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裔文化毕业论文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亚裔各族虽具体处境有所不同，但文化选择趋向与华裔大体一致，基本上是义无反顾地认同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即亚裔中的大多数，通过审视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属性，进而主张放弃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追求，确立亚裔美国文化在美国社会的真正地位。这种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反映了美国泛亚裔族群意识的深度觉醒，是所有亚裔美国人在特定历史时段取得的丰硕精神成果。本文将着重分析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内外动因，探讨“亚裔美国人”称谓的文化含义。泛亚裔族群意识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力量发生了重大改组，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中分离出来，进而形成了“第三世界”。这种新的组合，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嚣张气焰，还使种族平等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准则，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国际上这一新的现象，极大地鼓舞了具有批判现实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左派运动”，“反传统文化运动”以及黑人民权运动，矛头直指美国的内外政策和社会问题。其中倍受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要求种族平等，一是反对越战。这些运动所形成的强劲的社会思潮，给美国现行体制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美国学术界的研究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少数族裔，这个一度受到忽视或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黑人史，亚裔史，土著美国人史，西班牙裔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领域呈现十分繁盛的景象。”由此，少数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强调。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颁布实施新的(移民法》(1965年)，废除旧有的民族来源制，实行限额条件下的优先原则。随着法案的实施，亚洲移民数量激增，使得美国亚裔队伍不断扩充；移民素质有较大提高，使得亚裔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加强；移民中女性明显增多，使得亚裔的性别比例更趋平衡。这对美国亚裔反对种族歧视，争取社会平等权利，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在上述背景下，作为曾经被主流社会“消音”的美国亚裔，尽管步子迈得迟缓一点，但仍以积极的姿态和独特的方式，加入到这场质疑美国社会，文化和根本价值观的运动中。反越战运动美国侵略越南的行径，引起了全美各族人民的广泛愤怒。许多亚裔人认为，这场战争的性质是美国对亚洲人进行的种族歧视与种族侵略。而且，“纵观种族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悠意横行的历史，当前白人殖民掠夺性的战争和亚洲人民的流血事件不会很快停止，它将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鉴于美军在越南的暴行，越来越多的美国亚裔大学生及高中生震惊地意识到：“美国士兵瞄准和射杀的敌人是和他们长着一样面孔的亚洲人。”所以，当他们群情激奋，走上街头的时候，并不像白人抗议者那样高喊“我们要和平”或“把军队撤回来”等口号，而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高举“停止屠杀亚洲兄弟姐妹”，“拒绝种族战争”等标语牌，齐声高喊同样的口号参加反战游行。显然，他们把这场战争与自己遭受种族压迫联系起来，并开始相信，无论自己做何种努力，主流社会把亚裔视为亚洲人，外来者这一事实，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样一种全新的认识，有利于泛亚裔族群意识的形成。黑人民权运动美国亚裔之所以积极投身于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就是因为他们切实感到自己的身份，地位与黑人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个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种族自豪感和种族自尊；同时领悟到：“政治斗争和一个全新的认同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对于作为亚裔美国人的意义有r新的理解”；“争取获得经济，政治和文化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与争取自主权的美国少数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与美国国内少数民族要求平等权利的斗争是并行不悖的。”另外，黑豹党关于黑人自卫，重建平等的宗旨，对亚裔学生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民权运动对于泛亚裔族群意识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校园运动6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亚裔学生还在校园内开展了争取自己平等权利的运动。事情源于校方对亚裔学生有关改革历史课设置的正当要求不加理睬，因而导致亚裔学生集体罢课。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一般都实行以欧美为中心的教育体制，根本不考虑少数民族社区的需要，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在这种体制下，许多亚裔学生对自己族裔历史了解甚微，甚至作为华裔，连他们怎样被迫生活在唐人街的事实都不清楚。为此，学生们经常自行举行报告会，如伯克利校区举行的“黄种人身份”大会(Yellow Identity Conference)，分别讲述了有关华裔，日裔身份的历史，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唐人街的社会结构与风俗习惯等，一位听过这类报告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在听报告的全过程中，我频频点头，对演讲者的话表示赞同。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经历的一切就是种族歧视。就在那次会议上，我为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头的感觉找到了一个准确的表达词语。所以，亚裔学生急切盼望历史课程得到改革。在受到校方冷落之后，学生们开始怀疑学校教育的真实目的，有人尖锐地问道：“伯克利的学位对于亚裔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叔叔曾在30年代获得伯克利的工程学位，可是他最终却只是唐人街一家杂货店的店主。当关于成立“第三世界学院”的要求再遭搁置时，亚裔学生终于被激怒了，纷纷加入了激进的“第三世界解放阵线”，与学校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68年秋旧金山州立大学学生的罢课示威活动(The San Francisco State Strike)，把亚裔学生校园运动推向高潮。经过五个多月罢课，1969年春，旧金山州立大学创立全美第一个亚裔美国学系；不久，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也设立了少数民族研究课程；到70年代初，加州的巧所大学以及东海岸的一些大学，也相继开设有关亚裔历史，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课程。以校园运动为核心的亚裔学潮，是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对美国社会和亚裔集团的影响不可低估。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界和学术界对亚裔的态度，使亚裔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在美国大学教育体系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亚裔研究这一新的学科成为体面的，受尊重的领域，并对美国种族研究起到了提高，创新和繁荣的作用。其次，亚裔学潮改变了舆论环境，使亚裔由原来的被消音(silenced)，灭迹(erased)，到60年代后期被主流社会听到(heard)和看到(emerged)。尽管仍处于社会边缘，但是跨种族的联合使他们的力量壮大，社会舆论不能再无视他们的存在，政府决策部门对亚裔美国人的了解与关注也有了相对的改进。再次，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亚裔美国文化，历史，文学的第一代亚裔美国学者与作家的摇篮。1960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激进亚裔知识精英创建，连结全美各地的”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是相当活跃的一个群众性组织。当时，把”亚裔美国人“这个概念正式提出，并把它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行为主体，在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其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从以下方面反映了亚裔族群意识的觉醒：首先，承认自己是”亚裔美国人“而非”纯正美国人“，表明亚裔在文化认同观念上，不再追随美国白人的价值标准。五十年代罗丝李提出的“融合论”，在当时条件下，对广大亚裔确实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并致使他们像着魔一样，疯狂地追求并实践着自己的美国梦。(1)但是，正如联盟成员玛莉Uyematsu所指出：在美国化的进程中，亚裔人已经尽力使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转换成美国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习俗，历史和文化价值观等，以适应白人的文化。然而经过这些努力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受歧视的状态依然如故。所以他们“对于白种人投来的蔑视眼光”做出的反应，只能是一种“近乎绝望的自卑与永远的迷茫”。联盟创始人Yuji Ichioka说得更为透彻：尽管亚裔扮作白人的模样，模仿他们的行动，说话，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力求同他们一样，但“这只是一种自我欺般的梦想，反而加重了自己的认同危机。”经过这样的反思，广大亚裔深刻意识到：白人的意识和文化，对于自己可望而不可及；必须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美国认同，而应确立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特点的新方向。这种认识上的转变，是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关键。其次，彻底否定了“东方人”等带有竣视韵味的蔑称，表明广大亚裔种族平等意识的空前增强。自亚洲人第一次登上北美大陆起，就有了“东方人”的“雅号”。以后世代相传，并愈发带有歧视意味。这个称谓，几乎使亚裔生活在充满偏见和限制的“囚笼”中，对他们在美国立足和发展造成巨大障碍。1965年以后，尽管亚洲移民数量不断增大，素质得到提高，经济有所改善，但主流社会对其排斥与歧视却丝毫不减。据1970年调查结果显示：曾被赞誉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华裔，有巧%的大学毕业生在饭馆，礼品店或食杂店工作，另有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成为典型的“不完全就业者”(underemployed)；在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男性中，个人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只有13。39%，而在同等学历的白人男性中，个人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竟占27。7%。至于华裔女性，不完全就业是个普遍现象；即使能够就业，大多也从事文职工作，诸如会计，收银员，秘书，打字员，档案管理员等。据统计，超过40%的华裔女秘书具有大学学历，而大多数从事这种职业的白人女性，往往只有高中学历。在加利福尼亚，华裔女性雇员中的36%从事文书或打字员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亚裔对“东方人”的称谓深恶痛绝。但长期以来，一直苦于没有解决办法，只能忍气吞声。“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强调“亚裔也是美国人”这个主流社会也不得不承认的理念，进而否定了“东方人”等一系列带有明显贬损之意的称谓。围绕称谓问题展开的这场斗争，实质在于对现存种族歧视的维护或反对，反映了广大亚裔种族平等意识的新觉醒。再次，将亚裔不同种族视为一个整体，且有“美国本土第三世界”的认知，是对单一族裔意识的超越。长期以来，亚裔各族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反歧视斗争总是单兵作战。印年代末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观。纵观联盟的诸多言论，无论作者来自哪个特定裔族，其基本立场都是一致的，即都把自己看作亚裔族群的一员，并从此点出发讨论问题。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根：一个亚裔美国读本》(Roots： An Asian American Reader)，由联盟核心人物富兰克林沃多，玛莉 Uyematsu，肯 汉纳达，佩琦 李以及玛丽亚程合作撰写，而他们则分别来自日本，印度，中国等不同裔族。书中表达出他们共同的心声：“我们以艰苦的劳动和缴纳的税款，终饱了美国富人的私囊，得到的回报却是没有平等权利，受尽限制与歧视的生活。如同殖民地人民一样，这种生活竟被认为是合理的，不存异议的，可以一成不变的。问题很明显，美国对待亚洲人与其对待境内的亚裔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DH (P24)“许多困扰第三世界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美国本土的第三世界。”[III (P225)可以说，相同的经历，社会地位以及争取亚裔人平等权利的共同追求，将泛亚裔族群意识推上了亚裔美国史的舞台。“亚裔美国人”这一称谓将所有亚裔美国人跨民族联合在一起，为他们的身份与属性贴上“独特”的标签，使他们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自己，界定自己，探寻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的真正意义。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优秀的亚裔作家开始涌现，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在探讨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种族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华裔美国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经过历史的和文化的过滤，比较精确地概括“亚裔美国人”文化内涵：“亚裔美国人并不是一个族裔，而是由华裔，日裔和菲律宾裔等几个族裔群体组成。华裔和日裔已经同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诸方面各自分离了七代和四代。他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已经演化出了十分独特的文化与情感，它们既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特点，也有别于美国白人的特点。就连目前在美国仍然由亚裔族群使用的亚洲各种族的语言，也已经被调整和发展成为表达他们全新经历体验的独特语言。”“亚裔美国人”这一称谓，把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亚洲后裔集结在这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命名之下，以空前广泛的亚裔族群集体意识将分散的美国亚裔个体凝聚在一起。它犹如一枚荣誉徽章，一个精美的战利品一样挂在了所有美国出生的亚裔人胸前。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个年轻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她的 文化 是英国文化的移植和再创造。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澳大利亚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澳大利亚文化认同转型

摘 要：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土著文化阶段、民族文化阶段和多元文化阶段。其每一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转化都有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年轻的澳大利亚是在多次的文化认同转型中走向成熟的，其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利用外界发展自身的典范。

关键词：澳大利亚;文化认同;转型

对于澳大利亚文化性格的建立，黄源深老师在其著作中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土著文化阶段、民族文化阶段以及多元文化阶段。土著文化即在澳洲延续四万年的原住民文化，虽然几近被随英国殖民的西方文明所入侵与扼杀，但仍对后来澳洲文化的发展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于民族文化阶段则是从1788年英国进入澳洲的殖民文化开始，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演化，才逐渐发展成可称为“澳大利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格。就在其移民社会丰富内涵以及开放发展的趋势下，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多元性渐成为其文化社会的重要成份。自70年代起，这种对多元宽容态度的提倡，便成为澳大利亚政府主要的文化政策方向。黄源深认为，澳大利亚的当代文化表现在社会层面上是粗犷豁达、平等实际、物质文明、浪漫无羁。这种民族文化融合了宽容多元的精神，在多元异种文化刺激下而能绽放出丰富的生命力。

18世纪经历圈地运动及工业革命的英国，大量的农村人口为了谋生而集中到城市。然而过度拥挤的人口以及高消费使得谋生并不容易，城市里出现了大批穷苦的劳工及贫民。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与尖锐摩擦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城市里犯罪率不断上升，英国政府的对应 方法 则是不断加重及扩大刑罚严惩以期吓阻。为了解决监狱人满为患及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开始将囚犯流放至美澳等地，且往往将底层民众所犯的轻罪加重判刑以符合流放标准。如此做法一方面可以舒缓城市人口压力及社会问题，二来又可以拓展海外殖民地。

由于在北美爆发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澳洲成为英国政府继北美之后替代流放罪犯的地方。1788年，英国派出由菲利浦总督(Arthur Phillip)率领的第一舰队载来首批移民抵达澳洲，罪犯及军人构成了澳洲这批最早移民的主要成员，其后在澳洲发现金矿后及移民奖励政策下，自由移民才逐渐成为多数，直到1868年全澳废除流犯政策为止，英国已经在澳洲流放多达168,000名罪犯。在今天，一般便以1788年作为现今澳大利亚联邦创建所能追溯到最早的一年。

这种罪犯流放史的 经验 ，对澳大利亚民族的集体心理可能构成了深层的影响。1788年1月26日，菲利浦总督在悉尼湾(Sydney Cove)举办了简单隆重的典礼，宣告英国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正式成立，后来更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 国庆节 。然而对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民而言， 1788年并不是一个纯然荣耀的一年。1788年是英国正式将势力伸入澳洲建立殖民地，同时也是首批发配澳洲之流犯抵达的一年;它象征的是英国的荣耀，而不是澳大利亚的荣耀。和怀抱梦想前往美国的清教徒相比，这些澳大利亚早期的移民特质也不一样。这些早年来到澳洲的人们并非为寻找新天地而来，而是一群被英国政府及社会所放逐到遥远荒陆的有罪之人和社会底层民众，他们是被迫待在澳洲的一群无奈的英国人。在这个背景下早期移民澳大利亚的群体自然较难积极发展出独立的自我价值及荣耀，他们的荣耀理当来自于大不列颠帝国殖民的延伸，然而却是原本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文化、生活水平都较为低落的一群。澳大利亚在过去对母国的心态可以说是景仰却隐含有相形自卑的潜在意识，这使得他们早年似乎不断的在寻求英国的认同，并强调以身为不列颠人的身份为荣。这种自信的失落让他们可能特别意识到并强化在面对非西方文明时的优越感。

此外，在澳大利亚的早期移民建立其以白种移民为主社群组织后，便一直想象着一个脆弱的自我。这种想象的来源因素很多，除了前所提及的政经历史发展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孤立偏远的地理位置所致。澳洲的偏远位置、晚起步的发展、相对稀少的人口，都让早年的澳洲白种移民感到不安，担心自己被西方遗弃。这种脆弱性的想象带来不安，使澳洲希望尽可能的以各种方式确认自己居于西方国家，并以身为大英帝国的一员为其归宿。而在外在物质的联系上，早期的澳洲移民时常必须依赖母国的接济，在经济开始发展后，与英国以及日后与美国的贸易，构成了经济上最大的支柱，而其国防在二战前更是依赖英国的保护。在这种脆弱不安感和前所提及的自信相对失落的背景下，澳人便倾向于追求心理上的归属感及外部实质上的依赖，导出澳人比 其它 国家更在意确保自己身为优越西方的一份子，且与强大英美均维持好友。

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便可能在这种心态下成为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的基本国策，对于中国和日本等亚太劳工移民的进入，澳大利亚以白人为主的社群在早期显得相当忧虑，澳人因为特别在意自己的西方身分而刻意对亚洲移民加以区隔歧视。如前所述，由于在西方世界内的自信相对不足，澳人在面对非西方文化时因而特别易于产生优越感，藉由歧视他们来获取自信失落的慰藉。虽然身处亚太，但澳大利亚过去在论述上认为亚洲是“另一个世界”，然而由于他们实际在地理位置上又和“另一个世界”较为接近，加以前述脆弱性的想象，使得他们对于“亚洲黄种人”可能带来的威胁特别敏感。让澳大利亚早期在亚洲特别感到威胁的国家有二，一为甫成为新兴强国的黄种日本，二为拥有庞大人口且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最能代表“东方”的中国。一直到二次大战后，在澳洲开始转向多元开放的五零年代以前，澳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从纯粹西方国家的角度来想象自己，并透过英美来认识世界。

澳大利亚对母国英国从崇拜并安于其传统关系，到产生不满与 反思 ，在历史上有一次重大事件可作为转折点。澳大利亚早年在外交上仅关注于与母国的联系，对外并未有太多独立发展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制度上甚至由英国来代表澳大利亚。二次大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南侵瓦解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防线已经兵临澳洲本土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否决了澳洲朝野的求援请求，还准备将澳洲在中东战场的精锐第七师军团调往缅甸支持。在危急时刻澳洲国会通过召回澳洲第七师的决议，出身工党的科廷(John Curtin)并在激辩中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宣告澳大利亚认为太平洋战争对澳洲而言是一场主要的战争，澳大利亚应该要有自立的能力，并且在外交上将转而关注与美国的合作。太平洋战争确实引起了澳洲对自我身份的反思，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位于亚太的国家，而日本兵临城下与英国轻视帝国边陲战场的态度，强烈刺激了澳大利亚要保卫“自己”的这种想法，促成澳大利亚有别于大英帝国的自我独立意识。

二战后澳大利亚转向追随美国，然而这种追随已经和过去从属英国的关系不一样，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历史记忆中的政治位阶同属独立后的英国殖民地，美国像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优秀的兄长。在这个时期，澳大利亚在政治上的主体性已渐崭露。二次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和欧美各国有了实质性的政治交流和平等地位。在冷战格局下，澳大利亚追随着美国以两大阵营对峙的观点来认识世界。1972年，工党领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成为澳洲，取代了战后长期执政有着亲英美传统的自由党，采取了反战等非亲美策略，开启了新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上崭新的一页，同时白澳政策也在此时正式被废除。

不久之后，发生全澳震撼的政治事件，1975年工党的经济政策失误导致政治陷入僵局，惠特拉姆向时任总督一职的克尔(John Kerr)请求参议院改选，而寇尔竟宣布以总督职权解除民选惠特拉姆的职务。这个事件确实激起澳洲民众再次对自我走出英国关系的省思。且在此之前英国加入欧盟的这件事，其实已经对澳大利亚传统亲英的人士造成相当大的打击。70年代，先是美国反传统的浪潮影响到澳大利亚新兴社会风气，且各国移民的大量加入，使得多元民族的现实打破了文化一元的情况，澳大利亚政府在80年代宣布采取“多元文化”作为正式的政策方向。

澳大利亚所呈现的文化多元性似乎与美国不同，其既想要改变过去依附推崇英国文化作为唯一主流的立场，然而在自我价值相对薄弱下并没有很强的主体文化基础。由于他们不似美国拥有“美国精神”般的也有某种澳大利亚精神，或说澳大利亚精神是在后来才逐渐形成并以开放、多元和自然为期待，因此他们的文化主体性质可能更易接受各种外来的刺激影响。美国文化的多元性是将各种文化吸纳进美国这个主体，然而澳大利亚的文化主体则由于没有强烈的基本元素，而使得各种外来文化更容易生存且可能直接形塑文化构成，宽松开放的文化主体使澳大利亚能去追求展现出一种“世界性”特质的理想。

这种澳大利亚对自己拥有“世界性”期待的理想，除了表现在尊重国内的多元文化共生外，还展现在澳洲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澳洲自二战后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对事务的意见上，努力表现超然中立，从一种以世界为考虑的高度上去思考。在这种世界性的展现中，澳人可以找到了心理上属于自己的价值与荣耀。且由于站在这种高度去思考，而使澳大利亚能对以往极依赖的“西方”世界有所批判，例如在环保、军事等议题上皆曾与传统西方国家对立，而人权议题更在白澳政策废除后成为外交主题之一。澳大利亚对追求世界性的开展和对澳洲自我定位的省思是相关联的，澳大利亚在走出英国、反省一昧追随美国以及放弃极力确保自己为西方欧洲国家的进程中，开始逐步整理自己的身份定位。这时，澳大利亚的地理偏远位置反而能有利于在国际发声时显得超然中立，而国内多元民族文化的提倡以及原民传统则留下的自然思维等，皆有利于其对世界性追求的开展。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并不是说她的亲英美传统消失了，事实上无论是亲英美策略或者以国家战略利益考虑的态度一直都存在。而在社会上的各种文化元素中，根源英美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是最强势的主流。英语能说得好，可说是在当地生活获得尊重的必要条件。白澳政策虽然已经废除，但部分澳洲白人仍有这种排斥亚裔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想法，白人作为主流优越的印象也仍存在一些澳洲民众的心中。1998年由激进种族主义者汉森(Pauline Hanson)所创立的一族党(One Nation Party)，主张排斥非白人移民，尤其针对影响日益增加的亚裔文化，该党竟在当年的选举获得89席中的11席国会席次。虽然一族党后来遭到不分族群许多民众的多次抗议并衰微解散，但可知种族主义思维仍然存在于澳洲，并可获得一些支持。

年轻的澳大利亚是在多次的文化认同转型中走向成熟的，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亚是一个善于利用、借鉴他国的国家。这种拥有多元性、开放性、世界性的自我期待，使澳大利亚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化，正在面向世界、融入世界。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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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

摘要：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而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确保了多民族文化的平等和谐发展，不仅丰富了国家的教育资源，而且使得社会得以全面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教育独具特色，这不仅反映在国家政策提供的有利保障，而且在具体的实施方法、策略、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教育

一、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移民的情况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其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浪潮：澳大利亚第一次移民潮是土著人，他们大约在6万年前到达澳洲。他们代表着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遗产，对现代澳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第二次移民浪潮从1788第一船队登陆植物湾起到1945年，主要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移民。1847年，90%的澳洲人口是英国人，其它来自欧洲.只有不到l%来自亚洲。第三次移民潮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接收了来自许多非欧洲国家与地区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澳大利亚的社会状况，尤其是近些来自印度支那的难民潮也更深地影响着澳大利亚社会特性。移民，澳大利亚这一主要的社会元素，给澳大利亚社会打上了多元文化的印记。

与此同时，移民结构的改变也决定了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发展演变。同时，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也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同化阶段(190l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1901年制定的这个移民限制法将移民的范畴仅仅局限在英国和爱尔兰，所有在澳洲定居下来的移民都应接受澳洲主流文化的同化，以便尽快融入澳大利亚社会。第二个阶段为融合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至1972年，出于改善国际形象的迫切要求和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同化政策开始改变。1966年政府开始改革移民法，并对非欧洲移民的限制进行了修改，允许“杰出”非欧洲移民澳大利亚，也对“白澳”政策进行了抑制。随着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正式终止这个限制性的政策，并提出了尊重移民地位的主张。他指出解决移民政策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第三阶段是自1972起多元文化的实行。1973年，“多元文化”被政府正式提出，各个少数民族积极回应，纷纷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以便在主体文化中能够提倡或体现他们的传统与语言。

自1979年起，澳大利亚成立了多元文化事务学院.旨在进一步提高人们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加强澳洲社会的凝聚力，促进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宽容。之后到1989年，多元文化事务顾问委员会在广泛咨询和接受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队国家议程》，并且确定了多元文化的三个方面，即文化认同、社会公正以及经济效益。随着这一议程的提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逐渐趋于完善，最终被确立为澳大利亚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移民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并且明确要坚持多元化的原则。1996年，霍华德向众议院提出了新的移民法案，重申文化多样性原则和无歧视的民族政策，议会一致通过。1999年，澳大利亚国民多远文化咨询委员会在名为《新世纪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趋向包容性》的 报告 中阐明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方针原则和今后的发展方向。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建立了多元化澳大利亚文员会，对多元文化进行监督和管理。2003年，澳政府再次颁布《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多元一体》，重申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举措。

二、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市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产生而产生，但是它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一直奉行“白澳政策”，拒绝非欧洲地区的移民。当时澳大利亚的教育模式主要是借鉴英国的，实行同化教育，而且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非欧洲移民接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有限的。政府对移民学生采取“被动的通话教育”政策，政府认为移民学生自己必须主动去适应学习环境、语言和学习习惯，学校没有义务和责任做出任何改变，政府只允许学校使用英语进行授课，限制其他语言在课堂中的使用。

然而，变革不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它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尊重。到了8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所有的州几乎都接受了多元文化政策。可以说，在澳大利亚，没有哪个学校没有受到多元文化政策的影响。教学资源的编制也反映了教育部门的政策。虽然各州的政策努力使教师融入到多元文化的政策中来，但是，真实的落实，尤其是没有较多移民学生的学校里，这些政策的落实都只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整个课程体系的实施都是各行其道，没有一个系统的标准，这就导致了1984年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咨询文员会的建立。1973年.政府组建了多个移民教育调查委员会，并在各州学校成立组织委员会，并细致地调查了移民 儿童 的教育问题。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掀起了一股多元文化教育浪潮。到80年代，澳大利亚各州已完全接受了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从80年代初期开始，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开始制定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多元文化教育实施方法。1987年中期，联邦政府又制定出了国家语言政策，提出“非英语教学语言”。这就肯定了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价值，并提供资金在中小学、成人教育机构中进行英语为第二语言和非英语语言的教学研究。1989年出台的《关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议程》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了实施纲领。该议程的实施，使得来自不同家庭、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经历和传统得到充分的尊重，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并且承认所有学生对学校、社区及社会所作的贡献。另外，联邦政府还制定了发展和提高土著居民教育的政策，以增加土著居民的教育、就业的机会。从此，澳大利亚由多民族、多种族人口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事业开始得到全面发展。

三、 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具体体现

(一)政府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资金支持

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并成立组织了相关部门负责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多元文化课程。国家设立多元文化教育委员会，各个州成立多元文化教育的政府顾问委员会或相应的管理机构，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不仅如此，澳大利益对土著居民的教育问题也日益重视，各州政府不但拨资金以提高土著学生入学率和教育质量，还在进行教育拨款时向土著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州倾斜。

(二)构成了一套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采取多元文化政策，为多元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联邦政府和各州都高度重视并支持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并且成立相关的部门负责多元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课程。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课程反映在课程文化背景、课程目的、课程设置以及课程管理实施中。课程的设立可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已有的知识水平，充分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以满足学生的兴趣和要求。澳大利亚强调国家执行多元文化主义，而国家统一推动多元文化课程是其多远文化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把普通教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有人都必须重点学习的共同基础课程，其内容包括社会认为一切成员都应具备的知识观念、本领和价值观，具有规定性。另一部分是选修课程，是一套可以根据学生愿望、兴趣、才能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需要来确定的内容，由各州、各校自行选择。在课程管理方面，澳大利亚中小学实行分权、民主化的管理模式。联邦政府不直接管理全国中小学的课程.只对各州中小学课程发展给予指导和资助。学校也为教师提供课程发展的空间，允许教师自主开发多元文化课程。

(三)保护和发展本国语言的多元化特点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保护本国语言的多元化特色，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1997年澳大利亚颁布了《语言问题国家政策》，这是澳大利亚第一部明确的官方语言政策。该政策规定了英语为澳大利亚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并一直坚持以下四条澳大利亚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1)确保英语的支配地位;(2)保护其他语言的稳定发展;(3)提供英语外其他语言的服务工作;(4)提供学习第一语言的机会。同时注重土著语言的保护和研究。

(四)注重多元文化师资的培养

学生背景的多元化给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就使得教师必须学习如何满足多民族学生的需要，必须设计、安排出可行的课堂管理制度，必须设计有文化交融的课程进行教学。政府还在高等教育院校设置教师培训专业项目，主要为从事多元文化教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培养教师，要求教师必须具有使用多元文化教学的知识和技能，使用批判性的教育方法和成熟的语言教学。此外，政府还招聘和培训土著教职员工，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土著学生的需要，同时要求所有任课教师掌握土著居民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政府为加强土著教师队伍建设，还制定了一系列的 措施 对土著居民教育的教师给予种种优惠等。

四、 澳大利亚多远文化教育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

我国作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面临着处理教育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协调的问题。我国一直在不断努力探索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途径与模式，经过建国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如何切实提高教育的质量还是我们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澳大利亚宽容、开放、民主的多元化教育模式为我国民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借鉴价值。

(一) 必须确立民族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理念

我国的民族教育与澳洲多元文化教育在发生的背景、实施的内容和方法、目标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各个级别的民族学校，甚至有民族学院和民族高等院校，但到目前并没有形成完整而科学的民族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民族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一个补充部分，民族性没有得到体现;也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教学论;双语教育也是停留在摸索阶段.并没有一套体系遵循;课程设置上忽视民族 传统文化 建设，民族学校与内地同科目，开展“应试”与“升学”教育。因此，我国的民族教育要坚持开放、民主、宽容的态度，认识到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确立多元文化理念。充分体现我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性，这样才能使教育的发展既有国家的一体性又彰显民族文化的多元化。

(二)教育政策要向民族教育倾斜

澳大利亚制定为多元化教育的实施和执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法令、法规等，从而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和顺利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和政策上的依据。此外，这些法规法律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每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有相应的人员、财务和组织机构做保障。我国在制定公共教育政策时，要按照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思路。在政策制定、实施、资金保障层面要确保我国民族教育多元化发展，建立民族地区教育补偿机制，加快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教育均衡发展。我们要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具体措施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促进其本土化转化。

(三)为培养多元文化师资力量提供必要条件

师资力量的提高和完善是多元文化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必备条件。我国师资培养课程体系基本上全国趋同，很少有涉及对教师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的训练。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要改善现有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更新多元文化教师的教育观念，将培养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纳人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其次，少数民族可以聘请民间的一些艺人、长者、学者担任民族学校的客座教师，不定期和教师进行座谈交流，帮助教师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等的理解，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业务水平。与此同时，学校和教育部门要定期定向拨款资助教师培训，同时注重对教师多元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教学能力的专业训练，能够使教师顺利应对跨文化的教育教学情境，辨别学生不同文化的行为模式，使用学生熟悉的教学法，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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