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投资非洲研究论文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自独立以来，非洲一体化一直被视为加速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去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非洲经济发展报告》就分析了非洲一体化进程在提升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分析指出：在经济多元化、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非洲一体化无疑提升了非洲经济的生产力，壮大了经济规模，增强了经济竞争力，并且成为非洲经济更好参与全球经济的助推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2004年的报告指出：快速变化的全球经济环境要求非洲更快、更具战略性地推动一体化进程。非洲是否需要通过非洲内部经济一体化的方式来创造更具规模、更富竞争力的地区经济组织，从而占有更大的全球市场份额，一直备受争议。一方面，经济融合将解决长期困扰非洲多个国家经济的结构问题，同时也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抵消了消除贫困的努力。另一方面，非洲政治、经济、社会的内部问题也限制了一体化进程。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在非洲的基础建设投资对非洲一体化所发挥的作用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中国在非洲的基建投资被认为是西方发展模式的替代方式。德博拉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对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行为模式做了比较。该文指出：西方通过推进贸易自由打开非洲市场；中国则通过建设经济特区吸引本国企业到非投资；西方支持政治治理和民主；中国修建公路和大坝。西方推动的是非洲的民主、自由和一体化进程而中国推动的是基于资源的发展援助。例如，布劳蒂加姆指出70年代末中国曾借助其资源从日本吸引了100亿美元的贷款。中国从日本得到了新的设施和技术，作为回报，日本得到了大量的石油和煤炭。从80年开始日本投资于中国的六个主要铁路、港口和水电项目，许多日本公司参与建设中国的输电网络、煤矿和交通运输网。2004年以来，中国已与至少7个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达成了将近140亿美元的类似协议。许多非洲的领导人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表示认同，因为中国无疑为非洲提供了传统援助者之外的其他选择。不过西方一直对中国在非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怀疑，他们尝试说服中国按照西方模式援助非洲的发展，注重民主、自由和非洲一体化。本文的关注点是地区一体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中国的基建投资在非洲地区融合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目前来看，非洲的一体化进程并不成功，对于一体化的制约因素众说纷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盟提出能力与资源的缺乏限制了地区融合，并质疑国外直接投资和其它外国援助在地区融合中的作用。南非金山大学的吉尔伯特教授称之为外生的一体化。吉尔伯特对欧洲等所谓的第一代援助者推动的外生一体化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进行的内生一体化进行了对比，并表示中国可以在第二代地区融合中发挥作用，淡化欧洲的影响。鉴于目前大家的关注点多集中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关系，而往往忽略中国对于非洲一体化的支持。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非盟和其它次区域组织。例如，中国给予该地区组织以经济支持从而避免内部冲突以保持和平，刘贵今大使在沙姆沙伊赫的中非合作论坛上的发言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企业在非洲基建方面的投资也被认为是促进了非洲的区域融合，特别是类似于坦赞铁路这样的基础建设。非洲脆弱的基础建设往往被认为是区域融合的制约因素，因此中国在提高当地基础建设水平的努力也被认为是促进了非洲区域融合和经济发展。虽然中国在该方面的投资方便了非洲国家之间的交往，但是却没有提升非洲国家促进一体化进程的内在需求。一、没有经济多元化就没有经济一体化的需求非洲是否存在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吉布指出由于市场没有互补性，非洲的一体化进程目前还没有真正开始。非洲经济依赖于原材料贸易，由于很少有非洲国家自身的生产能力能消化这些原材料，因此这种贸易并不是非洲内部的互补贸易。生产品种单一也限制了贸易品种的多元化。这就道出了非洲经济缺乏融合的原因。因此促进非洲经济多元化应是提升非洲经济的第一步，由此还可以促进地区基建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没有一体化的内在动力，跨国境的基础建设只是为在非的国际企业提供了便利。相对于基础建设，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制造业对当地政府来说应该是更有裨益。目前，中国的政府和企业正在投资非洲的制造业，根据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古京博士的研究，中国民间资本越来越关注非洲的制造业。中国在加纳的340个项目中有超过100个都是与制造业相关的项目，而在埃塞俄比亚，66%的中国企业投资于制造业。目前世界银行正与中国政府合作发展非洲的制造业以促进非洲的产业转型，及从最基础的制造业开始逐渐转向有附加值的产业链。中国政府经常谈论中国投资给非洲带来的工业革命，其战略就是鼓励中国企业将部分生产线转往非洲。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也乐意将部分或者全部业务移往非洲，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促使中国企业放眼海外寻求机遇。中国政府正在通过资金支持和简化海外投资程序等方式鼓励中国企业开拓非洲市场。另外欧洲与非洲之间的优惠协议以及能源优势都吸引中国企业在非洲设厂。到目前为止在非投资的产业都属于低端制造业，例如玩具、制鞋等，因为中国国内也正试图进行产业升级。但是这些产业多集中于非洲的经济特区，因为非洲基础建设水平落后，而特区往往濒临港口或者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中国在非洲的制造业投资是否能够提升所在国的产业多元化？非洲的基础建设是否仅仅为国外企业提供便利？抑或是特区的周边地区也将受益于当地的基础建设？这听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在短期内确实实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转型，中国的官员明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实现重大转变是有可能的，这种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因为中国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因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值得深入探讨。二、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在前几十年中国一直在吸引境外直接投资，国外企业在中国的运营受到严格限制，开设公司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合资企业，且中方合资人必须拥有超过50%的股权。这样的措施主要是为了促进技术的转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非洲模仿中国的发展模式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是中非之间又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有强大的政府执行力，但是非洲国家间却存在多种领导模式。如果某个非洲国家准备限制国外投资，只允许他们开设合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可能很快就会转往其它限制较少且拥有同样丰富资源的非洲国家，直接投资的缺乏一定程度上迫使非洲政府坚持目前的经济政策，因此政治一体化并形成统一的针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对非洲国家来讲就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所有的非洲国家能就境外直接投资达成一致协议并都遵照严格执行，无疑将提高对非洲的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多样化，而这又会增强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非洲的政治一体化应先于经济一体化，以创造更强大的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因此，如果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促进了地区融合，那么其中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中国在非的基建投资。正如前文所言，如果非洲没有一体化的内在动力，那么基础建设只是为境外企业提供了便利。如果中非之间就中国应为非洲融合提供帮助这一点达成共识的话，那么中国就应该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办工厂从而促进非洲经济多元化。从另一方面来讲，与其等待中国给予此方面的协助，不如从现在开始非洲国家就通过制定统一的外资政策，以从目前的在非中资企业获取发展的利益。通过这种模式中国也可以在非洲的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毕竟，相较于欧洲，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当年的中国更相似。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为非洲一体化所提出的建议往往没有效果的原因，因为这些建议多基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如果中国真的愿意在非洲的第二代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作用，就应该协助非洲发展制造业，其中技术转移以及当地企业的参与程度都尤显重要。非洲应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学习经验，思考强大的政府执行力和统一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另外，相对于个体机遇，非洲国家应该认真思考什么是最符合非洲现实情况的，什么是最符合本国国情的。【作者系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公司走向海外已经成为中国融入到全球经济当前阶段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但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的比例仍然较小。此次金融危机给众多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标志性海外并购。在雷曼兄弟倒下后的10个月里，中国企业宣布了50个对外直接投资要约，总价值约500亿美元，单笔交易额均超过了3000万美元。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没有实质性的对外直接投资，到2004年之前对外直接投资也一直处于低位。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锡、铁矿石、锌、铝、铜和镍消费国，以及第二大铅和石油消费国，中国目前面临着上述资源供给不足。对此，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几乎是2007年的两倍。 为什么进行对外投资？ 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基于以下几种战略考虑。一为拓展市场，扩大出口渠道，提高市场份额，并规避贸易壁垒；二为提高效率，但由于中国成本已经相对较低，提高效率并不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驱动力；三是寻求资源，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加热衷于对澳大利亚、拉美和非洲等地进行资源类的并购；四为战略资产投资，主要针对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取知识、技术和国外品牌。 关键问题是对谁进行投资？ 对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比例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一些数字表明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都大量参与了对外投资（2008年共有8500家企业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事实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来自大型国企，近年来，估计央企对外投资所占比例分别为2003年、2004年、2005年，其余部分由地方国企、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投资组成。 由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历史相对较短，中国国企的对外投资经常被认为是政府行为。事实上，对于来自中国和中东地区的投资，大多数西方国家近年来从严了投资立法。总之，投资保护主义现象在加剧，中国企业走向海外过程中经常遇到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抵制。 在立法繁琐的复杂跨国投资交易中，中国企业大都显得缺乏经验和信心，这也表明了他们在一些走向海外必要的专业技能方面的缺失。一方面快速的对外投资增长暴露了中国企业在处理西方国家类型并购中的不足，但同时，另一方面在许多中国对外投资目标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国企业在商业惯例、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干预和不同体制公司管理等方面也均不完善。 去哪里进行对外投资？非洲、其他地区 非洲有相对丰富的未开发资源，如能源、木材、农产品和渔业。到2006年为止，共有超过800个中国企业在49个非洲国家从事商业活动。中国的大型国企主导了中国在非洲地区的投资。例如，中国最大的跨国石油集团——中石油从1996年以来一直开始参与苏丹石油工业开发，显示了其在石油开采运营管理方面的国际水平。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商业活动也招致了一些非议，如中国公司压低劳动力和管理成本，导致其在竞标过程中赢得关键性的优势。还有一些说法指出缺乏环保和社会责任意识使得一些中国国企在非洲（特别是赞比亚）的活动受到影响。不过一些如中石油和中石化这样的大型国企正逐步将社会责任列入到公司议程，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全球市场中来，对股东责任不断增加以及对管理原则的坚持，其商业行为也将随之逐步改变。 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许已经从非洲较弱的法律环境和较强的政府干预环境中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模式，但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使得这种模式并不能持之以恒，未来十年中国的对外投资模式可能会效仿西方国家的最佳经验。中国的目标，用中国最大石油企业之一——中海油负责人的话说，“不是推翻，而是参与和加强世界秩序，并从中受益。

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有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的开辟，到了汉朝不断扩大，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中国和周边国家交往密切。隋唐宋元时期采取比较开明开放的国策，同周边国家的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比如东部的日本朝鲜，东南下附属国，以及同印度西域、中亚等国的交往是外国的商品不断流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商品等流入外国，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到了明清时期，大多采取海禁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同外国经济交往有所减少，但是同周边国家的交往并没有中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开昂的国策，同外国经济交往处于黄金时期，各项经济指数不断提高。加入到了东南亚经济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同欧洲国家签署了许多经济合作协议，特别是区域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的产生，把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主要成就：其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外交的重大举措。中国正式成为WTO一员，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取得极大成功，意味着中国将与占世界经济贸易额9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意味着中国的增长速度将由此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必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其二，亚太经合组织成为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重要舞台。作为一个跨区域的经济合作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在推动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成员国沟通与协调、寻求利益交汇点以及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纽带作用。其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开展经济外交的最新尝试。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将加强双方业已存在的经济合作，也将有助于扩大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其四，中国近年来在非洲、中亚以及南美地区开展的能源外交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大亮点。中国的经济外交成就是显著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近年和缅甸关于石油管道的合作以及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口建设、中国与俄罗斯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也不可忽视；海峡两岸已经签订ECFA，确保经济合作双赢。 中国经济外交战略是中国推动建立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诠释，是中国坚持平等互惠原则基础上拓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手段，对于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加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互交往和相互理解，拓展国际市场起到巨大的作用。有利于消除周边国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的担忧，改善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也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经济影响力、展现大国国际形象。具体现状：其一，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总量的持续增长，中国进入了一个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这将是中国在经济崛起中不得不面对的日益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其二，在全球资源日益短缺、中国经济又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能源和资源的依存度急剧增高，并因在全球资源市场缺乏国际定价权而陷入被动局面。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挑战并非偶然，在国际贸易市场与全球资源市场获得“规则制定权”对于中国来说绝对具有战略意义。中国走到了经济崛起、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和平崛起，中国的经济外交还需要进一步规划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