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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亚裔各族虽具体处境有所不同，但文化选择趋向与华裔大体一致，基本上是义无反顾地认同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即亚裔中的大多数，通过审视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属性，进而主张放弃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追求，确立亚裔美国文化在美国社会的真正地位。这种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反映了美国泛亚裔族群意识的深度觉醒，是所有亚裔美国人在特定历史时段取得的丰硕精神成果。本文将着重分析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内外动因，探讨“亚裔美国人”称谓的文化含义。泛亚裔族群意识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力量发生了重大改组，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中分离出来，进而形成了“第三世界”。这种新的组合，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嚣张气焰，还使种族平等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准则，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国际上这一新的现象，极大地鼓舞了具有批判现实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左派运动”，“反传统文化运动”以及黑人民权运动，矛头直指美国的内外政策和社会问题。其中倍受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要求种族平等，一是反对越战。这些运动所形成的强劲的社会思潮，给美国现行体制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美国学术界的研究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少数族裔，这个一度受到忽视或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黑人史，亚裔史，土著美国人史，西班牙裔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领域呈现十分繁盛的景象。”由此，少数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强调。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颁布实施新的(移民法》(1965年)，废除旧有的民族来源制，实行限额条件下的优先原则。随着法案的实施，亚洲移民数量激增，使得美国亚裔队伍不断扩充；移民素质有较大提高，使得亚裔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加强；移民中女性明显增多，使得亚裔的性别比例更趋平衡。这对美国亚裔反对种族歧视，争取社会平等权利，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在上述背景下，作为曾经被主流社会“消音”的美国亚裔，尽管步子迈得迟缓一点，但仍以积极的姿态和独特的方式，加入到这场质疑美国社会，文化和根本价值观的运动中。反越战运动美国侵略越南的行径，引起了全美各族人民的广泛愤怒。许多亚裔人认为，这场战争的性质是美国对亚洲人进行的种族歧视与种族侵略。而且，“纵观种族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悠意横行的历史，当前白人殖民掠夺性的战争和亚洲人民的流血事件不会很快停止，它将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鉴于美军在越南的暴行，越来越多的美国亚裔大学生及高中生震惊地意识到：“美国士兵瞄准和射杀的敌人是和他们长着一样面孔的亚洲人。”所以，当他们群情激奋，走上街头的时候，并不像白人抗议者那样高喊“我们要和平”或“把军队撤回来”等口号，而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高举“停止屠杀亚洲兄弟姐妹”，“拒绝种族战争”等标语牌，齐声高喊同样的口号参加反战游行。显然，他们把这场战争与自己遭受种族压迫联系起来，并开始相信，无论自己做何种努力，主流社会把亚裔视为亚洲人，外来者这一事实，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样一种全新的认识，有利于泛亚裔族群意识的形成。黑人民权运动美国亚裔之所以积极投身于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就是因为他们切实感到自己的身份，地位与黑人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个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种族自豪感和种族自尊；同时领悟到：“政治斗争和一个全新的认同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对于作为亚裔美国人的意义有r新的理解”；“争取获得经济，政治和文化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与争取自主权的美国少数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与美国国内少数民族要求平等权利的斗争是并行不悖的。”另外，黑豹党关于黑人自卫，重建平等的宗旨，对亚裔学生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民权运动对于泛亚裔族群意识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校园运动6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亚裔学生还在校园内开展了争取自己平等权利的运动。事情源于校方对亚裔学生有关改革历史课设置的正当要求不加理睬，因而导致亚裔学生集体罢课。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一般都实行以欧美为中心的教育体制，根本不考虑少数民族社区的需要，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在这种体制下，许多亚裔学生对自己族裔历史了解甚微，甚至作为华裔，连他们怎样被迫生活在唐人街的事实都不清楚。为此，学生们经常自行举行报告会，如伯克利校区举行的“黄种人身份”大会(Yellow Identity Conference)，分别讲述了有关华裔，日裔身份的历史，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唐人街的社会结构与风俗习惯等，一位听过这类报告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在听报告的全过程中，我频频点头，对演讲者的话表示赞同。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经历的一切就是种族歧视。就在那次会议上，我为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头的感觉找到了一个准确的表达词语。所以，亚裔学生急切盼望历史课程得到改革。在受到校方冷落之后，学生们开始怀疑学校教育的真实目的，有人尖锐地问道：“伯克利的学位对于亚裔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叔叔曾在30年代获得伯克利的工程学位，可是他最终却只是唐人街一家杂货店的店主。当关于成立“第三世界学院”的要求再遭搁置时，亚裔学生终于被激怒了，纷纷加入了激进的“第三世界解放阵线”，与学校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68年秋旧金山州立大学学生的罢课示威活动(The San Francisco State Strike)，把亚裔学生校园运动推向高潮。经过五个多月罢课，1969年春，旧金山州立大学创立全美第一个亚裔美国学系；不久，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也设立了少数民族研究课程；到70年代初，加州的巧所大学以及东海岸的一些大学，也相继开设有关亚裔历史，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课程。以校园运动为核心的亚裔学潮，是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对美国社会和亚裔集团的影响不可低估。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界和学术界对亚裔的态度，使亚裔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在美国大学教育体系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亚裔研究这一新的学科成为体面的，受尊重的领域，并对美国种族研究起到了提高，创新和繁荣的作用。其次，亚裔学潮改变了舆论环境，使亚裔由原来的被消音(silenced)，灭迹(erased)，到60年代后期被主流社会听到(heard)和看到(emerged)。尽管仍处于社会边缘，但是跨种族的联合使他们的力量壮大，社会舆论不能再无视他们的存在，政府决策部门对亚裔美国人的了解与关注也有了相对的改进。再次，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亚裔美国文化，历史，文学的第一代亚裔美国学者与作家的摇篮。1960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激进亚裔知识精英创建，连结全美各地的”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是相当活跃的一个群众性组织。当时，把”亚裔美国人“这个概念正式提出，并把它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行为主体，在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其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从以下方面反映了亚裔族群意识的觉醒：首先，承认自己是”亚裔美国人“而非”纯正美国人“，表明亚裔在文化认同观念上，不再追随美国白人的价值标准。五十年代罗丝李提出的“融合论”，在当时条件下，对广大亚裔确实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并致使他们像着魔一样，疯狂地追求并实践着自己的美国梦。(1)但是，正如联盟成员玛莉Uyematsu所指出：在美国化的进程中，亚裔人已经尽力使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转换成美国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习俗，历史和文化价值观等，以适应白人的文化。然而经过这些努力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受歧视的状态依然如故。所以他们“对于白种人投来的蔑视眼光”做出的反应，只能是一种“近乎绝望的自卑与永远的迷茫”。联盟创始人Yuji Ichioka说得更为透彻：尽管亚裔扮作白人的模样，模仿他们的行动，说话，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力求同他们一样，但“这只是一种自我欺般的梦想，反而加重了自己的认同危机。”经过这样的反思，广大亚裔深刻意识到：白人的意识和文化，对于自己可望而不可及；必须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美国认同，而应确立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特点的新方向。这种认识上的转变，是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关键。其次，彻底否定了“东方人”等带有竣视韵味的蔑称，表明广大亚裔种族平等意识的空前增强。自亚洲人第一次登上北美大陆起，就有了“东方人”的“雅号”。以后世代相传，并愈发带有歧视意味。这个称谓，几乎使亚裔生活在充满偏见和限制的“囚笼”中，对他们在美国立足和发展造成巨大障碍。1965年以后，尽管亚洲移民数量不断增大，素质得到提高，经济有所改善，但主流社会对其排斥与歧视却丝毫不减。据1970年调查结果显示：曾被赞誉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华裔，有巧%的大学毕业生在饭馆，礼品店或食杂店工作，另有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成为典型的“不完全就业者”(underemployed)；在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男性中，个人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只有13。39%，而在同等学历的白人男性中，个人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竟占27。7%。至于华裔女性，不完全就业是个普遍现象；即使能够就业，大多也从事文职工作，诸如会计，收银员，秘书，打字员，档案管理员等。据统计，超过40%的华裔女秘书具有大学学历，而大多数从事这种职业的白人女性，往往只有高中学历。在加利福尼亚，华裔女性雇员中的36%从事文书或打字员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亚裔对“东方人”的称谓深恶痛绝。但长期以来，一直苦于没有解决办法，只能忍气吞声。“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强调“亚裔也是美国人”这个主流社会也不得不承认的理念，进而否定了“东方人”等一系列带有明显贬损之意的称谓。围绕称谓问题展开的这场斗争，实质在于对现存种族歧视的维护或反对，反映了广大亚裔种族平等意识的新觉醒。再次，将亚裔不同种族视为一个整体，且有“美国本土第三世界”的认知，是对单一族裔意识的超越。长期以来，亚裔各族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反歧视斗争总是单兵作战。印年代末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观。纵观联盟的诸多言论，无论作者来自哪个特定裔族，其基本立场都是一致的，即都把自己看作亚裔族群的一员，并从此点出发讨论问题。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根：一个亚裔美国读本》(Roots： An Asian American Reader)，由联盟核心人物富兰克林沃多，玛莉 Uyematsu，肯 汉纳达，佩琦 李以及玛丽亚程合作撰写，而他们则分别来自日本，印度，中国等不同裔族。书中表达出他们共同的心声：“我们以艰苦的劳动和缴纳的税款，终饱了美国富人的私囊，得到的回报却是没有平等权利，受尽限制与歧视的生活。如同殖民地人民一样，这种生活竟被认为是合理的，不存异议的，可以一成不变的。问题很明显，美国对待亚洲人与其对待境内的亚裔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DH (P24)“许多困扰第三世界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美国本土的第三世界。”[III (P225)可以说，相同的经历，社会地位以及争取亚裔人平等权利的共同追求，将泛亚裔族群意识推上了亚裔美国史的舞台。“亚裔美国人”这一称谓将所有亚裔美国人跨民族联合在一起，为他们的身份与属性贴上“独特”的标签，使他们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自己，界定自己，探寻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的真正意义。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优秀的亚裔作家开始涌现，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在探讨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种族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华裔美国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经过历史的和文化的过滤，比较精确地概括“亚裔美国人”文化内涵：“亚裔美国人并不是一个族裔，而是由华裔，日裔和菲律宾裔等几个族裔群体组成。华裔和日裔已经同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诸方面各自分离了七代和四代。他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已经演化出了十分独特的文化与情感，它们既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特点，也有别于美国白人的特点。就连目前在美国仍然由亚裔族群使用的亚洲各种族的语言，也已经被调整和发展成为表达他们全新经历体验的独特语言。”“亚裔美国人”这一称谓，把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亚洲后裔集结在这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命名之下，以空前广泛的亚裔族群集体意识将分散的美国亚裔个体凝聚在一起。它犹如一枚荣誉徽章，一个精美的战利品一样挂在了所有美国出生的亚裔人胸前。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个年轻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她的 文化 是英国文化的移植和再创造。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澳大利亚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澳大利亚文化认同转型
摘 要：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土著文化阶段、民族文化阶段和多元文化阶段。其每一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转化都有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年轻的澳大利亚是在多次的文化认同转型中走向成熟的，其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利用外界发展自身的典范。
关键词：澳大利亚;文化认同;转型
对于澳大利亚文化性格的建立，黄源深老师在其著作中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土著文化阶段、民族文化阶段以及多元文化阶段。土著文化即在澳洲延续四万年的原住民文化，虽然几近被随英国殖民的西方文明所入侵与扼杀，但仍对后来澳洲文化的发展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于民族文化阶段则是从1788年英国进入澳洲的殖民文化开始，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演化，才逐渐发展成可称为“澳大利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格。就在其移民社会丰富内涵以及开放发展的趋势下，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多元性渐成为其文化社会的重要成份。自70年代起，这种对多元宽容态度的提倡，便成为澳大利亚政府主要的文化政策方向。黄源深认为，澳大利亚的当代文化表现在社会层面上是粗犷豁达、平等实际、物质文明、浪漫无羁。这种民族文化融合了宽容多元的精神，在多元异种文化刺激下而能绽放出丰富的生命力。
18世纪经历圈地运动及工业革命的英国，大量的农村人口为了谋生而集中到城市。然而过度拥挤的人口以及高消费使得谋生并不容易，城市里出现了大批穷苦的劳工及贫民。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与尖锐摩擦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城市里犯罪率不断上升，英国政府的对应 方法 则是不断加重及扩大刑罚严惩以期吓阻。为了解决监狱人满为患及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开始将囚犯流放至美澳等地，且往往将底层民众所犯的轻罪加重判刑以符合流放标准。如此做法一方面可以舒缓城市人口压力及社会问题，二来又可以拓展海外殖民地。
由于在北美爆发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澳洲成为英国政府继北美之后替代流放罪犯的地方。1788年，英国派出由菲利浦总督(Arthur Phillip)率领的第一舰队载来首批移民抵达澳洲，罪犯及军人构成了澳洲这批最早移民的主要成员，其后在澳洲发现金矿后及移民奖励政策下，自由移民才逐渐成为多数，直到1868年全澳废除流犯政策为止，英国已经在澳洲流放多达168,000名罪犯。在今天，一般便以1788年作为现今澳大利亚联邦创建所能追溯到最早的一年。
这种罪犯流放史的 经验 ，对澳大利亚民族的集体心理可能构成了深层的影响。1788年1月26日，菲利浦总督在悉尼湾(Sydney Cove)举办了简单隆重的典礼，宣告英国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正式成立，后来更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 国庆节 。然而对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民而言， 1788年并不是一个纯然荣耀的一年。1788年是英国正式将势力伸入澳洲建立殖民地，同时也是首批发配澳洲之流犯抵达的一年;它象征的是英国的荣耀，而不是澳大利亚的荣耀。和怀抱梦想前往美国的清教徒相比，这些澳大利亚早期的移民特质也不一样。这些早年来到澳洲的人们并非为寻找新天地而来，而是一群被英国政府及社会所放逐到遥远荒陆的有罪之人和社会底层民众，他们是被迫待在澳洲的一群无奈的英国人。在这个背景下早期移民澳大利亚的群体自然较难积极发展出独立的自我价值及荣耀，他们的荣耀理当来自于大不列颠帝国殖民的延伸，然而却是原本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文化、生活水平都较为低落的一群。澳大利亚在过去对母国的心态可以说是景仰却隐含有相形自卑的潜在意识，这使得他们早年似乎不断的在寻求英国的认同，并强调以身为不列颠人的身份为荣。这种自信的失落让他们可能特别意识到并强化在面对非西方文明时的优越感。
此外，在澳大利亚的早期移民建立其以白种移民为主社群组织后，便一直想象着一个脆弱的自我。这种想象的来源因素很多，除了前所提及的政经历史发展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孤立偏远的地理位置所致。澳洲的偏远位置、晚起步的发展、相对稀少的人口，都让早年的澳洲白种移民感到不安，担心自己被西方遗弃。这种脆弱性的想象带来不安，使澳洲希望尽可能的以各种方式确认自己居于西方国家，并以身为大英帝国的一员为其归宿。而在外在物质的联系上，早期的澳洲移民时常必须依赖母国的接济，在经济开始发展后，与英国以及日后与美国的贸易，构成了经济上最大的支柱，而其国防在二战前更是依赖英国的保护。在这种脆弱不安感和前所提及的自信相对失落的背景下，澳人便倾向于追求心理上的归属感及外部实质上的依赖，导出澳人比 其它 国家更在意确保自己身为优越西方的一份子，且与强大英美均维持好友。
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便可能在这种心态下成为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的基本国策，对于中国和日本等亚太劳工移民的进入，澳大利亚以白人为主的社群在早期显得相当忧虑，澳人因为特别在意自己的西方身分而刻意对亚洲移民加以区隔歧视。如前所述，由于在西方世界内的自信相对不足，澳人在面对非西方文化时因而特别易于产生优越感，藉由歧视他们来获取自信失落的慰藉。虽然身处亚太，但澳大利亚过去在论述上认为亚洲是“另一个世界”，然而由于他们实际在地理位置上又和“另一个世界”较为接近，加以前述脆弱性的想象，使得他们对于“亚洲黄种人”可能带来的威胁特别敏感。让澳大利亚早期在亚洲特别感到威胁的国家有二，一为甫成为新兴强国的黄种日本，二为拥有庞大人口且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最能代表“东方”的中国。一直到二次大战后，在澳洲开始转向多元开放的五零年代以前，澳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从纯粹西方国家的角度来想象自己，并透过英美来认识世界。
澳大利亚对母国英国从崇拜并安于其传统关系，到产生不满与 反思 ，在历史上有一次重大事件可作为转折点。澳大利亚早年在外交上仅关注于与母国的联系，对外并未有太多独立发展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制度上甚至由英国来代表澳大利亚。二次大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南侵瓦解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防线已经兵临澳洲本土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否决了澳洲朝野的求援请求，还准备将澳洲在中东战场的精锐第七师军团调往缅甸支持。在危急时刻澳洲国会通过召回澳洲第七师的决议，出身工党的科廷(John Curtin)并在激辩中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宣告澳大利亚认为太平洋战争对澳洲而言是一场主要的战争，澳大利亚应该要有自立的能力，并且在外交上将转而关注与美国的合作。太平洋战争确实引起了澳洲对自我身份的反思，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位于亚太的国家，而日本兵临城下与英国轻视帝国边陲战场的态度，强烈刺激了澳大利亚要保卫“自己”的这种想法，促成澳大利亚有别于大英帝国的自我独立意识。
二战后澳大利亚转向追随美国，然而这种追随已经和过去从属英国的关系不一样，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历史记忆中的政治位阶同属独立后的英国殖民地，美国像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优秀的兄长。在这个时期，澳大利亚在政治上的主体性已渐崭露。二次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和欧美各国有了实质性的政治交流和平等地位。在冷战格局下，澳大利亚追随着美国以两大阵营对峙的观点来认识世界。1972年，工党领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成为澳洲，取代了战后长期执政有着亲英美传统的自由党，采取了反战等非亲美策略，开启了新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上崭新的一页，同时白澳政策也在此时正式被废除。
不久之后，发生全澳震撼的政治事件，1975年工党的经济政策失误导致政治陷入僵局，惠特拉姆向时任总督一职的克尔(John Kerr)请求参议院改选，而寇尔竟宣布以总督职权解除民选惠特拉姆的职务。这个事件确实激起澳洲民众再次对自我走出英国关系的省思。且在此之前英国加入欧盟的这件事，其实已经对澳大利亚传统亲英的人士造成相当大的打击。70年代，先是美国反传统的浪潮影响到澳大利亚新兴社会风气，且各国移民的大量加入，使得多元民族的现实打破了文化一元的情况，澳大利亚政府在80年代宣布采取“多元文化”作为正式的政策方向。
澳大利亚所呈现的文化多元性似乎与美国不同，其既想要改变过去依附推崇英国文化作为唯一主流的立场，然而在自我价值相对薄弱下并没有很强的主体文化基础。由于他们不似美国拥有“美国精神”般的也有某种澳大利亚精神，或说澳大利亚精神是在后来才逐渐形成并以开放、多元和自然为期待，因此他们的文化主体性质可能更易接受各种外来的刺激影响。美国文化的多元性是将各种文化吸纳进美国这个主体，然而澳大利亚的文化主体则由于没有强烈的基本元素，而使得各种外来文化更容易生存且可能直接形塑文化构成，宽松开放的文化主体使澳大利亚能去追求展现出一种“世界性”特质的理想。
这种澳大利亚对自己拥有“世界性”期待的理想，除了表现在尊重国内的多元文化共生外，还展现在澳洲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澳洲自二战后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对事务的意见上，努力表现超然中立，从一种以世界为考虑的高度上去思考。在这种世界性的展现中，澳人可以找到了心理上属于自己的价值与荣耀。且由于站在这种高度去思考，而使澳大利亚能对以往极依赖的“西方”世界有所批判，例如在环保、军事等议题上皆曾与传统西方国家对立，而人权议题更在白澳政策废除后成为外交主题之一。澳大利亚对追求世界性的开展和对澳洲自我定位的省思是相关联的，澳大利亚在走出英国、反省一昧追随美国以及放弃极力确保自己为西方欧洲国家的进程中，开始逐步整理自己的身份定位。这时，澳大利亚的地理偏远位置反而能有利于在国际发声时显得超然中立，而国内多元民族文化的提倡以及原民传统则留下的自然思维等，皆有利于其对世界性追求的开展。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并不是说她的亲英美传统消失了，事实上无论是亲英美策略或者以国家战略利益考虑的态度一直都存在。而在社会上的各种文化元素中，根源英美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是最强势的主流。英语能说得好，可说是在当地生活获得尊重的必要条件。白澳政策虽然已经废除，但部分澳洲白人仍有这种排斥亚裔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想法，白人作为主流优越的印象也仍存在一些澳洲民众的心中。1998年由激进种族主义者汉森(Pauline Hanson)所创立的一族党(One Nation Party)，主张排斥非白人移民，尤其针对影响日益增加的亚裔文化，该党竟在当年的选举获得89席中的11席国会席次。虽然一族党后来遭到不分族群许多民众的多次抗议并衰微解散，但可知种族主义思维仍然存在于澳洲，并可获得一些支持。
年轻的澳大利亚是在多次的文化认同转型中走向成熟的，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亚是一个善于利用、借鉴他国的国家。这种拥有多元性、开放性、世界性的自我期待，使澳大利亚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化，正在面向世界、融入世界。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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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
摘要：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而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确保了多民族文化的平等和谐发展，不仅丰富了国家的教育资源，而且使得社会得以全面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教育独具特色，这不仅反映在国家政策提供的有利保障，而且在具体的实施方法、策略、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教育
一、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移民的情况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其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浪潮：澳大利亚第一次移民潮是土著人，他们大约在6万年前到达澳洲。他们代表着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遗产，对现代澳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第二次移民浪潮从1788第一船队登陆植物湾起到1945年，主要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移民。1847年，90%的澳洲人口是英国人，其它来自欧洲.只有不到l%来自亚洲。第三次移民潮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接收了来自许多非欧洲国家与地区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澳大利亚的社会状况，尤其是近些来自印度支那的难民潮也更深地影响着澳大利亚社会特性。移民，澳大利亚这一主要的社会元素，给澳大利亚社会打上了多元文化的印记。
与此同时，移民结构的改变也决定了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发展演变。同时，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也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同化阶段(190l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1901年制定的这个移民限制法将移民的范畴仅仅局限在英国和爱尔兰，所有在澳洲定居下来的移民都应接受澳洲主流文化的同化，以便尽快融入澳大利亚社会。第二个阶段为融合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至1972年，出于改善国际形象的迫切要求和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同化政策开始改变。1966年政府开始改革移民法，并对非欧洲移民的限制进行了修改，允许“杰出”非欧洲移民澳大利亚，也对“白澳”政策进行了抑制。随着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正式终止这个限制性的政策，并提出了尊重移民地位的主张。他指出解决移民政策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第三阶段是自1972起多元文化的实行。1973年，“多元文化”被政府正式提出，各个少数民族积极回应，纷纷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以便在主体文化中能够提倡或体现他们的传统与语言。
自1979年起，澳大利亚成立了多元文化事务学院.旨在进一步提高人们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加强澳洲社会的凝聚力，促进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宽容。之后到1989年，多元文化事务顾问委员会在广泛咨询和接受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队国家议程》，并且确定了多元文化的三个方面，即文化认同、社会公正以及经济效益。随着这一议程的提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逐渐趋于完善，最终被确立为澳大利亚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移民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并且明确要坚持多元化的原则。1996年，霍华德向众议院提出了新的移民法案，重申文化多样性原则和无歧视的民族政策，议会一致通过。1999年，澳大利亚国民多远文化咨询委员会在名为《新世纪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趋向包容性》的 报告 中阐明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方针原则和今后的发展方向。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建立了多元化澳大利亚文员会，对多元文化进行监督和管理。2003年，澳政府再次颁布《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多元一体》，重申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举措。
二、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市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产生而产生，但是它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一直奉行“白澳政策”，拒绝非欧洲地区的移民。当时澳大利亚的教育模式主要是借鉴英国的，实行同化教育，而且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非欧洲移民接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有限的。政府对移民学生采取“被动的通话教育”政策，政府认为移民学生自己必须主动去适应学习环境、语言和学习习惯，学校没有义务和责任做出任何改变，政府只允许学校使用英语进行授课，限制其他语言在课堂中的使用。
然而，变革不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它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尊重。到了8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所有的州几乎都接受了多元文化政策。可以说，在澳大利亚，没有哪个学校没有受到多元文化政策的影响。教学资源的编制也反映了教育部门的政策。虽然各州的政策努力使教师融入到多元文化的政策中来，但是，真实的落实，尤其是没有较多移民学生的学校里，这些政策的落实都只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整个课程体系的实施都是各行其道，没有一个系统的标准，这就导致了1984年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咨询文员会的建立。1973年.政府组建了多个移民教育调查委员会，并在各州学校成立组织委员会，并细致地调查了移民 儿童 的教育问题。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掀起了一股多元文化教育浪潮。到80年代，澳大利亚各州已完全接受了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从80年代初期开始，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开始制定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多元文化教育实施方法。1987年中期，联邦政府又制定出了国家语言政策，提出“非英语教学语言”。这就肯定了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价值，并提供资金在中小学、成人教育机构中进行英语为第二语言和非英语语言的教学研究。1989年出台的《关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议程》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了实施纲领。该议程的实施，使得来自不同家庭、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经历和传统得到充分的尊重，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并且承认所有学生对学校、社区及社会所作的贡献。另外，联邦政府还制定了发展和提高土著居民教育的政策，以增加土著居民的教育、就业的机会。从此，澳大利亚由多民族、多种族人口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事业开始得到全面发展。
三、 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具体体现
(一)政府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资金支持
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并成立组织了相关部门负责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多元文化课程。国家设立多元文化教育委员会，各个州成立多元文化教育的政府顾问委员会或相应的管理机构，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不仅如此，澳大利益对土著居民的教育问题也日益重视，各州政府不但拨资金以提高土著学生入学率和教育质量，还在进行教育拨款时向土著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州倾斜。
(二)构成了一套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采取多元文化政策，为多元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联邦政府和各州都高度重视并支持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并且成立相关的部门负责多元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课程。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课程反映在课程文化背景、课程目的、课程设置以及课程管理实施中。课程的设立可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已有的知识水平，充分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以满足学生的兴趣和要求。澳大利亚强调国家执行多元文化主义，而国家统一推动多元文化课程是其多远文化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把普通教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有人都必须重点学习的共同基础课程，其内容包括社会认为一切成员都应具备的知识观念、本领和价值观，具有规定性。另一部分是选修课程，是一套可以根据学生愿望、兴趣、才能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需要来确定的内容，由各州、各校自行选择。在课程管理方面，澳大利亚中小学实行分权、民主化的管理模式。联邦政府不直接管理全国中小学的课程.只对各州中小学课程发展给予指导和资助。学校也为教师提供课程发展的空间，允许教师自主开发多元文化课程。
(三)保护和发展本国语言的多元化特点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保护本国语言的多元化特色，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1997年澳大利亚颁布了《语言问题国家政策》，这是澳大利亚第一部明确的官方语言政策。该政策规定了英语为澳大利亚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并一直坚持以下四条澳大利亚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1)确保英语的支配地位;(2)保护其他语言的稳定发展;(3)提供英语外其他语言的服务工作;(4)提供学习第一语言的机会。同时注重土著语言的保护和研究。
(四)注重多元文化师资的培养
学生背景的多元化给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就使得教师必须学习如何满足多民族学生的需要，必须设计、安排出可行的课堂管理制度，必须设计有文化交融的课程进行教学。政府还在高等教育院校设置教师培训专业项目，主要为从事多元文化教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培养教师，要求教师必须具有使用多元文化教学的知识和技能，使用批判性的教育方法和成熟的语言教学。此外，政府还招聘和培训土著教职员工，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土著学生的需要，同时要求所有任课教师掌握土著居民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政府为加强土著教师队伍建设，还制定了一系列的 措施 对土著居民教育的教师给予种种优惠等。
四、 澳大利亚多远文化教育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
我国作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面临着处理教育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协调的问题。我国一直在不断努力探索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途径与模式，经过建国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如何切实提高教育的质量还是我们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澳大利亚宽容、开放、民主的多元化教育模式为我国民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借鉴价值。
(一) 必须确立民族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理念
我国的民族教育与澳洲多元文化教育在发生的背景、实施的内容和方法、目标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各个级别的民族学校，甚至有民族学院和民族高等院校，但到目前并没有形成完整而科学的民族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民族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一个补充部分，民族性没有得到体现;也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教学论;双语教育也是停留在摸索阶段.并没有一套体系遵循;课程设置上忽视民族 传统文化 建设，民族学校与内地同科目，开展“应试”与“升学”教育。因此，我国的民族教育要坚持开放、民主、宽容的态度，认识到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确立多元文化理念。充分体现我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性，这样才能使教育的发展既有国家的一体性又彰显民族文化的多元化。
(二)教育政策要向民族教育倾斜
澳大利亚制定为多元化教育的实施和执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法令、法规等，从而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和顺利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和政策上的依据。此外，这些法规法律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每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有相应的人员、财务和组织机构做保障。我国在制定公共教育政策时，要按照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思路。在政策制定、实施、资金保障层面要确保我国民族教育多元化发展，建立民族地区教育补偿机制，加快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教育均衡发展。我们要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具体措施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促进其本土化转化。
(三)为培养多元文化师资力量提供必要条件
师资力量的提高和完善是多元文化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必备条件。我国师资培养课程体系基本上全国趋同，很少有涉及对教师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的训练。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要改善现有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更新多元文化教师的教育观念，将培养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纳人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其次，少数民族可以聘请民间的一些艺人、长者、学者担任民族学校的客座教师，不定期和教师进行座谈交流，帮助教师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等的理解，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业务水平。与此同时，学校和教育部门要定期定向拨款资助教师培训，同时注重对教师多元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教学能力的专业训练，能够使教师顺利应对跨文化的教育教学情境，辨别学生不同文化的行为模式，使用学生熟悉的教学法，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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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婚姻观的学术价值巨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和探究中美婚姻关系的建立、变化以及影响因素，比如，受当时社会文化环境差异的影响，中美人在婚姻观念上有着根本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别也会施加重大影响于两国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比如，宗教的不同，对重视婚姻的看法不同，美国普遍视婚姻为一种社会消费，而中国如果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责任；社会权利、保障和尊重等方面也会影响到中美婚姻关系的发展，很多影响都直接与社会权利和保障制度有关。此外，婚姻文化及其发展趋势，还可在所处经济和政治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探究，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美两国婚姻关系的演变，并为当今新型婚姻模式的出现提供更多的视角和思维。
中国的婚礼习俗我就不多说了。美国的习俗有很多种.有举行仪式在教堂,在海滩,在海底,在任何你想的地方.婚宴不一定和仪式同一天进行.大多数人是会把这两样分开进行的.(不包括美籍华人).新郎和新娘在婚礼的前一天还会见面,他们和伴郎伴娘及双方的父母在婚礼前,去教堂彩排(这点好玩).新人可以选择一些服务公司帮打理一切,也可以选择什么都自己动手,包括请柬.(我帮一对美国新人做过这个事,他们喜欢中国的文字,觉得中文美得象图画,所以他们要我帮他们在请谏印上喜字和爱字,在美国这方面的工具很齐全,所以不论是从纸张还是刻字的印泥,还是做烫金字的工具都有).他们还自己买了很多很多的白玫瑰,红玫瑰,星星草,勿忘我等等.自己做花架,胸花,手花,头花,及摆设用的花.就是没有安装所谓的花车.婚宴后有跳舞,先由新人领舞,然后是新娘的双亲,再下来是新郎的双亲,然后是宾客.最后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不用封红包.如果你的亲友从远处来,有经济基础的新人还会出机票钱和酒店钱招呼宾客.在教堂时,新娘的母亲是第一个进入教堂的座位,然后是新郎的父母,他们都是由伴郎们带入座位.新娘是由她的父亲领入教堂,亲手把女儿交给新郎. 也有的新人不选择任何仪式,他们只到美国"民政局"去登记,然后请有一个"公证员"再加上请好友做双方的证婚人就可以完成整个婚事了. 不论是哪种,都会跟着主婚人读婚姻宣誓,内容差不多,大同小异.就是不论生老病死,彼此都不离不弃. 这是我了解的美国白人的婚礼,我不知道哪有中文介绍美国婚礼习俗.所以这个就帮不上了.
美国女性主流还是喜欢主流白人，黑人体格好，拉美人也有音乐舞蹈的天赋，亚裔相对内敛，不受主流青睐，就是亚裔妹子也多有外嫁想法，所以说底层没毛病，但找不到女友是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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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亚裔各族虽具体处境有所不同，但文化选择趋向与华裔大体一致，基本上是义无反顾地认同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即亚裔中的大多数，通过审视自己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与身份属性，进而主张放弃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追求，确立亚裔美国文化在美国社会的真正地位。这种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反映了美国泛亚裔族群意识的深度觉醒，是所有亚裔美国人在特定历史时段取得的丰硕精神成果。本文将着重分析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内外动因，探讨“亚裔美国人”称谓的文化含义。泛亚裔族群意识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政治力量发生了重大改组，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中分离出来，进而形成了“第三世界”。这种新的组合，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嚣张气焰，还使种族平等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准则，从而在世界历史上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国际上这一新的现象，极大地鼓舞了具有批判现实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在国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左派运动”，“反传统文化运动”以及黑人民权运动，矛头直指美国的内外政策和社会问题。其中倍受关注的两大主题，一是要求种族平等，一是反对越战。这些运动所形成的强劲的社会思潮，给美国现行体制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美国学术界的研究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少数族裔，这个一度受到忽视或被“边缘化”了的社会群体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黑人史，亚裔史，土著美国人史，西班牙裔史，妇女史，同性恋史等领域呈现十分繁盛的景象。”由此，少数族裔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得到空前的强调。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颁布实施新的(移民法》(1965年)，废除旧有的民族来源制，实行限额条件下的优先原则。随着法案的实施，亚洲移民数量激增，使得美国亚裔队伍不断扩充；移民素质有较大提高，使得亚裔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加强；移民中女性明显增多，使得亚裔的性别比例更趋平衡。这对美国亚裔反对种族歧视，争取社会平等权利，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时机。在上述背景下，作为曾经被主流社会“消音”的美国亚裔，尽管步子迈得迟缓一点，但仍以积极的姿态和独特的方式，加入到这场质疑美国社会，文化和根本价值观的运动中。反越战运动美国侵略越南的行径，引起了全美各族人民的广泛愤怒。许多亚裔人认为，这场战争的性质是美国对亚洲人进行的种族歧视与种族侵略。而且，“纵观种族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悠意横行的历史，当前白人殖民掠夺性的战争和亚洲人民的流血事件不会很快停止，它将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鉴于美军在越南的暴行，越来越多的美国亚裔大学生及高中生震惊地意识到：“美国士兵瞄准和射杀的敌人是和他们长着一样面孔的亚洲人。”所以，当他们群情激奋，走上街头的时候，并不像白人抗议者那样高喊“我们要和平”或“把军队撤回来”等口号，而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高举“停止屠杀亚洲兄弟姐妹”，“拒绝种族战争”等标语牌，齐声高喊同样的口号参加反战游行。显然，他们把这场战争与自己遭受种族压迫联系起来，并开始相信，无论自己做何种努力，主流社会把亚裔视为亚洲人，外来者这一事实，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样一种全新的认识，有利于泛亚裔族群意识的形成。黑人民权运动美国亚裔之所以积极投身于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就是因为他们切实感到自己的身份，地位与黑人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个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种族自豪感和种族自尊；同时领悟到：“政治斗争和一个全新的认同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对于作为亚裔美国人的意义有r新的理解”；“争取获得经济，政治和文化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与争取自主权的美国少数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与美国国内少数民族要求平等权利的斗争是并行不悖的。”另外，黑豹党关于黑人自卫，重建平等的宗旨，对亚裔学生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民权运动对于泛亚裔族群意识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校园运动6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亚裔学生还在校园内开展了争取自己平等权利的运动。事情源于校方对亚裔学生有关改革历史课设置的正当要求不加理睬，因而导致亚裔学生集体罢课。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一般都实行以欧美为中心的教育体制，根本不考虑少数民族社区的需要，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种族歧视。在这种体制下，许多亚裔学生对自己族裔历史了解甚微，甚至作为华裔，连他们怎样被迫生活在唐人街的事实都不清楚。为此，学生们经常自行举行报告会，如伯克利校区举行的“黄种人身份”大会(Yellow Identity Conference)，分别讲述了有关华裔，日裔身份的历史，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唐人街的社会结构与风俗习惯等，一位听过这类报告的学生后来回忆说：“在听报告的全过程中，我频频点头，对演讲者的话表示赞同。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经历的一切就是种族歧视。就在那次会议上，我为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头的感觉找到了一个准确的表达词语。所以，亚裔学生急切盼望历史课程得到改革。在受到校方冷落之后，学生们开始怀疑学校教育的真实目的，有人尖锐地问道：“伯克利的学位对于亚裔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叔叔曾在30年代获得伯克利的工程学位，可是他最终却只是唐人街一家杂货店的店主。当关于成立“第三世界学院”的要求再遭搁置时，亚裔学生终于被激怒了，纷纷加入了激进的“第三世界解放阵线”，与学校当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68年秋旧金山州立大学学生的罢课示威活动(The San Francisco State Strike)，把亚裔学生校园运动推向高潮。经过五个多月罢课，1969年春，旧金山州立大学创立全美第一个亚裔美国学系；不久，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也设立了少数民族研究课程；到70年代初，加州的巧所大学以及东海岸的一些大学，也相继开设有关亚裔历史，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课程。以校园运动为核心的亚裔学潮，是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对美国社会和亚裔集团的影响不可低估。首先，它改变了教育界和学术界对亚裔的态度，使亚裔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在美国大学教育体系中开始占有一席之地。亚裔研究这一新的学科成为体面的，受尊重的领域，并对美国种族研究起到了提高，创新和繁荣的作用。其次，亚裔学潮改变了舆论环境，使亚裔由原来的被消音(silenced)，灭迹(erased)，到60年代后期被主流社会听到(heard)和看到(emerged)。尽管仍处于社会边缘，但是跨种族的联合使他们的力量壮大，社会舆论不能再无视他们的存在，政府决策部门对亚裔美国人的了解与关注也有了相对的改进。再次，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亚裔美国文化，历史，文学的第一代亚裔美国学者与作家的摇篮。1960年，由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激进亚裔知识精英创建，连结全美各地的”亚裔美国人政治联盟“(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Alliance)，是相当活跃的一个群众性组织。当时，把”亚裔美国人“这个概念正式提出，并把它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行为主体，在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其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至少从以下方面反映了亚裔族群意识的觉醒：首先，承认自己是”亚裔美国人“而非”纯正美国人“，表明亚裔在文化认同观念上，不再追随美国白人的价值标准。五十年代罗丝李提出的“融合论”，在当时条件下，对广大亚裔确实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并致使他们像着魔一样，疯狂地追求并实践着自己的美国梦。(1)但是，正如联盟成员玛莉Uyematsu所指出：在美国化的进程中，亚裔人已经尽力使自己在生理和心理上转换成美国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习俗，历史和文化价值观等，以适应白人的文化。然而经过这些努力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受歧视的状态依然如故。所以他们“对于白种人投来的蔑视眼光”做出的反应，只能是一种“近乎绝望的自卑与永远的迷茫”。联盟创始人Yuji Ichioka说得更为透彻：尽管亚裔扮作白人的模样，模仿他们的行动，说话，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力求同他们一样，但“这只是一种自我欺般的梦想，反而加重了自己的认同危机。”经过这样的反思，广大亚裔深刻意识到：白人的意识和文化，对于自己可望而不可及；必须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美国认同，而应确立一个更加适合自己的特点的新方向。这种认识上的转变，是泛亚裔族群意识形成的关键。其次，彻底否定了“东方人”等带有竣视韵味的蔑称，表明广大亚裔种族平等意识的空前增强。自亚洲人第一次登上北美大陆起，就有了“东方人”的“雅号”。以后世代相传，并愈发带有歧视意味。这个称谓，几乎使亚裔生活在充满偏见和限制的“囚笼”中，对他们在美国立足和发展造成巨大障碍。1965年以后，尽管亚洲移民数量不断增大，素质得到提高，经济有所改善，但主流社会对其排斥与歧视却丝毫不减。据1970年调查结果显示：曾被赞誉为“模范少数族裔”的华裔，有巧%的大学毕业生在饭馆，礼品店或食杂店工作，另有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成为典型的“不完全就业者”(underemployed)；在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男性中，个人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只有13。39%，而在同等学历的白人男性中，个人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竟占27。7%。至于华裔女性，不完全就业是个普遍现象；即使能够就业，大多也从事文职工作，诸如会计，收银员，秘书，打字员，档案管理员等。据统计，超过40%的华裔女秘书具有大学学历，而大多数从事这种职业的白人女性，往往只有高中学历。在加利福尼亚，华裔女性雇员中的36%从事文书或打字员的职业。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亚裔对“东方人”的称谓深恶痛绝。但长期以来，一直苦于没有解决办法，只能忍气吞声。“亚裔美国人”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强调“亚裔也是美国人”这个主流社会也不得不承认的理念，进而否定了“东方人”等一系列带有明显贬损之意的称谓。围绕称谓问题展开的这场斗争，实质在于对现存种族歧视的维护或反对，反映了广大亚裔种族平等意识的新觉醒。再次，将亚裔不同种族视为一个整体，且有“美国本土第三世界”的认知，是对单一族裔意识的超越。长期以来，亚裔各族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反歧视斗争总是单兵作战。印年代末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观。纵观联盟的诸多言论，无论作者来自哪个特定裔族，其基本立场都是一致的，即都把自己看作亚裔族群的一员，并从此点出发讨论问题。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根：一个亚裔美国读本》(Roots： An Asian American Reader)，由联盟核心人物富兰克林沃多，玛莉 Uyematsu，肯 汉纳达，佩琦 李以及玛丽亚程合作撰写，而他们则分别来自日本，印度，中国等不同裔族。书中表达出他们共同的心声：“我们以艰苦的劳动和缴纳的税款，终饱了美国富人的私囊，得到的回报却是没有平等权利，受尽限制与歧视的生活。如同殖民地人民一样，这种生活竟被认为是合理的，不存异议的，可以一成不变的。问题很明显，美国对待亚洲人与其对待境内的亚裔人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DH (P24)“许多困扰第三世界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美国本土的第三世界。”[III (P225)可以说，相同的经历，社会地位以及争取亚裔人平等权利的共同追求，将泛亚裔族群意识推上了亚裔美国史的舞台。“亚裔美国人”这一称谓将所有亚裔美国人跨民族联合在一起，为他们的身份与属性贴上“独特”的标签，使他们站在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自己，界定自己，探寻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的真正意义。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批优秀的亚裔作家开始涌现，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在探讨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种族身份和文化认同问题。华裔美国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他经过历史的和文化的过滤，比较精确地概括“亚裔美国人”文化内涵：“亚裔美国人并不是一个族裔，而是由华裔，日裔和菲律宾裔等几个族裔群体组成。华裔和日裔已经同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社会文化以及历史诸方面各自分离了七代和四代。他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已经演化出了十分独特的文化与情感，它们既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特点，也有别于美国白人的特点。就连目前在美国仍然由亚裔族群使用的亚洲各种族的语言，也已经被调整和发展成为表达他们全新经历体验的独特语言。”“亚裔美国人”这一称谓，把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亚洲后裔集结在这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命名之下，以空前广泛的亚裔族群集体意识将分散的美国亚裔个体凝聚在一起。它犹如一枚荣誉徽章，一个精美的战利品一样挂在了所有美国出生的亚裔人胸前。
推荐】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化情结——《喜福会》中的文化乡愁张冬梅（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20世纪后半叶，文化寻根成为弥漫世界的一股潮流，很多民族都从不同的领域寻找本民族的文化之根，中国文化亦然。尤其是海外华人更是对中国文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自1989年发表小说《喜福会》以来就引起了褒贬不一的众多评论，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小说中，谭恩美通过塑造受封建传统文化压迫的旧中国女性形象，鞭笞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残酷性及其影响的长期性；①同时，透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读者也可以看出作为边缘的华裔话语体系在“他者”与“自我”互为指认中的两难之境。② 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在主题和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小说中母亲形象的感染力以及母女关系所折射出的深邃的文化内涵，③ 母女之间的冲突凸现了在美国社会中接受强势文化（美国文化）的华裔青年与仍固守弱势文化（中国文化）的老一辈人之间的矛盾，④ 它就象一面镜子，把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显现出来。⑤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新一代华裔对处于弱势的本族文化开始从一味排斥转而表现出好奇和兴趣，对其文化身份有了新的认知。⑥ 她们在英语语境中讲述着中国故事，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海外华人对母国文化的接纳以及他们的文化寻根情结。作为第二代华裔，谭恩美在与中国母亲的不断冲突中耳濡目染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谭恩美本人声称自己是美国人，但身上流淌着的中国的血液是永远抹灭不去的。正如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女儿所说：“作为女人需要熟悉自己的母亲，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国是中国。”⑦ 所以谭的文学作品都扎根于中国故事，表现出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强烈的依恋。小说《喜福会》就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四位中国母亲在移民海外前就成立了“喜福会”，到了美国后依旧保持着这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活动，以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归依。她们坚持华人的家庭教育，诸如要求子女对长辈的尊敬和绝对服从等，以使母国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小说中以充满乡愁的笔墨表述着自己的祖国，在中国民间故事与传统习俗中寻求着精神文化之根。一、灵魂与肉体的碰撞：艰难的文化苦旅1949年谭恩美的父母从中国移民到旧金山。1952年谭恩美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奥克兰。谭的童年生活充满阴霾，远离故土、一贫如洗的艰辛生活使母亲的性格变得非常古怪，而出生于美国的谭恩美对母亲所知甚少，难以理解母亲，甚至不了解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因此，母女俩一直处于矛盾冲突中，直到母亲80多岁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当时母亲病情越来越重，谭意识到母亲来日不多，只好在心里默默向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佛祖许愿：只要母亲能挨过这一关，一定陪她回一趟中国。母亲竟奇迹般地康复了。为了还愿，也为了实现母亲的心愿，谭于1987年陪着母亲越过太平洋，来到中国，去看看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去了解那里曾经发生的事情。这是谭恩美头一次花整整3个星期跟母亲在一起。她借此行不仅认识了从未谋面的故土，也重新认识了母亲的内心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一直困扰她的身份认同问题一下子有了答案。因此她把这次中国之行看成是她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对此谭是这样解释的：“那次是为了完成一个梦想。在那之前，我的母亲生了一场重病，我以为她将要死了。以前，我和母亲的关系并不好，每次，当她讲起中国经历时，我总不想听。为了保佑母亲，我向上帝发誓，会多了解母亲，只要她活着。上帝保佑，母亲活下来了，所以为了还愿，我陪母亲来到中国。那是一次很好的了解我自己和母亲的机会。我和母亲一起待了三周，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几小时。那次中国之行，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明白自己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发现自己属于那段历史，这是我在美国历史中感受不到的。我喜欢历史，历史和发生的一切都相关。你可以从中看到变化，那就是历史，是对行为、目的和后果的见证。”⑧ “……我终于踏上的这个国家，它的地理、风景、历史都和我紧密相连。以前念书时最恨历史，现在我却一下爱上了它。我突然明白自己性格里许多以前不愿承认的东西对我是那么重要。”⑨ 之后她不止一次在访谈中说，如果没有去过中国，她不可能感觉到那种深入灵魂的东西，也就不可能有以中国为遥远背景的小说《喜福会》，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接骨师之女》。在上海，谭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同母异父姐姐，并且看到了母亲以前曾住过的房子，就在巨鹿路和长乐路上。到了中国谭恩美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那么的美国化，在中国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个老外，然而她同时又发现自己还有非常中国化的一面：“……我觉得家母是由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点造就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人，我想更多地了解那段时期，那个地方，更多地了解我母亲。我想了解她的历史，因此就来到了这段历史开始的地方。”⑩2006年夏秋之季，因其新作的中文改译本《拯救沉没之鱼》在中国出版，谭恩美第15次来到中国，来到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了解先辈们的生活足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何尝不是谭恩美的寻根之旅呢？二、寻找“母亲”和“母亲”的文化基因家族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血统在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对中国人来说，家族就是一切”，{11} 是维系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是延续中国文化精神的纽带，而母亲又是使家族得以延续的中介。作为第二代华裔，谭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来源于母亲的经历和讲述，在与母亲的相处中，谭恩美形成了对中国传统、礼节和历史的一种个人主观性的理解。她的心中有一个依母脐带，有一个为其提供丰富写作素材的母亲。谭恩美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一些时候，我创作的缪斯就是我的母亲，这位女人给了我DNA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一些认识世界的观点。”{12}出生于上海的母亲，深刻影响了她的写作。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发掘母亲和家人的故事，探寻母亲的人生经历，体味母国传统文化成为谭恩美的写作来源。晚年的母亲告诉她一个秘密：她在中国内地有3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这个秘密深深震撼了谭恩美，成了她创作的主题。1987年，谭恩美把外婆和母亲的经历写成了小说《喜福会》，并在扉页上写道：“给我的母亲，且谨以此纪念她的母亲。”谭恩美的母亲备受传统的中国婚姻和家庭对女性的种种压制，最后痛苦地做出抉择移民美国。母亲的婚姻经历出现在了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比如，龚琳达回忆小时候经历的包办婚姻，许安梅回忆其母丧夫后受人欺等一系列不幸的人生经历。谭恩美的母亲其实也结过两次婚，对她拳打脚踢的前夫带着3个女儿生活在中国，小说中精美在中国上海有一对同母异父姐姐。现实生活中谭恩美做梦都担心母亲把同母异父的姐姐接来，把她撵出去，因为那些中国来的孩子既会说中文，又乖乖地听母亲训斥，这一现实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喜福会》中，精美的母亲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女儿，望女成凤，希望女儿精美成为像秀兰·邓波尔一样的天才，当遭遇女儿的反抗时，母亲用中国话大声喊道：“世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13}家是根之所在。《喜福会》围绕移民到美国的四对母女写作，以家庭作为故事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作者个人的成长史和母亲痛苦的家庭史，是对记忆的挖掘，字里行间满盈着对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母体情结，自然流露出的是华裔群体对母体文化的寻根之旅。不难看出，这是个以母亲为蓝本的家族寻根故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儒家文化非常注重群体意识，注重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漂流海外的华人更需要能够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相互友爱的群体，以寻求心灵的归属。小说里的“喜福会”正是四个华人家庭相互依存的体现，四位母亲一直把自己看作中国人，她们定期聚会，玩中国麻将，吃着中国菜，操着一半是蹩脚的英语，一半是各自的方言或普通话，恪守着中国的传统，以此安慰漂浮的心灵。在美国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她们竭尽全力留住自己的根，“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却保留中国的气质，”用中国美德教育着女儿“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容易的东西不值得去追求，要认清自己的真正价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14}母亲们极尽母亲和家长之能事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试图用自己过去经历的苦难来感化他们的女儿，使母国文化价值观得以延续。尽管身处海外，但是她们紧紧地依附于祖国，并竭力使祖国文化传统代代相传，以慰藉飘荡的心灵，实现心灵的归依。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皈依和眷恋，是“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是在异质环境里消泯陌生感、不安全感，从而构建心灵家园的努力”{15}。小说中的女儿们最终也实现了心灵的回归。在小说开篇的寓言中，老妇人希望：“待到了美国，我要生个女儿，她会长得很像我。但是，她不用看着丈夫的眼色低眉垂眼地过日子。她一出世就是在美国，我会让她讲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不会遭人白眼看不起。”{16}母亲们一直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来爱女儿，但女儿们则竭尽所能来摆脱中国传统，想方设法走出母亲的影响。但是女儿们并没有在美国找到所谓的幸福，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女儿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母亲，并明白了母亲们的良苦用心。吴精美最后决定回上海与失散多年的同母异父姐姐相认，以慰藉母亲在天之灵；平常把母亲的话当着耳边风的露丝在婚姻危机时认可了母亲的建议，采取积极的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一向厌恶母亲拿她来“炫耀”自我的薇弗莉从母亲那儿学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意识到自己与母亲抗争的愚蠢；丽娜则由否认到欣赏母亲未卜先知、未雨绸缪的能耐。最后女儿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到了母亲身边，从母亲的“中国苦难”中找回了人生的力量，找到了自己的根，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家园。三、追寻传统和对文化传统的皈依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叶落归根”，这一观念增强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加强了华人骨子里的家乡观念，在他们眼里，故乡永远是故乡，他乡永远是他乡，而不是心灵停泊的最终港湾。谭恩美虽然没有生活在母体文化环境中，但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华人圈子里特有的儒家思想；虽然她从来都只承认自己是美国人，但她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液；虽然主观上客观上她都不可能回到中国生活，但她的根在中国。《喜福会》从东方始以东方终的写作方式正体现了作者“叶落归根”的思想。《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沿袭了东方的古老传统，她们望女成凤，希望孩子们理解母亲、接受母亲，从而找到并承认自己血液里的根。而女儿们为了挤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总是试图掩盖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血液中的中国性。然而，尽管她们内心全盘接受了美国文化，却无法改变自己的中国血统。这样，她们就和母亲们一样产生了身份危机感，整日生活在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中。这种“我是谁”的困惑和不知何去何从的身份危机感导致了她们的人格分裂，因此，她们抑郁，烦闷，迷茫。在漫长的僵持之后，母亲们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通过“讲故事”让女儿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母亲，了解她们的过去，理解她们的现在。女儿们终于明白：只有当她们最终接纳了祖先文化和自己的中国血统时，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身份才得以构建，她们才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于是，女儿们开始寻找与母亲有关联的东西，开始接受母亲以及母亲所代表的东方文化。故事结尾吴精美的大陆之行象征了对母亲以及东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象征着对“根”的接受。吴精美因母亲的去世而感到巨大的失落，感觉自己成了无根的浮萍，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共同的母亲”，吴精美最终代替母亲回到中国，探访她从未谋面的同母异父的一对孪生姐姐。当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时，精美深有感触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中国人：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曾）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17}当精美踏上祖国的土地，见到自己的中国姐姐的同时，也看到“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18}从姐妹三人的快照上，她们看见妈妈“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开始成为现实……”，这使她感到自己和姐姐在血液里、在文化的根上都是母亲的延续。著名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学者艾米·林曾经这样评论过《喜福会》：“精美失去母亲的这一遭遇，渐渐转义为所有女儿都失去了祖国。”{19}吴精美的中国之行以及她找到的可以替代母亲的中国姐姐，显然象征了她对自己文化的根的认同。正如母亲吴夙愿所说：“东方是万物起始之源，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风向的起源。”{20}这是生命开始的地方，也是叶落归根之地、心灵归宿之地。小说以“回归”的方式结尾，圆了母亲“叶落归根”的梦。“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文化的模式”{21}。对于生活在双重语言、文化、历史语境中的华裔作家来说，尽管他们只能从文化意义上体认中国，但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是他们在异国生存的主要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是其不竭的写作之源。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的理论和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国民品性、伦理观念、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22}华裔后代谭恩美看到了自己身上文化传递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她在《喜福会》中大胆植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符号，如麻将、红烛、纳妾、旗袍、月神嫦娥等，并且涉及了中国传统的风水思想、饮食习惯、节日风俗、纲常礼节等，在西方的语境中讲述着中国的故事，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艰难地寻找着所谓的族裔精神，表述着华人淡淡的乡愁。麻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至今仍是中国民间非常流行的休闲娱乐活动。但是，《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只不过是借麻将来掩饰战乱所带来的恐慌和漂流海外的孤独无奈，甚至绝望。正如吴宿愿所说：“我们并不是麻木不仁，对苦难视而不见。我们一样也在担惊受怕，战乱给我们各自都留下不堪回首的一页。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某样早已不存在的事物的一种期盼，期待着它的回归，或者不如说，是在无谓地延长着一份难挨的折磨。”{23}中秋节是中国的民间传统节日。早在三代时期我国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南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义。晚上，有赏月、游湖等活动。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在小说中，谭恩美花了很长的篇幅详细描写了象征着团圆的中秋之日的过节气氛：映映一家人悠然自得地用早餐；父亲和叔叔吟诗解词；孩子们享受着月饼的美味；一大家子人又坐人力车去太湖，登船赏月，吃船宴，拜月亮娘娘等等。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场面怎会不引起海外华人的思乡之愁。在太湖游船赏月时，映映落水被救，在找寻回家的路上，偶遇皮影戏表演，布幔上出现一个婷婷的女人身影，她拨响琵琶唱起来：妾居月中君住日，日月相对遥相思，日日思君不见君，唯有中秋得相聚。如今，年岁已大的映映又清晰地记起那年中秋，“重新体会到那份天真，坦诚，不安，好奇，恐怖和孤独，就那样，把自己给丢了。”{24}现实中的海外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小说中还用了大量篇幅渲染中国母亲所体现的中国民俗文化———风水思想、阴阳五行、占卜等。丽娜十岁的时候，父亲当上了其供职的服装厂的推销部经理，全家搬出了奥克兰脏乱的地下室，在旧金山湾北滨的一座山头上———意大利人的聚居区买了一套公寓。这本是一件好事，但“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预兆”的母亲映映对新居并不满意。第一，新居不能“藏风聚气”。房子如果建在山坡上，阴气就会太重，从而导致阴阳失衡，引起灾祸，所以她担心，“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一阵强风，把你所有的力量都冲回去了、抵消掉了。所以，你很难发达。”第二，新居“气流不畅。”一打开那道狭窄的嵌着玻璃的大门，就是散发出一股霉气的门道，“过道太窄，就像一道被卡紧的咽喉。”丽娜家狭窄的过道“气流不畅，不利于“地气”的进入，不利于财气的流入。第三，新居内部设计犯“水火相克”。丽娜家“厨房直对着卫生间，因此辛辛苦苦赚来的一切，正好被马桶水箱冲走”。{25}按照阴阳观点，厕所主阴，厨房主阳，厕所是阴气较重的地方，可能会把厨房的阳气或旺气冲走。所以母亲映映认为，新居的厨厕位置违背了风水原则，这样一切价值都会被冲走。新居风水不好带来的恐惧使映映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在搬进新居一个星期后的一次采购途中，映映母女碰到了一个把映映当作“苏丝黄”的中国疯男人，母女俩被吓坏了。母亲把这件事理解为新居风水不好的征兆，在搬进新居一个多星期之后，她就开始弥补新居环境所缺乏的平衡。首先是将起居室里的一面大圆镜，“从面对前门的墙面上，移到沙发边的墙上，”{26}为了使地气能顺利被自家吸纳，浊“气”、阴气被顺利排出，使阴阳平衡，使气在屋里流动。然后，“她开始搬移大家具：沙发、椅子、茶几，还有一轴画着金鱼的中国画。”{27}透过故事读者不难看出海外华人的艰辛与无奈，面对生活的苦难，母亲们只好借助母国文化来化解。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孝”，在家族内部，中国人往往心怀浓烈的“孝亲”情感。孝，作为敬养父母、祖宗的标志，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是家族精神的母体，它维系了整个家族的和谐。在《喜福会》中，谭恩美搬出了古老中国割股疗亲的愚孝一幕。当外祖母重病不行时，许安梅只见“母亲在自己手臂上割下一块肉……妈妈把手臂上割下的那片肉放入药汤里，希冀着用一种未可知的法术，来为自己的母亲尽最后一次孝心。”{28}女儿就这样孝顺着她的母亲，就这样回报着“发肤受之父母”，这种孝已经深深印在骨髓之中，尽管它是一种无知的孝，一种非理性的孝。中国文化传统是华人内在的身份标志，是精神的寄托，失去这种标志与寄托，她们就会成为没有文化家园的人，成为没有根的浮萍。《喜福会》是一部散发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对自我归属问题的探求，这一探求包含着对自己族裔根文化的淡淡的乡愁。注释：① 刘熠：《〈喜福会〉：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与解构》，《东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② 马爱华：《边缘视角下的“他者”意义———谭恩美小说的“母亲”形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3期。③ 程爱民：《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④ 梁素芹、荆楚：《寻梦人的心灵世界———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探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⑤ 黄育兰：《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一面镜子》，《求索》2005年第8期。⑥ 胡亚敏：《当今移民的新角色———论〈喜福会〉中华裔对其文化身份的新认知》，《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⑦ 《南都周刊》2007年4月2日。⑧⑨⑩ 《外滩画报》2007年4月5日。{11} 李健孙：《支那崽》，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12}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A Book of Musing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03，P250.{13}{14}{16}{17}{18}{20}{23}{24}{25}{26}{27}{28} [美]谭恩美：《喜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227、3、238、255、19、11、66、90、89、90、36页。{15} 金岱：《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19} Amy Ling.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Pergamon Press. 1990，P132.{21} 冷成金：《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22} 李宗桂：《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原载：《江汉论坛》2008年第9期是这个不
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没有中国文学那么久远,在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前卫。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 报告 ，供大家参考。
《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
摘要：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 文章 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116-02
一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 文化 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以此思想为基点，构筑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这一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从事其研究活动。比如竹内好强调鲁迅以文学启蒙国民精神的思想，肯定他通过“抵抗”，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的“拿来主义”，据之以批判缺乏“抵抗”的“转向型”的日本近代化，实质上是把鲁迅研究纳入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以鲁迅为媒介或参照展开自我反省与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在他那里，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也就是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并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窃得别人的火烧自己的肉的行为，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形成。所以，丸山升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和批评日本、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他指出：鲁迅之于竹内好，是“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
二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如武田泰淳的《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文学》，第18卷10期，1950年10月),冈崎秀夫《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文学》，第21卷9期，1953年8月)、丸山升的《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19期，1957年12月)等。到了70年代上述论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如今村与志雄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传统》日本劲 草书 房，1967年)、斋藤敏雄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野草》第19期，1975年6月)、小泉让《鲁迅和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等。这些文章和论著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事实的求证上，像今村与志雄《鲁迅与日本文学》，直接把鲁迅与日本文学联系在一起，由鲁迅的留日经历来推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借助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 留学 ，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的回忆，来证明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没有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鲁迅一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六十五篇之多，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夏目漱石的《挂幅》等。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今村与志雄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研究视野从以下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显示出来。像冈田英弘的《爱日本的中国人——陶晶孙的生涯和郭沫若》(《中央公论》95卷15期，1980年12月)、福田范正的《周扬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野草》第40期，1987年9月)、新谷秀明的《巴金和石川三四郎》(《野草》第54期，1994年8月)、小谷一郎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中的田汉—田汉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往来》(《中国文化》第55期，1997年)等。除了上述的论文外，1991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山田敬三和吕元明编著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收辑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日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坛、在华反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和抗战文学，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等,显示出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全面揭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企图。像冈野辰之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从和歌、俳句、私小说、文艺科学论和新村运动等几个方面，意欲全面地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然而，它所作的概述显得过于浅显和简单，并未能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个性特征。
三
伊藤虎丸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民族的历史性深刻反省思潮的洗礼，并在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竹内好的深刻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伊藤虎丸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创造社研究，他都将他们与日本文学联系起来展开思考，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视角。诸如《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1983年)、《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199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思想深刻。伊藤虎丸注重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近代化和民族命运，就是孙玉石所说的“大文化比较的视角”。孙玉石指出：伊藤“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3]。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伊藤虎丸强调了采取比较的 方法 对于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他说：“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它是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的”[4]。其内在包涵着竹内好的“比较性思考”的精神，不过，相对而言，竹内主要把鲁迅和中国作为内在的否定性的“精神”存在或参照坐标，当然这也是伊藤虎丸的思想基点和最终归宿，但他主要是在同时代的文化选择差异性的思想史的意义上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他突破了竹内好否定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论断，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思想语境中和文化空间里考察鲁迅、创造社同人与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二，方法独特、角度新巧。与上述特点紧密相连，不是一对一地具体考证中日作家或中日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或进行平行研究，而是将鲁迅及创造社等留日作家纳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和梳理留日作家与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学关系。一方面从日本思想界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在与日本的同时代关系中考察和把握鲁迅和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比如考察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与日本在接受上的差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把鲁迅与石川啄木、斋藤野人、内村鉴三等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在科学主义方面，将鲁迅与福泽谕吉展开同时代性探讨。另一方面对非同时代的鲁迅和创造社进行“非同时性”的思考，比较和检视处在明治和大正不同时期的中国留日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复杂的语境中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的多重比较，使日中文学关系的研究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张力。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6.
[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3][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序[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4][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摘 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地而兴起的一股革新思潮。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运动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在其影响之下，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在约一个世纪之后兴起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对日本文坛以及日本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浪漫主义 背景 理论 作家 评价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德两国，继而影响法国，席卷欧洲大陆。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受西方文明刺激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确立与自我解放。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追求与以往的文学所不同的创作风格，使明治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一度在日本文坛上占据半壁江山。
一、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取得成功，日本社会极力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在西方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刺激影响之下，日本人开始超越理性，注重关心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于是自由且大胆地表达感情的感想、诗歌、评论等一些文体占据了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理论表现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人的崇拜代替了对于神的崇拜，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将人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宣扬人格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恢复人性、尊重人权、张扬人性爱。但是， 这种思想的变革， 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文化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禁锢两种思想的对立大大加剧。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激烈碰撞才使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即：主张情感至上，追求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追求个人自由，推崇人的内部生命。
三、代表作家及作品
根据时间先后可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北村透谷、 岛崎藤村的《文学界》为中心; 第二期是以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薄田泣堇、蒲原有明、泉镜花等人的《明星》为阵地;第三期是北原白秋、吉井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唯美主义、颓废文学。①
森鸥外是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先觉者，他的代表作《舞姬》、《泡沫记》、《信使》构成了他留德的青春爱恋的纪念三部曲。
(一)第一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如果说森鸥外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话，那么真正成为浪漫主义主导力量的是于1893年1月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及其周围的年轻一代。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北村透谷的评论、?口一叶的小说和岛崎藤村的诗歌。
北村透谷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和《蓬莱曲》等。但是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家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等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厌世诗家与女性》。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以伦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文中大胆地提出了“ 恋爱乃人生之妙药”这一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主张。
岛崎藤村的《嫩菜集》等诗作，打碎了固有形式的桎梏，巧妙地把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日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其内容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热烈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奔放的浪漫情绪，开拓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②
?口一叶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其代表作品有《大年夜》、《青梅竹马》等。(二)第二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才是与谢野铁干的妻子与谢野晶子。她出版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是一部大胆而直率倾吐感观性与歌颂奔放的本能和主情的爱欲的诗集。反映了诗人对因袭封建旧道德的一种反抗，让人们感受到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女性。
在文学史上，泉镜花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300多篇小说，都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高野圣僧》、《照叶狂言》、《妇系图》和《和歌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高山樗牛，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其中，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讽刺了那些汲汲于金钱、权势的人，“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调和肉欲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一度占据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将“人”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解放。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最后，浪漫主义主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文学思想家的桂冠，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 肖霞.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J].外国文学，2003(7).
②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06：149.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2] 林洪亮.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代表作家[A]//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 王庆生.文艺创作知识辞典[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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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水仙花；文化意识；“一家人”社会
水仙花(SuiSinFar)，本名埃迪斯·莫德·伊顿(EdithMaudeEaton，1865—1914)，是一位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欧亚裔作家。她是第一位用英文描写在美华人经历的华裔作家。她的代表作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里面收录了她的37篇小说，被公认是第一部反映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经历以及华裔妇女为争取合法权益而斗争的作品。她的作品大多以异族婚姻、文化冲突等为主题，文笔清新雅致，飘逸自然。创作的故事多以华人移民生活为背景，语气亲切，叙述性强，描绘出一幅幅详尽的画面，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华裔社会的方方面面。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而深 邃 的笔触，以其过人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塑造了许多丰满逼真的人物形象，为我们讲述了～个个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海外华人生活的日常故事，获得了当时美国主流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赞赏。随着时光流逝，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华裔作家都被人们逐渐遗忘，而水仙花的作品，却散发着永久的魅力。
合作 一位作家在礼堂里完成了他的演说，人们对他的精彩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时他被第一排两个人震撼住了，这是两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可美中不足，他们一人缺了左臂，一人少了右臂，但他们却拍得起劲，两人分别用左手和右手合击，竟发出那样和谐而又响亮的掌声。这景象足足让作家呆滞了10分钟。 呆滞10分钟的纪录是由合作创造的！ 是的，合作，美丽之源，和谐之脉，成功之本，奇迹之根。没有了合作精神，就等于一个人没有了灵魂，成功没有了支柱。合作，就是在表现自己的同时，能更好表现他人。如果两位断臂绅士拒绝合作，就没有震撼人心的掌声，就没有残缺的完美结合。如果没有合作，就没有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华裔科学家英杰——李政道与杨振宁。如果没有合作，或许世界大战后的人类历史将要改写。如果没有合作，就没有中国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殊荣，没有奥运成功的喜悦，更不会有十几亿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后的盛世中国。 ”二人同心,其力断金”,”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材”,还有”人心齐,泰山移”那我想这样几名话对于大家都不陌生吧,这几句很显然阐述的也是关于合作的,那古往今来,合作已成为大家在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了,对于生活来说,要学会生活,就要学生合作,可在合作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要信任.对于我来说只有信任才能谈合作,想像一下如果你不信任要合作的对方,也就是说让你和你不相信的人去交往,去合作,你愿意吗,是我的话,我也不会的,所以呢,如果不相互信任,那就别谈合作了,合作也就失去了意思. 我想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来说,更需要的是合作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震来了又能怎样,他摧毁了我们的家园,但他摧毁不了我们顽强的心.
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表现形态,是衡量研究者学术造诣及水平高低的最重要、最公正、最客观的尺度。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生学术论文 范文 大全，仅供参考! 大学生学术论文范文大全篇一 汉语中的日语 【摘要】如果有人提出"唯心、唯物、地主、知识、 保险 、生产、市场、经济、营业中、料理"这样的词汇全部是来自日语。恐怕大量使用这些词汇的普通中国民众是不会相信。而且，这些词汇的原产地的日本人也大多半信半疑。但是，这是事实。 【关键词】汉语;日语;现象 汉语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进入汉语的外来语只有一万个左右，而其中大约一千个是日语汉字词汇。一千个并不是很多，但一万个中的其他词汇大多是来自于佛教用语，现几乎变为废词。而来自日语的词汇大多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概念，使用频率非常高，而且造词功能非常强。从这方面说，日语来源的汉语中的外来语对现代汉语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在日语中来自古代汉语的词汇非常多(近60%)。而另一方面，现代汉语词汇中来也引入了大量日语词汇并几乎与汉语融为一体。这些日语词汇大多在19世纪被引进。 那么这些词汇是怎样的引进的，他们本身构造，特点有哪些，对汉语有哪些影响呢? 一、日本 留学 高潮和日语翻译高潮 19世界60年代，面对衰败的中国，一些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纷纷 出国 留学寻求救国之道，其中到日本留学最多。 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学习日本先进东西，并通过日本把西方文明介绍到中国。这些人在日本学习日语后。马上在日本翻译日语书然后送到中国国内出版，同时，在中国国内日语书的翻译浪潮也随之到来。当时翻译的书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历史，地理，产业，医学，军事，文学，艺术等，甚至最早传到中国的《共产党宣言》，涉及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根据1945年日本国际 文化 振兴会出版的《中译日文数目》，当时翻译的数目达2600本之多。 二、日语大量涌进汉语中 大量的日本的书被翻译成汉语出版的同时，留学生们因受看日语书的影响自觉不自觉的在自己的 文章 中大量的引用日语。还有，当时日本在中国，特别是上海发行了很多报纸、杂志。这样，大量的日语就一下子进入到汉语中。当然，所谓的日语大多是日语词汇，日语表现 方法 也有少量的进入。 对大量的日语进入汉语这一现象，在中国人中，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其中，梁启超是赞成派，他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大量使用到日语。当时，还有一个翻译家严复主张直接音译西方词语或者从中国古汉语找相对应、近似相近的词来译会更好些。而也有人明确反对从日本输入词语。彭文祖就是其中一人。他也是日本留学生，1945年他出版了一本叫《盲减法的新语》的书，书中他把从日本引入新词看作是"系民族存亡的大事"，大肆批判日本语大量输入，说这是"不知廉耻的行为"，"想一刀把这些人的脑袋砍下"。 这样，在引进西方词语上，刚开始的时候出现了日语的翻译语和中国的严复等人的翻译语共存局面。这里就举几个例子：日语翻译语-严复等人的翻译语 物理学-格致学地质学-地学矿物学-金石学社会-人群伦理学-名学原料-天产之物功利主义-乐利主义 但是，由严复等人的翻译语大部分没有日语翻译语好。换句话说，他们的翻译语大多来源于古汉语因而非常难理解，所以没有流传开来。严复的翻译方法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词语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应。进入汉语中的西方的新词本来在中国的社会中没有，而从古汉语中找出的与这些新词对应的词不管怎么说也是很难行得通的。所以日语翻译语与严复的翻译语虽一时共存，但最终是日语翻译语获胜，严复的翻译语消失。后来就连梁启超也不得不使用"经济学""社会学"这样的日语翻译词。 当时，借助日语翻译语引进西方的新词汇成为不可倒转的趋势。现在像"经济，社会，哲学"这样的日语翻译语已经完全融入汉语，实现本土化了。而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些词汇是从日本来的外来语。也不知道"计学，资生学，群学"曾与"经济学，社会学" 共存的事实。 在日语大量快速进入汉语背景中，除了有中国当时积极引进西方新词汇这个原因，也有当时在日语翻译语的翻译造词方法的原因。翻译造词方法上大致有以下几种： (1)当时的日本，在翻译西方的新词语时，少量采用汉字音译，例如： gas 瓦斯concrete 混泥土romantic 浪漫 club 俱乐部 lymph 淋巴 (2)大部分是采用意译的，而且绝大部分是利用汉字重新组合造出一个新词，例如： 手续 取缔 打消 直接 间接 广义 狭义 社交 社团 批判 上水道 (3)之外，也有少数是是利用古汉语来翻译的，但与古汉本来语意思有改变，例如： 组织，劳动，杂志，社会，经济，人道，革命。 总之，日本人在把西方词语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可以说是使用汉语，遵循汉语造词法规则，精心选择翻译语。特别有趣的是"动词+宾语"的造词法不但原本在日语中没有，而且正是与日语语法相违背。这样造出来的日本翻译语即使大量的进入汉语中，中国人可能不认识它们，但一定没有不协调感。就像是生长在日本的华侨回归中国一样。假设当时像战后的日本那样外来语全部用片假名来处理的话，那我想日语大量进入汉语是不可能的。 三、日本来源词汇的研究 1，不同的学者其统计数据稍有不同，但日语词汇进入汉语的数量大概为1000个左右。 2，近代进入汉语的新词汇大多数是从日语来的。虽说也有少数是直接从西方来的，但大多只是名词，而且现在几乎不用。而进入从日语来的词汇，不仅有名词，也有动词，例如"服从，复习，支持，分配，客服，支配，配给"。此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大多是从日语来的。例如:"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土 木工 学，建筑学，冶金"等。 3，日语来源的词汇，在现在汉语中使用频率非常高。在1996年在一本叫《文字改革》的杂志中登载了《二音节基本词汇出现频率统计表》，这个是以中国读者最多的《红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高中语文教科书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根据这个结果，2285个二音节基本词汇中，出现频率在500以上的词有88个，而来源于日语的有25个，占31%。日语来源的词汇，不仅有作为常用语的的名词，动词，具有造词能力的结尾词也有23个之多，这些词在现代汉语中非常活跃，其中几个例子： (1) 化-一元化 多元化 一般化 公式化(2) 式-速成式 问答式 流动式 简易式 (3) 炎-肺炎胃炎 肠炎 关节炎 脑炎(4) 力-生产力 消费力 原动力 想像力 5，少数日语词语进入汉语后词义发生了变化，例如 (1)劳动者-(日)工人→(中)劳动的人 (2)辩护士-(日)律师→(中)辩护的人 (3)组合-(日)工会→(中)组合 6，少数词语是翻译日语的时候在中国新造的词，在现代汉语中也成为了常用语，例如： 基于，关于，对于，由于，成为，视为 7，有一些词虽进入了汉语，但在后来被淘汰了，例如 万年笔，日伞，残念，夕方，支那，手形，切手 8，引进的汉语与日语的同意异音。例如，"哲学"来源于西方词汇"Philosophia"汉语中读作"ZHE XUE"而日语读作"TETUGAKU"。读音不一样，但意思基本一致，所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会把它看成是外来语。这种 现象，恐怕只有在中日两国中才可以看到吧。 四、日语对汉语的影响 关于日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高名凯先生在他的《现在汉语中外来语研究》有这样的论述：日语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非常大。在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语大部分来源于日语。西方词汇引进到汉语中大部分是通过日语的引进来实现的。具体的影响归为以下三点： 1，加速了汉语复音化进程 在中国的古汉语中(日语叫"汉文")由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的词汇非常少，大部分是一个文字即一个词。词的复音化，即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字造出一个词，虽说复音化在中国古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过程中是一种趋势，但日语来源的外来语词汇进入汉语加速了这样的复音化进程。 2，汉语的复音化使语义变得细腻，表现更加缜密，正确。 例如，"行"在古汉语中，有" 行走，跑，行为，行动，行进"等意思。而通过现代汉语的复音化就可以造出多个词语，表现变的更加准确。 3，大大丰富汉语词汇和汉语表达。 大量日语词语的引进，特别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概念词语的引进，填补了汉语在这些领域的表达空白。丰富了汉语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 4.日语词语的输入也是西方文化输入过程。 进入汉语的日语词汇，大多是日语的西方词语的翻译语。引进这些词汇的同时，实际上 也就引进了西方的文明、文化。 结尾 1896年第一批留日学生到日本后，从学习日语，翻译日语，到在汉语中使用日语词词语，引进日语，最后到1000多个日语词完全融入汉语，已经有100多年的时间了。像"共产党、干部、社会主义、经济、手续"这样的词语，中国人谁都会用到，但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意识，也不知道这些词其实来源于日语的外来语。 而日语也是相同的情况，日语的词汇到现在有一半左右是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大部分是来源中国古汉语，只有一小部分是在日本用汉语造字规则造出来的。但是，日本人完全不会把来源于中国的汉语看作是外来语。也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他们的文字是来自中国的汉语。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高明凯?刘正 王炎《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语研究》(1958年2月 中国文字改革出版社) [2]周祖谟 《汉语词汇》 (1958年8月 人民 教育 出版社) [3]实藤惠秀 《近代日中交涉史话》 (1973年 初秋社) [4]高明凯.刘正 王炎.麦永干.史有为 《汉语外来语词典》(1984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 [5]符淮青 《现代汉语词汇》 (1985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6]王凌 《中国近代文学翻译》 (《辽宁大学学报》 1981年第3号) 大学生学术论文范文大全篇二 网络文化背景下汉语言的变异 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我国目前互联网用户的人数已经突破4亿接近5亿。网络在十几年的发展中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互联网的普及也在影响着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也因为网络的普及和大量应用在发生着巨变。同一种语言因为使用场合情景的不同，为了能够充分表达使用者意图，语言会根据需要表达的含义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 一、汉语言词汇的变异 打开百度，在百度的搜索引擎中进行“网络词汇”的搜索，一会儿发现搜索的结果多达几十万条。但是到底哪一个词汇是网络流行词汇的开创者就没有谁能够说得清楚了。但是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词汇始终在推陈出新，每个时期都有网民在运用着自己的智慧创造着新的网络词汇。汉语言词汇在网络上变化就体现了语言的变化。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现代生活的特殊环境，使人们无法用传统的语言作为交流沟通的工具，他们需要一种能够直接打动人的语言或是各种符号，使自己能够在短时间内作出反应。由于在网络上人的自由度相对较高，传统语言在表达上又有着局限性，这使得网民在网络上为了克服传统语言的局限性，发挥各自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 ，张扬自己的个性，在网络上不断有网络上特有的词汇出现，传统的汉语言出现了变异。 网络环境中，词汇的运用已经打破原来的方式，不再以汉字的书写方式为主，出现了与原有汉语不同的词汇，大量的汉语拼音和汉字的谐音被广泛地运用。伴随着网络的普及，这些词语已经被大量的网民所使用。 1.词汇的拼音化 在网络上人们为了能够适应信息快速交换和传递，以达到交流的简介和实效目的，大量的汉语拼音被使用，并按照一定约定俗成的规矩固定其含义，取汉语拼音的首字母作为词汇的缩写就叫做拼音缩略词。如mm代表妹妹，gg代表哥哥，dd代表弟弟，jj代表姐姐，lm代表辣妹，lr代表烂人，等等，这些词都体现互联网的普及对人们的影响。汉语拼音的简写已经成为汉语在网络上的特色。互联网使人们的联系更加便捷，拉近了人的距离，这些原本没有意义的字母变得含义丰富，带给人几分快乐和轻松。 2.词汇的谐音化 网络词汇的谐音化可能是因为两个词的发音很相似。比如：稀饭代表喜欢，果酱代表过奖。 另外还有一类比较常见的是数字的谐音，比如：9494是指就是就是，4242意思是是啊是啊，7456意思是气死我了，748意思是去死吧，88意思是再见，拜拜。847意思是别生气，987意思是就不去，5555是模仿哭泣的声音，哭泣的意思，1414是意思意思，3166是日语再见的发音用在这也是再见的意思，3q是谢谢你，8147是不要生气，848意思是不是吧，886是拜拜喽的意思。这些数字的应用之所以会受到大多数网民的欢迎，主要是这些数字的输入只需要用到键盘右面的数字键盘，使用时方便快捷，音质上与汉字的区别比较小，容易让人理解，同时又增加了语言的乐趣。 3.叠音词汇的使用增加 人们在上网时或在论坛留言的时候经常会使用叠音词汇来增强文字的形象感，用口语中的语言代替汉语的书面用语，语言中就会平添出几分亲切和俏皮，更加强调了书写人的语气。使用这种略带 儿童 稚嫩口吻的词汇，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把“东西”称之为“东东”了，如今这一网络用语已经被人们带进现实生活中进行使用了，网络语言的影响可见一斑。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还有把“漂亮”称之为“漂漂”，把书包称之为“包包”，把苹果称之为“果果”，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成年人频繁地把儿童经常用的语言运用在网络上，看似不符合规律，违背常理，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现实社会的高压力和快节奏的生活让成年人在内心里有一种向往天真烂漫的儿童生活，渴望着能够再次回到童年时被父母关心和呵护的时光。[1]只有在网络上，在虚拟的世界中，人们可以充分发泄心中不满和压力，只有在这里才没有竞争和压力。人们在这里互相是陌生的，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甚至对方的性别和年龄。这种现象在年轻女性的群体更加常见。她们渴望年轻的心在自由的网络上得到自由的发挥。所以这种充满了童真乐趣的词汇出现在了网络上，使网络多了许多乐趣。 4.新词的产生 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其已经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网络不仅仅代表高新科技，也同时是一种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它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网络的普及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新兴词汇的产生反映的就是他们年轻人的心理。新词的变化主要有两种，增加前缀，增加后缀。 增加前缀的新词，如： 零：零报酬，零收益，零投诉，零缺陷，零容忍，零增长 高：高智商，高品质，高素质，高回报，高质量，高曝光率 另一类是增加后缀的新词，如： 吧：迪吧，歌吧，休闲吧，聊吧，网吧 客：博客，黑客，闪客 族：月光族，上班族，有车族 奴：房奴，车奴，卡奴 还有一种新词的产生，它是依靠原有的词汇，在网络上受到网民追求个性的心理，在现代汉语言词汇原有的基础上在网络的背景下产生了新的意义。因为网络有着非常好的自由度和广泛的传播性，许多人已经渐渐习惯这种新兴的词汇并已经把这些词融入了日常的生活中，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词的出现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偷换概念的方法，使原有的就此产生新的含义。这些词汇包括：控的意思是某种 爱好 的人，逆天的意思是作出一些违反常理的事，开刀意思是拿别人进行恶搞，解剖的意思是对某人进行解析，泡菜是对韩国人的称呼，废柴的意思是没有用的人，扑街意思是倒在大街上， 潜水 的意思是不发表评论的行为。 第二种是通过字词的表象产生联想。例如偶像的意思是让人想要呕吐的对象，强的意思是好，养眼的意思是好看，腐败的意思是吃喝，反腐败的意思是请人吃饭，晕的意思是看不懂，拍砖的意思是提意见，泡妞的意思是追女孩，high的意思是特别的兴奋，有钱的单身男性被称作钻石王老五，长得不漂亮的女孩被称为恐龙。有本事被称为有料，等等如此这般的词汇，这些词汇因为其特定的含义，也已经被广大的年轻人所接受，但是这些词因为其本身的固有的缺点，所以还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被广泛地应用。 二、语法上的变异 网络语言的特点要求的就是简捷快速高效。人们在上网的时候不会特别注重汉语言的语法，而是更加关注文字后面所代表的含义，所以在网络上你可以经常看到不符合语法的语句和词汇的出现，语句的随意搭配，字词的前后颠倒，这种情况长时间出现之后，就慢慢地被大众所接受，就形成新的语言。这种新的语言组合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任意的省略情况大量存在 人们在使用网络进行信息的交流时，是使用计算机的键盘进行信息的录入的，这就使得人们的思维和文字的录入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因为打字的速度要比说话的速度慢，为了能够弥补这个缺陷，适应网络的快节奏，提高效率节约时间，提高信息量，在文字的输入上就出现了不符合语法的省略现象。 2.任意构词和新类型的缩略词 网络的信息量十分庞大，人们可以在网上进行大量信息的阅读，手头也就有了很多可供使用的资料，加之网络上人们的自由度相对较高，一些随意进行组合的词语相继出现。比如非典型爱情等。还有一些是外来的舶来品，一些完全可以由汉语言来表达的英文词汇，为了简略也以英语的发音来代替，比如在汉语中“下载”的英文单词是“download”，为了简略，在网络语言中就直接使用“当”来代替。英汉混用的现象也大量存在，比如“我的e家”，“快乐e生活”等等词汇，举不胜举。[2] 3.词性的活用 网络词语的大量使用造成了语法的变化，也就促使了这类词汇的出现。比较常见的有：名词做动词使用，你百度了吗，在这句这种“百度”是名词，就当做了动词使用;形容词做动词使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你的电脑被黑了。这句中黑本身是一个形容词在这里就被当做了动词使用;名词做形容词使用，比如，你也太老古董了吧。其中古董本身是一个名词，在这里被当做形容词来使用，来形容别人思想陈旧;形容词做副词使用，用以在网络上表现夸张或增强语气，比如：我超爱你，就是典型的例子。 4.句法的变异 在网络上为了显示年轻人的个性，或许还有口误的因素常常会有状语后置的句型出现。其中我想最著名的一句话莫过于周星驰的那句 经典台词 “我走先”。 三、语用层面的变异 在网络上由于人们彼此之间相对是比较陌生的，在最初交流的时候不免会有些自我保护意识。比如甲说：“你是谁啊。”乙说：“网友。”在这两句交谈中信息交换为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废话。这是与传统的交际有所不同的地方。网络语言的变异还体现在语气上的夸大， 句子 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气进行表达，比如肯定，质疑，赞赏，强调等等，与传统的语言相比，网络上的语言更加的夸张，如：“跪求答案!”等，在网络上使用得非常频繁。这些语言手法的使用，可以使语气更加的生动，偶尔为之，未尝不可，但是使用得过多就只能表现语言使用者的心态浮躁和语言功底的贫乏了，对传统语言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网络用语的繁荣的直接起因是201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江苏给力“文化强省”》文章，这一网络用语在《人民日报》上被使用，让绝大多数网民感觉很亲切。一时间“给力”一词在各大媒体被纷纷使用。网络词语能够登上《人民日报》的现象反映出，最初被认为无法登大雅之堂的网络用语已经开始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并被大家所认同和接受。网络词汇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反映，也和网络的本身特有环境分不开。脱离了环境就将失去意义。汉语强大的包容性同时也在推动着网络词汇的发展。[3]语言是有生命的，随着社会的变迁自身必然要进行更新，新的网络词汇还会出现。同时网络词汇也是一把双刃剑，正确使用网络语言可使复杂的观点在表达时变得更加简单明了。一旦脱离了网络环境，很多网络词语就不符合汉语言的语法要求，就会给汉语言的发展和传承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不良影响对青少年的危害更大。青少年正处于知识学习阶段，自身的知识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加之青少年本身就是中国网民的主体，接触网络的时间很长，所以很容易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不利于以后在现实生活中汉语言的规范和使用。 ?[参考文献] [1]涂靖.网络词汇丰富汉语言词汇很“给力”[J].采风走笔，2010,(12).? [2]孙向华.网络时代汉语言规范化的思考[J].焦作大学学报，2008,(1).? [3]孙向华.网络背景下汉语言的变异探析[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2009,(2).
纺织材料生态化及其发展趋势摘要:从采用绿色原料、利用生物技术和开发可降解纤维3方面,综述了纺织材料生态化的发展现状,指出循环材料开发和使用是纺织生态材料发展的趋势。关键词:纺织材料;绿色;生态化;趋势目前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影响下,许多国家都在致力于研究既不影响生态环境,又能利用生态资源的新型纤维。并提出纺织用材料必须经过毒理学测试,具有相应标志,符合环保、生态、人体健康要求。纺织材料生态化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发展方向。采用绿色原料开发生态纤维,利用生物技术发展可降解纤维,选择节约资源、可回收利用纤维原料已成为目前纺织生态材料发展的趋势[1~2]。1采用绿色原料开发生态纤维利用绿色原料开发生态纤维已成为获得生态型纺织材料的主要途径和研究、开发热点。从食用的香蕉、小麦、大豆、玉米、牛奶、虾、蟹等到木材、昆虫、蜘蛛都成为了生态纤维材料的来源。现今的绿色原料包括原生态自然物质,以自然物质为基础的提炼物及原有纤维的再加工产物3种[3]。1·1利用原生态自然物开发生态纤维自然界中原生态的物质即常规的天然纤维,以其自然本色和环保特性赢得人们喜爱。但天然纤维并非完全无毒,如天然纤维在生长过程中所施用的化肥及杀虫剂等化学药品是有害物质进入的主要途径。目前生态天然纤维主要致力于开发对杀虫剂和除草剂较少依赖的天然纤维和新型绿色纤维,如有机棉、有机麻等。同时许多新型原生态的纤维原料如木棉、菠萝叶纤维、香蕉茎纤维、竹纤维等生态纤维也在积极的开发与应用中。发现更多的天然纤维材料,进一步扩大天然纤维的可利用性,使天然纤维材料的发展日益扩大是当前利用原生态的自然物质开发生态纤维的主要研究方向[4~5]。1·2用自然物的提取物开发再生生态性纤维直接取自天然高分子物质,以自然物质为基础的提取物可形成绿色环保纤维,如Tencel、Modal、大豆蛋白纤维、牛奶、海藻酸钠纤维、甲壳素纤维、竹浆纤维等。这些纤维多属于再生纤维素或蛋白质纤维类,纤维本身主要由纤维素或蛋白质组成,易生物降解,符合环保要求。有关再生生态纤维方面的研究较早也较多,许多纤维的开发和应用也较成熟[6]。如甲壳素纤维,所用甲壳质广泛存在于虾、蟹等水产品和昆虫、蜘蛛等节肢动物的外壳中,也存在于菌类、藻类的细胞壁中。甲壳质纤维是一种可降解的环保型动物纤维素纤维,废弃后可被微生物分解。这种纤维具有生物活性,有良好的吸附性、粘结性、抗菌性和治伤性能。它是自然界唯一带正电荷的动物纤维,对危害人体的大肠菌杆、金色葡萄球菌等具有较强的抑制能力,适合制造特殊的医用功能纤维产品。此外,近年开发的新型蛋白复合蚕蛹蛋白粘胶长丝纤维,利用与粘胶纺丝原液共混,纤维素形成芯部,蛋白质集中于表面,构成分子上的稳定结合,形成具有特定皮芯结构的蛹蛋白粘胶皮芯复合长丝。纤维中蛋白质含量为10%~20%左右,纤维与皮肤的亲合性好,保健功能显著[7~8]。1·3利用原有纤维的再加工开发生态性纺织材料采用自然原料通过高分子化学合成的方法可加工、生产生态纤维材料,如聚乳酸纤维(PLA)、聚羟基乙酸纤维(PGA),及它们的聚合纤维(PLGA)。这些纤维原料资源可再生和重复利用,使用过程安全。纤维开发途径包括微生物合成生态纤维和化学合成高分子生态材料。由微生物合成的聚羟基链烷酸酯、短梗霉多糖、功能蛋白高分子等都可以纺制成纤维。另外,微生物还可直接用于生产可生物降解的纤维。如短梗霉多糖(Pullulan)纤维就是以谷物或马铃薯为原料,由出芽短梗霉产生的一种胞外水溶性多糖(由麦芽三糖1,6键接形成的聚合物)合成,其强度和硬度等物理性质与聚苯乙烯相当。Pullulan纤维具有平滑、透明、光泽好、强度高(与尼纶相当)、无毒、无味、无色、能生物降解的特点,适合作手术缝合线和医用敷料。还可利用多糖液中培养出的细菌(膜醋菌)获得直径大于40 nm的生物纤维丝条,用微菌类霉菌体合成支化营养菌丝或长度达几厘米的由孢子囊柄组成的丝条,分离纯化后丝条能够织成无纺布,用于湿法无纺布的过滤材料[9]。化学合成高分子材料是将天然物质通过化学加工方法合成,如美国杜邦公司2000年10月投产的索罗那(Sorona)纤维就是以玉米为原料的全新多聚体化合物。其纤维制品在舒适、耐磨、弹性、抗皱、防护等性能方面,大大优于现有的化纤制品。制成的人造皮革更柔软,更似真皮,且可回收再利用,为重要的环保产品。还有以玉米、小麦等农作物为原料发酵成乳酸再聚合而成的高分子化合物聚乳酸纤维(PLA)等[10]。2运用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开发生态纺织材料将现代生物技术巧妙地用于纺织纤维的开发,不仅能有效地改进现有纺织原料的不足,还可根据需要开发出适合纺织生产的新型纺织纤维,为纺织原料研发开辟新的途径。天然彩色棉纤维是美国科学家利用基因改性技术开发出的一种新型棉花品种,通过将彩色基因移植到白棉DNA中而获得。彩棉产品省去染色、印花等工序,减少了加工污水的排放和能源消耗,实现了从纤维生长到纺织成衣全过程的“零污染”。利用基因改性技术可生产抗虫棉,避免农药对环境及棉本身造成危害。中国农科院等单位将苏芸金杆菌的毒蛋白基因转入棉细胞内,培育出了十多个抗虫棉品种,能产生一种对抗鳞翅目昆虫的毒素,抗棉铃虫能力达80%以上。此外,转基因抗蚜虫棉、转基因抗虫抗病棉也相继培育成功,已在我国实验推广[11]。利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技术还可向棉纤维中引入其他成分,形成天然多成分棉,改善棉纤维的性能。如利用在棉纤维中腔内具有可生物降解的聚酯内芯来生产天然的涤棉混合纤维,或引入动物纤维蛋白,从而形成含动物纤维的天然多成分棉,对改善棉纤维自身的不足,提高棉纤维的性能有很大贡献[12]。五彩丝、彩色羊毛的取得主要靠蚕的基因突变。利用染色体技术把需要的基因组合输入家蚕体内,培育出能吐彩丝的新蚕种。选择合适的彩色基因导入绵羊体内,也可培育出具有天然色彩的彩色羊毛[13]。运用现代生物技术还可扩大纤维的生产。例如,蜘蛛丝因具有超高强力是开发高强织物的理想原料,但如何获得大量的蜘蛛丝来满足纺织生产的需要就成了产品开发过程的难题。为此,加拿大Nexia公司将从蜘蛛丝蛋白中分离出的有关基因转入奶牛和山羊的乳腺细胞中,从其分泌的乳液中获得经过重组的蜘蛛丝蛋白,并从中提取到与蜘蛛丝性能相似的丝蛋白纤维。此外,还可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从蜘蛛丝蛋白中分离出有关基因,人工重组到可以用发酵法大量生产蛋白质的诸如大肠杆菌或酵母菌等微生物体内,在其细胞中产生蜘蛛丝蛋白[14~15]。3可生物降解材料开发可生物降解纤维是指在一定时间和适当的自然条件下能够被微生物(如细菌、真菌、藻类等)或其分泌物在醇或化学分解作用下发生降解的纤维。可生物降解纤维制成的纺织品,通常在微生物作用下,可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等对环境无害的物质,是理想的石油类纤维材料替代品。降解采用的方法有堆肥降解、土地埋入降解、在活性污泥中降解、海水浸渍降解,以及在聚合物中通过添加组分进行共聚来加速降解等。目前美、欧、日对可生物降解纤维的研究处于领先地位,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16]。常见的天然纤维及目前研究较多的纤维素纤维、蛋白纤维、甲壳素纤维、淀粉纤维等都具有良好的生物降解。而合成纤维可降解中较大的一类是水溶性聚合物,它是一种亲水性的高分子材料,在水中能溶解或溶胀形成溶液或分散液,其分子链上一般含有一定数量的强亲水基团(如羧基、羟基、氨基、醚基和酞胺基等)。常见的生物降解性合成高分子有聚乙烯醇(PVA)、聚丙二醇(PPG)和聚乙二醇(PEG)等。聚乙烯醇(PVA)是人们最熟悉的水溶性高聚物,它在纤维和纤维改性及制作膜材料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Planet Packaging Technologies公司用PEG共混制造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美国Air Product & Chemical公司也开发了一种商品名为Vinex的材料,它是由聚乙烯醇和聚烯烃、丙烯酸酯接枝聚合而成,材料具有可降解性[17-18]。另一类是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天然物质经化学加工形成的合成纤维,如聚乳酸纤维(PLA),虽为合成纤维,但其原料来源于地球上不断再生而取之不竭的农作物,其废弃物埋入土中后,在土壤和水中微生物作用下大约经过1~2年时间,纤维可被完全分解为CO2和H2O从而发生降解[19]。虽然可降解纤维材料的开发已取得一定进展,但研究进行得还很不够,也没有取得较大的突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可生物降解功能纤维需求的增长,可以预见在新技术的应用和新材料的涌现下,可生物降解纤维将会被更广泛地应用[20~21]。4生态材料的发展趋势循环材料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在主产业链上向前、向后延伸,实现闭合循环发展,使所用的原料和能源在不断的循环中得到合理利用,节约生态资源。现代纺织要求材料可循环、再生,产业发展可持续,因此,循环材料的开发和利用应是未来生态材料发展的趋势。最近日本提出了“完全循环型”新概念,要求彻底实现纤维从原料使用到最终制品回收全过程完全循环。吉玛公司、杜邦公司对聚酯等装置也提出了“全循环”概念[22]。天然纤维材料是地球上巨大的再生性生物高分子资源,作为“从自然产生又回到自然”的资源循环型材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发展优势。人造纤维材料作为传统的纺织材料,其原料多为天然可再生的非石油资源(木、棉、亚麻、竹、麦杆等),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合成纤维多为石油化合物,而石油属原生资源,且常规合成纤维具有不可再生、不可降解性。目前合成纤维如何进行回收再生是生态材料研究的重点,也是治理环境污染,节约资源和能源,促进合成材料循环使用的一种最积极的废弃物处理方法。已开发了有回收聚合物、纤维的原料再循环和回收单体的化学再循环系统[23~25]。回归自然、适应环境是纺织材料总的发展趋势。生态化纺织材料的发展为保护生存环境,实现纺织工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符合21世纪绿色环保型时代的要求。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可认为未来的纺织工业将是绿色生态工业。参考文献:[1]吴湘济,沈晶.纺织工业绿色纺织品的设计与开发[J].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2,(12):298-317.[2]黄猛.我国绿色纺织品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棉纺织技术,2000,(2):31-33.[3]甘应近,白越,等.绿色纺织品的现状与展望[J].纺织学报,2003,(6):93-95.[4]Peter F Greenwood, green are cotton and linen?[J].textiles,1999,(3).[5]付群锋.浅谈新世纪纺织面料的发展趋势[J].印染,2000,(7):49-50.[6]A P Aneja,等.21世纪的纤维[J].国外纺织技术,2000,(1):1-3.[7]李晓燕.生态纺织纤维的性能与应用[J].棉纺织技术,2002,(11):
这个，你给我20000分儿都没用……过来拿分的也是百度搜的，估计你不敢用，还是自己慢慢整吧……
试论反倾销法的局限性摘要】WTO反倾销协议目的在于防止各国滥用反倾销法,而各国的反倾销法却多彰显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本文试从反倾销理论,反倾销规则辅以案例的角度论述反倾销法的局限性。【关键词】反倾销;局限性;WTO反倾销协议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主义无疑担当着国际贸易领域的风向标和旗帜,然而随之频频出现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又成为合法的国家贸易管制措施。矛盾便因此产生:各国都不愿放弃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给国内经济带来的收益;然而又要随时收藏着屡试不爽的尚方宝剑,遇有害于本国主力保护的产业的进口贸易,无论是冠着“自由”或是戴着“一体”,一律问斩!反倾销法曾经发挥过很大积极作用这一点勿庸置疑,但随着由倾销引发的争端的急剧增多,人们对倾销及反倾销的认识逐步深入,使得许多人对反倾销法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特别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一些国家借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反倾销法的局限性日益彰显。因此,笔者认为必要的重新审视反倾销法的价值有利于反倾销制度改革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进步。一、反倾销理论天然亟待弥补的缺陷性(一)难逃大国政治经济需求的干涉,难除利益主体发言权强弱的影响自由贸易初期,英、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繁荣的生产力促使国家粮食和工业产品的增长率远超过人口增长率,导致大量剩余产品,迫切需要打开其他国家市场,一方面对其他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另一方面以低价倾销方式输出廉价商品。(P3)当时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害怕外国企业(或卡特尔)可能会故意采用倾销手段,通过价格优势来排挤本国竞争者而形成垄断。为保护国内企业,它们迫切需要制定相关法律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于是,在立法之初,西方大国凭借其政治经济在世界不可动摇的优势享有强势的发言权,对反倾销提起的条件,调查手段及程序,发展中国家的有限度放宽等方面的内容做出了有利于保护本国内同类产品的产业的规定。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立法之初的弱势发言权,幼稚的认识及与之不配套的既有制度,可以说根本不具备在当时国际贸易领域左右反倾销认定处理的能力。因此,笔者认为反倾销法诞生之初就带着不平等的胎记。(二)立法目的的时代局限性此点多体现在走在反倾销立法前列的经济发达国家地区,不包括后来才有这方面觉醒意识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1921年《反倾销法》为列,就是保护主义的产物。其目的并非为保护自由竞争,而是保护其国内产业。(P29)美国在70年代经济地位有一定下降,产业界人士难以接受外国厂商成功的合法性,宁愿把外国厂商的成功归结为他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立法者不考虑如何提高国内经济效益,反而费尽心机为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救济。乌拉圭回合谈判后,美国才为执行该回合最终协议而对反倾销法的因果关系条件要求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美国之外的包括欧盟,亚洲韩国和日本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时代局限性。(三)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之间传统经济学理论将“倾销”分为三种类型,掠夺性倾销、偶发性倾销、长期性倾销。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有掠夺性倾销才具有对进口国产生伤害的最大可能,也是理论上反倾销的重点归制对象。而实际中,反倾销的进口国自知掠夺性倾销鲜有,而将醉翁之意置于前两者这些经济学家眼中大有益于进口国产品用户的非重点归置对象上。可谓醉翁之意不在掠夺性倾销,在乎“偶发”,“长期”之间也。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倾销的发生要求倾销出口方同时拥有几大优势:1.出口商必须拥有足够的财力,能够承受倾销期间为了赶走潜在竞争者而受到的巨大损失,而不至于伤害自身。2.一旦倾销出口商消灭了进口国市场的竞争,进口国市场必须存在对新公司的进入的壁垒。如果没有这种壁垒,新公司将重新进入,倾销出口商垄断定价的好处将被它们享用,从而使倾销出口商的垄断地位遭到破坏。3.倾销出口商必须说服政府阻止其他国际竞争者进入市场,否则它的垄断地位也将不复存在。以上优势同时具备,难度较高。进口国政府不会用禁止其他国际竞争者进入的保护手段来保护倾销出口商。可见掠夺性倾销的发生要假设出口国中仅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供应商,并且其他生产竞争性产品的企业又相对弱小,掠夺性倾销才更可能发生。从战后来看,真正意义上的“掠夺性倾销”,还真是难以列举。二、WTO反倾销协议规则自身的欠佳细节(一)保护主体定位的偏向性,缺失性笔者认为反倾销保护的着眼点明显倾向于进口国产业的保护,当然,这并不是说应当将反倾销的保护对象作个修订,而是笔者认为目前反倾销法没有能够实现对产业保护而消费者受益的终极价值实现。尽管消费者是受反倾销措施影响是直接的,甚至是长期的,但反倾销法中,很少提及消费者的权利。消费者无权过问反倾销调查,无权取得有关资料,如:欧洲消费者组织曾经提出要求取得反倾销调查中的材料,但欧洲法院却认为反倾销程序并不直接针对消费者及其组织,因此,不予准许。(P11)即使在GATT1994的反倾销法中,也只规定“当局应向受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提供机会,如果该产品通常是由零售渠道出售的,还要向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供关于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有关调查的任何资料。”但是,消费者却无权获取资料,无权要求中期评审和日落复审(sunset review)。(二)具体规则的主观臆断性和失横性从法理上讲,法律应当具有可预见性,根据法律人们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法律才会起到引导和规范作用。而WTO反倾销协议以及各国反倾销法都存在具体规则立法的不客观,不平衡。1.“国内产业”、“损害”、“正常价值”、“因果关系”、“同类产品”、“可比价格”等概念的界定有很大的主观臆断性;再加之一些模糊字眼:相同贸易水平、通常、适当等界定上的含糊性,致使判断难以实现客观平衡。各成员国在立法时无不充分利用这种“法律漏洞”,授予执法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这类裁量权在不同的国土接出不同的果实,味道各异,难以形成统一平衡的标准。2.公共利益原则的任意拿捏。《WTO反倾销协议》没有对公共利益问题作出直接的规定。《欧盟反倾销规则》第21条规定了公共利益原则是认定反倾销成立的第四个标准(WTO反倾销协议规定了三个反倾销认定条件)。可见在各国关于公共利益原则作为反倾销成立大的例外并没有完整统一的规定,由此推知在适用该原则时势必存在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任意性自然滋生。3.认定倾销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增加方面,不论其在进口成员的生产或消费方面是绝对的或是相对的增加,都视为进口量大为增加。因而,要推论出国内产业造成的已经或将是的损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标准是有利于调查当局认定倾销损害的。4.公平价格比较方法的基本原则没有明确指出出口价格和国内价格比较时,是建立在企业单个交易基础上的单个企业出口价格,还是建立在所有企业交易上的平均价格,导致反倾销当局可以从多种方法中随意选择计算倾销的方法。采用前者计算,有时当企业出口价格与国内市场价格完全相等时,也会计算出倾销幅度。5.发展中国家特殊条款中的“建设性补救措施”没有真正考虑保护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可参见WTO争端解决机构关于“印度诉欧盟亚麻床单反倾销税争议”的专家组报告。三、对抗反倾销法局限性的改革浅见(一)目前存在三种改革观由于反倾销法存在着上述缺陷,国际社会主张对反倾销法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主张主要为三类:第一,主张完全废除反倾销法,而认为不必用竞争法来代替(废除论);第二,主张对现有反倾销协议进行改良,用竞争标准来确定损害标准(改良论);第三,主张用竞争法来代替反倾销法(取代论)。(二)以竞争法的原则理念影响反倾销的作用空间笔者认为,未来最终的方案无论是怎样,至少现在改革走第二种路更合乎当前的国际和各国实际,具体的修改主要有这几个方面:1.进一步明确诸如“国内产业”、“损害”、“正常价值”、“因果关系”、“同类产品”、“可比价格”的概念以及相同贸易水平、通常、适当等的程度。2.制定一定统一性的各国实施细则,保证数据获取的公正,平衡。3.由过去一味保护竞争者逐步转向保护竞争引入“公共利益”条款,考虑消费者、下游用户及整个社会的利益。4.采用更严格的损害标准,如提高“微量”标准等,直至最后采用竞争标准。5.改革救济方式,对反竞争的掠夺性倾销,进口国利益受损方有权直接向出口国企业要求损害赔偿。6.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手段,程序不应设定模式而应切实考虑条文中的优惠。这种过渡性改良虽是治标不治本,然而是目前可行性较高的方案,因此笔者赞成目前采用改良论克服反倾销法的局限性。【参考文献】[1]沈四宝,刘彤.WTO反倾销协议解读[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2]Bernard and Petros andAntitrust,JOurnal of World Trade,Nol,1996.[3]薛荣,李居迁.反倾销法的理念及其局限论析[J].现代法学.2004(91～95).[4]Bernard and Petros andAntitrust,JOurnal of World Trade,Nol,1996.[5]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S].第3条第2款,第3条第3款,第5条第8款.[6]WTO争端解决机构“印度诉欧盟亚麻床单反倾销税争议”的专家组报告,WT/BS141/R,.
【内容提要】反倾销法由来已久，各国立法者指出其目的是反对不公平贸易行为。但是，我们经过逐步分析可看到，反倾销法的最初和真实目的并非如此。而且，从反倾销法的具体规定看，具有倾销认定的非客观性和忽视消费者利益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