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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诵是鉴赏古典文学作品的重要手段
人们阅读古典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丰富知识，陶冶情操，更是为了从鉴赏中获得美的享受。吟诵，正是帮助我们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诗词，所以久为传诵，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用美的语言创造了一个情景交融、能把读者引入想象空间的美好意境。学会了吟诵，首先可使我们在鉴赏时更充分地领略作品的意境美。
首先，吟诵的效果不仅优于默读，而且胜过用普通话以现代的方法朗读，它能使我们充分地感受古典文学作品的情味，这是因为古典文学作品音节的安排有特殊的规律，非吟诵不能展现其妙处，非吟诵不能很好地"由声入情"；吟诵都依一定的腔调进行，而吟诵腔调自具一种特殊的韵味；加上吟诵作为一门有悠久历史的艺术，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技巧。同样一首古典诗词，先用普通话以现代的方法朗读一下，然后再吟诵，两厢比较，尽管朗读也有技巧，但相形之下，抑扬顿挫合度、疾徐轻重有致的吟诵却更能充分地再现作者的心态神情，因而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
其次，吟诵本身就是一种美--古诗词文音乐美的享受。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为塑造艺术形象，表现内容服务的，但作为形式，它有相对的独立性。
例如：《声律启蒙》熔古典诗词典故、意向于一炉，诗言志、赋比兴，春花、秋月，蝉鸣、莺啭，长亭、幽寺，饮酒、观棋，渔猎、钓耕，杨柳杏花、高天淡水、西楼佳人、边塞风沙……汉语之美，音韵之美，在《声律启蒙》中都有着最精粹的体现。关于这一点，你只要大声地诵读出来就会有直接的感受和体验。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李白《行路难三首》之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四方。 刘邦《大风歌》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王维《使至塞上》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李贺《马诗二十三首》之五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望庐山瀑布》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岳飞《满江红》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 文天祥《过零丁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陆游《游山西村》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杜牧《遗怀》 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
何承天《上邪篇》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李清照《绝句》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水浒传》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白居易《琵琶行》 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同光。
屈原《楚辞.九章.涉江》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 陆游《夜泊水村》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过华清宫绝句》 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杜甫《曲江》之一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白居易《暮江吟》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落上头。
杨万里《小池》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 《岳阳楼记》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李商隐《乐游原》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杜甫 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 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
《水浒传》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木兰诗二首》之一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将进酒》 天涯何处无芳草。 苏轼《蝶恋花》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白居易《琵琶行》 千磨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石灰吟》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赵翼《论诗》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俞文豹《清夜录》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刘禹锡《浪淘沙九首》之一 九州生气恃春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论语·颜渊》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述而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毛泽东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杜甫《月夜忆舍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王勃《滕王阁序》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江南春绝句》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李开先《宝剑记》 宁为鸡口，无为牛后。
《史记·苏秦列传》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林升《题临安邸》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陶渊明《移居》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杜甫《蜀相》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论语·子罕》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于谦《石灰吟》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白居易《琵琶行》 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
冯梦龙《古今小说》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苏轼《洗儿》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将进酒》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详《过零丁洋》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唐·贺知章《回乡偶书》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唐·李白《送友人》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唐·杜甫《江畔独步寻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唐·杜甫《水槛遣心》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唐·杨巨源《城东早春》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唐·王维《观猎》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唐·孟浩然《过故人庄》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唐·李白《秋浦歌》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唐·白居易《卖炭翁》 温故而之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蓣洲。 唐·温庭筠《望江南》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宋·曾公亮《宿甘露寺僧舍》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宋·周敦颐《爱莲说》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乐府诗集·木兰诗》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宋·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唐·杜甫《春。
这里有一篇很棒的 浅谈古诗词鉴赏中的联想 关于联想和想象，《文心雕龙》里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舒卷风云之色。”这固然是针对文学创作而言，对古诗鉴赏来说，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易卜生说过：“不仅作家在创作，而且往往读者比诗人更像诗人。”离开了联想和想象，就不可能对古诗词作到真正的、全面的理解和欣赏，我们读者在进行鉴赏时，往往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再创造、再接受。
但在实际的鉴赏中，联想又不能是漫无边际的，而是应当有所侧重，有的放矢。细分之，可有以下几种情况。
1.背景联想 诗歌鉴赏要知人论事，知人论事才能顾及全篇。诗歌作为诗人表达个性思想感情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要揉进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个人的不幸、身世的沧桑、命运的坎坷都能在诗词中找到它们的影子。
如果不了解李煜由贵为天子到沦为阶下囚的巨大反差，就不会理解他那种“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深哀巨痛，李清照若没有晚年丧夫失家、生活颠沛流离的不幸遭遇，又怎会写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样深婉哀痛的句子？ 联想写作背景，关键是要能够设置一种可以进行想象的具体情境，使自己身处其中，能够仔细品味和体会作者当时的心境，作到细致入微，透彻深刻。所以飘逸豪放的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后才会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松与喜悦。
百年多病、愁苦穷困的杜甫才会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阔大与深沉。 2.细节联想 中国古典诗词多篇幅短小，意蕴丰富，古人用“滋味”说诗，强调诗歌要“吟诵涵泳”，就是针对诗歌精致细微这一特点而言的，在看似寻常的细节内容上下功夫正是优秀作家的不寻常之处，所谓“琐屑中有无限烟波”。
纵观近几年的高考题，大都在诗中的细节上设置题目，这些地方看似平常，其实大有文章。而要对细节进行充分细致的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联想，细细品味得之。
如，晚唐诗人杜牧的《秋夕》：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这首诗描写了一个宫女的孤苦生活，通篇没有一句抒情的话语，只有景物和动作的细微描写，但仔细一想：银烛秋光，显示出几分暗淡和幽冷，小扇暗示出被遗弃的命运，“扑流萤”写出宫女的无聊和孤独，“夜色凉如水”暗示夜已深沉，牵牛织女的故事一定又使她想起自己的凄苦身世，这样一想，诗中的人和事都有了具体的典型环境，原本平淡的细节有了隽永的意味，宫女内心的复杂感情也凸显出来，令人叹惋再三。再如高考题中对“闲敲棋子落灯花”这一细节的理解，也需要进行细致合理的联想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重视细节并不能拘泥于细节，一味寻求所谓的“生活的真实”，那样无疑会扼杀诗意，摧残情趣。 3.空白联想 一位外国文学评论家说过：“诗人的思绪则有如儿童，因为他们的思维都淡化了逻辑性，而是一种跳跃性。”
正是由于诗人在创作时的这种思维和感情的跳跃性，使诗歌的语言和叙述出现的突然中断而产生巨大的空白。这些空白当然不是真空，而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空灵中蕴涵无限境界。
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说：“写诗的困难往往不在于取而在于舍。诗中那些无言之处也需要认真经营”。
可见诗词中出现的空白正是作者的独具匠心之处，对于这些空白正需要我们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加以填充，才能充分的挖掘出诗作的光彩，完成对作品的再创造。如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里的两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初看来，这两个无什么关联的形象很难放在一起，细一联想才知道远征的丈夫早已命丧战场，可怜的妻子还在家中做着团聚的美梦呢！由“河边骨”到“梦里人”这两个画面的突兀翻转确实震人心魄，给读者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宗白华先生说：“空灵和充实是艺术精神的两元”，只有进行深入的联想和想象，进入诗歌的“空灵”空间，才能更好的挖掘体味出诗词充实的一面，这才是进行诗词鉴赏的妙境。
4.对比联想 对比手法是诗词写作中的常用手法，只有在联想的基础上加以对比才能充分挖掘出对比的表现力。有的诗歌通篇都用对比，如唐代女诗人陈玉兰的《寄夫》：“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几乎句句用对比，把妻子思念、关心远在边关的丈夫的心情写的淋漓尽致，对比手法的运用还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性，揭示了战争给人民造成的痛苦。采用对比，比直接叙写更有表现力，给读者留下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更有感染力。
再如李白的《越中揽古》，作者打破绝句的常规写法，前三句极力铺叙勾践灭吴之后的荣耀与欢庆：战士衣锦还乡，春殿歌舞不断，后一句陡然直下，“只今唯有鹧鸪飞”，物是人非，霸业成空，突入而来的对比形成巨大的反差，令人长嗟不已，这是联想带给我们的魅力。
关于古诗的研究报告 关于古诗词名句的调查报告 苏教版三年级上册第八单元 怎样写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一种应用文体。
它要求我们对特定对象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精准的归纳整理，科学的分析研究，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并形成一份汇报性材料。 调查报告一般由标题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一）标题可用“关于****的调查报告”这一样式。
（二）正文一般分前言、主体、结尾三部分。 1.前言：要求精练概括，切入主题。
2.主体：必须详述调查研究的基本情况，分析得出各种具体认识、观点和结论。 3.结尾：小结全篇。
根据以上信息，结合课本上的要求，我们就会知道：这次的古诗词名句的调查报告是要求我们对自己熟悉的，或耳熟能详的古诗词名句进行归纳整理，形成一份汇总性质的文章。 调查课本上的古诗词名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出自《水调歌头》，作者是宋代的苏轼。诗句的意思是：但愿美好的感情长留人们心间，虽然远隔千里，也能共同拥有这一轮明月。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出自《题西林壁》，作者是唐代的李白。
诗句的意思是：为什么不知道庐山真正的样子呢？正因为我身在庐山当中，眼界十分狭窄，所见到的只能是局部。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含杨柳风。
出自《绝句》，作者是宋代的一个名叫释志南的和尚。诗句的意思是：这如杏花一般的细雨飘洒在身上，衣服像是要湿却并不会湿；那跟杨柳一样的和煦春风扑面而来，怎么可能会让人产生寒意呢？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出自《渭城曲》，作者是唐代的王维。诗句的意思是：请你再喝下这一杯酒吧，出了阳关，一路西行，你将不会再遇上像我一样的好朋友了。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出自《蝉》，作者是唐代的虞世南。
诗句的意思是：因为蝉站在高处，所以能把叫声传播得很远很远，并不是人们常说的，蝉是借助秋风把叫声远远传出去的。 找出自己喜欢的古诗词名句 在我们学过的、听过的、见过的古诗词名句中，你印象最深的有哪些？把它们找出来，说说这些诗句各出自哪首诗？这些诗的作者是谁？他们是哪个朝代的人？这些诗句分别是什么意思？ 如，有个同学找出了一些有关描写冬景的古诗词名句： 冬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出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作者是唐代边塞诗人岑参。诗句的意思是：这雪好大好猛啊！好像忽然吹来一夜春风，把千树万树洁白的梨花都催得盛开，争奇斗妍。
冬愁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出自《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作者是唐代的韩愈。
诗句的意思是：回头望长安，看到的只是浮云隔断的秦岭。我的家在哪里？看一看往前走的道路，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也踟蹰不前。
冬行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出自《观猎》，作者是唐代的王维。
诗句的意思是：猎物藏身的蒿草都枯萎了，猎鹰的眼睛显得特别锐敏；平原上的积雪已经化尽，猎马脚下少了沾带，奔驰起来便会更加轻快。 冬恨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出自《剑南诗稿》，作者是宋代的陆游。诗句的意思是：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听到那风雨的声音，就迷迷糊糊地梦见自己骑着披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
读了上面的例子，你是不是也想将自己找到的古诗词名句进行分类，然后再按要求写出诗句的出处、作者及诗句的意思，并整理出一份调查报告呢？ 学写调查报告 题目：关于古诗词中带有花鸟名句的调查报告 一、问题的提出 古诗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瑰宝，课本上出现的只是一小部分。为了进一步体悟古诗词中带有花鸟的名句，我们可以采用上网查找、到图书馆翻阅资料等方法学习、研究古诗词名句，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
二、调查方法 1、上网查找与到图书馆翻阅相结合。 2、请教有关专家、老师或大哥哥、大姐姐，帮助自己查阅、整理。
三、调查人员 安徽南陵县籍山一小育才文学社胡玲玉、陈昕 四、调查情况和资料整理 1、带“花”字的诗句 出自唐杜甫《春夜喜雨》，诗句的意思是：天亮后，看看这带着雨水的花朵，娇美红艳，整个锦官城变成了繁花似锦的世界。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出自唐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诗句的意思是：纷乱的花朵渐渐的迷离了我的眼睛，浅浅的青草刚刚可以埋没马蹄。 2、带鸟的诗句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出自清 高鼎《村居》，诗句的意思是：绿草茂盛，黄莺飞舞，这正是二月早春时节，轻拂堤岸的杨柳，也沉醉在烟雾之中。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出自唐王维《鸟鸣涧》，诗句的意思是：明月高升，照亮了大地，惊动了山里的鸟儿，不时地在春天的山涧中鸣叫。 五、小结。
通过归纳、整理，我们学习了一些带有花鸟的古诗词名句。我们知道，在这些诗句中，有对花鸟的喜爱与赞美，也有借花鸟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
学生习作： 关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研究报告 安徽南陵县籍山一小育才文学社 叶彩云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出自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全诗是这样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
唐朝在玄宗天宝年间一共设置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史，统称为是天宝十节度，其中范阳、平卢、河东三镇最终发生了叛乱，是为安史之乱。
那么在天宝年间，唐朝各大边镇的军备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除了叛唐的边镇外，其余的边镇又是什么状态呢？
一：西域边镇
所谓的西域边镇指的是唐朝在西北设立的两大节度：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率数万唐军灭掉了高昌国，并在此建西州都护府，随后又设立了安西都护府，自此开始经略西域。
最初唐军只是在西域建立了几个军事据点，并没有常驻大量军队，整个西域的常备唐军只有数千人，有战事时再从内地发大军。
唐军常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辖地范围却极大：
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派遣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巡视葱岭以西，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设置十六都督州府，统辖八十州，一百一十县，一百二十六军府。
但是不久之后，吐蕃崛起，其不光在青海一线与唐朝展开了激烈争夺，也将兵锋指向了西域，唐跟吐蕃在西域的拉锯战持续了数十年时间，终于到了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正式派出三万军队常驻西域。
自此到安史之乱时，吐蕃再也没能染指西域。
西域最初为安西都护府辖地，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于庭州置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但此时的北庭都护府要从属于升格的安西大都护府，后者直接管理西域其他地方。
到了景云二年(711年)，北庭都护府升为大都护府，开始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
随后唐玄宗又先后设立了北庭节度使和安西节度使，其中：
北庭节度使，统辖瀚海军、天山军、伊吾军，管兵两万人；安西节度使，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管兵两万四千人。
唐玄宗时在边镇已经用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由于安西及北庭的唐军驻防要点均在绿洲及水源地附近，其有大量屯田，因此很多募兵实际上是以西域为家的，其作战积极性很高。
而安西、北庭为产马地，因此这里的唐军步兵也均有马匹。当时唐军兵器铠甲世界一流，当然也比较重，步兵有马可提升安西、北庭军团的机动作战能力，而步兵尚且有马，骑兵的马匹质量就更高了。
唐玄宗时期，北庭军的任务是对付西突厥余部中不服从唐朝的部分；安西军的任务是向南切断吐蕃和西域诸国的联系，同时也有在中亚方向对突厥系部族的作战任务。
安西军和北庭军有时会展开联合军事行动。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突骑施汗国内乱，唐玄宗令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统率北庭、安西军攻击。北庭唐军在索虏城击破吐火仙可汗军；安西唐军则偷袭怛罗斯城成功，击破了黑姓可汗尔微特勒。
天宝年间，高仙芝统率安西军，先后取得了讨伐小勃律、朅师国、石国、突骑施等国的军事胜利。
通过这些战争的胜利，高仙芝不仅“瑟瑟十馀斛，黄金五六橐驼，其馀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而且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右羽林大将军的荣誉。
随后高仙芝率安西军征战怛逻斯，以两万唐军便和大食军及当地联军对战五日不落下风，但葛逻禄人突然倒戈，致使唐军战败，高仙芝带着数千人突围成功，返回了安西。
此战虽然损失不小，但是安西军的实力很快就得到了恢复，不久后继任安西节度使的封常清接着率安西军出征大勃律和播仙。
安西和北庭虽是距长安很远的边镇，而且军人编制中不少都是来自当地部族，但是对唐中央却是十分忠心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西、北庭军抽掉了一万五千人的精锐部队回师平叛。
唐肃宗见到李嗣业统率的安西精兵之后，非常高兴，称“今日卿至，贤于数万众。事之济否，固在卿辈”。
而从安西、北庭行营军对安史叛军的作战来看，其素质是要高于叛军的。
史载：李嗣业（安西名将）“袒持长刀，大呼出阵前，杀数十人，阵复整”。之后，安西军“步卒二千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
当时，见到安西军的杜甫兴奋之余作诗，其中有：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之语。
而安西、北庭军的著名将领高仙芝、封常清、李嗣业等人均死于平叛战争中（高封二人为唐玄宗所杀）。
二：西北边镇
唐高宗时，吐蕃崛起，并对唐展开全面战争。
唐军最初的策略是一战而定，先后以薛仁贵率五万大军进军，后又命李敬玄率十八万唐军在青海与吐蕃决战。
但是高原特殊的地形使得来自平原的唐军难以适应，而且吐蕃都城路途遥远，唐军补给无法跟上，一战而灭国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在青海和河西走廊一线与其展开全面争夺战。
到武则天时期，由于军队府兵制度的崩坏，战斗力下降严重，尽管也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无法压制吐蕃进攻。
唐玄宗时为针对吐蕃作战，专门设立了河西和陇右两大节度使。
河西节度使，统辖赤水军、大斗军、建康军、宁寇军、玉门军、墨离军、豆卢军、新泉军、张掖守捉、交城守捉、白亭守捉，管兵七万三千人。
陇右节度使，统辖临洮军、河源军、白水军、安人军、振武军、威戎军、莫门军、宁塞军、积石军、镇西军、绥和守捉、合川守捉、平夷守捉，管兵七万五千人。
为了统一指挥，河西和陇右节度使经常为一人所担任，将近十五万募兵直接对吐蕃作战，使得吐蕃的攻势被死死卡住。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陇西节度使李祎统率唐军进攻吐蕃。
李祎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信安王，他率领唐军“倍道兼进，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斩获首级，并获粮储器械，其数甚众”。
由于石堡城被攻下，“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地千余里”，第二年吐蕃便开始向唐朝求和。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朝和吐蕃重新开战，唐河西军入其境2000余里；吐蕃反攻，“希逸（河西节度使）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号威戎军”。
随后河西军萧炅“遣将追尾，有云出军上，白兔舞，大破吐蕃”；陇西方向，杜希望“发鄯州兵夺虏河桥，并河筑盐泉城，号镇西军，破吐蕃兵三万”；获得了全面优势。
但不久之后，河西、陇右节度使由《长安十二时辰》中出现的那个盖嘉运将军担任，此人疏于战备，丢掉了石堡城。
吐蕃得到了石堡城之后，又转向对唐的主动进攻。
唐军屡攻石堡城受挫后，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
天宝八年（749年），唐军付出了巨大代价拿下了石堡城，随后乘胜又夺取了洪济、大莫门、五桥、树敦城，再加上青海湖上龙驹岛修筑的应龙城，唐军再次形成对吐蕃的全面优势。
天宝十三年(754年)，哥舒翰又请立浇河、洮阳两郡并建立宁边、威胜、金天、武宁、耀武、天成、振威、神策八军，唐军在高原进一步推进。
除了在西北设立的针对吐蕃的两大藩镇外，在这一方向还有针对后突厥的朔方镇。
朔方节度使，统辖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东受降城、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安北都护府、单于都护府，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
东部突厥集团在唐太宗时便被击败，并归附唐朝，但是其势力在唐高宗末年再度复兴，是为后突厥。武则天时期，由于战略失误，甚至还赐予其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及六州降户数千帐。
后突厥得以迅速扩充实力，其巅峰时期控制了整个漠北，控弦之士达四十万之众。
面对严峻的北边形势，朔方镇是极为关键的，因此常驻了六万多唐军。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养子王忠嗣任朔方节度使，此人父亲便是唐军勇将，在对吐蕃作战中战死，因其年幼，被唐玄宗收养，青年时期便以勇悍擅战扬名于河西。
镇守朔方后，王忠嗣巧妙使用间谍，挑拨后突厥各部关系的同时，也刺探了大量精准情报，因此朔方军每次出战必定能以极小代价取得胜利。
天宝元年（742年），王忠嗣率军击破奚族武装，同年又“纵反间于拔悉密与葛逻禄、回纥三部落，攻（后突厥）米施可汗走之”，朔方唐军趁机出兵“取其右厢而归，其西叶护及毗伽可敦、男杀葛腊哆率其部落千馀帐入朝”。
天宝二年（743年），王忠嗣再破怒皆及突厥之众，“自是塞外晏然，虏不敢入”；
天宝三年（744年），朔方军又破后突厥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
天宝五年（746年），后突厥灭亡。
王忠嗣练兵极严，但对士卒极好，因此朔方军是当时唐边镇军中的强军，唐军名将哥舒翰、李光弼、郭子仪等人都是他的部下。
河西、陇右、朔方三镇对唐中央也是十分忠心的，尤其朔方镇军可以说是王忠嗣一手带出来的，由于他跟太子李亨是幼年好友，虽然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就去世了，但李亨还是能以朔方军为基干平叛，并在其治所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
这西北三镇的部队同时也是针对安史之乱平叛的主力军。
三：南方边镇
唐高宗时，与吐蕃的战争全面开打，其中除了青海主战场外，还有两大分战场，一个是之前提到的西域，还有一个就是四川。
因此，唐军也加强了在四川西部的防御，作为牵制吐蕃的一条重要战线。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剑南支度、营田、处置、兵马经略使被升为剑南节度使。
其统辖团结营、天宝军、平戎军、昆明军、宁远军、澄川守捉、南江军及翼州、茂州、维州、柘州、松州、当州、雅州、黎州、姚州、悉州等州郡兵，管兵三万九百人。
天宝年间，吐蕃已经被全面压制下去，在此之前剑南军还收复了安戎城。
但此时，依靠唐王朝力量统一的南诏国却崛起了，其本身是唐朝的附属国，但由于唐朝地方官与南诏的矛盾加剧，使得南诏兵戈相向，剑南战事开启，是为天宝战争。
天宝十年(751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出戎、巂州，往击南诏，阁逻凤遣使谢罪请和，请还其所虏掠，表示愿意归附于唐朝。
但是鲜于仲通不允许，进军至西洱河，兵临南诏首都大和城，被南诏击败，唐兵死六万人。
剑南镇兵额仅三万九百人，鲜于仲通哪儿来的八万人？这其中一方面有夸大唐军数量及死伤的因素，同时也有剑南镇征发临时军人及部族武装的缘故。
此战后，南诏投向吐蕃，天宝十三年(754年)，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击南诏，进至南诏首都太和城，全军覆没。
天宝战争是当时的宰相杨国忠主导的，李宓所率的部队中除了剑南兵外还有从两京以及河南河北招募的士兵。这些兵不适应云南地理环境，实际上在正式作战前便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难以达到正常的作战状态。
同时这个七万大军全军覆没可能也有所夸大。
这主要是因为天宝战争是杨国忠主导的，而此人为世人和史家所厌恶，因此不乏有夸大唐军损失，以突出杨国忠之罪的因素。
但是尽管如此，剑南镇在天宝战争中的损失惨重是毫无疑问的，这使得后来的安史之乱中，剑南镇无力支援平叛，但该镇对唐也是忠心的，唐玄宗入成都即是证明。
唐朝时期，虽然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且朝廷的赋税、粮食大多出自江南，但是却没有在这里驻扎重兵。这主要是没有对手的缘故，同时相对来说，南方当时的人口密度还不是很大。
唐玄宗开元初年，安南梅玄成起兵叛乱。唐朝派出的是太监将军杨思勖，史载：
思勖请行，诏募首领子弟十万，与安南大都护光楚客繇马援故道出不意，贼驴眙不暇谋，遂大败，封尸为京观而还。
杨思勖这个人虽然是个太监，但是武力值超高，曾在宫廷政变中砍翻过禁军将军，后来在唐玄宗上位时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被封为左监门卫将军（右监门卫将军是高力士）。
开元十二年（724年）、十四年（726年）、十六年（728年），杨思勖又三次统军出征，三战三捷，擒杀敌军超过10万人，自己也因功升至骠骑大将军，封虢国公。
杨思勖治军严厉，“将士惮服，莫敢视”，对自己人比较狠的同时，太监将军对敌军更为残忍，“所得俘，必剥面、皦脑、褫发皮以示人”。
在杨思勖的军事打击下，南方叛乱被平定。后来唐玄宗为了防止叛乱势力死灰复燃，于是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置岭南五府经略使。
其治所在广州，统辖经略军、清海军，直辖广管诸州、兼领桂、容、邕、安南四管诸州郡兵，管兵一万五千四百人。
很明显，其兵员是比较少的，但是兵虽少，却对唐中央极为忠心，没有出现秦朝末年中原大乱后，岭南军队割据自立的情况。
安史之乱爆发后，岭南虽然兵少，但依然回军平叛。
四：叛乱边镇
唐朝在东北方向原本是针对高句丽和朝鲜半岛作战的。
唐太宗时期，亲征高句丽，发江、淮、岭、峡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
此战的结果虽然未能灭掉高句丽，但是战果很大：
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
唐高宗继位后持续对高句丽用兵，并且出兵朝鲜半岛，灭掉了百济国，同时还击败了前来救援的日本军队，这也是中国和日本军队的第一次大战。
百济灭国后不久，高句丽也被灭，唐朝设立安东都护府。
由于新罗逐步蚕食，同时唐的精力主要开始对付吐蕃，因此安东都护府治所内迁辽东，新罗随后也依附唐朝，东北边境暂时安稳。
武则天时期，契丹叛变，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翙；在随后与契丹的战争中，武周（唐）军队损失惨重；几乎与此同时，靺鞨人又建立了震国，势力最盛时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控制了东北大部地区。
因此，武则天被迫开始在河北、辽东、山西屯驻重兵以针对北边局势。
唐玄宗开元初期设立幽州节度使针对这一方向，因为渤海国受唐册封并交好，因此幽州军主要是对付契丹和奚族武装。
开元后期，唐军名将张守珪坐镇幽州，其任上几乎打残了契丹武装，并将幽州军锻炼了出来，但他同时也重用起了胡人安禄山，开元末年安禄山已任平卢兵马使。
安禄山本为胡人，因盗羊被抓即将被乱棍打死时，得到了张守珪的注意，随后命其抓俘虏。
由于安禄山“知山川水泉处，尝以五骑禽契丹数十人，守珪异之，稍益其兵，有讨辄克，拔为偏将”。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幽州节度使改为范阳节度使，并且分出了平卢节度使。
范阳节度使，统辖经略军、静塞军、威武军、清夷军、横海军、高阳军、唐兴军、恒阳军、北平军，管兵九万一千四百人；
平卢节度使，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管兵三万七千五百人。
而安禄山不久后则担任两镇节度使，统辖这近十三万精兵。
那么安禄山的军事水平如何呢？
安禄山在张守珪麾下时曾有骁勇之称，但其专长不在于此，而在于诡诈，其常常通过诱等方式来斩杀契丹人，但是这种方式小打小闹还行，大规模战争中就不一定管用了。
天宝十一年（752年）率兵讨契丹，结果“士略尽，禄山中流矢，引奚儿数十，弃众走山而坠”，后来“庆绪、孙孝哲掖出之，夜走平庐；部将史定方以兵鏖战”，这才将安禄山救回来。
但是安禄山虽然在战场上不如天宝年间的其他名将战绩显赫，其诡诈却超过了所有人。他一方面贿赂朝中大臣，另一方面以自己为胡人、不识文字，通过装蠢来降低皇帝及大臣对自己的警惕，由此获得了唐玄宗及宰相李林甫的信任。
而在边事上，安禄山随后又得到了河东节度使的职位，此职统辖天兵军、大同军、横野军、岢岚军、云中守捉及忻州、代州、岚州三州郡兵，管兵五万五千人。不过，安禄山实际上不能控制河东镇的全部兵马。
此外，安禄山又用手段迫使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叛逃，此人为突厥九姓首领，后来被葛逻禄人所杀，部众则被安禄山收编，其又得精兵一批，史载：已得布思众，则兵雄天下。
结语
天宝初年，经过王忠嗣朔方军的打击，后突厥已经灭亡，奚族强悍的怒皆部也被打残，契丹经过屡次打击后已经大伤元气，虽然也将安禄山打败过，但无力威胁唐朝边镇。
因此，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约十八万大军实际上是没有特别强大对手的。
当时其余各边镇的情况是，西域远在天边；河西、陇右被吐蕃死死粘着；剑南在征南诏时损失惨重；岭南兵少且地处边远；朔方军当面又兴起了回鹘。
各镇都有比较强的假想敌或者地处边远，而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却闲着没事，安禄山的基本盘范阳镇到长安的距离只有如今的半个河北、一个河南及半个陕西。
这条路线大部为平原，适合骑兵冲击，而且没有重兵驻守，朝廷在长安的中央军又烂得不成样子。
因此叛军之所以敢叛乱，也就是吃准了中央军不能战，其他边镇短期内无法回援，打得是时间战，时间越快打到长安，那么叛乱就成了。
而当时十大边镇中真正有叛唐之心的只有三个边镇（实际为范阳、平卢和半个河东），其余的在当时都是忠于朝廷的。
在实际操作中叛军所过自然是势如破竹，一路横扫河北、河南，并占领了东都洛阳。封常清率临时招募的部队败退后，与高仙芝汇合坚守潼关。
此时只要坚守潼关，等待其他边镇大军回援，安史之乱就平定有望。但是唐玄宗太急躁了，先是斩杀了高仙芝、封常清，接着又强令哥舒翰出战，以至于葬送了集结起来的兵力，还丢掉了长安。
因为都城的丢失，再加上后来唐肃宗平叛部署的失误，使得中央势微，安史之乱未能彻底平定，反倒造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唐朝由于无法集中全国之力，再也不能像之前那么强盛了。
说起剑南春酒，就会使人想起了西蜀文化古城——绵竹。
绵竹地处天府之国的西北隅，在唐代，是剑南道的辖县，盛产稻谷，美酒，素有“七十二洞天福地”之称。 绵竹，历史悠久，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数百眼清泉星罗棋布，依山傍水，是避暑旅游的胜地。 俗话说，“名泉必酿美酒”。
千百年来，绵竹盛产佳酿不绝，盖源于“玉妃溪” 溪水不断。唐代把绵竹产生“剑南之烧春”作为皇帝专门享用的贡品，奉送到宫廷。
唐代诗仙李白闻讯赶来，在绵竹狂喝豪饮，连连数日，忘了归途。最后，盘缠用尽，无钱沽酒，于是解貂赎酒，留下了“士解金貂，价重洛阳”的佳话。
“剑南之烧春”就是绵竹大曲，到明清之际，已远近闻名。它最早是由“朱天益酢坊”酿造（坊主朱煜，陕西三原人氏）的，迄今已逾三百余年。
绵竹大曲是酒中珍品，味醇香，色清白，状似清露。它夏能清暑，冬可御寒，能止呕吐，除风湿瘴气，其功效超过人参。
清代经学家李德扬说：“代仪充土物，却病比人参，盖纪实也。惟西南一线泉脉可酿此酒。”
（《函海》）一线泉即玉妃溪。 清末民初，绵竹大曲有较大发展。
1922年，曾获四川第七次劝业会一等奖。1928年又获国货展览会奖章。
就是在清朝中期，也很有名气，乾隆年间，官拜太史的罗江人李调元，遍游中国，写了《童山诗集》，其中有“天下美酒皆尝尽，却爱绵竹大曲醇”之句。 建国后，党和 *** 十分关心绵竹地区的酿酒事业。
1951年，四川省绵竹剑南春酒厂成立。该厂成立后，科技人员发掘整理民族工艺宝贵遗产，通过技术革新，融人现代科技，酿造出了超越原来绵竹大曲品质的新产品一一剑南春。
其产品透明晶亮，气味芳香浓郁，口味醇和甘甜，清冽净爽，饮后余香悠长，并有独特的曲香。 它集芳、浓、醇、冽、甘五味于一身，形成独特的风格。
这种风格除选料精细，制曲讲究，工艺先进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天然矿泉水质的纯净、清澈、甘甜。“今朝飘香神州，明朝醇醉世界”是剑南春人的奋斗目标。
1958年正式命名的“剑南春酒”，1963年被评为四川名酒；1967年金榜题名，荣获国家优质金奖；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口海外，在第三届、第四届全国评酒会上被评为“中国名酒”。
剑南春酒产于四川绵竹县，其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 多年前的唐代。
史载，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废除州郡 制，改益州（今四川西部地区）为剑南道，当时的绵竹县属剑南 道，故这里生产的酒被誉之为“剑南之烧春”，闻名于世，成为 朝廷独享之贡品。 据传，当年李白为了喝到“剑南烧春”美酒， 曾在绵竹“解貂赎酒”留下了“士解金貂，价重洛阳”的美谈。
北宋文豪苏轼曾作《密酒歌》赞美绵竹生产的酒以“醇酽”著 称。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陕西三元县人朱煜来到绵竹开 办大曲酒作坊，以后又有几家大曲酒作坊相继开业。
据《绵竹县 志》载，当年生产的大曲酒，“色洁白，状若清露”，这种清露酒 又称绵竹大曲，是今剑南春酒的前身，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 史。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5月在私营作坊的基础上改造建 立了地方国营绵竹酒厂，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开发生产剑 南春酒系列。
1958年，剑南春正式问世，1984年绵竹酒厂改名 为剑南春酒厂。1994年由剑南春酒厂出资投人，7家企业参股， 改制为剑南春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为“剑南春牌”，外销注 册商标为“长江大桥牌”。
剑南春酒的原料为高粱、大米、小麦、玉米，采用浓香型传 统工艺，用优质地下矿泉水，经老窖发酵、红糟盖顶、回沙回 酒、去头拆尾、分段接酒储存、勾兑调味等工序精心酿制而成， 具有芬香浓郁、醇和回甜、清冽净爽、余香悠长的独特风格。 1963年被评为四川名酒，从1979年开始，蝉联第三、四、五届 全国评酒会国家名酒称号，产品远销欧、美和港澳地区。
二十世纪初，绵竹大曲在多次四川国货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奖状。
1932年首获准使用注册商标而名扬天下。自1913年开始，绵竹相继有50余家酒店、酒行、酒庄在成都西市，绵竹大曲成为成都“酒坛一霸”。
四十年代初，绵竹酒业入了一个历史高峰，大曲酒作坊增至38家，老窖200多个，年产350多吨 ，并远销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绵竹大曲获奖 1922年获四川省劝业会一等奖。
1928年获四川省国货展览会奖章、奖状。1929年“乾元泰”、“大道生”、“瑞昌新”、“义全和”等十二家大曲酒， 获四川省优秀酒类奖凭。
1932年四川省举办第一次名产展览会，绵竹县提供多种产品参展，其中“垣丰泰”大曲坊酿造的大曲酒，首次被批准使用注册商标，以崭新的时代风貌引起了一 番轰动。 （《剑南春史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剑南春人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酿酒工艺，生产出了声誉卓著的中国名酒剑南春。
六十年代，剑南春生产工艺完全成熟。七十年代，剑南春开始出口，远销日本、港、澳，并荣登全国八大名酒金榜。
八十年代，剑南春一期工程的扩建，现代科技的应用和一系列的技术改革，系列产 品实现了全优。从此，剑南春进入了万紫千红的黄金时代。
九十年代，剑南春人认真研究市场规律，针对市场制定的营销策略、“科学投放”等措施，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五十年代 一九五一年五月，国营绵竹县酒厂宣告成立，这个厂就是今天“四川省绵竹剑南春 酒厂”的前身。
一九五八年三月，酒厂从改变酿酒原料入手，进行科技攻关，试验出一种绵竹酿酒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原料，用这种原料酿出了“芳、洌、甘、醇”， 恰到好处，风味更为独特完善的酒，这就是今天声誉卓著的中国名酒“剑南春”。 （《剑南春史话》）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酒厂采用“双轮底发酵”工艺，完善“勾兑调味”技术，找出“剑南春 ”基础酒的最佳储存老熟期，至此，“剑南春”生产工艺完全成熟。
一九六三年， 剑南春酒被评为四川省名酒，获金质奖，一九 *** 年，双沙酲色酒被评为四川省优 质产品，获银质奖。（《剑南春史话》）七十年代 一九七四年，“剑南春”开始出口，远销日本、香港、澳门等地，一九七九年第一 届全国评酒会上，被评为全国名酒。
“剑南春”、“绵竹大曲”等产品声誉日高， 销售量大增，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厂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有效管理的智慧》）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酒厂在实现系列产品全优目标的基础上，剑南春酒又连续荣获第四届、第五届国家名酒称号和国家质量金奖。
一九八八年还在香港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食品 博览会上，获国家金花奖。 为了发展名酒生产，提高名酒产量，一九八四年，中商部决定拨款1430万元， 扩建剑南春酒厂。
一九八五年十月扩建工程破土动工。一九八六年八月一日试产出 酒。
中商部同意再拨款3500万元，扩建年产四千吨剑南春的第二新区。至此， “剑南春”进入了千古未有的黄金时代。
（《剑南春史话》）九十年代 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剑南春的进步，改革开放，极大地丰富了剑南春酒文化的内涵 。 跨入九十年代，剑南春人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发展。
一九九0年起，投资近亿元，年产曲酒6500吨，占地近400亩的剑南春二期、三期扩建工程相继上马投产。 一九九四年，三星级大酒店也建成使用…… 剑南春以最新“史话”开始了宏伟的构思。
剑南春产于四川绵竹。
是唐代时人们以“春”名酒，绵竹又位于剑山之南，故名“剑南春”。这里酿酒已有1000 多年历史，早在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5年），有剑南道烧春之名，据唐人所 著书中记载：“酒则有……荥阳之土窖春……剑南之烧春。”
“剑南之烧春”就是绵竹产 的名酒。相传，唐代大诗人李白青年时代曾在绵竹“解貂赎酒”。
从此，绵竹酒就以“土 解金貂，价重洛阳”来形容自己的身价。宋代大诗人苏轼作《蜜酒歌》，诗前有引：“西 蜀道人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力，作此歌以遗之。”
杨世昌是当时绵竹 武都山的道士。由此足见唐宋两代，绵竹的酒已是醇酽美酒。
剑南春酒的前身绵竹大 曲创始于清朝康熙年间，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最早开办的酒坊叫“朱天益酢坊”， 业主姓朱，名煜，陕西三原县人，酿酒匠出身。
当初，他发现绵竹水好，便迁居到此， 开办酒坊。后来，又有白、杨、赵三家大曲酒作坊相继开业。
据说，这四家都是采取陕西略阳的配方酿造大曲酒。据《绵竹县志》记载：“大曲酒，邑特产，味醇香，色泽 白，状若清露。”
清代文学家李调元在《函海》中写道：“绵竹清露大曲酒是也，夏清 暑，冬御寒，能止吐泻，除湿及山岚瘴气。”清末已发展到十七家。
1958年，绵竹大 曲酒改名“剑南春”。 品种：剑南春酒酒度分六十度、五十二度两种。
剑南春酒属浓香型白酒，芳香浓郁，醇和甘甜，清冽净爽，余香悠长，具有独特的“曲 酒香味”。 成份：绵竹剑南春酒以红高梁、大米、小麦、糯米、玉米五种粮食为原料，用优质小麦制大 曲为糖化发酵剂。
采取“红糟盖顶、低温入池，双轮底增香发酵，回沙回酒，去头截尾，分段接酒”等 酿造工艺，经过长期贮存，细心勾兑调味而成。 1922年，绵竹剑南春在四川省第七次劝业会上获一等奖；1928年，在四川省国货展览会上，又获奖章和奖状。
自此，它声誉日增，誉满全国。
剑南春酒产于四川省绵竹酒厂，是我国历史名酒之一。
在唐代，绵竹属于剑南道，绵竹产的 剑南烧春为皇帝专享的贡品。相传，年轻时的大诗人李白曾在绵竹“解貂赎酒”，留下了千古 佳话。
多少年来，“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早已经深入人心、有口皆碑。 事实上，在四川绵竹， 关于剑南春发源的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颇为丰富，且神秘而传奇，剑南春的历史大概远不止起 于“大唐盛世”。
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是古蜀说。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形态和容量各异的青铜及陶瓷酒 具，说明当时古蜀国酿酒业已有相当的规模。
而绵竹距三星堆仅仅几十千米，并且同属马牧河 水系。若以此推算，剑南春当有“4000多年”的酿酒历史。
二是战国说。从绵竹金土村发掘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垒和提梁壶等精美酒器看，说明战国 时期绵竹酿酒业就有可能已经存在并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若以此推算，剑南春也当有“2400 年”的酿酒历史。 三是汉代说。
其物证是四川新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酿酒》图，有学者认为图中表现的是 蒸馏酒的生产工艺，而剑南春也是蒸馏酒，且绵竹与新都同属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之 地，剑南春起源于此也不无可能。若照此推算，剑南春也该有“2000年”的酿酒历史 剑南春有确凿的文献记载始于唐朝，而且还被指定为宫廷御酒。
唐代武德年间，当时的中 书舍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闻名全国的13种美酒，他写道：“酒则有……荥阳之土窖 春……剑南之烧春。”。
剑南春产于四川绵竹。唐代时人们以“春”名酒，绵竹又位于剑山之南，故名“剑南春”。这里酿酒已有1000多年历史，早在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5年），有剑南道烧春之名，据唐人所著书中记载：“酒则有……荥阳之土窖春……剑南之烧春”。“剑南之烧春”就是绵竹产的名酒。绵竹酿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酒文化特别丰富。从绵竹的史料和收藏的文物可以出，延续二千四百年的剑南春酒史，不仅是四川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的文化遗产，值得令人挖掘、研究。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河，悠远而辉煌。跟它那“天地涵容百川入”的伟大气象相比，中国的酒文化只是细流涓涓。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酒文化却不曾枯竭过。因为有象绵竹“剑南春”这样的分子，组成它那令人惊羡的系列，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发展，生存……
西蜀文化古城绵竹，素有酒乡之称，这里是中国名酒剑南春的故乡，也是川酒发源地之一。
绵竹酿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酒文化特别丰富。从绵竹的史料和收藏的文物可以考证出，延续二千四百年的剑南春酒史，不仅是四川酒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的文化遗产，值得令人挖掘、研究。
蜀酒探源
巴山钟灵，蜀水毓秀。在巴蜀大地上，有一条成U形的名酒带，勤劳智慧的巴蜀先 民在这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巴蜀文化。座落在这条名酒带的绵竹，酿酒历史已有四千余年，广汉三星堆蜀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酒具和绵竹金土村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罍，提梁壶等精美酒器以及东汉时期的酿酒画像砖等文物考证以及《华阳国志·蜀志》、《晋书》等史书记载都可证实：绵竹产酒不晚于战国时期。
盛唐华彩
剑南春传统酿造技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始终得到继承和发展。在唐朝，百业兴旺，绵竹成熟酿酒技艺下诞生的“剑南烧春”（唐代，绵竹属剑南道而得名）倾动朝野。唐人李肇的《唐·国史补》对天下名酒记载道：“酒则有……乌程之若下，剑南之烧春……”，剑南烧春更作为宫廷御酒而被载于《后唐书·德宗本记》。这是唯一载入正史的四川名酒，也是中国至今唯一尚存的唐代名酒，是绵竹酒文化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另据黄葆真《事类统编》载曰：“为生春，《德宗本记》剑南贡生春酒。”
宋业为继
时至宋代，绵竹酿酒技艺在传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酿制出“鹅黄”、“蜜酒”，其中“蜜酒”被作为独特的酿酒法收于李保的《续北山酒经》，被宋伯仁《酒小史》列为名酒之中。明代徐炬《酒谱》中记载：“西蜀道士杨世昌造蜜酒。”蜜酒鹅黄的出现，不仅形成了一个名酒系列，而且为中国文学史，也为中国酒文化史留下了千古美谈。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与绵竹道士杨士昌的趣闻，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剑南诗稿等许多文坛佳话蕴于其中。
在宋代，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的影响和作用不仅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同时还为南宋抗金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宋会要》记载：南宋初年，为了筹集军费抗击金兵，时任川陕巡抚处置使的绵竹人张浚从绵竹兴旺发达的酿酒业和大额的酒税上得到启发，于建炎三年（1129年）实施“隔槽酒法”，鼓励民间纳钱酿酒，次年便使四川酒税由过去的缗钱140万缗猛增至690万缗。此法前后施行了七十余年。这笔庞大的酒税收入大大缓解了南宋王朝军需困难，在抗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绵竹酿酒业为代表的四川酒业在这段历史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明清中兴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不断，人口锐减，导致了绵竹农业荒芜，经济萧条。依附于农业发达而产生的剑南春传统酿造技艺受到巨大威胁。直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2）才逐渐恢复，出现了朱、杨、白、赵等较大规模酿酒作坊。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绵竹县志》记载：“大曲酒，邑特产，味醇厚，色洁白，状若清露。”乾隆年间太史李调元，宦游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自谓“一笑市人谁知我，醉来高卧酒家楼”，并夸口尝尽天下名酒，是个十足的饮酒行家。他说自己“天下名酒皆尝尽，却爱绵竹大曲醇。”
清末，绵竹酿酒作坊已有上百家，著名大曲坊已增到18家，绵竹商贸因此更为昌盛，出现了“山程水陆货争呼，坐贾行商日夜图。济济直如绵竹茂，芳名不愧小成都”（清诗人李锡命《咏绵竹》）的繁荣景象。
天下知名
历史跨入20世纪以后，绵竹酒业又有了一番新的风姿。 1911年，绵竹大曲首获四川省劝业会头等奖；1928年再度获四川省国货展览会奖；1929年“乾元泰”、“大道生”、“瑞昌新”、“义全和”等12家大曲酒作坊的产品，又获四川省优秀酒类奖；1932年，四川省举办第一次名产品展览会，绵竹提供了多种产品送展，其中“恒丰泰”酿造的绵竹大曲酒首次被批准使用注册商标，以崭新的时代风貌引起一番轰动。当时一诗人曾为绵竹的酿酒家题词：“百里闻香绵竹酒，天下何人不识君。”据《绵竹县酒类调查表》记载：至1941年，全县酿酒作坊已多达200余家，产酒二百余万公斤。从1913年绵竹“义全兴”大曲坊在成都开店销售绵竹大曲，至1949年，专门经营绵竹大曲的酒庄、酒行、酒店已达50余家，绵竹大曲被称为成都“酒坛一霸”。而且还销往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台湾《四川经济志》称：“四川大曲酒，首推绵竹。”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一种是表现出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比如说是报君黄金台上意 提携玉龙为君死 玉龙就是指剑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启遍，无人会，登临意吴钩 也是指锋利的宝剑也有指的是自己的才能 比如说贾岛的剑客十年磨一剑， 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 谁有不平事？剑客”是诗人自喻，而“剑”则比喻自己的才能一般就是这2种戟 有时候是代指霸王项羽
【暮鸦(寒鸦昏鸦)】常用以渲染衰败萧索之景，痛惜悲凉之情。 【南浦】代指送别地。 【南园】泛指花草园林。南，在这里没有实际的方位意义。在东汉，南园是皇家园圃，在洛水南，后来的文人便用以泛指花草园林。 【蓬莱】传说中渤海里仙人居住的山。在诗词中多用蓬莱比喻皇家宫殿，也指仙人居所。在诗词中，“蓬莱”多借以形容环境美好，犹如仙境一般。 【羌笛(羌管)】古代西部少数民族的一种乐器，其音凄切。唐边塞诗中常用以表现征二人思乡的怅然之情。 【青鸟】传说中的神鸟。多借指传递书信的人，常用以表现爱情。 【三径】代指隐士居处。 【瑟瑟】一种绿色宝石的名字，借指绿色。 【山阳笛(林笛)】用以表现凄怨的悼友怀旧之情。 【黍离】借以表现国家昔盛今衰的痛惜伤感之情。 【松柏】常用以象征孤直坚忍的品格。 【吴钩】原指吴王阖闾所造的弯刀，但在唐宋诗中多做身边所佩刀剑的代称。也多用来暗指建功立业的抱负。 【五柳】隐者的代称。 【梧桐】象征凄苦愁绪。 【夕阳】苍茫，衰暮，对时光流逝、世事沧桑的悲叹。 【西楼】“西楼”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或者代指闺房，或者指代曾经聚会之所，或者指代孤独寂寞的居所，或者指代登高望月怀远的地点。在诗中，“西楼”多属泛指。 【湘竹(香妃、斑竹)】表现悲伤的情思。 【杨花】以其任由东风吹洒飘落来喻指漂泊遭贬之人。 【杨柳岸】指送别的地方，古人送别有折柳的习俗。 【猿】孤寂、愁苦的象征。 【鹧鸪】鹧鸪叫声好似“行不得也哥哥”。后多表现思乡离愁，也常用来表现衰败景象。 【舟(扁舟)】舟，往往是漂泊的代名词。扁舟，象征无拘无束，自由旷达。 【竹】象征不随流俗、不畏风霜、孤高刚劲的君子风范。 【转蓬(飞蓬、飘蓬、征蓬、孤蓬)】蓬草随风飘转，后比喻身世飘零，表现漂泊的孤寂和哀伤。 古诗词中乐曲名称的特定含义: 【关山月】乐府曲调，多写征戍离别之情。 【梅花落】以通感的方式描绘清冷的感受。 【霓裳羽衣曲】表现歌舞升平的景象。 【行路难】多言世路艰难及离别伤悲之情。 【阳关】古曲《阳关三叠》的简称，后以《阳关》曲泛指离别时唱的歌曲。 【杨柳曲】多为伤别之词，以怀念征人为主。 【折柳】多为伤春悲离之词。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 ——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 【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 【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 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 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 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 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 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 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 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 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 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 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 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论文
摘要: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千百年来，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挚友离别之感，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弦，“离别”也就自然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歌咏的重要内容。从先秦《诗经》到两汉的乐府，从唐代诗歌到宋元词曲以至明清的诗文，离别之情唱之不尽，犹如长江之水源远流长。特别是唐代，由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由于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更使得“送别诗”成为唐代诗歌中的重头戏。本文从诗歌类型、抒情方法、艺术特色等来浅论唐代送别诗的特点。
关键词 ：唐代 送别诗 类型 抒情手法 艺术特色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自从有了人类，有了社会，便有了分离，许多本该是天长地久的，却不得不天隔一方。唐代自然也是如此。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疆域广大，国内和国际交流频繁，所以人们的活动场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有机会主动或被动地离开自己的家。所以，送别的种类很多，涉及领域广泛，而且又都是一往情深。而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别的人格追求等，又使得唐人的送别诗有了自己独特的特点。
一、送别诗的类型之多，情感之深
孟郊的《古别离》、杜甫的《新婚别》写的是夫妻间的离别，那份别离的幽怨与痛苦，自是感人至深的。李益的《喜见外弟又言别》和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则是兄弟间的骨肉分离，难舍之情溢于言表。而孟郊的《古怨别》、杜牧的《赠别》则极写情人间的缠绵悱恻。这些可算是亲人间的、情人间的离别，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抒写更多的则是同僚间的、朋友间的离别之情。
（一）友人的离别，直接抒写离别之情的送别诗
友情是世上最真挚，最复杂的情感之一。诗仙李白的一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水深比情深，形象地道出了这段友情真实质朴，“不及”二字更形象的说明彼此的友情深厚。可见诗仙的神来之笔是多么的精妙，化无形的思念之情为有形的流水，诗中毫无悲伤之情。而卢纶的诗虽是直接抒写离别之情，却多了一层浓郁的悲情色彩。“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在这一萧瑟，冷清的景象中，离别的悲情格调格外沉重。
他们有的是写送好友到外地去做官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和《送梓州 李使君》、李白的《送友人入蜀》等，好友外出做官，诗人摆酒相送，其间充满了殷殷的叮嘱和深深的情谊。
有的是送好友到外地做官的，但际遇不同，与前者相比，他们的友人或同僚却都是被贬的，这类诗歌，在唐人的送别诗中占了很大的份量，如王勃的《别薛华》、宋之问的《送别杜审言》、刘长卿的《送裴郎中贬吉州》、柳宗元的《重别梦得》等，诗人在送别好友的同时，或表达政治上的失意，或渲泄对朝廷的不满，或表明对友人遭遇的同情与宽慰，感情深切而感受人。
还有一类，也与做官有关，那就是送友人去远征的，如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岑参的《送李副使碛西行军》等，这些多是边塞诗人的作品，充满豪情壮志，感情慷慨激昂。
相比之下，下面的这类送别诗，可能会让人的心情轻松一些，那就是送友人去远游的，也可能是诗人多半不愿把“柴米油盐”放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读不到多少他们为生计而四处奔忙的句子，更多的倒是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如杜荀鹤的《送友人游吴越》、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刘长卿的《饯别王十一南游》等，这些诗毫无悲酸之态，也不故作豪放语，意境高远，情深意浓。
（二）借诗吐心中的激愤或借诗明志的送别诗
我们学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这类诗，其中最典型的句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一句是全诗感情高潮的句子，表明了作者对权贵的蔑视，诗人以诗歌明志，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仙不愧是诗仙，神来之笔一扫官场的压抑之情，向往名山仙境，是出于对当权者的抗争，这一句道出了多少怀才不遇的仁人志士的心声。在这一类送别诗中，往往穿插意愿与现实，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诗中掺杂着诗人对世事的愤懑，对人生失意的抑郁不平，因此，激愤的色彩十分明显，但是这些诗人不愿沉沦，仍想建功立业。王昌龄的《别刘婿》“身在云海上，云连京国深，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锓锓”，虽然未被君王任用，屡遭贬谪，但仍胸怀大志，一心想建功立业，这类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在送别诗中，若是两人一贬再贬，其心境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患乱之交，二人因在改革中力革时弊，二人同时遭难，远谪边地。去国十年之后，又召回京，未料二人再次遭贬，柳宗元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他们一同赴任在中途离别。在这样的背景下，柳宗元作了《重别梦得》这首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复杂的感情寄寓在朴实无华的语言中表现出来，不言悲情而自有悲情，不言激愤而自有激愤。这一类诗往往清新自然，读来明白晓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三）重在劝勉，安慰，鼓励的送别诗
俗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漫漫人生路，正是因为有了好友的鼓励，安慰，才使我们有信心去迎接挑战。在这一类送别诗歌中，被后人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不仅以边塞诗著称，其笔下的送别诗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友人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对待。那首脍炙人口的《送柴仕御》“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离别之即，劝慰友人，对离别之事轻描淡写，以化远为近的诗句缩短自己与朋友之间的距离，以其情深意长而熨帖人心。语言明快自然，一洗哀伤之气。一句明月何曾是两乡，表明了诗人之间心心相应的感情，同时也反映了委婉的劝说之意。在这一类送别诗之中，王唯《送元二使安西》和高适《别董大》则是千古绝唱。
（四）抒发一种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送别诗
这一类送别诗，情感比较复杂，既有离别的伤感，又有自己的身世命运之感，意境宏大，基调慷慨。其代表是享有边塞诗派代表美誉的岑参。他笔下的送别诗，豪气冲天，构思奇妙，将边塞景观化入诗中。为代表的这一类送别诗意境宏大，往往有一种独特的神韵。他这类送别诗将边地风光写入诗中，为送别诗开拓了一片新的领域。代表作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诗抒写塞外送别、客中送客之情，但并不令人感到伤感，充满奇思异想，浪漫的理想和壮逸的情怀使人觉得塞外风雪变成了可玩味欣赏的对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壮美的画面，使人宛如回到了南方，见到了梨花盛开的繁荣壮丽之景，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帐外那以白雪为背景的鲜红一点，更与雪景相映成趣。那是冷色调的画面上的一点暖色，一股温情，也使画面更加灵动。全诗内涵丰富，意境鲜明独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运用多种手法，表达深情真挚的感情
送别诗首先是抒情诗，诗人们在抒发心中的情感时，有的直抒胸臆，有的借景抒情，有的使用比喻......那么，在唐代的送别诗中，表现出来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直抒胸臆
好友分别，离情别绪自是深重，深情厚谊不吐不快，所以，在唐人的送别诗中，有很多是直抒胸臆的作品。如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前两句直写落日之景，后两句直写真诚情谊，全是肺腑之言而毫无保留阻碍，慷慨悲歌，一吐为快。
（二）借景抒情
直抒胸臆是一种坦诚，是深情厚谊的最直接的体现，但是，深挚的情感又往往是说不尽道不完的，所以有很多诗人不愿去仰声长呼，而是借助别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他们找到了借景抒情这一法宝。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 的确，景物在有情人的眼中是会变的，它会因人的情绪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送别诗中，诗人们在送别时眼前的景物也都往往附上了浓重的情感色彩。唐代的诗本就重情趣，重意趣，他们在表现“情”与“意”的时候，往往都要借助“景”或“境”，这一点在唐代的'送别诗中也有深刻的体现，是唐代送别诗的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
如李白的《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从兹去，萧萧班马鸣。首联写送别的地点在郊外，青山白水，景色如画，但一“横”一“绕”就把不愿分离的惜别之情借助山水表达出来。中间两联更写离别的深情，颔联想象别后友人的行程，表达了对友人的殷切关怀，颈联“浮云”象征友人行踪不定，“落日”隐喻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情景交融，扣人心弦。尾联情意更切，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整首诗借景抒情，新颖别致不落俗套，感情真挚而感人。
（三）融情寓景、情景交融
借景抒情这种艺术手法，自从产生以来，一直都是最常用的抒情手法之一，用在诗歌中的更是俯拾即是，因为离开了景而纯粹去谈情，仿佛这情便没有了着落。所以，在唐代的送别诗中，几乎每首诗都有借景抒情的例子。但借景抒情的最高境界则是：融情入景，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只留下若隐若现的一截丝头，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越抽越多，牵出一腔心事，跌宕起伏，意味深远，一如醇酒，虽清洌而味厚，时愈久而愈香。
如：刘长卿的《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远归。这首诗即景抒情，情在景中，写景有一种淡淡的意境，精美如画，竹林寺远，钟声触动思绪，归影勾起诗人的归意，但诗人形象隐于诗外，在闲淡的意境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但这种情怀全在意境之中，诗人一句也没有说，却深得融情入景之三味。
三、健朗高昂的格调
“多情自古伤离别”，这是柳永式的、带着浓重伤感情绪的离别，也是和他有着相同感触的许多人的离别。唐代的送别诗中，这类诗不在少数。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与柳永的这句诗在格调上迥然不同，一洗送别的悲酸之态，意境开阔而音调爽朗。
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场深情的离别，我们看不到有丝毫黯然销魂的样子，诗人借送别的时间、地点，巧妙地布置环境，使得景色色调清新、明朗，轻快而富于情调。
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此诗以醉别开始，以干杯结束，首尾呼应，一气呵成，充满豪迈不羁和开朗乐观的感情，格调爽朗，毫无缠绵哀伤的情调，且诗中自然美与人情美相互映衬，充满诗情画意，特别是结尾两句，干脆有力，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些在分别时唱出的豪放旷达的诗句，正体现了唐代诗人那种豁达的胸襟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一扫悲情哀语，而成为送别诗中的一道风景。
四、造句精审、言浅情深
真正的文学是纯粹的，真挚的情感也是纯粹的。古往今来，朋友之情不断被人们歌之咏之，颂之赞之，正是因为朋友之间那种心与心交融的真挚的情感让人们激动不已。那是一种醇正地人情美，真正的友情美，而真正的美从来都是不用雕琢的，“豪华落尽见真淳”，在送别友人的时候，诗人们往往把自己的一颗真心，用最朴素的语言捧出，化成千古绝唱。
如孟浩然的《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全诗既没有优美的画面，也没有华丽的词藻，语句平淡近乎口语，对偶不工，语出天然，但深挚动人的感情却挥之不去，言浅情深，余味悠长。
再如柳宗元的《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各西东。皇恩若许归田里，晚岁当为邻舍翁。寓复杂的情绪和深沉的感慨于朴实无华的语言之中，语似质直而意蕴深婉。
送别自是有情人的事，是有真情的人的事，所以每一首送别诗都是发乎真情的至真至纯之语，语出天然，不用修饰，我们自会被那份深挚的友谊感动了。
作为唐代诗歌大观园中的一朵奇葩，唐人的送别诗在其思想内容上，大大丰富了唐代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在艺术表现上，格调或豪放或含蓄，或旷达或深婉，抒情或直露或蕴籍，或借景或托物，用语浅近，不事雕琢，真正体现了“境近意远，词浅情深”的艺术特点。
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叠出，影响久远。 原因如下: ① 两宋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宋词兴盛的物质基础. ② 市民阶层的扩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 ③ 两宋社会矛盾尖锐，文学家用词更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先讲宋词的成就。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课文按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柳永、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与陆游的词作风格及其成就。柳永是北宋词坛婉约派的重要代表。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作品多表现城市的繁华和男女的悲欢离合之情，尤长于抒写羁旅的孤寂与乡愁。他的词作，多采用俚俗口语，通俗生动，“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因而流传很广。他的词作，还大量融入铺叙的成分，不仅扩大词的境界，也为元曲的发展开启了门径。苏轼是北宋中后期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主要代表，他的词作题材十分广泛，大大拓展了词的内容，并以豪迈奔放的感情，为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两宋之交的李清照，是杰出的婉约派女词人，她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善于用白描手法、浅白词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南宋的辛弃疾和诗人陆游，主张积极抗金，作品都以豪放为主，深刻地表达了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高的词作家，教材还在“历史纵横”小栏目和图注中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必须指出的是，宋代的豪放派作家，作品以豪放为主，但也写出一些非常动人的婉约词，并非只是一味地豪放。 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称宋词、曲子词、诗余、长短句。始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在宋代达到其顶峰。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 词牌，也称为词格，是填词用的曲调名。词最初是伴曲而唱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旋律、节奏。这些旋律、节奏的总和就是词调。词与调之间，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曲调即称为词牌，其通常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宋后，词经过不断的发展产生变化，主要是根据曲调来填词，词牌与词的内容并不相关。当词完全脱离曲之后，词牌便仅作为文字、音韵结构的一种定式。 按长短规模分，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按音乐性质分，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按拍节分，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约派和豪放派 一、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唐诗宋词”一语，宋词与唐诗并称，不唯标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宋词是庶几可与唐诗媲美的一大诗体。宋季承唐，然而如鲁迅先生所言，好诗差不多已被唐人作完了。所以，到了宋代，宋人在诗歌创作方面，要不落唐人的窠臼，确乎很难。但是，唐人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宋人也并不有白白浪费，而是将它们更多更灵活运用在“词”这一诗歌体式上，使词在宋代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我们在论宋词与唐诗的关系时，往往更多的注意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差别的确是主要的也是重要的，在本书的宋词部分，笔者也主要着眼于宋词最主要的艺术特征（当然也是与唐诗的不同之处）来展开论述。但在此绪论中，就像我们在论述唐诗的艺术特性前必须先说明唐诗对前代的继承关系一样，我们也必须先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宋词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如果不是建立在唐诗如此卓越的成就和如此纯熟的技巧之上，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从后来挖掘出来的敦煌曲子词来看，词在进入文之手以前，除了它的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外，与此前的民间歌谣并没有什么两样，一样的主要是采用那种简单、质朴、直率的表现方法。到中晚唐文人开始实验填词以后，就像一切民间文学向文人的文学的转变一样，词也就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渐渐地带有了文人的因而也是更艺术化的色彩（当然，也会有负面影响，例如少了质朴和直率，但这比竟是次要的）。最早实验词的创作的白居易、刘禹锡，尤其是后来大量进行词的创作的温庭筠、韦庄等，他们本就是唐的重要诗人，他们的加入，必然地会把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种种技巧，带到词的创作中来。另外，五代、宋的词作者，也几乎都是诗人，他们一面作诗、一面填词，唐诗的各种技巧自然就会融汇、渗入到词的创作中去，使词的创作更加精美。实际上，我们只要对宋词的艺术稍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宋词在意象、写景抒情手法的运用方面，在词的境界营造方面，甚至在语言的锤炼、借代、典故等手法的运用方面，与唐诗都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倒如下面秦观的名词《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 春风十里柔情,怎奈何、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 蒙蒙细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相对于诗，这是一首地道的词，它的情韵、它的色泽、它的意境，都是地道的词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一品味，却发现它在很多方面，与唐诗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首句的“倚危亭”，看似是诗人的独创，但实际上，登高抒怀、寄愁正是唐诗人常用的写法，此类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例如杜甫的“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杜牧的“楼倚霜树外，镜天玩一毫”（《长安望秋》）、李商隐的“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安定城楼》）、许浑的“一上高楼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州”（咸阳城东楼）；甚至是“危”字的用法，也找得出唐诗的渊源，如杜甫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李商隐的 “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赠刘司户贲》）至于接下来的以“芳草”比喻“恨”，以“萋萋”形容“芳草”，那更是唐诗中常见的意象和写法；甚到 “铲尽还生”一语，也并非完全没有借鉴，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孟浩然的“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下面的“柳外”、“青骢”也一样，单纯的“柳”的意象就不用说了，就是以“柳外青骢”来暗示恋情、离别的写法，也不是完全无所本的，如李商隐的《无题》中就有“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储光羲的《钓鱼弯》中就有“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虽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区别，但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联系。至于“青骢”代车马、“红袂”代女性的写法，也是唐诗中庞大的借代体系中所有的。至于下片中“夜月、春风、飞花、细雨、黄鹂”的意象，以及用大量的类似意象来渲染愁绪的写法，以及它所创造的迷朦的意境，与唐诗都有着直接的借鉴关系。例如下面韦应物的《寒食寄京师诸弟》：“雨中禁火空斋冷，江上流莺独坐听。把酒着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也运用了大量的这类意象来渲染愁绪，其意境也有些相似。就是“娉婷、一帘、十里柔情”这些词语及其组合，应该说与唐诗也是有关系的，如杜牧的《赠别二首》（其一）中，几乎就包含了所有这些意象和句式，其诗如下：“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笔者选择秦观这片词来说明宋词对唐诗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它与唐诗有特别多的雷同处、借鉴得特别多，这实在是宋词创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并不足怪，下如唐诗是在前代巨大遗产的基础上创新、 发展一样，宋词亦是在唐诗丰富的遗产的基地上进行创造的。 论到这种继承性，这里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宋诗与宋词都继承了唐诗这一遗产，那么，为什么宋诗的成就远在唐诗之下，亦不及宋词呢？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诗与词不同的体式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更好地说是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打一个也许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唐诗的创作艺术好比是一种专利，宋诗人把这种专利拿来制作同一种东西，尽管他们并非完全没有创造、没有革新、没有增补，但是他们制作的毕竟是诗，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一上市，就会被人窥见雷同处、摹仿处、剽窃处，被人控告侵犯了唐人的专利。正国为此（当然还会有别的原因），宋诗就希望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例如诗的议论化和散文化等，但不幸的是，这些东西新则新矣，但却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诗的艺术规律。但宋代的词人则不同，虽然他们也继承了唐诗的创作艺术，但是，他们制作的却是另一种东西，是长短句的词，尽管明眼人也能窥见它们之间的某种继承关系，但这却不会被人视为侵犯了专利。有一种也许较为极端的现象可以证明这一点：宋词中也有很多摹仿、点化、甚至照搬唐人的诗句的，这种情总如果出现在宋诗中，是万万逃不掉蠹鱼之讥的。但它出现在宋词里，情况却大不一样，由于词的长短句式的不同框架、不同的韵味，却仿佛给唐人原句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晏几道的《蝶恋花》：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首精彩的词中，不要说意象、写景抒情、比喻等技巧的运用上继承了唐诗的艺术技巧，就是在字面上也有几处与唐人的诗句有些关系的，最末两句，几乎就是杜牧的成句。杜牧《赠别》诗：“多情却总似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若单以个别的句子来对照，晏几道是万万逃脱不掉书袋之名的。但若从词的整体来衡量，杜牧的这两句诗被稍加变化，放在一首结构、韵味全新的词中，却并不给人以多少摹仿、陈旧之感。如果借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现象，就一点也不奇怪：词对于诗而言，是一个不同的系统，即使同样的诗句进入词中，它也会获得新的系统质。对于这种现象，前人实际也有所认识，例如明王世贞说：“‘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阳帝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又如清胡薇元也说：“晏元献《珠玉词》集中《浣溪沙?春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本公七言律中腹联，一入词即成妙句，在诗中即不为工。此诗词之别，学者须于此参之，则他词亦可由此会悟矣。”为什么“语虽蹈袭”的句子，“然入词家尤是当家”呢？为什么“在诗中即不为工”，“一入词即成妙句”呢？这便是因为词是一不同于诗的新的系统，同样的诗句一进入词，就获得了新的系统质。至于更巧妙无痕迹的化用，那更可以视为一种全新的创造。如此词中的“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可以说是化用了白居易的《花非花》中的“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秋云无觅处”。但晏词化用后，不仅更凝炼，更由于句式的变化，使它比原诗获得了更深长的韵味。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多，可以说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说宋词继承了唐诗的遗产，也并不是说宋词就没有自己的创造。前面我们说宋词继承唐诗的创作艺术生产了一种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之“新”，当然就是唐诗中所没有的。它最大的新，就是它长短交错、变化多端的句式，这种句式，打破了唐诗（也打破中国古诗）齐言的传统，为更自由、委婉、更有韵味的抒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它的“言长”的艺术特性，就主要是由其句式、韵律及其所带来的其他艺术技巧所造成的。其次，它之“新”还表现在它的“诗余”功能上、它的“诗余”题材的选择上。这种新的功能与新的题材选择，与它特定的体式、句式相结合，又带来了宋词一系列新的东西，例如它委婉、倾诉式的抒情韵味、细腻而多层折的描写、对内心生活更细腻而深入的把握、装饰设色的艺术、轻丽婉约的风格等。这种种之新，就造成了宋词与唐诗很不相同的面目。对于宋词与唐诗的区别，王国维有一段虽然简约而不失精当的论述，他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这段评述，可以说包含了笔者以上所言宋词之“新”，包括了它的体制、它的功能、它的题材特点等。在本书中我们探讨宋词的艺术，主要就抓住这些新的方面来进行研究。当然，对于它对唐诗艺术的继承，我们也会给予适当的关注。 （二）、宋词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感情，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再次，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 唐代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强大的国力、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与丰厚的文化积累，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充足的条件。众多伟大、杰出的诗人把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推向高峰。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三千七百多人，可见存世唐诗五万四千余首。这不过是唐诗的一部分，但我们从中已经可以大略窥见当时诗歌繁荣的面貌。 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较为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到被称为“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出现，才扩大了诗的表现范围，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显示出雄伟的气势和开阔的襟怀。他们无论写边塞，还是写行旅、送别，都有着这样的情思风貌。在诗的体式上，这时完成了五七言律体的定型。律诗属于近体诗，是相对于古体诗而言的。古体分四、五、七言和杂言，平仄没有限制，也不求对偶。近体诗平仄和押韵有一定的体式，也要求对偶。律体的定型，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主要体式。 在初唐的后期，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陈子昂和张若虚。陈子昂主张诗应该有所寄托。他的38首《感遇》诗，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但他写得最好的诗是那首《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写不遇的悲怆，但其中蕴含的是自信和抱负，情怀壮伟，有一种得风气之先而不被理解的伟大孤独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月夜春江明丽纯美的境界，融入浓烈情思和深刻哲理，婉转的音调，无穷的韵味，创造出了非常完美的意境。陈子昂和张若虚艺术上的成熟，透露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信息。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高峰。此时诗坛群星辉映。王维和孟浩然善于表现山水田园的美，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那种宁静平和的心境。王维的山水诗融诗情画意于一体，把人引向秀丽明净的境界，那境界里洋溢着蓬勃生机。《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雨后的松林间月色斑驳，流泉琮 。浣纱女踏着月色从竹林间喧闹着归来；渔人正分开荷叶摇舟远去。山村之夜，如诗如画。他还有一些诗，宁静中带几分禅意。在唐代的重要诗人中，他是受佛教思想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但他不是一位完全遁世的诗人，有些诗写得慷慨激昂，有的诗表现出浓烈的人间情思。那首《送元二使安西》，由于写出了人们深情惜别时的普遍感受，后来被编入乐府，成为离筵上反复吟唱的歌曲《阳关三叠》。孟浩然善于用最省净的笔墨，写山水田园的秀美。《过故人庄》写做客田家的喜悦，恬静的农舍，真挚的友情，充满浓郁的生活情趣。《春晓》写春日那种明媚静美舒畅的感受。那首《宿建德江》，只用20个字，便写出了无尽的情思韵味：“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暮烟笼罩中的一抹树林，一轮水中月影。在这朦胧而明净、深远而静谧的境界中，弥漫着一缕淡淡的乡愁。孟浩然的许多诗，都这样以极俭省的文字，表现多重境界和情思。这时和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相近的还有常建、储光曦等人。 盛唐有一些诗人，善于写边塞生活，如王昌龄、高适、岑参、祖咏等。他们大都到过边塞，领略过边塞的壮丽景色，向往边塞立功。在他们的诗中，祖国山河的壮美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王昌龄写了二十几首边塞诗，最有名的是《出塞》《从军行》。他的边塞诗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和清刚的风格。其他题材的诗他也写得很好，七言绝句有极高的艺术成就。高适的诗风趋于雄壮慷慨：“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塞下曲》)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豪侠气质。边塞诗人的代表，还有岑参。他写边塞风物的雄奇瑰丽，写军人的豪雄奔放。荒漠与艰苦，在他笔下都成了充满豪情的壮丽图画。 最能反映盛唐精神风貌、代表盛唐诗歌高度艺术成就的，是伟大诗人李白。李白是一位性格豪迈、感情奔放、不受拘束而又向往建功立业的诗人。他的诗充分表现了盛唐社会士人的自信与抱负，神采飞扬，充满理想色彩。他的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极大地丰富了古体诗的表现技巧，把乐府诗的写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七言绝句和王昌龄的七言绝句一起被后世推为唐人七绝的代表作。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爆发式的抒情、变幻莫测的想像和明丽的意象。他把乐府和歌行写得有如行云流水，感情喷涌而出时，便如黄河之水，奔腾千里，一泻而下。他生于盛唐，感受着盛唐昂扬的时代精神，晚年又亲眼看到唐代社会的衰败，理想和现实之间产生巨大反差。他的诗里既有建立不世功业在指顾之间的信心，又常常有愤慨不平和对于朝廷黑暗的抨击。他曾经奉诏入京，供奉翰林，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他以为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得意扬扬。不久被权臣毁谤，被逐出朝廷，他才明白朝政其实已经腐败不堪。他说自己是“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才华而不得重用；而痛斥那些庸才却春风得意，“骅骝拳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直骂那些奸佞之徒“董龙更是何鸡狗!”即使处在失意的境况中，他也不忘报国。安史乱起之后，他前后两次从军就是证明。他的诗想像瑰奇，常常想人所想不到处。前人评他的诗，说是“发想无端”，《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例子。在想像之中，又常常带着夸张的成分，写愁生白发，说是“白发三千丈”；写庐山的五老峰，说是：“青天削出金芙蓉”；写黄河，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他是一位富于想像的诗人，他的诗常常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又由于他性格开朗豪放，他的诗意象明丽清新、色彩鲜艳。他纯然是一位天才的诗人。 当时另一位伟大诗人，是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比李白小11岁，两人的深厚友情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坛佳话。杜甫的青年时代，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都有过“裘马轻狂”的漫游生活。但是他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致君尧舜”的抱负，而一生却穷愁潦倒，因此在感情上更能体验到民众的疾苦。安史之乱给唐代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半个中国沦为丘墟。杜甫在战火中流离转徙，写下了《北征》民生疾苦的诗作。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战争带来的破坏、战火中百姓的心态，在杜诗中都有极为生动的反映。唐代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他那样深广地反映安史之乱的历史，因此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由于自身的坎坷遭遇，对百姓的苦难深有感触，发为歌吟，家国之痛与个人的悲哀也就融为一体。《春望》《登楼》《登岳阳楼》都是这样的诗。“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百感交集，既是身世之感又是家国之悲，已经很难分开了。唐诗到杜甫是一大转变，题材转向写时事、写底层百姓的生活；写法上采用叙事和细节描写，在叙事和细节描写中抒情。为便于写时事，他多用古体，但他的更高的成就是律诗。在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律诗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他的律诗的成就，主要是拓宽了表现范围，尽力发挥律诗这一体式的表现力，既严格遵守格律规则，又打破格律的束缚。变化莫测而又不离规矩，写得出神入化。像《春望》诗，都是例子。有时为了更完整地表现一个事件或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感想，他采用组诗的形式。用组诗写时事，是杜甫的创造。律诗，尤其是七律，到了杜诗，是高度的成熟了。在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上，杜甫与李白不同，李是感情喷涌而出，杜是反复咏叹；李是想像瑰奇，杜是写实；李是奔放飘逸，杜是沉郁顿挫。一般认为，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杜甫带有集大成的性质，对于后来者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唐代中期，诗歌的发展走向多元化，出现了有明确艺术主张的不同流派。韩愈、孟郊和他们周围的一些诗人，在盛唐诗歌那样高的成就面前，另寻新路。他们追求怪奇的美，重主观，常常打破律体约束，以散文句式入诗。在这一派的诗人里，李贺是一位灵心善感、只活了27岁的天才诗人。在他的诗里，充满青春乐趣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人生寥落的悲哀，与过早到来的迟暮之感交织在一起。他的诗，想像怪奇而丰富，意象色彩斑斓，而且组合密集。在这个诗派里，他的诗有着特别鲜明的风格特征。这时的另一个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主。他们主张诗应有为而发，应有益于政教之用。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白都写有新题乐府，表示了对于国家的关心、对于黑暗现象的抨击和对于生民疾苦的同情。白居易的50篇新乐府，有写得好的，如《卖炭翁》等。在艺术表现上，白居易主张要写得通俗易懂，趣味与韩、孟诗派正好相反。白居易既写有大量的讽喻诗，也写了不少闲适诗，而艺术上最成功的，是长篇歌行《长恨歌》和《琵琶行》。中唐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的艺术趣味既不同于韩、孟，也不同于元、白，而有着自己的特点。 晚唐诗歌又一变。中唐的那种改革锐气消失了，诗人们走向自我。这时出现了大量写得非常好的咏史诗，杜牧、许浑是代表。杜牧是写咏史诗的大手笔，对于历史的思索其实是对于现实的感慨，历史感和现实感在流丽自然的形象和感慨苍茫的叹息中融为一体，《江南春》都是咏史佳作。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是李商隐。唐诗的发展，到盛唐的意境创造，达到了意象玲珑、无迹可寻的纯美境界，是一个高峰。杜甫由写实而走向集大成，是又一个高峰。中唐诗人在盛极难继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或追求怪奇，或追求平易，别开天地，又是一个高峰。诗发展至此，大有山穷水尽之势。李商隐出来，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惊人的才华，开拓出一个充满朦胧、幽约的美，让人咀嚼回味的诗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峰。他是一位善于表现心灵历程的诗人，感情浓烈而细腻。他的爱情诗深情绵邈，隐约迷离，刻骨铭心而又不易索解。他的不少诗(特别是无题诗)情思流动是跳跃式的，意象组合是非逻辑的，意旨朦胧而情思可感，往往可作多种解释。他的艺术技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极大地扩大
唐宋官制可以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官制，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保持较为严重的人-事分离制度以及职位结构与品位结构的复杂性。这里谨就唐代中央官制作一个极为简单的说明，方便大家理解唐代政治制度与相关事件。由于唐代后期职官系统变动剧烈，各种差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正常的中央职官序列受到严重的损伤，甚至出现了职事官完全阶官化的极端情况，所以本文阐述的情况大多以最具代表性的盛唐时期为准。另外，唐代的铨选和散官-职事官的关系，诸卫诸军与府兵等问题过于复杂，等等。
可以促进唐朝文化的发展，还可以提升唐朝的综合实力，有利于促进沟通交流，可以帮助唐朝建立完善的制度，也可以掌握实权，还可以保证中央系统的发展。
1.经审查的论文（仅列2002年以后发表者）1. 〈唐「望秩」类官员与唐文官类型〉，《唐研究》，第16卷，2010年12月，页373-401。〔此为唐史学界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主编，有严谨的匿名审稿制度〕2. 〈小说的正史化﹕以《新唐书‧吴保安传》为例〉，《唐史论丛》，第11辑（2009 年2月），页 343-355。3. 〈论唐代的检校郎官〉，《唐史论丛》，第10辑（2008年2月），页 106-119。4. 〈论唐代的州县「摄」官〉，《唐史论丛》，第9辑（2007年1月），页66-86。〔《唐史论丛》为中国唐史学界最重要的刊物之一，编委包括中港台最知名的唐史学者，有评审制度〕5. 〈论唐代的侍御史知杂〉，《中华文史论丛》，第82辑（2006年6月），页83-95。〔此为中国大陆最著名的文史期刊之一，撰稿者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第一流学府的第一流学者，有严谨的匿名审稿制度〕6. 〈论唐代的检校官制〉，《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6月），页175-208。〔此为台湾排在前五名的文史类期刊〕7. 〈论唐代官员的办公时间〉，《中国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5年第4期，页73-77。〔此为大陆史学界排名第二的期刊〕8. 〈唐代的翰林待诏和司天台——关于《李素墓志》和《卑失氏墓志》的再考察〉，《唐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主编），第9卷，2003年，页315–342。9. 〈唐代校书郎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第3分，2003年9月，页527–58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为A&HCI期刊，在台湾的文史类刊物中常排名第一〕10. 〈唐代待诏考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新第12期，2003年，页69–105。〔此为香港排名第一的文史期刊〕 1.〈唐代文学研究与唐代官制——以基层文官为例〉，收在《第一届马来西亚传统汉学研讨会论文集》（马来西亚柔佛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5），页123-139。2.〈论王维的〈相思〉和相关的课题〉，收在《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集》第7辑﹕《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创系四十周年纪念专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05），页121-149。 1.《唐代基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 年11月，列为《联经学术丛书》之一。vii + 481页。〔此书实际上在 2005 年初才出版面市，并在出版之后获得国科会「补助出版人文学及社会科学专书奖」奖助新台币 20万元〕。本书的简体字版，已在 2008 年 5 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唐代中层文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 年12月，648 页，列为《联经学术丛书》之一。出版后获得国科会「补助出版人文学及社会科学专书奖」奖助新台币 20万元。简体版将由北京中华书局在 2010 年 11 月出版。 . 〈论唐代的检校郎官〉，「第八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31至12月1日在台湾台中国立中兴大学召开。2. 〈论唐代判官的含意、起源和演变〉，「第七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国唐代学会和国立台北大学人文学院联办，2005年10月27-28日在台北大学民生东路校区）。3. 〈唐代官名和官制对唐代文学研究的意义〉，「第一届马来西亚传统汉学研讨会」（马来西亚新山市南方学院中文系和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2004年7月3日)。4. 〈论唐代的县尉〉，「第六届国际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台湾中国唐代学会和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暨研究所联办，2003年11月6–7日台北国家图书馆）。 1.学术随笔1. 〈追忆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汉学研究通讯》，26卷4期（2007年11月），页24-34。2. 〈万里寻碑记——我怎样找到《大悲菩萨传碑》〉，《台湾宗教研究通讯》，第三期（2002年4月），页134-183。 1. 《坐火车游盛唐﹕中国之旅私相簿》。台北﹕人人出版社，2002（探访唐代文史景观的摄影集和文字记录）。含240张彩色照片，124页。简体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5月。194页。2. 《男人的育婴史》。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1。212页。简体版﹕ 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2月。3. 《杜甫的五城﹕一个火车迷的中国壮游》。台北﹕尔雅出版社，1999。406页。简体版《杜甫的五城：一位唐史学者的寻踪壮游》﹕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论中国唐朝的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其杰出的代表之一就是唐律。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唐朝继承发展了封建社会“礼法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强调社会风气需要礼教与刑罚相结合的原则，突出礼教对法律的指导作用。唐朝法律体系的核心《唐律疏议》就是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的，它大量援用儒家经典的内容，儒家思想又集中表现为礼。它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法中的礼法关系。唐律的内容遵循礼的精神和要求。在唐律中，礼是确定其一般原则、罪名和刑罚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大量的溶入了封建等级身份差别的思想，将亲疏、尊卑、良贱之间的种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之后果表达得很详细。唐律中的一般原则都规定在它的首篇名例律里，它集中体现了整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准则，对其它十一律的内容均有制约作用。 《唐律疏议》是唐高宗制定的完成的刑法典，是一部综合性的封建法典，其讲律文与疏议有机地结合未一体，反映了唐代律学的统一和发达。唐律共十二篇，篇目结构比较简单，律令简约也是唐朝统治者立法的原则之一，各篇律条的排序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 《唐律疏议》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唐律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即“疏议”部分，这部分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它对律文所做的解释，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的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它从结构上包含律文和相应的法律解释两部分，内容清晰且便于适用；唐律的条文涵盖广泛，疏而不漏，全面维护着唐朝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律文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一部刑律之内。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典就是《唐六典》——封建国家行政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献，这部文献与《唐律疏议》一样，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行政法典，它的编纂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制定，不仅是唐文化的珍品，对唐朝政治的稳定、对唐朝国家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而且对后世各朝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使我国古代封建行政体制能超乎寻常地、稳定地沿续千余年。《唐六典》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使得行政法典成为与封建刑律并行的两大基本体系，这不仅是我国封建立法史上的创举，是中国行政法制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在世界中世纪法律制度史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法律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的体现，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唐太宗李世民在唐初国策制定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有了较深刻和明智的认识。他强调要保持长治久安，就要实行开明统治，重视法律，刑法要宽平、简约，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手段。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初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稳定局势、巩固统治秩序，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刑罚体系——封建制五刑（包括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历来为后世各朝所称赞。 唐前期，以修定律令格式作为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到了唐后期，“编敕”成了唐后期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成为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法律的主要形式。唐后期的法制，既是唐前期法制的继续，又非前期法制的照搬。在唐后期，敕的地位日益重要，它不仅跻身正式法典，而且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也远远超过律、令、格、式，而后者则大多成为具文。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长期居于世界法律发展过程的领先地位，并影响周边国家，成为东亚广大地区的主导性法律体系，唐朝的法律制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形态，形成中华法系的特色，奠定了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