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关系研究述要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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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摘 要〕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实现率与公平统一的实践基础和目标，应该在二者关系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不同维度来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任何将二者关系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关键词〕效率与公平，国情，共同富裕，共时性，历时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愈益拉大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观点以来，对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争论就没有中断，而且随着我党科学发展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如何对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俨然成为一个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问题。笔者也在不断地思索，时而有一些想法，在此提出，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历史的统一；二者在统一过程中何者“优先”、何者“兼顾”必须视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变化，而不能一成不变。一、中国的国情：探讨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有关理论，在一种纯粹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或经济统计数学模式中推演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公式，即使推演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存在于所谓一般的、理想的或线性的经济环境中，而是存在于非常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之中的。所以，笔者认为，如今我们探讨二者的关系，一定是在二者关系在某种环境中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和条件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绝对不能舍弃。中国的国情不是可有可无的外界变量，二是内在于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变迁之中的，或者说二者的本质关系只有在中国具体的、变化中的国情之中、日益逼近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之中，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在不断变化和提升之中，才能实现和展开。任何脱离这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国情来谈论二者的关系，无论其数学模型如何精致、逻辑推理如何缜密，也是没有意义的，难听点说，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教条主义（或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是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我们有十三多亿的人口，城乡、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巨大，庞大的经济总量与极小的人均产值，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显著的不平衡，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二重性，我们在体制上、政策上高风险的尝试性探索等等因素，都会使得任何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变得面目全非。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实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和政策措施时所必须高度关注的；再说一遍：这些因素不是无关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噪音”，而是我们必须实践于其中的条件、环境和背景。二、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基础和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认真分析可以得知，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目标。“富裕”指示着效率，没有效率的发展不可能实现富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加，而效率无非是以最少的代价（时间、资源、人力等）取得最多的收获，无效率的经济过程至多是简单再生产的维持，而不可能有财富的增加。有效率就会有富裕，这具有必然性。为了富裕必须追求效率，这是追求富裕的历史规律的客观要求；舍弃效率不仅违背实现富裕的规律，而且任何其他的方法和路径都只能是缘木求鱼。这一点无须多加言说，无数的经济学著述对此作过有说服力的论证。笔者所强调的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共同”就是“公平”的体现。没有“共同”的“富裕”只能是“不共同”的富裕：部分人的富裕——少数人的富裕——极少数人的富裕，从而也是部分人的贫穷——多数人的贫穷——绝大多数人的贫穷。这毫无疑问也是历史的规律。这个“共同”就是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致富的机会、条件和环境，平等地享有共同发展的成果，这就是公平。为此我们在政策的决定和执行上、制度建构上、运作体制上、激励机制上都要使全体人民在平等的起点上、在平等的条件下，平等地享有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公平，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富裕本身没有社会性质的差异，但富裕不是无主体的富裕，它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和存在状态却是有社会制度之别的，而“共同”则从生产关系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富裕，才从本质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贫穷固然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少数人的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因此，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首先表现在二者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具体地统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之中。离开共同富裕谈论二者的关系就是抽象的、无益的。对此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共同富裕是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才能达到富裕；只有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坚持产品的“按劳分配”，才能有基本的公平、“共同”的富裕。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追求效率，而为了保持和提升、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追求公平；没有效率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没有效率的公平和没有公平的效率都是违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也就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必须在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方面来理解和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我完善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效率宁可不要。二是，单纯从经济制度意义上来看，我们将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单纯机械地理解为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或者就是服务于、服从于并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显然这两种理解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主从关系上是有区别的，暂且不论；另一方面，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本质趋向是公平——全体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等，市场经济的本质趋向就是效率——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高效率地获取（创造和分配）财富，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就会有不同的实际表现：或者是讲究公平的效率，公平服从效率，效率是目的，公平是手段（学界大多数论述均属此类：公平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它在有限范围内能够提高效率）；或者是讲求效率的公平，效率服从公平，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对此学界的论述较为罕见）。笔者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对于我国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总体性、决定性和统帅性，市场经济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就连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西方也在高喊“只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因此总体上讲，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后者：效率为了公平，效率服从公平——这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先富”和“共富”关系的论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显然部分先富就是讲求效率的结果，而部分先富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即实现共同富裕；否则共同富裕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乌托邦。三、不同“经济单位”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共时具体性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状错综复杂：历时性的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共时存在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使得整体的生产分工链条上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不同的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既然任何经济单位都必须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那么就有一个具体地如何处理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二者之间“何主何从”的关系。通过体制改革，就是要让那些有条件并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地区、行业、部门、产业、企业和人（简称为不同的“经济单位”）高效率地先富起来；而对于国家来说，这部分地先富绝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为进一步实现全体共富创造条件。不服从公平的效率即不服从全体共富的部分先富必然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其后果已经有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以为佐证。再细致些说，效率与公平的几种关系组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抑或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等等，不但不是“一刀切”式、“一窝蜂”式的关系，而且即使对于同一个“经济单位”也是灵活的、变化的、具有策略性的。在国家发展的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的经济单位可以灵活地采用上述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在确保微观效率的前提下，通过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也就是公平的量的积累来推进公平的实现。因此笔者反对那种中央一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一阵风地全国上下、各经济单位都争先恐后地惟效率马首是瞻，中央一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一窝蜂地都无效率地“注重”公平，等等。中央是从总体高度，根据发展中出现的关键和突出问题来明确二者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这个具体阶段的一般关系，各个“经济单位”则应该在有利于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关系组合。这就叫实事求是、因情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看来，任何把二者关系公式化、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违背辩证法的，因而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四、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历时具体性以上论述表面：只要为了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进行灵活地组合。改革之初，突出的问题是整体上缺乏效率，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部分先富的政策就是十分正确的。而当那些先富起来的部分已经足够地富，而未富起来的部分已经极端地贫，以至于先富部分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保持富裕，或者蕴藏着极大的社会稳定危险的时候，就说明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不及时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导致先富和未富部分两败俱伤、前功尽弃，这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实施“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口号和措施就是必然的。但现实的历史进程不会这么机械，笔者认为，在大多数时候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基本平等的：公平是目的，但必须通过有效率的手段来实现，效率虽然是手段，但当不讲求效率连生存也有问题的时候，效率就是至高无上的；但这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它要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而变化。共同富裕的确首先是一个目标，但不是所谓“最终的”、与具体过程无关的“目标”。共同富裕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是这个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之各个环节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必然规定整个过程的本质；一个与共同富裕无关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固然是目的，但恐怕也不是通过任何手段就可以实现的；不通过与共同富裕有本质联系的手段，也断然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和目的的统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深刻表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是必要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也是达到共同富裕即实现公平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充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以及所突现的不同问题，而决定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不同组合，这也是实事求是、因情而异。那种把邓小平同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教条化的做法是违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精髓的。总之，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从国家和社会发展整体上考虑，根据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无疑是符合我国国情及其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的明智之举，否则将铸成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二者保持适当的历史张力，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具体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必要的领域、必要的“经济单位”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只要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合理的、正确的。

《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思考》卫兴华， 张宇 - 2008《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李欣欣 - 经济研究参考, 2008

公平与效率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实事求是，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事物。在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初期，我国普遍存在着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现象，不敢富，不敢露富的现象十分严重，即使在经济发展已经逐渐成熟的今天，也还存在着“吃大户”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无疑是石破天惊，它极大地激发了我国人民劳动致富的积极性，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城乡的差别扩大，东西部的贫富距离拉大，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与先富起来的少数人群的消费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在这种情况下，公平问题必须优先予以考虑。于是中央逐步做出了放宽人口流动限制，大力发展小城镇，开发西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最低生活保障金制度等等决策。公平问题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所以，如果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公平与效率问题，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在不同时期，国家与人民关注的重心是会有所侧重的。这种重心的转移恰恰体现了效率与公平间一种巧妙的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绝对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人用斧子伐木还是以锯子伐木，存在一个工作效率问题。但这里的效率只是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讨论的一部分效率问题。在荒岛上，鲁宾逊采用哪种工具伐木虽然也有效率的高低问题，但不是我们所讨论的公平与效率中效率问题。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讨论必须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必须处在人与人所形成的社会中间；二是必须存在于社会活动中，即它不是一种静态关系分析，而是一种动态关系研究。在生产力发展中，要素的配置，特别是人力资本的配置就存在着效率与公平问题。人力资源那么，效率与公平是何种层面上的问题呢？在我们看来，效率与公平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矛盾体，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处处存在着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在生产力的各要素配置中，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选择问题，在生产关系的分配、交换、所有制变迁中更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开发荒山、挖掘鱼塘、修桥铺路、填海建房，都存在着效率与公平问题。在上层建筑领域，法律的制定与适用，也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选择问题。道德观念本身同样包含着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判断。如果将效率视为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将公平视为生产关系的外在表现，在认知上就会出现大的错误，以为发展生产力，应着重考虑效率问的开发与利用，不仅仅是效率问题，其中还蕴含着大量的公平问题。现代社会面临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不能仅仅关注效率现象，而不关注公平问题。所以，将效率局限于生产力的在生产关系中，公平与效率相伴而生。经济的发展，所有制的改革，利润的分配，都直接关系到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考虑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必然会出现新的矛盾。 外在表现，而将公平局限于生产关系的外在表现，在认识上出现了误区。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如果仅仅关注效率问题，而看不到生产力发展中的环境保护、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样会出现不公平问题，有时这种不公平会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西方国家因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引起的示威游行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我国北部地区出现的干旱缺水、沙尘暴等现象都充分说明，如果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不关注公平问题会产生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会形成“外部”副作用，损害更多人的利益。生产力的发展中有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如果仅仅关注效率而忽视了公平，则会产生严重后果。 那么，效率与公平是何种层面上的问题呢？在我们看来，效率与公平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矛盾体，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处处存在着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在生产力的各要素配置中，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选择问题，在生产关系的分配、交换、所有制变迁中更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开发荒山、挖掘鱼塘、修桥铺路、填海建房，都存在着效率与公平问题。在上层建筑领域，法律的制定与适用，也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选择问题。道德观念本身同样包含着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判断。如果将效率视为生产力的外在表现，将公平视为生产关系的外在表现，在认知上就会出现大的错误，以为发展生产力，应着重考虑效率问题。效率与公平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矛盾统一体？换句话说，这一问题的讨论是不是“真”问题？公平与效率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两者是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是不是必然伴随着公平的减少？在一些学者的论述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样的表述。其实，效率与公平并非时时处处相克。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公平也可能改进。但是，效率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公平的增加，假定一块蛋糕做大后，以原来的分配分式进行分割，如果原来的方式是公平的，则新蛋糕的分配可能是公平的。如果原来的分配方式就不公平，则以原来的方式分配蛋糕就可能会将不公平的问题放大，会增加矛盾或激化矛盾。有人说，老百姓现在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是因为原来的分配分式并不公平，当可供分配的利益增加后，这种不公平被放大了。 所以，那种想依靠做大蛋糕来改善公平的思维方式是荒谬可笑的。当然，如果不提高效率，则公平的实现也是困难的，只有在提高效率的动态中寻求改进，公平才可能较好地实现。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澄清两个误区：一是提高效率并不必然导致公平的改进，有时在效率提高的同时，还有可能形成新的不公。所以，我们必须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注意公平问题。二是公平的改进并不必然导致效率的提高，相反地，有时公平增加可能会阻碍效率的进步。将这一问题推广开来，就是，经济民主化并不必然导致效益最大化，而效益最大化也不必然促进经济民主化。 我们必须注意公平本身的特有属性，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现象，公平的内含十分丰富，不同阶层在不同时期都会有自己的公平观。我们在讨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时，应该立足于社会大众普遍的公平观基础之上。如果将少数人的公平观强不公平、假公平将造成效率低、贫困、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政府垮台、战乱。 不公平带来反对、反抗，必将降低生产效率。不公平产生效率，纯粹胡扯。而且当许多人贫困没钱买东西，必然造成商品卖不动，抑制生产，怎么会有生产发展，提高效率呢？ 论不公平，还要从公平的三个方面说起。说“大锅饭”制度，平均主义是假公平，是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就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大锅饭”制度是仅用结果的公平---假的公平，对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出力情况，劳动实际效果的差别的不公平对待。人们认为这样分配社会财富是不公平的。由此（还有其它方面原因）人们劳动不积极，采取消极抵抗，不注重实效。因此生产效率急剧下降，形成社会物质财富极端贫乏，经济崩溃，人们无法生存。右派学者颂扬的自由平等竞争的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也不总是公平的，它会演变成不公平、假公平。由此会造成社会生产效率低下、贫困、经济崩溃、社会混乱、战乱、政府垮台。说明它需要进一步认识公平。 加在大多数人的公平观之上，并以此来分析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这样的讨论就毫无意义。当然，普通大众的公平观是什么？又如何表现？是另外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讨论。总之，希望提高效率来改变公平的说法是愚民的，缺乏逻辑论证的。我们承认效率的提高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但是效率的提高，还会形成更大的不公平。法律的制定与适用，就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同时，关注公平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法律就是通过权利义务的平衡，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同步发展。将中国农村实行的“大锅饭”制度、“工分”制度和“承包责任制”制度相比较。我想许多人根据自己判断会认为“大锅饭”制度当今社会各国的经济制度，一般来讲，多数情况下，都具有较多的合理性、公平性。这是因为各国经济制度都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各方力量抗争演化形成的，因而存在较多合理性、公平性。过去左派把西方及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不公平，是不符合实际的。它诱导错误的观念：公平与效率对立矛盾。由于各国经济制度一般是相对公平合理的，因而它使多数国家在多数时候，保证经济正常有效率运行。由此可以说公平是基础，效率是表象。公平是效率的基础，公平带来效率。只要公平不是较差，经济就会正常运行。做到了公平，就有了生产效率，生产的物质财富就丰富了。公平差、效率低，“承包责任制”制度公平高、效率高，“工分”制度在公平和效率方面，都处于它们中间。我们再比较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我想多数人也会与我一样，认为封建制度公平差、效率低，资本主义制度公平高、效率高。如果我们能这样认同这些事实，这样解说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公平与效率是不矛盾的，公平与效率是相对应的，越公平效率越高。收入和财富的差距并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结果，其刺激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具有递减的趋势，甚至出现负面的效应。例如，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地下经济”、“寻租”活动、权钱交易等形成的巨大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与效率的提高没有内在联系，有时反而是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损失的结果。再如，一部分高收入者的工作效率已达顶点，继续加大分配差距不会增高效率；也有一部分低收入者已不可能改变内外条件来增加收入，进而导致沮丧心态的产生和效率的降低。当前我国就也存在这种状况。换句话说，“自私的经济人”接受高收入刺激的效率有着生理和社会限制，不会轻易进行没有新增收益的效率改进活动，过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必然损失社会总效率。演艺界时常出现的“假唱”，美国会计系列丑闻中的“高管”高薪和股票期权制，个别行业奇高的收入所产生的普遍心态失衡等等，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高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的公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对最公平的状态中实现高效率，是改革的终极目标。我的看法是：公平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的交促互补关系，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显示的经济公平，具体表现为含有差别性的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这种在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方面既有差别，又是平等的分配制度，相对于按资分配，客观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与效率哪个占支配地位的问题。 同时，只要不把这种公平曲解为收入和财富上的“平均”或“均等”，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调节，按劳分配不论从微观或宏观角度来看，都必然直接和间接地促进效率达到极大化。这是因为，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按劳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经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使劳动资源在社会规模上得到优化配置。国内外日趋增多的研究表明，公平与效率具有正相关联系，二者呈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的交促关系和互补关系。这些具有一般的普遍意义和科学性，而非指某个特定阶段。 市场型按劳分配，详细一点讲，一是按劳分配市场化，也就是说，由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价格的转化形式——工资或者叫收入，是劳动者与企业在市场上通过双向选择签订劳动合同的基础，因而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和方式；二是按劳分配企业化，换句话说，等量劳动得到等量报酬的原则只能在一个公有企业的范围内实现，不同企业的劳动者消耗同量劳动，其报酬不一定相等。如果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想重蹈为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又为美国库兹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道路”，那么，就需要逐步建立一种公平与效率兼得的良性循环机制，来推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和经济、政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和操作技艺。

公平与效率的申论范文，你可以去国家公务员考试网、中政申论、地方性的公考网上去找，此外，还可以去考试大等论坛找找，资料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