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论文,看一下吧~~ 魏晋风度随想 ——从永和名士看魏晋风度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曾经很向往很向往魏晋风度,向往嵇康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向往“刘伶饮尽不留零”的豪爽,向往羲之“游目畅怀”的自在,向往何晏“少释兵书”的聪颖,似乎正如十七世纪之于西方国家,对于古之中国,那个时代,是一个天才的时代。可是慢慢的有些不理解了,好像我曾经所向往的那些人物、那些事物,正在以一种我完全所不了解的形象出现,甚至即将颠覆我曾经所有的希望与感觉。我对于他们的一些方面有着太多的不了解。一、 惧内我并不是说男人的地位一定要凌驾于女子之上,其实作为一个女生而言,或者反而会希望反过来。可是对于那个时代,我很不明白,那是一个男权社会,女子应该学的是“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可是《世说新语》里面展现的却是一个个这样的故事:《世说新语•贤媛》 谢公夫人帏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帏。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世说新语•贤媛》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常着斋后。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惭而退。为什么魏晋名士们一个个会这么惧内?因为桓温、谢安、王导这些人,在当时都是让世人仰望的人物,说是惧内似乎与他们的身份不符。而且为什么会说惧内是当时上层社会名士的表现?后来,私下中自己理解的时候,肯定不是因为打不过。感觉上是因为那些女子的家庭地位较高,比如桓温的妻子是南郡公主。这样如果名士想要获得进一步的晋升的时候,首先应该就要讨好妻子,那么有着惧内的表现就不足为怪,要是每一个人都娶了好几个妾,妻子不满,那么自己的前途无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惧内是当时上层社会名流才会有的表现。一般的家庭是娶不到地位很高的女子的,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去惧内。所以惧内才会成为地位的象征。这样的想象,让我对魏晋名士多了一些不屑与失望,不是说名士们崇尚的是道家的思想吗?不是崇尚“无为而治”吗?那怎么可以这样的趋炎附势?怎么可以这样的看重名利?我很不解。只是后来的慢慢有些理解了。首先,我不认为我以上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就是名士们这样可能有一些这方面的理由。但是,这样也可能是很正常,或许这不符合道家的传统,然而如果自己的治国思想想要被国家采用,第一个要求就是自己的地位要很高,如果为了国家的利益,名士们做出这种行为,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的。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或许这正是道家思想的表现。所谓回归自然,不就是男女平等吗?不就是追求人性解放吗?然而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女人们的命运每况愈下,她们在礼教的束缚下变得性格拘执,一生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可是魏晋之女性,完全不是这副小家作派,在牛气哄哄的男人们面前,她们往往锋芒毕露,敢言敢为,甚至霸气十足,不让须眉,甚至让丈夫感到敬畏与敬佩。这样不正是人与人之间所应具有的最原始的关系表现吗?我觉得名士们正是感受到了这点,才做出了那些惊世骇俗的表现。至于说这是地位的表现,或者一方面是源于或许下层的人有这方面的表现,却因籍籍无名而没于历史,或因为地位高,视界广,才会有这种开阔的胸襟。行文至此,我终于理解魏晋名士看似懦弱的表现,他们不拘礼教,尊重女性,比起历史上那些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之徒,要潇洒真率得多。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人们才会昂首挺胸,活出自己的天姿神采。 二、 清谈一直就不喜欢清谈这种东西。因为我并不认为清谈好的人就一定代表能力强,因此清谈水平、人物品阶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政治才能。“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可以取的。可是为什么魏晋名士在品评人物高下的时候要依靠与清谈能力呢?在《世说新语》中有很多例子,仅举一例:《世说新语•文学》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 就是这样的殷浩,被认为是第一流人物,可是在北伐中,却失败了,被评为二流人物的桓温反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么清谈,它还有什么作用?除了人们所归纳的“清谈误国”,它还能怎么样?让人们一味沉浸于唇枪舌剑上,没有忧国忧民,没有必备的生存能力,一味的旷达,这样到底有什么用?以清谈为代表的魏晋风度,是不是真的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根本就是应该淘汰的?这样的想法让我自己害怕,一些人的生存价值就这样被否定了,我也不甘心,所以就有去探索了一下清谈是否具有其积极意义。事实上,它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小而言之,在审美价值中,魏晋人轻裘缓带、挥麈闲谈的风度,论辩叙致、辞令声调的优美,千载以下,仍让人向往不已。在哲学史上,冯友兰先生指出: 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而玄学是清谈的主要内容,清谈正是推动玄学发展的手段。而1934年,在容肇祖出版《魏晋的自然主义》一书中指出“何晏、王弼的冤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何、王、阮、嵇、向、郭等魏晋清谈家的思想,并称何、王之思想“实为魏晋间的第一流”,从而肯定了清谈的积极的一面。蒋凡也在其近著中专列“清谈未必定误国”一章,指出:“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魏晋清谈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冲击传统儒家经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由此,我想,或许清谈的本来意向是好的,并且清谈的名士本来就是才华横溢的杰出人才,只是在人们的追求风雅中,清谈被庸俗化了,也被神圣化了,所谓庸俗,是无论何人都可以清谈了,所谓神圣,就是清谈的杰出人才被抬高了一个神圣的高度。而实际不应该是这样。或许清谈的分子恰恰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所以,我觉得清谈这个东西也应该从其最本原的地方看起。现实中有很多东西,它的起源以及目的都是好的,只是正是因为它足够好,被大众模仿,最终反而流于世俗。清谈也应该是如此。本来是一批文人名士讨论哲学、思想等一些很严肃可以净化人类心灵的东西,到了最后反而落到了“清谈误国”的评价,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哀吧。三、 容颜如果说前两种情况是我还可以理解的,那么,以貌取人在我看来是最不可以原谅的。可是偏偏就是有那么多的故事是有关容貌的,为什么容貌会这么重要?让人无法理解,那个年代为什么会是一个以貌取人的年代?《晋书•王蒙传》 居贫,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时人以为达。与沛国刘惔齐名友善,……凡称风流者,举蒙、惔为宗焉。《世说新语•容止》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如果说清谈无法代表才能,那么容貌就更不可以了,难道魏晋风度真的是如此的肤浅与不堪一击?实际上,仔细想想之后,对于这点还不是很明白,只是有一点点自己的理解。或许,魏晋时代的容止品鉴不只是简单的表面化的评价美貌,而同时注重了人的内在美的表现,也即风姿神韵的出类拔萃、超凡脱俗。如《世说新语》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所以像刘伶这种人虽然并非相貌堂堂,但是也列入了容止篇,而那些容貌虽伟,而精神平庸,亦会受到鄙弃。如《晋书》卷八五《魏咏之传》 初为州主簿,尝见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隽,谓坐客曰:“庸神而宅伟干,不成令器。”竟不调而遣之。 而这种美是什么?就是气质,就是独特的人格。首要的就是有独特性,要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如嵇绍,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如王衍,王大将军称太尉 :“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这样看来,魏晋人关注容貌,或许正是从容貌看到了人格,看到了其内在,从而看到了这个人卓尔不群的才华。这或许正是魏晋人懂得相人的表现。其实,或许关注品貌的背后是魏晋人士注重自我的态度,既然人生短促,何不秉烛夜行,让自己无愧于这一生一世呢?既然生于世,就要伟岸地立于天地之间。一个洒脱、注重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时代,注定要有注重个人行为的风气。然而,他们并不就此而止,他们清谈并不避世,玄思并不隐忍,注重品貌更注重德行,无所为而无不为。清谈玄思的背后,更有对世事的关注。诸葛武侯,自比管仲乐毅,好为“梁父吟”,清高傲世。然而,终于出山,成刘备一代伟业,风流永存,名士风采。当先秦诸子终于停息了百家争鸣,寂寂躲在历史的书册中;当汉朝的车轮伴随着“独尊儒术”赫然坍塌,忽而间一群风流倜傥,洒脱不羁的魏晋人士跃入了历史的舞台,一个时代——一个重新显示自我,个性飞扬的时代来临了。他们不是去探究人怎样适应社会,而是探究人本来应该如何生活。他们摆脱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压抑,在没有了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开始自由而开放了,没有了大量的铺张陈设,没有了人为的歌功颂德,自我被重新关注,个人的情感、意识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他们感叹人生,重视品貌,风流潇洒,构成特有的魏晋风度。这也正是魏晋风度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