃军队为心腹大患。 唐开元十七年三月 （729年3月），唐玄宗李隆基命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与河西、陇右地区驻防将帅共议攻城大计。但诸将均以石堡城道远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孤军深入，恐遭覆灭为由，提出应谨慎行驶 ，从长计议。只有李炜不以为然，他认为，石堡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必须尽快夺回，虽有危险，为国而战，死不足惜 。 唐玄宗李隆基认为李袆的建议可行，当即将重任交给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袆。李袆则大胆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日夜兼程杀奔至石堡城。由于，吐蕃守城官兵一时大意，被唐军打了个措手不及，石堡城再度落入唐军之手。唐玄宗遂改石堡城为振武军，并留兵设防。 自此，唐河西、陇右地区连成一片。吐蕃军队却连战连败，便再次派使节求和请婚，远嫁吐蕃的金城公主也从中干旋，唐答应吐蕃要求。十八年，双方约定以赤岭（日月山）为界，并在此进行茶马互市。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朝和吐蕃在赤岭树碑纪念。 可后来，吐蕃军队亡大唐之心不死，趁唐朝军队防备松懈，再次占领石堡城，并以此为据点，攻击唐朝河湟等地。 为了尽快收回失去的土地，唐军曾多次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可终因山道险远，且易守难攻，而未能取胜。 吐蕃和唐朝军队经过多年的拉锯战之后， 有一段时间吐蕃占据了石堡城，并不断加固城堡，没想到这一占，唐朝军队竟然很久都没拿下来。 为此， 在大唐与吐蕃的交战史上，石堡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一个令人心酸之地…… 盛世大唐，重人才，广纳贤才，对各方人才采取开放的态度，特别是西北边疆，许多异族名将，慕名而来，为大唐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突厥人哥舒翰就是其中之一。 哥舒翰未发迹时，是当时长安城中著名的公子哥，他的父亲是部落首领，母亲是于阗国的公主。出身高贵的他，整日喝酒赌博，无所不为。此时的哥舒翰已经四十岁了，谁也不会想到他还能咸鱼翻身。 一次，哥舒翰和长安县尉发生了冲突。他没想到一个小小县尉，根本不认识他这个公子哥，更别说尊敬了。又羞又怒的哥舒翰一气之下跑到了河西，发誓不混出个人样绝不回长安。 哥舒翰投靠在河西节度使王倕帐下。他生性豪爽而又轻财仗义，很有军事才干。在王倕的军中，他治军有方，号令严明，很受士兵们爱戴，但也只是个籍籍无名之辈。 常言道，有福之人不用忙。 公元746年河西节度使换成了王忠嗣，哥舒翰这匹千里马，终于遇到自己的伯乐——王忠嗣。王忠嗣十分看重哥舒翰，短时间内便提拔他为大斗军副使。 王忠嗣派哥舒翰去征讨吐蕃。有个副将见哥舒翰时礼节傲慢，不听哥舒翰的指挥，哥舒翰就用木棒将他就地正法，其他军士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再不敢轻视他的命令。 吐蕃大军三路来犯，哥舒翰率部一马当先，抵住来敌。苦战中，哥舒翰手中的长枪都断为两截，但他丝毫不以为然，手持断枪，如出海蛟龙 ，击溃了吐蕃三路大军，从此哥舒翰名扬天下。 哥舒翰打仗有个特点，常常用枪搭在对方的肩上大声呵斥，对方一回头，他便用枪刺中对方咽喉，然后用枪挑到空中摔在地下。几次下来，对方没有不死的。他的仆人名叫左车，这时就下马斩首，主仆配合默契，可以说无往而不利。 唐玄宗到了晚年，仍对开拓疆土，十分有兴致。他命令王忠嗣攻打吐蕃据守的石堡城。可王忠嗣觉得石堡城地形险固，吐蕃举国而守。攻城不易，而且得不偿失，不如厉兵秣马，等待机会，相机而动。最后，王忠嗣微微一笑,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豪言:“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 唐玄宗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加之后期，王忠嗣又不积极配合攻城行动，以致于石堡城迟迟未能攻克。唐玄宗盛怒之下，将王忠嗣召回京中，严加审讯。 哥舒翰听说王忠嗣被逮回京中问罪，不顾皇帝的盛怒，毅然决定前往营救。部下提醒他多带点钱去打点，可哥舒翰明白，皇帝要收拾王忠嗣，带多少钱都无济于事。他慨然说道：“如果正道尚存，王公一定不会冤死。如其正道沦丧，多贿赂又有什么用。”于是便空着手回到京中。 哥舒翰不顾一路困乏，进宫面圣，跪在唐玄宗面前，苦苦哀求，表示愿意以自己的全部官爵来换王忠嗣一条命。 唐玄宗很欣赏哥舒翰的一片忠心，让他接任王忠嗣的职位，可就是不同意饶恕王忠嗣。哥舒翰仍再三恳请，史书上说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让堂上文武百官为之动容。 唐玄宗也有些感动，同意饶王忠嗣一命，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必须拿下石堡城。 皇命难违，加之救王忠嗣性命要紧，唐天宝八载(749年)六月，哥舒翰只好率领十万大军围攻吐蕃举全国之力固守的石堡城。 石堡城名为城，实则一个军事堡垒，弹丸之地，却因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和地形之险峻，为唐朝和吐蕃所看重，并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死伤惨烈。 要攀上石堡城，绝非易事。山壁上几乎没有通道，而且荆棘杂草丛生，多数地方必须手脚并用。攀上山脊，小道仅容一人通过，吐蕃当年依三面断崖、一条窄径而筑此石堡险城，其目的就在于扼守青陇，控制河湟。 唐朝大军驻扎在石堡城山下，经过详细的地形了解和考查后，哥舒翰认为石堡城三面临山，都是悬岩峭壁，爬不上去，如想取胜，唐军只能走一条山路进攻，除了强攻，别无它法，为此，哥舒翰派兵攻打了几次，可是在吐蕃军队的檑木滚石下大唐军队死伤残重，无功而返。 哥舒翰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靠夜晚偷袭的方式拿下石堡城！” 当晚，也许天上的星星不忍再睹唐朝与吐蕃军队的血腥残杀，都躲进了厚厚的云层，石堡城四周一片漆黑，当 夜深人静时哥舒翰随下令攻城。 当时，吐蕃守军虽仅有数百人，但凭险据守，以檑木、滚石牢牢封锁通往城中的唯一山道。这一方小小平台成了唐蕃双方士兵激烈争夺的核心。唐军死伤残重，不得不撤回。 简短休整后，唐军再次猛攻数日，伤亡惨重，仍难破城。此时，大唐将土势气低落，私下里已有无数怨言。 为扭转这一局面，重新激发将土们的斗志。次日，哥舒翰欲杀一儆百，斩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高、张两将请求再予三日期限，倘不能破城，再杀不迟。 哥舒翰也已急红了眼，亲自在后面督促军队进攻，“谁敢后撤一步就立马处决”。 终于在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后，拿下了石堡城。据说，攻破石堡城的那一天，整座城都被唐军的鲜血给染红了。 唐朝军队最终以死伤数万人的代价，如期占领了石堡城，俘虏吐蕃大将铁刃悉诺罗等400人。战后，唐易城名为神武军，驻兵戍守。 哥舒翰的石堡城之战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意义重大，唐朝以此为契机，步步进逼，而吐蕃则失去了东进的跳板。自此以后，唐朝在河西、陇右的战场上占据了优势。 如今这一带的老百姓大多不知道 历史 上这场著名大战的来龙去脉，但对其惨烈程度却略知一二，他们把石堡城叫作“万人台”，还说山下有“万人坑”。 石堡城的胜利，使王忠嗣得于获救，被贬为汉阳（今湖北）太守。这已经是当时最轻的处罚了。要知道就在不久前，唐玄宗曾因为同样的原因，毫不犹豫地杀掉了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婿。 哥舒翰激于忠义，怒攻石堡城的事迹在军中传扬开来，将士们无不钦服，愿意为他而战。哥舒翰也成为唐玄宗在位期间举足轻重的名将。 为掌控此地，唐蕃之间在80年里共计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争夺战，双方死伤不下十万人，以致杜甫发出千古悲叹：“君不见黄河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决定性的一战，对吐蕃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这一战之后，唐朝又派兵在日月山以西屯兵，以及在其他地方纷纷取得胜利，从此，河西、陇右的防卫力量也大为加强。 这样一来，唐蕃两国的分界线向西一直推进到了青海湖到黄河河曲以西一带。唐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全面胜利，唐朝的地图版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哥舒翰加官进爵了,王忠嗣却湖长眠于湖北。 于是就有了李白嘲讽的咏叹:“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城取紫袍。” 因为王忠嗣出局了,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藩镇的重要力量,以至于七年后安禄山扯旗造反,唐王朝初期竟然无将可挡,大败亏输。同时,长眠在石堡城的数万大唐军人,多是唐朝的边地老兵,老兵命金贵,关键时刻一个顶十个,这个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更为讽刺的是,不惜代价夺取石堡城的唐王朝,并没有因此守住河西走廊。随着安禄山的叛乱,唐朝调西北军回中原平叛,吐蕃乘虚而入,兵不血刃的占有了河西地带,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让无数人扼腕叹息的“河湟之耻”。 数万多条人命就这样长眠在青海高原上。荒草凄凄间,人们会忆起什么？忆起王忠嗣悲惨的命运,忆起李白辛辣的嘲讽,忆起哥舒翰那张心急火燎的脸。但是有谁忆起了那个悲剧,让数万军人,用残死的方式换取一个小小石堡城的悲剧。 电视里的战争片有句介绍词说:“他们是注定要拿去被牺牲掉的炮灰团……” 可我只想起了王忠嗣的那句豪言,那句超越了战场胜负,穿过 历史 尘封,却依旧振聋发聩的豪言,寂寞的,在药水河边,与这荒凉的石堡城为伴。 不过王忠嗣将军是英雄不寂寞的,因为一千多年后的朝鲜,三八线边,一个叫彭德怀的老帅,面对苏联顾问气急败坏的质问,做出了类似的回答:“百姓养大个娃不容易,送给我当兵,我要为他们负责。” 我相信,战争面前,只有对生命负责的人,才能得到战争永远的尊重。 (三) 凡是放过牧的人都知道，放牧人常常按春夏秋冬的季节不同而进行“转场”，也就是搬家。 据老人们相传，曾经有位叫公保的放牧人，赶着一群牦牛经过这里，见莫多吉村有条清澈的河，水量充足，而且四周草滩上的草长的特别旺盛，便在石堡城山下搭起了帐篷，想永久定居在此，并占领此地为自已的牧场。 可接下来发生的怪事让公保无法理解，原来，从公宝搭起帐篷的当天起，他所赶的牛群都不约而同地跪在石堡城山下的一个大坑旁嚎叫，而且所有的牛都是水草不进。 同时，还有无数只乌鸦在空中盘旋。乌鸦嘶哑的叫声配合着牦牛的嚎叫，声声入耳，声声不断，感天动地。公宝赶着牛群走南闯北到过许多地方，也算见多识广了，可这种情景还是第一次见。 发现此事后，公宝想把牛群从此处赶走，可他再怎么努力也赶不动牛群，而且，牛群的嚎叫声越来越让他感到恐怖。 “难道这些牛都中了邪？ ”公宝越想越后怕 ，他只好骑马飞奔到东科寺，请求寺里的“阿卡”（出家人），给他的牛念经去邪。 寺院里当即派了八名“阿卡”随公宝来到石堡城下，搭起帐篷，念经七七四十九天。天空，乌鸦的嘶哑声消失了，它们全都飞走了；地上，牛群也停止了嚎叫，并拖着虚弱的身体缓慢转身，去四处吃草喝水了。 经过几天的吃草，牛群 基本上恢复了体力，公宝按“阿卡”的叮嘱，当即给两头白牦牛头上，脖子上，拴上无数条洁白的哈达 后放生了（将两头白牦牛留在大坑附近）。并在当天赶着所有剩下的牛离开了莫多吉村。至于公宝和他的牛群到底从何而来，又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后来，人们从东科寺“阿卡”那里知道了此事，才明白石堡城下的莫多吉有一个“万人坑”，疑是当年征战掩埋将士死尸的坟坑。据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别说是人，连天上飞的小鸟也不会从这里飞过，就连野兽、牛羊也不会靠近。因此，长期以来人们都不敢来此修建住宅，直到清朝时期才有人在此居住。 日月乡哈城村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唐朝与吐蕃、海西蒙古部落等地界的分割线，是边防重要的军事重镇，而莫多吉的石堡城及兔尔台、日月山等地的烽火台都是哈城的 观察哨。它们互为犄角，共同担负着防御重任。 清未民国初期的十几年间，除莫多吉有三姓人家外，其他几个地方都无人居住。 莫多吉虽从清道光、咸丰时就有人来住，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宗、向、谈三姓人家，故那时当地一带都叫三姓庄。 据推算，清末时（1911年）也总不过十户，这些孤零的外围村，确实禁不起当时条件下的意外袭击、抢劫和欺凌。在过去这些村稍有事故，即跑去哈城诉告求援，而每次哈城的老者们就会立即组织村民赶赴救援。 这样的情况，直至解放前几年尚不鲜见。解放前十多年时，这周边村的一切上面摊派都包括在哈城内，由哈城安排。那时老人们都说哈城从未欺过邻村。所以过去对哈城的一些老者头人们，邻村人都不分彼此的视为自己村的头目人，年节送礼、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各村都十分重视。 三姓庄莫多吉尽管人户少，但是这块古老的住地，和哈城是有关联的。莫多吉现存有古砖民窑的遗址有两处。野士沟口的塌坑，这是一处极古老的遗址，原有的数孔窑址，近年虽被开挖不存，尚有一座窑顶，窑顶明显能办。如考古者重视，能断出烧制年代的（明方台和老古城的碎砖烂瓦是否和这有关）那就更有意义了。 另一处在临村头的瓦窑地，现因取土、修路一切都不存在了，只是名叫瓦窑，这是一处晚清时的瓦窑，最后的烧制是在光绪中期，即是哈城修复庙宇的最后期，据老辈人讲，这是河州的窑匠烧的，哈城庙宇用的所有砖瓦都从这里烧制。后来，河州老师傅临走时，给莫多吉村民每户人家都送了一对瓦狮子以做记念（和哈城庙宇脊上的瓦狮子一模一样），原来的老住户家的大门头顶或正房檐上都摆放着，据说能保佑家宅平安。 祈求平安，只是人们的一种意愿和自我安慰罢了，如果真遇到自然灾害或战争，一切都将归零。 如今战火已息，国泰民安，站在石堡城遗址上，可以俯瞰山下的壮丽景色，远处的日月山遥遥在望。东南的哈城，山角下的莫多吉村等都以 崭新的姿态，展现在眼前，不由让人感叹，让人浮想联翩。 本文参考文献资料 : 李国权,海桀著的《海藏咽喉.丹噶尔》 任玉贵编著的《沧桑岁月的记忆》 湟源政协编辑出版的《印迹》 湟源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石堡城的山背后） （石堡城北面的山泉水，一直流向药水河） （站在石堡城向南远望日月山） （唐蕃古道——日月山） （站在哈城远望西北可见石堡城） （从莫多吉南面的兔尔台村远拍石堡城）

浅谈关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部落使的几个问题论文

吐蕃统治敦煌的部落使,学界曾有所研究m,部落使随部落而设,吐蕃人与敦煌汉人都可以担任,一般吐蕃人为正职,汉人为副职,主管部落各项军事民政事务,如率领部落成员出征作战、征收赋税、征发劳役等。兹据汉藏史料对吐蕃统治敦煌的部落使设置沿革再做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将对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人。

一、蕃占时期敦煌部落的设置沿革

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变更了唐朝乡一级的建制,改设部落。部落系吐蕃本部建制,亦称千户,吐蕃在本部设有五如六十—千户,部落之长官即部落使,吐蕃文为stongpon,其意为千户长,负责对整个部落的部众进行管理。

敦煌文书中经常出现有部落使,《沙州文录补?康再荣建宅文》记载康再荣在吐蕃时出任纥骨萨部落使[2]。P. t 1089号《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在公元820年成立的敦煌汉人二部落中,每个部落都设有吐蕃人担的小千户长(stongcung)和汉人担任的副千户长(stong zla)各1人,另外有1个部落还多设了 1个由汉人担任的小千户长(stongcung)。P. t. 1089号文书还记载在公元830年(狗年)敦煌蕃汉官员中有吐蕃方面任命之千户长(stong pon bod las).汉人方面任命之副千户长(stongzlaigyalas)、吐蕃方面任命的小千户长(stong cung bod las)、汉人方面任命之副小千户长(stongcunggizlargyalas)。

二、蕃占时期敦煌部落使的任职情况

通过对吐蕃敦煌部落的设置沿革进行考察,我们就可以对敦煌文书中出现的吐蕃敦煌部落使的任职情况和任职时间有一大致了解:

(一)蕃占初期(786-790),此时敦煌设有龙勒、效谷、神沙等乡部落和僧尼部落、道门表亲部落,前引S. 11344AV号文书中出现有部落使和部落副使以及效谷、神沙等乡,表明蕃占初期设立的龙勒、效谷、神沙等乡部落设有部落使和部落副使。

前引P. 4640《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记载沙州人阴伯伦在蕃占初期担任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其任职时间在786年至790年之间。由于号文书中出现有效谷、神沙等乡部落的部落使和部落副使,而吐蕃敦煌部落一般都由吐蕃人担任部落使,汉人担任副部落使(详后),所以P. 3481号《愿文》和P. 4640《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记载的阎朝和阴伯伦所担任之部落使当为副部落使。

至于这一时期成立的僧尼部落,在敦煌文书中并未发现有僧尼部落使,由于蕃占时期敦煌僧团一直由都僧统(都教授)统领的都僧统司管辖,所以笔者以为敦煌可能没有僧尼部落使。

三、吐蕃敦煌部落使的僚属及所谓三部落使

关于吐蕃敦煌部落使的僚属,据P. t 1089号《吐蕃官吏呈请状》记载公元820年在阿骨萨、悉董萨部落设有部落收税官(sdegciggikhalpon)和地方财务总管(gzhiidzongs)、总大收税官(spyivi kbral pon ched po) ^ 部落水官(sdevichumngan)、总大营田官、财务官(mngan)、部落营田官(sdevizhingpon)、总水官(spyivielmmngan)、水官(chumngan)等人,其中阿骨萨部落由于人数较多’所以该部落所设官员要比悉董萨部落多4人,而且该部落吐蕃人担任的小千户长(stong cung)为红铜告身,级别高于悉董萨部落吐蕃人担任的小千户长(stongcung)的小红铜告身。

时间在二汉人军部落成立之前的P. 3613《申年(816年)正月令狐子余牒及判词》中出现有水官、营田官、营田副使[",816年正是吐蕃统治中期,窃以为这些官员是吐蕃擘三部落所辖丝绵、行人部落的官员,他们相当于后来阿骨萨、悉董萨部落的水官(chumngan)、总大营田官(spyivi zhing pon ched po)、部落营田官(sdevizhingpon)0文书牒状记载申诉人令狐子余称:“右子余上件地,先被唐朝换与石英顺。其地替在南支渠,被官割种稻,即合于丝绵部落得替。”表明令狐子余系丝绵部落百姓,则负责处理令狐子余土地诉讼案件的.营田副使阚某和水官令狐通当系丝绵部落官员。

金文认为董勃藏担任的“沙州三部落兼防御兵马行营留后大监军使’即三部落使,实际上也是承袭了李正宇先生的观点U1o但是敦煌汉藏文书中都未出现有一人担任三个部落之部落使的吐蕃人或汉人，吐蕃统治敦煌所设置的部落使都是只负责一?落事务的长官，如P. t. 1089《吐蕃官吏申请状》记载820年敦煌阿骨萨、悉董萨部落成立后,即任命两个吐蕃人和两个汉人分别担任此二部落的小千户长和副千户长(即部落使),830年仍然分派吐蕃人和汉人分别担任二部落的正、副千户长和小正、副千户长,所以论董勃藏不可能一人通管三个部落,担任沙州三部落使。

那么论董勃藏担任的究竟是什么职务呢?其实文书AX. 1462+P. 3829号《吐蕃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的有关内容对此已经明白表露,文书明确记载吐蕃官员论董勃藏之职务全称为沙州三部落兼防御兵马行营留后大监军使,简称监军论、监军。‘行营留后”当是指吐蕃在敦煌设置的军政机构长官,“沙州三部落兼防御兵马行营留后”是指该官员的职权范围涉及沙州三部落的行政、敦煌地区的防务,沙州三部落兼防御兵马行营留后大监军使具体负责对这些军政要务和吐蕃沙州军政官员进行监察和管理。这一官职是吐蕃统治敦煌的高级军政官员,仅次于沙州最高军政长官乞利本,为吐蕃所特有,具体负责敦煌一地的司法、赋税征收、地亩勘验、军事防御等军政要务,在吐蕃文文书中被称为节儿悉编(rtseijespyan) 123,这一职官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一直设置。

吐蕃统治敦煌所设立的部落使源自吐蕃本部,在吐蕃占领河陇西域后出现在这一地区。这一职官在吐蕃对当地的统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吐蕃统治结束后,归义军政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设有部落使。归义军初期的S. 1164《回向发愿文(拟)》在为当今大唐圣主、都僧统、尚书、侍御史、释门教授、法律、都督等人祈福后,又云:“次用庄严,都部落使等:惟愿福禄唯永,欢娱日新。” [3]这个都部落使可能是阎英达,因为在归义军政权中地位显要,所以他由吐蕃时期的悉董萨部落副千户长(stongzla)升任归义军政权的都部落使,但是之后归义军政权恢复唐制,汉人部落撤销’都部落使也不复存在。曹议金统治初期的S. 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云:“归义军节度左都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安怀恩并州县僧俗官吏兼二州六镇耆老及通颊退浑十部落三军蕃汉百姓一万人上表。” tl]表明当时瓜沙地区还有通颊吐谷浑十部落存在,这十个通颊吐谷浑部落自然相应也设有部落使。P. 2482《河西应管内外诸司马步军都指挥使罗盈达墓志铭并序》记载:“次兄,蕃部落使通信。” [2]罗通信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担任的蕃部落使就是通颊、吐谷浑部落的部落使。敦煌莫高窟第98窟北壁贤愚经变下东向第五身供养人题记云:,“节度押衙知通判五部落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士中丞上柱国杨神祐。” 131此人应该是归义军政权管理通颊退浑部落的官员,知通判五部落副使可能有二人担任,分管瓜沙境内的通颊退浑十部落,在其之上的主管官员应该是带有押蕃落使职衔的归义军节度使’如莫高窟第98窟张议潮供养人画像题记云:‘故外王父前河西一十一州节度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支度营田等使……张议潮一心供养。” 141另外瓜州刺史兼墨离军使也带有押蕃部落使职衔,乾宁元年(894)所立《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记载李明振的次子李弘定职衔为:“次男使持节瓜州刺史墨离军押蕃落等使兼御史大夫弘定。”他应该主管瓜州境内的通颊退浑部落。

吐蕃当局在敦煌等地设置部落,以吐蕃人为部落的部落使’汉人为副部落使’进行统治,该做法在后世仍可见到,如清代的满汉官制即为著名的一例’这一现象亦颇耐人寻味。

公元七世纪初期,在中原地区,唐朝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在西藏高原,藏族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松赞干布继承其父朗日伦赞的遗愿,以卓越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实现和巩固了西藏高原的统一事业。 约在六三零年,松赞干布继承赞普王位。他依靠中小贵族和部分忠于赞普的大臣的力量,迅速平息叛乱,稳定了内部。在此基础上,松赞干布将政治中心从偏于南部一隅的琼结迁往拉萨,降服苏毗,亲征羊同,终于完成了统一西藏高原的大业,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王朝。 为巩固新生的王朝,松赞干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划分行政区域,健全职官制度;加强吐蕃历史上沿用已久的仪事会盟制度,强化赞普权力;减轻赋税,与民生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创制藏文,发展文化等等。 在积极推进吐蕃奴隶制政治制度建设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松赞干布十分重视吐蕃同唐朝的往来,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松赞干布在位时期,正是唐朝贞观年间。唐朝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引起吐蕃王室的极大注意。松赞干布锐意修好唐朝,大力吸收中原地区先进的汉族文化。他先后两次派遣大臣赴唐朝请婚,迎娶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宗女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人藏时,唐王以释迦牟尼像、珍宝、经书、经典360卷等作为嫁妆,并给以多种食物、饮料、宝器以及卡筮典籍300种,营造与工技著作60种,能治404种疾病的医方100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还赠送了大批绸吊、衣物和农作物种子。这些典籍与技术的引进,对发展吐蕃的经济文化起了积极作用。文成公主笃信佛教、博学多才,她在拉萨大兴土木,兴建了热莫钦(小昭寺),深受藏族人民的敬爱。藏族人民为了纪念文成公主，在大昭寺、小昭寺和布达拉宫等许多寺庙和宫殿都供有公主的塑像，民间更流传着许多有关藏汉友好和文成公主的动人故事和诗歌。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进造酒、碾磨、纸墨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人蕃代典表疏。终松赞干布之世,吐蕃与唐朝始终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双方互敬互助,使节往来与年俱增。六四八年,唐使王玄策赴天竺被劫，逃亡吐蕃，松赞干布发兵协助，平息天竺战乱。六四九年夏,唐太宗卒,唐高宗即位,唐使入蕃告哀,松赞干布特派专使吊祭,献金银珠宝15种,请置太宗灵前,并致书唐朝宰相长孙无忌:"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除讨"。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王",并为他刻石像,列于昭陵(太宗陵)。 松赞干布以后的百余年里,吐蕃王朝发展到鼎盛时期。吐蕃与唐朝的友好关系继续得到发展。 七零四年赤德祖赞即位,祖母没禄氏听政,多次派遣官员到长安为赞普请婚。七一零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籍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随行的还有工匠、音乐、杂技等专业人员。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的联姻,是继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之后汉藏友好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金城公主才华出众,深明大义,人蕃后曾资助于田等地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此后有《礼记》、《战国策》等古藏文译本传世,对吐蕃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次联姻进一步加强了唐朝与吐蕃在政治上的亲密关系,符合藏汉两族人民要求友好的共同愿望和感情。赤德祖赞在给唐玄宗李隆基的奏章中概括了唐蕃联姻的重大意义:"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自八世纪中叶起,吐蕃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日趋激烈。在各种矛盾的冲击下,吐蕃王朝由极盛转向衰落。 处于衰落之中的吐蕃王朝,为了巩固王室的统治,急欲与唐朝建立新的友好关系。八二一年,赞普赤热巴巾接连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此时也处于"疮瘦未复,人皆惮战"的境况,对吐蕃的请盟极表同意。唐穆宗命宰相等17名重要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逻些(即拉萨)东郊。这次会盟发生在唐长庆元年和二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决心今后"社稷如一",永远和好,互相援助,充分表达了藏汉两族人民要求友好相处的共同愿望。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长庆会盟之后,藏汉两族团结友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吐蕃王朝崩溃之后，西藏长期存在分裂内战局面。九零七年唐灭,中原进入数十年的分裂局面。九六零年宋统一中国后,散居在甘、青、川、滇的藏族部落和地方割据势力及卫、藏的局部地方政权,都先后与宋朝中央建立朝贡、联盟和贸易关系。吐蕃部落首领确斯罗被宋封为宁远大将军,在西宁建立过地方政权。历史上藏族与内地建立的茶马互市,就是在宋代开始发展起来的。西藏著名的夏鲁寺为宋时所建,其建筑风格体现了藏汉结合的形式。这些说明,宋代时西藏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仍在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