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杜甫江阁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杜甫江阁概况——风雨问当年，流寓星沙，客恨曾题临水阁江山留胜迹，何分湘蜀，诗魂尚系浣花溪据史记载，唐大历三年秋，杜甫友韦之晋调潭州剌史，投之待至而韦卒，甫以贫病之身客居长沙。初，甫寄舟中，泊南湖港。近港之驿楼，迎别友人之所也。甫两别刘判官，诗云“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他日临江待，长沙旧驿楼”。后移居湘边佃楼，或在长沙小西门一带，自称“江阁”。有《江阁对雨有怀》诗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江阁卧病走笔》诗云“客人庖厨薄，江楼枕席清”。杜于江阁中，曾晤苏涣，有《呈苏涣待御》诗云“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又晤李龟年，有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阁遗迹早不存矣，而今得于原址重建之。诗圣杜甫，晚年两度驻足长沙，曾寄居江阁，在长沙留下诗作五十余首。为纪念这位被历代人民爱戴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和世界文化名人，长沙市人民政府，在湘江风光带兴建杜甫江阁。鉴于杜甫江阁是杜甫在湖南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住所，作为湖湘文化和杜甫相全方位接触的一个契合点，和杜甫的不解之缘，我们决定选取杜甫江阁作为载体，追本溯源，发散辐射，进行相应的调查，从而在凭怀伟大诗圣的同时，追寻杜甫与湖湘文化的相互影响（或者称之为作用力）。调查报告首先从杜甫江阁本身说起。杜甫江阁为缅怀杜甫而建，选址在长沙西湖路与湘江大道相交的湘江风光带上，与天心阁、岳麓山道林二寺和岳麓书院形成一条文脉带。清康熙年间，长沙就有文人名士提出为杜甫修建江阁、诗碑，立塑像，以纪念诗人。此后，这种呼声一直没有停过。2002 年，长沙市政府终于担起了这一重任。杜甫纪念馆，东朝湘江大道，入口前为广场级踏步；西面面向湘江、主体建筑距湘江堤边5米，一层露台飘于湘江上5米。杜甫江阁的南北连廊为诗碑廊，柱两侧立石碑刻杜甫诗歌供人学习，诗碑廊有扇形廊、曲廊，石碑点缀设置。杜甫江阁北向规划布置六角形碑亭，重檐屋顶，亭中立碑，记述长沙市政府修建杜甫江阁的缘起和经过。杜甫江阁南向靠湘江大道人行通道路边建方亭，与诗碑廊相连，是杜甫江阁的次入口，方亭为单层屋面四坡顶。江阁为四层建筑，室外地面（江堤地面）至檐口底高 15．9米，至屋面脊顶高约19．5米。该建筑二层平面为杜甫纪念馆，馆正中立杜甫塑像，外墙2．1米高开高窗，实墙上用绘画介绍诗人生平，三层及四层为诗画会所，集名人雅士会诗作画，一层为诗词书画纪念品商店。建筑立面为中国传统仿唐古建筑形式，朱红色柱，仿古格栅窗，白色墙。柱廊台阶栏杆为云纹石柱、石面板栏杆。屋面歇山顶，远挑檐口，青黑色筒瓦曲线屋面，曲线舒展，体现唐代建筑古朴、雄伟、厚重的基本特征。面向湘江大道及湘江的东、西两立面均为主立面，于屋顶檐口下立横扁，上书“杜甫江阁”四个大字。杜甫江阁书法碑廊工程位于长沙市西湖桥口湘江风光带，投资100余万元，将于明年2月竣工，从杜甫在湘时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59首诗到时将呈现在人们面前。书法碑廊是杜甫江阁的一部分，由全国著名书法家沈鹏、李铎、颜家龙、李立、何满宗等书写。杜甫晚年在湘时的作品约100余首，因其在世59年，为表纪念而只选出59首。杜甫江阁主楼的文化工程主要围绕杜甫与长沙、杜甫在湘所创作的诗歌以及杜甫对湖湘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设计，同时注重整体环境布置，以期营造出最佳历史文化氛围，适应不同社会层面的观众，达到融知识性、休闲性于一体的效果。二楼设计布置为纪念大厅。大厅正面为大型木制浅浮雕《杜工部潇湘行踪图》，展示了杜甫在湖南生活时的行踪，与大厅中央杜甫雕像交相辉映。大厅两侧布置有张大千、林散之等著名书画家的杜诗及诗意画，加之对联、诗画大花瓶、仿古红木大座屏、花架、几案和名贵盆花、盆景等，使整个大厅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三楼专题展示杜甫生平。其中以诗画形式，着重展示杜甫在湘三年的诗作，表现其老病孤舟的生活困境以及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展览分六个部分：家世、游历、言志、诗史、湘魂、光彩。拟展出图片资料、诗画作品、杜诗版本、实物资料共百余件。此外，展厅整体风格与江阁建筑风格相似，展墙采用万字格门窗式造型，此种建筑造型语言能有效地把观众带入历史的时空隧道，加之层版设计采用古代线装版本书页的形式，两者结合使古代文化的韵味更浓。既能使参观者在浓郁的唐文化中缅怀诗圣，又使整个展厅简洁明快，疏密有致，轻松舒适。四楼设计布景为以文会友和精品展示场所，暂名为“集雅轩”。拟分为模型展示、以文会友和观众休息三个小区域，大厅中央摆放江阁模型一座，两侧布置清代红木家具、文房四宝、古玩字画、湘绣奇石精品等。四壁有长沙人文荟萃人物故事组画，讲述屈原、贾谊等历史文化名人故事，以反映长沙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诗圣”杜甫晚年在湖南漂泊了两年多，曾在长沙湘江边“江阁”寄居,并是诗人度过的人生最后一段岁月。两年里，杜甫留下百余首诗篇，其中在长沙所作的就有50多首，包括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还有点出“长沙”之名的《发潭州》：“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这些史诗为湖湘文化添光增彩。编辑本段杜甫在长沙——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久存胶漆应难并，一辱泥涂遂晚收。李杜齐名真忝窃，朔云寒菊倍离忧。“诗圣”杜甫于唐大历三年（768）晚秋，从蜀中前往湖南，准备投奔旧日好友、正待调任潭州刺史的韦之晋。不料，杜甫赶到长沙时，韦之晋已不幸暴卒，贫病交加的杜甫，只得在长沙度过了人生最后两个年头。从入长沙，到魂归湘江，杜甫与长沙结下了不解之缘，作诗50余首，留下了“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春水”，“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等名句。初来长沙时，杜甫寄居舟中，船常停在南湖港。南湖港附近的长沙驿楼也就成了杜甫送别友人的地方，“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等佳句迭出。稍后，杜甫在小西门外的湘江边租佃了一间简陋的楼房，因楼房面临湘江，“诗圣”将其取名为“江阁”。杜甫在诗中曾多次对“江阁”有过描绘，《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有云：“南纪风涛壮，阴晴屡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雨来铜柱北，应洗伏波军。”在《雨》一诗又云：“山雨不作泥，江云薄为雾。晴飞半岭鹤，风乱平沙树。明灭洲景微，隐见岩姿露。”可见当时“江阁”面对湘江，云掩薄雾，鹤舞白沙，流潦满野，日照其中，橘洲景色忽明忽灭，麓山岩姿若隐若现。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江阁”成了杜甫唯一可以安身的地方。在这里，杜甫不仅得到了暂时的安宁，还结识了不少新旧朋友，苏涣就是其中之一。苏涣年轻时闯荡江湖，后考取进士官至御史“佐湖南幕”。他虽身在官场，却独来独往，不交州府之客。一天，苏涣特地来到江阁访问杜甫，两人饮酒品著，谈诗论文，极为融洽。杜甫十分赞赏苏涣的才气，称他“方力素壮，辞句动人。”次日回味，仍似闻金石之声，将近作《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相寄，“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就出自此诗。杜甫自从结识了苏涣后，两人过从甚密，引为患难之交。在此期间，杜甫还遇到了旧友、大音乐家李龟年。据说李龟年曾在湖南采访使的筵席上咏唱王维的“ 红豆生南国”和“春风明月苦相思”，听者无不罢酒饮泣。杜甫少年寓居洛阳姑母家时，多次在歧王李范宅里和殿中监崔涤的府第听过李龟年的歌唱，没想到在长沙又能相见。欣喜感慨中，杜甫写下了《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寥寥数语，包含了时代的动乱、国家的盛衰、人民的流亡和个人的悲欢。770年冬，杜甫在从长沙前往岳阳的船上逝世，时年59岁。编辑本段杜甫与湖湘文化的相互作用力一、杜甫文化给湖湘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整个先唐，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刚刚纳入中原版图，地域文学还谈不上大的发展。汉末唐初长达四百余年的动乱又大大减缓了这一地区地域文学的发展进程。湖南在当时的落后程度更是令人吃惊，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户口统计，大业五载（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万。贞观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万。即使发展到百余年后的天宝元年（742），户口也近九十五万。近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省境内仅有三十至九十余万人，足以显示开发程度之低，经济文化水平只落后。《唐会要》卷六二、卷八六载，荆、益、黔中、闽中、岭南州县都属于奴隶买卖区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说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岁贡京师供人取悦。洪、潭等州僧寺内也多奴婢。这些事例侧面反映出唐时期湘中地区的风俗愚顽、未被教化可见一斑。只有到了隋唐一统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南方地区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文学才开始自具面目，并与北方文学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员来往。唐朝通过命官、铨选、贬谪、科举、置幕等手段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保持与南方的密切联系。同时，北方文人们的南来北访也是北方文化南输，南方广大落后地区受容先进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学的动态历程。北方文人不但成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带来了北方文坛风气。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题壁，唱和，寄曾，这一系列活动给湖南地域文学带来的生气。湘文化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继承楚文化而逐步开始发展起来的。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前提下，杜甫，作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无疑对湖南地域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交融，甚至对其地域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大历三年（768）杜甫游岳麓山道林寺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与宋之问的《晚泊湘江》及后来作幕潭府的沈传师，斐怀古诗并称“四绝”，中唐以来人们十分珍视，作四绝亭一贮之，以诗板高悬寺内，四绝诗、亭成为潭州一胜迹，韦蟾诗称：“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可见后人之无限仰慕。四绝亭周围的景致极美，文人诗兴因此更高，齐己《怀道林寺道友》云：“四绝唐千万木秋，碧参差影压湘流。闲思宋杜题诗板，翌日凭栏道业休.”像这样写成的诗颇多，以至后来成集，《新唐书.义文志四》。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湖湘文化中凭吊文学的发展杜甫仙逝湘江后有杜甫墓，杜工部诗才盖代，名悬日月，受后人景仰，并有不少凭吊诗为后人传颂：扁舟下荆楚间，竞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唐·元稹《题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宋政和五年 凤台子 王得臣 彦辅《麈史》水与汩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宋·徐屯田《过杜工部坟》历代文人墨士对杜甫的凭吊不枚胜举，这些文学创作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湘文化的发展。三、杜甫的“史诗”给湖南的历史学考察留下了一笔财富杜甫的诗向有“诗史”之称，他在湖南的创作也毫不例外的发挥了这一功能。譬如杜甫写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后，离开长沙，逆水来衡州投奔韦之晋，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两人恰于途中错过。杜甫再匆匆赶回长沙，韦之晋却不幸在日前暴卒，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暂栖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时暂住在江边的阁楼之上。生活没着落，他只能靠奉赋赠诗取得一点接济度日，这种“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闷。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也没有仅仅悲伤自己的身世际遇，而是更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他写人民的疾苦，“万姓疮痍台，群凶嗜欲肥”；写吐蕃侵于外，藩镇骄与内，“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写战争的残酷，“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霰”；写与死于战乱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栖身洗濯，“入舟虽苦热，垢腻可灌溉。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这些诗，真切地描述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状貌，为长沙留下了一页长沙诗史。杜甫在湖南留连了一年多，留下诗作近百首。这些诗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后年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潦倒的时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凄凉漂泊生活的写照，表现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关心天下安危与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一些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沙地区的风物人情，使人读来倍感亲切。四、湖湘文化中的忧国爱民情怀与杜甫文化不谋而合，相得益彰都说湖南人最明显的特质是霸蛮，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湖湘任德曼的特质分开三层来理解，这也使得到千古以来无数历史事实明证的。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变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生兮醴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薛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路蓝缕”（《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著。蛮，也就是执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变，这种执著。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撇开第一层面意思姑且不论，杜甫所有湖湘传世诗篇中绝大部分体现出了我们湖湘人的那种强烈的怀乡恋乡情结以及忧民爱国的情怀，姑且不说这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至少也未二者的进一步融合停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湖湘人的忧国爱民更多地体现为入世，敢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采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悯人了。编辑本段湖湘文化反思一、湖湘文化的傲慢与偏见——晚年杜甫被迫自寻退路众所周知，任何文化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湖湘文化也不例外。朱汉民教授认为，湖湘文化的渊源有两个：一是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其次是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但不可否认,中原那些被贬谪流放的大知识分子对中原文化的南下和渗透起了非常关键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流放之人所不可避免的浮躁幽怨情绪，亦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楚人，这表现在思想上湖湘文化缺乏中原文化的那种从容温厚，体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迫切心理。所以，湖湘文化的辉煌虽然使湖南人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担戴精神，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非我莫属、高高在上的自大的病态人格，久而久之，便演变成内存湖湘人行为的傲慢和偏见。今日之湖南，动辄标榜“于斯为盛、唯楚有才”、“无湘不成军”、“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动辄自号 “湘军”，诸如文坛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体坛湘军等等便可堪为明证，一部《湖南人凭什么》更是把湖南人的傲慢与偏见暴露无遗。其实，历史上的湖南长期都是“蛮荒之地”，司马迁在述及吴、楚时就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 ”。因为偏僻和落后，湖南历来是那些失意者的归宿之地。首先是屈原、贾谊贬至湖南，结果屈原怀抱石头投水自尽，贾谊亦自视为流放而痛苦早逝。紧接着老病衰弱的诗圣杜甫漂泊到湖湘大地，一年之后，他猛然发觉“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这位老人也不得不寻生退路，但是“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最后竟病死在洞庭湖上。公元805年前后，杜甫的孤舟和尸骨尚在洞庭湖上漂泊，一批文人又先后流落到了湖湘，他们是宋之问、孟浩然、张九龄、张说、刘禹锡、韩愈，柳宗元。南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南仍游离在中心之外。“苏湖熟，天下足”、“朝士多江西 ”、“无徽不成镇”等，湖南都不沾边。同时，湖南也没有区位优势。当时从北到南有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一条经过江浙入闽，一条途径皖赣进粤，都绕开了湖南，而湖南本身又地处中部内陆，没有直接的入海口，从而更加局限了湖南的经济发展。清朝时“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计划经济时代地位虽稍有改观，但到了今天，地位又与满清时代相去不远。所谓“于斯为盛、唯楚有才”，也不符合历史实际。“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人物5783名，湖南仅57名。只是进入近代以后，湖南才出了几个重量级的政治精英，湖南也因之才得以声名鹊起。但说文化，全省出的文化名人甚至不及江浙一个地区的人多。种种现象，值得每一位自负的湖湘人反思。二、对待文化的态度——“经世致用”过则为“急功近利”这里讨论长沙市政府——一群湖湘人盖杜甫江阁的动机问题，到底是继承弘扬一种文化，还是纪念一位伟大的诗人，或者干脆是为了增加长沙市旅游业的一个景点呢？笔者稍稍上网搜索了下“杜甫江阁”，弹出很多链接，我看得最多的却是“旅游景点”、“门票收入”等字眼，因此感到很困惑。“经世致用”强调文化应该为现实服务，但是我们能文化为现实服务丢掉文化的题中之义吗？另外也有些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正在建设中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哪怕是普通一员,尤其作为这个名城建设的决策者们,他们仅仅知道杜甫之名、或者仅仅知道杜甫到过长沙、写过长沙诗、住过长沙湘江边上,恐怕还不够,还得将杜甫其诗、其人的沉甸甸的分量与当今长沙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考虑,重新定位城市建设与历史承载之间的血肉联系和奇妙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市民也好,决策者也好,长沙的城市建设也可以以杜甫这面镜子为鉴,将历史流转与当代城市建设、发展融入一体,作为“经营城市” 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从中寻找最佳结合点,并达到文化、文明、文章与经济增长的“双赢”,而这其实也必将是一项永垂青史的“光焰万丈长”似的见证性建设。经济发展与文化弘扬应该不应该摆到一起谈，能否双赢也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_（学生论文） 一、“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二、杜甫诗歌艺术的几个具体的艺术特点的杜甫在唐代诗坛上是与李白双峰并峙的伟大诗人，而且即使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也是可以列名在最伟大的诗人之列。 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他的诗歌的艺术性更是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颠峰。今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关于杜甫的艺术风格，前人一直是用“沉郁顿挫”这四个字加以概括。杜甫诗歌里的多种多样的形象都在“沉郁顿挫”的风格上取得了统一。 杜诗内容广博，体式多样，风格也多姿多彩，而其主导风格是其夫子自道的“沉郁顿挫”。沉郁顿挫包括了“意”和“法”，即思想感情和表现方式两个方面。“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和深度，侧重于“意”、“思想”。顿挫有抑扬曲折、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沉郁与顿挫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唯感情聚积得沉郁，表达起来才不至于一泻无余；唯表达得委曲盘旋，似有不尽之意，才越发显得感情的深沉郁勃。“沉郁顿挫”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又波澜老成的含义。 动乱的社会现实，长期的生活磨难，使其年轻时的理想壮志逐渐为沉郁、感伤所取代，忧国忧民，慨叹身世，愈至晚年，其情绪愈加强烈。而杜甫又是一位有骨气、有良知的人，其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涌至口边时，又往往强咽下去，使感情更加深沉浑厚。这种回环往复的感情流程发之于诗，便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波澜老成之感，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洗兵马》、《蜀相》、《登高》、《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均为典型之作。或景中含情，或借古说今，或欲说还休，反复吞吐，言情顿挫，都突出地表现了这种风格。 他往往把思想感情凝聚在秋景之中，在秋天的萧瑟和衰飒中，渗透了诗人伤时忧国的心情。杜甫多年飘泊于长江上下，江流、孤舟、急峡、危城……这一切几乎和诗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他的思想感情也在这些形象上找到了寄托。动荡的江水，陡峭的山峡，孤清的月色，凄历的画角，这些都是诗人心情的反映。他的《登高》是一首非常出色的抒情诗，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是这样写的：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集中了秋天和大江这两个杜诗里最富于想象力和联想力的形象，诗里写到的急风、高天、猿啼、飞鸟、落木、长江，无不饱含着诗人对国家和身世的酸辛与愤慨。这首诗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很有名的两句诗。诗里的那种雄浑苍劲的形象和跌宕顿挫的节奏，表现了诗人难以平静的忧愤，也反映了那个战乱时代的气氛。 《秋兴》八首也是集中了秋天和大江的形象，而成为杜甫抒情诗里艺术性最高的一组诗。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用一片弥天盖地的秋色将秦蜀两地联系起来，表现了故国平居之思；又用绵绵不尽的回忆把今昔异代联结起来，表现了抚今追昔之感。这组诗是很能够代表杜甫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的。以上说明了杜甫怎么样运用具有个性化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他所特有的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二、杜甫诗歌艺术的几个具体的艺术特点。 第一，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 这种概括，有的时候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的描写，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在一两句诗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尖锐的阶级矛盾集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里，使人触目惊心。再如《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表现四川军阀混战的罪恶，也是把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在两句诗里。还有像《岁暮》：“天地日流血，朝廷谁清缨?”也很集中地概括了安史乱后的政治局势。 杜甫的概括有的时候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对某些事件作概括的介绍。比如《兵车行》这首诗是通过一个行人的话广泛地介绍了兵役的繁重、战争的艰苦，以及人民反对开边的情绪。《石壕吏》是通过老妪的一番话，介绍了这一个家庭的遭遇，同时也概括了千万个家庭。杜诗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他虽然也写了不少人，但这些人并不是作为具有个性的典型而出现的。他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事件，加以高度的概括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描写，去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 第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 艺术境界是雄浑壮阔的，但是表现手法却是细致入微的。由于杜甫具有爱国爱民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的诗歌境界是雄浑壮阔的。可是这种雄浑壮阔的境界往往是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致的景物和表现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来达到的。他有一首诗题目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其中有这样两句：“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杜甫称赞王宰的山水画，说他的画有“咫尺万里”之势。杜甫的诗也具有这种“咫尺万里”之势。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艺术境界都是很壮阔的，可是达到这样一种壮阔境界的途径却不同。李白是运用风驰电掣、大刀阔斧的手法来达到的，而杜甫却是以体贴入微，精雕细刻，即小见大，以近求远的方法来实现的。如果说李白的诗像暴风骤雨，以极不平凡的气势感动读者，那么杜甫的诗就像是“润物细无声”的轻风细雨，不知不觉地渗透了读者的心灵。李白的诗让人惊叹，杜甫的诗让人亲近。比如同样是写安史之乱，李白的写法是从大处落墨。他的《古风》第十九首，先写和神仙一起升天，升到天上从上面往下看，看到人间，接着有几句就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局面。李白是这样写的：“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是从天上俯视洛阳川，看到到处都是安史的军队，很多的老百姓都死在这场战乱里，而那些豺狼却做了高官。“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是一种大刀阔斧的写法。而杜甫却是具体细致地写出这场战乱的各个方面，像《三吏》、《三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具体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深重的灾难。杜甫笔下的安史军队是：“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通过一支沾满鲜血的箭，具体地形象地反映了国家人民深重的灾难。“群胡归来血洗箭”好像一个特写的电影镜头，很具体很细致地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可见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的细微而见长的。再如他的《望岳》，是他年青时候写的一首五律。“岳”是指东岳泰山。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岱宗”是指东岳泰山，说泰山很广大，泰山的青色一直横亘在齐鲁两地。“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是写泰山的广大。“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阴”是山的北面，“阳”是山的南面。山的北面和山的南面光线的明暗不同，因此这边是昏那边是晓。这两句是写因为泰山的高峻，所以才“昏”“晓”不同。“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是说远望层云叠起，而且云层在山腰里翻滚起自己的心胸不禁也激荡激荡，目送归鸟飞向远方，鸟的身影越来越小，所以要一直睁大眼睛看着它，以至眼眶都要睁裂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自己将要登上泰山的绝顶，从泰山上往下看，因为，泰山很高，其他的山久都显得很小，故曰“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是写望泰山，在短短的八句诗里，就通过不同的距离和不同的角度写出四种不同的望法。 头两句是远望，第三句和第四句是近望，第五句和第六句是细望，第七句和第八句是想象自己要登山极目远望。在八句诗里写出四种不同的望法，可见杜甫的写法是很细致的。我们再看他的另外一首题为《羌村》的诗，《羌村》一共有三首，我们看他的第一首。这首诗是杜甫从凤翔回到鄜州的家后写的。诗曰：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归客”是杜甫指自己。“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妻子和孩子们都很吃惊我居然还能活着回来，吃惊以后回想这一段分离的生活，感到很悲痛，流下了眼泪。“夜阑更秉烛”的“夜阑”是夜深的意思，“更(gèng)”就是再一次的意思。他们已经入睡了，但是睡不着，又起床，再点上蜡烛，再互相的看一看，到底这是真的呢，还是在做梦。“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不相信自己能够活着回来和家人团聚，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不相信他能够活着回来，所以刚刚见面的时候那一阵激动已经过去了，大家都入睡了，可是睡不着，再起来，又点上蜡烛，互相看着，好像是在做梦一样。这首诗开始是写喜——回到家里的欢喜。“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在一个傍晚的时分，一个日暮的黄昏的时分，杜甫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鸟雀在叽叽喳喳的叫着，好像也在欢迎他的回来。接着写惊——“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刚进家门的时候很高兴，见到家人的时候，是一种吃惊的感情，一方面家人很奇怪，想不到杜甫能活着回来；另一方面杜甫也想不到能够一家团圆，家里人都那样平安，所以写了喜以后就写惊。写了惊以后又写悲——“惊定还拭泪”。写了悲以后是写疑，反而怀疑这是在做梦——“相对如梦寐”。经过一场大的战乱，杜甫一个人在外边受到很多的磨难，忽然回到了家里，先喜，再惊，再悲，最后是疑。杜甫把握住了心情的每一个起伏，写得很细致，可以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杜甫不只是细致入微，他还能够通过入微的刻画达到雄浑壮阔的境界，这才是杜甫超出一般现实主义诗人的地方。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的描写，逐步地推衍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又呈吴郎》都是这样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从自己住的那间茅草房被秋风吹破，然后写到天下的寒士；《又呈吴郎》是通过一个老太太联想到当时国家的局势。杜甫还有许多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的剖析穿插起来，运用这些细节去表现重大的主题。比如他的《春望》这首五言律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两句是拟人的写法，自己感叹时局，见花而流泪，觉得花也在流泪，自己怅恨离别，听到鸟叫惊心,觉得鸟也在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信能够值万金，非常难得,这真是体察到了久别家人后接到家书的心情。“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是说自己已经老了，头发不仅白了，而且也逐渐少了。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从大处着眼，写得很悲壮。 第三句和第四句角度改了，从小处落笔，用溅泪之花、惊心之鸟去点缀沦陷了的京城，同时也衬托出自己伤时之深。这样就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里的一个细小的侧面穿插起来写，这些细节也是表现那个重大的主题的。又比如杜甫著名的《北征》这首诗，它是由国及家，再由家及国，先写国家的大事，然后写自己的家庭，写了自己的家庭以后，又写国家的大事，用自己一个家庭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而写家庭的时候又是着重在儿女的衣着上，在纵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忽然插入一大段儿女的衣着的细致描写，这段是写得十分精彩的。“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脸色苍白，是病态，是因为吃不饱饭所致。“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这两句写孩子看到父亲回来，转过脸去哭起来了，这时候杜甫看到他的孩子脚很脏，连双袜子都没有。为什么“见爷背面啼”呢？乃是因为，孩子久不见爷，已经生疏了，已经把爷当作生人而羞赧了。为什么“垢腻脚不袜”呢？乃是因为家贫，买不起袜子啊！“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那两个女儿长得快，没有新衣服给她们穿，身上还是那件旧衣服补了又补，穿着不合身，既小又短，只是刚刚能够遮住膝盖。“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妻子把过去的一些织了图案的丝织品都拿来给孩子改成衣服，做了补丁，所以原来那些丝织品上的图案颠来倒去的，根本接不上茬了。这几句是写他的儿子和女儿，是他刚回到家里看到的情形。下面接着写到他这次回来带了一点钱，因此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这时他的瘦妻的脸色渐渐地好了，他的女儿也学她母亲的样子梳头、搽胭脂、画眉毛，在打扮自己。“痴女头自栉”，自己拿了一把梳子在梳头。“痴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傻丫头、傻闺女，这是对爱女的一种昵称。“学母无不为”，学她母亲的样子，看到母亲在打扮，也跟着学。可是她不会打扮，所以早上起来打扮的时候随手乱抹，又涂胭脂又涂粉又画眉毛。杜甫看到他的小女儿这个样子，感到又可笑又可爱。这一段是插在纵论国家大事的中间，用儿女的衣着这个细节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更显出国破之痛。所以说杜诗是和谐地统一了巨细、大小、远近、虚实等等各种对立的审美范畴，这也正是杜诗艺术的奥妙所在。正如《诗薮》所说的：“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第三，杜诗的语言艺术。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这是南朝的两个诗人。杜甫写诗总是不断地在修改，改了以后还要不断地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再继续地修改。他又说自己写诗要“毫发无遗憾”。“毫发”是形容很细微的地方，很细小的地方。即使像一根毫毛、一根头发那样一点遗憾也不能留下来?一定要做到自己十分地满意。“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毫发无遗憾”，这些话都可以说明他在语言上所下的功夫。杜甫的语言不同于李白的单纯自然，而是苍劲的，凝练的。所谓苍劲，就是苍老遒劲的意思。他曾经称赞郑谏议的诗说：“波澜独老成。”又说薛华“歌辞自作风格老”。可见杜甫认为诗要老成才好。他自己的语言也正像是一口洪钟发出的深沉的声音。凝练，是说他能用最少的字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达到高度的概括。苍劲，凝练，构成了杜诗语言的主要特色。下面就从锤字、炼句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先说锤字。杜甫下字力求准确有力，使每一个字都含有很重的分量和很深的含意。他很善于用实词，如“微风燕子斜”，这个“斜”字，就用得很好。《石林诗话》里说：“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惟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又如杜甫在《旅夜书怀》里有这样两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里的“垂”字和“涌”字也是很有锤炼之功的。天上的星星垂下来了，才发现原野的广阔，远处的天和地连接在一起了，远处的星体都垂下来和地面接在一起了，船走到了广阔的平野上。“月涌大江流”这个“涌”字也是很有分量的，晚上看不见江水的流动，可是从大江里的月影的涌动，可以感觉到江水的流动。另外，像《无家别》里“竖毛怒我啼”，《宿府》里“独宿江城蜡炬残”，《登高》里“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还有像《彭衙行》里“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这些诗句里的实词都是用得很有分量的。就拿《彭衙行》里两句来说吧，“痴女饥咬我”，“饥”、“咬”都是动词连在一块儿用，“啼畏虎狼闻”，“啼”、“畏”“闻”这三个字也都是动词，在两句诗十个字里，杜甫接连的用了五个动词，用得很有意思。再说炼句。杜甫的诗句都显得苍老遒劲、凝练沉着。比如在《空囊》这首诗里有这样两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在《洗兵马》里杜甫说：“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在《解闷》的第一首里杜甫说：“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这些句子和李白的诗句那种单纯明快的风格迥然不同。可以这么说，李白的两句诗到杜甫的手里可能合并为一句，而杜甫的一句诗到李白的手里也可能拆做两行。像李白的诗里“大道如青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样的一些诗句单纯到一句一个意思或者两句合起来才表达一个意思。这样的诗句在杜诗里是难得找见的，李杜的语言各有各的长处。不过，杜甫晚年在少数的诗里过于追求凝练，有的时候使人费解，有一个例子常常被人们举到，“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像这样的句子过于追求凝练了，不大容易理解，这些地方就不值得效法了。 第四，杜甫诗歌众体兼长。 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杜甫写得非常好。他的古体诗大概一共有五百多首，其中五古三百六十一首，七古一百四十五首。他常常运用这种体裁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在一起。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都是如此。《石壕吏》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从暮至曙，按照顺序写来。虽然只是叙事，可是诗人的义愤之情已在不言之中，是杜甫古体诗里的佳作 杜甫的律诗大概一共有七百多首，其中五律有六百多首，七律有一百多首。像《月夜》、《秋兴》都是名篇。杜甫在七律方面的贡献特别卓著。在开元天宝之际，五律是全面繁荣的时期，七律却还没有引起诗人足够的注意。《河岳英灵集》选诗二百三十一首，其中只有一首七律，就是崔颢的《黄鹤楼》。可见在开、天之际七律还没有引起诗人足够的注意。杜甫可以说是写作七律的第一个大家，他写的七律的数量超过初盛唐诗人的七律的总和。在思想内容方面，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是应酬之作。杜甫不仅用七律来描绘自然的风景，或者用来赠答酬唱，而且用七律这种形式表现政治内容，感叹时事，批评政治，抒发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是一味的秀丽、典雅，杜甫则创造出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的创作推向了高潮。杜甫之风格及人格高一12班郭志伟公元767年，56岁的老杜正直其人生的“漂泊西南”时期，同时距人生的终途也为时不远了。这一年，他流窜到了夔州，在都督柏茂琳的帮助下，杜甫过了较安定的生活，并获得了他人生创作的另一个丰收期。例如著名的《秋兴八首》，《壮游》，《昔游》等等就是在这一时期所写，但也是这一年，不禁由景及情写下了这篇有名的《登高》。〈〈登高〉〉集中反映了杜甫诗风沉郁顿挫的特征，且语言凝练，字字精当，是博大浩瀚的思想内容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下面让我们来共同品位该诗的精妙之处。诗文上四句写浩荡无边的秋景，将无限悲凉贯注其中，可以想象，老杜站在登高的山上，狂风在他的耳边任意的呼啸，其中夹杂着猿猴的”哀啼”声，眼前是滔滔不绝的长江，其内心该是如何的涌动啊，那猿猴似乎也在为其一生的苦难与不幸所哀，那长江带走的不仅有他“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光，更有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四句诗无一写悲之语，描摹处景景含悲，无一感慨之声，点逗处声声慨叹，就语言艺术来说，诗文工对整饰，一气流转，语言精练准确，概括性强，由不多的意象给人以庞大的悲秋之景观。这也是杜诗的共同特点，这里不妨借题多言几句，如〈〈旅夜书怀〉〉之中“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着一“垂”字写夜色笼野之阔，着一“涌”字，切大将奔流之状，深得炼字之妙，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出”状鱼儿欢跃，“斜”摹燕子轻盈，真是无一字虚设。诗文的后四句自卑身世，将一生流落，尽遣笔底。其中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更是精妙，十四字含有他乡作客，万里作客，经年作客，潦倒作客；深秋登高，独自登高，多病登高，暮年登高等多层可悲之意，义丰词约，精练不说，意韵也丰厚深沉。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更是凄苦。当时杜甫因病戒酒，故其云“新停浊酒杯”。可见，此时的杜甫一是一个贫病交加的孤者，一个“苦恨”“潦倒”的老者，他虽然趋于花甲，耳宾班白，但却不是在自己家中“儿孙绕膝，安享晚年”，而是像遗篇落叶一般，在天地见孤苦得飘荡。此时的杜甫政治理想已经破灭，再不见他豪情万丈得描幻未来。这里我们不防将〈〈登高〉〉的尾联与其另一首名为〈〈望岳〉〉相比较。〈〈望岳〉〉尾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时的杜甫正值青年，这一时期的杜甫，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充满了希翼，充满了渴望，他借望泰山（此非等山而作）高大磅礴的气象，显示自己企望攀登绝顶的迫切心情。我想，着一早一晚，一慨昂，一慨叹，无论从字面效果还是意境思想，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首诗通过叙写无边秋色，以及诗人的孤苦形象，抒发了诗人万里悲秋的复杂感情，表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和深沉的隐忧。关于整诗的评价，明代胡应有、麟有“此当为古今七言律诗第一，不必为唐人律师第一也“。诗如其人，他的诗中，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内涵，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其诗诸多对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里不防举几例，〈〈前出塞〉〉中，杜甫写到“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近乎谣谚的诗使得百姓通俗易懂，同时也教给了人们深刻的内涵哲理。〈〈蜀相〉〉中“出师未捷表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一联，更是激励着千古以来的志士仁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极其概括地揭露了阶级石灰的实质，一字千钧。令人触目惊心，更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甫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人，因此不能不想到儒家的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杜甫虽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以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以穷途走近杜甫坦白说，现在的学生都有那么一点喜欢风花雪月的浪漫，喜欢无边无际的遐想，尤其是我们这群天生就有些多愁善感的女生，因此，欣赏诗歌往往偏向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诗歌，于是，李白成了大多数学生的最爱，我个人也一直都很欣赏李白诗歌的大气磅礴和雄奇浪漫，而谈到李白，不得不提另一位诗坛的明星——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的“诗圣”杜甫，很多人都不太喜欢他，认为他的诗过于平淡，没有李白那种“惊天动地”的豪气，我以前也是这种想法，但这个暑假，在读完老师推荐的《杜甫诗选》后，我开始重新认识了他。

一、杜甫文化给湖湘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整个先唐，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刚刚纳入中原版图，地域文学还谈不上大的发展。汉末唐初长达四百余年的动乱又大大减缓了这一地区地域文学的发展进程。湖南在当时的落后程度更是令人吃惊，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户口统计，大业五载（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万。贞观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万。即使发展到百余年后的天宝元年（742），户口也近九十五万。近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省境内仅有三十至九十余万人，足以显示开发程度之低，经济文化水平只落后。《唐会要》卷六二、卷八六载，荆、益、黔中、闽中、岭南州县都属于奴隶买卖区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说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岁贡京师供人取悦。洪、潭等州僧寺内也多奴婢。这些事例侧面反映出唐时期湘中地区的风俗愚顽、未被教化可见一斑。只有到了隋唐一统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南方地区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文学才开始自具面目，并与北方文学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员来往。唐朝通过命官、铨选、贬谪、科举、置幕等手段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保持与南方的密切联系。同时，北方文人们的南来北访也是北方文化南输，南方广大落后地区受容先进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学的动态历程。北方文人不但成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带来了北方文坛风气。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题壁，唱和，寄曾，这一系列活动给湖南地域文学带来的生气。湘文化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继承楚文化而逐步开始发展起来的。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前提下，杜甫，作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无疑对湖南地域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交融，甚至对其地域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大历三年（768）杜甫游岳麓山道林寺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与宋之问的《晚泊湘江》及后来作幕潭府的沈传师，斐怀古诗并称“四绝”，中唐以来人们十分珍视，作四绝亭一贮之，以诗板高悬寺内，四绝诗、亭成为潭州一胜迹，韦蟾诗称：“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可见后人之无限仰慕。四绝亭周围的景致极美，文人诗兴因此更高，齐己《怀道林寺道友》云：“四绝唐千万木秋，碧参差影压湘流。闲思宋杜题诗板，翌日凭栏道业休.”像这样写成的诗颇多，以至后来成集，《新唐书.义文志四》。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湖湘文化中凭吊文学的发展杜甫仙逝湘江后有杜甫墓，杜工部诗才盖代，名悬日月，受后人景仰，并有不少凭吊诗为后人传颂：扁舟下荆楚间，竞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唐·元稹《题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宋政和五年 凤台子 王得臣 彦辅《麈史》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宋·徐屯田《过杜工部坟》历代文人墨士对杜甫的凭吊不枚胜举，这些文学创作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湘文化的发展。三、杜甫的“史诗”给湖南的历史学考察留下了一笔财富杜甫的诗向有“诗史”之称，他在湖南的创作也毫不例外的发挥了这一功能。譬如杜甫写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后，离开长沙，逆水来衡州投奔韦之晋，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两人恰于途中错过。杜甫再匆匆赶回长沙，韦之晋却不幸在日前暴卒，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暂栖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时暂住在江边的阁楼之上。生活没着落，他只能靠奉赋赠诗取得一点接济度日，这种“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闷。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也没有仅仅悲伤自己的身世际遇，而是更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他写人民的疾苦，“万姓疮痍台，群凶嗜欲肥”；写吐蕃侵于外，藩镇骄与内，“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写战争的残酷，“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霰”；写与死于战乱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栖身洗濯，“入舟虽苦热，垢腻可灌溉。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这些诗，真切地描述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状貌，为长沙留下了一页长沙诗史。杜甫在湖南留连了一年多，留下诗作近百首。这些诗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后年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潦倒的时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凄凉漂泊生活的写照，表现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关心天下安危与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一些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沙地区的风物人情，使人读来倍感亲切。四、湖湘文化中的忧国爱民情怀与杜甫文化不谋而合，相得益彰都说湖南人最明显的特质是霸蛮，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湖湘人霸蛮的特质分开三层来理解，这也使得到千古以来无数历史事实明证的。这三个层次分别是：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变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薛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路蓝缕”（《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著。蛮，也就是执著。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变，这种执著。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撇开第一层面意思姑且不论，杜甫所有湖湘传世诗篇中绝大部分体现出了我们湖湘人的那种强烈的怀乡恋乡情结以及忧民爱国的情怀，姑且不说这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至少也未二者的进一步融合停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湖湘人的忧国爱民更多地体现为入世，敢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采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悯人了。五、杜甫江阁文物展示馆杜甫江阁一楼，展示了丰富的历代文物，包括历代古籍善本，湖南名家字画，历代瓷器，青铜器等，为湖南文化的寻根溯源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明。杜甫江阁珍藏的《御批资治通鉴》《史记》等各类文化古籍一千余卷，清代湖南著名书法家黄自元、何绍基、何维朴、姚鼐、廖树蘅等人真迹百余件。瓷器方面，杜甫江阁珍藏的北宋定窑精品葵口碗，磁州窑虎纹枕，磁州窑黑釉剔花梅瓶，龙泉窑精品瓷器以及清代各类官窑，成为湖南文物古玩类的领头羊。另外，杜甫江阁珍藏的北魏石佛和唐代楠木观音，也是极为罕见的文物。经过中国艺术家协会考察，中国艺术家协会收藏委员会正式落户长沙杜甫江阁，现已正式进入筹建阶段。注：参考资料---华夏收藏网关于中国古玩城排名中，长沙杜甫江阁排名前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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