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雕艺术传承方法研究论文

溯源 曲阳是怎么兴起雕刻的？对此有许多说法，其中最为盛行的是一种带有传奇色彩的传说。相传，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流派之一的黄石公，可与鬼谷子齐名，为曲阳县人。他婴儿时被弃于曲阳的黄山，后人谓之为黄石公。他隐居黄山著书立说，留下《太公兵法》和《雕刻天书》。他把前部书传给张良，把《雕刻天书》传给同乡曲阳的宋天昊、杨艺源两位弟子，从此曲阳人学会了雕刻。 有史料记载的是，曲阳雕刻艺术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自西汉始，曲阳石工即用大理石雕刻碑碣等物，曲阳县城南有座"狗塔"，据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为纪念一只曾保护他逃出大火的义犬而征召当地石匠修建的。北魏时曲阳石雕中的佛像、石狮已独具风格。当时，全国各地崇尚佛教，大兴土木，修建寺庙，从而也促进了曲阳石雕中各种佛像作品的发展。曲阳石雕佛像造型庄重优美，面貌严肃威武， 或慈蔼端庄，线条流畅，至今仍是传统的主要石雕品种。1953年，从古刹修德寺出 土文物中，发掘出佛像、金刚像等石雕作品200多件。在这些雕像的底座上，均刻有北魏正光（公元520-524年），东魏天平等年号和作者姓名。经查明，上述这些作者都是曲阳县人。 唐时曲阳成为我国北方汉白玉雕像的发源地及雕造中心。至元代，曲阳石雕已享有盛名，涌现出杨琼、王道、王浩等一批杰出的民间雕刻艺人。元世祖忽必烈兴建大都(北京)，召集各地能工巧匠。曲阳石雕艺人杨琼因雕技精湛，被任命为总管。据记载，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就是由杨琼设计监造的。 明清时期，曲阳石雕工艺更加精巧，清末曲阳人雕刻的《仙鹤》、《干枝梅》等作品在巴拿马国际艺术博览会上荣获第二名，以致"天下咸称曲阳石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派慰问团到革命老区慰问，曲阳石雕艺人把他们精心雕制的各种石雕，赠送给慰问团。后来，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兴建，天安门的修复，毛主席纪念堂的建造，赵州大石桥的重修等重大工程，都有曲阳石雕艺人参加。他们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现在，首都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中的历史名人浮雕，也是由他们完成的。1995年曲阳县被国务院正式命名为"中国雕刻之乡"。 在曲阳，说到石雕必提起三个人。元代杨琼的"一狮一鼎"作为贡品得到元世祖高度赞赏，称"此绝艺也"；清末刘普治的"仙鹤"、"干枝梅"在巴拿马国际艺术博览会上荣获第二名，自此"天下咸称曲阳石雕"；现代刘东元，古老的石雕艺术在他手里焕发了新的活力，其弟子卢进桥、甄彦苍、安荣杰继承了传统技法，并用锤子钎子谱写了石雕艺术的新篇章。 卢进桥、甄彦苍、安荣杰三人虽同出一门，却走着不同的艺术道路。 卢进桥将石雕、牙雕、玉雕、木雕技法融为一体，独创出剥荒、定型、雕琢、磨光、打亮相结合的镂雕技法;甄彦苍在继承传统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洋雕刻技法，开创了曲阳石雕的西洋流派;安荣杰发明并运用"安氏放大法"，将"哼哈二将"、广东三水卧佛、山东蒙山老寿星像等巨雕工程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

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在汉代的众多雕塑作品中，霍去病墓石雕以其简洁凝练的造型、天真质朴的神韵独树一帜，成为汉代写意雕塑中的一朵奇葩。 霍去病幕石雕现存14件，表现主题有石人、卧马、卧象、蟾、卧牛、及二件鱼等。这些石雕所用的石材，均取自祁连山区，且都是独立巨大的石块。当时的工匠们，依据石块形状的不同，就势雕琢，赋予原本笨重的石块以恒久的生命力。就写意来说，这14件作品可以分为两类，即写意作品和大写意作品。 写意作品，以卧牛、卧象及马踏匈奴等等作品为代表。这些作品以圆雕手法为主，在整体造型上，呈现团块状风格。对于卧姿形象，工匠们往往是草草几刀，便勾勒出动物蜷曲的四肢；而对于立姿的形象，他们却巧妙地在动物四肢的中间安排一个匈奴兵，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马踏匈奴” 大写意作品，以“怪兽食羊”和“野人搏熊”等作品为代表。这些作品的手法，以圆雕与线刻相结合，有些作品，如野猪、蟾等等，甚至仅以线刻为主要表现手法。可以说，霍去病墓石雕代表着汉代雕塑艺术的一个高度，而“野人搏熊”这类大写意的作品，便是这一高度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野人搏熊”这一作品，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作品长米，宽米。作者用圆雕的手法，将野人的面部和头颅雕刻出来，而野人的四肢，则是以凸雕的手法，用厘米的厚度雕刻出体积感。这厘米厚的手臂，精彩地表现出野人手臂发力斗熊的肌理，而野人面部线刻出来的皱纹、凸雕出来的络腮胡和爆出的牙齿、圆雕出来的腰带，便是三位一体地表现出野人粗野、雄性的力量美与野性美。遵循石体本身的外形，将之融合进作品中，这一手法，在本作品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本作品的原石，其形状较扁，朝上一面又自然的高低起伏。工匠们根据石形特点，将熊德臀部及大腿部安排在全石最厚的位置，这一位置，本来就有一处自然的起伏。配合凸雕出来的熊爪，这一起伏恰到好处地展现了熊臀部的机理过度。同样是运用自然石形的，还有野人的腹部及腿部。以“野人搏熊”为例，霍去病墓的这些大写意作品，在创作手法上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1) 循石造型、因材施艺 这一点，是霍去病墓这批石像在造型方面的精髓所在，也是该批作品最值得称道和发掘的特质所在。创造者按照既定的主题，寻找材质、颜色、石形都与主题相合的石块。而更多的时候，甚至是没有既定主题，创作者发现一块任意石形的石块后，依据石形和颜色，创造性地想象出这块石头的形状和什么造型相像。然后，在大规模保留石材本身机理的前提下，稍加雕琢，使创作者自己脑海中的形象得以实现。(2) “以意传神” 这点，与西方雕塑的审美传统有很大的区别。西方雕塑要求对审美对象进行逼真的描绘，尽量客观地表现物体，强调写实，注重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而中国的雕塑主要特点是不求形似，注重神似，强调意象、气韵、意境的营造。这两种方向也是东西方审美的本质差异。与中国其他时代的雕塑作品相比，汉代的雕塑作品写意性更强，以至于鲁迅先生曾说：“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而霍去病墓石雕，由于先秦写意遗风和草原文明的粗犷风格的共同影响，其写意中彰显出的大器、质朴、道法自然的美学特质，可谓是汉代写意雕塑之冠。（3）用简单的线条和形状表现作品的张力 雕塑是静态的艺术，但创作者却能运用比例关系、对比，衬托等等手法，借组形状和线条让作品看起来表现出“未动欲动”的状态。这便是中国哲学上所说的“静中有动、静动相宜”。在“野人搏熊”作品中，野人手臂上紧绷得肌肉、面部扭曲的表情都让人感到，这场打斗似乎正在眼前发生，野人和熊似乎还在紧张地拉扯着。在“怪兽食羊”作品中，怪兽张开的大口，也似乎正在将羊吞入腹中。3、从相石道相泥一对汉代雕塑大写意风格的发掘 中国古代石雕（包括玉雕）讲究相石。所谓相石，是指根据石质、石纹、石形和石色来选择与之相适应的题材，确定初步的造型。意思和“因材施艺”相同。寿山石雕前辈名艺人郑仁蛟有句口诀：“一相抵九工。”说明细心相石，巧于构思，合理设计，可抵许多天盲目雕刻的功夫，反映了相石在创作设计中的重要性。同属于石雕的霍去病墓，也是因为想象力丰富的相石，在艺术史上彪炳千秋的。 相石，要求创作者抛去一切既有规则的束缚，用自己的真心，品味自然之美，雕琢出自己心中最真挚的情感，这种心境恰如一个正在石滩上找寻漂亮石头的孩童的心境。其实相石背后的审美原理，在古今中外都能找到共鸣，而且与之共鸣的理论、风格和流派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明朝思想家李贽曾提出过“童心说”，主张发自真心地创作文章，不拘泥于任何程式化的条框的束缚，通过作品抒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西方现代艺术也曾有过“向原始艺术学习、向民间艺术学习、向儿童学习”的呼吁。 在对相石以及汉代写意石雕研究和总结后，在现代陶艺创作中，可以走出一条将相泥作为整个作品创作基础的路子，将汉代的写意雕塑与现代陶艺，尤其是人物陶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与相石一样，相泥在创作过程中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遵循随意原则，捏出的大致泥形，不要为追求与主题的形似而多加枝节。 这与霍去病墓石雕中野人搏熊、怪兽食羊等作品运用的手法相同。当年工匠们在雕刻形象之前，或许也不知道自己将要雕琢出什么主题，只是大致地确定了主题应在人物或动物的范围之内。抛开了主题的限制，便意味着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解放。创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把任何一块他们认为外形奇特的石料变成浑然天成的石雕作品。在陶艺创作时，将手中的泥块随意捏塑，当自己感觉外形适宜时，便开始相泥，看看这块形状随意的泥块可以如何加减。在这个步骤中，第一感觉的运用非常重要。捏塑泥块，到底到什么程度适宜，完全凭借个人的第一感觉和经验，如果因后续的念头而深思熟虑，便是走上了过度修饰的“不归路“，完全失去了相泥的本意。例如作品一，整个作品基于一块近圆形的内凹泥块为主体，这块主体构成了人物的躯干。躯干确定后，加上标志形的肚脐作为装饰，再将四肢与头部加在圆形的躯干周边。这样，一个以手拂面的滑稽的人物形象便展现出来。（2）保留泥块上的纹理 泥块上的纹理，包括两类。一类是泥块上的裂纹、沙质颗粒等等，另一类是作者印在泥块上的指纹，雕塑刀留下的木纹等。保留这两类纹理，可以大大地提高作品大巧若拙的审美品质，让作品在豪放、粗犷的风格中，尽情彰显自己的那份原始与童真。例如作品二，泥土的裂纹广泛地分布在躯干上，创作时的指纹也留在了人物的腹部。保留这些清新的纹路和机理，是告别矫揉造作的最好方式。 通过上述的一些技法，现代人物陶艺作品与汉代写意石雕在美学特质上，就逐渐与汉代雕塑趋于一致。 首先，在“循石造型、因材施艺”方面，图例作品以相泥为基础，遵循泥形的随意性，在泥块上稍加装饰。同时作品更是保留了泥土本来的纹路和随意撅泥时形成的断面，使得作品不拘束缚，人性而为。其次，在“以意传神”方面，作品从不追求外形上的相仿，始终用夸张和抽象的手法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通过，泥块的质感、适当添加的手脚和肚脐、丰富的面部表情等等的塑造，使作品充满了生命气息，如有灵魂。再次，图例作品也通过形体和线条的共同作用，来表现人物欲动未动般的运动张力。例如，作品一(注：图片暂时未找到，给读者照成阅读上的困难，本人在此十分抱歉，找到后立即上传！）中人物头部微微低下，手轻抚面部，使得头部向下运动的趋势十分明显，活像一个小孩在害羞或是做鬼脸石的神态。再如作品二中，人物左肩稍稍高于右肩，右脚前于左脚，行走的运动趋势十分明显和生动。再加上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整个作品立即生气勃勃。4、结语 作为中国雕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汉代的写意性雕塑中那些质朴、凝练、大巧如拙的审美情趣，丝毫没有随着两千多年光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相反，在西方陶艺蓬勃发展的今天，努力发掘祖先留下来的珍贵艺术宝藏，正是我们树立自己原创性，让中华名族现代陶艺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一条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