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论文文献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 “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 “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古代：《明史·郑和传》现代：郑和文献专著《与郑和相遇海上》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说法有多种，其中大多数人普遍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向海外各国展现明朝强盛实力，并借此加强与各国的联系，从而提高明朝在世界各国的地位。

除了上述被普遍认可的观点外，坊间也流传着其它说法，具体可以整理为以下几种：

1、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受朱棣之命去寻找朱允炆的下落。在靖难之役这一战中，朱允炆在战火中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朱棣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希望能够找到朱允炆。因此坊间也有猜测，认为郑和之所以数次下西洋，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寻找朱允炆下落。

2、也有不少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考察海外各国的贸易情况，目的是垄断海外贸易。早在元朝时期，我国的与外国之间的生意来往就十分频繁。当时朱棣认为，海外贸易能获得更大的收益，于是派郑和下西洋，考察各国情况，让郑和代表本国去和海外各国建立良好关系，以此吸引各国与本国进行商业贸易。

3、还有一部分人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收集各国的奇珍异宝，来满足中国皇家的奢侈生活。

4、还有一部分人猜测，郑和下西洋其实是为了向海外各国示威，以此向各国表明朱棣是皇权继承的正统。有这种猜测产生，主要是因为朱棣并不是通过正当渠道获得皇权的，而是以藩王造反的方式获得皇位的。因此，有人猜测“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实则是在向各领国示威，宣布自己是正统”也不足为怪。

郑和原来只不过是宫廷里的一个太监，他历尽艰险，屡下西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各家各执其词、莫衷一是。 流传早而广的说法是：郑和下西洋为了寻找建文帝的踪迹。建文帝，名朱允炆，又称惠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孙。建文帝登位伊始，曾决心削藩，1399年6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大兴“靖难”之师，公开反叛建文帝。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南京城。南京陷落时，“宫中起火，帝(建文)不知所终”。有的说“建文帝为僧遁去”。《明史·郑和传》则直截了当地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后来，不少人附和其说，许立群在《中国史话·三宝太监下西洋》一节中写道：“永乐皇帝派郑和航海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永乐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后，建文帝失踪了，永乐怕他逃到国外，将来回来复辟，所以派人去找他。”其他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晗的《明初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等也认为，郑和下西洋除了经济方面因素以外，还带着皇上的秘密使命，这秘密使命就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之说难免牵强。建文帝其人忠厚赢弱，被朱棣从帝位上赶下台，即使逃到国外还会有什么能耐？这些情况朱棣也应当明白，因此他不会几次三番派人去探寻朱允炆的下落。再说建文帝是否逃出南京城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不少迹象表明，建文帝在南京城陷落前已死于大火。建文帝既死，寻找建文帝之说更无法成立。另外还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教化异族”，使海外诸国“宾服中国”，同时还担负着沟通中国同海外经济贸易的任务。 近年来，探索郑和下西洋原因的角度有所改变，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使命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郑和第一次出使是为了安抚临近小国，减轻异族异国对中国的侵扰，以后几次主要是为了通商，以及向未知的世界前进，开阔新的航道等。 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是政治目的。朱晨光在《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一)一文中持这种观点。他首先否定“耀兵异域说”，他说郑和在海外两次动用武力制服异域王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自卫反击。郑和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以“怀柔”为主的，以友好和平为前提的。说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是一叶障目之见，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郑和出使带回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永乐皇帝下令不要征税，他说：“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 朱晨光认为，郑和出使西洋是为了打开封闭、僵化的外交大门。明王朝刚建立，临近的小国常来朝贡，当时的朝贡实质上是交换物产，番国入贡，明王朝恩赐，赐常大于贡。明初经济拮据，明太祖下令限制进贡，由一岁一贡改为三岁一贡，有些国家如日本等限为十年一贡，于是明朝与海外关系几乎断绝，经济贸易几乎停顿。于是，走私活动非常猖厥，武装走私成风，同时明王朝的声势日下。永乐皇帝上台后决定改变这种政治局面，他每次派郑和下西洋都是以颁“正朔”，恢复和发展明朝政府与海外国家的外交关系为首要任务的。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就将长期盘踞在三佛齐剽掠的海盗陈祖义一伙捕捉归案，为沟通海道扫清了道路，提高了永乐政府的声誉。 由于明成祖外交方针的成功，结果“太宗皇帝德泽洋溢于天下，施至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视，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但是，这项外交政策给明朝初期社会经济所造成的耗费“也不赀”，故明成祖一死，郑和下西洋一事就遭到激烈反对。 学者们热衷于郑和下西洋使命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在1983年第一次郑和研究讨论会和1985年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的讨论会上，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有很好的外交天赋；查看周围的地形地势，防止其他国家的侵略，弘扬大明王朝的国威，寻找奇珍异宝，促进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发展经济文化。

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代明朝皇帝去麦加朝圣。

其次是为了在东南亚传播伊斯兰教。

《广志绎》卷一“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逾百余万归。”从明代文献记载可知，郑和七下西洋，一共花费了600万两银的巨资。要知道明朝永乐年间，明廷国家一年财政收入，也仅有3000万石粮。600万两对农业社会的明朝，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朱棣花费了这样天文数字，绝不是因为疯了，让2万人公费出海旅行，而且还是连续7次。郑和下西洋，毫无疑问是带有特殊的使命。

现于西安寺的（大学习巷清净寺）现在是一座著名的清真寺，其中保存一座碑文，是明嘉靖二年由刘序用汉文和阿拉伯文撰写的《重修清净寺碑记》，碑文中提到一个重要信息为“及我国朝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明确提出，郑和是奉皇命去麦加朝圣。来该寺寻找随行人员。该寺的哈三于是入选，随郑和出行麦加朝圣。这块碑成书于明代嘉靖2年，绝无伪造之理。内容不仅可信，而且合理。郑和自己绝无可能伪造皇命。明朝皇家提供了600万两银的天文数字经费，也必定交付神圣使命。

从郑和下西洋的随行人员来看，基本上全部是伊斯兰信仰的回民，郑和、马欢、费信、哈三等。

郑和本人虽然奉朱棣命令去麦加，但他本人并没有到达麦加，而是死在途中。

他的船队在第7次远航，最终到达了麦加。

根据马欢《嬴涯揽胜》记载，在第七次下西洋时，到达印度的古里时，郑和派马欢、哈三等七人随古里国使臣去了麦加（默伽）。

在随从费信的《星槎胜览》一书中，详细描绘了麦加、天方国的详情，毫无疑问，郑和船队最终到达了麦加，并朝拜了”克尔白“天房。

根据论文《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一文提供的信息，船队到达麦加后，回国向朱明皇帝（当时应为明宣宗朱瞻基）敬献了“克尔白”，之后明廷就彻底停止了下西洋活动。

由此可见，明廷派郑和船队下西洋，目标就是赴麦加，不到达麦加不终止远航，当到达麦加后，完成了明廷交付的使命，远航就结束了。

郑和在东南亚做了什么？目前国内还有各种争论。事实上这些争论是可笑的，因为根本就不需要争论，去将东南亚国家的史书认真看一遍就清楚了，郑和在他们国家做了什么，他们远比国内的汉人清楚。

东南亚历史文献所记载的郑和传播伊斯蓝教印尼学者巴林桐安写道:“1405年郑和访问爪哇以后,1407年在旧港便产生了穆斯林社区。”郑和不仅每次出航都要到旧港,而且在1424年(即在第六、第七次下西洋之间)又专程去旧港解决大阿訇施进卿死后的继承问题,让其女儿施二姐继任旧港宣慰使,可见他对旧港地位的重视。新加坡学者陈育崧说:“这些早期中国殖民地的居民是中国的穆斯淋移民。在郑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了一个势力范围,宗教与贸易交织在一起进行……这个时期的中国移民,在上述冒险事业中都是先驱者,他们既是穆斯淋,同时又在重要的贸易中心,如旧港、革尔昔等地积极建立各种伊斯蓝社区,然后以此为基地开始了对当地居民进行改宗伊斯蓝教的工作。”据陈育崧先生考证,后来在东爪哇传播伊斯蓝教的著名的“施大娘子俾那智”就是施进卿的女儿施二姐。郑和在爪哇也是采取依靠当地华人穆斯淋的做法,并鼓励当地华人“爪哇化”,如采用爪哇人的名字、与当地人通婚等,这样就打下了伊斯蓝教进一步传播的基础。郑和曾任命彭德文为当地华人社团领导人,彭的孙子彭瑞和后来成了在爪哇传播伊斯蓝教的“九贤”之一,被尊称为“苏南岸倍尔”(苏南即贤人)。据说爪哇“九贤”中就有5人是华裔。郑和访问爪哇之后,爪哇逐渐从佛教占统治地位过渡到了伊斯蓝教占统治地位。16世纪初信奉伊斯蓝教的淡目王国(Demak)消灭了佛教王国满者伯夷(Maia pahit),标志着爪哇伊斯蓝化的最终完成。据一些东南亚学者考证,淡目王国的创立者罗登?巴达也是一位华裔,而且是彭瑞和的弟子。正是由于郑和有远见地帮助建立起华人穆斯淋社区,最后通过他们使伊斯兰教传到爪哇各地。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外国史略》中写道:“众岛之中,牙瓦最贵,古名小爪哇……明永乐三年,有回回教师(指郑和)领大军强服其土民,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地处东西海路交通的要冲,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满剌加。满剌加的伊斯蓝化是与该国的第一位君主拜里迷苏剌(Para mesjwara)改宗伊斯蓝教联系在一起的。据《明史》载,拜里迷苏剌建立满剌加国后,受暹罗欺压,求助于中国。明帝同意给予帮助,1405年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并赐予诰印、袭衣等。但暹罗仍没有停止对满剌加的欺凌。于是,1409年郑和第三次航行时奉命来到暹罗和满剌加,一方面对暹罗提出警告,一方面正式为拜里迷苏剌举行命名封王仪式,赐银印、冠带袍服,“是后暹罗莫敢侵扰”[7]。满剌加此后便处于中国的保护之下,并迅速强大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拜里迷苏剌此时并不是穆斯淋。为了表达对中国的感激之情,拜里迷苏剌1411年亲自率领一个540多人的庞大使团随郑和船队来中国,受到明成祖的热情接待。正是在这次中国之行后,72岁的拜里迷苏剌改信了伊斯兰蓝教,成了一个穆斯淋,并把自己的称号也改为伊斯坎达尔?沙。国王的改宗使满剌加成了一个伊斯蓝教国家。文莱和加里曼丹的伊斯蓝化：印尼学者斯拉默穆利亚纳说:“郑和先是在巨港,后来在三发(位于西加里曼丹)建立穆斯淋社区,接着又在爪哇沿海、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建立类似的社区。他们遵照哈乃斐派的教义和义务传播伊斯蓝教。”另一位著名的印尼伊斯蓝教学者哈姆加在1961年写道:“印尼和马来亚伊斯蓝教的发展,是与中国的一名穆斯淋有着密切关系。这位穆斯淋就是中文名字叫郑和的Sayyid Ajjal Shams al-Din Omar将军。”

朱棣的信仰的是伊斯兰教，不多话，直接上硬核史料，朱棣是精通波斯语的，朱明皇家同中东文化存在着深刻的联系。

明太宗朱棣的《谕米里哈只敕谕》用汉文、波斯文、蒙文三种文字所写，他绝无可能让人将他不懂的文字写在他的圣旨上，朱棣必懂波斯文。

“谕米里哈只：朕惟人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赐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明史 郑和传》《郑和航海图》《与郑和海上相遇》

公元1405年7月11日，郑和在明成祖朱棣的命令下，率领船队开始了历时二十八年的西洋探索之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航程最远、持续时间最长的航海行动，由此拉开帷幕；人类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由此拉开序幕，这是一段史诗般的传奇。

从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28年间，郑和率领着一支梦幻般的船队，七下西洋，开创了成功横渡印度洋的先河。这支船队"涉沧溴十万里"，足迹遍及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极为壮观的远航，达到了古代航海史上的巅峰。

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打通并拓展了中国与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郑和七下西洋，最多时率船200多只，人员达两万七千多人，主要航线多达40多条，总计航程16万海里，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人数最多、行动范围最广的远洋航行活动。郑和1405年首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经过好望角早92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4年。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就是在祖国辉煌航海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古称娄东）浏河口的刘家港出发，"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以大无畏的开拓精神，在茫茫大海上开创了规模空前的远航。"永乐三年六月，（成祖）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以次遍历诸番国。"这是《明史》中关于郑和第一次出洋的记载。

从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4年间，他们的船队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与磨难，前后共计七次出航,进入了东南亚等各个国家地区，这些船队给所途经的国家带去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的中国瓷器、铜器、金银和各种精美的丝绸、罗纱等丝织品，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进行的一定的传播。当然了，他们同时也换回了亚非各国的许多特产，如明珠、象牙、宝石、香料等宝器以及长颈鹿、金钱豹等珍稀动物，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经济与文化交流。

其实，中国自古为农业文明所笼罩，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是典型的内陆性格，政府和人民极少对海洋世界发生兴趣。为何朱棣突然产生了要航海的念头？他的动机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所存有的一种观点就是寻找朱允炆的下落。《明史,郑和传》中有记载,"成祖疑惠帝（据明惠帝朱允炆）亡海外,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目的就是为了找寻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以消除政治隐患。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建文帝为人忠厚软弱，被朱棣从帝位之上赶下台之后，即使逃到了海外也不可能还会有翻身之日了，朱棣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大费周折差人去探寻朱允炆的下落,他们则认为那郑和七下西洋单纯是为了寻找建文帝之说实在是难脱牵强附会之疑。

有观点指出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为了"耀兵异域"以及"教化异族"。明成祖朱棣在登上皇位之时,明朝也已经建立了二十多年,"靖难之役"并没有对农业与人们的生活产生多大的不良影响，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城市的港口都发展得非常繁荣。

对于却在这个时候的中国而言,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贸易已经是十分必要的事情了。另外一个方面,与历代的封建君王一样,朱棣也有着一种好大喜功的心态,他自认为自己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共主"，要海外各国都来中国朝贡，他要宣扬国威，向外扬富，想利用对外的一些交流活动，展示自己的实力,并同时建立起自己的威望。

也还有人说郑和的七下西洋主要还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也就是为了发展对外贸易,为了打开封闭化的外交国门,在经济上与其他国家实行贸易交往,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明王朝刚建立之时,附近的小国也常常前来朝贡,朝贡在当时其实是交换物产,番国进贡,明王朝也会给予一定的恩赐,恩赐的还往往大于这些小国所进贡的。但是由于经济拮据,明太祖下令开始限制进贡,于是由一年一贡改为了三年一贡。

明成祖为了迅速改善这种状况,加快发展对外关系,扩大对来贸易往来,便派遣郑和出使各国,同时还剿灭了海盗势力,清除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并且也宣布了明朝已经"成与维新",封赏周邻各国,匡扶正义,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往来,殷切地希望各国前来明朝观赏进贡。

朱晨光在《郑和下西洋目的辨析》(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一)一文首先否定"耀兵异域说"，他说郑和在海外两次动用武力制服异域王都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自卫反击。郑和所奉行的外交方针是以"怀柔"为主的，以友好和平为前提的。说郑和下西洋是经济因素是一叶障目之见，考察明代有关文献，未见过郑和屯兵异域，进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郑和出使带回不少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永乐皇帝下令不要征税，他说："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

在郑和随带的永乐帝国书中，明确写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一视同仁，不能众欺寡、强凌弱……"面对周边国家的冲突动荡，强大的大明王朝想到的是"和平使者"，而不是武力霸权。之所以派出"才负经纬，文通孔孟"的郑和率万人舟师，七下西洋，不仅是"示中国富强"，更是要传播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文化理想，展示止戈为武的和平发展思路，宣讲"共享太平之福"的天朝理念。

正是因为将远征的目的定为"宣德化而柔远人"，才能在"以德睦邻"、"厚往薄来"的理念下，创造出一种"中外通和，万国来朝，四海一家，共享太平"的崭新外交局面。 与西方航海家以征服、占领、掠夺、"欲求新地以自殖"（梁启超语)为目的的航海探险不同的是，郑和七下西洋，始终以和平、亲善、友好、互惠互利为目的。

近年来，探索郑和下西洋原因的角度有所改变，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使命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不同。郑和第一次出使是为了安抚临近小国，减轻异族异国对中国的侵扰，以促进明朝与周边各国的友好往来。以后几次主要是为了通商，以及向未知的世界前进，开阔新的航道等。

不管郑和七下西洋是出于何种目的,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它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的交流与互融,也让更多的国家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在中国航海史上是一次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同样是一次了不起的创举。

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一个和平的国际交往模式和文化交融模式。对于一个强盛之国和强势文化而言，这样的姿态和作为，在以国家利益为准的现代解释中，很难被想象和理解，但穿越历史云烟，面对当今现实，却更令人觉得珍贵。

随着时间的推移，郑和航海壮举日益显示其耀眼的光辉。1904年，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第一次郑重为郑和立传，为郑和正名。"刑余界中，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并发出"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