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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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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学唯识学成为本世纪中国佛学最有成就的学问，主要体现在对法相唯识教义的阐发和经典的整理之两个方面。就教义而言，对唯识学的名相概念作了现代阐释，使深奥难懂的佛家义理有了一个较为清晰而又通俗的理解，这对普及佛法，促进佛学与现代西方学说接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张曼涛所说的：“就在唯识学跟近代西方传来的学术思想，有相当相似的关连，如科学观念、哲学系统，都是有体系、有组织的学问，这与以往中国传统学问中，不重体系、不重组织，完全不同。而在中国，甚至包括印度，能与西方哲学相匹敌，组织化、系统化，从一个观念，而引导出许多连琐观念、系统观念，在整个东方各家学说中，就唯有唯识最具此种精神，因此，西方文化传来的结果，竟不料掀起了一阵唯识研究的高潮。”就经典而言，许多唯识经典得到了整理，特别是金陵刻经处，在杨仁山时代就注意古籍版本的考证和梳理，杨仁山从日本引进许多在中国已经失佚的古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法相唯识的经典。欧阳竟无和吕澄、王恩洋等人将这些经典进一步作了注疏和研究，这些成果已在《内学》和“支那内学院丛刊”里反映出来。北方的三时学会虽然对唯识经典作了不少的研究，但是刊印后流传甚少，世人难以了解。韩清净《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出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印象。僧伽界的成果除了太虚法师等人对唯识学的阐述之外，最重要的就算得上法尊法师、观空法师、郭元兴等人将藏文本的唯识典籍译出于汉文，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另外，陈兵先生对近代唯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理论上的分歧做了总结与梳理。他指出除了法相唯识之争外，还有：一，相宗新旧二译不同之辩。“梅光羲于1931年发表于《海潮音》的《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考证世亲学传入中土，先后有菩提流支、真谛之旧译及玄奘之新译三系。旧译出于唯识十大论师之先，其义与新译护法一系唯识义理多有歧异，真谛所传唯识义，多误解揣测，有如元明清台、贤等宗人说唯识，非悉由学级未穷所致，可名曰误传世亲学。正世亲学，当以新译为准。出身于禅宗的守培法师，则独持相反意见，认为空、有二宗之诤，发端于护法，因而非难护法学，谓相宗新旧二译，‘旧译无非处，新译无是处’，并著《新八识规矩颂》破护法、玄奘一系的正统唯识学。印顺法师曾撰文指责守培不顾史实、未穷教理、成见太深。韩镜清在《净影八识义述》等文中，以护法系正统观点为准衡，指摘地论师唯识说之疏谬。”二、唯识学源流问题。“佛悦《唯识学成立之经过》、演培《唯识思想演变史略》、世光《法相唯识学的历史发展》等文章，对唯识学在印度成立发展的历程作了相当详尽的论述。印顺法师的《唯识学探源》用思想史的方法，溯唯识思想之源于原始佛教，论证唯识思想发端于《杂阿含》等经中以心识为造成世间、众生主因、根本的‘由心论’。认为大乘唯识思想酝酿于经部的论争，特别是在大众部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大乘唯识思想，出发于认识论，达到本体论，而又转到认识论上境不离识的唯识论。又将大乘经中的唯识思想归纳为由心所造、即心所现、因心所生、映心所显、随心所变五义，这五义起初是逐渐地引发，各别深入研究，后来经交流与综合，才产生真正的唯识学。由此得出结论：唯识学是几种思潮的合流。吕澄认为，唯识学的今古，不能仅从时间上看，应从义理上看。古、今学传习的根本经论各有异文，‘无著、世亲唯识之学先后一贯，而后有直述二家而推阐之者，是为古学；有曲变二家学说而推阐之者，是为今学。古谓顺从旧说，今谓改变新说。”（《内学》第一辑《论庄严经论与唯识古学》）唯识古学在印度的代表人物，是亲胜、火辨、难陀（后来又改为难陀、安慧），今学代表人物为护法、陈那。中国译述，则真谛为古学，玄奘为今学， 古今学之异，“在俱言唯识而所解不同”，古学说能取、 所取、心、心所法皆以识为性，名曰唯识；今学则认为一切都不离识，故说唯识，并非一切皆以识为性。今学与古学孰是孰非，未可易言，玄奘门下斥古学‘非正义’，未免门户之见。”三、相、见同种、别种之辩。“景昌极于1928年撰《见、相别种辨》，取安慧之说，主张见、相二分同种，诘难见、相别种说，谓别种说非护法、玄奘本意，虽然见之于《成唯识论述记》，应是窥基传述过甚所致。缪凤林撰《唯识今释》等文驳难此说，认为见、相别种乃护法、玄奘本义，阿赖耶一切种分见分种、相分种，赖耶持种分识种与色种。见、相同种说困难迭出，不能成立。奘、基二师所宗，见、相二分随其所应或同或异，如缘根身器界托质而变，则见、相别种，如缘龟毛、兔角等则见、相同种。……唐大圆、太虚亦卷入这场争论，依护法之义驳景昌极之见相同种说。”四、对真如缘起论的批判。此为《大乘起信论》争论的主要分歧。内学院欧阳一方用唯识论来判别《起信论》，武昌佛学院太虚一方反对这样做。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对唯识学的研究虽然明显减少，但是并没有完全断绝。在《现代佛学》上还可以经常见到有关唯识学的文章，像学者王恩洋、郭朋、游侠以等人都或撰写唯识经典或介绍欧阳竟无先生法相学的文章。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又以玄奘为中心的研究成为唯识学研究的延续。重要的成果除了上述的韩清净的百卷汇编之外，还有金陵刻经处的《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王恩洋的《瑜伽宗综述讲义》（有单篇论文出版，全书现还未出版）和韩镜清计20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任继愈先生是新中国最早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佛教的学者之一。他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里的“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部分，集中论述了唯识宗的思想。他说：“由于它（引者案，指大乘佛教）集中地分析了世界各种（心的和物的）现象，所以叫法相学派；就它前一特点（分析现象的特点）说，叫法相学；就后一特点说，把世界的存在、变化归结为识的作用，叫做唯识学。前人有人把这一派分别开来，称无着一派为法相学，世亲一派为唯识学。我们从它的体系上看，所谓法相学是唯识学的开始，但没有完成；所谓的唯识学是法相学的继续，完成的只是法相学的体系。所以称为法相学，或法相唯识学。把这一套学说完整地从印度搬到中国，并建立宗派，加以传播，是唐代玄奘开始的，窥基继续的。法相和唯识截然划分，至少玄奘等人没有这种看法，也没有这样做。我们也不必加以区分。”辛亥革命后十几年间，旧中国曾有一度抬头的法相唯识之学，也不是由于法相宗本身有什么真理，而是在当时学术界复古主义的逆流影响下，有中国的考据，也有洋考据。有汉学家的章句之学，也有洋章句之学。那时的法相唯识之学曾热闹过一阵，正是当时复古主义用烦琐的唯心主义对抗新思潮而出现的一股逆流。他们以佛教烦琐哲学向当时的唯物主义进攻。这是对本世纪上半叶关于唯识法相学争论的一个总结性的看法，是跳出了佛教的圈子来看这个问题，指出了法相和唯识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以及产生这场争论的历史背景。当然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准确”。对法相宗的唯识思想，任继愈先生指出：“法相宗还用类似西方哲学史唯心主义经验论的方法，来论证对现实世界的一切事物不过是众多感觉经验的复合体，……法相宗比佛教其它学说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更彻底地全盘否定有所谓物质世界存在，它把一切现象都归结为识的作用，‘识’决定现实世界的一切；只有进入真如世界后，‘识’才失去它的作用。……进入真如世界，只能说它是用更高级的精神境界代替了低级的褒的活动，而不能说精神活动不起作用。相反，倒是把精神活动抬到超越一切，至高无上的地位。”“法相宗继大乘空宗之后，提出了新的补充，目的在于防止大乘空宗所造成可能发生的新偏差。”所以“法相宗，是在大乘空宗用全力破除现实世界非真正存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佛教哲学体系。”“单就认识的作用和过程来说，法相宗的认识学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是就他们建立的第八识永远存在，不因个人死亡而消灭，它又是‘客观’的、多元的精神性的微粒，又是客观唯心主义”。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注：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对唯识新说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是在过去《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之辩证法因素》的基础上，重新充实修订出版的新书。作者认为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在佛教看来是色心的关系。色心的“体”，他们以“依”义来发挥；色心的“用”，以“变”义来发挥。“依”就是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色心诸事物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变”就是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色心诸事物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由此辩证的思想作为前提，在实践方面才有舍染趣净的可能，及其道理的建立。染净同依于第八根本意识，是一个对立的统一，而舍染趣净不是自发的，而是一个自觉的对立斗争的过程，舍染趣净的结果得到转依。辩证法因素与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现象是无常变易的，本体是常住不变的，现象是虚妄的，本体是真实的，现象是染污的，本体是寂净的，这就是玄奘哲学思想的特点。韩镜清先生是仍在从事唯识宗研究的老学者之一。他是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的学生，又随欧阳竟无和韩清净、周叔迦等人学习。大学毕业时的论文题目是《阿赖耶识学说的由来》。在读研究生期间，曾在《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上发表论文《净影八识义述》，谈佛教的特色是本体论和宇宙论，指出真如本体并不缘起世界；无明的颠倒认识才能缘起万物，因为生灭法必须以生灭法为因。还在《齐鲁学报》上发表论文《大小乘身表业异解》，谈灭不待因问题。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佛教学院曾经讲过《楞枷经》、《摄大乘论》、《入阿毗达磨论》等课，同时在《佛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三性与唯识》，论述三性与唯识密不可分的关系等。1977年元月韩镜清退休后开始集中精力闭门整理有关《成唯识论》的所有疏注，对《成唯识论述记》进行校勘、补充和注释，至1992年编成24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 同时从藏文大藏中翻译有关唯识学及因明等方面重要典籍，至今已有60余种。他“认为，慈氏菩萨（引者按，即弥勒菩萨）阐述的唯识学，是统摄在更大范围的具有完善整体性的理论体系－慈氏学之内的。慈氏菩萨以三法印，也就是无人我法我、无所取能取、无二的道理为核心，把大乘佛教的理论贯通、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所以必须完整、系统地开发出包括唯识学、三性学、般若学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全部慈氏学理论，才能真正把握整个大乘佛陀学的真髓。”（注：引自吕兴国撰《努力开发慈氏学，振兴真正佛陀教－介绍韩镜清教授》，待发表。）又说：“我不赞成把‘唯了别学’当成所谓‘唯识宗’（注：将唯识学定义为“唯了别学”是韩清净所说。韩清净在《法相辞典·弁言》中说：“法相于大乘中，名了义教。以显了相说诸法要，易可通达”，把‘法能相学’当成‘法相宗’，而与其他所谓华化佛教中的诸宗分领‘天下’，唯识学、三性学与般若学都是属于整个慈氏学，是整个佛陀学的领域，也希望大家把力量集中用在学习‘原典’或真正的法宝上，应该是到了重新认识佛陀学的时候了，不要再自误误人了，知道不知道强不知以为知的罪过呢？”由是可见，韩镜清在唯识学上的观点是与众不同的，也与古人有差异之处。1993年9月韩镜清倡导成立了慈氏学会，从事慈氏学经典的翻译、校注、研究和出版等工作。不过他的观点和慈氏学会还没有引起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注意。中国大陆佛学界对唯识宗的研究正在重新开始注重。1992年7 月，中国大陆成立了玄奘研究中心，一批从事唯识宗研究的学者都参加到这个学会里，唯识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著名学者黄心川、方立天、楼宇烈等人的博士生徐绍强、魏德东、程恭让、张自强等人毕业论文都是以唯识学为内容而撰写的，表明了唯识学的研究正在复兴。在僧界，已恢复的闽南佛学院注重唯识学的研学，曾经聘请了田光烈等人专讲唯识，该院的《闽南佛学院学报》是现今大陆刊出唯识学文章较多的一份佛学刊物。居士界的胡晓光在《法音》上发表的系列唯识学研究的文章也有一定的力度，特别是在世纪末对本世纪以来的唯识学理论既有总结，又提出了新的看法，有一定的意义。在四川佛教界，王恩洋的一批弟子遵行师说，也在努力弘扬唯识学。四川佛学院、重庆佛学院有皆以唯识学作为本院的特色教育。
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学位论文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三种。 学位论文根据所申请的学位不同,又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三种。
学位论文是作者为获得某种学位而撰写的研究报告或科学论文。一般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三个级别。其中尤以博士论文质量最高，是具有一定独创性的科学研究著作，是收集和利用的重点。学位论文代表不同的学识水平，是重要的文献情报源之一。它一般不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只能通过学位授予单位、指定收藏单位和私人途径获得。查找国外学位论文的检索工具有《国际学位论文文摘》(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由美国大学缩微品公司(University Micro-films Incorporation)编辑出版，收录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的450余所大学的学位论文文摘和其它各国著名大学的学位论文目录，分A(人文与社会科学)、B(科学和工程)、C(欧洲学位论文文摘)3辑出版。我国于1979年恢复实行学位制度。北京图书馆、中国科技情报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是指定的博士论文收藏单位。补充学位论文的特点，如下图：
学位论文是作者为获得某种学位而撰写的研究报告或科学论文。一般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三个级别。其中尤以博士论文质量最高，是具有一定独创性的科学研究著作，是收集和利用的重点。学位论文代表不同的学识水平，是重要的文献情报源之一。它一般不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只能通过学位授予单位、指定收藏单位和私人途径获得。查找国外学位论文的检索工具有《国际学位论文文摘》(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由美国大学缩微品公司(University Micro-films Incorporation)编辑出版，收录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的450余所大学的学位论文文摘和其它各国著名大学的学位论文目录，分A(人文与社会科学)、B(科学和工程)、C(欧洲学位论文文摘)3辑出版。我国于1979年恢复实行学位制度。北京图书馆、中国科技情报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是指定的博士论文收藏单位。
学位论文是指为了获得所修学位，按要求被授予学位的人所撰写的论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学位论文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三种。学位论文根据所申请的学位不同，又可分为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三种。按照研究方法不同，学位论文可分理论型、实验型、描述型三类，理论型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证明、理论分析、数学推理，用这些研究方法获得科研成果；实验型论文运用实验方法，进行实验研究获得科研成果；描述型论文运用描述、比较、说明方法，对新发现的事物或现象进行研究而获得科研成果。按照研究领域不同，学位论文又可分人文科学学术论文、自然科学学术论文与工程技术学术论文两大类，这两类论文的文本结构具有共性，而且均具有长期使用和参考的价值。1.学位论文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毕业生为获得各级学位所撰写的论文。2.学位论文选题新颖，理论性、系统性较强，阐述详细。3.参考文献多、全面，有助于对相关文献进行追踪检索。4.单纯的文摘数据已无法满足读者需要,读者对电子论文全文的需求呈上升趋势。
保卫《资本论》参考文献（列国志数据库 供交流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该著创立了所谓的“七类文献法”，用于进行指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构建。
Ⅰ.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论》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04。《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资本论》第1卷（德文一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32卷，人民出版社，19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34、47卷，人民出版社，20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剩余价值学说史》，郭大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1975。《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8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2012。《列宁专题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0。《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1999。
Ⅱ.国学《周易》（杨天才等译注），中华书局，2011。《国语译注》（汪济民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老子译注》（罗义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大学中庸译注》（王文锦），中华书局，2013。《孟子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2012。《杨伯峻〈孟子译注〉商榷》（白平），中华书局，2013。《楚辞译注》（董楚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吕氏春秋译注》（张双棣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61～2014。《史记》（韩兆琦译注），中华书局，2007。《春秋繁露》（张世亮等译注），中华书局，2012。《全唐诗》（彭定求等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唐诗一万首精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圭璋等），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李商隐诗集疏注》（叶葱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李清照全词》（刘瑜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红楼梦》（周书文点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熊十力选集》（景海峰编），吉林出版社，2005。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原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熊十力：《新唯识论》，商务印书馆，2010。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006。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
Ⅲ.历史和思想文化卜正民等：《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古伟瀛等译，新星出版社，2005。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3。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侯家驹：《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outledge,2001）。金观涛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增订本），法律出版社，2011。金观涛等：《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帕特森：《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何国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宋鸿兵：《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杨敬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2011。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第1～5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张一兵：《资本主义理解史》第1～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Ⅳ.政治和哲学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William Lovitt),New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 1977.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2010。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余大章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程恩富等：《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江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戈尔巴乔夫等：《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彭曦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郝敬之：《整体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洪银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资本及其收入的属性——马克思资本理论的现代应用》，《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简新华等：《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简新华：《再论“资本中性论”——答侯廷智教授的商榷》，《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4期。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潾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刘永佶：《劳动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郑一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钱广华：《开放的康德哲学——重读“物自体”》，《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荣兆梓：《资本一般与公有资本》，《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0期。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李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施密特：《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张伟译，重庆出版社，1993。孙中山：《三民主义》，九州出版社，2011。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孙正聿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孙正聿：《〈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吴宣恭：《从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探讨中国经济学的主线》，《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吴宣恭：《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根源和解决途径》，《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杨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姚顺良：《马克思“三大社会形式”理论的原像——析望月清司对<大纲>解读的两个“贯穿”和一个拒斥》，《现代哲学》2011年第1期。俞吾金：《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俞吾金：《被遮蔽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1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Ⅴ.方法论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London: Verso,2010（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David Harvey,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Volume 2,London: Verso, Foley,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een,The logic of Marx, Terrell Carver,Oxford:Basil Blackwell,: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8(1): 1-9.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李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贝洛菲尔等：《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The Beacon Press,1957）。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The Beacon Press,1957）。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科学出版社，1986。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石士钧译，商务印书馆，1992。布朗等：《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丁堡骏：《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论定位——兼与王峰明先生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广松涉：《资本论的哲学》，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李建平：《〈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林岗：《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刘炯忠：《马克思的方法论与系统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刘召峰：《〈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学说探论》，《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期。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5）。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粱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裴宏：《实体与形式对偶的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1期。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余叔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斯蒂德曼等：《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1990。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唐正东：《从斯密到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王亚南：《〈资本论〉的方法》，《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王亚南：《再论〈资本论〉的方法》，《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王峰明：《马克思经济学假设的哲学方法论辨析——以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问题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阮仁慧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维哥德斯基：《〈剩余价值学说史〉在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的地位》，何易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吴宣恭：《“人力资本”概念悖论分析》，《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0期。谢富胜等：《人力资本理论与劳动力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8期。谢尔盖耶维奇：《卡尔·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方法论作用》，雎国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韩宏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许光伟：《实体与形式对偶说的逻辑不足和拓展方向——与裴宏博士商榷》，《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许光伟：《〈资本论〉中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与刘召峰博士的几点交流》，《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伊林柯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孙开焕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
Ⅵ.经济理论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Economica,4(3): Lazonick,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白暴力：《财富劳动与价值——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重构》，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Monthly Review Press,1974）。陈其人：《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陈其人：《李嘉图经济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陈其人：《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何新：《反主流经济学》，时事出版社，2010。胡钧：《〈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兼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胡培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不可动摇》，《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年第3期。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崔秀红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杰弗·霍奇森（霍奇逊）：《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一种剥削理论》，于树生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王宏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雷诺兹：《经济学的三个世界》，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李达：《经济学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李建德：《经济制度演进大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人民出版社，2003。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卢森贝：《〈资本论〉注释》，赵木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顾准译，商务印书馆，1984。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孟捷等：《金融资本与“阶级—垄断地租”——哈维对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第二版），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79。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沈越：《论古典经济学的市民性质——马克思市民理论再探讨》，《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巫宝三译，商务印书馆，1963。荣兆梓等：《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通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荣兆梓：《企业制度：平等与效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段毅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Free Press,1985）。吴宣恭：《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3期。许光伟：《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现代化的一般思考》，《当代经济科学》2003年第2期。许光伟：《再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协同——从马克思的协作理论说起》，《制度经济学研究》2004年第1期。许光伟：《中国国有企业历史特性分析》，《经济评论》2008年第1期。许光伟：《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再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30年成功实践的理论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许光伟：《生产要素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建构性分析——实践逻辑域中的思考》，《经济学家》2012年第8期。许光伟：《发生学与中国经济学建构：一个引论》，《中国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杨继国：《价值运行论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杨继国：《论虚拟经济的特殊“供求规律”》，《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张定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余斌的解说》，东方出版社，2011。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Ⅶ.其他艾凯：《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第三版），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许光伟：《马克思企业理论：现代范式》，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7。《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伯恩斯坦文选》，殷叙彝编译，人民出版社，2008。《拉法格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李渚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王亚南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1989。《卫兴华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
许光伟_百度百科
许光伟[1] （概述图来源[2] ），《保卫〈资本论〉》一书作者。[3] 当下一位写作风格特立独行的历史经济工作者、研究者。[4-5] 1971年8月生于安徽滁州。[2] 工作于江西财经大学，教授[1] 、硕士生导师[6-7] 。涉猎《资本论》[1] 、当代中国经济[1] 、企业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与专业方向。[1] 目前从事中国经济学研究。[2]
本着“多路进，狭路退”的治学理念，酝酿了十载，运思了十年[8] ，于2014年底推出学术成果《保卫〈资本论〉》[9] ，副标题：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3] 。其贯串了许光伟教授的前期成果[10-11] ：各个研究路径和类型的学术论文[12] ，贯串其所喜爱之历史和文化。[9] 由于信奉中华历史和世界历史“和而不同”，致力于书写“学术整史”逻辑[13] ，于是演绎出“国学马克思主义[13] + 中国经济学”[14] 的相生相克[15-16] 的经济思维来[14] ，使学术呼吁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话语行动。
可以写有关周易的，像周易与企业管理 周易与养生
先生于大学三年级时，从游于黄岗熊十力先生之门，三十一岁获交唐君毅先生，一师一友，相得最深。熊先生以为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先生一人为可造。而唐先生则于未尝晤面之先，见其文而知其人，之后又谓先生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敬维先生之所成就，是真可告无愧于师友矣。[2] 这段文字是对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关系的“盖棺定论”。数十年以来，牟宗三与熊十力和唐君毅的师友情谊有口皆碑，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检视牟宗三的自传以及其他文字材料，熊十力与唐君毅在精神上给他带来的不同的影响，以及他们师生三人在精神上的相契相知，牟宗三亦有亲切而诚挚的记述，他的缅怀与感念之情呼之欲出，溢于言表，十分动人。他说过一句言之凿凿的肺腑之言：
文言文 开放分类： 文化、语文、文体、国语 文言文”是相对于“白话文”而言。
第一个“文”，是书面文章的意思。“言”，是写、表述、记载等的意思。
“文言”，即书面语言，“文言”是相对于“口头语言”而言，“口头语言”也叫“白话”。 最后一个“文”，是作品、文章等的意思，表示的是文种。
“文言文”的意思就是指“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而“白话文”的意思就是：“用常用的直白的口头语言写成的文章”。
在我国古代，要表述同一件事，用口头语言及用书面语言来表述，是不同的，例如，想问某人是否吃饭了，用口头语言表述，是“吃饭了吗？”，而用书而语言进行表述，就是“饭否？”。“饭否”就是文言文。
我国的古代，所有的文章都是用书面语言写成的。所以，现在我们一般将古文称为“文言文” 文言文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言文。
在国内，中学语文课程中，文言文的学习更是占了很大的分量。什么是文言文？ 1.文言文很精彩。
这当然是无疑的。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文言文。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文明历史还是很短的，解构或者解读传统文化还是现代化的必要，因为传统智慧的继承建立于对文言的正确解读。 2.文言文是知识。
这是对的，因为文言文已经不再是语言，它纯粹是文字。但文言文是知识，甲骨文也是知识，那为什么就不学甲骨文呢？对了，正是因为甲骨文是更原始的文字，所以文言文是进一步学习甲骨文等等传统高级文字（学）的基础。
3.文言文也是技巧。汉语的表述、描绘、组合、转变、喻式、铺比、推演……在思想的表达上充分承载了汉文明的风格。
掌握文言文物理结构，对现代汉语的理解比较精深，对新汉语的构造将有“法”可依。 4.“文言文”是“白话文”的相对。
这个词的结构是这样的：文言-文。第一个“文”是“文字”，“言”是语言。
“文言”则指“文字化了的语言”。它说明两层意思：其一，指明文言文本是一种语言；其二，这个语言后来被文字化了。
“被文字化了”的语言也有两重含义：其一，可以有语言但没有文字的文化，比如大多数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二，语言功能退出生活，以文字的形式成为历史。 “文言文”的字面意思，应该是：被文字化了的语言的一种文体。
后面那个“文”指文体。 那么文言文除了在考古研究之外，还有什么“前途”吗？或者说，还会有什么生活的应用价值？我想是有的。
在传统形式的生活淡化出现代社会时，只不过人们忽略了一些边缘地区的社会生活，才造成现代应用对文言文的怀疑或者忽略。比如在宗教建设中，某些碑刻仍然会用文言文撰写，仍然采用书法书写，使用工具镌刻。
篆书的应用也大多如此。 “文言文”这个名词也可以涵载语言与文字之间在文化历史上的相互关系。
某种形式上，一旦某种语言——包括方言——被“文”化，文字化，也就是书面化，其语言魅力顿减，而文字功能倍增。因为语言通常是口头相传，与生活密切相关，语言尚未进入文化状态，它是对生活经验的一种保留，没有文字的扩展性能。
我们在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不免会产生一种错觉：古时人说话也是这么说的么？我想这可以用现在时态下书面语与口头语在表述上的不同来“感受”，它们之间在结构上规则上并无大的区别。也可以推测，古人说话只不过比文言文更随意，更白化通俗而已，“三言两拍”也可以做参考了。
至于现在我们阅读文言文，当然不代表在重复古人的说话，而是在朗诵或者默读一种文体。 阅读文言文，感受的是一种极为明晰的思路，就好像偶尔阅读西方哲人著作，很有那种应有的肃穆。
当代文言文复兴的价值 文言文复兴，是当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热点之一。它的产生与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产生一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都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言文复兴从表面看来是对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的否定，实质上则是对白话文运动的引伸。白话文的风行极大地增加了广义文化的受众，但却使传统中国文化的直接受众越来越少——因而就使中国文化的传承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
正是基于完整、准确地传承中国文化的需要，文言文复兴才成为历史的必然。文言文复兴不能否定白话文的存在和价值。
中国大陆的文言文复兴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萌芽的。文言文复兴的概念是青年学者刘周在“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一步（倡议书）”中明确提出的。
2007年《光明日报》“百城赋”的推出，表明了国家对待文言文复兴的态度。文言文复兴的倡议书由一位青年学者提出，表明文言文复兴的发展后劲非常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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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唯识论（文言文本）
序
天玄悟莫盛于知化，微言莫难于语变。穷变化之道者，其唯尽性之功乎。圣证所齐，极于一性。尽己则尽物，己外无物也。知性则知天，性外无天也。斯万物之本命，变化之大原，运乎无始，故不可息；周乎无方，故不可离。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性与天道，岂有二哉？若乃理得于象先，固迥绝而无待，言穷于真际，实希夷而难名。然反身而诚，其道至近，物与无妄，日用即真。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此！惑者缠彼妄习，昧其秉彝，迷悟既乖，圣狂乃隔，是以诚伪殊感，而真俗异致。见天下之（臣责），而不知其不可恶也；见天下之动，而不知其不可乱也。遂使趣真者颠沛于观空，徇物者沦胥于有取，情计之蔀不祛，智照之明不作，哲人之忧也。唯有以见夫至（臣责）而皆如，至动而贞夫一，故能资万物之始而不遗，冒天下之道而不过。浩浩焉与大化同流，而泊然为万物之主，斯谓尽物知天，如示诸掌矣。此吾友熊子十力之书所为作也。十力精察识，善名理。澄鉴冥会，语皆造微。早宗护法，搜玄唯识，已而悟其乖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将以昭宣本迹，统贯天人，囊括古今，平章华梵。其为书页，证智体之非外，故示之以明宗；辨识幻之从缘，故析之以唯识；抉大 法之本始，故摄之以转变；显神用之不测，故寄之以功能；征器界之无实，故彰之以成色；审有情之能反，故约之以明心。其称名则（衣集）而不越。其属词则曲而能达，盖确然有见于本体之流行，故一皆出自胸襟，沛然莫之能御。尔乃尽廓枝辞，独标悬解，破集聚名心之说，立翕辟成变之义，足使生-肇敛手而咨嗟，奘-基挢舌而不下。拟诸往哲，其犹辅嗣之赞易道，龙树之弘阐中观。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于知化，长于语变者矣！且见（日见）则雨雪自消，朝彻则生死可外，诚谛之言既敷，则依似之解旋折。其有志涉玄津，犹萦疑网，自名哲学，而未了诸法实相者。睹斯文之昭旷，亦可以悟索隐之徒勤，亟回机以就己。庶几戏论可释，自性可明矣。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岂曰以善辩为名者哉？即谬许予为知言，因略发其义趣如此，以俟玄览之君子择焉。
蠲戏斋诗选之三
遗兴
与物同忧喜，
先天本寂寥。
客来多问疾，
感至亦成谣。
大暑禾方长，
台风怒未消。
亢龙知有悔，
腐鼠尔何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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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法从缘起灭，
世情与物推移，
姑射神人不见，
虚空消陨何时？
蠲戏斋诗选之一
行年八十辱诸友致问，书此答谢，即以告存。
真气苍茫外，
余生梦寐中。
已知三世寂，
何待百年终。
物变今犹古，
人情睽本通。
溪山怀旧侣，
花下暂抉筇。
寄意无何有，
观身毕竟空。
寻言多谬误，
不病亦盲聋。
莫问山河转，
心知昼夜同。
芳馨如可挹，
吾欲御泠风。
--
万法从缘起灭，
世情与物推移，
姑射神人不见，
虚空消陨何时？
蠲戏斋诗选之二
再成二首拟山谷体
道者春秋不涉，
众人寒暑相侵，
法界非空非有，
真常无古无今。
万法从缘起灭，
世情与物推移，
姑射神人不见，
虚空消陨何时？
--
万法从缘起灭，
世情与物推移，
姑射神人不见，
虚空消陨何时？
-当代新儒家：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儒学，以孔子（《论语》）、孟子（《孟子》）、《易传》、《中庸》、《大学》为代表。
第二阶段──宋明儒学（又称「宋明理学」或「新儒学」Neo-Confuciani *** ）
/北宋：
邵雍（康节）-《皇极经世》
周敦颐（濂溪）-《太极图说》、《通书》
张载（横渠）-《正蒙》
程颢（明道）、程颐（伊川）-《二程遗书》
-南宋：
胡宏（五峰）-《知言》
朱熹（朱子）-《朱子语类》
陆九渊（象山）-《象山语录》
\明代：
王守仁（阳明）-《传习录》
刘宗周（蕺山）-《人谱》
-当代新儒家的分期、代表人物及著作
I 第一代新儒家 1 梁漱溟（1893-1988）
1.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
2. 《中国文化要义》1949
3. 《人心与人生》1975
2 张君劢（1887-1968）
1. *《人生观》1923
2.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1923
3. 《中西印哲学文集》1981
3 熊十力（1885-1968）
1. *《新唯识论》（文言文本1932，白话文本1944）
2. 《体用篇》
3. 《乾坤衍》
4 冯友兰（1895-1990）
1. *《新理学》1939
2. 《三松堂学术文集》1984
II 第二代新儒家 1 方东美（1899-1977）
1. *《生生之德》1979（《哲学三慧》1937）
2. 《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1980
2 徐复观（1903-1982）
1. *《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1956，乙集1957）
2. 《中国思想史论集》1959
3. 《徐复观文录选粹》1980
3 唐君毅（1909-1978）
1. 《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
2.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
3.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
4 牟宗三（1909-1995）
1.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1971
2. *《现象与物自身》1975
3. 《圆善论》1985
III 第三代新儒家 5 杜维明（1940-）
1. 《人性与自我修养》1979
2. 《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1984（中译本1989）
3.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1989
6 刘述先（1940-）
1. 《文化哲学的探索》1986
2. 《中西哲学论文集》1987
3. 《大陆与海外──传统的反省与转化》1989
7 蔡仁厚（1930-）
1. 《新儒家的精神方向》1982
2.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1987
3. 《儒学的常与变》1990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一作子贞），晚年又号漆园老人、典岗逸翁，湖北黄岗人。
中国近现代哲学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熊十力少时因家庭困迫，曾为人牧牛，随掌教私塾的父亲听讲“四书五经”。
十一岁丧父，随长兄亦耕亦读。 十六岁时曾在其父之友何圣木处附读过半年，此后全靠勤奋自学。
读明代陈白沙书，对“禽兽说”感受很深。读王夫之、顾炎武书而生革命之志，于是不事科举业。
十八岁到武昌投军，参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战争。但见到“党人兑权争利”，觉得“革命终无善果”，认为“政不如革心”，遂弃政向学，走入学术研究之途。
潜心研究思想学术，探讨中国古典哲学和印度哲学。1920年，经梁漱深溟的介绍，入欧阳竞争2无主持的南京支那内学院钻研佛学二年。
1922年，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讲师。1923年开始写作《新唯识论》，前后四易其入稿，1932年出版文言文本《新唯识论》。
以后又发表了《破》、《佛学名相通释》。抗日战争时期，避难于四川，曾讲学于马一浮主办的乐山复性书院、梁漱溟主办的北碚勉仁书院和武汉大学（当时因抗战而迁至乐山）。
1947年返回北大，1948年赴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次年到广州直至解放。 在四十年代，熊十力又出版了《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十力语要》、《读经示要》、《十力语要初读》等著作。
1950年初到北京，任北大教授，并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并为第二、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此后出版了《论六经》、《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
熊十力在儒家哲学、佛教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等方面，均有很大建树，特别是在重建新儒学和儒家哲学本体论方面创获颇多。其哲学思想以儒为宗，糅合佛学，发挥了《周易》哲学、宋明理学中的“陆王心学”，和佛教大乘空宗法相唯识之学，建立起了自己的“新唯识论”体系。
认识哲学的大旨在于穷究本体，宇宙万物是本体流行的迹相，本体并非是离开“本心”的外在境界，所以“天地万物皆吾一体”（《十力语要》卷一）。熊十力指出，本体流行即功能的显示，有“翕”和“辟” 二极，“翕”凝成物，“辟”遍运为中，两者是相反相成的，以此说明虽然“心物不二”，却又辩证发展。
在认识论方面，熊十力强调“返求本心”，自证自识，无待于外求。在人生哲学方面，认为如能见本体，则可官天地、役万物，自性也就没有亏欠了。
熊十力的哲学对当代港台新儒家有重大的影响，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当代新儒学大家，均出于熊十力之门。熊十力的著作已见上述。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着作。
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着作出版。
此书是熊十力最主要的哲学着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熊十力（1885-1968）是中国现代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
他以思想精深、逻辑严密、议论独特而著称于世。他的思想在其生前和死后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浓厚兴趣。
稍一留神他的思想体系的人都会发现：他的思想体系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他的许多学说、范畴都渊源于《周易》，另一方面他对易学有独到的看法和精彩的阐发。这说明他受益于《易》又有益于《易》，《大易》给予他以最好的思想样式和养分，他给《大易》注入了新的生机。
下面就熊十力的易学思想作以概要介绍，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熊十力习《易》研《易》，最终以《易》为宗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他长期潜身学问，孜孜以求，贞定探索的结果。
他在许多著作中论及了这一过程。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
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敬且。少提时读五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
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
（《乾坤衍》第15页）熊十力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由倾心革命，转向学术，由反孔经研究佛学又走上尊孔的思考过程。熊早岁曾参加反清革命，革命失败后，念党人竞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又虑自己非事功才，故而转向学术，虚心探中、印两方学，另辟一条学术救国的道路。
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问佛法于当时著名大师欧阳竟无先生，渐觉佛法专从黑暗、污染的方面看人生，毅然搞拒造化，认为用此道度尽众生，终成虚愿，又觉自己的思想与《大易》甚相密契，故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即孔子的六经处，尤其是《大易》处。当然熊的学术回归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经过思考，自我思想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
熊由读六经，走向反六经，由反六经再走向崇信六经之意蕴，在他那里都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熊的思想轨迹是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共有的思想轨迹。
熊十力由佛归儒，归《大易》是一种自觉自为的活动，他的思想体系是以儒为宗旨的。他虽然把其代表作称之为《新唯识论》，但他否认其哲学体系是援儒入佛的。
熊对于那种认为他是援儒入佛的论调给予以坚决的否定，认为“这等论调全不知道学问的意义和甘苦”。当然，熊并没有把佛、儒两家绝对对立起来，反击认为佛家的经典如《阿含经》、《大般若经》、《涅 经》、《华严经》等与儒家的《大易》，“有可以融会贯通的地方”，（参阅《新唯识论.转变》）熊的思想体系就其渊源而言，是融合儒释，自成一家，但就其思想归宿而言，是独崇孔学，归宗《大易》。
他说：“余独宗《易》，究与二氏（道家、佛教）殊趣。”（《原儒.内圣章》又说：“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底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
（《新唯识论.转变》）总之，熊的价值取向，人格风范、理论骨髓无一不打上了儒家、尤其是《大易》的印迹。 《新唯识论》是熊十力的代表作，他穷毕生精力血气，无一不是为拓展、阐发、解释其中的思想意蕴。
而《新唯识论》就其名而言是佛家的，就是实质而言的是儒家。所以熊一再指出：“新论（即《新唯识论》，引者注）准《大易》而作。
形式不同，而义蕴自相和会”。（《十力语要》卷一，第7页）“我亦本诸《大易》”。
（《新唯识论.转变》）熊认为《周易》是五经之本，是儒家学说的根本，他向《大易》的回归，对《大易》的阐发就是向儒家的回归，就是对儒学的阐发。 熊是一位风格独特、个性极强，善于思索和体认的哲学家。
他自以为他的思想的形成既不受任何学说的支配和左右，也不为自己的私意和曲见所欺 ，乃是廓然大公，随处体认真理。故而他向《大易》的回归是势之必至，理之必然。
实质上，这里的《大易》更多的是经过他的思想加工过、体认过的大易。在他那里，《大易》既是其思想之本，也是其思想的注脚。
熊十力对《周易》有一套独特的看法，有些看法在严格的训释家看来未必经得起推敲，但他却坚信不疑。 他坚持认为《周易》是孔子的作品。
在他看来，孔子的思想分为早晚两个时期，五十岁以前是早期，五十岁以后为晚期。早期的孔子主要宣扬小康礼教。
所谓：“修明圣王遗教、而世大之，所谓小康礼教也。”（《乾坤衍》第1页）晚期的孔子才读易著易，以立内圣外王之弘规。
他说：孔子五十以后，“读伏羲氏之易。神解焕发。
其思想界、起根本变化。于是首作《周易》、《春秋》二经。”
（同上）立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在熊十力看来，孔子所读的伏羲之易，是“只有卦爻、而无辞。”
（同上，138页）“即八卦是也。但八卦是六十四卦之总称，非谓伏羲只画八卦也。”
（同上，第2页）伏羲画八卦几乎是清以前学术界的定论，但何人重卦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弼、孔颖达等认为伏羲画八卦，伏羲自重之，郑玄认为神农重卦，孙盛认为夏禹重卦，司马迁认为文王重卦。
在这里，熊十力并没有什么自我创见，只是依王弼、孔颖达之说而已。令人回味的是，他坚决反对在。
新儒家萌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展于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之后，走向了全世界，成为驰名于国际的文化学派或文化思潮。
1921年，梁漱溟到山东讲演并出版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揭起了新儒家的大旗。1923年，熊十力在北京大学讲《新唯识论》，系统地阐述了新儒家的理论观点。
十年之后，出版了《新唯识论》，从理论上全面展现了新儒学的面貌，同时标志着新儒学的形成。现代新儒学，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1920至1940期间，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等人；第二阶段是五十年代而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而钱穆、张君劢、方东美三人则纵横于前后两个不同时期。
这前后两个阶段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一般上被称为第一代新儒家和第二代新儒家。目前，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成中英、余英时等人，则为第三代新儒家。
所谓的新儒家，其实是博采诸子和西方文化的精华，经过自我更新，成为具有生命力，能够适应新时代文化环境的新精神所需要的儒学。新儒家也被称作“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意即新儒家乃是“返本开新”的儒学。
所谓“返本”，意即回归传统儒学的本原、根本道统、道德本体的“内圣之道”。至于“开新”，即是革新儒家的传统文化，开科学和民主之新，也就是要变革传统儒学的“外王之道”。
现代新儒家以“返本开新”为纲领，补救传统儒学“外王弱”的不足，“开新的外王”就是在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主导下，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总而言之，现代新儒家所说的新儒学，就是要恢复传统儒学的“内圣成德之教”，“接续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并开出学统和政统为内涵的“新外王”，从而使儒学演化适应当代世界新文化环境的精神需要。
时至今日，新儒家不仅在香港、台湾、美国成为学术界众所皆知的术语，而且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现代新儒学正是传统儒学的自我更新、自我变革，它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新精神、新的时代特征而与传统儒学有所区别。
因此，海内外学者都异口同声的称之为“新儒家”。
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将破“五唯”问题从隐性转为显性，从学校、教师、学生、社会的呼吁转为政府的行动，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现教育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第一，破“五唯”要辩证认识“破”与“立”的关系。“五唯”的.最大症结就是一个“唯”字，破“五唯”其实就是破除唯一性，允许多元化。在破“五唯”时，还必须明白“破”和“立”的边界在哪里，“可为”之处与“难为”之处在哪里，在“破”与“立”之间寻找平衡点，在继承与创新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
第二，破“五唯”的关键是立“五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这为破“五唯”、立“五维”指明了方向。
第一，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维”。第二，立政府、学校、学生、教师、社会全主体的“五维”。第三，立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全职能的“五维”。
第三，破“五唯”要有法可依、依法而行。从法律层面，完善教育评估督导的法律法规体系，做到依法行政，依法评价。从法规层面，约定评价结果的运用。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彻底清除基于“五唯”的评比、排名。从政策层面，制定不同对象的评价标准，实行分类评价。分类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立，一要将分类评价指标体系与分类建设标准相结合；二要将统一的指标体系框架与灵活的评价指标细则相结合；三要将绩效产出指标与增量指标相结合。从制度层面，建立区域教育评估机制。要以区域教育评估来促进各级政府发展教育和调整资源配置，形成区域内教育的协同、健康、持续发展。
第四，破“五唯”要深度融入现代信息技术。教育评价的手段必须更新，方法必须改革，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评价对象进行多维度、全过程、立体式、全景式的考查，不仅能够评价那些外显的知识、能力，而且能够评价内隐的、难以用符号表征的内在素养；不仅能够从结果的角度进行评价，而且能够从过程角度绩效评价；不仅能够从单向度的考试测验角度进行评价，而且能够从多向度的综合素质评价角度进行评价，将教育评价从散点式的成绩记录转向全景式的数据采集。将现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教育评价深度融合，利用它们来挖掘收集、甄别整理、统计分析海量数据，推动教育评价方法手段革新，是加快教育评价现代化的不二路径。
一是危害巨大。二是不易消除。
2020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简称《方案》），并明确陈明“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教育强国”的目的。这部文件由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并在教育部官方网站及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发布，“五唯”问题的严重性，我国政府以及主管部门对该问题的重视及解决该问题的决心可见一斑。
破五唯具体指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五唯”中的学位、帽子、奖项和职称（级别）是自上而下规定的，论文是国际同行评议。“五唯”之间的关系就是，学位需要论文，帽子需要学位、奖项、论文和职称，奖项需要学位、帽子、论文和职称。只有论文的发表不在体制内评价，也就是说“五唯”中最客观的还是论文。论文发表后的影响才是学术评估的重要内容。要“立”学术判断，要“立”主观判断，或者建立学术“自信”。否则，科研评价体系就不需要人去评价，学术团体的发展也不需要建立任何的共同价值观，或者共识。
是的。因为在论文当中就可以看出个人的学术能力。以及个人的一些想法和观点。
需要，只有论文过了才说明学生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些知识可以让他们在社会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研究生论文能用简单的模型，模型是要看主题来用的，所以这个用简单的没有关系。数量方法或数量模型是因所研究问题的需要而选择的，故而方法或模型要服从研究的目标，它不是文章的重点和核心，只是分析的工具或手段。用不用模型取决于文章的主题，取决于作者的学术背景和偏好。模型用得好，用得科学，可为研究增色添彩，模型的价值也就得以彰显。用得不妥、不科学，则可能颠倒是非、混淆视听，模型也就毫无价值可言。
你说的模型通常应该是指遥感的数值模型，尤其是遥感反演模型，输入和输出变量都应该是有物理意义的遥感参数。你首先应该从GIS软件中分析卫星图像上都有哪些可利用的遥感参数，再根据实测的数据值建立关系，这样模型就基本上出来了，这种数值模型可以是一个简单的函数，或者是个复杂的方程组，可以利用解析的物理方法建立模型，也可以用统计回归的方法建立模型。例如你从森林遥感图像中可以得到陆地温度数据，那你就可以利用陆地温度和风速的关系建立个预测天气的数值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