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瘟疫论文参考文献

有，一些大型的瘟疫是王莽在位的十几年里，发生了5场打瘟疫；东汉汉献帝时期也频发瘟疫，规模较大。

古代由于医疗水平相对较差，导致面对瘟疫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再加上古代交通通讯手段较为落后，瘟疫爆发之后朝廷也很难迅速组织人力予以施救，从而导致古代瘟疫往往致死率极高，同时传播范围又普遍较小。在古代众多瘟疫之中，尤以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瘟疫最为恐怖，这两次大瘟疫不仅死亡人数极多，而且是压垮东汉和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瘟疫，压垮两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俗话说中国的百姓是最为淳朴的，但凡能够活的下去，他们根本不会生事，而导致百姓活不下去的，除了王朝的腐败和官员的压榨外，瘟疫同样是极为致命的，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规模民变，背后便有着严重的瘟疫影响。

1、东汉末年大瘟疫。翻开东汉末年的史料，天灾人祸简直数不胜数，尤其是汉灵帝在位期间，从其建宁元年（168年）继位到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十余年间天灾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持续不断的天灾之后，仅汉灵帝在位期间便先后爆发了五次瘟疫。

天灾瘟疫肆虐之下，东汉末年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之乱好不容易被平定，结果从建安九年（204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规模更大的瘟疫再度来袭。关于这场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医圣张仲景则在《伤寒杂病论》中悲痛的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瘟疫，不仅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人口锐减四分之三，重灾区中原地区更是十不存一），死于这场瘟疫中的名人同样不少，例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又如偷袭荆州的吕蒙等人。

2、明末大瘟疫。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明朝和蒙古之间的战争，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至于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开始遭受压缩，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而明末旱灾频发，失去食物来源的老鼠开始大量涌入人类聚居区，最终酿成了这次大鼠疫。

事实上，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便开始频繁发生鼠疫，而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爆发的这场鼠疫，规模和危害则更为庞大。这场瘟疫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时，已经席卷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各地，夏燮的《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京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惨状。

有。像东汉末年的瘟疫、明末的瘟疫，这两个瘟疫让无数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东汉瘟疫横行十多年，造成社会动荡，而明末的鼠疫更是如此，无数人丧失生命

根据历史的记载，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瘟疫有700多次。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霍乱、斑疹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病都曾袭击过这片土地。不过古人限于对疾病的认识水平，常把这类瘟疫通称为“疫”或“疫疠”。而出现于东汉末年的瘟疫来势凶猛，为祸剧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三国家时期著名政治家兼诗人曹操曾伤感地写到：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诗中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当时的惨景。东汉末年的大瘟疫，当时人们统称“伤寒”。据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来势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常常会因高热而气喘，最后导致死亡；有些患者身上还出现血斑淤块，望之生畏。

面对可怕瘟疫，绝望的人们只能束手待毙。后世历史学家经统计，公元119年-217年这近100年间，曾发生几十次大瘟疫。而东汉末年这场大瘟疫连绵数十年不断，死亡人数根本无从统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十室九空，十分悲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凋敝。著名诗人曹植《说疫气》称当时的惨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当时著名医家张仲景亲历了这场大瘟疫，他在著《伤寒论》时回忆道：他的家族人口多达200余人，但在不到10年的瘟疫行期间，竟有2/3的人口死去，而死于伤寒的有七成之多。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有一半人的生命被瘟疫无情夺走。

文学上，著名的“建安七子”，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中原地区大瘟疫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死时都很年轻。以至于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说：“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年(公元157年)，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持续的大规模的瘟疫后，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百余年间全国人口锐减了3/4。瘟疫最严重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其人口仅为汉代的1/10。可见瘟疫所带来的损失触目惊心。自然，这其间也与当时战争频繁有关，但显然死于瘟疫的人远在战争之上。

晋代历史学家裴松之曾指出：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晋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洛阳发生的瘟疫也造成人口大量锐减。据《晋书》的记载：“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瘟疫之酷于战争，以见一斑。

东汉末年这场灾难空前的大瘟疫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是改变了人们的信仰。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与死亡，人们的忧惧心理陡然而生。如建安七子中的王桀在《七哀》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就连大英雄曹操也发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两汉时期，人们谈论的主题是经学和政治伦理，但在魏晋时代，人们更关注个人生命存在的意义，所以文学作品中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怆、虚玄的气氛。束手无策的人们转而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

其次是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动乱。公元184年，张角等三兄弟趁民间大疫流行，揭竿而起。他以咒符水为民众疗疾，博得民众拥戴，十余年间，徒众达数十万，这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后37年，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

再次是影响了局部战争的进程。据文献记载，整个三国时期，发生瘟疫次数多达22次。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著名的赤壁之战。曹操统帅的20多万大军，在作战过程中，由于突遭瘟疫，战斗力急剧下降。《三国志》记载：“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假如曹操军队没有瘟疫的影响，三国时期的历史或许会改写。

1、公元196年，据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中记载，外感热病及当时的烈性传染病，被统称为“伤寒”，得了伤寒的人中的三分之二都不治身亡了，可见当时疫情的严重。

2、公元217年，疠气流行，根据曹植《说疫气》的记载，疠气导致很多人的死亡，有的甚至全族覆灭，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惨状。疠气是由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导致，而当时的老百姓却信鬼神之说，可见当时百姓的愚昧无知。

扩展资料：

瘟疫的种类：

1、流感

起源于公元前412年的古希腊时期，是由流行性感冒引起的病，传播范围广，死亡率高。

2、鼠疫

源于中东，传播速度极快，持续时间也很久，历史上有一次著名的鼠疫，也就是被称为“黑死病”的那次。

3、登革热

患有登革热的人会产生关节、肌肉的疼痛，是一种热带传染疾病。它产生的原因是伊蚊传播的病毒进入人体，在20世纪末，我国东南沿海等地也曾有许多人感染此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瘟疫

中国瘟疫史2007-08-07 15:02中国瘟疫史瘟疫，亦称大流行，最常见的是鼠疫，又称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败血症型三种，在人类历史上有过三次跨洲际的传染力。最早在《旧约圣经》中已出现类似鼠疫侵袭亚述军的记载。首次的大流行发生於西元6世纪，疫情持续了五十多年；14世纪欧洲爆发「黑死病」，发病1至3日之内死亡，大约死亡一千七百万至两千八百万条生命，死亡人数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义大利、英国死者半数，据称是由中国商人和蒙古军队传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60年，正值中国清朝后期。其它的疫疾还有痘疹（天花）、大头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编辑] 上古时期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1]。「疠」字可见於《尚书》、《山海经》和《左传》。[编辑] 汉朝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编辑] 三国时期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当时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给吴质的信中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於传染病。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编辑] 魏晋南北朝晋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宁州频岁饥疫，死者以十万计。五芩夷强盛，州兵屡败，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资治通鉴》）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晋书．食货志》）义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谯纵据四川，自称成都王。义熙二年（406年），刘裕派遣刘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义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队势如破竹，到达遂宁郡之黄虎，谯纵请求后秦姚兴出兵，姚兴遂派遣平西将军姚赏等率兵增援，黄虎之战中刘敬宣前进受阻，双方相持六十余日，敬宣部队粮草啖尽，此时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时，士兵十不存一。[编辑] 隋朝开皇十年（590年），首都长安发生疾疫。大业八年（612年），山东、河南大水，不久出现疾疫。山东地区灾情尤惨。[编辑] 唐朝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辛丑岁（762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弃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二千里，春秋以来不书。」（《吊道殣文》）[编辑] 宋朝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灾。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宋史·五行志》）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内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佑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编辑] 辽、金、蒙古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编辑] 元朝至大元年（1308年）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皇庆二年（1313年）冬，京师大疫。（《元史·五行志》）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1344年，中国淮河流域爆发黑死病，河北商人再沿「丝路」将之传到印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同时期蒙古人西征时，将染疫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城中，由此散布病毒至欧洲各处。造成1347年欧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谈》即是以这场瘟疫为故事背景，描写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县和广东南雄路大疫。[编辑] 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将士染病。崇祯十三年，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计》卷六）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编辑] 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宁大疫。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清史稿·灾异志》）俞樾的《曲园笔记》记载，「同治之初，滇中大乱，贼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白骨飞野；通都大邑，悉成丘墟。乱定之后，孓遗之民，稍稍复集，扫除胔骼；经营苫盖。时则又有大疫，疫之将作，其家之鼠，无故自毙，……人不及见，久而腐烂，人闻其臭，鲜不疾者，病皆骤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诸医束手，不能处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乡间，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则其左右十数家即迁移避之，踣於道者无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阖门同尽，比户皆空，小村聚中，绝无人迹……」光绪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发现於香港，后即酿成疫疠。流行於世界。（《中国医学史》，陈邦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区爆发霍乱。死亡超过一万余人。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1910年，伍连德（1879年—1960年）的《伍连德自传》记载「这种病……满州里一带的俄国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拨鼠为之山东移民，患得更多。他们将鼠捕来，剥取其皮，染以颜色，冒充黑貂，售与西方妇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条鼠皮，即往客栈居住，静候顾主之光临。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传染整个客栈，再延至他处。