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人情怀的辩论文素材

最近，一位法学硕士的遭遇，为此提供了新的注脚。他连续拿下某地公务员考试的笔试和面试第一，却因通知体检时身份证丢失，与梦想失之交臂。尽管他拿出护照、户籍等证件，却都无法证明“自己是自己”。面对突发情况，该不该让他参与体检？是严格按规定执行，还是从实际出发允许体检？

事实上，这涉及的正是制度的刚性与柔性问题。一方面，制度是刚性的，普遍适用的，制度面前不能搞特殊化、人情化。另一方面，制度运行的现实环境在不断变化，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可能预判所有可能的情境。正因此，制度的执行往往被赋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制度更好地切合实际，更富有生命力。这就是制度的柔性一面。也即是说，制度不能人情化，但应是人性化的，理应充满人性温度。

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起，近30年过去了。中国的进步和变化让世界震惊。一切恍如隔世，问题随之而来。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构成了中国现在的精英阶层—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的重要力量，而且正在通过资源垄断进行代际传递。一个可以让精英剥夺大众的不平等利益秩序正在趋向自我固化。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下半句“实现共同富裕”是时候出场了。今天以公平正义为指向的改革，以及对民主政治的推进，恰恰需要重构这个不平等的利益秩序。因为在它背后站着的，乃是整个精英群体和大众在政治参与上的不对等。改革意味着，一个主要由权力精英主导的封闭性政治结构必须被打破。它将会具有的开放性。但恰恰是在政治结构如何开放的问题上，精英群体和大众越来越陷入对峙和冲突。不平等有很多精英是真正的人中之龙，比如改革派官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靠能力赚钱并注重公益的企业家。但在公共空间，“精英”这个词语还是不幸地描述了一个虽然有头有脸，但好像并没有多少“道德血液”的群体。“你从社会中得到，你就要为之有责任担当”这个看起来公平的契约，在中国目前大致是失效的。舆论早就注意到中国精英的粗鄙化。在这个语境下，一个精英，可以是一个反问“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的官员，可以是一个说《劳动法》这一稍微让血汗工厂的工人有点人的尊严的法律是“恶法”的工商界名人，可以是一个大骂中国本就很可怜的社会保障在养“懒汉”的“主流经济学家”。潜意识中，他们具有自己是“上等人”的自我认同。对于大众，他们的经典表情是傲慢、蔑视和恐惧。而“大众”这个词，虽然泛指芸芸众生，但在特定语境下，则暗示着无数弱势的、充满了压抑的“无名人群”。他可以是街头被城管追逐的小贩，可以是失地农民，可以是网络上的屌丝。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有一股不理性的社会情绪，在精英眼中，轻易就会被各种极端主义的主张蛊惑、点燃。他们对于精英的经典表情，是艳羡和愤怒。如果说在过去，很多人还在期待中国出现一个“中产阶层社会”，从而既能够遏制精英的贪婪，又能够阻止大众不要胡来的话，那么，在今天，这一春秋大梦的实现因“中产”的往下掉已显得渺茫。“中产阶层社会”只能推给想象中的未来。它实现的那一天，可能也是中国社会已经足够成熟的那一天。现实是：无论是从资源占据，还是人口比例上，精英和大众这两个分别位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不同位置的群体，已明显地影响中国未来的走向。“中产阶层”被压缩到了一个狭小的空间，恐怕只有看戏的份。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稀缺资源，比如权力、金钱、知识（文凭）、名气等几乎控制在精英手中。按照《经济学人》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大陆目前有超过100万的千万富翁，人均资产超过160万美元。加上具有一定权力的官员、有一定身份、影响力的知识精英，总体而言，虽然无法精确测算精英群体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但比例肯定极低。他们人数虽然少，却影响着主流话语和制度设计，控制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生产。同时，借助于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些工商界精英和知识精英在社会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粉丝无数，一呼百应。从人口比例上，大众几乎就是“民众”、“普通老百姓”、“人民”的代词。他们在14亿人口中占绝对数量，但在资源占据上处于相对劣势。仅仅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来说，大众根本就不可能和精英比。他们的声音或者无法表达，或者在表达时，对制度、政策的影响经过了精英群体的过滤。唯一的，也是最让精英群体不安的优势，在于他们作为一个个社会原子，可以群聚为“群众”、“乌合之众”。精英、大众这种资源占据和人口比例的极不均衡是多年演化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社会经济结构进行重构，一部分经济精英出现，但当时他们在政治参与上仍遭到排斥，也被知识精英鄙视，只不过是有点钱而已。90年代中期，利益成为精英们的共同语言，某些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开始了“精英联盟”。一个以权力为核心，以资本、知识为依附的不平等利益秩序建立起来。这个利益秩序，虽然对于大众具有剥夺性，但一开始，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让精英获取的增量收益，它仍是开放的。白领们因此在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那几年，有幸地从利益秩序中分享了一杯羹，也显得比较风光。但此后，在富人、穷人的洗牌工程基本完成后，中国开始进入“阶层固化”，“结构断裂”，同时也是精英和大众开始分化甚至对峙的时代。很清楚，当中产阶层也靠边站时，社会的演进就可能会导致结构严重的畸形，从而失去了“缓冲力量”，而且，整个社会，已经付不起让它继续这样玩的成本了。“改变”这一切，不仅仅是一个改革的严峻问题，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有长远见识的精英维护自我利益的选择了。冲突似乎很自然地，精英和大众的分化乃至对峙，召唤出了“精英主义”和他们对所谓“大众政治”的恐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资本精英、知识精英的言论中。资本精英、知识精英，尤其是前者的抱负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很多时候还语焉不详，但从他们把“大众政治”称之为“民粹”看，还是很清楚的：就是在改革中，政治结构进一步开放，吸纳他们进去，但对大众进行限制，保持精英群体对政治结构的控制，往好的方面说，形成一种“精英政治”。这并没有颠覆“精英联盟”，只不过是结构性地改变一下权力、资本、知识精英的既有关系，让后两者从依附性地位也进入权力中心，实现“精英共治”而已。这一逻辑，其实也是对过去政治结构对资本精英、知识精英吸纳的一种延伸。改革开放以来，考虑到了中国在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执政党不断地与时俱进。比如，提出“新社会阶层”的概念。党的组织，也向他们中部分符合思想条件的人开放。而政协这样参政议政的机构，更是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们参与政治的重要舞台。政治结构不断地对社会各阶层开放，这既是改革的要求，也是保持执政党生命力的一个保证。问题只在于，资本精英、知识精英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对大众进行限制，甚至排斥。为此，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有很多论断被精英们拿来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在公共空间，最经常出现的对“大众政治”的指控有三点：一是大众是没有理性的“群氓”，容易头脑发热被人操纵和利用，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情。二是大众的诉求，极容易表现为“民粹主义”的主张，为了虚幻的正义，他们会不尊重他人权利和财产，以及法律秩序，会“打土豪分田地”。三是大众没有治理国家的知识和智慧，在很多事情上，由“众人”说了算只会导致治理的低效、混乱和失败。经由这些指控，精英们对“精英政治”提供了辩护：只有具有知识、智慧的精英群体，才懂得尊重社会秩序和财产权，阻遏对谁都没有好处的“暴民政治”。如果“民粹主义”得逞，那么，无疑是一场灾难。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对“民粹主义”的这种攻击，在公共领域产生了一个讽刺性效果：反而更加激发了大众的情绪。而事实上，被称之为“民粹主义”的大众情绪，恰恰也是有利于精英们的那个利益秩序所催生和强化的。制造出一个东西，然后通过骂它来强化它对自己的反对，这是一种“自我否定”的逻辑。和这些精英相反，大众对“精英政治”持一种抵触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资本在经济上的影响力变成了政治影响力。没有话语权或对政治结构的影响，他们根本无以改善（也许仅仅是改善）自己的命运。至于这样的制度想象叫做什么，他们是不清楚的。也许有些在身份上也是精英的人清楚，而这些人，正是精英群体所要警惕的、据说可以操纵“民粹主义”的人。可以看得到，精英群体并不像某些人所吹嘘的那样崇高。“精英政治”的背后，不过是一种利益本能，目的是赦免转型中的不正义以及分赃。但既没有预期以后会得到什么，对过去的失去也没有得到一个说法的大众，又怎么会答应呢？妥协无论“精英政治”可以让精英们怎么玩，也无论“民粹主义”是否就是灾难，精英和大众的分化乃至对峙，对于中国的转型和继续改革，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情。社会团结的撕裂导致的不仅是没有共识和合作，而且是没有妥协。根据民主政治的原理，很容易就可以驳倒“精英政治”：第一，主权在民，公民对政治的参与乃是他的权利，在这方面，一个精英和一个文盲都是平等的；第二，民主政治预设了一个人在道德上不可被信任，因此一个官员的权力，其产生必须基于人民授予，或（和）必须被监督和约束。而大众所想象的那种政治参与，同样也有问题一堆。诉求正义，无论是矫正正义、补偿正义都应经过理性论证，且置于制度设计程序和法律秩序之中，而不能实际地体现为以行动“把你过去抢我的拿回来”。对由精英所主宰的那个不平等利益秩序的重构，应通过“代表性政治”的方式博弈，容许妥协的空间。另外，民主政治无论怎样具有平等主义的特征，不可能什么都由大家投票，根据多数说了算。而同时满足精英和大众的诉求，也并不是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制度想象。在民主理论上，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设想的代议制民主，就是精英主义和大众民主的一种结合。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显然不在于精英群体和大众觉得以后什么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而在于：从现在开始，精英可否对大众让步？大众是否又可以让精英产生安全感，即让步后有一个安全的预期？因为归根结底，一切对峙，都根源于既存不平等的利益秩序对双方的心理劫持。解开这个死结，需要精英群体和大众拿出诚意，需要妥协。由于精英是不平等利益秩序的受益者，他们有道德义务为自己，为他人而让步，而不是仍继续通过自己对制度、政策的影响损害大众，以“精英主义”的那种腔调刺激大众。大众也应该理解精英的不安全感和其对利益的防护本能，给其一个预期。双方在博弈时，尊重对方的权利，并且诉求公平、对等的博弈。而这也是政府的责任——或主要就是政府的责任。阶层固化、贫富悬殊、大众权益受损的严峻现实，需要强有力的“民生政治”和“权利政治”来解决。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即对“历史欠账”的补偿，必须通过强有力的制度措施转化为真正的现实了。同时，民主政治的推进，必须让民众能够通过实际的政治参与拥有抵御权力和资本侵害的权利。民主政治显然不能止于“倾听民意”，而是要让民众本身就是权利主体。有一句话说，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再加一句，中国社会出现的很多问题，是某些精英相对于大众的压倒性影响扭曲了改革造成的。改变这一点，需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努力。本刊记者石勇

制度和情怀哪个重要辩论作文

情怀在心  无需“扬鞭”

各位同学、各位评委、各位辩友：

大家好，我是反方一辩。我方认为，情怀比制度更重要。

正如那位民营企业家所说：创业初始，无所谓制度，员工不求回报，奉献成为一种情怀；然而当企业做强做大，制度完善，情怀却消失无踪，员工变得斤斤计较。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很显然，企业家自己都对日渐完善的企业制度产生了怀疑，制度之下，曾经让企业发展壮大的奉献情怀消失，从这一点来看，情怀比制度更重要。

“情怀”是一个企业的文化，而文化是企业的根。

不管企业如何发展，根不可丢。乔布斯说过：“文化不是纸面上怎么宣传，而是信仰什么，如何思考，如何做事。”而创业之初大家共同的信仰就是团结协力，把企业做强做大，因为那是大家的心血、希望，所以员工不计回报，无私奉献。他们希望看到凝聚自己心血的企业壮大起来。这种信仰如果一直保留在员工心中，相信这个企业的发展远景不可限量。大家熟悉的百度，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与其先进、系统的企业文化密不可分，“公司离破产永远只有30天”“保持学习心态”……这就是深入百度人内心的“百度论语”。百度人正是将这样的“百度情怀”融入企业之中，与企业休戚与共，专注如一，努力去做，“用科技让复杂的世界更简单”，才使得百度无处不在。

一个企业固然不能没有制度，但更不能缺少情怀。

制度固然重要，但一个企业如果只依靠“制度”去管理员工、约束员工，那就只会是一个冰冷的、没有温度的企业。如果员工在“一刀切”的制度约束下只是完成规定的工作量，按部就班，便很难融入企业之中，自然不会为企业的长远发展考虑而拼尽全力。企业更需要情怀，员工更需要关怀，在如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新时代，“制度之上”的原则很难深入人心，因为人都是有感情的，只讲“制度”不讲“情怀”很难取得员工的信赖和信服。只有依靠大家共同信赖的企业文化形成自驱力，才能激活人内在的创造力，才能凝聚人心，形成合力，助力企业的长远发展。

“得民心者得天下”，如何得民心？是靠制度，还是靠情怀？答案显而易见。情怀能让志同道合之人齐聚一处，共谋一事，古代君王哪一个不是广聚贤臣，共商统一大业？是抚慰人心的情怀还是约束彼此的制度更容易得其民心？答案亦很明显。

因此，我方认为：情怀比制度更重要！

我想，人类繁衍至今，人性的魅力在硬邦邦的法制面前都显得很奇妙。就是说，人类社会。。归根到底可能都是在绕着“以人为本”这一“自私”的观念进行下去。所以可以从法制不外乎人情这点上打吧～不过辩论最忌就是误解辩题的意思。。。。所以审题一定要深这样一想，，法制不外乎人情这点好像又有点问题。。。这种情况似乎是举例子最好打了～～说什么人文说什么理念的交给四辩或许可以拼拼～一辩的话应该立论要准～摆得到例子，，应该注意的是一些大众例子你能找，，，对方也会找~还会预先找你这例子的破绽，。。所以选例时要小心谨慎哦～～好～说 了那么多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 －

这个辩题，正反方比较均衡，很有看头。 说说我的看法： 人情，被大家一般都理解为任人唯亲之类的贬义词，但我们想想，有人带病上班，结果累倒了，按制度，我们要扣他的工钱，因为它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但事实上，有良知的企业不但不会扣钱，还会以他为榜样，为标兵，这就是人情先于制度的一个实例。不胜枚举。理论上分析，人情是社会形成的原有的一种形式的制度，从最早的原始社会，到后来的帝制，实际都是人治，也就是领导人的意识,即人情是最高的命令，但是随着社会进步，为了规范这个“制度”，我们又制定了现在意义上的制度。 制度，只是在最大范围内，调和广大人群的人情而制定的东西。正所谓法不责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法是制度，而责众，则是将大家共有的人情进行打击，那么，这时候的制度已经不合理了，也就是说，制度是以人情为准绳的。如果制度不符合广大的人情，那也就不是制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