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杜涯诗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人们一想起杜甫，脑海浮现的多半是一位忧国忧民、朴实谦和的长者。但长者也曾年轻，温厚的人也有狂放的一面。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杜甫在后人面前呈现的，也许是另一种面貌。 交游：因为狂傲差点被杀 杜甫和李白的相遇，被称为文学史上的大事。他们一起在山东一带漫游，一起拜访当时著名的道士。杜甫这样形容他们的日子：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即便多少有点夸张，那也是狂放不羁了——这就是青年时期的杜甫。在盛唐这样一个时代，人们胸襟开阔宏大，思想生气勃勃，狂放被认为是自信健康的一种美，所以李白的洒脱那样受人景仰，所以杜甫也自然流露着时代的骄傲。他们一起登临高台，慷慨怀古、纵论天下，令周围的人艳羡，又令人们觉得高深莫测。 杜甫自己也曾经回忆年少时的“轻狂”，那是一个踌躇满志的杜甫。和李白一样，杜甫也是满腔治国平天下的狂想。不同的是，当时的李白已经从长安铩羽而归，而杜甫却正怀着一肚子好梦准备去碰碰运气。 杜甫在长安四处碰到的都是墙壁。即使这样，他依旧带着几分年轻的狂傲。在给唐明皇的上书中，毫不含糊地自称才华绝不在汉代的文学大家杨雄、枚皋之下。在今天看来，杨雄、枚皋的成就声名远不及杜甫，但在当时，杜甫的这种说法，就好比现在某人自称和鲁迅不相上下一样。杜甫目空一切的气势，实在也不比李白差多少。 中年之后，杜甫仍然不时露出狂态。他在四川的生活，是后半生为数不多的安定日子，这全靠他的故交、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应。但是，杜甫对严武也经常漫不经心。和严武见面的时候，杜甫经常连帽子都不戴，这在当时是极其失礼的举动。传说中最邪门的一次，喝醉的杜甫坐上严武的座位，瞪着严武说：“严挺之还有这样的儿子！”直呼别人父亲的名讳，同样也是当时的大忌。杜甫这完全是借酒撒疯了。 严武对杜甫虽然一贯友善，但身为一方军阀，严武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为小事杀人那是常事。杜甫这样没事就摸老虎须子玩，严武尽管没有马上发作，心里却动了杀机。一天，严武召集部下准备去杀了杜甫，要不是严武的母亲及时救杜甫，我们今天就看不到“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句了。 在杜甫的吟诵中，人们总是看到一个关心民间疾苦、善良又热心肠的老人，很难把他和那种轻狂对照起来。或许，人性的复杂多面正是这样吧。 从政：最后只好消极引退 杜甫的诗歌时常出现放歌纵酒的描述，中间多少能够体现出一点他的疏狂。而他的固执倔强，好像却不容易看到。 安史之乱爆发后，宰相房琯率兵与叛军大战失利，被朝廷罢官。杜甫此时刚刚当上了负责进谏的左拾遗，就向同样登基不久的唐肃宗上疏，认为房琯没有大罪过，应该仍旧给予重任。这还不算，在朝廷上面见唐肃宗时，杜甫盯着这件事情不放，纠缠不休。 除了态度异常坚决外，大约他又犯了老毛病，说话有点没上没下，终于把唐肃宗弄火了，下令审讯杜甫。这次是宰相和御史出面求情，大意是杜甫说话虽然没分寸，但也算尽职尽责，杜甫这才免了刑罚之灾。 而侥幸逃过一劫后的杜甫居然还不见好就收，再次上疏为房琯的事情喋喋不休，很有点不知死活的劲头。这种不屈不挠的脾气和唐朝初年的名臣魏征非常相似，不达目的决不收手。但魏征风云际会、恰逢明主，遇到了唐太宗这样千古少见的头脑清楚的皇帝，才成就了一代谏臣的名声。纵然如此，唐太宗还经常被气得嚷嚷，要杀了这个不知进退的家伙。 杜甫碰到的唐肃宗可就没那么明白了，从此就不怎么搭理杜甫，不久更找了个借口远远地把他打发了事。在严武手下当差时，杜甫还是旧习不改。杜甫和严武幕府的同僚不和，干了一段就不耐烦了，请求严武批准辞职。严武没有答应，杜甫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报告申请。碰上这样的倔脾气，严武大概也被磨得受不了，只能让杜甫回草堂当平民去了。 这个事件看来是杜甫一生的一个转折。从在唐肃宗中央政府的积极进取，到在严武地方政府的消极请辞，杜甫从政的热情似乎消退了。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对国乱民困的忧虑始终如一。 生存：一半饿死一半撑死 政治上不得志是一种不幸，但杜甫悲惨境遇的根源是他生活的潦倒，他后半生最大的敌人竟然是饥饿。 初到长安不久，父亲去世使杜甫失去了经济来源，很快生活就陷于困窘。他曾采草药出售以糊口，曾经去买救济灾民而低价出售的粮食。但这些都救不了穷，十来天没米下锅的情形也不少见，他不得不奔走于豪门和亲友之间，乞求一点援助。 杜甫在长安有一个晚辈，为了蹭一顿饭，杜甫时时到那里走动。这个晚辈混得也一般，杜甫去的多了，他虽然表面上不便说什么，给人气受的事情难免做点出来。偶尔运气好了，有人同情杜甫的处境，热情招待他一次，就足以让杜甫感激不尽了。 这种生活状态，杜甫在长安坚持了10年。等杜甫弄到一个小官的职位时，已经有点太晚了。他上任不久回家探亲，进门听到的是小儿子活活饿死的噩耗。一代“诗圣”流落到这步惨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原来不只是眼见，还是切身之痛。 安史之乱时，“饿”依然是杜甫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流离失所的岁月里，他拾过橡栗、挖过野芋，辗转挣扎到四川时，已经一身是病。在杜甫的诗中，流露出对贫苦民众那么真切的同情哀怜，又何尝不是他本人的付出太过沉重了。 杜甫的死也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9天。当地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当晚就因为醉饱过度而辞世了。 杰出诗人却落得如此下场，大概令后人感到不安，于是人们对杜甫的死因做了种种解释，并推断出溺死、病死等各种说法。然而，纵然真是这样，对诗人本身的痛苦也没有任何补益。他以他的颠沛痛楚见证了盛世唐朝的没落，他那些伟大诗篇，就是他一生悲苦的哀鸣。

《秋天》 ——杜涯 是谁带来了这场爱情？一个上午，悬铃木落花一样飘飞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破败的花园每次我出门都看到了那片树林我总是走近它，仿佛它是我的命运仿佛是它使我迅速衰亡仿佛我就要喊出一个遗忘的地名：比如：“春天”、“栗树”、“山冈”或者“风”、“流逝”，但这些都不是街头有一车车的黄花被人买走像秋天的风声又被我听见：每次我回转身都看到了那片树林我总是看着它，我总是喊不出声，仿佛我的爱情我的衰老的上午我望不见远处的山我追赶一车的黄花并看着爱情走远赏析：在近20年中国涌现的女诗人中，杜涯是我最欣赏的一个。杜涯的诗歌如同她的性格，平和、文静，与你保持距离但关系融洽。如果梳理她喜欢的词汇，我们可以发现，春天、秋天、风、桃花、树、树林、泪水、月光、爱情、花、村庄、水……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这些意象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母题：对自然的依恋和时光流逝引起的痛感。《秋天》也不例外。《秋天》的语言极度优美，每一节都是一幅生动凄丽的画面；但又不止于优美，诗行间容纳了多少的哀伤与追忆。一个人在城市里回忆过去，本来，“悬铃木落花一样飘飞”是具有美感的，但在忧伤的“我”的眼中，“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破败的花园”。秋天，有人在卖菊花。新采撷的菊花在街头一车车地被人买走，“我”的心也随之恍惚起来，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记忆中最美丽的部分。“我”怀念的是一个树林。这个树林，必定发生过刻骨铭心的事情。那是在春天，栗树开花的时节，微风轻拂，艳阳高照，一切是那么地醉人。而逝去的终归逝去了，对于往事，“我”只能无言：——“每次我回转身都看到了那片树林/我总是看着它，我总是喊不出声，仿佛我的爱情”。“仿佛我的爱情”看似随意的“累赘”，实际上是诗歌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在不经意间为诗歌定了调，并告知人们“我”的忧伤的原因——既是为爱情，也是为时光的流逝。最后一节是最令人伤感的，一个失去爱情(或者美好时光)的人，追赶着象征青春的菊花，却无能为力，“看着爱情走远”。这无疑是一首优异的诗篇，无论语言、意象还是情境以及内涵，都十分到位。《秋天》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经过和结果等因素样样不缺，在阅读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幅幅图画，它们串连起来，就是流动的影像。时常听到褒古诗而贬新诗的声音，理由是新诗语言粗糙，不讲意境等等，我很想请持这些观念的人读读《秋天》这样的作品，我坚信它不比人们所喜欢的很多古诗逊色。在我读到的对杜涯诗歌评价的文章中，著名学者林贤治的表达颇有意思，在发表于2006年某一期《西湖》杂志的《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一文中，林贤治对杜涯的诗歌风格进行了总结：“杜涯的诗别具一格，抒情性很强……她常常重复，集中地写同一事物，像空洞的风，像杨树、栗树和梨树，看得出来，她惟以抒写为满足。在形式上，她也不刻意追求变化，显得相当呆板，然而这正是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林贤治同时认为，“不能说杜涯的诗内涵如何丰富，应当承认，社会内容仍然是单薄的。她的诗大多摄取自然意象，很少涉及人事，尤其是村庄里的穷人，所以还不是那种自觉的穷人的歌手。但是，诗中的那份忧伤、惊悚、亡逝的痛感，虽然有着古诗十九首的传统意味，然而到底属于她和她所熟悉的穷人的世界。”上面两段话，内有赞有弹，但终归还是回归到“赞”字上面。赞的时候，甚至把那些“相当呆板”的诗句和重复的诗意也看成“是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可见评价之高。而“弹”的部分，却不是很能服人。一种被反复使用而“显得相当呆板”的形式，与“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是否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一首好诗是不是必须出现“社会内容”，写与乡村有关的诗是不是必须涉及“穷人”，要成为“穷人的歌手”？对此我持保留态度。人的情感复杂多变，诗歌也有很多种，有的好诗，其文本有一种自足性，我们不能要求所有风格和内容的诗歌都要“关心人民疾苦”。诗歌的好与坏，不是看内容，而是看诗人是否在某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令人惊讶的高度。在我看来，作为诗人，李商隐的伟大程度并不比杜甫稍低。杜涯在她的这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而她是优秀的。从行文看来，林贤治对自己的论点也是犹疑不定的，他对杜涯的评价形成了一条起伏不定的线条，在遗憾于她没有充当“穷人的歌手”之后，马上又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杜涯的《挽歌》具有哲学的深度，是中国的诗歌所缺乏的。然而令人纳闷的是，林贤治一方面在盛赞杜涯，并肯定了部分诗人的写作之后，却说：“我们只有喧闹的诗歌，实质上只是一些嘈杂的声音，而不见完整的诗人形象。诗大于诗人。”最终甚至得出了“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是一座空山”的结论，这多少有写牵强。

在近20年中国涌现的女诗人中，杜涯是我最欣赏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她的作品的质量，还与我的性情相关。也许我在某些场合很多话，很活跃，但我更清楚自己在更多的时候的沉默与忧郁，我写过很多忧郁的诗歌，尽管现在看来它们都不够成熟，但那种失落、感伤却一直为我所迷恋。生活已经不可能让我们寻回“看花落也掉泪”的情绪，而对逝去事物的怀念与追忆，却是所有人的共同特点。在这个层面上，杜涯以她的才华为世人做出了印证。 杜涯的诗歌如同她的性格，平和、文静，与你保持距离但关系融洽。许多诗人以语言为上，读他们的作品，总会感到那一个个词语从纸页上蹦出来，撞击你的视网膜。而杜涯的诗重在氛围的营造，它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眼睛的冲击，而是对阅读者身心的包容和感染。如果说那些以意象的特殊性取胜的诗歌是一把刀子，给人刺痛感，那么，杜涯的诗歌就是一个巨大的乾坤袋，你一旦陷入进去，就无可脱身。杜涯自己也这么说：“诗歌的最高境界也许和华美和色彩斑斓无关。真正的诗歌应是无声的，是沉默。”（杜涯：《童年•梦•诗歌》，见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如果梳理杜涯诗歌的词汇，我们可以发现，春天、秋天、风、桃花、树、树林、泪水、月光、爱情、花、村庄、水……占据了她的诗歌的绝大部分空间，这些意象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母题：对自然的依恋和时光流逝引起的痛感—— 是谁带来了这场爱情？ 一个上午，悬铃木落花一样飘飞 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破败的花园 每次我出门都看到了那片树林 我总是走近它，仿佛它是我的命运 仿佛是它使我迅速衰亡 仿佛我就要喊出一个遗忘的地名： 比如：“春天”、“栗树”、“山冈” 或者“风”、“流逝”，但这些都不是 街头有一车车的黄花被人买走 像秋天的风声又被我听见： 每次我回转身都看到了那片树林 我总是看着它，我总是喊不出声，仿佛我的爱情 我的衰老的上午 我望不见远处的山 我追赶一车的黄花并看着爱情走远 一个朋友动情地告诉我，他阅读完这首《秋天》后，无法忍住感伤的泪水。我则告诉他，我虽然不习惯在阅读时过于动情，但杜涯的《秋天》我读过无数遍，甚至在2003年春节期间我妻子分娩前的那个晚上，我都在向她介绍杜涯和她的《秋天》。 诗歌的语言极度优美，每一节都是一幅生动凄丽的画面；但又不止于优美，诗行间容纳了多少的哀伤与追忆。一个人在城市里回忆过去，本来，“悬铃木落花一样飘飞”是具有美感的，但在忧伤的“我”的眼中，“这座城市看起来像个破败的花园”。 秋天了，有人在卖菊花，新采撷的菊花在街头一车车地被人买走，“我”的心也随之恍惚起来，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记忆中最美丽的部分。“我”怀念的是一个树林。这个树林，必定发生过刻骨铭心的事情。那是在春天，栗树开花的时节，微风轻拂，艳阳高照，一切是那么地醉人。而逝去的终归逝去了，对于往事，“我”只能无言：——“每次我回转身都看到了那片树林/我总是看着它，我总是喊不出声，仿佛我的爱情”。“仿佛我的爱情”看似随意的“累赘”，实际上是诗歌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在不经意间为诗歌定了调，并告知人们“我”的忧伤的原因——既是为爱情，也是为时光的流逝。 最后一节是最令人伤感的，一个失去爱情（或者美好时光）的人，追赶着象征青春的菊花，却无能为力，“看着爱情走远”。写到这里，我突然理解了那位朋友的泪水。这无疑是一首优异的诗篇，无论语言、意象还是情境以及内涵，都十分到位。《秋天》也可以说是一首叙事诗，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经过和结果等因素样样不缺，在阅读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幅幅图画，它们串连起来，像优美的MTV。时常听到褒古诗而贬新诗的声音，理由是新诗语言粗糙，不讲意境等等，我很想请持这些观念的人读读杜涯、蓝蓝等人的作品，我坚信像《秋天》这样的新诗无论如何也不比人们所喜欢的很多古诗逊色，它们是新诗的光荣。 从诗歌的叙述方式，可以揣测诗人的性情，言辞新鲜花哨的诗人，性格往往比较张扬，注重作品整体性的诗人，性情则比较低调、隐忍，对诗歌极其认真。杜涯无疑属于后一种。在青春诗会的作品讨论会上，我对杜涯的诗歌和为人给予了一个初识者所能给予的尽可能高的评价：杜涯是一个优秀的女低音，她的诗歌朴素、干净，有一种宁静的美，这与她的性情是相吻合的，最优秀的诗篇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来。我们已经读到从杜涯心底流淌出来的众多佳作，它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让我们无时不感受到自然景物背后的命运之手。霍金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但你永远不知道究竟注定了什么。杜涯的诗歌试图探寻那只手指向何处，这一切注定没有结局。因此，尽管杜涯的诗里出现过一种又一种怀抱生命的事物，却没有什么不会消逝—— 在后山，在倾斜的坡上 槐花已经落了三天 当我在暮春那温和的风中 跑到槐树下，并抬头仰望 槐花，它们已在我到来之前 悄无声息地落尽了 ——《我记得那槐花飘落》 这种怅惘和挽歌式的低吟因为内心的爱和悲悯而显现光芒，它赋予诗歌一种浓郁的悲剧色彩，从而彰显了诗人沉思者的形象。但如果一味地沉湎于叹息之中，是否会导致另一种结果？当我捧起《风用它明亮的翅膀》，在赞叹诗人无处不在的才华的同时，也不得不暗暗感叹其中风格和内涵的单一。这其实是所有诗人遭遇到的共同问题：当他们依靠一批风格相近的作品奠定地位，并一再通过类似的创作进行加强而终于成为异于他人的“这一个”时，另一重阴影也缓缓移近，那就是“重复”。一个能够不停地对自己的创作风格进行微调的诗人值得敬佩，至少，他还有勇气重新开始，去找另一种可能性。这使我想起了黄山青春诗会的一个夜晚，一大群人跑到宾馆附近的汤口镇上网。路上，杜涯满脸神秘地说要送我一件礼物，她说那礼物就在我的视线之内，要我猜。我猜不出。她用手指了指天上的月亮。第二天清晨，我遇见杜涯，也象征性地“回赠”了她一轮红彤彤的黄山太阳。没想到她竟很感动地说：谢谢你刘春，我就缺少一个太阳。现在想来，这个小插曲多么富于深意：我的诗太理性，需要增强感性（月亮）；杜涯的诗太沉郁，太阳般的刚性正好是一种补充。也许，聪明的杜涯在我要送太阳给她的那一瞬，就已联想到这一点了。其实，相对于诗集《风用它明亮的翅膀》，杜涯的新作已经具有了丝丝缕缕的阳光，2001年创作的短诗《晴朗的冬天》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一些枯树枝在风中轻微地断裂/轻微的掉落在远处的地上/然而这个晴朗的冬天并不因此/多出什么，也并不因此失去什么”。尽管迷离的惆怅还在、低沉的音调还在，但加入了一些更为坚实也至为关键的东西：面对命运的宠辱不惊。这样的细微变化于一个本来就已经相当优秀的诗人，尤为可喜。 在我读到的对杜涯诗歌评价的文章中，著名学者林贤治的表达颇有意思，在发表于2006年某一期《西湖》杂志的《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一文中，林贤治对杜涯的诗歌风格进行了总结：“杜涯的诗别具一格，抒情性很强，她敏感于时序的变化，事物的易逝，是挽歌的调子，流布着一种古老的忧伤。……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指杜涯的《致故乡》一诗）的许多意象、语词，在杜涯的诗集中反复出现，可以说，她的所有作品都是这首诗的变奏。她常常重复，集中地写同一事物，像空洞的风，像杨树、栗树和梨树，看得出来，她惟以抒写为满足。在形式上，她也不刻意追求变化，显得相当呆板，然而这正是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林贤治同时也认为，“不能说杜涯的诗内涵如何丰富，应当承认，社会内容仍然是单薄的。她的诗大多摄取自然意象，很少涉及人事，尤其是村庄里的穷人，所以还不是那种自觉的穷人的歌手。但是，诗中的那份忧伤、惊悚、亡逝的痛感，虽然有着古诗十九首的传统意味，然而到底属于她和她所熟悉的穷人的世界。”上面两段话，内有赞有弹，但终归还是回归到“赞”字上面。赞的时候，甚至把那些“相当呆板”的诗句和重复的诗意也看成“是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的表现”，可见评价之高。而“弹”的部分，却不是很能服人。一种被反复使用而“显得相当呆板”的形式，与“一个诗人执着于自身情感质地”是否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一首好诗是不是必须出现“社会内容”，写与乡村有关的诗是不是必须涉及“穷人”，要成为“穷人的歌手”？对此我持保留态度。人的情感复杂多变，诗歌也有很多种，有的好诗，其文本有一种自足性，我们不能要求所有风格和内容的诗歌都要“关心人民疾苦”。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诗人，李商隐的伟大程度并不比杜甫稍低。诗歌的好与坏，不是看内容，而是看诗人是否在某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令人惊讶的高度。杜涯在她的这一种风格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因而她是优秀的，难以设想她要是直接书写“穷人”，诗歌的质地会成为什么模样。——我们能够强求秦观去写白居易的风格吗？ 从行文看来，林贤治对自己的论点也是犹疑不定的，他对杜涯的评价形成了一条起伏不定的线条，在遗憾于她没有充当“穷人的歌手”之后，马上又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杜涯是那种哀歌型的诗人，‘命运的钟声’，回响在她的每一件作品之中。她的最温暖的作品，都是为了烘托即时的寒意，而从记忆中升起的。这些以乡村为背景的悲剧作品，永续了古代骚人的易感的传统，暗合了西哲的生命哲学的精义；而在事实上，却是中国乡村在城市崛起的阴影下走向衰败的写照。”在引用了杜涯的《挽歌》之后，林贤治认为这首诗的悲剧性具有哲学的深度，并认为这是中国的诗歌所缺乏的。然而令人纳闷的是，林贤治一方面在盛赞杜涯，并肯定了部分诗人的写作之后，却说：“我们只有喧闹的诗歌，实质上只是一些嘈杂的声音，而不见完整的诗人形象。诗大于诗人。”并茫然四顾：“诗人都到哪里去了？”最终得出了“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是一座空山”的结论。“诗大于诗人”有什么不好呢？诗在，诗人自然就在，诗人的形象难道不是由诗歌而来的吗？“诗人大于诗”，说明了什么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过太多有名无诗的人，他们如同跳蚤般在文坛上串下跳，在名利场上乱拱，或者他们热衷于政治诉求，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派，惟独不是一个诗人。这样的状况对于诗歌而言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在我看来，这些人什么都可以去做，最好不要做一个诗人。 在同一篇文章里，林贤治还对诗人杨键的作品进行了批评：“杨键文字清淡素朴，亲切自然，大凡乡村的人物情事，无不可以入诗，但因此也就限于风景画或风情画，发掘不深，不少诗失之简单，像是一沓未完成的素描。”应该承认，林贤治对杨键的诗歌风格拿捏得十分准确，但是杨键的诗歌是否像他所批评的那样，只是一沓未完成的素描，而缺乏深度呢？很值得商榷。我仍然是那句话：这是一个多元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品都把“社会功用”放在首位，诗歌就是诗歌，它有自身的规律与写作伦理。在很多诗人和批评家看来，杨键的诗歌并非林贤治想象的那么粗浅和简单。比如诗人柏桦就认为，杨键写诗的笔法是典型的中国画功夫，写意或者工笔兼具，尤其强调简朴、认真、醒目的白描写实；杨键就是以这种方法写出了大量有关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诗篇，也写出了许多动物的悲苦；他一切诗的主题几乎都指向中华大地的苦、人民的苦，哪怕他也写过一些中国乡村之美的诗，但从中都透出一丝细腻的悲凉；杨键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对苦难的书写这个部分。（见《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诗人庞培则说：“只有杨键一人在写中国百姓的苦难。”（同上）柏桦、庞培的意见可谓和林贤治针锋相对，该偏向哪一方呢，不同的读者会依照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作出抉择。 扯远了，还是回到前面提及的讨论会现场吧。在讨论到我的诗歌时，杜涯开始投桃报李。她对我的作品进行了一些令我汗颜的评价，比如语言非常成熟，有深度之类。最后，她“提醒”我应该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过于在乎别人的意见。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而现在，当我无事找事地试图对她的诗歌找出一些瑕疵时，她是否也会这么提醒自己？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写着，而且相互鼓励。 为了显示我对杜涯的了解，在本文结束前，我要披露一些“隐私”。在我们一起开会那年，杜涯的职业是杂志社编辑，那不是一般的杂志，而是一个以老年人为对象的杂志（后来，杜涯离开河南去北京，成为北漂一族），她很喜欢这份工作，从与老人的接触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也许正因为如此，本就像老人一样善良的杜涯还像老人一般谨慎，不仅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还怕别人给自己添麻烦。因为合肥到郑州的列车晚上十点才开出，而且没座位，所以从黄山回合肥的那天清晨，朋友们叫她与合肥的诗友联系，看能否帮忙弄一张座位票。她连连摆手：不要不要，这样太麻烦别人。我又叫她和我一同到南京乘车，南京车多，座位票容易买。她又连声说：不行不行，这样就说不清楚了。我一愣：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不就是到南京搭车吗？她说，我一个人去南京转车倒还可以，我们一起去就说不清楚了。周围的诗友闻言，足足笑了好几分钟。求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