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把“仁”规定为道德的核心，圣人应该具备仁爱之心（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从仁出发，首要应该做到孝。因此孔子极力推崇孝道（有子曰：“其_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也盛赞尧舜的孝顺。在成就圣人人格上，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努力“修己安人”“为仁由己”，另一方面要接受“礼”的约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雍也》）在孔子眼里，圣人也具备神性色彩，有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神话特征。首先，圣人之言与天命有相同的地位（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而且圣人很神秘，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这里体现了从上古时代因循而来的神话特征。庄子虽然为道家学派，但就“圣人观”，能清晰看到他如何从信奉孔子圣人观，转为发现行不通，并进而提出道家意味的圣人观，庄子圣人观可作孔子圣人观之补充。孔子认为圣人应该内圣外王，初期庄子深受孔子这个理念影响。在《天下篇》中，庄子第一次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并将圣人与君子相提并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在庄子眼中，圣人既精通天道又具备较高德行，同时具备独到智慧。庄子同时称赞古之圣人“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同样在夹缝中生存，孔子怀抱着构建“吾从周”的社会的理想，一生颠沛流离，最终“有其德而无其位”，落得“素王”的名称，庄子则从孔子的人生经验中获得反思，不再追求“外王”，人生态度也变为避世出世，着力于“内圣”，追求天人合一的内在人格：“众人役役，圣人愚钝，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庄子虽然不认可孔子“内圣外王”并积极入世之实际践行，但是庄子本人对孔子的精神和人格还是赞赏的。而细读庄子，可以看到他如何从信奉儒家圣人观转为自创的有道家意味的圣人观，这是知识分子在碰壁之后的反思及开创的另一条人生之路。二、孟子的圣人观不同于孔子以功业评价圣人，孟子评价圣人的标准是“同道”。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在孔子的圣人观上进一步发展，把孔子口中的常人不可及的圣人，变成人人可做的圣人，“圣人，人伦之圣也。”孟子依据人的社会身份和家庭关系，提出“人伦”的具体要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孟子看来，每个个体首先应该履行其该履行的社会义务和家庭责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此外还应该感化他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并在性本善的基础上，提出普通人应该“存心养性”，扩充善良本性，以达到圣人仁爱天下的境界。（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孟子·尽心上》）。到孟子这里，圣人不再像孔子所说有神秘色彩，普通人既难以见到也难以修及。而变得“平民化”，圣人是人类可及的理想人格。三、儒家圣人观的实际意义以及对后世影响1.圣人观的矛盾之处儒家把理想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圣人身上，希望能出现圣人成为圣王，像尧舜禹一样，来治理国家，无疑是不现实的。首先远古时代是否真有尧舜禹这样的圣人就不可考，其次圣人境界只是理论上的假设，现实中实际难为，人们最多只能通过修习，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而且，就算真的有圣人，如何使圣人成为君王，也存在很多不可控的外力因素。孔子也意识到圣人不一定能成为圣王，“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颜渊》），但如何“举直措诸枉”，孔子自己也不能回答。 儒家信奉圣人之治，却并没有提出相应的制度设计，导致在推行儒家理念的统治者那里“内圣外王”则直接变成了“外王内圣”，君王按儒家圣人的标准直接把自己包装为“圣王”，更加加强对百姓的愚弄。这在先秦儒家看来，实在是哭笑不得的。2.积极意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自从先秦儒家提出内圣外王的概念，并辅以一整套修为圣人的理论，事功、内圣、外王就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的标杆。汉唐以后的知识分子，仕途上比较得意的，会比较重视儒家的事功、外王问题，比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仕途上不顺的，主要以著述和教书为主的，会比较重视对修己、内圣问题的研究，比如北宋五子、朱熹等。甚至历代统治者也会直接把自己说成是圣王。但是，无论是儒家自身理论，还是历代实际执政的君王，都没有解答“内圣”何以“外王”的问题。君王是直接把自己说成是圣王，而不是由内圣而圣王；而知识分子企图“外王”，直接参政或者说服君王实行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更往往碰得头破血流，比如王安石变法，近代哲学家则比如企图为帝王师的冯友兰。总之，儒家的圣人观，作为一种哲学探讨、修身实践和传统文化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但若作为政治理想来追求，显然不切实际的。来源：西部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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