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唯识论研究生论文

保卫《资本论》参考文献（列国志数据库  供交流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该著创立了所谓的“七类文献法”，用于进行指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构建。

Ⅰ.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4。《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资本论》第1卷（德文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32卷，人民出版社，19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34、47卷，人民出版社，20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2012。《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9。

Ⅱ.国学《周易》（杨天才等译注），中华书局，2011。《国语译注》（汪济民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老子译注》（罗义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大学中庸译注》（王文锦），中华书局，2013。《孟子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2012。《杨伯峻〈孟子译注〉商榷》（白平），中华书局，2013。《楚辞译注》（董楚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61～2014。《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07。《春秋繁露》（张世亮等译注），中华书局，2012。《全唐诗》（彭定求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唐诗一万首精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李商隐诗集疏注》（叶葱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李清照全词》（刘瑜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红楼梦》（周书文点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熊十力选集》（景海峰编），吉林出版社，2005。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原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新唯识论》，商务印书馆，2010。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006。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Ⅲ.历史和思想文化卜正民等：《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outledge,2001）。金观涛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法律出版社，2011。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何国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杨敬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2011。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第1～5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Ⅳ.政治和哲学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William Lovitt),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7.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2010。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余大章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程恩富等：《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江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洪银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的属性——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现代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简新华等：《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简新华：《再论“资本中性论”——答侯廷智教授的商榷》，《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4期。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潾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刘永佶：《劳动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钱广华：《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荣兆梓：《资本一般与公有资本》，《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0期。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孙中山：《三民主义》，九州出版社，2011。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孙正聿：《〈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吴宣恭：《从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探讨中国经济学的主线》，《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吴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杨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姚顺良：《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俞吾金：《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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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其他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许光伟：《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范式》，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7。《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王亚南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1989。《卫兴华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

许光伟_百度百科

许光伟[1]  （概述图来源[2]  ），《保卫〈资本论〉》一书作者。[3]  当下一位写作风格特立独行的历史经济工作者、研究者。[4-5]  1971年8月生于安徽滁州。[2]  工作于江西财经大学，教授[1]  、硕士生导师[6-7]  。涉猎《资本论》[1]  、当代中国经济[1]  、企业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与专业方向。[1]  目前从事中国经济学研究。[2]

本着“多路进，狭路退”的治学理念，酝酿了十载，运思了十年[8]  ，于2014年底推出学术成果《保卫〈资本论〉》[9]  ，副标题：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3]  。其贯串了许光伟教授的前期成果[10-11]  ：各个研究路径和类型的学术论文[12]  ，贯串其所喜爱之历史和文化。[9]  由于信奉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和而不同”，致力于书写“学术整史”逻辑[13]  ，于是演绎出“国学马克思主义[13] + 中国经济学”[14]  的相生相克[15-16]  的经济思维来[14]  ，使学术呼吁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话语行动。

可以写有关周易的，像周易与企业管理 周易与养生

先生于大学三年级时，从游于黄岗熊十力先生之门，三十一岁获交唐君毅先生，一师一友，相得最深。熊先生以为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先生一人为可造。而唐先生则于未尝晤面之先，见其文而知其人，之后又谓先生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敬维先生之所成就，是真可告无愧于师友矣。[2] 这段文字是对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关系的“盖棺定论”。数十年以来，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情谊有口皆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检视牟宗三的自传以及其他文字材料，熊十力与唐君毅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的不同的影响，以及他们师生三人在精神上的相契相知，牟宗三亦有亲切而诚挚的记述，他的缅怀与感念之情呼之欲出，溢于言表，十分动人。他说过一句言之凿凿的肺腑之言：

文言文 开放分类： 文化、语文、文体、国语 文言文”是相对于“白话文”而言。

第一个“文”，是书面文章的意思。“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

“文言”，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口头语言”也叫“白话”。 最后一个“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

“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意思就是：“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及用书面语言来表述，是不同的，例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而语言进行表述，就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

我国的古代，所有的文章都是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 文言文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言文。

在国内，中学语文课程中，文言文的学习更是占了很大的分量。什么是文言文？ 1.文言文很精彩。

这当然是无疑的。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文言文。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文明历史还是很短的，解构或者解读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化的必要，因为传统智慧的继承建立于对文言的正确解读。 2.文言文是知识。

这是对的，因为文言文已经不再是语言，它纯粹是文字。但文言文是知识，甲骨文也是知识，那为什么就不学甲骨文呢？对了，正是因为甲骨文是更原始的文字，所以文言文是进一步学习甲骨文等等传统高级文字（学）的基础。

3.文言文也是技巧。汉语的表述、描绘、组合、转变、喻式、铺比、推演……在思想的表达上充分承载了汉文明的风格。

掌握文言文物理结构，对现代汉语的理解比较精深，对新汉语的构造将有“法”可依。 4.“文言文”是“白话文”的相对。

这个词的结构是这样的：文言-文。第一个“文”是“文字”，“言”是语言。

“文言”则指“文字化了的语言”。它说明两层意思：其一，指明文言文本是一种语言；其二，这个语言后来被文字化了。

“被文字化了”的语言也有两重含义：其一，可以有语言但没有文字的文化，比如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二，语言功能退出生活，以文字的形式成为历史。 “文言文”的字面意思，应该是：被文字化了的语言的一种文体。

后面那个“文”指文体。 那么文言文除了在考古研究之外，还有什么“前途”吗？或者说，还会有什么生活的应用价值？我想是有的。

在传统形式的生活淡化出现代社会时，只不过人们忽略了一些边缘地区的社会生活，才造成现代应用对文言文的怀疑或者忽略。比如在宗教建设中，某些碑刻仍然会用文言文撰写，仍然采用书法书写，使用工具镌刻。

篆书的应用也大多如此。 “文言文”这个名词也可以涵载语言与文字之间在文化历史上的相互关系。

某种形式上，一旦某种语言——包括方言——被“文”化，文字化，也就是书面化，其语言魅力顿减，而文字功能倍增。因为语言通常是口头相传，与生活密切相关，语言尚未进入文化状态，它是对生活经验的一种保留，没有文字的扩展性能。

我们在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不免会产生一种错觉：古时人说话也是这么说的么？我想这可以用现在时态下书面语与口头语在表述上的不同来“感受”，它们之间在结构上规则上并无大的区别。也可以推测，古人说话只不过比文言文更随意，更白化通俗而已，“三言两拍”也可以做参考了。

至于现在我们阅读文言文，当然不代表在重复古人的说话，而是在朗诵或者默读一种文体。 阅读文言文，感受的是一种极为明晰的思路，就好像偶尔阅读西方哲人著作，很有那种应有的肃穆。

当代文言文复兴的价值 文言文复兴，是当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热点之一。它的产生与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产生一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都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言文复兴从表面看来是对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的否定，实质上则是对白话文运动的引伸。白话文的风行极大地增加了广义文化的受众，但却使传统中国文化的直接受众越来越少——因而就使中国文化的传承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

正是基于完整、准确地传承中国文化的需要，文言文复兴才成为历史的必然。文言文复兴不能否定白话文的存在和价值。

中国大陆的文言文复兴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萌芽的。文言文复兴的概念是青年学者刘周在“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步（倡议书）”中明确提出的。

2007年《光明日报》“百城赋”的推出，表明了国家对待文言文复兴的态度。文言文复兴的倡议书由一位青年学者提出，表明文言文复兴的发展后劲非常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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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唯识论（文言文本）

序

天玄悟莫盛于知化，微言莫难于语变。穷变化之道者，其唯尽性之功乎。圣证所齐，极于一性。尽己则尽物，己外无物也。知性则知天，性外无天也。斯万物之本命，变化之大原，运乎无始，故不可息；周乎无方，故不可离。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性与天道，岂有二哉？若乃理得于象先，固迥绝而无待，言穷于真际，实希夷而难名。然反身而诚，其道至近，物与无妄，日用即真。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此！惑者缠彼妄习，昧其秉彝，迷悟既乖，圣狂乃隔，是以诚伪殊感，而真俗异致。见天下之（臣责），而不知其不可恶也；见天下之动，而不知其不可乱也。遂使趣真者颠沛于观空，徇物者沦胥于有取，情计之蔀不祛，智照之明不作，哲人之忧也。唯有以见夫至（臣责）而皆如，至动而贞夫一，故能资万物之始而不遗，冒天下之道而不过。浩浩焉与大化同流，而泊然为万物之主，斯谓尽物知天，如示诸掌矣。此吾友熊子十力之书所为作也。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其为书页，证智体之非外，故示之以明宗；辨识幻之从缘，故析之以唯识；抉大 法之本始，故摄之以转变；显神用之不测，故寄之以功能；征器界之无实，故彰之以成色；审有情之能反，故约之以明心。其称名则（衣集）而不越。其属词则曲而能达，盖确然有见于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廓枝辞，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辟成变之义，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挢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且见（日见）则雨雪自消，朝彻则生死可外，诚谛之言既敷，则依似之解旋折。其有志涉玄津，犹萦疑网，自名哲学，而未了诸法实相者。睹斯文之昭旷，亦可以悟索隐之徒勤，亟回机以就己。庶几戏论可释，自性可明矣。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岂曰以善辩为名者哉？即谬许予为知言，因略发其义趣如此，以俟玄览之君子择焉。

蠲戏斋诗选之三

遗兴

与物同忧喜，

先天本寂寥。

客来多问疾，

感至亦成谣。

大暑禾方长，

台风怒未消。

亢龙知有悔，

腐鼠尔何骄。

--

万法从缘起灭，

世情与物推移，

姑射神人不见，

虚空消陨何时？

蠲戏斋诗选之一

行年八十辱诸友致问，书此答谢，即以告存。

真气苍茫外，

余生梦寐中。

已知三世寂，

何待百年终。

物变今犹古，

人情睽本通。

溪山怀旧侣，

花下暂抉筇。

寄意无何有，

观身毕竟空。

寻言多谬误，

不病亦盲聋。

莫问山河转，

心知昼夜同。

芳馨如可挹，

吾欲御泠风。

--

万法从缘起灭，

世情与物推移，

姑射神人不见，

虚空消陨何时？

蠲戏斋诗选之二

再成二首拟山谷体

道者春秋不涉，

众人寒暑相侵，

法界非空非有，

真常无古无今。

万法从缘起灭，

世情与物推移，

姑射神人不见，

虚空消陨何时？

--

万法从缘起灭，

世情与物推移，

姑射神人不见，

虚空消陨何时？

-当代新儒家：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儒学，以孔子（《论语》）、孟子（《孟子》）、《易传》、《中庸》、《大学》为代表。

第二阶段──宋明儒学（又称「宋明理学」或「新儒学」Neo-Confuciani *** ）

/北宋：

邵雍（康节）-《皇极经世》

周敦颐（濂溪）-《太极图说》、《通书》

张载（横渠）-《正蒙》

程颢（明道）、程颐（伊川）-《二程遗书》

-南宋：

胡宏（五峰）-《知言》

朱熹（朱子）-《朱子语类》

陆九渊（象山）-《象山语录》

\明代：

王守仁（阳明）-《传习录》

刘宗周（蕺山）-《人谱》

-当代新儒家的分期、代表人物及著作

I 第一代新儒家 1 梁漱溟（1893-1988）

1.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

2. 《中国文化要义》1949

3. 《人心与人生》1975

2 张君劢（1887-1968）

1. *《人生观》1923

2.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1923

3. 《中西印哲学文集》1981

3 熊十力（1885-1968）

1.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1932，白话文本1944）

2. 《体用篇》

3. 《乾坤衍》

4 冯友兰（1895-1990）

1. *《新理学》1939

2. 《三松堂学术文集》1984

II 第二代新儒家 1 方东美（1899-1977）

1. *《生生之德》1979（《哲学三慧》1937）

2. 《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1980

2 徐复观（1903-1982）

1. *《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1956，乙集1957）

2. 《中国思想史论集》1959

3. 《徐复观文录选粹》1980

3 唐君毅（1909-1978）

1. 《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

2.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

3.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

4 牟宗三（1909-1995）

1.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1971

2. *《现象与物自身》1975

3. 《圆善论》1985

III 第三代新儒家 5 杜维明（1940-）

1. 《人性与自我修养》1979

2. 《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1984（中译本1989）

3.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1989

6 刘述先（1940-）

1. 《文化哲学的探索》1986

2. 《中西哲学论文集》1987

3. 《大陆与海外──传统的反省与转化》1989

7 蔡仁厚（1930-）

1. 《新儒家的精神方向》1982

2.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1987

3. 《儒学的常与变》1990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一作子贞），晚年又号漆园老人、典岗逸翁，湖北黄岗人。

中国近现代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熊十力少时因家庭困迫，曾为人牧牛，随掌教私塾的父亲听讲“四书五经”。

十一岁丧父，随长兄亦耕亦读。 十六岁时曾在其父之友何圣木处附读过半年，此后全靠勤奋自学。

读明代陈白沙书，对“禽兽说”感受很深。读王夫之、顾炎武书而生革命之志，于是不事科举业。

十八岁到武昌投军，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战争。但见到“党人兑权争利”，觉得“革命终无善果”，认为“政不如革心”，遂弃政向学，走入学术研究之途。

潜心研究思想学术，探讨中国古典哲学和印度哲学。1920年，经梁漱深溟的介绍，入欧阳竞争2无主持的南京支那内学院钻研佛学二年。

1922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讲师。1923年开始写作《新唯识论》，前后四易其入稿，1932年出版文言文本《新唯识论》。

以后又发表了《破》、《佛学名相通释》。抗日战争时期，避难于四川，曾讲学于马一浮主办的乐山复性书院、梁漱溟主办的北碚勉仁书院和武汉大学（当时因抗战而迁至乐山）。

1947年返回北大，1948年赴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次年到广州直至解放。 在四十年代，熊十力又出版了《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十力语要》、《读经示要》、《十力语要初读》等著作。

1950年初到北京，任北大教授，并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并为第二、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此后出版了《论六经》、《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

熊十力在儒家哲学、佛教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等方面，均有很大建树，特别是在重建新儒学和儒家哲学本体论方面创获颇多。其哲学思想以儒为宗，糅合佛学，发挥了《周易》哲学、宋明理学中的“陆王心学”，和佛教大乘空宗法相唯识之学，建立起了自己的“新唯识论”体系。

认识哲学的大旨在于穷究本体，宇宙万物是本体流行的迹相，本体并非是离开“本心”的外在境界，所以“天地万物皆吾一体”（《十力语要》卷一）。熊十力指出，本体流行即功能的显示，有“翕”和“辟” 二极，“翕”凝成物，“辟”遍运为中，两者是相反相成的，以此说明虽然“心物不二”，却又辩证发展。

在认识论方面，熊十力强调“返求本心”，自证自识，无待于外求。在人生哲学方面，认为如能见本体，则可官天地、役万物，自性也就没有亏欠了。

熊十力的哲学对当代港台新儒家有重大的影响，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当代新儒学大家，均出于熊十力之门。熊十力的著作已见上述。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着作。

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着作出版。

此书是熊十力最主要的哲学着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熊十力（1885-1968）是中国现代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

他以思想精深、逻辑严密、议论独特而著称于世。他的思想在其生前和死后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浓厚兴趣。

稍一留神他的思想体系的人都会发现：他的思想体系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他的许多学说、范畴都渊源于《周易》，另一方面他对易学有独到的看法和精彩的阐发。这说明他受益于《易》又有益于《易》，《大易》给予他以最好的思想样式和养分，他给《大易》注入了新的生机。

下面就熊十力的易学思想作以概要介绍，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熊十力习《易》研《易》，最终以《易》为宗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他长期潜身学问，孜孜以求，贞定探索的结果。

他在许多著作中论及了这一过程。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

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敬且。少提时读五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

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

（《乾坤衍》第15页）熊十力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由倾心革命，转向学术，由反孔经研究佛学又走上尊孔的思考过程。熊早岁曾参加反清革命，革命失败后，念党人竞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又虑自己非事功才，故而转向学术，虚心探中、印两方学，另辟一条学术救国的道路。

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问佛法于当时著名大师欧阳竟无先生，渐觉佛法专从黑暗、污染的方面看人生，毅然搞拒造化，认为用此道度尽众生，终成虚愿，又觉自己的思想与《大易》甚相密契，故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即孔子的六经处，尤其是《大易》处。当然熊的学术回归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经过思考，自我思想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

熊由读六经，走向反六经，由反六经再走向崇信六经之意蕴，在他那里都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熊的思想轨迹是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共有的思想轨迹。

熊十力由佛归儒，归《大易》是一种自觉自为的活动，他的思想体系是以儒为宗旨的。他虽然把其代表作称之为《新唯识论》，但他否认其哲学体系是援儒入佛的。

熊对于那种认为他是援儒入佛的论调给予以坚决的否定，认为“这等论调全不知道学问的意义和甘苦”。当然，熊并没有把佛、儒两家绝对对立起来，反击认为佛家的经典如《阿含经》、《大般若经》、《涅 经》、《华严经》等与儒家的《大易》，“有可以融会贯通的地方”，（参阅《新唯识论.转变》）熊的思想体系就其渊源而言，是融合儒释，自成一家，但就其思想归宿而言，是独崇孔学，归宗《大易》。

他说：“余独宗《易》，究与二氏（道家、佛教）殊趣。”（《原儒.内圣章》又说：“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底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

（《新唯识论.转变》）总之，熊的价值取向，人格风范、理论骨髓无一不打上了儒家、尤其是《大易》的印迹。 《新唯识论》是熊十力的代表作，他穷毕生精力血气，无一不是为拓展、阐发、解释其中的思想意蕴。

而《新唯识论》就其名而言是佛家的，就是实质而言的是儒家。所以熊一再指出：“新论（即《新唯识论》，引者注）准《大易》而作。

形式不同，而义蕴自相和会”。（《十力语要》卷一，第7页）“我亦本诸《大易》”。

（《新唯识论.转变》）熊认为《周易》是五经之本，是儒家学说的根本，他向《大易》的回归，对《大易》的阐发就是向儒家的回归，就是对儒学的阐发。 熊是一位风格独特、个性极强，善于思索和体认的哲学家。

他自以为他的思想的形成既不受任何学说的支配和左右，也不为自己的私意和曲见所欺 ，乃是廓然大公，随处体认真理。故而他向《大易》的回归是势之必至，理之必然。

实质上，这里的《大易》更多的是经过他的思想加工过、体认过的大易。在他那里，《大易》既是其思想之本，也是其思想的注脚。

熊十力对《周易》有一套独特的看法，有些看法在严格的训释家看来未必经得起推敲，但他却坚信不疑。 他坚持认为《周易》是孔子的作品。

在他看来，孔子的思想分为早晚两个时期，五十岁以前是早期，五十岁以后为晚期。早期的孔子主要宣扬小康礼教。

所谓：“修明圣王遗教、而世大之，所谓小康礼教也。”（《乾坤衍》第1页）晚期的孔子才读易著易，以立内圣外王之弘规。

他说：孔子五十以后，“读伏羲氏之易。神解焕发。

其思想界、起根本变化。于是首作《周易》、《春秋》二经。”

（同上）立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在熊十力看来，孔子所读的伏羲之易，是“只有卦爻、而无辞。”

（同上，138页）“即八卦是也。但八卦是六十四卦之总称，非谓伏羲只画八卦也。”

（同上，第2页）伏羲画八卦几乎是清以前学术界的定论，但何人重卦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弼、孔颖达等认为伏羲画八卦，伏羲自重之，郑玄认为神农重卦，孙盛认为夏禹重卦，司马迁认为文王重卦。

在这里，熊十力并没有什么自我创见，只是依王弼、孔颖达之说而已。令人回味的是，他坚决反对在。

新儒家萌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展于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之后，走向了全世界，成为驰名于国际的文化学派或文化思潮。

1921年，梁漱溟到山东讲演并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揭起了新儒家的大旗。1923年，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新唯识论》，系统地阐述了新儒家的理论观点。

十年之后，出版了《新唯识论》，从理论上全面展现了新儒学的面貌，同时标志着新儒学的形成。现代新儒学，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20至1940期间，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等人；第二阶段是五十年代而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而钱穆、张君劢、方东美三人则纵横于前后两个不同时期。

这前后两个阶段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一般上被称为第一代新儒家和第二代新儒家。目前，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成中英、余英时等人，则为第三代新儒家。

所谓的新儒家，其实是博采诸子和西方文化的精华，经过自我更新，成为具有生命力，能够适应新时代文化环境的新精神所需要的儒学。新儒家也被称作“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意即新儒家乃是“返本开新”的儒学。

所谓“返本”，意即回归传统儒学的本原、根本道统、道德本体的“内圣之道”。至于“开新”，即是革新儒家的传统文化，开科学和民主之新，也就是要变革传统儒学的“外王之道”。

现代新儒家以“返本开新”为纲领，补救传统儒学“外王弱”的不足，“开新的外王”就是在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主导下，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总而言之，现代新儒家所说的新儒学，就是要恢复传统儒学的“内圣成德之教”，“接续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并开出学统和政统为内涵的“新外王”，从而使儒学演化适应当代世界新文化环境的精神需要。

时至今日，新儒家不仅在香港、台湾、美国成为学术界众所皆知的术语，而且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现代新儒学正是传统儒学的自我更新、自我变革，它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新精神、新的时代特征而与传统儒学有所区别。

因此，海内外学者都异口同声的称之为“新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