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摘  要：为能找到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彝族文化的亲缘关系，本文从另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观点用古彝文对刻划陶文进行比较，解读出大地湾彩绘陶文、陶器图案与彝文化具有同源性，提出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并认为这些刻划陶文或许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有力地证实了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关键词：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刻划陶文；解读；关系 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了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这遭到西方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文明社会标准的“文字”条件不足，他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距今仅有3600多年的历史，与5000年文明史还相差1400年，这与文明构成要素“文字”的时间长度是不对称的。由于考古发现大地湾、西安半坡、甘肃马家窑、陕西临潼、青海乐都、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威宁中水等遗址的刻划陶文，引起了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及相关学科的关注，众多专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去破译这些神秘的刻划陶文，想找到这些刻划陶文就是文字的答案，但最终也未找到打开这道神秘之门的钥匙，只是肯定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初创文字的观点。本文从大地湾刻划陶文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陶文，大地湾遗址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提出这些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的结论，且认为这些刻划陶文就是古籍文献记载中伏羲“造书契”的再现，从而得到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源异流文化，这对探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大地湾刻划陶文或许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根据大地湾博物馆陈列图片资料及马振栋老师的介绍，结合张津梁主编的《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宋进喜著的《大地湾文化概说》，周宜兴著的《中华文明8000年》和周子博 周宜兴合著的《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等著作，笔者认为，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是重叠的，这与周宜兴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2017年6月，贵州省彝学研究代表团在甘肃天水参加“中华伏羲、女娲龙根文化精英论坛暨新中国第一部易学教材编撰工作会议”时考察了大地湾遗址，王子国、王继超两位彝学泰斗现场用古彝文解读了大地湾博物馆36个刻划陶文，直接破解了被学术界称为天书的刻划陶文是文字的事实。2019年6月22日，笔者在大地湾博物馆看到彩绘陶片实物上的陶文，其结构、形态与古彝文没有差别，馆内陈列的彩陶图案与考察组随行人员身着服饰图案元素基本相同，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大地湾彩陶图案符号与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文化元素符号具有相同性、相似性。笔者认为把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彩绘陶器、炭化种子、兽骨骨骼等与彝族文化、伏羲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或许能得出这些刻划陶文是不是最早的文字，彩绘陶器是不是中国最早的彩陶，炭化种子是不是中国农业的起源，兽骨骨骼是不是原始畜牧业兴起等问题的答案。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春秋、战国时因秦人在陈地建有粮仓，后世称陈醋地为陈仓，今陕西宝鸡），最后袭“陈”于河南淮阳。[0]《尚书·序》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说明了伏羲所“造书契”一直引领着先民们进入文明时代。根据伏羲文化研究相关文献表明，一是伏羲大概生活在7000—8000年左右，这与大地湾考古一期测定时限7800—7300年基本相符；二是伏羲生活地域与大地湾考古发现地域相同。这说明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地域上位于同一区域，时间上处于同一时期，两者在空间上、时间上具有双双的重叠性。据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伏羲“造书契”就在大地湾呢？不然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究竟在什么地方？所造的“书契”又是什么样子？显然，大地湾遗址发现的彩绘陶文极有可能就是当年伏羲“造书契”的再现，只是研究者们把这些彩绘陶文看作是初始文字，用甲骨文去无法解读后认定为初始文字，更没有把这些彩绘陶文与伏羲“造书契”联系起来思考，也忽略从民族学的视野去寻求答案，导致研究者们尚不知道如何破译这些有字的“天书”。令人无法想象的是，西南地区彝族一直使用的古彝文字，不但解读了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同样能解读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刻划陶文，这说明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马名驹认为：“原始语言文字，如出土的陶器图案符号、岩画符号等，是先民们最早的原始文字，伏羲造书契，就是指伏羲时代的原始文字；美术图案及饰品文化，在伏羲时代出土的彩陶器物上发现了大量的美术图案，鱼纹、三角平行纹、半圆纹、鱼鸟花纹、蛙纹、连续旋纹等图案，示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1]笔者认为，伏羲“造书契”绝不是说伏羲创造了文字，而是伏羲把已经使用了很久的文字进行了一次收集、整理、提升的过程，他对文字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可以肯定的是，大地湾考古发现刻划陶文已经是成熟的刻划文字，在伏羲“造书契”之前，刻划文字至少历经了3000—4000年的发展历程。关于文字产生万年以上的发展源头信息，可以从彝族文献当中找到一些答案，本文在此不作赘述。如果大地湾文化与伏羲文化在空间上、时间上的重叠性成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大地湾就是古籍文献记载的伏羲“造书契”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刻划陶文就是伏羲“造书契”的真实再现。二、古彝文解读考古遗址刻划陶文据了解，到目前为止，笔者尚未看到有研究者把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地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完整地、系统地比较解读，除彝文化研究者用古彝文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外，也未看到其它现有文字对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进行比较。早在80年代，彝学专家们就用古彝文对这些刻划陶文进行过解读，如中国社科院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山东丁公村出土的陶符，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先生考证了从湖南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饰符图片，认为这个古彝文距今已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加上其初创时期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于是他大胆立论：“古彝文是世界文字始祖”，这一结论比大地湾刻划陶文要早2000年左右。王子尧(已故）在《古夷人史迹遗物与三星堆始源文化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在彝族世居的云南呈贡金宝山彝区距今12000年—10000年前的古人遗址，也出土了三个陶符，用彝文破译为“么夺织”，是彝族古代对竹崇拜社会的遗物。”[2]也就是说，金宝山出土的12000年—10000年前的刻划彝文不但记录历法，还服务于宗教祭祀活动。据悉，这三个陶符经考古专家测定有10000—12000年的历史，比具有9000多年的贾湖遗址还早3000年，比大地湾彩绘陶文早4000年。我国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古文字之辩证发展》中说：“这些刻划符号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杆或族徽之类”。在谈到西安半坡刻划符号时说：“彩陶上的这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说就是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秘书史》第一章说：“最早的文字产生于约6000年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中提出：“半坡文是已知的最早的中国文字，与甲骨文同一系统。”[3]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在《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提出：“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的文字。”[4]但是，这些刻划陶文还是无法用“甲骨文”解读。笔者撰写了几篇拙文《试析彝文字产生的源头》《彝文揭开8000年前甘肃大地湾刻划符号的神秘面纱》《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特别是《彝族文化与大地湾刻划符号的同源关系》一文，引起各界不同的反响，得到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院原副院长王彬先生的重视，并通过微信将文章转发给《天水晚报》总编辑王若冰先生，认为此文对中国文字源流进行比较研究，很有新意，对大地湾文化研究也很有价值，推荐该文在《天水晚报》用四个整版进行全文登载。为能直观、简洁地向读者展示古彝文解读各地刻划陶文，笔者将古彝文解读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符号图片进行展示，旨在说明古彝文的发展至少与最久远的刻划文字是同源文字，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也证明了中国古老方块字即彝汉文字是同宗同源的文化体系，只是这个源头还在更久远的年代。（一）古彝文释读大地湾刻划陶文上述图1—1至1—8是古彝文解读大地湾刻划陶文，2—1至2—5释读西安半坡刻划陶文，3—1至3—6释读马家窑陶文，4—1至4—5释读马厂刻划陶文。通过比较解读，在大地湾、西安半坡刻划陶文比较中，两地至少有13个刻划陶文是相同的，这说明了两地刻划陶文之间具有同源性、传承性，是一脉相承的文字体系；再往后比较研究中发现，西半坡刻划陶文中有3个传承发展到马家“图片图片图片”刻划陶文中，在马家窑与马厂刻划陶文中，至少有10个刻划陶文相同。特别是刻划陶文“图片”，在大地湾、西安半坡遗址、马家窑、马厂等四地都出现，这表明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存在传承发展的轨迹。为什么这些刻划陶文会在不同的地点出现呢？这说明了文化是伴随着人类的迁移发展而发展，从而使同源文化在不同空间和时间里出现，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具有同根性、同源性。 为进一步证实刻划文字、古彝文之间的关系，笔者从考古遗址、遗址距今年代、遗址刻划陶文比较等三个方面研究发现，这些刻划陶文之间如锁链一样环环相扣，形成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的文字发展传承轨迹，从而得出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等刻划陶文是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延续发展结论。此外，这些刻划陶文还与浙江良诸、江西清江吴城、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等遗址刻划陶文有着紧密的传承发展痕迹。让人难于理解的是，一直在西南彝区使用的古彝文却破解了被学界称为难解的“天书”，解答了考古发现的刻划不是符号，是文字的结论。图片图5—1大地湾、西安半坡、马家窑、马厂刻划陶文比较三、大地湾刻划陶文的外延发展和传承轨迹笔者研究发现，大地湾一期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江西清江吴城出土的刻划陶文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彝文中“图片”读作“SƐ33 、tɑ21”，有两个义项，即树（从偏旁）；一（单）。该符号根据各地考古发现测定时间为，大地湾“7800—7300年”，西安半坡“7000—6000年”，浙江良诸“5800—4400年”，河南偃师二里头“4000—3400年”，江西清江吴城“3800年”；五地刻划陶文时间相差依次为“800年、2000年、3800年、4000年”，这说明刻划陶文“图片”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出现，说明了人类迁移发展把文化基因带到不同区域传承，故五地方的刻划陶文才形成延续发展的轨迹。图片图6—1刻划陶文外延发展轨迹大地湾“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青海乐都、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相互之间时间相差“800年、1800年、2000年、3400年、3800年”，且这五个地方出现的刻划陶文，在彝文里写作“图片”，读作“SƐ33”，意为“木、神（五行木）”，图7—2是大地湾二期彩绘陶文与彝文比较解读的图片。图片图7—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7—2 大地湾二期彩陶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图8—2中“图片”陶文，是大地湾彩绘陶器、彩陶残片上不同方向的相同陶文，该陶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河南偃师二里头中都同时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在古彝文中，这个彝文字图片读作“ʣɿ33 、dƲ21、 dƲ21”，其意为“畜，钱财；（产）生、孔、癸（天干数）；翅膀等”。根据考古发现，四地相互间时间跨度为“1000年、1200年、3000年”。图片图8—1 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外延轨迹图片图8—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再如西安半坡考古发现的“图片”刻划陶文作字例，该陶文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江西清江吴城都有，其形态为“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同样，在甲骨文、古彝文中也有这个文字，甲骨文中图片释为“又”；在古彝文中与“图片”相近的有四个，可读作“zu21、tʂo13、 go21、gu21”，其意为“由（来）；转；回、归；处所等。这说明了“甲骨文”、“古彝文”与上述六地刻划陶文是同一文化体系，一脉相承，他们在文化上具有同源性、同一性。图片图9—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10—2是大地湾考古出土彩绘陶器上的刻划陶文，特别是大地湾刻划陶文“图片”，在西安半坡、陕西临潼姜寨、浙江良诸、马家窑、马厂、青海乐都、河南偃师等地方都出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图片”，从未间断，该字符在考古遗址刻划陶文中的发现率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这个刻划陶文“图片”在甲骨文和古彝文中同样存在，在甲骨文中“图片”释为“甲、十”，在彝文中“图片”可读作“sэ21、kƐ55 、kЩ21 ”，其意为“鱼鳞壳；贵；交配、生育魂等。”图片图10—1各地考古遗址刻划陶文发展轨迹图片图10—2  大地湾二期刻划陶文与彝文比较四、彝文化解析大地湾刻划陶文文化内涵为更多地挖掘大地湾遗址考古发现彩绘陶文信息，笔者从36个大地湾刻划陶文列表中，选取部分字符进行分析推测，探索彝族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之间的更多文化信息。曾有人问我，能否解读出一句完整的句子或是词语之意，其产生的意义重大深远，但因获得的刻划陶文样本都是单个的彩陶残片和一些不算完善的考古信息，很难从单个的刻划陶文中解答出完整的句义，更何况尚未找到完整的彩陶上刻有连贯的刻划陶文，这肯定是难上加难。就从解读甲骨文来看，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从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上整理出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经过100多年的解读，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也只解读出1500个左右单字，所以才有了“认出一个字，奖励10万元？”的破解文明密码的“攻坚战”，试想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下面是笔者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结合考古资料，尝试从刻划陶文中解读出更多的文化内涵。（一）对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的分析推测一是从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分析“图片”的文化内涵。上图1-1是大地湾彩绘陶文总表，表中第31个陶文来源于下图6—1陶片样本F709：p15，这个彩绘陶文图片，在彝文中有三个字形与之相近，即图片、图片、图片，彝语依次读作mƲ21、bⅰ13 、bu33，其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根据伏羲文化研究表明，伏羲氏是一位远古时代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社会，由渔猎畜牧向农耕文明进化，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的创世英雄。伏羲时代虽然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但人们还普遍存在对母性的崇拜。根据彝文献记载，彝族同样也从漫长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父为阳，母为阴，故彩陶残片上的陶文“图片”与古彝文“图片”对应，其义可选择“母、阴、大”之义。图片图11—1  大地湾出土彩陶刻划陶文如果将“图片”与图1—1中第12个符号“图片”结合起来，就能得到一个完成的意思。古彝文中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图片”相近的有三个字符。一是“图片”与大地湾“图片”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za13 ，意为“下、降 ”；二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ndo13，意为“居住”；三是“图片”在古彝文中读作 ʈɿ55，义为解，放。笔者认为，大地湾遗址中的“图片”选取“下、降”之意最为恰当。因为在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文献中，常常出现“图片”与“图片”在一起结合出现“图片图片”，在彝语翻译中直译为“母降”，意译为“阴降”。另在古籍文献中也常看到“图片图片图片图片”，意为“阴阳升降”或“阳升阴降”。二是从大地湾考古发现动物骨骼分析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正如所述“图片”在彝文中有相近字三个“图片”“图片”“图片”，分别读作mƲ21 、bⅰ13 、pi33，释义分别为“母、阴、大，（偶蹄动物的）蹄子，始。”之义。再结合大地湾一期发掘出土的灰坑、房址、墓葬中发现的猪、狗、鹿、羊和其他动物骨骼分析，三个形近的古彝文中“图片”读作bⅰ13 ,意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这与大地湾考古发现的猪、狗、鹿、羊的骨骼来分析是吻合的。通过分析推测，大地湾彩绘陶文“图片”得到两个结论，一个是根据彝文古籍文献中常出现的句例，义为“母、阴、大”之义，另一个根据大地湾考古动物骨骼考古分析推测为（偶蹄动物的）蹄子，至于选择那个结果更为恰当，这需要更多学者结合大地湾8000年前的地理环境及生活轨迹进行判断探索，选择出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字内涵。图片图11—2 大地湾博物馆家畜训养图片（二）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的文化内涵图1—1中第4个陶文，是第一期A类彩绘符号H3114“图片”，如下图12—1为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片图片，根据大地湾遗址中植物木炭的出土分析，表明当时大地湾以针叶和阔叶混交林为主，其植物树种以冷杉、榆树、榛木、白蜡树、铁木、槲栎（青冈）、花楸、槭木（枫）等，分别属于落叶乔木和常绿灌木，其中亚热带树种有槲栎和铁木两种。结合这些遗址中的植物木炭分析，“图片”所表达的是一种人们常用的植物树种，而在古彝文中，“图片”、“图片”“图片”与“图片”在结构上相似或相近，在古彝文中“图片”，读作Po33 ，纬（线）之意；图片读作Po33，义为钻、捅；“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结合大地湾遗址植物木炭考古分析，“图片”彩绘陶文所表达的意思应是下图12-2植物树种中的第一种冷杉，笔者认为他就是古彝文中“图片”读作“so13 ”，义为“松、杉或小麦”。图片图12—1 大地湾第一期彩绘陶文图片图片图12—2大地湾考古植物木炭图片当然，以大地湾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刻划陶文能用古彝文释读外，大地湾、马家窑等地发现的彩陶图案在彝族图腾、彝族服饰、彝族建筑、雕刻、绘画中常常出现，如火镰纹、如意纹、图腾纹、螺旋纹、几何纹、动物纹、八卦纹、植物纹、犬齿纹等，这种高密度的文化信息重合，说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刻划陶文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也更加有力的证明了古彝文化与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关系。结  语：通过多角度分析探索，惊人地发现越古老的文化越往上追溯，其文化的同源性、同根性、同一性特征更为明显，在核心价值观上更是一脉相承。从古彝文解读大地湾等地彩绘陶文，明确得出大地湾彩绘刻划不是符号而是文字，进一步阐释了彝文化、大地湾文化、伏羲文化是一脉相承，一母所生的同根同源文化，用彝文化解读考古发现的刻划陶文，无疑是一把打开文明源头的金钥匙，是破解文明要素“文字”难关的突破口，这对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参考文献：①宋进喜著《大地湾文化概说》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第1版。②张津梁主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2019年6月印。③王子国编著《彝文字释》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④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⑤丁诗建 王继超 李玉平编《明清彝文书法汇辑》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8年11月第1版。⑥贵州省彝学研究会 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语文办公室 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 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年9月。⑦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编《彝文字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四川出版集团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4年6月第1版。 ⑧周宜兴著《中华文明8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11月第1版。⑨周子博 周宜兴著《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字‘二进制计数与六十四卦’》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第1版。【附: 1、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今甘肃天水市），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与天水为邻”。郑椎《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纪，作都于陈”的记载。《绎史》卷三亦云：“伏牺生成纪，徙治陈仓”。《帝王世纪》云：“庖牺氏（伏羲）称太昊，都陈”。 [1] .张津梁编《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第60页《关于伏羲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思考》。 [2] .毕节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编《藏羌彝走廊·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7年9月第1版，第95页。[3] .李孝定《从几种史前及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4] .《文物》1973年02期。】

彝族毕摩经籍文学：因其本土宗教祭司"毕摩"之称而得名的彝族毕摩文化，以本土宗教信仰为意识核心，以巫术、祭仪为行为表征，以彝文经籍为载体形式的毕摩文化，集成了彝族古代的语言、文字、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等内容。其形成和崛起，是彝族社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不仅促成了彝族意识形态领域的聚变，而且推动了彝族社会的迅速发展，并渗透到彝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毕摩文化是彝族社会原生宗教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种宗教系统而言，在其泛灵论的思想体系中，万物有灵论和灵魂不灭观是其理论基石，祖灵信仰是其崇拜主体及其中心宗教形式。毕摩文化在其兴起、繁荣到鼎盛、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彝人观念信仰中祖先崇拜为根本，立足于彝族自身的文化基石，建立起了一个已趋于完整的宗教思想体系，而为彝族社会的各阶层所接受和认同，从而成为彝族古代社会传统的主体文化。毕摩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崛起，正是彝族文学赖以形成、发展，并在彝族社会广为流播，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的基础。彝族毕摩文化以其古老的彝文经籍文献把天文地理、历史谱牒、政治经济、宗教民俗、工艺技术、哲学伦理、医学病理、巫术卜咒、文学艺术、等集于一体，将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熔为一炉。就现在国内外已经发掘、搜集、整理、出版的彝文古籍和金石铭刻文献而言，历史上的彝文文献已形成其庞大博杂的体系。彝族毕摩文化以其浩繁的卷帙及广博丰厚的著述内容，涉猎到了彝族文化的各个层面，荟萃了彝族人民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精华。近年来《西南彝志》、《爨文丛刻》、《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宇宙人文论》、《物始纪略》、《彝文金石图录》、《彝族古代文艺理论丛书》等等彝文古籍巨著的出版，使毕摩文化的学术研究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关注。文化，民族的脐带——当代彝族文学发展断想当前位置: 彝族人网首页 → 民族文学 → 文学评论文化，民族的脐带——当代彝族文学发展断想■ 陈志鹏 发布时间：2005-2-12 19:17:35 原出处：凉山文学2004年第6期当前位置：第1页 请选择→ [第1页] [第2页](一)人民当家作主社会制度的建立，人的根本权利受到尊重，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华夏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与汉族老大哥并肩屹立神州，共进共退共沉浮。解下反犬旁枷锁的倮倮，聚集在有米饭吃有布衣穿的彝族屋宇下，以虎的雄姿，展开鹰的翅膀，擎起冲天的火把，向着光明的前程驰骋翱翔。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努力，老祖宗创造的辉煌文化遗产逐渐拂去历史的尘埃，再度璀灿，优秀的传统在不断扬弃中继承和弘扬，在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以至国外文化精髓中迅猛发展。专门研究彝族文化机构的建立，《彝族研究》、《彝族文学报》、《彝族文化》等报刊的创办，《当代彝族作家作品选》的问世，标志着彝族文化的发展开始了新的征程。因为我们不但有了机构，有了园地，还有一大批前赴后继，执戈披锐的浩浩荡荡大军，为彝族当代文学发展做好了组织准备。与民族自治区无法相比，在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中，我们已经进入先头梯队的行列，为之喜悦中，怎能不铭记作过奉献的前驱者的历史功绩，怎能不扬起继往开来的风帆。（二）郑板桥先生“难得糊涂”的名言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座右铭“懂得自己不懂”发人深思。“知人者智，自知自明”，“难得糊涂”者清醒，承认不懂而穷究，中西合璧道理如一：自豪而不陶醉，骄傲而不止步的世说还需“老生”常谈。在那些跟在国际一体化屁股后面叫嚷的人眼中似乎冥顽不化的说法我至今坚信不疑：文化是民族的象征，民族的标帜。因为我活在现实，可预见的几百年内它不可能消逝而将猎猎飞扬。追本溯源，文化是人的感情的宣泄，是人生的本质需求。起源于人生的文化，无论是广义的各个领域还是狭义的各种样式，都与人们的改善生存环境、生活条件的欲望，螺旋式地互动推进着社会的发展。既是文化大厦的基石又是它冠顶上宝石文学的各个门类，各种样式，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意志愿望的产物。虎图腾，鹰崇拜，火里生火里长的彝家，是所居的地域条件、社会环境、心理素质构建了民族文化特质，展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象征。失去这些基本特质意味着失却彝族的含义，抹杀或取消这些特质，彝族从何谈起!发展彝族文学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没有各民族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哪有中华文艺的繁荣发展——至少是不全面的，有缺陷的。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万马奔腾，才可能涌起中华文化长河的大浪排空，浩荡向前。于是，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发展彝族文学就是弘扬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尽心尽力，发奋图强，就是为中华文化增光添彩，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贡献。(三)彝家先民创造了与华夏最古老的甲骨文比肩的文字，录下了浩若烟海的创世纪史诗、故事、传说、诗歌以至文艺理论，令人惋惜伤感的是囿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在压抑甚至桎梏中生存，只能靠毕摩为主的民间传承者，在狭窄的地域传播，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20世纪30年代，凤毛麟角般潜心于民族文化的智者开始对其关注，有所发现，张光平先生发掘的《阿细的先基》，尤如暗夜沉沉中迎来一线曙光。建国后随着民族政策的贯彻实施，以《阿诗玛》、《梅葛》、《勒俄特衣》、《妈妈的女儿》等为代表的作品，冲破冰封雪冻，绽放异彩，让人们刮目相看而窥见了彝族灿烂文化之一斑。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枷锁的禁锢，传承文化的毕摩一度被打入“封建迷信”的囹圄，使发掘整理彝族古文化典籍受到干扰几至夭折，尽管近三十年努力，果实累累，仍然不尽人意。发掘不易，整理更难，译成汉文出版难上加难，对这笔遗产的研究尚缺乏应有的深度，需要继续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当然，有志气的彝族作家没有抱残守缺，更未“坐吃山空”，他们以无畏的精神，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中，投入新文学的创作。从现当代文学的角度看，就我挂一漏万的目力所及，岭光电先生是用汉文向外界介绍彝族的前驱者。以汉文写作进入当代彝族文学创作的拓荒者，是上世纪30年代走出夹皮沟到上海受左联影响的李乔同志，他和建国后涌现的普飞、吴琪拉达、苏晓星、戈隆阿弘、熊正国等直至，新时期以来活跃在文坛上的马德清、阿蕾、黄玲，柏叶、李骞等，他们深受彝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写出彝族人民历史大潮中浮沉的生存状况为主体的作品，反映了彝族人民在社会进程中的苦难和抗争，展示了他们心路途径的喜怒哀乐，倾诉他们的意志、愿望和祈求，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苏晓星的《末代土司》，马德清的《厚墙裂痕》等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彝族作家的另一队列，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的普梅夫、李纳为代表，50年代接上班的张昆华、龙志毅、安尚育、熊家斌等，到吉狄马加、杨家富、倮伍拉且、周祖平、李智红、李阳喜、王红彬、黄光平等新秀，他们的工作环境，他们的生活经历影响着、制约着创作。其作品的基调体现本民族素质的同时，以现实主义的主轴，广纳各种流派的表现手法，把视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民族、各个层面，成果丰硕。龙志毅、杨佳富等的小说，吉狄马加、倮伍拉且、李阳喜等的诗歌，李智红等的散文都不乏上乘之作。这样划分显然十分免强而蹩脚，稍微留意一下他们的创作历程，不难 发现这两类作家绝大多数是从诗歌起步，继而散文、小说、评论，甚而涉足影视，成就是多方面的。有的被称为文坛的“全天候轰炸机”。这一感喟来自对张昆华作品的巡礼：洋洋三十多本集子里，诗歌、长中短篇小说、散文、电影剧本、文学评论无所不包，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文学样式之广，在同辈作家里堪为翘楚，不仅为彝族当代文学作出贡献，就是在中国文学史的长廊上也应有一席之地。彝族文学大军中还有一支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又十分难能可贵的军队，这就是用彝文作为传文达意工具者。他们中有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有各彝族聚居区里的毕摩（还有贝玛等称谓），他们在彝族古籍文献的收集记录整理中作出功在千秋贡献的同时，吸取彝族文学的优秀养份，踏着时代的节拍创作，使古老的彝文母语写作枯木逢春，使彝族文学的百花园长出一朵生机勃勃格外艳丽的奇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凉山日报》彝文版和创刊于1980年二十四年来出了近百期的《凉山文学》彝文版（季刊），使“正规军”与“游击队”合流，在母语创作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在这块丰腴的园地里耕耘收获。就我目力所及，阿鲁斯基、海来木呷、依火阿呷、莫色伍惹、阿库乌雾等的诗歌和贾瓦盘加、阿蕾等的小说上的成就，理所当然受到推崇。因为他们与文化保守主义不沾边，他们不仅是彝文写作的高手，不少还是汉文写作的行家，不仅是彝族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也是广纳百花蜜汁的“蜜蜂”。简单的例证为文学评论之大忌，为了阐明观点，我不得不作点滴粗略引证和概述。请读读阿库乌雾《与风同行》的一段：“羔羊／像山鹰／反反复复／狂奔母羊丰硕的羊乳／裸孩在雪地里奔跑／那些步伐仿佛撵鬼时／苏尼击鼓的节奏……”；贾瓦盘加短篇小说《小城彝人》中阿英呷呷和阿芝妞妞姐妹的强烈反差撼人心灵，后者（妹妹）在物欲追求中堕落为被侮辱被损害的冤鬼，前者（姐姐）尤如一尊正义的复仇女神，两个鲜活的形象，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命运沉浮，尽管艺术技巧不是那么娴熟，所展现的美学意义并不在某些长篇巨著之下。不厌其烦不顾形而上学之嫌而又挂一漏万地对三支彝族文学创作队伍概列，只是想表达我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彝族当代文学迂回曲折发展道路的思考，对其蓬勃发展现实的喜悦。三路大军不可能作划白豆腐似地一刀切，他们间（以及与其他民族以至世界文学间）没有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并非壁垒森严，而是互相渗透、互济互动地向前发展，是彝族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基石，是明天的希望。从而，也因其成为中华文学大军中的一个方面军而应引以自豪。（四）简要回顾彝族文学的发展历程，稍加品嚼它的滋味，不是白开水，而是浓浓的烈酒。将其喝下去，不要神经麻木的醉生梦死，应该催发筋胀血喷而奋起。跨进新世纪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阵痛，迎来社会的转型。思想的空前解放，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缤纷的多元文化竞显风流，为彝族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作家有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整个事业显现出灿烂的前景。毋庸讳言，我们的面前也飘浮着两座变幻莫测的冰山：一座是市场经济中的浊流涌起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冲击着社会公共道德准则，侵蚀着文学的优秀本质属性，善良人性与文学的基本精神被异化。为了生存与生活，有的作家和相当一部分业余作者随波逐流，投身商海。扬帆泛舟成功者中，有的成了儒商可喜可贺，有的成了大款大鳄——坚守道德底线者对社会作贡献，钞票蒙住心窍者淹没在纸醉金迷的孽海里。浊水恶浪果腹的失败者中有的在苦苦挣扎，有的堕落沉沦；另一座是科学的发现，技术的进步，推动工业社会发展的同时，冲击着纯文学的阵地，影视、光盘等的功能，文艺的消遣化、享乐化淡化和消解着人们高尚的诗情，导致文学事业商品化等等不一而足。金钱的魔力，驱使一部分作者把文学当作娼妓玩弄，无聊的戏说，恶俗的身体写作，下三滥的多角同居的舌头、床头、拳头等“三头文学”装配起来的名人“隐私”……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过市。以感官刺激为主体的媚俗文化在商业文化的旗幡下招摇撞，冲击着人们的心灵。潜移默化中侵蚀着作家的良知，使文学应有的功能逐渐丧失批判精神，失却文学基本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这不是杞人忧天，彝族文学并不在真空中。面对现实，我们不会惊慌失措，不会悲观失望，套用一句流行话：文学现状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警钟长鸣，文化是民族的脐带，是民族赖以生存、繁衍、传承的根本。文化被消灭或者被迫消失的民族，其悲剧不言自喻——当今世界上这样的民族并不鲜见。文化不仅是人们感情的宣泄，也是开启人们智慧的钥匙，是科学发现与技术进步不可缺少的拐杖，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从而在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中，起着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巨大作用。那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浅俗论调，把文化当作旧社会的小媳妇角色摆在从属地位的浮薄认识，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践上极其有害。“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中的这段话，一千多年来论者如潮，有褒有贬，将其视为国家头等大事不敢完全苟同，从陶冶心灵、道德构建的角度审视似有道理。人们在忧虑中清醒，在困境中奋起，有了各种层次的发展举措。对彝族当代文学扫描似地浏览后，为使其从已经巩固的滩头阵地出发获取更大的成果，许多话不吐不快，不揣陋见，择其要者端出。文学是人的历史运动的产物，历史运动中的人是文学表现的主体，能否正确地揭示和反映历史运动的主力军，决定因素是从事这项工程的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创作是一种自甘寂寞、自讨苦吃而又崇高的事业。当今社会，要想发财不如从杀鸡卖、擦皮鞋起步。要想仕途高升，拍马术也许是最好的敲门砖。创作需要淡薄名利，无论为“官”还是为民，应当不忘文学创作是一种责任，是与大众心心相印的一种牺牲，一种贡献。这方面许多先行者作出了表率，已经仙逝的平民化的李乔、普梅夫，无论头上罩什么光环，创作矢志不移；一大批常期生活在基层的农民、工人作家，辛勤地耕耘，姣姣者中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崛起的普飞等，新时期以来后浪推前浪，一直与土地打交道的李仕学等令人敬佩；解放前投笔从戎，建国后长期处于领导岗位的龙志毅同志，可谓“官高爵显”，是彝族中寥若晨星的省部级干部之一，他的政绩可想而知，平易近人深得民心，在日理万机中不忘创作，出版了《省城轶事》《政界》、《八旗亭怀古》、《冷暖人生》、《第三号包房》、《厂长的私生活》等多部小说和散文，与那些背着彝族文学牌子谋“官”谋私利者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是观之，为人与为文应该是辩证的统一，人品与文品应该成正比，发展彝族文学需要正写大写人字的作家。继往开来简单而明白，继往是手段，是前进的基石。开来是目的，是“往”的继承和发展。“继往”的前提是识“往”。近百年来，对彝文典籍的收集、记录、整理、研究的文章卷帙浩繁，为“开来”者提供了钥匙，提供了拐杖，成绩蜚然。我读得不多，也未深研，粗浅的感觉是作为历史悠久人口并不算少的彝族文学博大精深，尤如荡荡海洋，迄今为止，我们舀了几瓢?几桶?穷尽不可能。对其理性梳理做了大量工作固然可喜，深究本质则似乎不够。无论从正本清源梳理文化史的高度还是认识彝族文化的特征，及至发展当代彝族文学都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许多史实史料缺乏深入研讨。事例俯拾皆是，比如，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与彝族有无关系，是什么关系或者为什么没关系?李乔同志生前多次谈及西安半坡出土的甲骨文大部分与老彝文相同，刘尧汉先生的弟子用彝文破解了舞阳出土的龟背文，它们与汉字是什么关系，是水乳交织后的分流还是同一源的分支?云南的简称，时下通行的说法是源于古滇国，那么这个“滇”是什么含义?古滇国的取名来自滇池还是古彝语中的“滇”是“鹰”的音译?“昆明”是什么日月之类的解说还是古彝语中的“水边村寨或水边的小镇”的音译?闻名中外以三星堆出土文物为标志的巴蜀文化与彝文化有无关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关系?滇池周边曾经居住彝族先民的三十七部落到哪里去了?今天以滇池为圆心，半径两三百公里内的众多的地名——包括楚雄是威楚与南雄合起来的缩称、武定、禄劝、弥勒、庐西等等——与彝族先民是什么关系?最典型的如弥勒县名是源于东汉才传入云南的佛教的弥勒佛，还是源于西汉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以一位叫弥勒的彝族部落首领的名字而命名?1932年才改名开远的古称阿迷州为什么是彝语音译的小地方?地方政权的南诏兴衰的根本经验教训是什么?南诏德化碑给我们多少历史启示?十月太阳历在世界历法中的地位举世公认，它在彝族先民生产生活及至整个文明进程中起了哪些作用?“夜郎自大”固不可取，诸候国般的夜郎与彝族先民的关系似乎不应忘记……我不是抱残守缺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从来不赞成躺在老祖宗打造的金床上睡大觉、吃老本。但始终坚信，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知其然和所以然，有利于彝族新文学的发展，有利于塑造美好的心灵，有利于优秀道德大厦的构建，有利于彝区各项事业的发展，从而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作出应有的贡献。知古是为了鉴今，食古不化者没有出息，坚持民族的特质，吸收各民族以及外国文化精华的养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定地守望在文学的园地上，施展十八般兵器，三十六计，七十二变，育养出溢满彝香的万紫千红的花朵，才可能无愧祖先，无愧当今，无愧后代。 闭关锁国之害众所周知，彝族文学的繁荣发展需要彝族作家自己写，也应高举双手欢迎其他民族的作家写彝族，邓友梅同志的《凉山月》，高樱同志的《达吉和他的父亲》，公刘、王松、刘绮、杨智勇等同志整理的长诗《阿诗玛》及后来李广田先生当顾问的电影，以至今年中央电视台歌手大奖赛中美声复赛名列榜首的《一窝雀》（至于后来的名落孙山，原因多多，不再赘述）等等，汉族老大哥为彝族文化增光添彩，感慨良多，思绪悠悠，遐想无垠。总而言之，与所有民族的文学一样，彝族文学是彝族人民心灵道路的历史记录，是情感世界的精神家园，是生存和传承的脐带。客观审视，彝族当代文学成绩斐然，但与近千万人口的彝族是否相称，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否适应，恐怕我们还不能拍着胸脯作出肯定的回答。因此，有火的美誉的彝族，不应该忘记鲁迅先生的文学“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高擎“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衷心预祝一年一度火把节即将来临时召开的中国第二届彝族当代文学研讨会，把火把捆得更粗更大，燃得更烈更旺，举得更高更远，辉映现实，烛照未来，彪炳史册。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如果您能找到《爱我中华》那套书应该有详细的介绍，各地区，各民族的介绍都都有，大约31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