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剑南镇研究论文

唐朝在玄宗天宝年间一共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史，统称为是天宝十节度，其中范阳、平卢、河东三镇最终发生了叛乱，是为安史之乱。

那么在天宝年间，唐朝各大边镇的军备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除了叛唐的边镇外，其余的边镇又是什么状态呢？

一：西域边镇

所谓的西域边镇指的是唐朝在西北设立的两大节度：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率数万唐军灭掉了高昌国，并在此建西州都护府，随后又设立了安西都护府，自此开始经略西域。

最初唐军只是在西域建立了几个军事据点，并没有常驻大量军队，整个西域的常备唐军只有数千人，有战事时再从内地发大军。

唐军常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辖地范围却极大：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派遣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巡视葱岭以西，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设置十六都督州府，统辖八十州，一百一十县，一百二十六军府。

但是不久之后，吐蕃崛起，其不光在青海一线与唐朝展开了激烈争夺，也将兵锋指向了西域，唐跟吐蕃在西域的拉锯战持续了数十年时间，终于到了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正式派出三万军队常驻西域。

自此到安史之乱时，吐蕃再也没能染指西域。

西域最初为安西都护府辖地，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但此时的北庭都护府要从属于升格的安西大都护府，后者直接管理西域其他地方。

到了景云二年(711年)，北庭都护府升为大都护府，开始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

随后唐玄宗又先后设立了北庭节度使和安西节度使，其中：

北庭节度使，统辖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管兵两万人；安西节度使，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管兵两万四千人。

唐玄宗时在边镇已经用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由于安西及北庭的唐军驻防要点均在绿洲及水源地附近，其有大量屯田，因此很多募兵实际上是以西域为家的，其作战积极性很高。

而安西、北庭为产马地，因此这里的唐军步兵也均有马匹。当时唐军兵器铠甲世界一流，当然也比较重，步兵有马可提升安西、北庭军团的机动作战能力，而步兵尚且有马，骑兵的马匹质量就更高了。

唐玄宗时期，北庭军的任务是对付西突厥余部中不服从唐朝的部分；安西军的任务是向南切断吐蕃和西域诸国的联系，同时也有在中亚方向对突厥系部族的作战任务。

安西军和北庭军有时会展开联合军事行动。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突骑施汗国内乱，唐玄宗令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统率北庭、安西军攻击。北庭唐军在索虏城击破吐火仙可汗军；安西唐军则偷袭怛罗斯城成功，击破了黑姓可汗尔微特勒。

天宝年间，高仙芝统率安西军，先后取得了讨伐小勃律、朅师国、石国、突骑施等国的军事胜利。

通过这些战争的胜利，高仙芝不仅“瑟瑟十馀斛，黄金五六橐驼，其馀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而且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右羽林大将军的荣誉。

随后高仙芝率安西军征战怛逻斯，以两万唐军便和大食军及当地联军对战五日不落下风，但葛逻禄人突然倒戈，致使唐军战败，高仙芝带着数千人突围成功，返回了安西。

此战虽然损失不小，但是安西军的实力很快就得到了恢复，不久后继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接着率安西军出征大勃律和播仙。

安西和北庭虽是距长安很远的边镇，而且军人编制中不少都是来自当地部族，但是对唐中央却是十分忠心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西、北庭军抽掉了一万五千人的精锐部队回师平叛。

唐肃宗见到李嗣业统率的安西精兵之后，非常高兴，称“今日卿至，贤于数万众。事之济否，固在卿辈”。

而从安西、北庭行营军对安史叛军的作战来看，其素质是要高于叛军的。

史载：李嗣业（安西名将）“袒持长刀，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阵复整”。之后，安西军“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

当时，见到安西军的杜甫兴奋之余作诗，其中有：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之语。

而安西、北庭军的著名将领高仙芝、封常清、李嗣业等人均死于平叛战争中（高封二人为唐玄宗所杀）。

二：西北边镇

唐高宗时，吐蕃崛起，并对唐展开全面战争。

唐军最初的策略是一战而定，先后以薛仁贵率五万大军进军，后又命李敬玄率十八万唐军在青海与吐蕃决战。

但是高原特殊的地形使得来自平原的唐军难以适应，而且吐蕃都城路途遥远，唐军补给无法跟上，一战而灭国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在青海和河西走廊一线与其展开全面争夺战。

到武则天时期，由于军队府兵制度的崩坏，战斗力下降严重，尽管也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无法压制吐蕃进攻。

唐玄宗时为针对吐蕃作战，专门设立了河西和陇右两大节度使。

河西节度使，统辖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豆卢军、新泉军、张掖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守捉，管兵七万三千人。

陇右节度使，统辖临洮军、河源军、白水军、安人军、振武军、威戎军、莫门军、宁塞军、积石军、镇西军、绥和守捉、合川守捉、平夷守捉，管兵七万五千人。

为了统一指挥，河西和陇右节度使经常为一人所担任，将近十五万募兵直接对吐蕃作战，使得吐蕃的攻势被死死卡住。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陇西节度使李祎统率唐军进攻吐蕃。

李祎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信安王，他率领唐军“倍道兼进，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斩获首级，并获粮储器械，其数甚众”。

由于石堡城被攻下，“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地千余里”，第二年吐蕃便开始向唐朝求和。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和吐蕃重新开战，唐河西军入其境2000余里；吐蕃反攻，“希逸（河西节度使）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号威戎军”。

随后河西军萧炅“遣将追尾，有云出军上，白兔舞，大破吐蕃”；陇西方向，杜希望“发鄯州兵夺虏河桥，并河筑盐泉城，号镇西军，破吐蕃兵三万”；获得了全面优势。

但不久之后，河西、陇右节度使由《长安十二时辰》中出现的那个盖嘉运将军担任，此人疏于战备，丢掉了石堡城。

吐蕃得到了石堡城之后，又转向对唐的主动进攻。

唐军屡攻石堡城受挫后，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

天宝八年（749年），唐军付出了巨大代价拿下了石堡城，随后乘胜又夺取了洪济、大莫门、五桥、树敦城，再加上青海湖上龙驹岛修筑的应龙城，唐军再次形成对吐蕃的全面优势。

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又请立浇河、洮阳两郡并建立宁边、威胜、金天、武宁、耀武、天成、振威、神策八军，唐军在高原进一步推进。

除了在西北设立的针对吐蕃的两大藩镇外，在这一方向还有针对后突厥的朔方镇。

朔方节度使，统辖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东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

东部突厥集团在唐太宗时便被击败，并归附唐朝，但是其势力在唐高宗末年再度复兴，是为后突厥。武则天时期，由于战略失误，甚至还赐予其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及六州降户数千帐。

后突厥得以迅速扩充实力，其巅峰时期控制了整个漠北，控弦之士达四十万之众。

面对严峻的北边形势，朔方镇是极为关键的，因此常驻了六万多唐军。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养子王忠嗣任朔方节度使，此人父亲便是唐军勇将，在对吐蕃作战中战死，因其年幼，被唐玄宗收养，青年时期便以勇悍擅战扬名于河西。

镇守朔方后，王忠嗣巧妙使用间谍，挑拨后突厥各部关系的同时，也刺探了大量精准情报，因此朔方军每次出战必定能以极小代价取得胜利。

天宝元年（742年），王忠嗣率军击破奚族武装，同年又“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落，攻（后突厥）米施可汗走之”，朔方唐军趁机出兵“取其右厢而归，其西叶护及毗伽可敦、男杀葛腊哆率其部落千馀帐入朝”。

天宝二年（743年），王忠嗣再破怒皆及突厥之众，“自是塞外晏然，虏不敢入”；

天宝三年（744年），朔方军又破后突厥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

天宝五年（746年），后突厥灭亡。

王忠嗣练兵极严，但对士卒极好，因此朔方军是当时唐边镇军中的强军，唐军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郭子仪等人都是他的部下。

河西、陇右、朔方三镇对唐中央也是十分忠心的，尤其朔方镇军可以说是王忠嗣一手带出来的，由于他跟太子李亨是幼年好友，虽然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就去世了，但李亨还是能以朔方军为基干平叛，并在其治所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

这西北三镇的部队同时也是针对安史之乱平叛的主力军。

三：南方边镇

唐高宗时，与吐蕃的战争全面开打，其中除了青海主战场外，还有两大分战场，一个是之前提到的西域，还有一个就是四川。

因此，唐军也加强了在四川西部的防御，作为牵制吐蕃的一条重要战线。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剑南支度、营田、处置、兵马经略使被升为剑南节度使。

其统辖团结营、天宝军、平戎军、昆明军、宁远军、澄川守捉、南江军及翼州、茂州、维州、柘州、松州、当州、雅州、黎州、姚州、悉州等州郡兵，管兵三万九百人。

天宝年间，吐蕃已经被全面压制下去，在此之前剑南军还收复了安戎城。

但此时，依靠唐王朝力量统一的南诏国却崛起了，其本身是唐朝的附属国，但由于唐朝地方官与南诏的矛盾加剧，使得南诏兵戈相向，剑南战事开启，是为天宝战争。

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出戎、巂州，往击南诏，阁逻凤遣使谢罪请和，请还其所虏掠，表示愿意归附于唐朝。

但是鲜于仲通不允许，进军至西洱河，兵临南诏首都大和城，被南诏击败，唐兵死六万人。

剑南镇兵额仅三万九百人，鲜于仲通哪儿来的八万人？这其中一方面有夸大唐军数量及死伤的因素，同时也有剑南镇征发临时军人及部族武装的缘故。

此战后，南诏投向吐蕃，天宝十三年(754年)，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击南诏，进至南诏首都太和城，全军覆没。

天宝战争是当时的宰相杨国忠主导的，李宓所率的部队中除了剑南兵外还有从两京以及河南河北招募的士兵。这些兵不适应云南地理环境，实际上在正式作战前便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难以达到正常的作战状态。

同时这个七万大军全军覆没可能也有所夸大。

这主要是因为天宝战争是杨国忠主导的，而此人为世人和史家所厌恶，因此不乏有夸大唐军损失，以突出杨国忠之罪的因素。

但是尽管如此，剑南镇在天宝战争中的损失惨重是毫无疑问的，这使得后来的安史之乱中，剑南镇无力支援平叛，但该镇对唐也是忠心的，唐玄宗入成都即是证明。

唐朝时期，虽然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且朝廷的赋税、粮食大多出自江南，但是却没有在这里驻扎重兵。这主要是没有对手的缘故，同时相对来说，南方当时的人口密度还不是很大。

唐玄宗开元初年，安南梅玄成起兵叛乱。唐朝派出的是太监将军杨思勖，史载：

思勖请行，诏募首领子弟十万，与安南大都护光楚客繇马援故道出不意，贼驴眙不暇谋，遂大败，封尸为京观而还。

杨思勖这个人虽然是个太监，但是武力值超高，曾在宫廷政变中砍翻过禁军将军，后来在唐玄宗上位时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被封为左监门卫将军（右监门卫将军是高力士）。

开元十二年（724年）、十四年（726年）、十六年（728年），杨思勖又三次统军出征，三战三捷，擒杀敌军超过10万人，自己也因功升至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

杨思勖治军严厉，“将士惮服，莫敢视”，对自己人比较狠的同时，太监将军对敌军更为残忍，“所得俘，必剥面、皦脑、褫发皮以示人”。

在杨思勖的军事打击下，南方叛乱被平定。后来唐玄宗为了防止叛乱势力死灰复燃，于是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置岭南五府经略使。

其治所在广州，统辖经略军、清海军，直辖广管诸州、兼领桂、容、邕、安南四管诸州郡兵，管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很明显，其兵员是比较少的，但是兵虽少，却对唐中央极为忠心，没有出现秦朝末年中原大乱后，岭南军队割据自立的情况。

安史之乱爆发后，岭南虽然兵少，但依然回军平叛。

四：叛乱边镇

唐朝在东北方向原本是针对高句丽和朝鲜半岛作战的。

唐太宗时期，亲征高句丽，发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

此战的结果虽然未能灭掉高句丽，但是战果很大：

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

唐高宗继位后持续对高句丽用兵，并且出兵朝鲜半岛，灭掉了百济国，同时还击败了前来救援的日本军队，这也是中国和日本军队的第一次大战。

百济灭国后不久，高句丽也被灭，唐朝设立安东都护府。

由于新罗逐步蚕食，同时唐的精力主要开始对付吐蕃，因此安东都护府治所内迁辽东，新罗随后也依附唐朝，东北边境暂时安稳。

武则天时期，契丹叛变，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在随后与契丹的战争中，武周（唐）军队损失惨重；几乎与此同时，靺鞨人又建立了震国，势力最盛时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控制了东北大部地区。

因此，武则天被迫开始在河北、辽东、山西屯驻重兵以针对北边局势。

唐玄宗开元初期设立幽州节度使针对这一方向，因为渤海国受唐册封并交好，因此幽州军主要是对付契丹和奚族武装。

开元后期，唐军名将张守珪坐镇幽州，其任上几乎打残了契丹武装，并将幽州军锻炼了出来，但他同时也重用起了胡人安禄山，开元末年安禄山已任平卢兵马使。

安禄山本为胡人，因盗羊被抓即将被乱棍打死时，得到了张守珪的注意，随后命其抓俘虏。

由于安禄山“知山川水泉处，尝以五骑禽契丹数十人，守珪异之，稍益其兵，有讨辄克，拔为偏将”。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幽州节度使改为范阳节度使，并且分出了平卢节度使。

范阳节度使，统辖经略军、静塞军、威武军、清夷军、横海军、高阳军、唐兴军、恒阳军、北平军，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

平卢节度使，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管兵三万七千五百人。

而安禄山不久后则担任两镇节度使，统辖这近十三万精兵。

那么安禄山的军事水平如何呢？

安禄山在张守珪麾下时曾有骁勇之称，但其专长不在于此，而在于诡诈，其常常通过诱等方式来斩杀契丹人，但是这种方式小打小闹还行，大规模战争中就不一定管用了。

天宝十一年（752年）率兵讨契丹，结果“士略尽，禄山中流矢，引奚儿数十，弃众走山而坠”，后来“庆绪、孙孝哲掖出之，夜走平庐；部将史定方以兵鏖战”，这才将安禄山救回来。

但是安禄山虽然在战场上不如天宝年间的其他名将战绩显赫，其诡诈却超过了所有人。他一方面贿赂朝中大臣，另一方面以自己为胡人、不识文字，通过装蠢来降低皇帝及大臣对自己的警惕，由此获得了唐玄宗及宰相李林甫的信任。

而在边事上，安禄山随后又得到了河东节度使的职位，此职统辖天兵军、大同军、横野军、岢岚军、云中守捉及忻州、代州、岚州三州郡兵，管兵五万五千人。不过，安禄山实际上不能控制河东镇的全部兵马。

此外，安禄山又用手段迫使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叛逃，此人为突厥九姓首领，后来被葛逻禄人所杀，部众则被安禄山收编，其又得精兵一批，史载：已得布思众，则兵雄天下。

结语

天宝初年，经过王忠嗣朔方军的打击，后突厥已经灭亡，奚族强悍的怒皆部也被打残，契丹经过屡次打击后已经大伤元气，虽然也将安禄山打败过，但无力威胁唐朝边镇。

因此，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约十八万大军实际上是没有特别强大对手的。

当时其余各边镇的情况是，西域远在天边；河西、陇右被吐蕃死死粘着；剑南在征南诏时损失惨重；岭南兵少且地处边远；朔方军当面又兴起了回鹘。

各镇都有比较强的假想敌或者地处边远，而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却闲着没事，安禄山的基本盘范阳镇到长安的距离只有如今的半个河北、一个河南及半个陕西。

这条路线大部为平原，适合骑兵冲击，而且没有重兵驻守，朝廷在长安的中央军又烂得不成样子。

因此叛军之所以敢叛乱，也就是吃准了中央军不能战，其他边镇短期内无法回援，打得是时间战，时间越快打到长安，那么叛乱就成了。

而当时十大边镇中真正有叛唐之心的只有三个边镇（实际为范阳、平卢和半个河东），其余的在当时都是忠于朝廷的。

在实际操作中叛军所过自然是势如破竹，一路横扫河北、河南，并占领了东都洛阳。封常清率临时招募的部队败退后，与高仙芝汇合坚守潼关。

此时只要坚守潼关，等待其他边镇大军回援，安史之乱就平定有望。但是唐玄宗太急躁了，先是斩杀了高仙芝、封常清，接着又强令哥舒翰出战，以至于葬送了集结起来的兵力，还丢掉了长安。

因为都城的丢失，再加上后来唐肃宗平叛部署的失误，使得中央势微，安史之乱未能彻底平定，反倒造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唐朝由于无法集中全国之力，再也不能像之前那么强盛了。

说起剑南春酒，就会使人想起了西蜀文化古城——绵竹。

绵竹地处天府之国的西北隅，在唐代，是剑南道的辖县，盛产稻谷，美酒，素有“七十二洞天福地”之称。 绵竹，历史悠久，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数百眼清泉星罗棋布，依山傍水，是避暑旅游的胜地。 俗话说，“名泉必酿美酒”。

千百年来，绵竹盛产佳酿不绝，盖源于“玉妃溪” 溪水不断。唐代把绵竹产生“剑南之烧春”作为皇帝专门享用的贡品，奉送到宫廷。

唐代诗仙李白闻讯赶来，在绵竹狂喝豪饮，连连数日，忘了归途。最后，盘缠用尽，无钱沽酒，于是解貂赎酒，留下了“士解金貂，价重洛阳”的佳话。

“剑南之烧春”就是绵竹大曲，到明清之际，已远近闻名。它最早是由“朱天益酢坊”酿造（坊主朱煜，陕西三原人氏）的，迄今已逾三百余年。

绵竹大曲是酒中珍品，味醇香，色清白，状似清露。它夏能清暑，冬可御寒，能止呕吐，除风湿瘴气，其功效超过人参。

清代经学家李德扬说：“代仪充土物，却病比人参，盖纪实也。惟西南一线泉脉可酿此酒。”

（《函海》）一线泉即玉妃溪。 清末民初，绵竹大曲有较大发展。

1922年，曾获四川第七次劝业会一等奖。1928年又获国货展览会奖章。

就是在清朝中期，也很有名气，乾隆年间，官拜太史的罗江人李调元，遍游中国，写了《童山诗集》，其中有“天下美酒皆尝尽，却爱绵竹大曲醇”之句。 建国后，党和 *** 十分关心绵竹地区的酿酒事业。

1951年，四川省绵竹剑南春酒厂成立。该厂成立后，科技人员发掘整理民族工艺宝贵遗产，通过技术革新，融人现代科技，酿造出了超越原来绵竹大曲品质的新产品一一剑南春。

其产品透明晶亮，气味芳香浓郁，口味醇和甘甜，清冽净爽，饮后余香悠长，并有独特的曲香。 它集芳、浓、醇、冽、甘五味于一身，形成独特的风格。

这种风格除选料精细，制曲讲究，工艺先进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天然矿泉水质的纯净、清澈、甘甜。“今朝飘香神州，明朝醇醉世界”是剑南春人的奋斗目标。

1958年正式命名的“剑南春酒”，1963年被评为四川名酒；1967年金榜题名，荣获国家优质金奖；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口海外，在第三届、第四届全国评酒会上被评为“中国名酒”。

剑南春酒产于四川绵竹县，其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 多年前的唐代。

史载，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除州郡 制，改益州（今四川西部地区）为剑南道，当时的绵竹县属剑南 道，故这里生产的酒被誉之为“剑南之烧春”，闻名于世，成为 朝廷独享之贡品。 据传，当年李白为了喝到“剑南烧春”美酒， 曾在绵竹“解貂赎酒”留下了“士解金貂，价重洛阳”的美谈。

北宋文豪苏轼曾作《密酒歌》赞美绵竹生产的酒以“醇酽”著 称。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陕西三元县人朱煜来到绵竹开 办大曲酒作坊，以后又有几家大曲酒作坊相继开业。

据《绵竹县 志》载，当年生产的大曲酒，“色洁白，状若清露”，这种清露酒 又称绵竹大曲，是今剑南春酒的前身，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 史。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5月在私营作坊的基础上改造建 立了地方国营绵竹酒厂，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开发生产剑 南春酒系列。

1958年，剑南春正式问世，1984年绵竹酒厂改名 为剑南春酒厂。1994年由剑南春酒厂出资投人，7家企业参股， 改制为剑南春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为“剑南春牌”，外销注 册商标为“长江大桥牌”。

剑南春酒的原料为高粱、大米、小麦、玉米，采用浓香型传 统工艺，用优质地下矿泉水，经老窖发酵、红糟盖顶、回沙回 酒、去头拆尾、分段接酒储存、勾兑调味等工序精心酿制而成， 具有芬香浓郁、醇和回甜、清冽净爽、余香悠长的独特风格。 1963年被评为四川名酒，从1979年开始，蝉联第三、四、五届 全国评酒会国家名酒称号，产品远销欧、美和港澳地区。

二十世纪初，绵竹大曲在多次四川国货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奖状。

1932年首获准使用注册商标而名扬天下。自1913年开始，绵竹相继有50余家酒店、酒行、酒庄在成都西市，绵竹大曲成为成都“酒坛一霸”。

四十年代初，绵竹酒业入了一个历史高峰，大曲酒作坊增至38家，老窖200多个，年产350多吨 ，并远销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绵竹大曲获奖 1922年获四川省劝业会一等奖。

1928年获四川省国货展览会奖章、奖状。1929年“乾元泰”、“大道生”、“瑞昌新”、“义全和”等十二家大曲酒， 获四川省优秀酒类奖凭。

1932年四川省举办第一次名产展览会，绵竹县提供多种产品参展，其中“垣丰泰”大曲坊酿造的大曲酒，首次被批准使用注册商标，以崭新的时代风貌引起了一 番轰动。 （《剑南春史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剑南春人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酿酒工艺，生产出了声誉卓著的中国名酒剑南春。

六十年代，剑南春生产工艺完全成熟。七十年代，剑南春开始出口，远销日本、港、澳，并荣登全国八大名酒金榜。

八十年代，剑南春一期工程的扩建，现代科技的应用和一系列的技术改革，系列产 品实现了全优。从此，剑南春进入了万紫千红的黄金时代。

九十年代，剑南春人认真研究市场规律，针对市场制定的营销策略、“科学投放”等措施，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五十年代 一九五一年五月，国营绵竹县酒厂宣告成立，这个厂就是今天“四川省绵竹剑南春 酒厂”的前身。

一九五八年三月，酒厂从改变酿酒原料入手，进行科技攻关，试验出一种绵竹酿酒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原料，用这种原料酿出了“芳、洌、甘、醇”， 恰到好处，风味更为独特完善的酒，这就是今天声誉卓著的中国名酒“剑南春”。 （《剑南春史话》）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酒厂采用“双轮底发酵”工艺，完善“勾兑调味”技术，找出“剑南春 ”基础酒的最佳储存老熟期，至此，“剑南春”生产工艺完全成熟。

一九六三年， 剑南春酒被评为四川省名酒，获金质奖，一九 *** 年，双沙酲色酒被评为四川省优 质产品，获银质奖。（《剑南春史话》）七十年代 一九七四年，“剑南春”开始出口，远销日本、香港、澳门等地，一九七九年第一 届全国评酒会上，被评为全国名酒。

“剑南春”、“绵竹大曲”等产品声誉日高， 销售量大增，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厂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有效管理的智慧》）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酒厂在实现系列产品全优目标的基础上，剑南春酒又连续荣获第四届、第五届国家名酒称号和国家质量金奖。

一九八八年还在香港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食品 博览会上，获国家金花奖。 为了发展名酒生产，提高名酒产量，一九八四年，中商部决定拨款1430万元， 扩建剑南春酒厂。

一九八五年十月扩建工程破土动工。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试产出 酒。

中商部同意再拨款3500万元，扩建年产四千吨剑南春的第二新区。至此， “剑南春”进入了千古未有的黄金时代。

（《剑南春史话》）九十年代 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剑南春的进步，改革开放，极大地丰富了剑南春酒文化的内涵 。 跨入九十年代，剑南春人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发展。

一九九0年起，投资近亿元，年产曲酒6500吨，占地近400亩的剑南春二期、三期扩建工程相继上马投产。 一九九四年，三星级大酒店也建成使用…… 剑南春以最新“史话”开始了宏伟的构思。

剑南春产于四川绵竹。

是唐代时人们以“春”名酒，绵竹又位于剑山之南，故名“剑南春”。这里酿酒已有1000 多年历史，早在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5年），有剑南道烧春之名，据唐人所 著书中记载：“酒则有……荥阳之土窖春……剑南之烧春。”

“剑南之烧春”就是绵竹产 的名酒。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青年时代曾在绵竹“解貂赎酒”。

从此，绵竹酒就以“土 解金貂，价重洛阳”来形容自己的身价。宋代大诗人苏轼作《蜜酒歌》，诗前有引：“西 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力，作此歌以遗之。”

杨世昌是当时绵竹 武都山的道士。由此足见唐宋两代，绵竹的酒已是醇酽美酒。

剑南春酒的前身绵竹大 曲创始于清朝康熙年间，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最早开办的酒坊叫“朱天益酢坊”， 业主姓朱，名煜，陕西三原县人，酿酒匠出身。

当初，他发现绵竹水好，便迁居到此， 开办酒坊。后来，又有白、杨、赵三家大曲酒作坊相继开业。

据说，这四家都是采取陕西略阳的配方酿造大曲酒。据《绵竹县志》记载：“大曲酒，邑特产，味醇香，色泽 白，状若清露。”

清代文学家李调元在《函海》中写道：“绵竹清露大曲酒是也，夏清 暑，冬御寒，能止吐泻，除湿及山岚瘴气。”清末已发展到十七家。

1958年，绵竹大 曲酒改名“剑南春”。 品种：剑南春酒酒度分六十度、五十二度两种。

剑南春酒属浓香型白酒，芳香浓郁，醇和甘甜，清冽净爽，余香悠长，具有独特的“曲 酒香味”。 成份：绵竹剑南春酒以红高梁、大米、小麦、糯米、玉米五种粮食为原料，用优质小麦制大 曲为糖化发酵剂。

采取“红糟盖顶、低温入池，双轮底增香发酵，回沙回酒，去头截尾，分段接酒”等 酿造工艺，经过长期贮存，细心勾兑调味而成。 1922年，绵竹剑南春在四川省第七次劝业会上获一等奖；1928年，在四川省国货展览会上，又获奖章和奖状。

自此，它声誉日增，誉满全国。

剑南春酒产于四川省绵竹酒厂，是我国历史名酒之一。

在唐代，绵竹属于剑南道，绵竹产的 剑南烧春为皇帝专享的贡品。相传，年轻时的大诗人李白曾在绵竹“解貂赎酒”，留下了千古 佳话。

多少年来，“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早已经深入人心、有口皆碑。 事实上，在四川绵竹， 关于剑南春发源的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颇为丰富，且神秘而传奇，剑南春的历史大概远不止起 于“大唐盛世”。

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是古蜀说。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形态和容量各异的青铜及陶瓷酒 具，说明当时古蜀国酿酒业已有相当的规模。

而绵竹距三星堆仅仅几十千米，并且同属马牧河 水系。若以此推算，剑南春当有“4000多年”的酿酒历史。

二是战国说。从绵竹金土村发掘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垒和提梁壶等精美酒器看，说明战国 时期绵竹酿酒业就有可能已经存在并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若以此推算，剑南春也当有“2400 年”的酿酒历史。 三是汉代说。

其物证是四川新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酿酒》图，有学者认为图中表现的是 蒸馏酒的生产工艺，而剑南春也是蒸馏酒，且绵竹与新都同属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之 地，剑南春起源于此也不无可能。若照此推算，剑南春也该有“2000年”的酿酒历史 剑南春有确凿的文献记载始于唐朝，而且还被指定为宫廷御酒。

唐代武德年间，当时的中 书舍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闻名全国的13种美酒，他写道：“酒则有……荥阳之土窖 春……剑南之烧春。”。

剑南春产于四川绵竹。唐代时人们以“春”名酒，绵竹又位于剑山之南，故名“剑南春”。这里酿酒已有1000多年历史，早在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5年），有剑南道烧春之名，据唐人所著书中记载：“酒则有……荥阳之土窖春……剑南之烧春”。“剑南之烧春”就是绵竹产的名酒。绵竹酿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酒文化特别丰富。从绵竹的史料和收藏的文物可以出，延续二千四百年的剑南春酒史，不仅是四川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的文化遗产，值得令人挖掘、研究。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河，悠远而辉煌。跟它那“天地涵容百川入”的伟大气象相比，中国的酒文化只是细流涓涓。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酒文化却不曾枯竭过。因为有象绵竹“剑南春”这样的分子，组成它那令人惊羡的系列，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发展，生存……

西蜀文化古城绵竹，素有酒乡之称，这里是中国名酒剑南春的故乡，也是川酒发源地之一。

绵竹酿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酒文化特别丰富。从绵竹的史料和收藏的文物可以考证出，延续二千四百年的剑南春酒史，不仅是四川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的文化遗产，值得令人挖掘、研究。

蜀酒探源

巴山钟灵，蜀水毓秀。在巴蜀大地上，有一条成U形的名酒带，勤劳智慧的巴蜀先 民在这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巴蜀文化。座落在这条名酒带的绵竹，酿酒历史已有四千余年，广汉三星堆蜀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酒具和绵竹金土村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罍，提梁壶等精美酒器以及东汉时期的酿酒画像砖等文物考证以及《华阳国志·蜀志》、《晋书》等史书记载都可证实：绵竹产酒不晚于战国时期。

盛唐华彩

剑南春传统酿造技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始终得到继承和发展。在唐朝，百业兴旺，绵竹成熟酿酒技艺下诞生的“剑南烧春”（唐代，绵竹属剑南道而得名）倾动朝野。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对天下名酒记载道：“酒则有……乌程之若下，剑南之烧春……”，剑南烧春更作为宫廷御酒而被载于《后唐书·德宗本记》。这是唯一载入正史的四川名酒，也是中国至今唯一尚存的唐代名酒，是绵竹酒文化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另据黄葆真《事类统编》载曰：“为生春，《德宗本记》剑南贡生春酒。”

宋业为继

时至宋代，绵竹酿酒技艺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酿制出“鹅黄”、“蜜酒”，其中“蜜酒”被作为独特的酿酒法收于李保的《续北山酒经》，被宋伯仁《酒小史》列为名酒之中。明代徐炬《酒谱》中记载：“西蜀道士杨世昌造蜜酒。”蜜酒鹅黄的出现，不仅形成了一个名酒系列，而且为中国文学史，也为中国酒文化史留下了千古美谈。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与绵竹道士杨士昌的趣闻，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剑南诗稿等许多文坛佳话蕴于其中。

在宋代，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的影响和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同时还为南宋抗金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宋会要》记载：南宋初年，为了筹集军费抗击金兵，时任川陕巡抚处置使的绵竹人张浚从绵竹兴旺发达的酿酒业和大额的酒税上得到启发，于建炎三年（1129年）实施“隔槽酒法”，鼓励民间纳钱酿酒，次年便使四川酒税由过去的缗钱140万缗猛增至690万缗。此法前后施行了七十余年。这笔庞大的酒税收入大大缓解了南宋王朝军需困难，在抗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绵竹酿酒业为代表的四川酒业在这段历史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明清中兴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不断，人口锐减，导致了绵竹农业荒芜，经济萧条。依附于农业发达而产生的剑南春传统酿造技艺受到巨大威胁。直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2）才逐渐恢复，出现了朱、杨、白、赵等较大规模酿酒作坊。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绵竹县志》记载：“大曲酒，邑特产，味醇厚，色洁白，状若清露。”乾隆年间太史李调元，宦游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自谓“一笑市人谁知我，醉来高卧酒家楼”，并夸口尝尽天下名酒，是个十足的饮酒行家。他说自己“天下名酒皆尝尽，却爱绵竹大曲醇。”

清末，绵竹酿酒作坊已有上百家，著名大曲坊已增到18家，绵竹商贸因此更为昌盛，出现了“山程水陆货争呼，坐贾行商日夜图。济济直如绵竹茂，芳名不愧小成都”（清诗人李锡命《咏绵竹》）的繁荣景象。

天下知名

历史跨入20世纪以后，绵竹酒业又有了一番新的风姿。 1911年，绵竹大曲首获四川省劝业会头等奖；1928年再度获四川省国货展览会奖；1929年“乾元泰”、“大道生”、“瑞昌新”、“义全和”等12家大曲酒作坊的产品，又获四川省优秀酒类奖；1932年，四川省举办第一次名产品展览会，绵竹提供了多种产品送展，其中“恒丰泰”酿造的绵竹大曲酒首次被批准使用注册商标，以崭新的时代风貌引起一番轰动。当时一诗人曾为绵竹的酿酒家题词：“百里闻香绵竹酒，天下何人不识君。”据《绵竹县酒类调查表》记载：至1941年，全县酿酒作坊已多达200余家，产酒二百余万公斤。从1913年绵竹“义全兴”大曲坊在成都开店销售绵竹大曲，至1949年，专门经营绵竹大曲的酒庄、酒行、酒店已达50余家，绵竹大曲被称为成都“酒坛一霸”。而且还销往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台湾《四川经济志》称：“四川大曲酒，首推绵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